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成门六号院｜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活动旧址及其经历考略（延安、瓦窑堡、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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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于胡耀邦的研究和关注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之后。但是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经历在他的一生中也非常关键：

第一, 这是他重要的政治上升期，这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关心和培养（用毛泽东的原话讲，胡耀邦是他 “看着成长起来的”），职务越来越重要，成为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奠定了他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

第二, 这是他思想的重要成长期。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在民主选举、发展私营经济、保护工商业者等方面进行了很好地实践，胡耀邦在陕北根据地亲自见证了这些实践，奠定了他后来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础。

第三，他在延安与女青年李昭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儿子，拥有了一个温馨家庭，对于他的个人生活而言，也是一个最重要时期。

笔者最近前往陕西延安、榆林，山西吕梁地区探访了胡耀邦工作、生活旧址，以此为线索，整理还原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经历。这些旧址以时间顺序呈现，而非以探访顺序出现。

刚刚抵达陕北的胡耀邦，他还稚气未脱，但是手不释卷，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多数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留下的，大概由于他过于年轻，具有典型的 “红小鬼” 特征，成为这位摄影家创作“模特”

1.  瓦窑堡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少共中央旧址

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大部于 1935 年 11 月 7 日抵达瓦窑堡，算是结束了一年零半个月的长征。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 86000 多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 7000 人，这其中很多人是沿途扩红进来的，真正从江西一路走下来的可能也就是三四千人，存活率约仅仅 5%，打一个不恰当比喻，比欧洲犹太人经历了二战种族清洗后的幸存率还低，可见这一路军事斗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胡耀邦作为人小体弱的红小鬼，能够生存下来是个奇迹，到达延安后，他的体重下降到不足 70 斤。

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恢复了少共中央局，凯丰、冯文彬、刘英（张闻天）、胡耀邦是核心领导，胡耀邦担任秘书长。这时候，刘英与张闻天结婚，根据刘英的回忆，每当她去见张闻天、毛泽东的时候，就带上胡耀邦，胡耀邦因此与两位党的领导人关系逐渐熟悉起来，胡耀邦在江西苏区经常见到毛泽东，还曾经与毛泽覃长期共事，但是二人没有直接接触。

另外，张黎群等人的《胡耀邦传》认为胡耀邦回到少共中央工作，是在红军东征返回陕北以后，这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依据是《张闻天年谱》中 1936 年 5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对任命胡耀邦为少共中央局领导成员，即便张黎群在延安时代与胡耀邦是老相识。根据郝玉堂的《回忆党中央在瓦窑堡的情况》，11 月下旬，陕北少共组织即开始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说明他当时已经开始履职，1936 年 5 月政治局常委会的任命，可能是一次重新确认。

少共中央办公地在瓦窑堡的前河滩胡家大院，跟中组部一起办公，虽然叫做胡家大院不过有 6 口窑，可见陕北这个地方的贫瘠，富户不过如此。这个小院是中组部、少共中央局、西北军事委员会供给部三个部门一起办公，可见经过长征后，各部门减员很厉害，幸存者无几了。目前这个旧址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只是门口有个标记，原貌已经被基本破坏。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订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此时胡耀邦虽然没有资格与会，但是在 27 日的中央机关 400 人学习讨论会上，他与刘英作为代表发言，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央政治活动舞台发言记录，第二天他又去张闻天的办公室参加了小组讨论。

瓦窑堡会议旧址

胡耀邦在瓦窑堡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刚刚达到这里的时候虽然进入冬天，没有棉衣穿，红军筹到款后，才穿上新棉衣。胡耀邦的工资是 4 角边币，他唯一一次改善生活是花了 2 角钱，让警卫员买了一屉羊肉蒸饺，两人一人吃了五个，算是解了馋。

2. 石楼县红军东征时期旧居

石楼县位于山西吕梁山区，是至今仍是山西省最贫困、闭塞的地方之一，石楼人均 GDP 为 2.17 万，不仅在山西省垫底，在全国也是最低的县之一，同时也是 117 个县区中唯二没有通高速公路的的之一，从吕梁市区到石楼仅有 100 多公里路程，需要在山路上盘旋 3 个多小时。

