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洲客在广州遭遇疫情之后 |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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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魏晓涵

编辑/刘汨

社区工作者正在走访一户非洲人家庭

广州有着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区,二十多年时间,本地居民和非洲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又疏离的共处模式——非洲人集中居住在小北,那里已经有了“非洲城”的名号,还有那些如候鸟般往返中非两地的商人,他们埋头于三元里、广园西路等地采购货物,同样与本地居民交集不多。

因为沟通不畅和观念差异,本土人群和非洲人之间偶有摩擦,商贸活动起到了缓和作用,“架照打,生意照做。”在广州市小北地区做过非洲人社群研究的于晓婧这样描述。

疫情改变了这一切。3月全国开始管控境外输入群体,4月初在广州一家非洲人常去的餐馆出现了聚集性病例,广州市筛查全市几千名非洲人,检测出一百多例阳性病例,广州非洲人成为高危群体。最紧张的时候,一些房东不再把房子租给非洲人,外贸商城关闭,一些餐厅拒绝接待。

疫情之下,群体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开始被放大,管理上的疏漏也显现出来,许多人在努力弥合,或是提供帮助。在一个开放多元的世界里,不同群体该如何共处?当人和人的关系出现隔阂之后,一切还能回归日常吗?

2018年,在广州的非洲国家人员已达三十多万人次

三元里的“高危群体”

傍晚,三元里的逸米酒店楼下,白日湿润的热气消散了一些,住在这里的非洲商人们三三两两聚在大堂闲聊着。尼日利亚商人Emmanuel戴着口罩外出归来,穿过人群,主动把胳膊伸向拿着体温枪的保安——36.4度,一个安全的数字。

因为疫情在广州滞留了两个多月,Emmanuel对这套流程已经很熟练。3月8日他离开尼日利亚,本以为和往常一样,这是一趟两周左右的短期商务旅程。

对境外输入群体的管控来得很突然,3月18号,Emmanuel照常早起去了三元里的外贸市场,下午四点带着货物回到宾馆的时候,经理告诉他不能再出去了,“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同时,带回来的货物和护照一并被收走保管,他开始了在酒店的十四天隔离生活。

大多数来广州的非洲商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三月份临近广交会开幕,正是他们来广州的高峰期,那时非洲疫情还未爆发,广东当地的情况也在缓解,“在恢复正常了,商贸城也开着”,和Emmanuel长期做生意的中国客户这样告诉他。许多和他一样的非洲商人如往年一样来到广州,他们对病毒和疫情的信息了解不多。没有想到政策收紧。从3月27日起,广州市要求对所有入境人员全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进行核酸检测。

据广州市公安出入境部门2018年的数据,全市临时住宿登记的非洲国家人员达三十多万人次,在外国人中占20.1%。其中包含大量候鸟一样多次往返中非的外贸商人,他们每隔半个月到半年不等来到广州,花两三周时间穿梭于广州的各种批发市场,进购服装布料、箱包饰品和山寨电子产品,最近还有人把业务扩展到了防疫物资,然后迅速抽身回国倒卖。

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时间各不相同,Emmanuel第一次来广州是六年前,和他住同一家酒店的Bonniface今年第一次来,而另外一位尼日利亚商人John则是第十年来这儿做生意了。

情况在4月初变得尤为严峻。三元里矿泉街的非洲餐馆“美妙美食店”(Emma Food)出现四个尼日利亚人的确诊病例,非洲人成为了“高危群体”。

常住广州的非洲人努力适应着变化,有些有固定的居所、本地的社交圈子,或者会说中文。“我认识一个长居广州的尼日尔老板,即使隔离在小区也能找到人帮他送饭。缺乏社会网络支持的这部分人,就比较容易在突发事件中被排除在外,或者一时没法维持正常生活。”于晓婧四五年前在广州市非洲人聚集的小北地区做过研究,和其中一些人保持着长期联系。

相比之下,短期商人成了最早受到影响的非洲群体。

Emmanuel的酒店在三元里瑶台西街关闭的商贸街尽头的拐角处,商贸街一排绵延几十家店铺,是他常去做生意的地方。等他结束了14天隔离出来的时候,店铺全部关闭了,周边的商贸城许多也已经停业。另一个更坏的消息是,隔离酒店不再接待他了。

