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攘外先安内”,同胞攻伐何时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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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

上篇关于方方的文章发布后,激发了骇人的讨论量。且坦率地说,过半数留言对文章内容都不认同。

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当各国疫情逐渐平息之时,舆论上当然会出现更多涉及中外言论争议的事件,国内也会出现更多的“方方”或“圆圆”,被我们视为敌对。

那么,就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在尚可平心静气之时,让我们来谈论一下这个情感的核心——“爱国”。

类似方方这种事争执的难处就在于,双方没人认为自己是凭借利益在开口发声,不仅如此,恐怕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凭借最纯粹的正义在开口。

一般这种冲突最难取得调和与共识,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人与人无法沟通,共识难寻,开始呼唤纯粹的权力或暴力。

也呼唤一个无可辩驳的标准——爱国。

所以一定有人会主张,何不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我们还是“岁月静好”一下,更加个人主义地关注一下个体成长,心灵安宁的事儿?

我同意,在形如科学到底是不是中立,绝对正义是否存在这样空泛的大话题上,很多时候都可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但面对实际的冲突和伤害,却不能如此。

例如你不幸被人污蔑陷害,但你的朋友们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平静,对你的事情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恐怕你也不会愿意吧。

所以还请诸位原谅我在这件事上的纠缠,因为“爱国”这件事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或坐而论道,更多的时候,这件事关乎基于互联网的,对人实际的伤害。

01.

因惧怕而爱

当我说我们要谈谈“爱国”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觉得有点“危险”或“敏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放到台面上明说。

我当然也有感觉,这是我第一个想提示的。每到大事的时机,各路明星纷纷出场表态,对国家山盟海誓。

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爱国”的漂亮话是言不由衷的,那是一种“纪律”,这个态不得不表,如果不做,就会有麻烦。

公共人物可以犯各种错误,兴许都情有可原,但若是犯了“不爱国”的错误,就触碰了红线。因此这里涉及话题的“危险感”,正是这种气氛的结果。我们都明白这种气氛之重乃不是因为“道理”的沉重,而是“权力”的沉重。

因此,“爱国”首先不因为其“道理”成为一个底限公共伦理,实际上是因为“权力”成为了底限公共纪律。

作为希望捍卫“爱国”的人,可能会觉得有权力在背后撑腰是件好事,但其实不然。

这只会让爱国这件事变得特别没劲,导致其实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的言行论证为“爱国”,每个人都在变着法儿地论证什么是“真爱国”。

例如我们都听说过,批评国家才是真爱国,并每次拿鲁迅出来做例子,在美国也有披露棱镜门的斯诺登才是真正爱国者的论调。但荒谬的是,其反面,例如美国实行信息监控的法案,其名字也是“爱国者法案”。

那些希望让人闭嘴的,就说实际贡献才是真爱国,你要对社会没贡献,不管持有什么观点,都最好闭嘴。

大家纷纷以自己的行为定义着“爱国”,斥责对方的行为是“假爱国”。

“爱国”成了个空符号,任何人都把自己的言行装在这个符号里。

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过是“因惧怕而爱”,纷纷自证自己遵守纪律,这就特别没意思。诸位不如在这里放下这种“纪律性”和“爱国”的神圣不可触碰。

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为何爱国?

02.

经济爱国主义

我今天一点不想引用各种政治家思想家对于“爱国主义”的批判名言警句,这些大家看过太多次了,如果这些名言警句有教化作用,我们早就不用在这里争论了。我们就耐心地,从小的道理和共识开始。

一种功利主义的说法是,在当今的全球政治图景中,国家是利益的单元,因此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是维护个人的利益,因而每个人都应当爱国。

这个逻辑当然不是纯粹的臆想。鼓吹此种逻辑的人最爱举的例子就是“美元霸权”,而且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美国从中大大获益,这件事也确实存在。

在二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过程中,英国著名的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确实为遏制美元作为单一结算货币,维护英国在战前的利益格局而奋力努力过。要这么看,凯恩斯是真爱国主义者,这倒也是实话。

在1933年,这位爱国经济学家也在大萧条中提出了“国家自足(national self-sufficiency)”的理念,这是一种信贷消费爱国主义,如果我们相信以下的条件(今天很多人相信):

1. 国家是最实质的利益单元 

2. 国际间贸易的实质是一种压榨 

3. 这个处境不可改变

那么我们每个人就该以最充分的方式放弃自己远期的经济谋划,充分贷款消费,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我们该这么做吗?

