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挡潜舰预算来看,台湾的两党制是否已经成为民主的障碍?
品葱用户 咸鱼之体 提问于 12/13/2020 本来两党制中在野党的目的是监督执政党,但从国民党挡潜舰预算来看,其本质上已经沦为中共的打手而失去了监督的意义。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但凡是国民党民众党等在野党支持的,都是对中国有利的;但凡是 …
大小蒋主政宝岛的时候台湾百姓有两顶帽子是不敢戴的,一个是红帽子(共产),一个是黑帽子(台独)。不管你戴哪个帽子(绿帽除外)。轻则送绿岛唱小夜曲,重则送马场町吃花生米。所以早期的民进党台独色彩比较淡,更多的是为了民主人权跟国民党抗争。
民进党是 86 年成立的,但不少成员在六七十年代就参与民主化运动,美丽岛事件是个风水岭,之前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美丽岛大审判期间、犯人和律师们一夜间成了英雄。连当年的新华社都发表文章支持高雄人民反暴政的义举(现在看也挺尴尬的)
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中产阶级数量暴涨,民众视野也逐渐开拓,连大陆都能适应国际大环境而提出一国两制,而国民党旧势力仍然坐井观天整日鼓吹反共爱蒋,加上江南案,林宅血案,陈文成案等等,八十年代了国民党维护统治还在玩军统的那一套,不仅在岛内丢了民心,也得不到正在推行民主化浪潮的美国爸爸的支持,小蒋也没有像当年老蒋在上海搞清党的心狠手黑,死前估计还想留个好名声而开了党禁,对灯灰等人报的期望也太大,以至于十几年后把执政党都丢了,好不容易夺回来后又丢了,把台湾政坛玩成了四年一次的斗地主。
民进党从出现到壮大再到上位也是半部台湾的民主化教科书,就拿阿扁来说,当年也是跟卢武铉一样的热血青年,在美丽岛事件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当人权律师,当政治犯蹲过大狱,老婆还遭遇车祸(是否暗杀有待考证)可惜的是当上总桶后不仅贪污腐败,还走上了台独这条不归路,要是没干那么多烂事的话的话搞不好也能拍个《辩护人》,卢武铉因为家人沾上腐败而跳崖明志,而阿扁捞了那么多钱不去花莲跳海还真等着直升飞机送他去绿岛打球去了。
最直接原因是江南案让美国发飙,于是蒋家接班大计彻底毁灭。
而既然蒋家无法继续世袭统制,蒋经国自然就相对而言放松了管制。加上台湾长期以来的民意,导致党外势力迅速扩大。
当然,蒋经国原本是不打算让党外势力成为可以和国党竞争的庞然大物。但问题是蒋经国过世前来不及安排好接班,原本打算当作吉祥物的李登辉却突然爆发出极强的政治斗争能力,一举击垮党内反对派。
而李登辉作为国党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表面上继续维持党内原本路线,暗地里却悄悄扶持起原本势力薄弱的党外集团。于是最后等到李登辉下台后,陈水扁一举获得总统大选胜利 (但立法院多数派仍是国党)。
另外很多人一想到民进党第一个浮现的都是 td,但必须澄清的是民进党刚组建时其实是一切反对国党的「党外人士」组成的联盟。他们为了反对国民党而彼此合作,但其实内部间分成数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美丽岛事件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转折点,在那次事件后党外实力声势高涨,国党原本想用来威慑敌人的公开审判彻底沦为党外人士嘲讽国党的舞台。在美丽岛之后,几乎所有台湾人都认清到国党本身的腐朽与无能,党外人士的名誉也开始不断积累。
但其实美丽岛事件除了是党外实力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党外派系间势力消长的事件。由于当时党外领导人物纷纷被国党当局判处徒刑,于是当时帮他们辩护的律师——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等人等于是代替他们获得了实际影响力,也难怪施明德会贬称他们为「镰刀派」。
民进党一开始有几位党主席都不是持有 td 意识形态的人,其中甚至有不少左派人物,但最后他们都丧失了权力。甚至施明德还退出民进党,这也代表着美丽岛系的彻底没落,也象征 td 成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美丽岛系如今已经没落,随之取代的是新潮流、陈水扁的正义连线、谢长廷苏贞昌领导的福利国连线。
之后陈水扁因贪污入狱导致正义联系没落,而后来崛起的蔡英文则是领导自身的英派和新潮流合作,在马英九卸任后成功夺回政权。而谢长廷苏贞昌两人也被边缘化,谢长廷甚至被发配去当驻日代表这种远离政权中心的职务。
而新潮流虽然仍是民进党内极为强大的派系,但随着赖清德与蔡英文竞选总统失败,整个民进党目前仍然是以蔡英文为首的新兴实力主导。
当然,除了美丽岛系 td 意识形态单薄外,其他民进党派系在 td 方面倒是相去不远就是了。
1988 年不解禁,不怕到了 2000 年,本省人 / 军官政变杀 KMT 军公教全家吗?
(虽然本省人参军考军校比例低的可怜,但政变这种事嘛…… 参考双 12,从来就不是个看绝对实力的事情。)
结果国民党的躺平等死战略意外的成功
因为绿党缺乏完善的党组织和青培机制,无论是 “转型正义”(ZZ 清洗)还是清党产,绿清蓝都没起到一网打尽的效果。
民进党的诞生,又叫 412 后遗症;
任何一个政党,把自己最进步、最激进的党员全部干掉,这一定会是有后遗症的,所以国民党的头上一直有一个 debuff。
玩过 P 社游戏的人都知道,国民党以前的版本 大明 有一个最大的 debuff,叫 “士绅优待”,就是说为了稳定局面,不得不做出一些财政、权力上的牺牲。这个 debuff 就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 debuff,那就是分裂,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烂泥扶不上墙了。
你看国民党就是几十年来一直笼罩在这个 debuff 之下,分裂出了新党、亲民党、民进党…… 等一大堆小党派。而且其他党斗争国民党靠的是什么,就是 412,你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讲起 90 年前的清党行动,国民党就乖乖俯首,随便你骂了。
你知道国民党员最怕的是哪一天吗?2 月 28 号(台湾本土版的 412),因为那天,不管你干啥,都要被狠狠地批斗,而且是轮番轰炸!
国民党的党员一直在 412 之下,活得战战兢兢。老蒋活着的时候凶,当初没人敢骂,否则枪毙,死了以后,报应来了,那就是民进党压着国民党打,还泼油漆泼到他的铜像和纪念馆。我看见那些保安,做出一副好像要阻止激进的成员泼油漆的 样子,实际上巴不得你快点泼,只要不要泼到我身上,免得坏我工作服。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得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你活着看不到,总有一天会看到的!而且,那个时候还会加倍反扑!就像半泽直树说的,十倍奉还!
一方面,六十年代后台湾经济飞速发展,其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这些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与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台湾所实施的 “戒严” 体制和高压统治格格不入。他们不满社会的现状,渴望改变自身处境,要求平等、自由、民主等权利,进而成为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在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国民党当局自身也深陷统治的 “合法性” 危机之中。在长期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严重,政策僵化,高层老龄化加剧,长期通过高压统治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导致反抗的呼声不断增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 “党外势力” 发展壮大,不断地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威。
另一方面,美国要求国民党开放 “党禁”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70 年代以后,美国朝野不断要求蒋氏父子放弃专制独裁统治、实行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放多党竞争。美国国会陆续通过包括 “台湾民主修正案”、“台湾问题决议案” 等法案,要求台湾当局 “迅速采取行动结束戒严状态”,“取消关于禁止成立新政党的规定”。1986 年 6 月 25 日,美国众议院再次通过议案,敦促台湾当局允许建立“真正的反对党”。面对内外压力,蒋经国决定进行政治改革,变被动为主动。1986 年 3 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全面推行政治革新政策,蒋经国指定严家淦等 12 人小组研究解除“戒严” 与“党禁”的可能性。
1986 年 9 月 28 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在国民党 “戒严” 和“党禁”的封锁之下,台湾第一个反对党出世。国民党当局默许了此事的发生,对民进党不予承认,但是也不加以取缔。一周后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道,“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本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 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1987 年 7 月 15 日,台湾当局宣布 “解严”,“党禁” 也正式解除。
先说结论:国民党也不想允许的,奈何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个时期国民党已经撑不住了。蒋经国开放党禁,那也不是出于本意,而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经国政权的情况,就是内外交困,步履维艰。
以下字数可能多点,如果有错字和材料错误请帮忙指出,谢谢大家。
先简单说一下开放党禁前的台湾内外部大体情况。
内部:国民党作为一个法西斯政党,长期高压独裁,威权体制不仅使岛内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民众不满愈演愈烈,社会经济发展也遭到局限。
先说经济:可能有人说蒋经国时代台湾经济不是发展的吗?但具体分析,台湾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的 “计划式自由经济” 的经济体制,主要就是在奖励投资和政府指导的政策引导下,进行加工出口 + 农产品出口为主进行创汇来增收,借助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全球贸易大繁荣的时期的东风,赚取大量利益。实际上,那个时期,无论什么经济体制,只要抓住那次机遇大量扩张出口的国家,都能取得突出的成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抓住了那段国际贸易极其繁荣的机遇。而台湾,当时选择扩大加工出口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是正确的,一方面大大消化了社会失业人口,一方面大量创汇,外加台湾政权对部分应用型科技产业发展比较重视(尤其是电子行业,此外还有生物技术、光电、食品等行业,后续的台湾的经济调整中技术密集型行业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下降)。台湾工业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体制到了八十年代已经暴露出几个问题(当然国际市场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是对外贸易失去平衡,经历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高出超高外汇积累时期后,引起国际贸易对手的提防和打击,西方就像对付日本一样对付台湾,逼迫台币升值,打击其出口。同时高出超 + 国民党三十多年的外汇管理体制,导致台湾货币供给量以每年几千亿的金额激增,金融管理部门努力冲销也无济于事。于是大量货币开始内卷,因为台湾经济高度依存国际市场让台湾没有出现严重通胀,但是泛滥的资金四处逃窜流入房地产、股票和赌博等市场,人们开始对生产投资失去兴趣,开始转向金融,这给台湾的工业发展造成隐患。第二台湾产业结构失衡,之前的加工出口产业,是在国民党统制的 “计划性自由经济” 体制下,被少数人掌控和垄断性,形成和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寡头阶层,他们控制利益,一方面禁止境外竞争者流入,一方面让本土新发展的自由资产阶级无法入其门,导致台湾的产业发生两极分化,一边是寡头们控制瓜分市场利润和垄断岛内,而另一边新兴中小企业被迫一起到境外市场上去卷。而岛内寡头因为缺乏竞争,抱残守缺,因为高额利润而失去对技术革新的动力,而自由资产阶级想技术革新也缺乏那个实力。这些无疑都对台湾产业的革新和发展都是不利的。经济发展不进则退,而北面的韩国则一路直追,逐渐把台湾赶超下去了。第三,基础建设发展失衡。国民党体制下的经济,说是“计划性自由经济”,但是计划两个字还在前面,基础建设投资全看政府怎么投入,而计划经济体制能不能搞好,全看计划制定者的水平如何。蒋介石独裁时期台湾的基础建设长期落后,七十年代中期搞了个“十项建设”,重点建设高速公路、机场等设施,但是效果依旧有限。等等
