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笔记十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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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中学接入屏幕的文章昨天就看了，想发言但忍住了。今天下午吵了一架，又转而看到有人说批评的人是“何不食肉糜”（不得不说中国互联网上帽子设计得真精致，且成本低廉，果然一片文明古国的气象）。略整理一些看法，罗列如下：

1. 中国基层教育的萧条和溃败，是几十年变革逻辑的必然结果。在“优势互补、各取所需”的原则下，每一层地方社会都向上一级献出自己的人口和资源。每一级的中心地带都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一样，最终抽干基层社会维系自我延续的活力。所以，教育的颓败只是社会的一个症状。这个病根本身不去除，教育也就无从改善。

2. 后续已经有很多相关信息披露，让人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期望通过对少数学生强化训练的方式来实现短期内升学数字提升的政绩工程。这期间有没有跟课老师得到提升？当然有。不过这恐怕不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否则的话，完全可以组织地方教师远程观看七中教师的集体备课，甚至双方实现更为有效的实时互动，查缺补漏。一个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产生有益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本身是完备的。

3. 有人说，禄劝的学生连个好老师都没有，现在好不容易能看网课，你还瞎BB？（again，“何不食肉糜”）如果网课是在本就破败不堪的基层教育中进行二次隔离，是造就校中校，那这种虚拟“好老师”的普及有多大意义呢？当然你也可以说“能救一个是一个”，你也可以描写这些冲出去的孩子人生有如何可歌可泣。相应地，我们不妨去采访、深描几个被淘汰者的故事，一定能找到凄惨、一定能找到压抑。如果制度性的讨论变成比惨比酷，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4. “教育是人与人的互动”，怎么就成了“肉糜”？难道这不是教育的常识吗？抛开德育不谈，即使从单纯的智育的角度，难道教育不需要互动吗？七中网课在实施的过程中，本地中学的老师扮演了助教的角色，这不是互动吗？难道就因为身处基层中学，就应该假定教育是人-信息的直接连线和填鸭？好像有些人对“人与人”这事儿特别看重，好像只有Good Will Hunting才是“人与人”，正常的授课、辅导、监督都算不上。咱们到底谁在“食肉糜”？

5. 我本人认为，在人口基数与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前提下，应试教育并不是很差的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毛坦厂中学都有存在的必要性。我自己做教育，明白在关乎切身利益的纵身一跃和润物无声的春风化雨之间，前者永远有相当程度的紧迫性，我自己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这个紧迫性。但是正如我今天在回复中提到的：正因为应试教育有章可循，所以培养“能考试”的“好老师”对基层教育而言并非遥不可及。我是山东考生，在我中小学教育阶段，常可以听到一所不错的学校几年间就升学率下滑，同样，也见证过一些学校短时间内改头换面。这些学校的师资、生源，短时间内都没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换了校长”。说句让人无奈的话：有时候，一个真正关注应试教育的领导者，完全可以不靠虚头巴脑的东西就能弄出一所（应试意义上的）好学校。

6. 有人可能会说，那照这个说法，基础教育搞不好是因为没有“好校长”了？如果这个“校长”指代的是广义的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那么这个归因大概并没有很离谱。对当代国人而言，“教育”这件事儿我们真的没有多懂。不独基层中小学如此，大学又能好到哪儿去？在教育的行当里陷得愈深，愈发觉得我们近四十年来在教育观念上的改善微乎其微（当然城市中产可能稍好一些），甚至略有倒退。一些本身掌握教育资源的人，聊起教育理念都粗鄙不堪。坏老师、坏学生都不是天然坏，更不是必然坏。有的时候，哪怕老老实实抓好“应试教育”这一件事儿，也会有些立竿见影的效果。提升教育质量难，是一种看不到什么起色的“难”；让学生在好好考试出人头地也难，但跟前一种难比起来，或许还算有解决之道。

7. 回到事件本身。当代的每一项技术，其背后都裹挟着巨大的利益甚至是权力考量。因此对技术的讨论，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做到中性化。我所任教的学校里，很多同学爱看麻省理工著名数学教授吉尔伯特讲的微积分。我在课上问他们：如果学校让你们都看吉尔伯特然后考试，你们愿不愿意？“当然！”但我反过头来问他们，你们觉得吉尔伯特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一定也从助教、副教授、教授一路走过来，也不是第一天就讲的这么好。如果我们全部依赖吉尔伯特，我们学校自己的吉尔伯特从哪儿来呢？这个逻辑看似有些极致？老师和学生一同学习不是挺好的吗？难道老师就不会进步吗？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站在讲台上的权力和机会。购买网课的成本，随着其技术和市场的完善会不断下降，终有一天会低于养活一个老师的成本（这是一个活人，会衍生出无穷的麻烦）。那么作为学校的主事者而言，他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后者呢？当然你也可以说，网课现在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我在这个逻辑里看到了一种难以逆转的力量，管理者总是趋向于降低成本，和优质网课比起来，自己手下的这些土鳖老师的劣势实在是太明显了。我们如何说服他费力不讨好地培养自己的师资呢？我不愿意用“潘多拉的盒子”这种烂俗的比喻，也不愿意给技术先入为地扣帽子。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技术的引进会产生连带的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深嵌在一些具体的利益格局之中。正因为干的就是教育这一行，所以我更期待有一个完善而持久的生态。