“当时的政策是不能再接收新的外国人,但是对于现在居住的不驱赶。一开始有些非洲人不愿意隔离跑出去了,还有一部分人是隔离结束从酒店离开,再也找不到住的地方,但原本的隔离酒店又不接受他们重新入住。”于晓婧回忆。

拖着箱子从隔离酒店离开的那天,广州正在下大雨。Emmanuel需要找到新的酒店,三元里这一片他很熟悉了,来这儿六年,很多酒店都住过,他挨个去询问,“被拒绝了三十多次”。

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在4月23日的中非合作抗疫线上交流会上,广东省外办副主任罗军回应称:“网传个别非洲朋友被‘要求搬离’的情况,经查证,部分是由于需要进行集中医学观察,从家里或原来居住的酒店转往健康管理服务酒店;部分是因为其住房租约在1月-3月间到期,需要搬离原住处另谋住处,因而带着行李上路。”

但Emmanuel不是个例。于晓婧听说这些状况的时候人不在广州,她托熟悉的非洲和中国朋友打听情况,发现平日里房东和非洲租客之间的默契,在特殊情况下被打破了。政策每天都有可能变化,房东和店主们在观望。“虽然他们之前可能是朋友,或者可能住了很久,房东也知道是非法居留的。但疫情下,万一出现聚集性病例,风险太高了。”

她想要做点什么,比如送一点食物,或者帮他们找找酒店和住房,却发现并不容易。

她尝试联系广州的社工机构,得到的答复是比较悲观的——在各方的关注下,社工机构的一举一动容易被过度解读。“那么民间能不能自发地去做一些事情呢?”

**众多非洲客商来广州寻找商机 **

“信息导管”

 

如果不是疫情,和许多非洲商人一样,Emmanuel在广州有稳定的商业和生活轨迹——买电子产品去海印广场,三元里附近的几家宾馆是他每次来常住的地方,这里非洲人比较多,买衣服有几个固定的商贸城,吃饭在几个固定的非洲餐馆。

日常状态下,这样的行动路线和大多数广州居民没有交集,他们大多不会中文,用口音比较重的英语和中国人沟通,对双方来说都有负担。“实用的信息,他们可以通过身边的非洲朋友获得。”于晓婧介绍。

因为隔离,行动路线临时中断,原本的非洲关系网失效,他们不可避免地第一次在生活中需要和广州的官方、民间社会产生交集。

于晓婧尝试召集志愿者为非洲群体提供帮助,她觉得这更像是搭建“信息导管”,“在紧急情况下对疏忽的地方,做一些补充。好像蜘蛛网,破了一个洞,我们填补在上面,让网络尽量恢复正常。”

消息发出去,许多人参与进来,有肖扬这样此前没接触过非洲群体的广东本地人,至于初衷,“说得夸张一点,想尽自己所能守护这座城市“;也有陈子君这样在非洲待过一段时间的人,疫情期间她有朋友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被恐慌的欧洲房东拒绝入住,因此感同身受。

帮助从最实用的部分开始,比如解决一些食宿的困难,用长图解释怎样注册使用穗康码(注:广州市的健康防疫码),把广州的防疫新闻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等。还有一些零碎的问题向他们涌来,有人隔离久了很想吃水果,有人想吃家乡的食物比如炸香蕉,有人担心自己的货物,有的宾馆禁烟憋得难受,还有人依然想出门做生意。

住宿的问题在广州市政府指定隔离酒店接收非洲人之后,逐渐解决,“酒店是自费的,但如果(有人)实在很困难,街道那边会分担一些。”一位社区驻派在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这样介绍。Emmanuel最终住进了其中一家隔离酒店,吃饭却成了问题。一直点外卖的非洲餐馆关门了,酒店不提供食物,他用不了中国的外卖软件和电子支付,最麻烦的时候一天没吃饭。