各种弊端到了八十年代开始暴露,同时台湾民众最不满的,一方面是在国民党的发展和治理下,贪腐横行,官商勾结。比如 1985 年的台湾第十信用合作社弊案,蔡振洲家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双重投机,官商勾结起家的台湾首屈一指的大财团,这起金融案导致当时台湾受害者超过十万人,60 多家企业濒临破产,许多人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这起案件爆发时,台湾当局因为涉案官员的影响,还试图掩盖。这让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公权力信任产生极不信任的情绪,外加之前不久还没尘埃落定的江南命案、再之前的美丽岛案等等的负面形象积累,蒋经国政权的信誉度和口碑一路直降。另一方面台湾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国民党政权不仅玩官商勾结,还勾结黑社会,依靠黑社会去干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于是台湾黑帮横行,犯罪率激增,天天上演古惑仔剧情,都是台湾百姓极其厌恶的存在。以上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的困局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国民党因为长期的独裁和内部授受,政治体制也是僵化的很,因为缺乏民主机制导致内部没有更好的新鲜血液进行更新,而同样因为其没有民主体制不给党外人士提供机会,与长达三十年的对民主人士的打击迫害,几乎把体制外精英全推到对立面上去了。举个例子,蒋经国接班的时候的嫡系班底,几乎都是国民党元老重臣的蓝二代。比如:陈履安(陈诚的儿子)、宋楚瑜(蒋介石中将侍卫宋达的儿子)、关中(立法委员关大成的儿子)、连战(内政部长连振东的儿子)、马英九(考绩会副主任马鹤凌的儿子)、郑心雄(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儿子)、钱纯和钱复(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的儿子)等等等等。大家经常吐槽的是蒋经国提拔李登辉等本土籍精英,但是,要知道,蒋经国提拔本土籍精英也是有限的,比如国民党十二大后,蒋经国的中常委 27 人,本土籍包括李登辉只有 8 人(其中还有死硬的极右翼分子如林洋港之流)。从某种方面理解,没多少可心的人才可用了吧。而基层培养的接班人才,还有等不及按资排辈而早早跳反的,比如许信良这种类型的。国民党长期的专制体制也是步入了瓶颈了。而且长期独裁的习惯,让国民党的统治层一点异见都容不得,比如江南命案。江南的那本《蒋经国传》,其实对蒋经国也说了不少好话,比如书中承认蒋经国比较廉洁、务实,上台后扫除了不少蒋介石时期的积弊,扫除了一部分蒋介石时期的贪官污吏,对台湾经济发展也有贡献等等。然而就算这样国民党也容忍不了,领袖岂可被公开议论?派遣黑社会陈启礼远渡重洋杀害了 “写书诽谤总统,破坏国家形象” 的江南。结果被美国警方公布案情后舆论大哗,蒋经国政权的信誉度和名声又一次受到严重打击。不过国民党根本没有汲取教训,之后对付已经开始崛起的民主运动还延续蒋介石时期的下三滥手法,比如美丽岛大逮捕案、林义雄灭门血案、至今都没有定论的吴淑珍车祸案(虽无定论 ,但是至今一直有人认为那是一场政治车祸)等等,但是什么用都没有,国民党以为美丽岛案把当时体制外运动的领袖一网打尽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很快体制外运动又有新人继续带领奋斗,声势越来越大。可见,国民党落后的专制体制已经逐渐失去了作用,很难继续维持蒋介石其实白色恐怖的统治手法了。在台湾内部政治经济上,国民党都已经陷入艰难的困局。
然后是八十年代的外部环境,有些答主的回答很好,但是却忽略的当时外部环境对蒋经国的压力和影响。
国际上,六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剧烈的民权运动,各主要列强内部都发生声势浩大的民运,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等都被迫进一步开放民主权利和增加社会保障福利,整个世界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进入七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迎来了 “民主第三波”,从欧洲开始,先传入非洲和拉美,最后传入亚洲。世界范围内专制体制开始衰落,大量专制国家开始民主化: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智利、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印度、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等等,尽管少量国家之后又发生专制和军政府复辟,但是大多数国家都民主化成功了。先从西方残余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开始逐渐向东传播,苏东阵营也开始逐渐解冻。专制威权体制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
国际大环境如此,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离台湾比较近的韩国和菲律宾发生的民主浪潮对蒋经国影响最大:他眼睁睁的看着隔壁南边的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被民众赶下台后流亡国外,北边韩国的独裁者全斗焕虽然暂时还没被赶下去但是已经风雨飘摇。而台湾岛内,无论怎么镇压、打击,党外民运依旧此起彼伏,压力越来越大,更要命的是美国不帮国民党的忙,对台湾党外人士在美国的活动持纵容态度。为了避免自己也步了后尘,晚节不保落一个流亡异国甚至身死国灭的命运,还是识时务一些比较好。同时,外部美日和大陆关系的缓和,中英谈判成功确定香港回归中国这些事情不仅让蒋经国感到在世界上孤立无援,而且倍感压力。比如香港回归谈判事件对国民党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国民党集团一直都鼓吹 “中华民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英国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讨论归还香港问题并将香港归还大陆,这对国民党 “合法性” 是个巨大冲击。二、一国两制既然能用于香港,自然也能用于台湾,那么国民党三十年戡乱戒严的理由: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也愈发站不住脚了。三、香港是台湾和世界联系的重要基地,不仅是台湾最大的货物转运港,有着巨大利益,香港也是台湾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市场,这要是还给了一直敌对的大陆,国民党政权要多被动有多被动。
根据《第三波》的理论,威权政权为了寻找维护自身体制的合法性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两种类型,而这两种方法是综合使用的。一种是靠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破产,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动荡的种子,典型如苏东阵营,或者希腊、巴西、智利、印尼等军政府(靠反共意识形态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再一种靠政绩维持地位,比如朴正熙、蒋经国、皮大帅、秘鲁的贝拉斯科和莫拉莱斯等等。而七八十年代发生 “第三波” 的一个根源就是那些威权体制这两方面的合法性都不行了。比如 73-74 年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第三波波及到的部分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希腊、乌拉圭等都是本国工业基础薄弱、而且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经济上遭到打击比较严重,于是政绩牌就失效了,这个时候如果这一类威权国家的政策没有搞好,处理不好石油和债务等危机,也就完蛋了(比如菲律宾、阿根廷等国的专制政权都是因为这个契机,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导致接下来的政治危机而垮台的)。那么民主国家就没事了吗?未必,1979 年第二轮石油危机时,英、法、美、加、德的现政府都在选举时被赶下台实现交替了,只不过人家本来就是有轮换体制的而已。而威权国家的现体制维持不下去,就必然走向变革。而一些军政府国家,如果政绩牌失效了,那么意识形态牌也就没什么作用了,也跟着转型。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假设其前提正确的话,其实苏东阵营的转型也是意识形态牌 + 政绩牌双失效而导致原体制失去了民心。
同时根据观察境外变化的经验,凡是识时务主动和平转型的,原体制人员下场大多还都不错,比如西班牙之类。如果顽抗到底,那下场往往很惨,轻则流亡异国,重则可能命都没了。而台湾当时面临的困境,就是意识形态牌已经逐渐失效,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思想基本被台湾民众弃如敝履。而政绩牌暂时还没有失效,但是通过前文看,台湾的内部政治经济都已经出现了很大麻烦,大陆又开始主动转型,变得开放,经济正在蒸蒸日上,台湾经济已经不再对大陆拥有优势。而岛内此起彼伏的党外民运越来越强势,已经开始压制不住了。
1979 年,党外组织 “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 成立了一个几乎网罗了当时台湾所有反对派头面人物参加的杂志《美丽岛》,从成立开始就注意在 “合法” 和“不合法”之间打擦边球,不让当局逮到把柄。国民党一直想要置其于死地,一直注意寻找机会。《美丽岛》第二期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揭穿韩国经济奇迹的神话》,让国民党找到了机会。这篇文章打着翻译外文的名义,研究各方面都与台湾极其相似的韩国问题,但是实际上运用的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惯用的含沙射影法,借着骂韩国实际骂国民党,来讽刺台湾当局。本来效果拔群,得意的看着国民党看自己不爽又没合适理由干自己。但是没想到玩脱了,韩国驻台湾使馆因为此文向台湾外交部发出了强烈抗议。然后《美丽岛》杂志一看你外国人凑什么热闹?也对韩国来个 “反抗议”,还威胁要在韩国使馆外搞示威游行(毕竟当时韩国也是威权体制,台湾的民主分子自然看不上)。这下国民党抓住了机会,打着“外交问题” 的旗号对《美丽岛》约谈,要他们不许再 “诋毁友邦”,不许发那篇文章的后续。但是《美丽岛》就是硬的很,不买账,第三期继续把后续文章发出来了。国民党决心动手,派特务对《美丽岛》的办事处进行冲击破坏。然而换来了更大的反弹,12 月《美丽岛》申请在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在高雄搞三万人大集会,国民党不准。而《美丽岛》头目黄信介说:当局允许我们要搞,不允许一样要搞。国民党则换方法进行对付,于 12 月 9 日宣布要进行冬防演习,要实施宵禁,派军警戒严。然而这却激发了反对者的怒气,依旧在 10 日集中了人群 ,还准备了木棍、竹竿和火把,宣布集会时间不变。国民党军警开始在会场戒严,反对派就更换场地继续集会。《美丽岛》杂志用大喇叭宣传车一路高叫集合队伍,引发无数群众尾随围观。晚 7 点“人权大会” 开始,由于与会者和当局闹对立,情绪激昂,高呼的口号里有 “打倒特务统治” 和“反对国民党专政”以及“争取民权”,这是台湾自二二八起义之后几十年第一次有人公开高呼反对国民党的口号,可谓激动人心。之后国民党军警手持木棍进行包围监视,情绪激动的群众终于按耐不住和军警发生冲突了。这时候集会组织者反而怂了,开始大喇叭号召“要冷静”“集会结束”,但是群众既然号召起来了再想收场就费劲了,一夜过后,高雄街头一片狼藉,双方受伤者二百余人,要不是之前蒋经国特意给军警下令打不还手,保持克制,军警没有主动出手和还手,伤亡绝不会只有这么多。(PS:顺便一提头目黄信介在集会开始发现群众情绪激动,于是自己风紧扯呼了,主动跑到警署表示他没有参加武斗,但是没有卵用,他和其他组织者还是都被警方一锅端给抓起来了)。美丽岛事件之后共逮捕 152 人,基本上把当时党外运动头目们一网打尽了,但是国民党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合当局的胜利并没有宣布事情结束,残余的党外势力很快重新整合,一批新领袖崭露头角了,并且继续坚持斗争着(其中就包括《美丽岛》律师团里陈水扁和谢长廷)。之后数年内,就算一批领导被驱逐或逮捕,也很快就会有新的势力登场,继续前赴后继的和国民党斗争,争取民主权利(PS:还有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实际上党外运动前期很多领导其实没有多少台独倾向,还有认为台独没有前途统一才是出路的,但是伴随着前期的领导多数被打压迫害,失去影响力后,后继的新领导一批比一批激进,激进台独分子们开始登台,等开放党禁的时候,民进党组党那阵子,台独分子已经占据了党外运动的主要领导位置,许多老人已经没有位置了,并且民进党刚成立的时候内部还有一些支持统一的分子,但是之后和台独领导层实在处不来只好选择退出,并且因为势单力薄,影响力基本都消失了,不能不说是个无奈的事情)。
在党外民运越来越强硬而且民众支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选择主动转型,对于蒋经国集团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放开党禁和选举,也有蒋经国对于国民党实力有自信的基础上,他认为凭那些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党外知识分子,就算放开选举,也不是国民党的对手,于是在 1987 年自己去世前不久主动开放党禁,以期解决岛内的政治危机和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与支持。的确,就算是开放党禁,民进党的斗争依旧很艰难,从 1986 年组党,到 2000 年夺取政权(还有李登辉这个大叛徒的帮忙)也是一路磕磕绊绊,经历了不少挫折才成功的。
最后结论:蒋经国开党禁并非本意,而是无奈的选择。国民党并不想让民进党出现,但是八十年代台湾内外部局势已经不是国民党能够左右的了。八十年代的国民党已经被历史逼到了一个痛苦的十字路口,要么坚持传统旧体制,决不放弃任何利益和向反对派妥协,或许还能顽抗几年,但是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要么顺应潮流主动变革,放弃局部利益,或许还可以换来自己的长期的存续和地位不会消失,国民党的选择就是今天台湾这个样子。毫无疑问,台湾的民主政治相比于两蒋独裁时期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尽管客观上看国民党的主动开放和岛内外的大形势让开党禁看上去是必然的,但是,这一胜利却是台湾几代民主人士和群众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上层体制内少数精英开始的小打小闹的以雷震案等为代表的争取民主运动,到七十年代开始有大量民众参与的中坜选举舞弊事件,再到七十年代末的台湾党外精英开始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美丽岛事件,台湾人民是逐渐觉悟,抗争也是逐步升级的。许多人为了台湾的自由民主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和许多肤浅的理解不一样,台湾的民主绝不是蒋经国 “开明” 的恩赐,也不是美国的压力导致(事实上美国在八十年代一直维护蒋经国集团,江南命案发生后里根政府还压制江南亲属的索赔要求来帮助蒋经国集团),它的本质是台湾人民不断斗争的结果,尽管它今天有很多问题,成果被台独分子篡取,还给了大量反动派保留了活跃的舞台,但是它终结了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的反动专制,把台湾人民从白色恐怖下解放,它的进步意义和历史贡献不应该被善良的人们曲解和遗忘。
由某些国家某些人推动的第三次皿煮化浪潮使台湾岛民心思变。
由于大陆不断取得新成就,在海外四处传扬,使得台湾民众强烈要求当局改变僵化的 “三不政策”;而岛内国民党统治的因循守旧和贪污腐败,也使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尽管蒋经国自身一生清廉俭朴,不尚奢华,对下属也严格要求,对贪污腐败行为严惩不贷,铁面无私,但是积弊丛生的国民党机构人员中不少人积习难改,想尽法儿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社会上下蓄积着一股强大的思变求新的力量。这期间发生的几起事件,就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火山口。
