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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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笔者所著《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

南宋的差役制度非常糟糕，常将百姓逼至破户亡家。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浙东金华县长仙乡的十一户乡民决定联合起来自救。他们自救的办法叫做“义役”，具体操作方式是：

自以甲乙第其产，以次就役。[1]

意思是：这十一户百姓自行组织起来，按各自家产多少自行排序，再按家产排序自行轮流去给官府服差役。

自救的关键，是乡民们切断了官吏索贿敲诈的路径。

宋朝的差役摊派，以户等为依据，户等则按资产等级划分。按旧做法，户等由官府派人来评定。谁是要服差役的上等户，谁是不需要服差役的下等户；谁是将被优先摊派最沉重差役的一等户，谁是只需承担相对较轻差役的二等户三等户，名义上取决于民户的资产，实际上取决于官吏的意志。行贿到位的上等户可以被操作变成下等户，行贿不到位的下等户可能变成上等户。行贿到位的一等户可以变成二等户三等户，行贿不到位的二等户三等户也可以变成一等户。

不难想见，这种行贿竞赛会造成深度内卷。起初是部分人行贿，然后是所有人行贿，再然后是所有人比拼谁行贿更卖力。内卷的极致是诉讼。资产少而被定成高户等、被摊派了沉重差役的民户，在行贿这条路上卷不动了，就只好去衙门喊冤，去举报资产多而户等低的邻居乃至亲友。正如南宋官员陈傅良所言：

今天下……民不能堪，虽叔伯兄弟，相讼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讼以避役，非其愿相仇也，势使然也。虽势使然，而非其愿相仇之心不泯，于是义役兴焉。[2]

陈傅良这段话，点明了一个我经常强调、很简单、却总被忽略的常识：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源于政治滑坡。南宋百姓被逼至叔伯兄弟互相诉讼对簿公堂的地步，不是这些人的家庭伦理道德不行，而是南宋政府推行的差役制度对民众的汲取实在太狠——南宋向民众收免役钱，却又恢复差役法，民众出了免役钱却不能免役，等于遭遇了双重汲取[3]——常将民众折腾至破户亡家。民众为了躲避这可怕的差役，只好行贿官吏以降低户等。有人偷偷摸摸降了户等，自然就有人被顶上去成为受害者。受害者要喊冤要举报，于是就有了兄弟互相告发、叔侄互相诉讼，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大幅下跌。

从行贿到诉讼，暴政将民间变成了互害社会，官吏们的口袋越来越鼓，乡户们的资产越来越少，而该服的差役丝毫未减。好在，兄弟叔侄相亲、邻居友人互助终究是人类的天性，当乡户们发现内卷到极致，也只会养肥贪官污吏，无助于减轻自身负担时，“义役”这种自救手段就应运而生了。

“义役”出现后，迅速在江浙地区传播开来。金坛、瑞安、黟县、饶州、婺州、处州等地皆可见到由富民主导的类似自救组织。义役的操作方式也渐趋丰富与合理，其中以绍兴十九年（1149年）金华县西山乡的办法最具代表性。

该乡有一位叫做汪灌的富户，目睹本乡之人因差役问题而行贿、诉讼乃至举报，纷纷变亲为仇，连父子、兄弟关系也不能避免。汪深感耻辱，遂召集乡中大姓二十一户商议推行义役。他给众人算了一笔账：给官府服差役做里正（里正是当时各类差役负担里最重者之一），一年下来，不但自家生计顾不上，还要耗费大概三十万钱——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米价约为每升三十文至六十文[4]，三十万钱相当于五十石至一百石大米。宋代一石约为今天的120市斤左右。可见确实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汪灌建议：与会者自定贫富为三个等级，按等级来安排服差役的先后顺序，众人再分别拿出对应的钱来帮助服差役之人，以避免其陷入破户亡家的困境。日后若有人家境变得更富有或是家产缩水，可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修改贫富等级。因为出钱资助服役者比较繁琐，这套办法后来改成与会众人“割田百亩”，用这一百亩田地的收入来补助服差役的家庭。轮到该哪户人家服差役，这一百亩地的收入就拿来给这户人家兜底，让他们不必担心家破人亡。[5]

这些约定被写成文书，送至金华县衙门存档，又制作了许多副本，交由与会者收藏。淳熙元年（1174年），吕祖谦为已去世的汪灌撰写墓志铭，赞誉说：

自绍兴己巳迄于今，几三十年，西山役讼不至于公门。

自从当地民间社会以义役自救，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山乡再没有发生因差役问题而上衙门打官司之事。可见自救的效果很好。