他在一个非洲社群里看到了梁岩的联系方式——她和于晓婧是同学,一起志愿为非洲人提供帮助,收到Emmanuel求助之后,梁岩帮他点了一顿饭。后来当地街道和麦当劳商量,开始给一些隔离酒店提供早餐。

在陈子君看来,除了解决食宿问题,志愿者搭建“信息导管”的作用并不明显,“翻译一些知情同意书可能有点用,但是翻译新闻没什么人看,感觉他们没有太强的阅读欲望。”

即使在非洲待过几个月,陈子君对这些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状况,比如来自什么国家、经济状况如何、社会阶层怎样,并不清楚。“对外来群体,有的国家会有群体或者机构帮助他们融入,比如教本地语言,做调研等,我们没有接触到,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不是智能手机。”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能买得起几千块往返机票来广州经商的非洲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并不低。Emmanuel往返中国经商六年了,他家已经盖起了漂亮的小楼,还有两间宽敞的店铺;Boniface第一次来中国经商,他的父亲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

“很多商人是很体面的,会觉得你一个小孩用’帮助’的姿态来对待我?”在于晓婧看来,对许多不了解这个群体的志愿者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是站在比他们高的位置,给予一些东西。”

介入没多久,大多数非洲人的隔离期已经结束了,他们还要面临十四天的健康跟踪。三元里矿泉街道办联系肖扬,希望他们能帮忙给解除隔离的两百多个非洲人打电话回访,反馈每天的体温和健康状况,是否遇到问题等等。“街道办人手不够,还要服务当地居民;另一个是能力不够,很多人不会外语。”

一家供在广州非洲人隔离的酒店

看不见的墙

生活和生意停滞下来,对Emmanuel来说,140元一天的房费压力不小,“生活在担忧中”,他常常睡不着,偶尔和家人视频,隔着七个小时时差,手机另一端四个孩子叫他“爸爸,回来吧”,尼日利亚的机场关闭了,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我告诉自己开心一点”,他尝试靠冲凉冷静,和手机里各种人打电话,有尼日利亚的也有中国的,也会看CGTN的英文报道。

Emmanuel认为,他的焦虑很多时候是语言障碍造成的——“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解释,你需要做的是遵守这些规定”。在广州的两个多月,他总共做了七次核酸检测,他也说不清每一次核酸检测的缘由是什么。

在中国做了十年生意的John也有同感,他不懂中文,更别说理解广州的防疫政策。“为什么每天要给回访的人报告体温?至于体温偏高的人,可能是因为流落街头,压力过大造成的”。

一边是非洲群体对防疫政策的不理解,在接手街道的回访工作后,志愿者们也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他们普遍缺乏与非洲人沟通的经验,有许多问题需要学习。除了建立信任感,还要学会辨别对方说话的真实性。

“有人说自己要饿死了,你隔三天打电话过去他还活得好好的,有人听声音就是比较急需要吃的那种,”这是陈子君总结出的经验,她有时候又会反过来担心他们被骗,“有人接到不知道哪里的电话,说是我们的人,个人信息都说了,他们太容易相信人了,你说要是骗子怎么办?”

结束隔离,重新进入城市生活,一面看不见的墙挡在他们面前。广州市对全市五千多名非洲人进行了核酸检测,检测出一百多例阳性病例,这个数字成为城市居民恐慌的来源。

出租车和公交车坐不了,有人声称步行了38公里才回宾馆;有人想买水,便利店不让进,语言上沟通不了,双方差点叫来警察;有人找核酸检测的医院,找不着又坐不了车,在电话里急了;出门了还是没有地方吃饭,餐厅不接待,一天只吃一顿,甚至不吃。

餐厅和商店给出的理由是“会有人来检查”,或是“领导的规定”。“街道没有明文规定,反而我们反馈的时候,街道让我们记下具体的地址和商家,后续再沟通。但非洲人往往口音重,说一堆也说不清是哪家店。”陈子君回忆。

在以往对广州非洲群体的研究中,被本地出租车拒载,被居民绕开,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摩擦和紧张的地方一直存在,但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么激烈。”一位长期关注广非的学者这样向于晓婧感叹。