胡耀邦旧居坐落在义碟镇，这个院子本来是清道光年间华州知州郝升荣的住宅，共 114 间窑洞，是该县最大的院落，1936 年红军东征时郝氏出逃，遂被征来当做苏维埃政府驻地。东征前中央决定成立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负责建立地方政权、筹款、扩红等非军事工作，地方工作委员会在新扩苏区派出了 12 个工作组，李富春担任辛关工作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红军东征枢纽地带义碟的工作组组长，因此在郝家大院住了有 70 余天。

胡耀邦在石楼的工作是异常出色的，义碟工作区完成扩红 900 多人，红官方文件称东征期间扩红 7000 余人，不过根据满妹的回忆，胡耀邦说只有 3000 来人，我觉得胡耀邦说的是正确的，当时中央红军才有 13000 人，不可能短时间扩红增员 50% 以上。无论如何，胡耀邦所在的义碟区功绩是最大的。

由于胡耀邦工作异常卖力，也由于他长征之后身体一直很弱，他病倒了，先是高烧，继而大口吐血，严重昏迷，随时面临生命危险，这时候李富春派俘虏过来的国军最好的军医，胡耀邦才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随着陈诚入晋，在黄河边部署包围工事，红军有被困死在吕梁山区危险，5 月 2 日红军迅速撤退，依然还走不动路的胡耀邦，被人用门板抬到了黄河边。这时候是共产党的最低谷期，各种物资异常缺乏，正像刘英所回忆的那样，革命战士生病是否可以闯过鬼门关，全凭运气。

石楼与延安交界处的黄河，蜿蜒曲折、雄壮悲凉，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苦难，也象征着革命的曲折艰难

红军东征是胡耀邦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优异表现得到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称他为 “拼命三郎”，并且在红军东征总结会上，让他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当然毛泽东重视他并不单单因为他勇敢，更重要是发现他有理论天赋，毛泽东作为理论家，最喜欢有能力思考、有理论思维的年轻人，理论思考、探索，这是此后沟通毛泽东与胡耀邦关系的最重要纽带。

3. 延安和瓦窑堡抗大旧址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主动将延安、富县和甘泉让给了红军，虽然延安当时只有 1 万余人，但是相比只有两三千人的瓦窑堡、保安规模大多了，红军算是在陕北终于拥有了一座像样地城市。1937 年 1 月 13 日，中央机关迁往延安，胡耀邦也来到了延安。

1936 年 6 月，中共中央创办了红军大学，这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红大迁往延安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胡耀邦是新抗大的第一期学员，这期学员将星闪烁，知名人物包括陈赓、张际春、杨得志、余秋里、张国华、王维舟、曹里怀、江华、梁兴初、王尚荣等人。胡耀邦被编入第一大队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是陈赓。

抗大纪念馆的胡耀邦有关资料

胡耀邦毕业后，又作为 28 名最优秀毕业生，被选入高级班学习，入选率可谓百里挑一，贺子珍也是这个班的成员。毛泽东给高级班亲自授课，其著作名篇《矛盾论》、《实践论》就是给这个班级授课写作的，里面的实事求是思想、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也影响了胡耀邦的一生。

由于胡耀邦的在抗大学习中表现非常优秀，高级班毕业后被留在抗大，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抗大校领导的一员，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抗大领导林彪、刘伯承、罗瑞卿等都是革命元勋，算是胡耀邦的 “上一代” 人，胡耀邦作为红小鬼跻身于抗大的领导层，算是个例外。

胡耀邦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创办了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他善于创造舆论阵地也始于此，日后胡耀邦在团中央、中央党校期间又分别创办了《中国青年报》、《理论动态》等，都深刻影响了时代。毛泽东的名篇《论反对自由主义》，即胡耀邦为《思想战线》创刊号的约稿，胡耀邦写下了长长的编者按。

《论反对自由主义》针对的非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观念，根据著名教育学家、抗大学员朱九思的回忆，抗大中非中央红军派系的山头主义思想，第三期中以许世友为首的几十名学员出走事件影响尤其大；随着革命统一战线结成，各地革命青年纷纷涌进延安，怎么克服散漫作风，做到号令统一，也是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

