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攘外先安内”，同胞攻伐何时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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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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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关于方方的文章发布后，激发了骇人的讨论量。且坦率地说，过半数留言对文章内容都不认同。

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当各国疫情逐渐平息之时，舆论上当然会出现更多涉及中外言论争议的事件，国内也会出现更多的“方方”或“圆圆”，被我们视为敌对。

那么，就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在尚可平心静气之时，让我们来谈论一下这个情感的核心——“爱国”。

类似方方这种事争执的难处就在于，双方没人认为自己是凭借利益在开口发声，不仅如此，恐怕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凭借最纯粹的正义在开口。

一般这种冲突最难取得调和与共识，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人与人无法沟通，共识难寻，开始呼唤纯粹的权力或暴力。

也呼唤一个无可辩驳的标准——爱国。

所以一定有人会主张，何不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我们还是“岁月静好”一下，更加个人主义地关注一下个体成长，心灵安宁的事儿？

我同意，在形如科学到底是不是中立，绝对正义是否存在这样空泛的大话题上，很多时候都可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但面对实际的冲突和伤害，却不能如此。

例如你不幸被人污蔑陷害，但你的朋友们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平静，对你的事情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恐怕你也不会愿意吧。

所以还请诸位原谅我在这件事上的纠缠，因为“爱国”这件事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或坐而论道，更多的时候，这件事关乎基于互联网的，对人实际的伤害。

01.

因惧怕而爱

当我说我们要谈谈“爱国”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觉得有点“危险”或“敏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放到台面上明说。

我当然也有感觉，这是我第一个想提示的。每到大事的时机，各路明星纷纷出场表态，对国家山盟海誓。

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爱国”的漂亮话是言不由衷的，那是一种“纪律”，这个态不得不表，如果不做，就会有麻烦。

公共人物可以犯各种错误，兴许都情有可原，但若是犯了“不爱国”的错误，就触碰了红线。因此这里涉及话题的“危险感”，正是这种气氛的结果。我们都明白这种气氛之重乃不是因为“道理”的沉重，而是“权力”的沉重。

因此，“爱国”首先不因为其“道理”成为一个底限公共伦理，实际上是因为“权力”成为了底限公共纪律。

作为希望捍卫“爱国”的人，可能会觉得有权力在背后撑腰是件好事，但其实不然。

这只会让爱国这件事变得特别没劲，导致其实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的言行论证为“爱国”，每个人都在变着法儿地论证什么是“真爱国”。

例如我们都听说过，批评国家才是真爱国，并每次拿鲁迅出来做例子，在美国也有披露棱镜门的斯诺登才是真正爱国者的论调。但荒谬的是，其反面，例如美国实行信息监控的法案，其名字也是“爱国者法案”。

那些希望让人闭嘴的，就说实际贡献才是真爱国，你要对社会没贡献，不管持有什么观点，都最好闭嘴。

大家纷纷以自己的行为定义着“爱国”，斥责对方的行为是“假爱国”。

“爱国”成了个空符号，任何人都把自己的言行装在这个符号里。

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过是“因惧怕而爱”，纷纷自证自己遵守纪律，这就特别没意思。诸位不如在这里放下这种“纪律性”和“爱国”的神圣不可触碰。

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为何爱国？

02.

经济爱国主义

我今天一点不想引用各种政治家思想家对于“爱国主义”的批判名言警句，这些大家看过太多次了，如果这些名言警句有教化作用，我们早就不用在这里争论了。我们就耐心地，从小的道理和共识开始。

一种功利主义的说法是，在当今的全球政治图景中，国家是利益的单元，因此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是维护个人的利益，因而每个人都应当爱国。

这个逻辑当然不是纯粹的臆想。鼓吹此种逻辑的人最爱举的例子就是“美元霸权”，而且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美国从中大大获益，这件事也确实存在。

在二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过程中，英国著名的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确实为遏制美元作为单一结算货币，维护英国在战前的利益格局而奋力努力过。要这么看，凯恩斯是真爱国主义者，这倒也是实话。

在1933年，这位爱国经济学家也在大萧条中提出了“国家自足（national self-sufficiency）”的理念，这是一种信贷消费爱国主义，如果我们相信以下的条件（今天很多人相信）：

1. 国家是最实质的利益单元 

2. 国际间贸易的实质是一种压榨 

3. 这个处境不可改变

那么我们每个人就该以最充分的方式放弃自己远期的经济谋划，充分贷款消费，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我们该这么做吗？

不管我们现在如何想，当时的人听了凯恩斯的，而且不仅是英国人。

就在凯恩斯提出这个理念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的军国凯恩斯主义开始；罗斯福也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开始。

各国纷纷开动印钞机，“拉动内需”，构建国内市场，扩展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壮大“国内市场”的范围。