梁岩某天在凌晨两点多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她回访的一个非洲女商人,情绪异常激动,似乎在一家便利店,“她想进去买水,店员不让,一直让她go out。他们大概彼此也听不懂,店员会的英文可能只有go out”。电话接给梁岩,店员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老板不让进,我说了不算”——对方这样解释。

梁岩理解此类事件给非洲群体心理上带来的压力,“也不是说一定买不到,可能十家有三家会卖给你,要走更远,(被拒绝之后)心理成本也更高。”

在于晓婧看来,很多事情本质上是商业行为——商家害怕出现聚集性病例,她们很难干涉。回访的第一周,回访小组里有志愿者反馈,有非洲人打着打着电话就哭了,许多人说想回家,还有人讲话很冲,直接说:“我可能态度不好,请你不要介意,这些遭遇对我冲击太大了”。

各种压力转移到回访的人身上,有人情绪崩溃了,“可能之前也没有说清楚是在帮街道做回访,有人压力也很大,群里就炸锅了。“陈子君回忆。回访一度中断了一两天,有几个人选择了退出。

还有许多人在继续。电话另一头,指责的声音,不理解的声音,哭诉的声音,感谢的声音,回访的志愿者们大多默默倾听着,尽量进行安抚和解释。

陈子君的处理是不给太多回应,默默地听对方倾诉完。“这种情况下很难跟对方解释。你要说多数人不歧视,少数人在歧视,对方也听不进去。我们也给不了一个正式的道歉,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曾经有众多非洲客商的市场如今门庭冷落

断裂与弥合

五月底,闭市的三元里瑶台西街偶尔能见到一两家开门的店铺,周围站着三两个货运司机和中国商人。Emmanuel在这里见到了他的熟人,一个长期合作的年轻女商人。他半开玩笑半调侃地模仿起在路上人们躲避他的样子。

“麻烦”是Emmanuel在疫情期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是“go out”(出去),便利店店员这样说过,长期去的有英文菜单的餐厅也这样拒绝过他。但最让他难过的是来自长期合作的中国客户的躲闪。

“我们做生意很多年了,上个月我把钱给对方的时候,他不敢直接碰钱,一定要放在信封里才接。”和女商人告别的时候,他压低了声音说。

这样的撕裂也出现在一些中国人和非洲人的熟人关系中。Emmanuel常住广东的非洲朋友,娶了中国老婆,状况最紧张的时候,夫妻俩一起去花园,管理人员允许妻子进入,把丈夫挡在了门外。

于晓婧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双方关系的紧张。

2016年做广州非洲人研究的时候,她和一些非洲人建立了较好的联系。“我在一个非洲人群组很多年了,大家很融洽,不会说你是中国还是非洲人。但这次我发一些实用信息,总有人跳出来质疑我的动机。说这些话的很多是安心隔离,没有受太大影响的非洲人,但他们会因为你是中国人拒绝你的帮助。”

后来常住广州的非洲人建了一个群组,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于晓婧询问一个认识多年的尼日尔老板:我可以进去吗?得到的答案是失望的——“他们不会让你进来的,但是里面发的一些内容我可以转你“。

这让于晓婧感到难过,“你尝试和他们拉近距离,他们反而拒绝你,这样我觉得非常受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原来那么脆弱。”

来自非洲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因为这次事件暂时抛开了身份认同上的差别。在以往和广州非洲人打交道的经验里,于晓婧感受到的非洲人是非常多元的——“他们会强调自己来自某个国家的某个族群”。而现在,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非洲人,“多元性暂时消失了。“

回访一周之后,街道办把回访的任务交接给了一些非洲留学生志愿者,语言上更方便,同乡间的情感也更亲近。据《广州日报》的报道,截至五月,广东共青团在全省共招募储备外籍留学生志愿者180余名,协助开展来粤返粤人员的口岸接运、排查登记、医学观察等服务。

任务结束了,于晓婧能看到一些缓和的迹象,认识多年的尼日尔老板最开始对非洲同胞的遭遇情绪激动,看到她们在做的事情,态度逐渐缓和了,还会给她转发非洲医生在广州工作多年的正面报道。

