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切都被管理，问题就解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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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前一段时间，“网课爆破群”将网暴话题再次带回，更因为一位老师殒命的事件，让大家对网暴的反感达到最高峰，纷纷要求“严惩”。

最近与此相关的惩处和预防手段开始频繁释放，但方向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主方向是打击水军和黑公关，再加速加强直播短视频内容审核，评论先审后发，加强权威信息披露等。而在保护当事人方面，建立“一键防护”等功能。但其实大多网暴并不依赖与原帐号的互动，在原帐号之外的公共环境中发起，同样可以极大地损害一个人的名誉，造成严重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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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纯粹的被网暴者隔绝，以及一系列网络言论和帐号控制的手段，是我们想象的反网暴的“严惩”吗？这是遏制网暴，还是让本已经紧绷的约束之网，又进一步加强了力度？“呼唤严惩”或许是一个悖论式的公共现象，我们一面抱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过度侵入管束，但一遇到问题，我们又大喊“严管严惩”。这难道不矛盾吗？

你也许会说，呼吁“严管严惩”的，是那些坏事，是该管而又没有管理到的；而抱怨生活空间的闭塞，则是那些不该管而管得太多的，是要该管的管，该放的放，这两个诉求并不矛盾。但每次我们面对这样的命题，都该意识到，这个命题的绝对正确，即“该管的管，该放的放”，仅仅停留在语义上，是语法赋予了这个问题正确性。

什么该管，什么不该？什么能管，什么不能？我们可以试着从网暴这个例子重新考虑惩罚、责任、社会参与的关联。

01.

什么是网暴？

什么网暴该管，什么网暴不该管，或者换个问题，什么算“网暴”，什么又不算，是个复杂的问题。

与热暴力不同，刑法几乎限制所有陌生人间的暴力，即便是一个人抓住一个小偷，把他打得半死，同样算作“故意伤害罪”。在危害实际人身安全的暴力上，没有任何私刑的空间。

但言论领域则完全不同，按理说，骂好人才算网暴，骂坏人算网暴吗？顶多算坏人咎由自取吧，在我们的舆论场经常出现对于个人、企业、组织、甚至族群的批判风暴。我们是否可以像实际暴力一样，全部判作网暴，予以取消？不论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件，都不可以形成大规模的批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再说了，什么是“网络暴力”呢？侮辱谩骂算，那阴阳怪气算吗？大家一定也明白，很多时候阴阳怪气比直接的谩骂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但一句话是否是谩骂还比较容易判定，大概就是粗口的使用，但什么话是阴阳怪气呢？这判断起来要困难许多。

我们再回到上面的那个核心争议，如果批判好人才是“网络暴力”，而批判坏人是他们“罪有应得”，那么判断网暴与否的核心就成为了判断善恶的大问题。到这个问题，你还有信心吗？进一步，如果把言论善恶判断，一并交由可能惩罚网暴的部门，来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现在看上去就是如此执行）。这是你想要的机制吗？

所以在呼唤“严管严惩”之时，我们实际上在呼唤什么？到底针对何种事情，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理，其中的例外是什么？管理边界是什么？或许绝大多数人在进行呼吁时，并没有对上述问题有仔细的考量，而是凭借朴素的“逞恶扬善”之道德冲动。

具体怎么办，就不再是呼吁者考虑的了。我们需要考虑责任是否可以划分在此处，社会公众提出需要依靠惩罚解决的问题，而有关部门来考虑具体惩罚的细节和方式。因此呼吁者只要摸着良心呼唤“严管严惩”，就完成了自己的动作。最后若有别的问题，是管理者、惩罚者之错。

一般公众到底有多大责任，对于网暴，乃至更多问题，恰恰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02.

惩罚作为方法

遭遇公共问题，呼吁“严管严惩”，早已不是新鲜方法，甚至已经是公共舆论的某种“定式”。仿佛有这样一股坚决的惩罚力量，而公共舆论就像一盏探照灯。这盏探照灯照向一个方向，这个惩处力量便扑上去执行，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加大惩罚力度。

社会问题在“严惩”中得到解决，这不仅是法家对社会治理的宏愿，也是我们生活中已经实现的绝对现实。卫生危机，投机倒把，邪恶老板，恶意涨价，偷税漏税……试着回答如下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对哪个人群严管严惩？相信很多人都能很快答出不只一个答案。面对错误，难道不该罚吗？而除了惩罚，我们还该怎么面对犯错误的人呢？

