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的手指|因为她,我依然尊重上海
她虽然身在体制内,但没有被体制驯化,她依然是个专业主义者。 上海这次的防疫,大概正应了那个段子: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上海确实做的不比武汉、西安好,甚至因为过度自信,面对突发的情况更加惊慌失措,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但 …
** 凤凰网原创**一直考不上又一直考,摩擦性失业就可能变成结构性失业。
作者|曾于里
青年文化评论者
2022年高考本科录取工作已到尾声,今年有多个专业屡屡因为录取分数线下跌而登上微博热搜。譬如土木工程全国排名第一的同济大学,今年在河南的理科投档最低分为564分,投档最低分排名为43252名,比去年下降了41522名;同时,同济大学工科试验班(土木与环境类)计划未录满。
看到这个新闻,相信很多人都很震惊。记得在我参加高考的2006年,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的分数出了名的高。记得大学教授我们外国文学课的女教师,曾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她儿子以接近清华大学的分数线进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同学们都羡慕得不得了,觉得太厉害了。今夕何夕,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遭到如此冷遇。
与土木工程同病相怜的,还有外语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因投档排位“暴跌”登上热搜。据报道,今年广外在广东历史类投档最低排位比去年下降了5380名(除地方专项计划),物理类比去年下降了23188名(除地方专项计划)。而以往在其他省份不愁招不到高分学生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知名语言类学校的外语专业,境遇亦大不如前。
从下海到上岸:报考背后的社会预期
风水轮流转,有原本受宠的失宠,也有一些本不那么受宠的专业突然就火爆了。譬如师范类院线,尤其是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在一些省份已经赶超国内最一流的大学。在天津,华中师范大学去年提前批的录取最低分仅比北京大学低13分。与之相对的,各种适合考编考公的专业,比如中国语言文学类、法学、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等,从以前的“保底”专业、调剂“专属”变成了“一哄而上”。
面对土木外语暴跌、考公专业大火,有一种声音说,专业“冷热交替”很正常,没必要过度解读、过度反应。这话不是全无道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对人才种类的需求的确会发生变化,有些热门专业渐渐地变成冷门专业,而有些冷门专业因为需求量增大,而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土木工程专业的变化,就很契合这种情况。随着房地产发展的降温,行业就业前景、发展空间都有所萎缩,这自然也就连带影响到土木工程的招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芯片、新能源汽车的相关专业,炙手可热。
不过,原因并不止于此。对于那些准大学生来说,专业选择是关系到未来发展方向的大事,他们深思熟虑下做出如此一致的选择,恰恰说明了公众对社会发展的某种新预期已经形成。
譬如,在全球右翼崛起、世界愈发保守的背景下,国际交流的梗阻越来越多,甚至出国留学的门槛和障碍也越来越多,所以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小语种都遭遇冷落。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如对考公、考编专业的偏好,正昭示着年轻人愈发渴望稳定、愈发想要到体制去。
恰巧,笔者本科(2006-2010)就读的便是中文系,亲身经历着今昔对比。这是一所以理工科知名的院校,我因提前批和本一批第一所高校均落选,被调剂进该院校的中文系。当时一个特别“惨”的状况是,中文系两个班级,好几十号人,接近90%的人是调剂到中文系;十几个男生里,只有一个是自己主动填报的中文系。
在如今的观感里,中文系毕业挺好啊,因为中文系比较“万金油”,很适合去考公、考编;或者考个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当个教师也很不错。但在2010年,很多人觉得中文系“没钱景”,很多男生甚至“不屑”当老师,因为其他专业可能更好就业,体制外比教师待遇高的工作一大把。
当时,大家对体制也没有那么的执念。大学毕业时,男生里只有我一个人读研,两个进入体制内,其余人都是到体制外闯荡去了。没有人觉得考公“上岸”就很“牛逼”,或者“稳定”是最好的东西。毕竟那会儿经济蒸蒸日上,到处都是机会,年轻的我们觉得趁着年轻就该好好闯闯。
2022年的今天,情况发生大转变。比如,因中文系适合当老师和考公,于是就成了备受青睐的专业。又比如,考公、考编成为最主流的选择。最近几年,考公考编人数屡创新高。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更是首次突破200万,招录人数3.1万人,招录比只有约1.6%。
当年我的本科同学们纷纷到体制外去,但打拼了几年,如今很多人又纷纷向体制靠拢,争先恐后赶在35周岁这个年龄限定前“上岸”。与一个正在冲刺编制的同学聊起,她说:在社会上漂个几年,奔头越来越少,不确定性越来越多,愈发觉得“稳定”有多宝贵。她原本在二线城市的教培行业工作,年薪20多万,后来失业了。
当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求稳
“稳定”是体制一直以来的优点,但在十余年前,很多人宁愿放弃体制内的“安稳”,选择到体制外去拼闯,说明在他们的预期里,与体制内的“稳定”相比,体制外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具有相对优势。大家相信GDP会一直涨,社会越来越开放,机会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显而易见,当大家又愿意怀念体制、回到体制,说明体制外的发展空间愈发逼仄,“稳定”成为最大优势。
从个人角度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选择什么也是每个人的权利;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趋向保守的预期,也在敲响警钟。预期代表的是信心,预期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心态和选择。想想看,当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求稳,那么社会的朝气何来,冲劲何来,创新何来?
还应该看到的是,体制内的岗位总归有限。就像国家公务员考试,200万报名,最终只有3.1万人上岸。绝大多数落榜者,并不是直接放弃,而是再次选择省考,或者省市的各种事业编考试。同样地,在这些考试中,无法上岸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很多人会继续备考,一直备考。这也会造成摩擦性失业的加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9.3%,比上个月上涨0.9个百分点,续创2018年有该项数据统计以来的新高。官方指出,摩擦性失业是主流,也即,暂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或者备考的失业人员占据多数。
**可一直考不上又一直考,久而久之,摩擦性失业就会变成结构性失业,**即那些一心扑在考公、考编的年轻人与社会脱节,当他们放下“上岸”的执念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竟然也找不到体制外的工作。
**结构性失业的人一多,有可能加剧周期性失业,**即经济陷入萧条,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持续萎缩,大家对社会的预期更加悲观。社会预期悲观,求稳的人越多,考公考编的人越多,摩擦性失业的人越多……
对于一些专业的冷热交替,固然不必都反应过度。但是,也不能对其折射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在大的历史进程面前,个体都是浮萍,与其去苛责随波逐流的人,毋宁好好思忖:**如何重新激起社会的活力,如何重新开拓体制外的想象空间?**这是关系未来至少好几年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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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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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虽然身在体制内,但没有被体制驯化,她依然是个专业主义者。 上海这次的防疫,大概正应了那个段子: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上海确实做的不比武汉、西安好,甚至因为过度自信,面对突发的情况更加惊慌失措,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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