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兔的 5 年，变化以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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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五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世界的改变。

五年前，#MeToo 这个标签在全世界掀起了波澜。

针对好莱坞大亨制片人哈维温斯坦性骚扰和性侵指控的消息爆发后。随之而来的是，无数人说出了她们遭到受性暴力的故事——各种性骚扰的指责涉及的主角从前总统乔治·H·W·布什到演员凯文·史派西等知名人士。

活动家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

尽管实际上MeToo运动是由活动家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几年前发起的，但在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的推文的推动下，话题标签的迅速崛起迫使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直面已经根深蒂固的性暴力文化和制度。

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

波士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研究人际创伤的教授詹妮弗 M.戈麦斯说，如今关于性暴力、性别歧视和权力的讨论已成为主流。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讨论通常主要存在于活动家圈子和学术界。“我认为，总体主流意识比五年前要强得多，也与之前大不相同了，”戈麦斯说。“而且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Me Too 运动。”

** #MeToo 改变社会的历史轨迹回顾和展望**

运动是如何成功的？

戈麦斯说，人们可以更公开地谈论性暴力和性侵这一改变意义重大——与过去几十年相去甚远。以歌手 R. Kelly 为例，在 1990 年代，他对黑人少女的性侵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直到#MeToo 之后，他才被定罪。

R. Kelly b被判入狱

戈麦斯说，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人们意识到了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问题，但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白人妇女和一些男孩身上。因此，反对性暴力的运动只触及那些特定的人群。而#MeToo 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跨种族和性别的联盟——它承认非白人、非顺性别或非异性恋女性必须同时面对的制度压迫，如种族主义、恐跨恐惧症、恐同症，能力主义或阶级主义。“我们看到的部分积极因素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性暴力与系统的联系。” “这不仅仅是针对白人女性的性别歧视。”

运动甚至带来了政策上的改变——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工作场所性行为不端法的彻底改革，最初是在#MeToo 兴起期间引入的。《Credible: Why We Doubt Accusers and Protect Abusers》一书的作者黛博拉·图尔克海默说，五年后，围绕性暴力、权力及其与其他压迫制度的联系的讨论仍在进行。她说，这些讨论不仅比#MeToo 开始病毒式传播之前更广泛，而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图尔克海默，“比较惊人的是，这些讨论比#MeToo 之前反映了性暴力现实的更多侧面。因为有很多幸存者挺身而出，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认为，对于受害者是什么样子、施虐者式什么样子以及其中的一些动态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库莫宣布辞职

图尔克海默以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为例。尽管库莫否认有任何性骚扰行为，但纽约州总检察长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他曾对 11 名女性进行性骚扰。调查结果公布一周后，库默辞职。“如你所见，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权势的人能够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保护自己），但（现在）你能开始看到，一些保护失效了。”

不过即使是在美国，#MeToo运动中也有一部分弱势群体被抛在了后面。

戈麦斯说，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把边缘化的人抛在了身后，他注意到运动是如何迅速与白人名人联系起来的，而不是真正发起它的黑人女性活动家。对于有色人种女性、跨性别女性、贫穷或工薪阶层女性、从事性交易或与成瘾作斗争的人#MeToo 带来的变化最少。

“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人最不可能得到照顾和关注，”图尔克海默说。** “这些人的故事最不可能被讲述，也最不可能得到回应。”**例子无处不在。例如，对于受 R. Kelly 伤害的年轻黑人女孩来说，正义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这些只是我们所知道的指控。图尔克海默，弱势和边缘化的工人——比如侍应生或保姆，很容易受到骚扰和性侵犯。但是由于他们知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沉默是最好的选择。

#MeToo带来的美国法律上的改变

#MeToo 运动确实为职场女性提供了有意义的改革。近年来，美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与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相关的立法。乔治城大学和俄勒冈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律师团队在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收集了 3,000 多项州和联邦法案，其中一些已成为法律。

虽然推出了一项主要立法：2021 年结束性侵犯和性骚扰法案，#MeToo 在联邦层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相比之下，州立法机构一直是活动的温床，在线对话、工人罢工、历史性的罢工和其他类型的宣传迫使立法者采取行动。