方法当然不只一个。在积极心理学大行其道的今天，犯错的时候不要过分苛责，而要多鼓励，多进行积极引导，几乎已经是常识。但面对实际问题，这个想法是不是太过“理想化”？

一个父母面对自己子女的调皮，应该打骂，还是耐心地劝导呢？大概人人都认为“应该”选择后者。但如果这个孩子现在正在高铁后座踹着你的椅背呢？还该耐心劝导吗？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想拷问的是坐在邻座的“公共人”的角色。父母应该对子女耐心劝导，而非打骂，这是顾及子女的利益，唯恐过度惩罚造成阴影；正被踹椅子的人，希望吵闹立即停止，就算给这孩子留下阴影，也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大家首先充分自利，这不是问题，在这样一个例子里面，他们二者的立场都可以得到理解。

关键问题在于其他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种合理对合理的争执？假设现在他们开始吵架，一边说赶快让你孩子停下，不然你管不了我来帮你管；一边说我已经在劝我的孩子，对孩子不能过于粗暴。你就坐在他们的旁边，你会怎么办呢？在这里，最寻常的想法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希望清净，所以赶快找乘务员来解决问题。

是的啊，这和网暴就一样了。施暴者和希望用公权手段惩罚网暴者，都认为自己有合理的基础，即惩罚坏人。包括对网课的冲击，学生们可能也认为自己是被网课持续而反复折磨的受害者，因此产生的一种扭曲的发泄手段；而学生和老师在网课之下遭受的压力和心理问题本该被正确疏导，但现在明显没有被正视和合理处理。

那作为一个公共人、旁观者，我们既非老师，也非学生，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态度呢？

其实我们选择的态度是，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去深入了解老师的处境，也不想了解学生的处境，我的要求是“少噪音”和“少坏事”，我想要平静清静，但平静清静的实现和背后的道理，我不在意。所以“乘务员”来，最后实现了平静清静，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因此在这里需要更改上面说的那个“朴素的道德冲动”，有时候甚至大家要的不是“道德冲动”，而是“息事宁人”，我们要的是我们环境的“平静清静”。“严管严惩”的结果，是平静清静。

这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公共事件大家群情激愤呼唤“严管严惩”，但对实际对策和事后影响，却少了很多兴趣。因为我们不想真正置身其中，不想去判断复杂的对错，我们只是闷着头相信，严惩可以让坏事止息，可以让一切清静下来罢了。

惩罚的对象不是恶，而是噪音，我们要的不是除恶，而是降噪。我们希望维持中立。

03.

公共人与网暴

现实暴力与网络暴力有很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性。现实暴力为了避开他人的揭露，隐藏罪行，很多情况下会选择在隐蔽处进行，校园霸凌，抢夺伤害，很多时候都会故意选择在僻静处。但网络暴力则恰恰相反，如果不能闹出动静，闹到人尽皆知，则丧失了伤害。这是因为网络暴力伤害的大多是人的名誉和尊严，要让本人知道，也想让更多人知道。

其结果是我们很少经历热暴力现场，却经常围观和目睹网络暴力。在围观网络暴力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身处第一现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劝架也罢，安慰受害者也罢，都是直观的行为。当然在这一切之外，是对事实的了解，网暴因何而起？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立场介入呢？（当然劝导是有价值的，不管什么价值判断，谩骂和阴阳怪气都应该制止。）

这让网暴的目击者介入网暴变得既简单又困难，简单在于就是动动手指，打字而已；困难在于要公允地介入一场网暴，其中的“道理”往往并不简单。所谓这里说的公共人，就是在判断与自己利益无涉的事件的关联。

在这个视点上，流行词“公民意识”应该首先指对公共事件全面了解的意愿和行动，而不是指大喊“严管严惩”的冲动。我们在上面已经分辨，“严管严惩”也是自利的行为，不过是说“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么多坏事”，相对中立地招呼乘务员来管即可。

但你会不会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大家时间精力都有限，遇到问题要求大家亲自介入并不现实，能够有公德心招呼乘务员，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公共义务。在这个视野下，我们每个人就像是一个警报器，我们对事件性质、事件类型不做判断，遇到问题，便警铃大作。这么看起来，好像公民社会也没什么价值，如果有足够的摄像头甚至声音摄录设备覆盖全城全网，我们每个人连报警器也都不用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这是不是一个最佳社会的设想？

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这才是真正的“过于理想”。接受上述愿景，我们必须相信一个前提假设，即召唤来的“乘务员”绝对公正公平。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不仅能够发现“中立的报警型公共人”的虚弱。更重要的，还可以看到“惩处型”权力的边界，惩处型权力擅长处理拥有标准、不依赖语境的行为。例如拿刀捅人，除最少数自我防卫，不管对好人坏人都不可以，不必考察前后语境，惩处的权力就可以介入。

