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捉一个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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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防疫检查点（图源：搜狐）

前些天，圈群里流传这么一条消息：上海出城的高速公路口，防疫人员都用上了生命探测仪，防止货车里藏有从上海逃出来的人。

这已被迅速辟谣，但问题真正的关键并不在此，因为谣言的信息或许为假，但它背后的社会心理却是真实的。事实上，很多人在转发的时候也未必信以为真，而更多的是当作一个笑中带泪的段子：上海人已经俨然成了通缉犯。

4月11日起，随着上海划定第一批风险等级不同的“三区”名单，网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传言：防范区居民可以离开上海，许多被憋坏了的上海人都想要逃离这座城市，正在抢购前往周边城市的车票，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邻近的苏州。

这其实也是个谣言，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苏州各小区群里居然发起了“24块5保平安活动”，倡议买光上海去苏州的高铁票，让上海人无票可买，以此阻止上海人坐高铁前往苏州。

觉得好笑吗？这已经算得很文明了。在本轮上海疫情初期的3月12日，无锡高新区就已出台措施，公开鼓励举报疫情防控线索，只要被举报人事后确诊为阳性，还追加奖励1万元。

当然，无锡好歹没有指名道姓是上海人，何况当时整个上海都没有高风险地区，连中风险地区都寥寥无几，如果严格界定，那上海人到无锡至少还不用担心被活捉——如果被确诊阳性，另当别论。

有些地方可就直率多了。和无锡同一天，南通高新区发布通告，公开鼓励举报“上海等中高风险地区来人线索”，不过奖金少得多，只有200元。

苏北的涟水县更为凶猛，4月3日发布有奖举报通告，都不提“中高风险”字样了，凡外地来客没有报备行程信息的，上海来的每个悬赏2000元，苏州来的每个奖励500元，其他市外地区的就只值200元。

这一通告在公众号“江苏城市论坛”发布后，底下不少留言抗议：“凭什么我们苏州人比上海人便宜那么多？”“其实只是昆山，不要牵连整个苏州。”不知道为什么，这条通告没几天又删了。

不过，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创举，去年7月31日，正当德尔塔毒株疫情在南京、扬州爆出之际，与这两地近在咫尺的江苏宝应县就发布过奖励通告，“凡有南京、扬州及国内其他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居留史”又未报备的，一律是举报对象，每条线索50元，如能有效阻止重大风险或者有效消除重大隐患发生的，追加至1000元。

这奖励的金额看来和地方财政也关系不大，有些看起来是穷地方的，倒是也很慷慨。今年2月19日，湖南江华县（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决定对提供和举报香港偷渡入江华人员线索每条奖励1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它所针对的不仅是外来的感染嫌疑人，其范围涉及“香港偷渡入江华人员、组织者、参与者、匿藏者及非法入境人员的接收者”，可谓一网打尽。

当然，大部分地方不至于这样悬赏捉拿，但对外来人员也都警惕倍增。本月6日，中建二局几百名工人受政府派遣驰援上海搭建方舱，但当他们三天后完成任务包大巴返回南京时，没有一个区同意接收，安徽也拒绝入境，只有湖北主动提出可以接纳（或许是因为两年前湖北的特殊经历），但大巴无法直接越境进入湖北。最后还是合肥接纳了，次日在落地检测中确认2例阳性。

很多基层执行者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按说防疫针对的是病毒，只要外地来客依法依规，也有48小时核酸证明，就应当接收，但他们接收到的指令其实意味着最好不接收任何外地来客，那些中高风险来的更是重点嫌疑。正因此，网上有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劝说超过48小时，直到对方的核酸证明失效。

当疫情全面扩散之后，追溯源头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像上海和吉林的疫情，只能模糊地知道是“境外”输入的，但好像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是0号病人，因为奥密克戎传播太快，最初的病例可能早已转阴，已经无法追溯了，就算搞清楚了，对流调、隔离等防疫措施也已没什么用处了。像“西班牙大流感”这样据估计曾杀死上亿人的超级传染病，都过去一百年了，至今甚至连起源于哪个国家都搞不清楚。