六年后，二战爆发。

我一点不想将凯恩斯描绘为一个狭隘的愚人。

二战后，凯恩斯可说是率先反思自己的封闭经济政策，并意识到建立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依存，是遏止因为经济而发生战争的唯一途径；并提出了激进的全球统一货币政策，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流产。但凯恩斯也是这套战后秩序的奠基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劳累过度心脏病发身亡。

这套全球化市场秩序，以国家而论，我国可说是最大的受益国之一。到今天，我们对贸易的依存度也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如果真有“经济爱国主义”，维持全球经济依存，继续扩大市场，搞得所有国家都和和睦睦，才是最符合“经济爱国主义”之主张的。与国外剑拔弩张，互相仇视，在这个逻辑下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在某种叙事中，我们确实是最大的全球化的维护者，邪恶的外国们才在破坏全球化，是他们作恶在先，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击，这有什么问题？

即便这些是真的，那说明，除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外，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国格”反击，是要高于“国家经济利益”的。

即使与经济利益相悖，我们也不惜与国外搞得剑拔弩张，也要“爱国”。

03.

道德爱国主义，复仇爱国主义

如果说爱国就是为了经济利益，显得非常自私，确实让人不舒服，而今日雄姿勃发的爱国者们，确实也都显得在道德上，更加纯粹和正气凛然。

人对自己所处的共同体当然有偏爱，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这是很正常的。虽然国际主义听上去很正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我倒觉得纯粹的“国际主义”是很反人性的，我在今天绝对不会用“国际主义”来做驳斥“国家主义”的理由。

从这种朴素的共同体偏爱，上升到一种公共道德，甚至成为一种共同体内的公共责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这种“责任”是针对功利的目标，即每个人都有积极为共同体谋福利的责任；或是针对“非功利”的目标，即每个人都有积极维护国家尊严的责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这个时候也有一种教条，认为这种对“国家的偏爱”，与普遍道德并不冲突。爱国要维持理性，让国家间平等尊重，互利互惠，不可“损人利己”。这套话很漂亮，但实际上却没什么说服力，尤其面对今天的局势。

对今日局势的表述是，西方对我们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刻骨的偏见和仇恨，因此对方频频的伤害我们在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做到“平等尊重”？怎么可能“不损人”呢？

在这个情况下再强调尊重和宽容，怕就要被斥为“圣母白左”了。我管这个叫“复仇爱国主义”的情怀，相信你在近代史语境中不无熟悉。强大的另一面，也充满着“复仇”的张力。

即便到这里，我还都能承认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是“于欢刺死辱母者”案，虽然于欢家欠钱不还在先，虽然于欢复仇后自己入狱，更难完成赔偿，也无法照顾母亲。但是对方的侮辱和伤害真的存在，于欢“损人损己”的报复也是义举。“报复”是能够被我们理解为正义行为的。

因此“复仇爱国主义”虽然听着不好听，但要问里面有没有道德和公正要素，其实也是有的。

04.

复仇兴许合理，但为什么？

到这里，我们说，如果真有蓄意的伤害，那么复仇是合乎正义的，即便复仇损人损己。

但实际情况是，“爱国”逻辑到这里总是话锋一转，国外对我们的偏见和伤害，总是对应到国内的某种“里应外合”。

例如现在国外对我们的污蔑，内合的是本国同胞方方；例如国外现在防疫不利，草菅人命，内合的是“千里投毒”的归国同胞；例如国外现在掌握话语权，伤害我大国传统文化，内合的是“崇洋媚外”的张文宏。

在这个“我们被外国伤害着”的春天里，我看大多数人并没有真的看过几篇外国报道，都是基于转述为中文的挑动情绪的文章；没有参加网络出征与外国网民大战，而是在中文环境中将同胞批驳得狗血淋头。

这场对外的“复仇爱国主义”完全变成了一场针对同胞的内斗，变成一场自媒体狂欢的盛宴。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个针对方方极尽“猜忌”之能的自媒体视频，知乎上对这个媒体有一个高赞的评价：中国的实力呼唤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但当前能力导致我们走不出去，那就先安内。那么XXX网完成安内的任务了吗？完成得非常好。

图穷匕见，攘外必先安内。

“复仇爱国主义”真的出去发动国际网络舆论战的冲动挺小，但是“安内”的冲动倒是很大。

这场国际复仇，最终还是变成了国内的同胞相残，这是非常遗憾的。

且在这个安内的叙事中，真正的动机被很明显地掺杂进来。如同上文提到的那个视频，方方被塑造为曾经在国内垄断言论话语权的公知后代；被塑造成了误解与污蔑年轻一代的历史遗老；被塑造成没有实质贡献只会耍嘴皮子的“文科知识分子”；被塑造成了给人乱扣帽子的动乱遗毒。

而张文宏以其年薪，也被塑造成了经济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高高在上对普通民众生活指手画脚。

这场名为 “爱国” 的对国际伤害的复仇，最后还是落脚到民众对公知的复仇，年轻人对老一辈的复仇，理科知识分子对文科知识分子的复仇，普通人对精英的复仇。

所以一再确认“外国是不是骂了中国”的事实，是为了什么？最终的目的不是为“国际”，还是为“国内”。

这倒巧了，那些变着花样“爱中国”的外国人们，有几个人为中国振得了国际声誉呢？还是他们的受众基本都是国内的人？

可能“复仇爱国主义”还会辩称，我们确实现在还不能攘外，但为何不可安内呢？安内的过程，为何不可“为国复仇”和“为民众复仇”一箭双雕呢？

05.

