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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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3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李文亮医生生前曾在这里接受治疗。2月20日时,这个院区也成为了定点医院。不过,目前该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不再接收新冠肺炎的患者,急诊和外科逐渐恢复。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几天后,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不久后离世。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两三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2020年3月9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第四次点起了蜡烛——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这是该院眼科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第三位医生,前两位是梅仲明和李文亮,从前患者称他们为“明亮组合”。“原本要为患者带来光明,如今都走了。”一位该院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也因新冠肺炎殉职。他还是该院最近一年评出的唯一一位“重大先进典型”。

至此,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生殁于疫情。

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此次疫情中殉职的四位医生,分别是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医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从左至右)。 (何籽/图)

中心医院一线医生杨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我说的是濒危,不是病重”,他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包括呼吸衰竭在内的多器官衰竭,并伴有各种不良并发症,“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持、维持生命”。

他说的四位濒危人员分别是副院长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该院肝胆外科蔡常春主任的妻子)、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该院公共卫生科流出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截至2月9日,上报职工确诊病例68例,纳入医学观察的医务人员266人。

该院两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此前确曾在同事群中看到过这份文件。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在武汉十分突出,医护死亡情况堪称最为严重。

难以上报

武汉市中心医院始建于1880年,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它是武汉市28所三级甲等医院之一,属于武汉市属的公立医院。该院有两个院区,其中后湖院区是武汉市征用的第二批定点医院。

目前该院有员工43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1206人。

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是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医院之一,1.6公里,步行仅需23分钟。它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出没的地方。

根据上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12月29日下午,后湖院区急诊科医生通知公共卫生科接诊了4例华南海鲜市场病例,病情异常。医院致电江汉区疾控,但对方称此前上报的类似病例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需要汇报领导。

六天后,区疾控仍回复:“等上级通知后再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之后,关于上报给谁,这家医院又遭遇了踢皮球:区卫健委说它是市属医院,报给市里;市卫健委说,属地管辖,报给区里。

1月8日起的三天,终于成功上报14个病例,但其中一个无法确诊,区卫健委让联系区疾控自行采样,区疾控说等区卫健委通知。13日,再将一位患者无法采样的信息报告区疾控,得到的回复是一个字,“等”。

从1月11日到16日,该院收到26例职工疑似感染报告。而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医护人员零感染。

杨珥说,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没有接触华南海鲜市场史,但有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此外,陆续有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后出现了同样症状。“这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

但是关于病情上报,他们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填“不明原因肺炎”,乃至“病毒性肺炎”,只能写“肺部感染”。他说,肺部感染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疾病了,不能凸显新发病毒,也不能凸显人传人。

他的同事也证实了上述情况。

不能说的秘密

在难以上报的日子里,中心医院里发生了什么呢?

一位急诊科医生对12月底的事印象深刻,因为首先发现病例的就是急诊科——好几个患者咳嗽、低热、肺部CT膜玻璃样变。医生把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拿去测序,得到的结果惊人:“SARS冠状病毒”。

这张检验结果的截图,最后成为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祸源”。

根据该院急诊科艾主任此前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2020年1月1日晚将近0点,她接到医院监察科信息,要求第二天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被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主任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上述急诊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主任第一时间向上预警,‘SARS回来了’。但被院领导训斥,很多人在场。训斥她用了三句排比句,大意是说擅自发布未经证实的新闻,造成严重社会舆情,如何负责,把我主任当时吓得着实不轻。”

但该院一位在医学影像科室工作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被叫去谈话的,远不止李文亮和艾主任。“我们医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谈话,说不能发什么。”

他和另一位医生,后来因为发表关于梅仲明、李文亮的哀悼图片,专门被院方找去,让他们删除。在南方周末记者联系的十余位采访对象中,过半受访者表示受到过院方的干预,包括训诫、谈话、被要求删除发布内容、被电话提醒不能发布有关消息等。

该院后湖院区一位工作人员记得,那时候“不让声张,物资就更不敢谈了。我院的很多医护也是那个时候感染的,心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特别绝望,没有外援,也不让报”。

有两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微信群截图,2019年12月30日,各科室微信群里收到转发自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请大家……不要随意对外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关信息……否则市卫健委将严肃查处。”

该院医生陈小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早期院里统一要求,“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陈小宁回忆,疫情开始不久的一天,临近下班,院里所有中层紧急开会,口头传达,不得对外提起“冠状病毒”字眼,“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家人”。当天已经下班的陈小宁,又接到领导电话,必须回医院当场听取传达通知。