上海杨浦近期的阳性病例

然而，稍稍留意下就会发现，现在各地“外防输入”的防控逻辑，带有一种“病毒来源”的神话：相信本地是一片净土，因而各地只要一查出来阳性，头几个是外地来的，就全说是外部输入。

并非只有中国人才这样，倒可以说，这近乎人类的本能。英国人类学家James Frazer在其名著《金枝》中说：“人们还相信：一个人在外乡旅行归来，可能从陌生人那里沾染上某些邪魔。因此回到故乡，与亲友重聚之前，需要履行一定的祓禊仪式。”

《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 著，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也发现，早先的欧洲人眼里，瘟疫都有“外国来源”，而怀疑的对象通常就是邻国：

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

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

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随便到网上看看就会发现，很多国人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定势，由此还催生出一种阴谋论，相信上海外溢的疫情“不是偶然的”，暗示是有什么黑手推动的。

所谓“千里投毒”，也是这种心理激发出来的：对外来病毒的极大恐惧，激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外部想象，对那些据说是源头地区的嫌恶被迅速激活——比如上海一夜之间就从“优等生”回到了“买办城市”。

我有一种感觉：在疫情的紧急状况之下，各国各地的本能反应都被激发了出来，像东亚社会的普遍反应就更倾向闭关锁国，而在我们国内，很多城市的反应就像是一个封闭的村庄——在西班牙内战时，很多偏远的村庄得知外部陷入混乱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切断所有对外通道，严格盘查所有陌生人。

几年前，Sonia Shah就在《流行病的故事》中预先警告过：“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与战争和灾难性风暴的机制不同，它不会建构信任，促进合作式的防御。相反，由于新病原体可能带来的特殊心理体验，它们更可能在人类之间引起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损坏人体的同时，必然也会摧毁人与人的社会联结。”这正是我们当下目睹的社会现实。

但是，当下各地不是都在驰援上海吗？看似吊诡的一点是：这种帮助与不信任并不矛盾，而如果不消除原有的提防、猜忌，有时帮助甚至还反过来加剧了不信任。

别看江苏这次有不少地方严密提防上海来客，它也是这次各省驰援上海力度最大的，截止4月6日，全国共3.8万名医护人员奔赴上海，其中仅江苏就出动了1.3万人，超过三分之一。以至于有一个段子说，本来上面只要求各地出1000人，但一向“散装”的江苏十三市以为每个城市都要出这么多，于是就来了1万3。

热情帮助和小心提防，这本来就不矛盾，与此同时，也不乏有江苏人抱怨，出那么多力没有得到回报：“苏北支援了上海大量蔬菜，江苏向上海支援了大量医护。到目前为止，上海媒体尚无任何公开感谢，主要还是都抱怨医护迟到。”

这种“上海受到格外优待”的印象本身就破坏了互信与共情。江苏宜兴为接收隔离的上海感染者准备了伴手礼，有人拍照到网上，嘲讽：“上海人这是来吃喜酒吗？”有人因此说，两年前可以喊出“我们都是湖北人”，但现在喊不出口，因为觉得自己没资格说“我们都是上海人”。

在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中，加上各地层层加码，结果就是如此。当然，上海也不乏有人恐惧身边的阳性病例，但上海此前也有多次外省输入（如迪士尼那回就是浙江来客），市民却并未痛骂“外地人千里投毒”，因为不影响正常生活。即便是本轮疫情吃了这么大苦头，但好像也没什么上海人把这归罪于香港人。

我知道，这么说，恐怕也难免有人觉得这是在为上海洗白，又或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不知感恩，反倒盯着别人家不好的地方使劲说；但我想说的是：隔绝、怀疑和恐惧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全感并回归正常生活，如今是时候正视这一点了。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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