对Emmanuel而言,日常遭受冷眼的日子里,有些熟悉的中国客户也给过他暖心的照顾。隔离期间,有次他背疼得实在厉害,一个客户给他买了药送到酒店。“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很珍视这些”。

等待回家的日子

 

距离Emmanue预定回家的日子已经过去快两个月时间了,尼日利亚机场和中国的机场对外航的限制依旧,花1240美元买到的回国机票迟迟不起飞。以往他每次只待个十来天,总是行色匆匆,每天睡三四个小时,一直奔走在商贸城之间,埋头忙于生意。

这次一停留就是两个多月。生意改在微信上和客人沟通,对方发来照片,他选择然后下单。这也给他的生意增加了新的挑战,有时候几万块钱的货物打包好了,去仓库看的时候发现和图片上有出入。“店关了,没办法用手去摸布料的质量怎么样。”虽然不满意,因为是熟客,他也都照单全收。

Emmanuel逐渐适应了不再如往常一般东奔西跑的日子,他得以第一次和记者聊起中国人的生活,“原来中国人不全都信佛啊!你们门上贴着拿大刀的武将是谁?为什么龙那么常见?”同时也在熟悉的地方有了新的发现,“海印广场后面有一面湖!我坐公交过去第一次发现。”那天,他和几个商人朋友去湖边散了散歩。

非洲人已经不再是高危群体,城市生活似乎已经对他们开放了。4月18日广东省发布题为《风雨同舟,共战疫情,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称“广东实施无差别健康服务管理措施,没有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对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零容忍。”

另据媒体报道,五月初广州市政府在一次会议上发布报告称,不允许任何基于国籍、种族、性别和肤色的歧视,并建立了一个24小时热线电话供举报歧视行为。

但还是能看到一些疫情遗留的痕迹,三元里的一些小饭店还是不接待非洲人,做生意的外贸商店还关着,荔湾广场以往总和外国珠宝商打交道的老板念叨着,“今年一个非洲客户都没见到”。

一些非洲商人已经能半抱怨半调侃地回忆起找不到酒店,吃不到饭,做不了生意的日子了。

做了十年生意的John几乎是中国通——开通了微信支付,做生意的伙伴被他备注成“baby”,日常热切地和微信里的中国商人打招呼——“这叫入乡随俗”。他随身携带的各种证件放在一个透明袋子里,最近加上了厚厚的一沓核酸检测证明和隔离解除文件。他几乎不抱怨,“(对外国人的安置)中国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过最近除了进货和买东西的地方,他不再去其他地方了,“我不想感到尴尬”,他常常会想到之前的经历,在情况紧张的时候,路人看到他会远远躲开。18年12月的时候,一个客户带他去过广州的天河商场,热闹繁华的商区,长桌上十来个人笑着吃烤肉的照片还保存在手机里。

回访结束后,陈子君和回访的十来个人很少联系了。她还记得当时在电话里听到过许多次:“不会再来做生意了。”当一切逐渐走向平静的时候,Jonh给出了果断的答案——“我会很快回来的,唯一影响我的是越来越难拿,越来越贵的签证。”

当这个问题丢给Emmanuel的时候,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坐在三元里地铁站一旁的麦当劳,眼前是交错的立交桥车水马龙,右边马路对面就是他常去的外贸商城,“如果知道这趟来会经历这些,我应该不会来的。至于下一次,应该会再回来吧。”

在Emmanuel眼中,对做生意来说,广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和家乡比,这里”有稳定而长明的灯,夜晚也有生活,白天晚上都可以做生意,各种类型的服装和布料都能找到。”

相比思考是否再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回家。5月30日,航班终于有了消息,两百多名尼日利亚商人包机回国,“我从来没有因为能回家而感到这么开心”,非洲客商Boniface在微信上发来消息,下飞机后,他们将再次隔离14天,当地的疫情状况也不容乐观。

至于未来,还能恢复如常吗?在下一次商人们如候鸟般迁徙归来之前,一切依旧还是未知。

(文中于晓婧,梁岩,陈子君,肖扬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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