一个科普工作者的牢骚：说说科普的目标、方式、效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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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普工作者的牢骚：说说科普的目标、方式、效果及其他

作者：方玄昌

（本文根据笔者在“2019年农业转基因科普工作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

刚才有同行说，最近几年主流媒体支持转基因的声音显著增多，反对转基因、传播转基因谣言的内容明显减少，认为这是近几年科普工作卓有成效的反映。在我看来，近年来主流媒体态度的转变与我们所做的科普工作关系很小，更可能是前几年中央高层公开表态后，宣传部门以行政手段引导或控制媒体的结果。

另有同行则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目前微信圈里依然充斥着关于转基因的谣言，老百姓对于转基因依然持担忧和怀疑态度，我们的科普工作似乎一点也没有发挥作用。这显然又太悲观了。期望通过科学家、科普作家的科学普及工作来彻底改变社会大众对于转基因业已形成的偏见，这是不现实的。普罗大众层面，谣言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很长时间内压倒科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也注意到，最近几年又有人在做民众对转基因的态度调查，对比五年前七年前十年前其他机构所做的调查，发现持怀疑、反对态度者在人群中的占比不降反升。这是不是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年咱们科普工作的失败？其实不然。且不去追究这些调查方法的科学性（这决定结果是否真实可靠）和一致性（这决定其结果是否可以对比），即便这些调查结果真实可靠并且可比，转基因反对者群体的扩大也证明不了科普工作是失败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转基因科普工作的成效？要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先讨论清楚科普的目的，以及我们究竟期望通过科普工作改变哪个群体。

毫无疑问，科普的主要目的是传授一定的知识给受众，同时让受众掌握更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个人认为，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就转基因科普来说，让受众学会如何辨析每天接受到的纷繁芜杂的信息的真伪，比让他们掌握具体的专业知识更重要。至于通过改变民众认知而为转基因产业化铺平道路，那最多是副产品。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讨论科普面向的目标群体。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科普工作者还企图去改变那些职业反转人士的认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是徒劳的，他们是永远唤不醒的装睡者；接下来我们企图以有力的事实和证据让作为“中间群体”的公众（包括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和媒体人）觉醒，很快我们发现此路依然不通：在谣言、阴谋论先入为主之后，人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成见，去接受你所提供的更符合常识、更合乎逻辑的事实。

那么我们的科普目标究竟是谁？我总结为：是公众中的求知者和潜在的求知者。我常说两句话，第一句是：愿意接受科普的，常常是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人，无知者往往自信心爆棚，哪有兴趣听你的科学知识。第二句是，要改变大众对于转基因的偏见很难，但要改变“中间群体”中的小部分人对于转基因的偏见却很容易。这“小部分人”，指的就是那些具有求知欲的人，通常也是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谣言和谬论的泛滥。因此，影响这小部分人极其重要，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科普对象。

人本来就不是一种理性的动物，要让自己变得理性，需要接受严酷的思维训练，我们没有权利对大众提出这个要求。老百姓有权利去接受科学和技术带给他的好处，以及拒绝他认为对他没有好处的事物，却没有义务去接受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具体科学知识。

正因如此，我在公开场合下多次强调，政府期望先通过科普工作彻底扭转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然后再推进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这是一种因果倒置的错误——唯有积极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让消费者切身体会到这项技术的可靠性和它带来的好处，才能消除老百姓对它的担忧和怀疑。

至于一些官员担心转基因新产品推出之后老百姓的接受度会不会有问题，我要说，民意并不体现在口头、报刊和网络上，老百姓会用脚、用钱包投票，无论转基因舆论环境多么糟糕，也没有改变转基因大豆油消费量逐年攀升的事实。

接下来我想谈谈科普的方式。最近几年，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戴着奇怪帽子的关于转基因的帖子，诸如“终于有一场有理有据的讲座了”“终于有一篇心平气和的科普文章了”“这才是真正的专家谈科学”之类。先不说其中内容如何，光看标题就让我很不舒服，一方面，这些标题像极了谣言贴；另一方面，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在标题中先否定前人的工作。

细看内容，这些文章或演讲会在开头先抨击一番之前的转基因科普作品 “情绪化”“用词过激”“欠缺沟通技巧”；更有甚者，干脆把今天大众对于转基因的恐惧归因于方舟子等科普先驱者，认为他们“缺乏理性平和的对话态度”、令人反感，进而导致了国人对转基因的误解。

我们当然欢迎更多的人加入科普队伍，但对于这些摆出高人姿态、非要踩着前人上位的作者或演讲者，我只想问一句：既然你的科普如此高明，怎么要等到现在转基因舆论环境有所好转了才冒头，早干嘛去了？

熟悉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与他揭露造假、揭露谣言及与论敌论争时不留情面一针见血的风格不同，他的科普文章一向温文尔雅，包括科普转基因的文章。不仅是方舟子，黄大昉、饶毅、严建兵、罗云波、林敏、杨晓光、土摩托等早期参与转基因科普的科学家和媒体人，面对普通受众，哪一个不是谦和有礼文质彬彬？即便是脾气不太好的我本人，面对崔永元的荒唐言论，一开始也是企图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说服他，何曾缺乏过耐心？

认为较早做转基因科普的人“缺乏理性平和的对话态度”，或许是因为这些“高人”不屑于阅读我们的文章，仅凭反转人士泼给我们的污水就认定我们“过激”。他们显然不了解，反转阵营攻击我方，依据的正是我方言论的杀伤力而不是态度，对某人攻击越凶，越说明此人的科普有效、有影响力。正因如此，即便是从不与人争吵、德高望重的黄大昉先生，也被他们打成了“汉奸”。

如土摩托所言，转基因科学传播是一场战斗。面对被谣言误导的普通大众，我们耐心解说；面对拿钱办事故意造谣的职业反转人士，我们必须无情揭露。从传播效果上看，在争端发生后的风口浪尖，直击对手命门的“鹰派”科普往往胜过慢条斯理的“鸽派”文章。对于被谣言蛊惑的受众来说，我们从气势上压倒对手有时可以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静态科普讲道理，遭遇谣言先打脸”早已成为一线科普工作者的惯常做法，不需要那些后辈“高人”来指点江山。

最后，我说说十三五规划中转基因产业化不能完成既定目标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有同仁概括了它会对科学家、对企业以及对农民造成伤害，我想补充一点，它还会带来舆论风险——不仅是科学家会对政府主管部门表示不满，反转人士也可以借此大做文章。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迟滞，正在抵消科普工作者所做的努力，在消磨科研工作者的雄心和意志，在耗干种业企业的研发资金和希望，也在继续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来源：基因农业网）

(XYS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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