1984 年 10 月 16 日发生的江南命案震动了海内外。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靖江人,1932 年生,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成人。1949 年到台湾,次年入 “国防部” 政工部和政工干校受训,1954 年毕业前夕转入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1967 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他入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蒋经国生平及其政治理想。因申请奖学金没有着落,遂开小商店谋生,衣食无忧之后专心写作,于 1984 年出版了《蒋经国传》。由于该书揭露了蒋氏父子的某些劣迹,蒋氏家族颇为恼怒。经蒋经国次子蒋孝武参与秘密策划,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于 1984 年 10 月 16 日刺杀了江南。
对江南的被害,海内外华人极为震怒,并对凶手的背景议论纷纭。尤其是在美国的华人,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台湾当局先是说江南命案是黑道恩怨的仇杀;在美国方面插手此案后,在大量事实面前承认凶手陈启礼是受 “国防部情报局” 局长汪希苓的指使。蒋经国则推诿这是 “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绝非政府授意,应主动向美方提供资料,可减低损害至最低限度”。当 1985 年 1 月 10 日汪希苓向蒋经国坦白了在应酬中结识陈启礼、指使陈去美教训江南的事情经过,蒋经国愤怒至极,下令将汪“交军法侦办”。4 月 8 日汪“因犯共同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蒋孝武则面对沸沸扬扬的质疑,对记者称:“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属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辩解招致党外势力和广大民众的嘲讪和抨击。
江南命案还未了结,台湾又发生了波及万家的 “十信弊案”。“十信” 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1910 年创立时名为台北信用组合。台湾光复后由台北市政府接管,有十七家分社,十万社员,规模很大。从 1957 年起,蔡万春被选为十信理事会主席,连任五届达十五年之久。1977 年蔡万春因中风卧病不起,其子蔡辰洲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后又任 “立法委员”。他大量放款,引起社会各界疑窦。1985 年初“中央银行” 对“十信”实行专案检查,发现 “十信” 违规放款严重,库存现金减少,而 “十信” 此时则大量放款给蔡的 “国塑”,套走资金达三十八亿台币。2 月 9 日,“财政部” 以放款总金额达一百五十四亿台币占存款总金额一百五十一亿台币比例高达百分之一百零二,显示已无力支付、继续营业有困难为由,勒令 “十信” 停业三天。不料此举引来了前所未有的挤兑风潮,11 日当天不到 10 时,三十余亿台币的现钞即告兑罄,而门口兑现的队伍还如长龙。“财政部”不得不与 “中央银行” 协调,从合作金库提取十五亿元支援 “十信”,后又决定接管“十信”,并承诺保护存款人的权益。经调查,“十信” 的一百五十四亿放贷中,有七十亿是不良放款,被蔡辰洲的个人企业吞没了。而蔡辰洲的 “国泰” 企业总负债达一百三十亿,除七十亿贷自 “十信” 外,四十亿是职工存款和社会游资,二十亿是各银行合作金库的贷款。于是七十亿的债务人和四十亿的债权人(合计近万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请愿;有些债权人闹假离婚,以求保护权益;还有债务人家属因不堪巨额负债的压力而跳楼自杀的。而社会各界对于合作金库承诺资助 “十信”,认为是拿民众的纳税钱来代弥“十信” 的亏空,是转嫁给所有纳税人负担,纷纷予以抨击。
面对事态的不断扩大和恶化,蒋经国于 2 月 3 日表示要在经济方面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3 月 6 日在 “国家” 安全会议上他说:“今年这一年当中,特别要整顿财税、金融和经济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还说:“政府官员一定要凭良心,根据法律做事”,来面对 “十信弊案”。“经济部长” 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先后引咎辞职。有关部门则逮捕了 “十信” 案的要犯蔡辰洲等人,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对其他五十多人则分别判处七个月至四年徒刑不等。然而 “十信” 弊案对国民党当局的冲击以及社会信心危机的加深,则是难以估量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李亚频事件。李亚频是资深的国民党员,早年曾在 “军统” 效力,到台湾后与丈夫陈韬合办一家短期通讯补习班,后改为国际商工学校,经营有方,学生多达一万二千名。其后全家迁居美国,加入美籍,但仍持有台湾护照。1981 年李在美创办《国际日报》,其立场忽左忽右,在华人中拥有不少读者。1984 年 12 月李返台定居,并于 1985 年 5 月竞选高雄县长,虽然拥有广大选民,但 7 月揭晓时却名落孙山。六十二岁的李亚频表示不服,准备筹备办一份《国际周报》来揭露选举黑幕。正值此时,李被警方拘捕,罪名是 “迎合中共统战阴谋”,“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美国的《国际日报》发表社论抨击台湾当局“钳制舆论,蔑视人权”。李亚频的家人还向美国政府要求伸张正义。美国国务院遂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这一做法“与民主政治的观念不符”,要求释放李亚频。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台湾当局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令,保障台湾的人权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美国的压力下,“行政院长” 俞国华等人表示将依法公平处理此案。9 月 26 日台湾警方被迫释放了李亚频。这一事件使得蒋经国和台湾当局认识到,不能再肆无忌惮地罗织罪名任意抓人判罪了,相反,对台湾的统治必须实行改革才能得以维持。
在台湾当局僵硬坚持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 “三不政策” 之时,发生了一起 “华航事件”: 1986 年 5 月 3 日下午 3 时 10 分,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的波音 747F 型货机,在从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机长王锡爵将飞机转航大陆,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王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当天,中国民用航空局迅速作出反应,立即给华航发电:“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当晚,华航董事长乌钺向“交通部长” 连战报告事件经过并请示处理办法。连战一筹莫展,经与 “交通部” 政务次长朱登皋商量,由朱发一声明,称华航事件与政府无关,将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5 月 4 日,抱定 “三不” 政策的蒋经国,与有关负责人商议后决定:此事不与中共直接接触,以免造成两党谈判的印象,而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处理;同时委请英国保险公司索机,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索人。针对台湾当局的这一决定,中国民航局于 5 月 10 日再次致电华航说:“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先生表示愿意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我们早已声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谈,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因此请你们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到北京来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华航及 “交通部” 反复研讨对策,于 12 日又作出表示:“此一事件是单纯的民航事件,不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因此基本上应由华航自行处理。”13 日,华航宣布了经过蒋经国指定的十二名国民党中常委组成的研究规划小组反复研讨的结果:“基于人道立场”,决定由该公司驻香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与中航洽谈。虽然台湾官方一再宣称“不与中共接触的立场与政策不变”,但毕竟改变了十天前的初衷,打破了“三不政策”,让华航直接与中航谈判。5 月 17—20 日双方经商谈,全部达成协议,23 日完成了交接手续。
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台湾当局统治的命运。一些报刊上刊载有直言陈述改革的文章。台湾 “立法院” 关系文书谢学贤写的一篇文章说:“民心是国家治乱与政权久暂的关键。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实为千古不易的为政准则。然而,民心如何获取?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政府必须随时主动关心民疾,了解人民想些什么,希望什么,并积极反映于实际政策,以真正做到顺德亲民。”他在文中叙述了许多大陆省籍老先生纷纷来信询问回大陆扫墓、省亲的事例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思乡情怀与无奈,指出“在现实的政治对峙过程中,多数人民的另一种怀思,这也就是现阶段‘民心’之所在,政府有关决策实不能容予忽视”。
就在 1985 年年底,在台湾新竹南园,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上不少教授发言指出,“不管台北‘国府’是否情愿,台湾的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太过消极,是迟早要改弦更张的”。这是 “民心” 的申述。历史学家钱穆在《新年看时局》一文中说:“我认为此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始是个大前途、大希望。”“如何来领导和平统一的商谈,终不失为积极的一面;拒绝和谈,恐终是消极的一面。”像这样的知名人士力主和谈统一的文章,发表在《联合月刊》(1986 年 3 月号)上,反映了热衷和平统一的民意已经汹涌如潮。
面对海岛内外一次又一次民众运动的冲击和日益强大的民意潮流的呼喊,执掌台湾大权的蒋经国于进入 1986 年之时,让一些中枢要员筹谋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他以于右任题赠的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为座右铭,断然作出了 “政治革新” 的决策。 1986 年 3 月 29—31 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发表了题为《迈向胜利的新历程》的致辞,要求全体中央委员 “不畏环境的艰苦困难与险恶,屹立不摇努力奋斗”,“打破今天所面临的难关,开创更美好明天的未来”。全会回顾自上次全会以来,“遇到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提出要“以党的革新来带动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带动全面革新”。全会于 30 日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 光明前途》的决议案,包括了国民党对内外情势的认识,革新的目标与内容,革新的基本要领等。无疑,这次全会表示出革新的决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在国民党高层,思想认识还各持异见,因此在会后,蒋经国要求国民党在力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检讨,发掘缺点,并以魄力、担当和勇气面对现实,作必要的改革”。
如何进行政治革新?蒋经国 4 月 9 日在中常委中推选严家淦等十二人组成 “革新小组” 进行专门研究和设计。蒋经国说:“今天推定十二位常委负责三中全会各项决议案之研究规划,分工策行,是非常迫切的工作。虽然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我们要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最要紧的是放开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十二位常委在蒋经国的督促下对政治革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时在组内引起激烈的讨论,八十六岁的 “司法院长” 黄少谷更是提出种种担心和反对意见。蒋经国分别约见他们,晓以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决心,引导他们面对现实形势,放眼向前看,解除怀疑和忧虑。
5 月,革新小组向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提出了以下六项议题:一、“解除戒严”。戒严是台湾民众最为不满的事情,三十多年来一直以 “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在台湾地区实施 “紧急戒严”。蒋经国心知肚明,指示“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二、“开放党禁”。在“解严” 后,恢复民众的结社权,允许包括成立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同时修订 “人民团体组织法” 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三、充实 “中央民意机构”。原则上决定废止“国民大会代表递补制度”,建立“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休制度”,并大幅度扩充台湾地区增额民代名额,以增加党内外各种势力的沟通。四、“地方自治法治化”。制定省和“院辖市” 的组织法,将台湾省主席和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由官派制改为经 “行政院长” 提名、相关会议同意后任命,以满足党外地方人士制约省县自治通则的要求。五、“革新党务”。要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整顿,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的组织、训练、教育与社会、文化、海外等方面的工作,以充分发挥组织效能,提高党的竞争能力,俾能适应台湾社会的变迁及 “解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后的新形势。六、调整各项政策。在内外政策和做法上,尤其在对大陆的某些做法上,增加一定的灵活性,以配合内部统治体系的改革。