8. 这件事说到底，关乎一个在价值观上可能永远无法彼此说服的问题：究竟自主性这件事对当事主体而言是不是必要的？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些理想主义（“何不食肉糜”）。我认为，任何一个个体或组织，都必须要尽可能地拥有自主能动性。用一个台湾的讲法就是“永续发展的能力”。当它弱小、落后的时候，当然需要引入外部资源辅助，但它同时应该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为了实现自己现实能力的提升（抱歉，我居然用这么neoliberalism的口吻谈论事情）。如前所述，我觉得，即使承认现状的不堪，即使承认应试的残酷，也没有必要认定基层就完全没有改善的可能。我当然没有愚蠢到因为一块屏幕“入侵”教室就呼天抢地，我关心的是，这项举措背后的理念原则和潜台词是什么。

9. 我承认，我对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出于一个固有的“偏见”。也许是因为身处深圳这样一个以人人争先、处处上进作为座右铭，以“点儿背不能怪社会”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城市所产生的疲倦感，也许是我本人在教育理念上的偏执，我习惯性地追问那些没有被网课优质资源覆盖到的孩子们去了哪里。我读了一些后续报道，知道这个举措的实施是以严格的校内区隔作为保证。这一点本身就让我恶心。如果你们非要说这是资源匮乏状态下的权宜之策，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最起码的意识，记住它只是“权宜之策”，而不是急于歌颂它能给多少农村孩子带去翻身的机会？去年春天的电影课上，我让同学们看了《十三棵泡桐》，我问他们，“你们从小到大的经历中，一定有这样的同学去了这样的学校。你们现在还跟他们有联系吗？还记得他们的故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应该有一点基本的意识，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竞争的得益者，就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谦卑和自省。”

10. 似乎没太有人注意文章中禄劝的孩子们在凝视成都七中的同龄人的生活时内心微妙的落差。我真的想问一下，在成都七中这样明星学校的成功经验中，单纯意义上老师们的知识、讲解、应试方法能占有多大权重？我们是不是真地觉得七中的成功经验就是“好老师”带着“好学生”创造出来的？（虽然我承认七中的老师和同学确实是全国出类拔萃的，我自己就教过七中的毕业生）当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地区/阶层差距所构筑的基底之上欢呼“先进者”为“后进者”所喷涂的蜃景的时候，究竟是我们太天真还是我们太健忘？究竟是我们谁在置现实于不顾，“何不食肉糜”？

11.（扯远一点儿）齐泽克有一个很耸人听闻的观点，“要思考，不要行动”。他说很多西方人动辄就“有孩子在饿死你怎么还在反思？”“那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啊……”“他们在流血啊……”，以此来搁置反思的必要性。殊不知很多困境就是一代又一代看似悲悯实则昏庸，看似颠覆实则与权力共谋的行为累加起来的。“救人要紧”有着巨大的道义上的能量，但也有可能在智识上是一种可鄙的逃避。

12. 我从小就想做教师，大学开始明白教师这件事儿背后还有一个“教育”，不是单纯上上课改改作业。目前也谈不上是一个好教师，且已经在大学体系里求生艰难一直想往中学逃。但我的执念还是在“教育”这件事儿本身所牵连的观念和思路，越是在现实中泄气，越是想在口舌上争辩一下，哪怕被说成是“何不食肉糜”。今年春，王敖老师他们在推动米兔行动的时候，有一段自述我很受触动。他的大意是，身为70一代，周边人的孩子们在逐渐进入大学，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人渣盘踞高校，就觉得有责任做些什么。我觉得一代人自觉承担起对下一代人的责任义务，让后来者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是一种使命。我们曾经是某些落后观念和鸡贼骗术的牺牲品，无论这些东西换了多么好的皮相，都应该站出来戳破它。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出洋相要担风险，但值得。我，一个“何不食肉糜”者，乐见网课技术真的能推动中国基础教育本质的提升。到那一天，我哪怕被打得满脸指痕也觉得挺幸福的。但只要那一天还没到来，我就有权利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一点儿我自己的浅薄见解。

13. 成都七中真的是个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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