延安不过是一个土地狭长的小城，随着革命队伍壮大，人口承载很快达到极限，1938 年抗大第四期开始分赴外地办学，胡耀邦率领第一大队回到红军大学当年在瓦窑堡米梁山的旧址办学。一大队出发前，毛泽东专门来送行，毛泽东说：“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还要求大家学习胡耀邦，称他热爱学习、善于思考，理应是大家的榜样。

瓦窑堡红军大学旧址，也是抗大一大队办学旧址

瓦窑堡属于 “半解放区”，既有国民党县长、也有共产党县长，既有国民党的保安团，也有共产党的抗大队伍。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有名的摩擦专家，扣押共产党县长薛兰斌，胡耀邦带着一个警卫单刀赴会，直闯县衙，把手枪砸在桌在上，告诉田杰生，如果你想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谁要想破坏统一战线，我们就要严惩！田杰生对共产党到底有多少武装也没有底细，看到胡耀邦的气势，心生胆怯，于是释放了薛兰斌，开过上将李志民在《革命熔炉》里对这个故事有记载。

对于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很多红军将领都是不信任或者不懈的态度，不过胡耀邦对他们非常尊重和信任。牛克伦和周子健（周小川的父亲）都是毕业于北平大学，担任抗大第一大队教员，胡耀邦对他们极为照顾，还安排周子健跟自己同住一个窑洞。

胡耀邦在抗大工作期间，还作为公诉人，处理了 “黄克功案件”，抗大六大队队长黄克功恃功傲慢，枪杀十五大队学员刘茜，引起巨大轰动。胡耀邦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审判会上，陈辞力主判黄克功死刑，这件事引起很多红军老战士的不解，事后他在《思想战线》撰文说：“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陕甘宁高等法院旧址，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关于胡耀邦与黄克功案的一些资料，下图为有胡耀邦签名的公诉书

4. 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旧址

1939 年 5 月胡耀邦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出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组织部是军委中最重要部门之一，毛泽东力排众议，让胡耀邦担任此职。总政治部与毛泽东在王家坪的住所距离不过 20 米，毛泽东随时可以见到胡耀邦，可见对他的厚爱。

王家坪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旧址，下图为胡耀邦使用过的办公桌

总政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干部履历，查看革命中有没有变节行为。延安时期接连发生的自我坦白、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后来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显学。胡耀邦既是中央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组长为叶剑英），又是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组长为彭真，其他成员有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是重要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但是他对干部审查一律抱着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制造冤假错案。

这期间比较值得说道的有几件事。第一件是，在胡耀邦的倡议推动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废除了 “锄奸部” 和“线人制度”。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 150 余万人，但锄奸部却有 9000 多个工作点，10 多万名锄奸团员。胡耀邦认为，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同志之间的信任，“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胡耀邦先后向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做了汇报。中央于 1940 年 3 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毛泽东赞赏胡耀邦说 ：“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

第二件是，在抢救运动中，胡耀邦及早罚发觉到逼供信的现象（连他新婚妻子李昭也曾经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做出了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决定。在他的坚持下，总政机关没有定性一位“特务分子”，康生对此非常不满，派李克农去施压，但是胡耀邦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崔坚将军、李聚奎将军的回忆中，也看到他实事求是地作风。崔坚在抗日前线几次被日伪军捉住，但是因为成功隐瞒身份，而得到逃脱，于是被怀疑为变节、卧底分子。他在审干中受到车轮战式的疲劳审讯，受尽虐待，只有胡耀邦对他态度温和，耐心听取他的陈述，不做有罪推定。李聚奎在鲁西北曾经夜间便服外出，于是被人写信举报，称有与日伪串通嫌疑，胡耀邦耐心听了他的陈述，认为他完全可靠，应该保留七大代表资格。