1986 年 10 月 10 日,蒋经国在台湾各界庆祝 “双十节” 的大会上致词。他说:“我们要不屈不挠,奋勇前进。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决心,一定可以获取我们最后的成功。这样我们才能对历史、对国家、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侨都有个交代,我确信必定会有这一个交代。”这个 “向历史交代” 的誓言一出,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
10 月 15 日,国民党举行中常会,在蒋经国的主持下,一致通过了十二位中常委设计的两项政治革新议案:一、原则约定解除台湾地区戒严令,另在 “宪政” 体制下,制订 “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以保障台湾的安全及社会安定;二、取消党禁,修正“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 和“选举罢免法”,以规范政治团体和各类民众团体的活动,并使取得合法地位的政治团体候选人,得在不同政治立场上,以平等地位从事公平的政治竞赛。蒋经国在革新议案通过后发表即席讲话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应当说,这两项议案,超越了国民党几十年来的常规思维,提出了重大的改革举措,是要打破台湾地区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开创一个崭新的民主 “宪政” 局面,令人期待。
如上所述,开放党禁是蒋经国和革新小组的题中之议,其实这是台湾地区党外运动多年来的努力目标,是对国民党频频施加压力的焦点。1960 年雷震等人就曾筹组中国民主党;1979 年的《美丽岛》事件也与党外组党有关。1983 年党外人士成立了 “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成为公开的社会团体。1984 年党外当选人士成立 “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 “公政会”),国民党当局要加以取缔,公政会坚持斗争,并筹划在各地成立分会。 这次政治革新,开放党禁列为重要一项,蒋经国先于 1986 年 5 月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要 “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共同为启导社会祥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5 月 10 日,台湾大学教授胡佛等人联合公政会理事长尤清、党外 “立法委员” 江鹏坚等人,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等三人聚餐,相互沟通,席间达成三点协议:一、参加人士对 “中华民国宪法” 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 “宪政”,仍有待于继续磋商;二、参加人士对公政会及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三、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7 月,公政会秘密组织尤清、谢长廷等九人建立组党行动规划小组,具体筹划组党事宜。9 月 19 日,尤清、江鹏坚等七人邀请全台湾党外人士“讨论沟通事宜”,会上决定由尤清、江鹏坚等人组成小组,研究成立新党的党名、党纲、党章等事宜。9 月 28 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党外后援会,原定议题是讨论党外人士参加“中央民意代表” 选举的各项工作,会上突然有人提议应趁此讨论组党问题。这个提议获得普遍响应,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遂此宣告成立。四十六岁的 “立法委员” 江鹏坚后来在民进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主席。
民进党的突然成立,蒋经国和国民党高层均感意外。9 月 29 日即民进党成立的第二天下午,蒋经国召见国民党中常委俞国华、黄少谷、郝柏村、袁守谦、倪文亚、沈昌焕、李焕以及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国防部长” 汪道渊等人商讨对策。不少人表示,无党籍人士在公政会问题未解决前,突然组党,已危及政治的安定,必须依法处理,不能让步。蒋经国权衡再三,沉静地说:“昨日偏激分子宣布组党,此为长期斗争中的一个现象。开放组党的政策正由中央研究,未决定前仍照现政策,不可因此一事而变更政策。现对民主进步党采不承认政策,并照‘行政院’说过的依法处理”。对于这样做是否过于软弱,蒋经国说:“其实忍辱负重乃为达成更大目标,盖发怒则今日对方不是我们对手,而无目标、无志气才是真正的软弱。” 他在 30 日还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的态度,轻率采取激烈的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研究组党可行性,暂时秘密进行。” 虽表面上还是说要 “依法处理”,但实际上蒋经国的这种宽容态度,一新人们耳目。
10 月 7 日一场回答记者的提问,表明了蒋经国容忍民进党的立场和态度。这天,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夫人(Katharine Graham)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采访蒋经国: 葛兰姆夫人问:新的立法对于组织新党有什么规定?
蒋经国回答: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 “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 所制定的 “国家” 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们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问:您认为反对党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 答: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问:您认为最近宣布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符合这三项要求吗? 答:他们还没有表明他们组织的所谓政党的理念,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判断。
同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说:“‘国家’遭逢艰难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坚定、沉着”,“我们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因为意气或冲动都极容易使得自己失去理智而遭到挫败。历史上有很多此类的例子。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不慎”,“经国以为任何外来的挑战都不足惧,最要紧的是我们内部要团结”。他用这一番话来遏止党内的不同意见。
10 月 15 日,国民党举行中常会。根据蒋经国的提议,此次常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解除戒严” 和“开放党禁”的决议,提交 “行政院” 另定 “动员戡乱时期安全法”(简称“国安法”)和“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待完成“立法” 程序后公布实施。蒋经国在会上讲话勉励大家说:“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本着开阔、无私的胸怀,进一步努力协调,促进沟通,使我们‘国家’的政治更趋和谐,使我们‘国家’的民主‘宪政’更臻理想与完美”。他还说,他之所以主张容忍民进党成立,“是一心为‘国家’的长远利益打算,一心为全民的永远幸福着想,一心为‘复国’大业奠定不拔的根基”。
怀有沈昌焕同样担忧的国民党高层大有人在,尤其是一些 “元老派” 人物。此时,蒋经国请回了他的母亲宋美龄来台,为其推进民主 “宪政” 助一臂之力。
话说回来,对于民进党的成立,国民党当局没有承认它的合法性,但也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而 “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 直到 1989 年 1 月才获得 “立法院” 三读通过。然而,在民进党成立的影响下,1987 年间,台湾地区就有农民党(2 月 3 日)、中国自由民主党(8 月 2 日)、中国民主革新党(9 月 13 日)、工党(11 月 1 日)、中国民众党(11 月 21 日)、中国民主正义党(12 月 25 日)等纷纷成立;此后几年更是风起云涌,1988 年新成立六个,1989 年新成立二十一个,1990 年新成立十个,出现了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局面。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受到了相当大的制衡。民进党成立后的 1987 年 2 月,台湾的 “立法院” 举行第七十九届会议,出现了党外势力第一次以政党形式与国民党进行抗争。在 2 至 7 月的会期中,民进党的委员组成 “议会党团”,以各种相当激烈的方式,就各种敏感的问题,向国民党进行质询和抵制。整个会期吵吵嚷嚷,纷争不已,抢麦克风、与国民党“立委” 对骂、拉扯扭打、集体弃权、静坐抗议等等层出不穷,还发动群众在 “立法院” 外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面对民进党咄咄逼人的攻势和挑战,蒋经国要求国民党的 “立委”“小不忍则乱大谋”,“存则共存,亡则共亡”,“除了主义和奋斗目标不可变外,做法和观念都应求新求变,不要事事因循旧规”,与民进党的势力尽可能“容忍” 并进行 “沟通”,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于是,民进党的“立委” 从议事程序到议事内容,从 “立法院” 的结构到 “宪政” 体制,均向国民党发起挑战,致使整个会议推迟开议时间,提前选举 “立法院” 正副院长,“礼让司法委员会”召集人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尖锐质询,同意较大幅度地删减总预算等;还对 “国安法” 逐条反复地进行了审查,其中除 “三原则” 仅作文字的修改外,其余条款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民进党及社会各界的意见,修改幅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凡此种种让步,均为前所未有。这种政党公开、公平竞争、对行政进行监督制衡的 “议会政治”,一改以往“立法院” 只是国民党的 “表决机器”、“民意花瓶” 和“行政院的立法局”的形象,“立法委员”无事不可言,无话不可说,增强了法治手段的运用。
从上面的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到,蒋经国比较明白地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对于两岸关系,虽然仍然说什么反对大陆制度,但坚持 “中国必将统一,也必须统一”,并且将国共和谈的打算隐讳地告诉了世人。他的这篇答记者问,为人瞩目。
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突然病逝于台北。
1987 年 8 月 26 日,他坐着轮椅出席了国民党中常会,使人备感凄凉。到了后来他离不开轮椅了,10 月 10 日的庆典,他也是坐着轮椅背诵了一段讲稿。12 月 25 日他出席 “行宪” 纪念日,在致辞时突遭民进党十一名 “国大” 代表高声抗议,叫喊要全面改造“国会”,使得蒋经国十分难堪。回来后他心情郁闷,耿耿于怀。
13 日清晨 7 时许,蒋经国表示昨天没睡好,精神不大好,早餐也不想吃。“总统府” 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劝他不要去出席国民党中常会了,蒋经国无奈地接受,重新躺下休息。不久,蒋经国说睡不着,有点恶心,随即呕了一阵。他不停地上床下床,表情痛苦地对侍卫翁元说: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后来医生给静脉点滴输液补充营养,他慢慢睡着了。中午他醒过来,说吃不下中饭,问了孝文、孝武在哪里,随即出现了恶心想吐的现象。下午 1 时 55 分,他突然大口吐血,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喷冒出来,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医生紧急抢救,采用人工心肺复苏术,但蒋经国已无知觉。当三儿子蒋孝勇陪老祖母宋美龄进餐回来,发现蒋经国已经毫无声息,悲恸莫名,跪在床头磕了三个头,对抢救的医生说:“好了,不要再救了。” 延至 3 时 50 分,蒋经国的心脏停止跳动,瞳孔散大而告去世。 当晚 8 时 8 分,“副总统” 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任 “总统”。
蒋经国的遗嘱是 1 月 5 日立下的。全文为:“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业,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众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指引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元月五日王家骅敬谨记述。”以下是 “副总统” 李登辉和 “五院院长”—“行政院长” 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考试院长”孔德成、“监察院长”黄尊秋,以及在场的儿子蒋孝勇的签名。