不管我们现在如何想,当时的人听了凯恩斯的,而且不仅是英国人。

就在凯恩斯提出这个理念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的军国凯恩斯主义开始;罗斯福也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开始。

各国纷纷开动印钞机,“拉动内需”,构建国内市场,扩展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壮大“国内市场”的范围。

六年后,二战爆发。

我一点不想将凯恩斯描绘为一个狭隘的愚人。

二战后,凯恩斯可说是率先反思自己的封闭经济政策,并意识到建立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依存,是遏止因为经济而发生战争的唯一途径;并提出了激进的全球统一货币政策,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流产。但凯恩斯也是这套战后秩序的奠基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劳累过度心脏病发身亡。

这套全球化市场秩序,以国家而论,我国可说是最大的受益国之一。到今天,我们对贸易的依存度也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如果真有“经济爱国主义”,维持全球经济依存,继续扩大市场,搞得所有国家都和和睦睦,才是最符合“经济爱国主义”之主张的。与国外剑拔弩张,互相仇视,在这个逻辑下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在某种叙事中,我们确实是最大的全球化的维护者,邪恶的外国们才在破坏全球化,是他们作恶在先,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击,这有什么问题?

即便这些是真的,那说明,除了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外,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国格”反击,是要高于“国家经济利益”的。

即使与经济利益相悖,我们也不惜与国外搞得剑拔弩张,也要“爱国”。

03.

道德爱国主义,复仇爱国主义

如果说爱国就是为了经济利益,显得非常自私,确实让人不舒服,而今日雄姿勃发的爱国者们,确实也都显得在道德上,更加纯粹和正气凛然。

人对自己所处的共同体当然有偏爱,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这是很正常的。虽然国际主义听上去很正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我倒觉得纯粹的“国际主义”是很反人性的,我在今天绝对不会用“国际主义”来做驳斥“国家主义”的理由。

从这种朴素的共同体偏爱,上升到一种公共道德,甚至成为一种共同体内的公共责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这种“责任”是针对功利的目标,即每个人都有积极为共同体谋福利的责任;或是针对“非功利”的目标,即每个人都有积极维护国家尊严的责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这个时候也有一种教条,认为这种对“国家的偏爱”,与普遍道德并不冲突。爱国要维持理性,让国家间平等尊重,互利互惠,不可“损人利己”。这套话很漂亮,但实际上却没什么说服力,尤其面对今天的局势。

对今日局势的表述是,西方对我们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刻骨的偏见和仇恨,因此对方频频的伤害我们在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做到“平等尊重”?怎么可能“不损人”呢?

在这个情况下再强调尊重和宽容,怕就要被斥为“圣母白左”了。我管这个叫“复仇爱国主义”的情怀,相信你在近代史语境中不无熟悉。强大的另一面,也充满着“复仇”的张力。

即便到这里,我还都能承认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是“于欢刺死辱母者”案,虽然于欢家欠钱不还在先,虽然于欢复仇后自己入狱,更难完成赔偿,也无法照顾母亲。但是对方的侮辱和伤害真的存在,于欢“损人损己”的报复也是义举。“报复”是能够被我们理解为正义行为的。

因此“复仇爱国主义”虽然听着不好听,但要问里面有没有道德和公正要素,其实也是有的。

04.

复仇兴许合理,但为什么?

到这里,我们说,如果真有蓄意的伤害,那么复仇是合乎正义的,即便复仇损人损己。

但实际情况是,“爱国”逻辑到这里总是话锋一转,国外对我们的偏见和伤害,总是对应到国内的某种“里应外合”。

例如现在国外对我们的污蔑,内合的是本国同胞方方;例如国外现在防疫不利,草菅人命,内合的是“千里投毒”的归国同胞;例如国外现在掌握话语权,伤害我大国传统文化,内合的是“崇洋媚外”的张文宏。

在这个“我们被外国伤害着”的春天里,我看大多数人并没有真的看过几篇外国报道,都是基于转述为中文的挑动情绪的文章;没有参加网络出征与外国网民大战,而是在中文环境中将同胞批驳得狗血淋头。

这场对外的“复仇爱国主义”完全变成了一场针对同胞的内斗,变成一场自媒体狂欢的盛宴。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一个针对方方极尽“猜忌”之能的自媒体视频,知乎上对这个媒体有一个高赞的评价:中国的实力呼唤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但当前能力导致我们走不出去,那就先安内。那么XXX网完成安内的任务了吗?完成得非常好。

图穷匕见,攘外必先安内。

“复仇爱国主义”真的出去发动国际网络舆论战的冲动挺小,但是“安内”的冲动倒是很大。

这场国际复仇,最终还是变成了国内的同胞相残,这是非常遗憾的。

且在这个安内的叙事中,真正的动机被很明显地掺杂进来。如同上文提到的那个视频,方方被塑造为曾经在国内垄断言论话语权的公知后代;被塑造成了误解与污蔑年轻一代的历史遗老;被塑造成没有实质贡献只会耍嘴皮子的“文科知识分子”;被塑造成了给人乱扣帽子的动乱遗毒。

而张文宏以其年薪,也被塑造成了经济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高高在上对普通民众生活指手画脚。

这场名为 “爱国” 的对国际伤害的复仇,最后还是落脚到民众对公知的复仇,年轻人对老一辈的复仇,理科知识分子对文科知识分子的复仇,普通人对精英的复仇。

所以一再确认“外国是不是骂了中国”的事实,是为了什么?最终的目的不是为“国际”,还是为“国内”。

这倒巧了,那些变着花样“爱中国”的外国人们,有几个人为中国振得了国际声誉呢?还是他们的受众基本都是国内的人?