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与其完全相反，没有标准，高度依赖前后语境。所以从古至今，这种争端都依赖认识的人，或宗族权威的调解。因此对于“公共人”，“乘务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不仅需要被质疑，其可以管辖的边界也是清晰和有限的。低语境的、刚性的惩处权力进入高语境的环境中进行管理，必然是一刀切又荒腔走板。

因此在那个孩子父母，被踹椅背的人，和乘务员之外，必然需要“公共人”的角色和参与。遇到社会问题大喊“严管严惩”，则是放弃公共人的判断。既然放弃判断和参与，自愿蜕化为“警报器”，那么与你息息相关的生活，在警铃大作之下，被凶猛地干涉和侵蚀，就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

04.

有风险的介入

所以网络暴力和仇恨言论能如何遏制？首先是处于第一现场的众人的参与，当然不是要舌战群儒骂退众人，但也不应该轻视调解言语的价值。我们经常在评论区高赞的暴力评论下看到对他的反驳，虽然点赞数也许不及原评论，但其存在就让人感觉欣慰。当然这样的回复风险不小，介入调解和解释，多半会被当作二次网暴的对象，甚至评论被对方一删了事，白费时间。

当然也可能你根本就选错边，事后被证明错误打脸，只要表达观点，就有风险。绝对的“中立”态度才是四平八稳。

在实际的网暴中，有时安慰受害者比直接对线更重要，但同样可能是无用功，也许你的私信淹没在各种谩骂私信中，根本没有被看到，或者对方被迫关闭了私信的功能，安慰没有被接受。应对网暴没有必胜的方法。

但不管是介入调解或安慰，都需要你对事态和对方有足够了解，不然说出的话，都只是无关痛痒的鸡汤。应对潮水般的侮辱谩骂，很多时候情绪性的激动对应只会火上浇油，你还不得不变得耐心谨慎，以更长的篇幅应对，这些都不容易。

当然除了公众外，网络平台也可以面对网暴开发功能，或提供服务，这与召唤“乘务员”是很不同的。虽然同为第三方介入，但对于网站的实际运营者，反网暴功能如果冲击到正常使用，导致用户流失，用户时间下降，这对网络平台是切肤之痛。

但对监管部门，则完全缺乏这个切身感受，这又应和我们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必然的低质”。只有真正共担风险的参与者，才可能提供有意义的调解和反网暴功能。一个遥远又低语境的权力，大概都会走向“只要无事发生就不会有坏事发生”的粗暴逻辑。

公共对风险的承担和调解，在当下不仅必要，甚至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从最初呼吁“严管严惩”，到现在不把一切社会问题看作依靠惩罚消除噪音和差异，而是进入问题的语境，以个体承担部分公共责任，去了解分担，也许是过去三年，我们可以习得的一个重要教训，这也不仅仅是针对网暴这个话题。

如果每个人都保全自我，得个现成，则会不断陷入遭遇问题就呼唤严管，自己的生活又被快速激烈入侵，强加管制束缚的矛盾境地。

尾声.

和问题长期共存

最后，社会问题没有简单解法，就像网课爆破组，可以看作最近数年网课现象的一种反噬。互联网也是如此，从它存在之初，就是现实社会压力与困境的一种发泄途径，因此互联网某种程度是冲动的、放肆的、纵欲的。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惩罚，不是万能方法。

任何社会都和问题长期共存，公共安全、健康风险、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一个充分反脆弱的社会需要一定的从容，不必一惊一乍地遇到问题就呼唤依靠“惩罚灭火”，更不必用惩罚作为报复手段，来换取个当下的公平。问题必然需要漫长的震荡反复，任何绝对安全，一定成功，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不过是解决些小问题，憋出个大问题。

所以面对问题的触目惊心，面对各种媒体的煽风点火，公众也许更要学会和问题共存的耐心。这对任何人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在这个前提下，突发的事件，紧迫的死亡，具体人当下的巨大痛苦，被发明的邪恶者超出想象的罪恶，都不足以构成反例。无痛苦和冲突的社会不存在，任何问题都是在妥协与耐心中解决。

无法调整这个意识，则陷入到遇到问题，便大声呼喊利维坦的严惩，并被过度承诺一再蛊惑和狂热的悖论。或在此之后迅速意识到无路可走，希望加速毁灭的反复中。

希望来自耐心，绝望来自激情。

*本文原名《网暴可以靠严惩解决吗？》，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配图：《社交网络》《登堂入室》《超脱》；封面图《登堂入室》。编辑：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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