这份 “遗嘱” 的产生,是颇为蹊跷的:据 “敬谨记述” 的“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说,1 月 5 日那天蒋经国吃过中饭后,先是找王到他的卧室,说他的视力出了问题,只能看到王的头和脚,中间身躯却看不到。王劝慰他是昨天没睡好,下午休息过后找眼科大夫来看看。下午 4 时光景王再去卧室,蒋说视力比上午好多了,心境也显得开朗,随后他又说他有些想法,要王记述。于是这就成了 “遗嘱” 的滥觞。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众人措手不及。蒋孝勇认为父亲过世,不能没有遗嘱,于是他交代王家骅草拟遗嘱。王家骅想到 1 月 5 日蒋经国的讲话,便向蒋孝勇说了此事,决定以那天蒋的讲话要旨为本,草拟遗嘱。当时在场的 “总统府秘书长” 沈昌焕表示这样不合适;蒋孝勇说:当年先祖的遗嘱也是逝世之后由秦孝仪先生写出来的,如今父亲去世,对百姓不能没有交代。沈昌焕遂不再反对。王家骅在一些高层官员的共同讨论下,几次修改重誊,最后定稿,一些人便一一签名。
蒋经国的去世,发出唁电说:“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发表谈话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蒋纬国是一位明言祈盼祖国统一的人。1988 年 7 月 29 日,他在台北 “空军官兵活动中心” 演讲说:中国一定要统一,大陆与台湾,合则皆荣皆存,分则皆败皆亡。他多次表示,我不想将来被子女们 “提” 回大陆,乘身体还好,我要自己走回去。他常年供奉着当年从祖国大陆带去台湾的一杯水和一杯土,每逢年节,都会上香、叩拜。当被禁几十年的大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北演出时,他特地赶去聆听,对新闻界大发赞叹之词:《梁祝》实在太美妙了,太动听了!**他主张祖国统一的途径是 “三共识”:一、只要一个中国,也只有统一成一个中国,才能相依为命而内安外强;二、都希望中国人能过好日子,至少要大家都有过好日子的机会;三、都希望中国能受到全世界的尊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认为海峡两岸未来的接触谈判只是一个手段或过程,其目的在追求共识。在 1990 年 8 月加拿大召开的“中国之未来” 研讨会上,他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不分省籍、党派,本着 “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的中道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努力。他鲜明地提出,“统”与 “独”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台湾只有赞成 “独” 与反对 “独” 两种,不是因为有 “统” 才反对“独”。两岸自认为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都不会允许所谓的独立事情。在自己领土上挖一块土地搞“独立”,那叫叛国。**1992 年 1 月他在给昔日东吴大学同窗程金冠的信中说:“一峡之隔,竟然成海天之遥;岁月悠悠,吾侪于母校同窗之旧时往事与校园情景,仍然依稀记得,恍如在目。但愿苍天佑我中华,早日统一,来年将能与诸友齐集母校同庆往后之校庆,并倾积愫。”
晚年的蒋纬国,颇为他父兄的 “落土为安” 操心不已。他看到台湾出现的 “台独” 趋势日益猖獗,他父亲的几处铜像不是 “守” 着厕所,就是被凌辱;“介寿路”被改名;他自己的住房被拆除;更有人借着媒体算蒋家的老账…… 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啊!他不由得想要把父亲的灵柩迁葬回大陆。他向住在美国的宋美龄说了自己的想法,获得同意后便向国民党正式提出。同时他委托他的好友武宦宏、张辅、胡仪敏于 1996 年 3 月至 10 月间去大陆做些了解和前期的准备工作,察看了几个安葬地。张辅还与大陆的海协会负责人汪道涵会见,商谈了迁葬的细节。他们回台后,不仅向蒋纬国作了详细汇报,展示了他们带回的资料和照片,还带来了一篓奉化特产水蜜桃。可是病入膏肓的蒋纬国一直听不到国民党方面的回复。他感到距离自己完成心愿的时机尚远,惆怅万千。
但是蒋纬国对父亲的忠孝之心不泯,针对台湾政坛对蒋介石越来越多的非议之言说,他请了四位学者帮助他花了四年时间写出一部一百七十万字的巨作《历史见证人—蒋中正》,以求还蒋介石之 “公道”。
1997 年 9 月 22 日,他终因严重败血症引起多种器官衰竭,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晚 11 时 30 分逝去,终年八十一岁。他的遗体与石静宜合葬于台北五指山公墓将军墓园,黑色大理石墓碑曰:“陆军二级上将蒋纬国暨夫人石静宜之墓。”
引自
:《蒋经国传》
作者:严如平
出版社:中华书局
民进党最开始也不是台独。
而是台湾本省人希望打破国民党外省人的殖民统治。
叫民主进步党。
因为整个伪蒋时期。
台湾本省人都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剥削对象。
人口占少数的外省人垄断了岛内的党政军一切。
本省人只能做律师等职业。
也就是俗称的二等公民。
所以岛内的一些进步人士希望打破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
而小蒋也不是不想把位子传给蒋家人。
奈何蒋家无人。
外加七八十年代整个世界都开始要求民主自由化。
韩国有釜林运动,光州运动希望推翻军政府统治。
台湾也一样。
大人,食大便了。
过去那一套不行了。
所以小蒋一看,开放党禁,报禁解除岛内长达三十年的军事戒严。
小蒋因此从一个独裁者成了岛内民主化的推手。
而民进党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已。
至于后面民进党从一个政治诉求偏左的政党成了一个台独组织。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纯粹是炮党自己的二极管操作的锅
微操大湿在世的时候,“戒严”是 “戒” 得彻底,彻底到离谱的地步,连 8 字都能成敏感词
微操小湿后期迫于舆论和形势压力不得不 “解严” 了,又 “解” 得更彻底,直接让被微操大湿 “戒” 下去的各路牛鬼蛇神全都死灰复燃,加上炮党内部又出了岩里政男这么个堪比当代汪兆铭的极品内鬼,自然就乌烟瘴气了
国民党在台湾的早期统治,高度依赖 49 年来台的外省人,猜忌排斥占人口 90% 的本省人。
当反攻无望后,国民党不能永远指望美国人包养,必须潜心经营发展台湾经济,增强自给自足的工业实力。
搞工业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必须普及教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接受教育后,不仅有经济需求,也必然会产生政治需求。
戒严时期的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一样残暴愚蠢拉仇恨。
国民党的吝啬贪婪短视,使本省人分享权力的诉求迟迟得不到满足。创造了本省~外省矛盾,制造了本省人认同,使自己陷入了八旗~汉人的困境里。
接下来,国民党为什么允许民进党成立的答案,就等同于满清为啥允许立宪派,维新派,革命党成立一样。
当你因为内外交困而陷入政治危机,不具备武力解决的条件时,只能接受现实,承认客观存在的各种政治派别,力图通过分享权力而保住自己的主导地位。
民进党唯一共同点,就是反对国民党,争取权力,政治主张就是个大杂烩。
相应的,进入政权末期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掣肘。最终被(你等会)从内部爆破成功。
再根据宋美龄建议美国往大陆扔原子弹类似的不知真假的故事,
国民党崩溃阶段,强硬派倒不是多有节操,很大程度是梦想重建蒋家王朝的反动派,当然认为本省人不配分享权力。
这种反动派没有了武力倚仗,肯定是最先出局。
这是当时国际上的大气候,台湾岛内的小气候,以及蒋经国个人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智慧三者相结合的结果。
1980 年代末,正是新自由主义浪潮横扫全球的时代。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倾向于大资产阶级,那么新自由主义则兼顾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容易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另外,对这一浪潮的发动者美国来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政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经济、文化殖民影响。因此,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美国也愿意扶植这类运动。
而当时的台湾国民党伪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对外依附美国对内以少数 “外省人” 为统治基础的买办军阀政权。由于 6、70 年代的高速增长,本省精英的经济实力快速膨胀,以本省人为主的中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地位。由于美国的存在,台湾无法独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去殖民化运动,那么新自由主义运动就成为了当时唯一的选择(就岛内而言,从代表少数的买办军阀政权转变为代表相对多数的买办文官政权,也算是一种进步)。
这样,外有美国的压力,内有本土精英的压力,内外交困之下的蒋经国敏锐地意识到堵不如疏。有的时候,给别人出路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减少麻烦。再加上因 “江南案” 导致接班计划破产,使得蒋经国默许了民进党成立并最终开放了党禁报禁。
然而三十年后,民进党也开始在岛内打压异己(追杀国民党),关闭媒体(中天电视台),这恐怕是蒋经国没想到的。
延伸:韩国进步派与台湾民进党经历相似,为何对美、日的态度截然不同:
韩国的进步派有鲜明的反日情绪和暗藏的反美情绪,这是因为韩国军阀是日据时期的皇民余孽,同时也是美日殖民主义的双重傀儡。进步派在推翻军阀的同时也进行了(部分的)去殖民化。另外在光州事件中,在韩驻军的美国选择袖手旁观,也助长了反美情绪。但是台湾恰好与韩国相反,本土精英中有大量皇民余孽,另外美国对台湾的新自由主义运动表现出中立偏支持的态度。再加上美日经济、文化殖民影响和地缘政治需要,导致台湾的本土精英政权既亲日又亲美,甘当美日的马前卒。
因此,未来我们收回台湾后,必须要先补上去殖民化这一课。
刘备死了,
诸葛也死了,
就再也压制不住益州本土力量的崛起了。
他们活着的时候,还可以用所谓 “反攻” 所谓 “北伐” 来维持政权的军事化。
本土力量比曹魏更反对 “反攻”“北伐”,他们只想保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他们利益的民进党和其他力量应运而生并在第一第二代强人故去后最终壮大。
因为国民党不允许 GCD 出现。
党派也好,政治势力也好,帮派也好,都不是自己独立存在的,都是某种民意基础的表达。
台湾人第一次见到国民党是在光复之后,此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自身腐败的最高峰。台湾人可以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在这一点上和全国人民并没有区别。
但这种求生存求廉洁求发展的需求,在大陆获得了满足,解放军在驱赶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就是在满足群众的这种需求。
但非常不幸,台湾不但没有获得这种满足,反而还被涌进了上百万残兵败将及其家属。国民党虽然腐败,但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对一盘散沙的台湾百姓来说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存在。在无法得到外部支援的情况下,只能暂时屈服在国民党的淫威中,但反抗国民党的民意始终存在。
当民意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时,就会被引向邪路。民进党的早期骨干就是在这种反抗民意的支持下一直在底层社会猥琐发展。直到岩里政男在台湾当政,把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的民进党放了出来。
而国民党是一种只会依靠国家机器不会发动群众的组织,当国家机器被撕开一条缝之后,马上就会被打得连连败退。所以要想彻底击败民进党,决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只依靠国家机器强行镇压,而是要用国家情怀、共产主义思想争取底层民众,铲除民进党存在的民意基础。
为了自保。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他们这种做法,就跟三国时孙十万让江东世家进入政坛,东晋时 “王与马共天下” 一个道理。
首先国民政府以及迁台群体对于岛内本土势力而言,属于 “外来者”。而“中国文化的精粹在台湾” 嘛,蒋先生和他的那帮追随者,把在大陆时作威作福的老爷习气也带了过去,并未完成社会和族群的平等化改造。外省籍和本土籍之间并不平等,彼此存在矛盾。
比如台湾那边有个偏蓝的 YST(许多人应该听过他),他就讲,你们绿毛不要说外省籍是逃难过来的,觉得台湾了不起。劳资的长辈当年是抗战胜利后过来的,是接管,是上等人。那时候你台湾是个什么玩意?是小岛,是边缘区域,拽什么拽——大意如此。
还有陈文茜,她曾经是老一批的民进党员,后来退党。她有时候在节目上就讲:我在眷村认识某某外省籍阿伯,怎么怎么随和,怎么怎么晚年凄惨。我小的时候大家讲,外省籍的怎么怎么坏,占台湾的资源。现在才发现,外省籍也有好有坏,好人死在眷村,坏人去了台北。
当然了,他们说这些话各有各的用意,但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1、外省籍与台湾本岛民众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这其实很正常,蒋先生集团在大陆就是这么搞的。2、蒋记没有能力,没有动力,也没有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老蒋时期,无论军事机器和政治经济资源,都掌握在国民政府及其追随者手中,本土力量经过二、二八和后续白色恐怖时期,也没有什么作为,自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你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装 B,时间一长,问题就慢慢出现了,原本来台的外省籍群体开始老化、分化,而出生岛内的人越来越多的进入军政系统,当时虽然大都处于基层,但趋势不可扭转,也不可避免。
要知道无论老蒋和小蒋,都是欠了血债的,如果等矛盾继续累积,当它爆发的时候,蒋记国民政府极有可能被赶下海。从后来小小蒋的遭遇看,小蒋最早也不是那么甘心,但美国人这么一插手,延续家族统治已无可能,与其让这个矛盾演变成武装暴动,还不如就坡下驴,引导到文斗的路子上去。
事实证明小蒋的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如果不给予台湾本土力量参与的平台,拖到最后,人家照样会上位,蒋记非但无法改变结果,反而会因为白色恐怖等历史问题遭到清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现在台湾绿营这边对小蒋情感复杂,蓝营这边往天上捧他,根子就在这里。
顺便,蒋记国民政府把自已的政治特色,以及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华” 带到台湾,是导致今天台湾岛内民意对中国,以及中国大陆疏远和仇视的根本原因之一: 他们当年在大陆老百姓头上拉屎,跑到台湾后照样做人上人,台湾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恨?