其实，义役并不完美，也有很多问题。朱熹当年考察了处州的义役模式后，就批评说还有四大“未尽善”之处，比如民间自己推举出来的“役首”（负责安排差役的领头人），在做事时也很难保证公平公正。[6]但是，相比旧差役模式让衙门上下其手，义役的好处实在很明显，可以说是一场相当有效的民间自救运动。毕竟，民间推选出来的役首不公正，自会有乡户们联合起来抵制，且这些役首本就生活在乡间，与其他乡户低头不见抬头见，再如何不公也不致于将事情做绝。乡户们的资产排序发生了变化，服差役的次序需要重新制定，役首也没法阻止。可在旧差役模式里，衙门官吏要索贿受贿，乡户们除了安慰自己出钱免灾外毫无反抗能力；衙门官吏不想增加工作量，不愿意及时更新乡民的户等，不愿及时修改服差役的次序，乡民们也拿他们毫无办法。役首们的权力由乡户集体赋予，是可以制约的权力；衙门官吏的权力是皇权的延伸，根本不受民意的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做起恶来无解，乡户们只能咬牙忍受。所以，义役虽然缺点多多，但直到南宋末年，文天祥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仍在倡导义役。[7]

遗憾的是，这场民间自救运动虽然得到了一些有良知的地方官员的支持，但并未在南宋境内全面推广开来。

因为官权力不喜欢。

阻挠百姓以“义役”自救的主力，是地方衙门的官吏。推行义役后，乡户们不再在行贿这件事情上疯狂内卷，衙门少了威胁百姓的一项重要手段，少了敲诈勒索上下其手的机会。做过衢州知州的南宋官员袁甫，对此有很准确的观察：

盖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义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旧，则请嘱之门开；义役一成，则渔取之路绝。非得仁守廉令出力出力以维持之，其不乘间伺隙、沮其谋而败其成者鲜矣。[8]

在袁甫看来，义役严重损害了地方衙门胥吏的利益。只要乡户们搞义役，这些胥吏就会跳出来搞破坏。如果当地官员没有仁爱廉洁的品德，反而与胥吏们沆瀣一气，当地的义役定会失败。而有一个残酷的常识是：在官权力不受民意制约的时代，仁爱廉洁的官员从来都是绝对少数。

类似的观察，还见于另一位南宋官员孙应时。孙是浙江余姚人。宋孝宗淳熙年间，余姚百姓痛恨差役已久，在当地有声望的父老的组织下，也搞起了义役。孙当时正在家乡闲住，是余姚义役兴起的见证者。据他讲，义役推行开来之后：

豪宗大姓，无复仇讼，而欢然相亲。……唯是奸胥猾吏，无以弄权取资，嗾群不逞，专欲沮阻。[9]

百姓们不再因差役而互相仇视，原本的互害社会变回了互助社会。可是，那些无法再弄权索贿的胥吏却对义役恨之入骨，竭力唆使不逞之徒去搞破坏。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监察御史谢谔又披露说，在江东路、江西路等地，“民间有便于义役之处，官司乘此颇有摇动”，百姓想要搞义役自救，可地方官府并不支持。饶州德兴县与吉州吉水县的乡户，还集体来京控诉，说当地官吏痛恨义役制度，认为给了百姓自救的空间，就断了他们索贿的财路，所以“日夕伺隙，思败其谋”，鸡蛋里挑石头专门找茬，千方百计阻止百姓自救。从德兴县来京控诉的乡户，还将一块沉重的“本县旧刊义役石碑”带到了京城，用来证明当地百姓是真的想要自救，真的想要搞义役。[10]

将乡户们逼至千里迢迢带着石碑上京控诉的地步，不难想见德兴县当地官吏对百姓自救的敌视程度。

以上种种，其实也只不过是在彰显一个基本常识：在官权力不受民意制约的地方，民间社会非但难以指望官府的救助，连自救也举步维艰。因为允许百姓自救，既是在彰显官权力的无能，还会压缩官权力谋取私利的空间。

—END—

注释：[1]（南宋）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吴芾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1页。[2]（南宋）陈傅良：《义役规约序》。收录于（明）王瓒、（明）蔡芳编，胡珠生校注：《弘治温州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21页。[3]据南宋官员戴埴于《鼠璞》中所言：“夫力役之出，庸并于两税，继有徭役之雇钱，以隶经总司，复役率钱为义役，是三出钱而不免役。”免役钱、差役法，再加上之前的庸并入两税，南宋百姓实际上是交了三次役钱而仍不能免役。[4]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03页。[5]（南宋）吕祖谦：《金华汪君将仕墓志铭》。收录于《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7页。[6]（南宋）朱熹：《奏义役利害状》。收录于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3页。[7]漆侠先生认为“义役比差役还要残酷”（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98页），笔者认为不确。毕竟，民间役首与衙门官吏的权力是两码事，不同等量齐观，更不能认定民间推举的役首实施暴政的能量要大于衙门里的官吏。[8]（南宋）袁甫：《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状》。收录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9]（南宋）孙应时：《烛湖集》卷九，《余姚县义役记》。[10]（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九，淳熙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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