爱国和爱赢

让部分人嗤之以鼻的“饭圈粉丝文化”，虽然声势浩大，且这些饭圈攻伐确实牵动巨大经济价值，但我们还是认为其不过是数字游戏，不过是纯粹为了赢而不择手段。

虽然粉丝们都主张，他们的偶像身怀美好品德，例如努力、坚韧或才华等等。但是旁人看来，这些饭圈攻伐还是为了“赢”，而非品格，这就像是一种明显的常识。

为何可以这样说？这难道不是我反对的“公共猜忌”吗？我是不是在猜忌各位爱国者，不是爱国而是爱赢呢？

如果真是爱国，那么这些批判，不管是攘外还是安内，应当是有共识和实质的。

共识和实质当然不仅仅是对方方的仇恨和一些共同的“语句”。简单回忆一下，有多少人曾经热切地转发了“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个语句呢？现在不同的声音出来了，从我们的反应上看，当时这个“语句”的统一，后面有统一的共识吗？

因此回到那个晚上，我们大家借由这句空洞的话，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们总是认为相同或类似的“语句”后，对应着人与人之间对某种观点的共识。

现在我们应该学会了，维特根斯坦确实深刻啊，简单的一个“语句”后面，是没有所指的。所以我当时在名为“如实”的文章中说，这种激情是最容易遗忘的，是因为激情对应着**“赢”**，而非任何“共识”。

我们至多达成了一起“赢”的共识，就是当晚的转发和刷屏似乎已经取得了某种基于“朋友圈景观”的“精神胜利”。

那批判方方的“爱国”之中，有多少基于国际关系，舆论实质，言论权力边界的共识吗？别看大家头头是道，要客观，要谨慎，要全面。这些也都是“赢”的“语句”而已，为了赢得条分缕析，赢得真理在握。

到下次若发生网络言论的冲突，我们又推翻今天表达的一切。

因此为何安内而不攘外呢？也是因为更容易赢吧，国内的互联网产品也用产品设计明确的显示着“赢”。

把我们大家喜欢的评论点赞刷到第一名，不就赢了么；不喜欢的文章，让它再打开是个红色的叹号，不就赢了么；挖掘黑料，让对方低头认错，让有关部门介入，不就赢了么。

因此，“复仇爱国主义”、“攘外安内”，不过是对内之赢的道德旗帜。

在这里，纪律与伦理的矛盾也解决了。一般而言，一种伦理自律和一种强大的公共纪律总是矛盾的，但在输赢之中，却是高度契合。

这种爱国背后的那个“终极纪律”不是伦理的保障，而是“赢”的保障。

尾声.

怨气和复仇叙事，最明显的虚假

当然说到这里展开了问题，却什么也没解决。提示出“赢”，意识到“赢”的动机，人们就不想赢了么？

“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普通人”，哪个词汇不是旺盛地提示着人们“不公平”、“受害者”的处境，这些处境哪一个不产生出一种报复性的赢的冲动，想复仇的意志。

近代宏大的复仇叙事，此时恰恰与多数人面对资本主义分配机制的复仇冲动契合。这是近两年来席卷全球的一切民粹主义政策的拙劣戏法，拙劣但有效。

我们也许都认识这样的朋友，怨气很重，深感周围人对他的排挤或伤害，乃是因为所有人都嫉恨他，他的受害是因为他的能力和高尚。这个叙事可以针对职场，也可以针对亲密关系。

我劝你注意这样的朋友，如果你真的爱这个朋友，我还劝你想办法提醒他。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这样的怨气和叙事都是最明显的虚假。

可以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种所谓“中外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矛盾还会更加尖锐。

即便“复仇爱国主义”有一点道德上的合理性，也请大家觉察自己“攘外先安内”的想法，觉察自己“赢”的旺盛冲动，并不要继续维持“爱国”作为一种底线纪律，将这种纪律进一步实施为一种言论和行动的压迫，别再以“爱国”之名同胞相残了。

这还没讨论到，损人损己的复仇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么？我们真的是受害者么（不管个人还是国家层面）？抛开功利、复仇和服从，爱国还意味着什么呢？

这还没讨论到，总是憎恨具体的人，爱些抽象的大众；总是攻击和分化，从未宽容和和解。

这又是什么“爱”呢？

* 本文原标题《“爱国”与“攘外先安内”，一个网络停战倡议》。本文图片来源《乔乔的异想世界》。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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