普通的台湾民众有几个分得清楚阿共仔和大小蒋怎么回事,人家只知道你是外来人,外来人欺负当地人,蒋记和他的追随者们 = 中国。最终,这种对于蒋记政府独裁统治的怨恨,对本土势力遭受蒋记特权集团压迫的愤懑,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演变成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疏远和仇恨。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某些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华” 要退出历史舞台,肯定要遗留一些麻烦,中华民族要浴火重生,绕不过去,以后肯定还是会面对这个问题的。对于台湾岛内的一些言论,生气归生气,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这种仇恨,跟中国大陆民众赶跑蒋记出于同源,在未来,和解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汉儿尽做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这样的破事,咱们早经历多少回了。
对岸都改开了,国民党还搞党禁和报禁,还戒严,怕不是想再转进菲律宾了。
台灣前民進黨員的解讀,大家可以看看
補充一點基本概念:民進黨不能代表黨外,雙方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把黨外跟民進黨連結在一起,就是中了民進黨的計。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 Palestine Information Website
民进党简史
陈真 2019. 10. 04.
联合报底下这篇社论写得很好,但有一点必须澄清:台湾如果有什么民主自由,并非民进党的功劳,而是党外人士及无数党外支持群众的生命、自由与血汗所换来。民进党不但没有功劳,而且在创党后短短数年内便迅速质变腐化,揽功夺权,出卖理想,图谋私利。
尤有什者,在过去大约二十年来,倒行逆施,吃相难看,不顾廉耻。而且,从一个推崇左倾理念的政党,变成极右法西斯,致力于挑拨族群仇恨与对立,视普世价值如无物,不择手段,谋取私人权位与暴利;一味歪曲是非,操弄史实,美化自身,丑化异己,疯狂收割前人心血揽为己有,甚且变本加厉破坏改革成果,大开文明倒车,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诸多恶行,更甚昔日国民党。
我第一次提出退党是在 1988 年的 5 月,距创党之日短短不到两年。后来决定不退是因为刚好遇到 520 农民流血事件。菊姐说,「发生这样的事,你还有心情退党?你这不是在打击士气吗?」而我之所以 1988 年就想退党,主要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民进党其实就已经不在乎什么买票、贿选、关说与包工程;甚至一方面批评国民党搞特权,自身却又以享有特权为荣。
当时促使我想退党的一个近因冲击是,在一次党务会议上,我发言说,「本党居然有人在买票!党中央都不想处理吗?」没想到,我所熟识的当年党主席姚嘉文竟然回应说:那些都是「小节」,「做大事者不拘小节,推翻国民党才是大目标」。会议后,他私下拉我到角落,进一步对我侃侃而谈这番「大」道理。但是对我而言,政治之干净、清廉与正直以及为人民谋取长远福利,才是从政目标。
六年之后,也就是 1994 年的 228 那一天,我才终于退党。不过,那时候已经没有人在乎我退不退党了,因为那时候的民进党已经如日中天,入党者好处多多,前途辉煌,正是一门无本买卖的好生意。
从创党到退党,短短几年之间,我清楚意识到一点:为民谋利从来都不是所谓同志们的目标 (更不用说什么牺牲奉献了);为己谋取私利与权力,才是唯一目标;而一切美好理想则只是谋取一己之私的手段。这样一种心态与现象,迅速弥漫整个党,直至臭不可闻。
简单这么说,民进党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成立之后短短三、五年内,事实上就已充满蚊子、苍蝇与蟑螂,开始效法旧国民党的腐败,贪婪程度更是青出于蓝;随着政治的日渐开放,权位诱惑日甚,更是以光速般的速度腐烂,但却学到一身政治操弄与选举致胜的高超本领,造谣抹黑,无恶不作,行事不择手段;擅长设定议题,挑拨阶级对立与族群仇恨,以捍卫民主自由与弱势正义之名,行捞钱夺权之实;并且擅于抗争,做秀表演能力极强,借以创造个人政治资源与知名度,把一切关于社运之美好理想,全拿来当成一种为个人服务的政治工具及权力敲门砖。
尤有什者,打从大约 1998 年开始,更是在国民党黑金教父李登辉的大力合作与推动下 (包括更早之前,大约八零年代末,由李登辉提供民进党巨额金钱以发展所谓本土路线) ,展开最厉害的一项政治操弄法宝之战略定位,亦即仇中反华;名为「爱台湾」,实则挑拨族群仇恨,借以妖魔化异己。其立论依据是这样:在这岛上,随着人口凋零,外省人将越来越少,而本省人则始终占绝大多数,因此,进行仇中反华的族群操弄,必然将在选举上稳操胜券。
而我也就是在 1998-1999 年这样一种仇中反华战略蓝图开展之际,决定和这个党对立,从此和几乎所有昔日同志,一刀两断。
从 1998 年到今天,随着媒体与教育的全面掌控,全面「绿」化,打着民主自由与公义之名,虚构历史,歪曲历史,美化自身,妖魔化对手,全面造谣,全面丑化;仇中反华的政治操弄更是不断升级,无往不利,成为一种选举必胜的法宝。
这一切当然不是民进党所能办到,而是美国打压中国崛起之一手策画。台湾的真正统治者,就如阿扁所说,是「美国在台军政府」,是 CIA;台湾事实上就是美国人的准军事殖民地,用来攻击中国的一颗人肉炸弹,甚至人肉核弹,战略地位极其关键而重要。
至于民进党,在阿扁成功取得政权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以李登辉黑金势力为首之「旧国民党」借尸还魂的一具躯壳,国、民两党开始大规模公开政治杂交、混血,基因重组。你看,台面上这些人,包括当今权力最大的蔡英文及陈明文这两位 (当然还有其他一大堆人,族繁不及备载),套句民进党的流行指控用语,不就都是所谓「党国余孽」吗?都是几年前看准政治风向才跳槽,瞬间由蓝转绿,由统转独,看中的就是仇中反华这张政治操弄王牌无往不利的威力,借以夺权捞钱。
另外则是一些同样是把政治当成一种捞钱夺权事业的所谓参与者,例如吃相极其难看的新潮流中生代与新生代 (邱义仁之后的那些人),几乎全数都当大官、董事长,附随者众,鸡犬升天,占尽肥缺,至少也都能捞到一官半职,当个地方局处首长什么的。而且胆子特大,非法滥权,法律根本不看在眼里;把国家资源与社会公器当成自家战利品,卖官鬻爵,为所欲为,贪婪无度毫无底线。
柯文哲说得对,国民党的「餐桌礼仪」比较好,民进党吃相太难看。十几年前就有这么一个笑话,话说国民党贪污舞弊就像拿汤匙喝汤,暗中偷吃点肉,但仍有点羞耻心,很斯文。但是民进党却是丝毫不顾吃相,争先恐后,大家拼命开怪手 (挖土机) 来,金山银山整座挖比较快,用汤匙吃太慢了。
我们党外人士用青春、血汗的痛苦代价所争取来的一切改革,几乎全数被民进党所摧毁。党外对于旧国民党的一切批评与改革,民进党借以篡夺、换取个人权位之后,却干得比旧国民党还更加龌龊与荒唐,例如分赃酬庸之贪婪无耻程度,迹近疯狂;不但鸡犬升天,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全家大小一起捞;上万个官位大家分,无数公家资源大家抢,就像古时候攻城掠地后打家劫舍自行封官鬻爵那样一种末日景象。
比方说新潮流的创流大老吴乃仁,夜夜笙歌,酒色之际乔权力乔利益乔位置乔人马,自己女儿当台苯董事长,自己儿子当台苯董事,自己太太当台苯顾问,上千万年薪,钱多事少离家近,无专长可,免经验可,啥事也不用干便数千万入袋,凭什么?台苯是他家开的公司吗?