2017 年至 2021 年间，各州提出了 2,324 项与#MeToo 相关的法案，并通过了 286 项。在 2017 年底和 2018 年初，许多法律专门针对性骚扰，包括反骚扰培训、保密协议和对政府官员的问责等主题。

2016-2021 年出台（Introduced）和通过(Passed)的法案数量

资料来源：性别平等立法数据库。图表：Angelica Sanchez Diaz

到 2019 年，#MeToo带来的法律改革解决了更广泛的妇女权利问题，比如薪酬平等。其他热点妇女权利主题还包括家庭、病假和产假，以及针对酒店、餐饮服务和家政工作等弱势行业女性的职业特定保护。具体的例子包括要求酒店员工紧急按钮的法案和家庭工人的权利法案。

不同主题的妇女权利问题通过的法案数量

（主题从左到右分别为：反性骚扰行动、反歧视法律、女性赋权、政府公务员与契约、休假、职业、其他、薪酬平等）

资料来源：性别平等立法数据库。图表：Angelica Sanchez Diaz

“瑞士奶酪式”性骚扰干预方式

性骚扰和其他系统性问题一样，需要采取多层次的方法，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进展。为了减少新冠病毒传播，人们经常使用“瑞士奶酪”的类比——结合疫苗、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多种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它也同样适用于阻止工作场所性骚扰等问题。

“瑞士奶酪式”性骚扰干预方式示意

任何单一的干预措施——比如改善雇主培训或政策——都无法阻止所有的骚扰。但多种干预措施可以产生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当它们减少使骚扰更有可能发生的性别权力动态时。

虽然在英国和瑞典等国家，这项运动在 2017 年找到了沃土，但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其他国家，#MeToo 取得了一些势头，但未能从根本上引发同样的剧变。

国际知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和理论家辛西娅·恩洛（现为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研究教授）告诉 Euronews Culture。“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是最难打破的，要真正让人们意识到这不是美国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对工作中发生的事情保持谨慎。”

令人惊讶的是，该运动在德国几乎没有形成，而在东欧则几乎完全没有。根据恩洛的说法，这是因为东欧国家与西欧有着不同的历史，东欧因苏联时代对女权主义的扭曲而受到损害。

法国：骚扰与诱惑的界限问题给运动带来阻力

2017 年，#MeToo 在法国演变为#BalanceTonPorc（可以翻译成更加激进的“out your pig”）。虽然这个标签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一些关注，但对”法国诱惑的秘密“这一让全世界法国人感到压力的陈词滥调的维护，带来了反对#MeToo 的声音。虽然自 2017 年以来，法国已成为一个更加重视性骚扰问题的国家，但女性基金会认为，支持法国社会已经发生的意识变化的政治行动依然缺乏。

妇女权利活动人士抗议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在2020年任命被控强奸的杰拉尔德·达曼宁。弗朗索瓦森/美联社

据该组织称，自 2017 年以来，法国报告的性暴力事件增加了 82%，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施暴者受到起诉。在法国，每年估计有 94,000 人成为性暴力或性暴力未遂的受害者，但自 2020 年以来，只有 732 人被判犯有暴力罪行。还有其他更具象征性的受挫事件：法国电影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2017 年被指控强奸，去年该指控被撤销。

西班牙：运动推动了“only yes means yes”性同意法

在西班牙，#MeToo 出现了两个变体：#YoTambien——MeToo的直译；#Cuéntalo——直接邀请女性谈论她们所遭受的骚扰和暴力。

2016 年，五名男子在潘普洛纳轮奸一名年轻女子，该案件在2018年作出判决，法院最终未能对这五名男子定罪，史称臭名昭著的“La Manada”或“Wolf pack”审判作。此案后，#MeToo女权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真正兴起。

人们举着牌子，抗议2018年潘普洛纳的性侵判决。上面写着:“这不是虐待，这是强奸”和“够了父权正义”。美联社

由于西班牙刑法中没有对强奸进行法律定义，因此这五名男子被判犯有较轻的“性虐待”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法院发现，这五名男子并没有使用暴力胁迫这名妇女，因为她没有反抗，但这本身显然就是一种侵犯。

这一有争议的判决在西班牙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并导致法院在一年后改变了判决，同时还将案犯的刑期从每人 9 年增加到 15 年。更重要的是，此案导致西班牙法律发生了永久性的重大变化。今年，西班牙国会通过了“only yes means yes”的性同意法，该法规定不能默认或仅通过沉默假定性同意。