杨家岭大礼堂，门口镌刻着七大代表名单，里面有胡耀邦的名字

王家坪总政办公室前有一片桃园，军委工作人员闲暇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运动，毛泽东接受陕甘宁边区人民 “人民救星” 的锦旗也是再此。陶铸、王鹤寿、胡耀邦经常在桃园一起聚会，三人意气相投，人称之 “桃园三结义”。1945 年 8 月，陶铸南下、王鹤寿去东北，三人分别时，在月下桃园共同发誓：不做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良心的事情。1969 年，陶铸因为拒绝与“文革” 小组合作，被迫害而死，并且死得很惨，他的女儿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曾经让亿万国民感动泣下落泪。1987 年，发生在胡耀邦与王鹤寿之间的故事广为人知，不过不为人知的是王鹤寿此后的忏悔，胡耀邦去世前，王鹤寿来探望他，遭到医生拒绝，王鹤寿独坐良久才不舍得离开，胡耀邦去世后，王鹤寿闭门谢客、以书为伴，他常去看望耀邦遗孀李昭，但是沉默不语。不过后来三人的悲剧性故事，让人唏嘘。

上图，王家坪前的桃园；中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与陶铸之女陶斯亮幼年照；下图，1950 年代胡耀邦、陶铸、曾志、王鹤寿、浦安修在广州

胡耀邦总政的六年工作，得到了朱德、叶剑英、王稼祥等领导人的高度认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说：“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在今天看来是很难以想象的，不过胡耀邦显示了惊人的工作能力，而且干的很好”。胡耀邦在王家坪期间，与叶剑英结成的信任关系，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后，迅速被重用，并且可以率先打响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第一枪的重要原因。

延安时代的王稼祥与朱仲丽，胡耀邦与王稼祥常年比邻而居，朱仲丽父亲朱剑凡是湖南名校周南中学创始人

5. 兴县蔡家崖胡家沟村东进路居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林彪率部接受东北，林彪与胡耀邦两家住所相距不远，他问胡耀邦愿不愿意跟着一起走，胡耀邦已经在后方八年多，非常希望到前线大展身手，二人一拍即合。不过这时候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他需要等毛泽东的许可批准，才能出发，胡耀邦动身已经是 10 月 14 日了，他还率领一个可 600 人规模的东进干部工作团，这算是延安去东北的最后一拨人。

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出发前，把新出生的儿子寄养给了延安南区合作社供销社主任刘世昌。李昭和林彪夫人叶群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这时候叶群也刚刚生下林立果，叶群劝说把孩子一起带上，以后奶水不够可以吃她的，但是胡耀邦夫妇把心思完全放在革命上，就找了一个靠谱的干部寄养了。临行前，胡耀邦对刘世昌说，我只有三个要求：一是教他讲卫生，二是让他读书，三是允许他自由恋爱，可见胡耀邦的生活态度。刘世昌将这孩子视为己出，1961 年又把他还给了胡耀邦，这就是胡耀邦的次子刘湖，胡耀邦坚决不让孩子改姓，以示对养父的感谢。

胡耀邦一行于 10 月 20 号到达兴县，住在距离晋绥边区司令部仅有二里远的胡家沟村，他们一行大概住了两三天。然后因为阎锡山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忻州一带，他们不得不转头北上，通过绥远、察哈尔、热河，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察布、张家口、承德一带达到东北。

胡耀邦从神木、兴县之间的晋陕大峡谷渡过黄河，进入晋绥根据地

东进工作团在绥远遇到了晋商的驼队，一位女干部好奇地爬上驼峰，要骑一骑，骆驼受惊，将她摔断了腿，胡耀邦只好下令大家轮流抬着她走，这又无形中减缓了行军速度，等工作团抵达承德时，已经是 11 月底，恰好这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舰艇帮助下在葫芦岛登陆，迅速向辽西挺进，这样东进的队伍堵死了。但是胡耀邦依然没有放弃，还是做了一些努力，试图绕道到达东北，最终也没有成功，于是中央下令胡耀邦就地上任冀热辽边区政治部主任（萧克担任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

华北战场上胡耀邦戎装照，这时候他已经成熟，不再是那个充满孩子气的红小鬼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东进受阻的确让胡耀邦很遗憾，他留在华野，远远不如东北四野建功立业的机会多。但是长远看，这又保护了胡耀邦，如果他成为林彪麾下的一员大将，那么 1971 年后必然会被打入另册，就不会有以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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