多位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确有收到“不能说”,“不能戴口罩”这些要求,均为口头层层传达。

“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此时,与中心医院相隔仅2.6公里、几乎同时发现异常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直接将疫情上报到市里和省里。该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2月27日,意识到可能有传染性,就将当时的患者进行单间隔离,并指导医护人员注意做到个人防护。”

但在禁言之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并没有做到“内紧外松”,防护并未得到加强。

杨珥说,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个电话我接到过”。

杨珥听到多位同事提及,1月上旬,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戴口罩去开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不幸的是,几天后,江主任被感染、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直至死亡。 

一位和江学庆同科室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江主任曾提醒他们“别戴口罩,影响不好。”

网上流出了一张江学庆笔记本的截图,一条条记载着一段会议记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陈小宁说,笔记所录就是1月3日的会议,医院组织中层开会,口头传达精神,再口头传达给每个职工。

如今,有87位群成员的江学庆科室的微信群,人们把头像全部换成了一样的黑暗中的蜡烛照,只留下一张照片头像,那是已经不能换头像的江学庆本人。

江主任科室的群成员列表

于林是中心医院的退休职工。她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江主任是1月13日下午,他还在专家门诊,还没吃午饭,饭在旁边放着。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一份中心医院医生提供的《1月13日病毒性肺炎相关情况报告(南京路)》,南京路院区当天监测密切接触医务人员共计85名,其中发热门诊9人、隔离病房29人、呼吸科34人、眼科13人。

作为本应远离呼吸道疾病的科室,眼科在这次医护疫情中却伤亡最重。

该报告描述,1月10日,一位眼科患者转入隔离病房,11日管床医生李文亮报告发热37.2℃,此后逐日高烧,日渐恶化。12日上午,另一位眼科医生报告发热37.4℃,此后表现出与李文亮一样的症状。

陈小宁说,之前眼科要求设备科、院感办给相应的物资,为医护人员做防护,但当时的院感办主任只给了一级防护,“一级防护是最差的,三级是最好的”。

3月9日去世的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是医院的返聘专家,本已退休。陈小宁说,朱医生是个很好的人,感染之后妻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家拖了十几天,后来被120接到医院,没找任何人帮忙。

目前虽有四位医护人员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只为江学庆、梅仲明两位医生发布了讣告。这两位医生的讣告,院方都是在去世后三个小时发出的,但朱医生已去世超过24小时,仍无讣告。

南方周末记者为此致电该院公共卫生科,对方回复请联系宣传科。

物资“弹尽粮绝”

盘点中心医院危重症、去世医生所属的科室,分别来自:眼科、甲状腺乳腺外科、消化内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伦理办公室等,非常分散,且普遍与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直接相关。

杨珥说,“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倒下的原因在于初期预警不足,且防护设备始终简陋。

他回忆,1月23日,全院物资告急,大家以个人名义去求援,受到了院方的阻拦,不许私人募捐。后来形势逼人,可以募捐,但物资分发混乱,出现各种乱象,比如拉来的东西收不进去、交接的人消失,甚至拉来的物资也不要。

医院里有一个负责对接捐赠事宜的医生群,三百多人。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聊天记录, 2月10日,一位同事在群里说,联系了一千斤大米,“医院竟然不要”。

早先,医院曾经“断粮”。平常食堂2000人,每天两顿饭。非常时期,医护和病人都吃住在医院里,一天三顿做6000人的饭,一时供给不足。1月26日左右,不少医护人员靠吃零食坚持,有的科室“断粮”了一天、有的断了三天。

更缺乏的是防护物资,特别是防护服。

2月中旬,上述微信群中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把雨衣改造为防护服,“据说防水泼溅没有问题,就是看材料的透气性”,还有医生设计了一套“雨衣消毒方案”。

“那阵子真是弹尽粮绝了,穿什么的都有。”有段时间,杨珥把家里的垃圾袋拿去医院当雨衣,用它裹住手脚和脖子。这个问题,直到外地复工、外地医疗队进入医院,才解决。

杨珥经常去看医院里放防护服的柜子,2月下旬之前,这个六层铁皮柜子,从来都是半空或空空如也。

他发来那时同事所穿防护服的照片,薄如蝉翼,“简直就是裸奔,真的是敢死队”。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图)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图)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湖北省五大官方慈善机构向武汉市中心医院捐了口罩15.8万个、防护服3976件。这是整个疫情期间的捐赠数,官方捐助的防护服数量还不够全院人使用一次。