至于党外所深恶痛绝的黑白挂勾、官商勾结、变更地目炒地皮、围标绑标包工程、回扣关说特权横行等等等,更是民进党的家常便饭;几乎过去一切批评国民党之丑陋恶行,自己却全部如法炮制,甚且变本加厉。
比方说,党外批评旧国民党司法不独立,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法官效忠于党而不是依法办事。党外改革之后,国民党退出司法,当民进党把权力抢了,如今法院却变成是民进党开的,效忠于党,而不是效忠于人民所托付的法律秩序与法治精神。
比方说,党外批评旧国民党控制教育,政治污染校园,于是国民党退出了,民进党却大举入侵校园,掌控教育人事与资源,服务一党之私,并洗脑学生,以学生充当政治工具,把每个学校变成党校;绿营主导之政治活动及置入行销式之「假学术真政治」活动,在校园完全横行无阻。
比方说,党外批评旧国民党控制媒体,要求党政军退出。于是国民党真的退出了,民进党却大举入侵,彻底掌控媒体到近乎滴水不漏的程度,整个岛内媒体几乎全数变成党的宣传机器,每天造谣抹黑、挑拨族群仇恨,鼓吹仇中反华,污蔑一切党的异己,完全丧失媒体应有的基本诚信与正直。那不是媒体,那是一种洗脑机器,一种造谣抹黑鼓吹仇中反华煽动仇恨异己的政治工具。
就连民进党最爱吹嘘的言论自由也一样大开文明倒车,一方面表彰郑南榕追求言论自由的精神,一方面却又想方设法扼杀言论自由的空间,甚至以法律对付异己。
比方说,党外反戒严,更反对取代戒严令所制定之国安法。郑南榕以及死在我怀里的好友詹益桦,更是誓死反对,两人一前一后为此自焚。早期的民进党同样也为了反对国安法发动一系列抗争,如今大权在握,却不但不废国安法,反而还把它修订得更加法西斯,更加荒唐离谱;以防范所谓「中共同路人」之名,妖魔化异己言论,丑化两岸交流,借以制造寒蝉效应,以捍卫一党政权。
更荒唐的是,以捍卫人权为名,行政治打压之实。一方面平反所有政治案件,刻意夸大渲染,包括几十年前的匪谍案也统统说是冤狱假案,全是国民党伤害人权的恶行,一方面却又拼命制定法律,以防范「中共同路人」之名,吓阻两岸民间交流;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惜制造更多政治案件,妖魔化任何批评民进党仇中反华的声音。
我如果要把一切大开文明倒车的例子讲完,恐怕得写成一套系列丛书。这一大伙人,不管来自哪个派系、哪个政党,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民进党,与其说它是一个党,不如说是一个结合黑道与财阀的政治帮派组合,一个贪赃枉法的特权犯罪集团,缺乏任何基本信念与价值,把一切理想与理念视为夺权捞钱的手段;帮派凝聚力极强,对外则敌我意识分明,互相掩护,奉行分赃政治与权位世袭,唯利是图,蚕食鲸吞整个岛屿。
这就是民进党,写来满纸污秽。我其实很不喜欢写,之所以写它只是想说,你要支持什么党或什么人都行,但你若真心在乎他,那就应该督促他,让他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一味袒护其恶行。这就好像你若真心爱你的小孩或亲友,你一定会希望他千万不要学坏,不要作奸犯科,不要吸毒,不要偷抢拐骗,应该好好做人,行事正直,回报社会。
这道理会很难懂吗?你若真的在乎一个党,你会希望看到一堆人渣篡夺把持这个党,然后每天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吗?纵容或袒护这样一种腐败,除了肥了人渣歹徒们之外,却伤害了社会大众的长远福祉,对谁能有什么益处呢?难道你真的会相信这样一些贪得无餍的政客会为了什么神圣政治主张而牺牲奉献?他们平常连一点点私利都丝毫不放过,吃铜吃铁什么都要吃,难道你还真相信他们有着什么真实的理想或信念?
被骗一次很正常,被骗两次算是很老实,如果被骗三百次,那就不是骗子的问题,而是被骗的人美感与道德感或智能上出了问题。
后记:
民进党台面人物很坏,但党的支持者却大多良善正直 (我指的是那些「非菁英」的族群);单纯,热情,充满正义感。我对过去这些所谓贩夫走卒之基层同志,至今依旧充满眷恋,昔日情感未曾稍减。但其为人,也正因为心思单纯朴素,很容易被操弄,很容易相信谣言与耳语渲染。面对他们,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压抑与惆怅;为免彼此尴尬,能闪则闪,能避则避。无言以对之余,我常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明白我永远都不会是他们的敌人。
今天吃晚餐时,听学姊说成大及高雄中山大学等等,到处可见支持香港、丑化大陆之各种荒唐标语口号,我听了心里很感慨,很想仰天长啸,痛哭一场。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何求得人间一点正道竟如此艰难?做为一个党外,从年少到中老,差不多三十七、八年过去了,许多时候实在觉得很累,孤单无助,充满误解与挫折,仿佛永远得活在众人的异样眼光下。
学姊还说她昨晚做了个噩梦,害她长夜哭泣。她说,梦里有一种高科技机器人,鬼魅一般四处巡逻,足以侦测人类思维;思想不正确者便予以歼灭,而我在梦中也注定将死。学姊这梦很科幻,要是真有这么厉害的机器人能够知我心意,我应该是不会被歼灭才对,因为我心里深处想的只是一些理应全然无害的东西,而非任何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
我从国外最好的医学中心,一直到台湾最基层的医院,全都待过,那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目前在林园工作,那是高雄市一个充满空污的贫穷偏乡,同时也是我工作过最穷的一个区域,各式各样的穷人非常多。每天聆听一个又一个生活故事与病情,就像一次又一次的重击;感同身受之余,悲伤难抑,感觉很无助。除了开药,我还能帮上什么忙?
刚刚四岁女儿又在梦中哭泣哀嚎,哭得非常悲伤,到底她是梦见了什么?每次隔天早上问她,她都跟我说是梦见恐龙。可是,恐龙会每个晚上出现甚至十多次吗?
刚刚一听见她又在哀嚎,我赶紧从书房飞奔过去,看她已经哭成泪人儿。我拍拍她的背,摸摸她的头,轻吻她的脸颊,花了很多工夫,方才让她再度沉沉睡去。我心里想:这么小的一个娃,没做错任何事,为什么打从一出生却得承受那么多难以言喻的痛苦?因为她,我跟上帝似乎又更加有话说了,我只能向祂祈求不是吗?
因为那么多饱受生活摧残、被政治遗忘的穷人,我跟上帝似乎又更亲近了,我只能求祂怜悯不是吗?因为这个悲情岛屿,我对上帝似乎又更加不解了;岛屿子民数百年来不曾加害于人,只有受害的份,种种人为悲剧,何日方休?
民进党建党的时候,戒严还没解除,蒋经国默许了。
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美国因素。美国人最喜欢在其他国家扶持反对派,方便挑动内部矛盾,坐收渔利。看看,现在的 kmt 和 dpp,不是争着献媚?这个策略极其成功
第二,蒋经国的家天下美梦破灭。蒋家后代,没有一个能担重任,要么身体不行,要么缺乏政治手腕和智慧。
第三,本省人势力已经压不住了。尽管当时蒋经国提拔了大量本省人进入国民党,但是大部分的职权仍然被人口比例只有 20% 左右的外省人占据。民进党的创党成员,大部分是本省籍的。为了缓和矛盾,蒋妥协了。
直觉得美国功不可没,估计不政改,就要政变。
蒋经国 1970 年进行为期十天的访美计划,在访美期间遭受暗杀。
亲爹眼前挨枪,谁打的?细思恐极,吓尿…
多党执政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外国势力进行利诱分化,民主的实现外资自由,建设法制保护外资权益。
其实你应该问,为什么共产党允许民进党出现。
因为当年创立民进党的元老,大多都有红色背景。
所以民进党早期可以说是我党在台湾的政治宣传部。
至于为什么两者最后会分道扬镳,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其实这也验证了一句话,只有同行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因为蒋携带百万外省人来台,而台此前是 50 年的日本殖民化下形成了一套自已的闽南加日(和)式的文化,两者真的出火花,好在第一代外省人有军事力量并有公教文权力,但问题出在第二代,哪生哪人,二代无论眷村还是衙内都基本认可先是台人后才认国人,而第一代皆认国根本不认台,至于三代就不知出处了全是台!三代必不知出处,哪生哪人!
所以到了 60,70 年代一代基本结束,二代成中坚就出现了本土化意识,加上中国文人的愚蠢性,天天在课堂上讲民主自由,而不知民主由是何物!同时台爹米国为了控制台,发现支持一个军政府不如民主化其国,通过控制舆论场这样就世代惘替的控制韩台了,这是在控日后发现的。所以米国在 70 年代开始推民主化,蒋家要下台,没有爹护着,只能下台,有人把小蒋当什么推手,可笑至极,他去米被开黑枪,美把他踢出局和大陆建交,他就是弃婴而已。开报党禁是国党内部二,三代要求,一群无脑二代都是留洋被洗脑的人,懂什么!而本土自生派勾结反蒋国党出了个民进党,而民进党不过是极端的本土国党之一部分,无论后面李,陈只不过是美孙日儿罢了,什么轮替都是一路货到马上台,整个台的三,四代成中坚,本土化的必然,哪个 2 代半的赵想出来,滑稽透顶。台今天多亏当年大陆优台,养活了其芯片代工,否则早成第二个菲律宾了!对台要温水煮青蛙,多重手段打下去。
国民党的纲领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是设定中华民族的概念,融合汉蒙臧回满等各族一起复兴中华民族。民生主义就是建立福利制度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民的权利,保护人民的自由。所以从国民党的理论来说,只要是认同法律的政党都会受到承认。国民党的目标就是建立类似美国总统制的民主制度。
但因’中国当时是军阀混战时期,很多地方势力反对民主,因此孙中山制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的计划。然而统一全国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就败走台湾,于是一直停留在军政阶段。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日本残留势力不甘心失败,一直反对国民党,这些人以反对军政推行民主为由,吸引很多人加入。他们组织暗杀蒋经国总统未遂,但对蒋经国触动极大,蒋经国认为自己已经很仁慈了为什么还有人暗杀他呢?反思之后宣布开始宪政阶段,正式实施民主制度,开放政党注册参与竞选。台湾快速出现了 384 个政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民进党初期是
农夫家里养了兔子和蛇,私下抢家里的话事权,最终蛇败了,躲到一处偏僻的地方。蛇和兔子都属于农夫的,算是一家人。蛇本来想夺回这个家的话事权的,可惜由于兔子实在太厉害,可预知的未来都无法夺回来,最终只能听兔子的。可蛇不想这样,他想永远独霸那个角落,于是跟隔壁一牛仔合谋,想让牛仔帮助下让角度脱离农夫的家。于是它开始蜕皮,蜕下的皮和蛇演戏,好像水火不容。蜕下的皮看起来仍然是和兔子一家人,和兔子有说有笑,而蜕了皮的蛇不想成为一家人。可其实皮已经仅仅就是一层皮而已,真的内里的东西都在蛇那里了。
我认为就是这样的,GMD 是皮,MJD 是蜕了皮的蛇,本质没有不同,只不过是见一统无望,又没办法违背 GMD 的统一宗旨,所以换个脸谋遗臭万年的事罢了。
我觉得主要是国民你党内除了你等会这样的内奸,而且当了党的老大。
这就没办法了,党的老大亲手扶植对立面。
2000 年 “选举”,表面上说支持连战,实际上支持阿扁。
也可能你等会本人在国民党内就缺乏根基,所以要支持新的党派。
民进党的人跟你等会可能更为接近,比如英文跟你等会是康奈尔的校友。
我觉得本质上是几波势力再斗,如果国民党无法施展他们的抱负,就会毁了国民党,扶持其它的党。
英文本人当年是你等会在国民党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了民进党的老大。
不允许又能奈何?当年反动派还不允许 CPP 出现呢!
岛内绿色思潮已成气候,难道要把毒派逼上阿里山?
那还收拾得了?
中华民国宪法没有说中华民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民进党出不出现、能不能领导国家又不是由国民党来规定。
民进只是小蒋弄出来的黑手套
你是小蒋的话
下一步在哪里?
你觉得台湾当时的未来在哪里?