意大利：还没有人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尽管作家朱利亚·布拉西（Giulia Blasi ）在 2017 年发起了#Quellavoltache“那个时候”，要求女性说出她们的性骚扰故事，并谈论她们在报道此类案件时不被相信的经历，但意大利记者詹妮弗·格拉（Jennifer Guerra）告诉 Euronews ，“#MeToo 从未真正到达意大利”。“除了福斯托·布里齐（Fausto Brizzi）性侵指控，以及戏剧界的一些进展外，意大利还没有人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她说。

2019年，在维罗纳，一名妇女在游行中高喊，抗议世界家庭大会，提倡传统的单亲家庭。安东尼奥Calanni /美联社

格拉认为，“性别暴力是一种无国界现象”，不可能没有一个意大利名人被发现犯有重大性暴力或性骚扰行为。格拉宁认为，是意大利媒体对这一运动充满敌意。

”当涉及名人或有影响力的人的案件出现时，我们看到了试图抹黑那些报告自己是暴力或骚扰受害者的人的一个真正的诽谤运动。”“著名的、受人尊敬的记者们毫不顾忌地称那些谴责性暴力的人撒谎成性或博人眼球，总是把被指控者的名誉放在首位。”

但格拉认为，自从#MeToo 爆发以来，意大利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年轻女性中。“我们对不受欢迎和骚扰行为的容忍度较低，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识别它们，并且我们有一种新的语言来定义它们，”她说。** “可悲的是，公众意识的这种增长并没有得到媒体、知识分子和政治阶层的充分回应。”**

在两年前，在亚洲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像“我也是”这样平凡的短语会成为这十年来女性的标志性战斗口号。这句话重新焕发出的深度、紧迫性和活力，让该地区的众多女性敢于挑战性侵的沉默和耻辱，并要求改变。虽然该运动在亚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政治压制和父权制对其发展也构成了挑战。围绕性骚扰和性侵定义的模糊性进一步复杂化了#MeToo运动的前景。

新加坡：偷窥狂事件将运动推向顶峰

新加坡的#MeToo 时刻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莫妮卡·贝(monica bayey)案的余波中达到了高潮，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在网上猛烈抨击偷窥狂，认为大学和警方对他们做了宽大处理。近七成(69%)的人认为她公开这一事件是正确的。

YouKownANot调查结果

早在贝的事件之前，#MeToo就已经在新加坡留下了印记。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性别平等倡导组织“女性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发现，#MeToo运动在美国兴起后，报告的案例增加了79%。随着运动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案例数量从一直在增加。“#MeToo鼓励幸存者站出来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AWARE的案例经理林秀轩(音)说。

这起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偷窥案件是“迄今为止在这个国家“#MeToo”运动中最清晰、最能引起共鸣的例子”。贝的爆料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还推动了重大的制度变革。**今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性侵犯的纪律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加大了对犯罪者的惩罚力度，为受害者提供了更好的支持。**南洋理工大学等大学也纷纷效仿。

除了贝，像AWARE这样的组织也领导了新加坡反性侵的斗争。他们在2014年成立了性侵犯护理中心后，去年11月发起了“零目标”运动，通过讲习班向雇主、教育工作者和父母提供建议，帮助他们营造一个远离性虐待的安全环境。林表示，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对所有空间的性暴力零容忍的社会”。

韩国：检察官爆料引发广泛共鸣

韩国是#MeToo 引起公众共鸣的首批亚洲国家之一。它始于检察官徐智贤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指控她的前老板反复摸她。这位表现出色的检察官几个月前曾提出内部申诉，但随后被降级到首尔郊外的一个偏远办公室执行从属任务。

当她得知好莱坞的#MeToo 运动时，她对自己经历的普遍性感到惊讶，并受到受害者坚韧不拔精神的鼓舞。1月29日，徐在韩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透露了她在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和不公平待遇。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这位最初将自己所受的虐待归咎于“自己的错”的检察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告诉韩国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这不是他们的错”。

徐智贤接受电视采访

徐智贤的爆料在一个长期容忍性犯罪的社会中引起了共鸣。她对这种文化的公开谴责动员韩国妇女在共同的创伤中寻求团结，并要求改革。他们的决心在去年的妇女节庆祝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首尔街头，举着#MeToo 的标语牌进行激烈的女权主义抗议。