采访中,六位来自不同科室的医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物资缺乏到穷尽地步。

陈小宁说,一开始隔离措施就几乎没有。比如后台部门在工位办公,不到100人的办公楼层,年前已有3人感染,楼里还在用中央空调,“没有开窗,没有通风,没有消毒杀菌”。

“院感办也不说话,院领导也不说话。”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口罩最紧缺的时候,里面戴个工业N95,外面再套个外科口罩。至于行政职工,不属于一线,领过一盒口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上班的口罩也是自己找人买的。

1月23日、2月6日、2月1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都曾经发布公告募捐防护物资。2月14日,该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发文呼吁关注武汉医护人员紧缺现状。

该院南京路院区的一位ICU护士说,协和、同济医院开始公开征集以后,其他医院才敢发帖,因为这两家是省属医院。同样,防护也是,“我们医院是看到同济防护后才敢防护的”,一开始防护服不让穿,怕引起紧张。

一位做联络物资志愿者的超声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月19日发通知说可以接受捐款了,才允许接受现金。

“春节之后很多卖防护用品的厂家都复工了,但我们自己采购物资还很困难,物资都先找捐赠,实在不行了才去采购。”

另外两位医生说,给一线医护的补贴也存在问题,1月的医院津贴到目前还没收到。作为一线人员,有一次性的6000元补贴,以及每天200元或300元补贴,夜班费180元。

上述南京路院区的ICU护士说,她的基本工资“五险一金”扣完以后只有1000元不到,一月份的补贴还没发。但自费从美国买了180个达标口罩,就花了2000多元,还不知道是否能收到。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五家官方慈善机构给中心医院的拨付资金为1.23亿。

多位医生说,物资匮乏持续到2月底、外面的救援队来了,才得到解决。

甘肃医疗队105人援助中心医院,其中一位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2月初这里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病人多、防护用品紧缺、达不到三级防护,进隔离病房都没有N95。“这个医院管理不好,我们带来的物资不多,全给中心医院支援了。”

“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

导致医护伤亡的还有一层原因,是隔离措施不到位。

作为同一批定点医院,武昌医院副院长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医院被划为定点医院后,院长刘智明专门请了市疾控专家指导病区改造的隔离措施。那时候刘智明常常去病房和门诊考察情况,后来感染,于2月18日去世。

中心医院从疫情之初就承担了大量的救助工作,一位医生说,“一开始金银潭医院开七百多张床位的时候,我们医院也直接开了五百多张床位,当时各种工作根本就没有到位就开了,还没有搞好隔离区、污染区。”

另一位医生发来的照片上,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之间,大厅里只隔了一块宣传板,没有从顶部隔开,起不到隔离效果。

杨珥记得,1月6日左右,医院腾出两个病区做隔离病房,加起来也就几十张床,远远不够。最终后湖院区改造出六百多张床位,还是人满为患。

“1月,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病人排队,排着排着倒下了。我至少有三个同事,被排队不耐烦的患者拉扯、撕破防护服,动辄有患者来扬言要杀医。”

一位后湖院区的医生说,“(某些)院领导我不做评价。我们的护士长、主任、科主任,我要竖大拇指,包括副院长,反正我们临床上的人是非常团结的。”

实际上,多位采访对象在受访时表达了对书记、院长的不满。一位医生认为他们临床经验不足,“他们一个原来是搞教学的,一个是卫生部门官员。”另外一些人则提及,“有官威”“什么都不准说(新冠病毒),哪个说就追责”“人家提意见,也不让说,不重视,搞得我们底下人愤愤不平。”

也有多位受访医生怀念之前的夏家红院长,临床医生出身,知道基层疾苦,经常会在夜班“微服私访”。“有一次,他看见夜班医生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分拣化验单,就砸了很多钱上线无纸化办公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受访医生说。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两三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3月8日院领导看望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留影 (受访者供图/图)

该院退休职工于林说痛惜这件事害了医院,“一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好医院,职工都很痛心。等疫情结束,这些都要找医院讨说法。”

在杨珥心里,一月底、二月初是这所医院的“至暗时刻”,混沌无序,倍感后怕。他说,在这里,很多人能忍就忍了。但也有同事说,疫情之后要转行。

他说比起自己,很多同事更有奉献精神、可歌可泣。他的一位同事,家里三个人陆续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爷爷、奶奶和公公,她没法给家人在自己的医院找到床位,但仍然每天上班救人,没有请过假。

问及他为什么出来说话,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珥、陈小宁、于林为化名。公众号作者章北海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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