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实体就那么存在着
一个人要是必然失败的话,他就会选择怎么体面的离场,蒋经国这个离场做的还是很出色的。朴正熙死于非命,全斗焕卢泰愚都至少坐牢被判。要是没有蒋经国最后几年的做法。他做的坏事,比全斗焕少不了多少。金大中在海外批判,海外诬蔑的人更是多了,竟然能派人把在海外批判蒋经国的作家暗杀,比全斗焕更狠啊。至少,白色恐怖遇难的人就不比朴全几十年少。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可以说,蒋经国最后放弃血腥的变化,就是救了 kmt 自己的的命吧。从这个角度而言,蒋经国确实厉害。配得上经国先生的赞扬。
其实没有很多答主讲的那么复杂,说白了其实就一句话:
美国对准殖民地,附庸的管用伎俩!培养反对党制衡执政党,防止一党独大不听话。两个轮替政党争相争宠,不但更容易实现美国的要求,美国的吃相也相对好看一点。
比如,小蒋,朴正熙当权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核武器计划,虽说强人政治给这些计划的动机带来了一些质疑,但总体上并不能否认这其中的民族主义特征,即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的控制。日本是内阁制国家,不存在反对党的问题,于是有了 “美帝驻日本锦衣卫北镇抚司 “之称的东京地检特搜部。
另外多说几句台湾的细节。当年跟独裁国民党斗的其实不是民进党,而是统称 “党外”,即国民党以外的政治联盟,这些人的政治诉求很多样,但其实不新奇,早就有了,只不过早期被老蒋杀的人头滚滚,都躲去日本美国了。那后来为啥这些人又敢冒头了,还敢上街?还不是美国最后把话说死了说白了: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0th-congress/house-bill/1777
往小了说小蒋先生识人不明。
解除党禁,开放选举,社会民主化本来是件好事,毕竟湾湾的白色恐怖维持了那么久,是该这么做了。不过选的接班人李登辉是个不折不扣的二五仔啊。。。
往大了说,算了不说了,免得被删
爸爸说了你可以有,你说我不想有,爸爸举起手中的大棒说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你当然会说我错了,我必须有。
国民党太恶毒了,高级公务员考试只给台湾分配 2 个名额。长期将主流人群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早就天怒人怨了,这不是形势所迫呀
常凯申本来效仿的是德国,德国军事顾问、德械师都是德国人带来的。而且常凯申一群人说了算,跟德国那一套很雷同,都是威 q 主义。
但是后来常凯申转而投靠美国,带来了美械师,却还是威 q 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同样,也因此跟苏联有矛盾。
本来斯大林要常凯申搞两派共同执 z,但常凯申可容不下。得罪了斯大林,结果将苏占东北农村地区转手给了 tg。
开打之后,常凯申要美国援助,然而美国想要常凯申搞多派共同执 z,常凯申不肯,于是美国一方给的援助少,还多有责备。这下可好,没了美国的帮助,最后只能灰溜溜跑了。
即使到了岛上,常凯申依旧我行我素。最后还是经国实行了美国那一套。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反正都是美国的小弟,最后搞美国那一套是大势所趋,好在目前都很发达。
有一点似乎大家都没提到。
其实美丽岛那事过后,台湾的政治运动一度低潮,所以正面硬钢肯定是干不过的。但 “他们” 很快就找到另一个突破口。
早期民进党以环保社会运动为抓手,最起码也是环保运动的同盟军。这是最不容易冲击国民党基本盘,国民党也不便镇压,同时也最容易联合各阶层民众的诉求,这是民进党早期的突破口。
后面什么禁止核电、用爱发电都是在这个大帽子下面进行的。今年岛内搞得很大的 “护藻礁” 运动说白了,就是拿当年民进党的剑斩蔡英文。
其实今年岛内在我们这边看起来很热闹,什么罢免案、反莱猪,菠萝禁令,重启核四,但真正搞得如火如荼的却是看似不起眼的护藻礁运动。为啥,它既不够小清新,也不够 “爱台湾” 啊。大陆这边对台湾很多东西都是宏大叙事,但是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来看,“爱台湾”才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4 大 “公投” 案最新网络声量出炉 珍爱藻礁或成蓝绿决战关键www.huaxia.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huaxia.com/xw/twxw/2021/05/6682976.html)
第二、国民党对基层的控制一直很低,早期(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发起人基本都是草根,组织性恰好是国民党的软肋。到现在国民党连党内中高层都组织不好,一个少康出山就搞得国民党手忙脚乱了。
其实纵观台岛政治可以发现,绿营是把政治贯穿于民众的吃喝拉撒睡,成为普通人的诉求——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好像袁腾飞说历史是什么玩意那样,虽然错漏百出,但门外汉就是听着不烦且上脑。这也有点类似现在的头条,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说一两段历史。
而这是国民党死活都学不会的,所以你再从这个角度去看韩国瑜,韩国瑜热其实也就是个表皮,韩国瑜的语言依然是传统斗争式的,他没 Get 到蔡英文的点,他说的话爽是爽矣,但实际上并没有打到要害。国民党还是把政治当做是自家的家传祖业去维持,甚至连祖传基业都保不住, 焉能不败?
以上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角度,肯定无法全面,但从一个我们看来似乎没什么影响力的环保议题来看,也足以解释民进党的存在了。
首先要明白党外和民进党早就不是一回事了,kmt 对党外也从来都是打压渗透为主,dpp 首任主席江鹏坚就很可能是情治单位的卧底,以至于施明德后来和 “同志” 们反目成仇对喷的时候说出了 “与其问当年美丽岛律师团谁是特务,不如问谁不是特务” 云云。dpp 成事更像是李灯灰为首的 kmt 本土派 / 黑金派 / 情治系统借壳成功,标志性事件就是野百合运动(话说今日 dpp 的作风,还真有点党国情治单位的样子)。林荣三(自由时报老板)贿选作票选赢了郭雨新(党外大佬),不妨碍现在自由时报变成绿营党报,整个一高阶成功版的《黑金》周潮先(林家也做建商)。菜这种前党国要员 “跳反” 的更是比比皆是。网络上嘲讽日韩财阀的多,但真要论起来,海峡对岸才是财 / 政阀无法无天的地方,毕竟人是真借壳上市成功了的。什么庆富案之类,不了了之的不可胜数,根本没在怕的。所要真问为什么“允许”dpp,那我自己要借的壳我当然允许了,不但允许还扶持呢。
搞得好像国民党有能力不允许一样。
不是允许,而是没办法,准确的说无力。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三国时代,诸葛亮到姜维,即使主管军事的和主政的意见有冲突(费祎和姜维),还是北伐不断,原因在于蜀汉之于蜀地,跟国民党之于台湾一样,都是外来政权,都存在被本地势力反噬的极高可能。只有不断通过北伐,加强威权,以大义压制本地派。诸葛亮手段高超,品格高尚,即使本土势力也不得不服。孙吴就很坦诚,直接让本地势力完全操控了。
俩蒋时代,并没有这么操作。因为跟俩蒋到台湾的外省人很多对俩蒋父子都做不到一条心,他们只是反,而俩蒋父子的品格说不上。所以从 49 迁岛开始,不断有国民党政要死于各种事故。而俩蒋没有派军队登陆(打不过,美军也不支持),共军也没打过去(老毛看透了这一点)。
蒋介石掌权时代,岛内分歧已经若隐若现,以威权压制本土势力。到小蒋时代,渐渐压制不住了,国民党不断被本土势力渗透。
其实单单看民进党这个历史,一部台湾民主史,更准确的说是反国民党政党。很多外省人也加入了民进党。国民党独裁,民进党民主,国民党统一,民进党。
一直有的,以前叫做党外,和国内公知一样的
美国一直想造成台湾彻底分裂,但是蒋一直坚持中国继承
美国就一直有在扶持国党外的势力
比如施民德,外籍老婆就是为了给蒋压力,美国随时可以用依亲的方式让施变成美国人,扣蒋扣押外国人的大帽子盖下来
这老婆就是因为 Zz 目的结婚的
还有国党在战后本来就对日本很…
白团大名鼎鼎应该都知道
再加上国党一直都是对地主互相掩护
战后能在台湾当地主的本来就是站前站队日本的
所以国党本身一直就很多二鬼子
跳反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
地方阵营在国党好处要不到,跳出来自己搞,跳到反对党,国党一点办法都没有
国党在台湾就分裂出新党,台湾民众,亲民
本身内部就一堆心里有鬼的
王金平这大内奸全台湾都知道,就国党在装瞎
不管有没有党外,国党一群臭鱼烂虾都这吊样的
两个字,民粹
对美国左派妥协的产物。在美国眼里,台湾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负面是因为是右派民族主义思想。正面你懂得。
并不是只因为江南案。美国在限制台湾发展方面,想尽办法。比如销毁台湾核武器研发,允诺安保条约。气的蒋经国一病不起。
民进属于左派。从美丽岛九好汉。就成分复杂,乱七八糟。其中一部分形成台盟。
当时国民党主席主席是李登辉。
为什么民正党允许金泳三金大中继续搞他们的新党?
太阳底下无新事,就像全小将他们搞的事情,后面也在别的国家发生了。再后面,比如现在,缅甸不又双叒叕开始了么?
果档它允许不允许不算事
算事的是米日两畜要换代理人
果档新生代利益也全面本土化
而对岸其实也乐见其成
(借岛内斗争彻底了结法统争执)
最终在多方势力共同默契下
果档自然又一次主场窝囊丢家
两方面
1 美国敦促台湾,走民主化
2 台湾本土人士对参与政治的诉求(美丽岛)
另外可能还要再加上反攻大陆口号的失败让人们感到迷茫
经国先生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用蒋经国的话说 “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没有永远执正的…” 当第三波民主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时候,台湾也没能幸免。
死或生,又一次摆在了国民党面前。
面对从大陆到台湾日渐老去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和朝气蓬勃的台湾年轻人热血方刚的民主要求。蒋经国明白,时间不等人。
外患未平,内忧再起。如不解严,用不了多久国民党真的就要成为一段历史记忆!
不是国民党同意民进党存在,而是 “民进党” 一直存在。民进党也是很菜,居然还没有把国民党清理完。
品葱用户 咸鱼之体 提问于 12/13/2020 本来两党制中在野党的目的是监督执政党,但从国民党挡潜舰预算来看,其本质上已经沦为中共的打手而失去了监督的意义。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但凡是国民党民众党等在野党支持的,都是对中国有利的;但凡是 …
知乎用户 太阳城索拉利斯 发表 在 2020 年 6 月 6 日罢韩结果出炉后,中国国民党当天于官网发布中英双语新闻稿,英文版新闻稿中指出:「党主席 JohnnyChiang(江启臣)表示,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 …
品葱用户 Cole 提问于 6/5/2020 我现在感觉国民党现在越来越亲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呢? 理论上来说,国共几十年的仇恨,怎么会让我这个不是很懂台湾政治的人都觉得国民党亲共呢?这是不是太明显了? 我个人认为,民进党很得年轻人的心,所以 …
品葱用户 不過n2不改名 提问于 1/31/2020 我了解到台灣人對這段歷史有不同的說法,比如“日治時期”“日據時期”。我知道這個問題有關立場,所以還想問目前台灣主流民意是不是比較傾向於綠營那一套呢? 綠營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中共的邪 …
就在刚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民进党的蔡英文得了801万票,而国民党的韩国瑜只有540万票,差距高达48%,这就很有必要好好回顾一下,看看选前那一年,都发生了什么。 故事要从2018年底讲起。那个时候适逢台湾非常重要的“九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