可能“复仇爱国主义”还会辩称,我们确实现在还不能攘外,但为何不可安内呢?安内的过程,为何不可“为国复仇”和“为民众复仇”一箭双雕呢?

05.

爱国和爱赢

让部分人嗤之以鼻的“饭圈粉丝文化”,虽然声势浩大,且这些饭圈攻伐确实牵动巨大经济价值,但我们还是认为其不过是数字游戏,不过是纯粹为了赢而不择手段。

虽然粉丝们都主张,他们的偶像身怀美好品德,例如努力、坚韧或才华等等。但是旁人看来,这些饭圈攻伐还是为了“赢”,而非品格,这就像是一种明显的常识。

为何可以这样说?这难道不是我反对的“公共猜忌”吗?我是不是在猜忌各位爱国者,不是爱国而是爱赢呢?

如果真是爱国,那么这些批判,不管是攘外还是安内,应当是有共识和实质的。

共识和实质当然不仅仅是对方方的仇恨和一些共同的“语句”。简单回忆一下,有多少人曾经热切地转发了“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个语句呢?现在不同的声音出来了,从我们的反应上看,当时这个“语句”的统一,后面有统一的共识吗?

因此回到那个晚上,我们大家借由这句空洞的话,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们总是认为相同或类似的“语句”后,对应着人与人之间对某种观点的共识。

现在我们应该学会了,维特根斯坦确实深刻啊,简单的一个“语句”后面,是没有所指的。所以我当时在名为“如实”的文章中说,这种激情是最容易遗忘的,是因为激情对应着**“赢”**,而非任何“共识”。

我们至多达成了一起“赢”的共识,就是当晚的转发和刷屏似乎已经取得了某种基于“朋友圈景观”的“精神胜利”。

那批判方方的“爱国”之中,有多少基于国际关系,舆论实质,言论权力边界的共识吗?别看大家头头是道,要客观,要谨慎,要全面。这些也都是“赢”的“语句”而已,为了赢得条分缕析,赢得真理在握。

到下次若发生网络言论的冲突,我们又推翻今天表达的一切。

因此为何安内而不攘外呢?也是因为更容易赢吧,国内的互联网产品也用产品设计明确的显示着“赢”。

把我们大家喜欢的评论点赞刷到第一名,不就赢了么;不喜欢的文章,让它再打开是个红色的叹号,不就赢了么;挖掘黑料,让对方低头认错,让有关部门介入,不就赢了么。

因此,“复仇爱国主义”、“攘外安内”,不过是对内之赢的道德旗帜。

在这里,纪律与伦理的矛盾也解决了。一般而言,一种伦理自律和一种强大的公共纪律总是矛盾的,但在输赢之中,却是高度契合。

这种爱国背后的那个“终极纪律”不是伦理的保障,而是“赢”的保障。

尾声.

怨气和复仇叙事,最明显的虚假

当然说到这里展开了问题,却什么也没解决。提示出“赢”,意识到“赢”的动机,人们就不想赢了么?

“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普通人”,哪个词汇不是旺盛地提示着人们“不公平”、“受害者”的处境,这些处境哪一个不产生出一种报复性的赢的冲动,想复仇的意志。

近代宏大的复仇叙事,此时恰恰与多数人面对资本主义分配机制的复仇冲动契合。这是近两年来席卷全球的一切民粹主义政策的拙劣戏法,拙劣但有效。

我们也许都认识这样的朋友,怨气很重,深感周围人对他的排挤或伤害,乃是因为所有人都嫉恨他,他的受害是因为他的能力和高尚。这个叙事可以针对职场,也可以针对亲密关系。

我劝你注意这样的朋友,如果你真的爱这个朋友,我还劝你想办法提醒他。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这样的怨气和叙事都是最明显的虚假。

可以预见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种所谓“中外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矛盾还会更加尖锐。

即便“复仇爱国主义”有一点道德上的合理性,也请大家觉察自己“攘外先安内”的想法,觉察自己“赢”的旺盛冲动,并不要继续维持“爱国”作为一种底线纪律,将这种纪律进一步实施为一种言论和行动的压迫,别再以“爱国”之名同胞相残了。

这还没讨论到,损人损己的复仇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么?我们真的是受害者么(不管个人还是国家层面)?抛开功利、复仇和服从,爱国还意味着什么呢?

这还没讨论到,总是憎恨具体的人,爱些抽象的大众;总是攻击和分化,从未宽容和和解。

这又是什么“爱”呢?

* 本文原标题《“爱国”与“攘外先安内”,一个网络停战倡议》。本文图片来源《乔乔的异想世界》。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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