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给我改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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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给我改稿子

作者：孙滔

本文说的是我与3位80多岁老爷子业务来往的故事。首先要说明，诺奖得主帮我改稿不是什么荣誉，恰恰相反，是职业生涯里的镜鉴。

1

第一个故事缘于我在今年4月24日发表的《我给80多位诺奖得主写信，这4位回复了》一文。这是一篇纪念DNA双螺旋发现70周年的报道，其中第二个章节“关键词2：跨学科”中介绍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阿希姆·弗兰克（Joachim Frank）成就时出了差错。

“作为德裔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完善了电子显微镜图像处理的单颗粒算法，使三维重构技术走向实用。”这是我的原文，本意是以此说明弗兰克是一位跨界者。

5月11日，我把报道发给了弗兰克，并附上了借助ChatGPT的翻译版本。不到半个小时，82岁的弗兰克就回信说，译文读起来很流畅，但是“我不得不对你关于我贡献的描述提出异议，因为你完全误解了”，“‘完善了电子显微镜图像处理的单颗粒算法，使三维重构技术走向实用’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算法，从单分子开始进行结构研究的概念是我从头到尾提出来的。”

仔细回溯了原文这句话的来源，发现是我的懒惰造就的。虽然在写作之初参考了诺奖官网的介绍，但觉得不够契合主题，于是借用了简体中文世界的这句介绍，后者出现在了一些较为权威的中文场合，这潜意识让我放松了警惕（至于具体出处，有心人稍加搜索便知）。

弗兰克说，“我现在很理解另外 70多位诺奖得主，他们懒得回复你，因为他们在科学新闻报道中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这句话不无尖刻，我却不能反驳。

随后我问他，诺奖官网的介绍是否可用？他回复说，“你仍然没有抓住要点”，应该是“……他开发了在溶液中将分子作为单个粒子进行三维成像的计算方法”。

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我在科学网的报道中作了更正，同时在公众号下方置顶了更正说明。

弗兰克是一个有意思的科学家，他开博客、写小说（包括科幻）、玩摄影。他不是玩玩而已。

他在2019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AAN ZEE”，讲的是一个德裔美国科学家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找自我的成长故事，似乎是作者本人的故事。他还有另外3部小说待出版，包括科幻小说“NARCIS”。

他的摄影作品大都关注身边日常。最近的作品发表于5月12日，题为“Life-Line”，是一系列水泥缝里顽强生长的绿色，他说，“It often happens that I see emergence of life against all odds.”

他拍摄沙滩上的鹅卵石，因为沙子的纹路显示了海浪拍打的方向。他盯着一只过马路的鸡，想到了爱因斯坦口吻的那句描述：并不是鸡过了马路，而是马路过了鸡。

我本来打算进一步采访他。

2

第二个案例中虽然没有大的错误，但仍被严谨的科学家教育了。

这就是有关《细胞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的一组报道，这也是我近期最看重的一组报道，算是把科学界关注的教科书主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文章。

不过在我把发表的文章发给84岁的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后，老爷子找人做了翻译，然后告诉我，编者按的第一句不准确，沃森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认可欲望而做这本书的，“——事实上，他希望我们省略掉我们写的关于DNA和分子遗传学的大部分内容，以免与他之前的开创性教科书《基因分子生物学》竞争”。

我们的编者按原话是，“因自己所开创领域的最新进展迟迟未被纳入细胞生物学教科书，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心急如焚，拉来几位顶尖学者组队重写教科书。”

我把自己的翻译版发给了艾伯茨，并说明我是参考了《自然》杂志在2013年的文章：“他意识到当时的细胞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基于光学和电子显微镜研究，对于学生来说，几乎没有融入任何新的分子生物学进展。”

艾伯茨回复说，“抱歉朋友翻译错误导致我发了邮件。我们感谢你以这种方式促进科学和国际合作。”不过我并未因此释然，因为我的原文仍有未清晰表达沃森原意的嫌疑，“他自己所开创领域的最新进展”准确的说法应是“分子生物学在细胞研究方面的进展”。

必须要说明的是，ChatGPT虽然英文水平比我好，仍然是不能完全放心的。比如正文第一句“在发现DNA双螺旋20年后，詹姆斯·沃森再也不能忍了”，ChatGPT翻译成“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double helix structure of DNA 20 years ago, James Watson couldn’t bear something anymore”，这里“bear something”的译法就让一位英国老太太（也是媒体人）难以理解。她说，“尽管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就是别扭。”

3

作为一个老记者，瑕疵也许将来仍然无法杜绝。我只有保持谦虚。

不能不提我在刚入行时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要远大于上述的两个案例。

2009年我在《科学新闻》杂志发表的《1980：院士选举民主化的起点》一文，采访的是曾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任职的薛攀皋老先生。

薛老是1927年生人，彼时已经82岁。采访时我们聊得很愉快，只是有一点：老人家不怎么用电脑，如果要看稿就要把排版大样拿到他家里。这对于我这样一心追求发稿速度的年轻人就没有耐心了——毕竟老爷子也没有提出看稿的要求嘛。

在收到我们寄送的杂志后，又过了很久他才联系到我提出抗议。这个致歉声明发出来已经是文章发布8个月之后：

2009年5月28日，《科学新闻》记者孙滔采访薛攀皋先生后，发表《1980：院士选举民主化的起点》一文，刊于2009年第11期。尽管文章是依据录音进行整理的，但刊发前未能及时请薛先生看清样以作进一步修正，以致原文存在一些表达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该文发表后，薛先生又因身体原因未能及时反馈修改意见。故延至今日修回。特作致歉声明。

说实话，今天我已经记不起薛老后来的修正有多少了，当时对这个事故的重视还不够。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科学史主题的报道，并不是暗访或者调查性报道，对于后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不给采访对象看稿的。然而写史不属于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对于这些年长者，他们会更加看重文字的严谨性。尽管我们是按照录音整理的，然而谁能保证回忆不出纰漏呢？

这件事的一个后果是，若干年后一次会议场合再次遇到薛老，我当面向老人家致歉。老爷子仍然气难消。

今年薛老已经96岁，听说更加执着了。

(XYS202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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