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卡下线，流调里藏着的人间疾苦值得继续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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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零时起，行程卡正式下线，这也意味着，在国内可以任意走动了。

这是好事，但不知为何，我始终无法真正开心起来，心中酸楚莫名。

两年多以来，因为这个码，让我们见识了多少悲欢离合，多少人情冷暖。去年底，我在黑龙江鹤岗，因为行程卡显示来自广州（当时广州其实是低风险），从而被预订好的酒店无情地拒之门外，无奈背着包走出酒店，差点冻死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飘雪街头。

客观地说，行程卡对于疫情防控曾经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在今年之前。但是，它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公众的生活。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事实放开，流动性管制防疫已无必要，反正该来的迟早都会来。虽然，还是需要有48小时以内的检测结果才能进入医院和学校。但是，每个人都能感知到，一切都变了。

从这几天的广州和北京的反应看，很多人大体平静接受奥密克戎冲击波的到来。

身边的朋友，中招的不少，反应强烈的也很多，但是没见有人在朋友圈里焦虑和抱怨。所有群里，几乎都在谈论患病感受，并交流经验。有人发烧，有人喉咙痛，有人肌肉酸痛，症状不一，但共同点是，没有人因此害怕，因为再不用担心被歧视被隔离，身体又回到了自己掌控的状态。

当然，也有不少人疯抢药品，一如三年前。实在可悲。这三年，医疗设施和疫情认知上，几乎没有什么显著投入和增进。充斥周围的，不少是伪专家们不负责任的谎言恐吓，是行程卡限制下的人间悲剧，以及无数方舱、栅栏、测温仪、核酸亭、防护服。

不过，“新十条”颁布以后，正确的声音开始大量出现，虽然来得有点晚，但好过没有。

在这样的形势下，行程卡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停止使用是无比正确的决定。

但说实话，跟各地五花八门的健康码比起来，行程卡还是属于比较透明的，至少它是全国统一的。

现在，更应该立即取消的是健康码，因为它是各个地方的“土政策”。

在疫情初期，健康码的推行，确实阻止了确诊人数的快速增长。但是时移事迁，现在健康码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了，它更像是一个电子镣铐。

现在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它几乎相当于第二个身份证。今年上半年，中原某地滥用红码限制人员流动，营造了比《1984》更为魔幻的电子监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时的汹涌舆论，并没有让滥赋红码现象有所收敛。对于那些打着防疫旗号懒政的人，健康码就是他们的利器。有这么趁手的工具，怎么会舍得放弃？

以前是囤菜在家等着封控，现在是囤药在家等着阳性。一旦两道杠了，欢天喜地在朋友圈晒。这样的民情人心，还需要再用健康码来管控他们的自由流动吗？

在合适的时候来，在合适的时候走，这样才会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不能因为用习惯了，觉得很好用，不想放手，那就不体面了。

虽然行程卡和健康码给大疫三年中的国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是有时它无意间揭露的社会现实更让人不安。我希望这些人间疾苦，不要因为行程卡的取消，就被淹没，就被忘记。

我一直都能记得，北京一个打工大叔找儿子的故事，媒体冠以“最艰难流调”的标题。

这个叫岳荣贵的父亲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今年1月1日到1月18日，18天里，他去了28个地方做搬运，他工作的地方，有剧院，有豪宅，有购物中心，但这些跟他都没有关系。他横跨整个京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工作时间和地方都不固定，甚至数天深夜还在工作。北京的禁运政策是早上6点-晚上23货车禁行，所以他经常要工作到凌晨4点。

被媒体报道后，他对记者说，我不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我只想找到儿子，您能帮帮我吗？

他的微信名是“家和万事兴”。

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卑微愿望，我希望即便没有了行程卡、健康码，这样的人生艰辛也依然能被看见，这些卑微的人生愿望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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