韩国女性街头抗议

有权势的人——首席执行官、政治家、教师、作家、演员等等——已经在一波又一波的指控中下台。韩国政府还率先进行了法律改革。**根据 Lexology 的说法，139 项关于性虐待的法案已提交议会，并对现行法律进行了修订。**现在韩国的法律规定，雇主至少每年要提供一次预防性骚扰培训。法律对进一步要求保护性犯罪的受害者和证人，并要求雇主调查所有有关性问题的投诉。

中国：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的勇敢揭露点燃运动之火

与韩国一样，中国的#MeToo 也因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的勇敢揭露而被点燃。2018年，前北航博士生罗西西在微博上指责她的教授陈小武试图强奸她。罗进一步鼓励其他人使用#MeToo标签来表达他们的故事。她的在线声明一天浏览量超过 300 万次，引发了中国的#MeToo 运动。

CGTN报道

此后，至少有十几位教授卷入了性骚扰指控。#MeToo 也增强了女性在工作场所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许多人向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媒体的知名人士提出投诉。最臭名昭著的案件是对热门国家电视台主持人朱军的猥亵指控。通过微博提出指控的弦子成为中国#MeToo运动中第一个在法庭上面对被指控罪犯的人之一。该案标志着性骚扰概念仍然模糊的国家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据报道，几乎四分之三的大学生和毕业生在其一生中受到过性暴力。

#MeToo 进一步促成了立法改革的承诺。去年 8 月 27 日，人大宣布了纠正缺乏具体法律禁止性犯罪的计划。除了为受害者寻求正义提供正式途径外，这些变化还将要求雇主预防、制止和处理有关性犯罪的投诉。

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

虽然#MeToo 让许多亚洲女性在追求保护和平等权利方面更加大胆，但在一个深陷父权制的大陆上，挑战仍然非常大。部分国家非常不赞成激进主义，因此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运动。部分国家更注重表面稳定而不在意与其心怀不满的公民进行实际对话，在这样的系统下，#MeToo 很难获得像美国那样的关注、支持和影响。

当然，仅靠言论自由还不足以让运动取得应有的成功。**对性侵犯的传统态度构成了最为顽固的障碍。**林认为，在新加坡，根深蒂固的偏见（从围绕性暴力的沉默和羞耻文化到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和指责受害者的态度）是#MeToo 进展的“主要障碍”。“当幸存者受到朋友、家人和官员的评判时，他们可能会因谈论他们的经历而再次受到创伤，”林解释道。对评判和怀疑的恐惧如此让人虚弱，以至于只有三分之一的强奸受害者向警方报告了他们的经历。

**而这揭示了亚洲一个更大的问题——父权制，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此种制度的思考方式，会对女性权利迅速地产生怀疑。**在韩国，包括#MeToo在内的女权运动都遭到了男性的抵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例如，获奖的说唱歌手San E在他的歌曲《Feminist》中猛烈抨击了他所认为的女性的虚伪。这位说唱歌手抛出了诸如“嘿，如果你这么想要这些权利，你为什么不去参军?”和“哦，女孩不需要王子/那我们结婚时付房子一半的钱。”在父权制对女性的假设(她们是弱者，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的基础上，San的煽动性言论完全忽视了像徐这样的韩国女性所面临的所有真正的困境，使她们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成为空谈。

#MeToo运动也面临来自内部的挑战：**运动的迅猛发展几乎没有给参与者留下时间来就什么是性侵犯达成一致。**早在2017年11月，香港意见领袖曹志杰(Chip Tsao)就在Facebook上指责自己的幼儿园女老师，因为她曾未经同意摸自己的脸。曹的评论引发了超过11000人的反应。虽然许多人谴责他的讽刺幽默，但也有人附和他的观点，哀叹在对不可接受的性行为缺乏全面定义的情况下，#MeToo会变成一场失控的运动。

为了进一步取得成功，活动人士必须想方设法，绕过#MeToo运动在当地背景下的限制。也许稍作停顿和思考也会起作用，因为这场运动需要为它的战斗划定界限，以免它退化为一场两极分化多于团结的战斗。

（来源：Politico、Newstatesman、Euronews Culture、BlackBox；翻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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