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饥荒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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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饥荒和贫困

记者：KEITH BRADSHER, 储百亮　　2021年5月23日纽约时报

上海——中国植物科学家袁隆平周六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0岁。他在高产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性工作，帮助从亚洲到非洲的大片地区解决了饥饿和贫困问题。

据中国主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袁隆平的死因是多器官功能衰竭。湖南一家官方媒体曾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自从今年3月参观一个水稻育种研究基地时摔了一跤后，袁隆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袁隆平的研究让他成了一名民族英雄和中国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哀悼。袁隆平身材瘦小，曾经清秀的面容由于年老略显干瘪，他在中国是名人，有数百人在停放他遗体的殡仪馆前献了鲜花。

位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杂交水稻育种资深科学家焦哈尔·阿里(Jahar Ali)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种植方面有两项重大发现。这些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现，加上美国植物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

布劳格已于2009年去世，他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袁隆平的研究按理说至少有同样广泛的影响，因为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而小麦是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主要粮食。

1970年时，袁隆平对自己在提高水稻产量方面进展缓慢越来越感到懊恼。他突然有了一个改变策略的想法：去中国偏远地区寻找野生品种，以获得更有希望的遗传物质。

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袁隆平的团队在一条铁路附近找到一片野生水稻，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年，袁隆平在中国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描述了如何将野生水稻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商业品种中去的技术。

加入了野生稻遗传物质后，世界上高度自交的商业水稻品种就可以容易地进行杂交，从而大幅提高作物产量。

当时，世界水稻科学家都在讨论培育杂交品种的问题。197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所(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加州的一个研究小组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杂交水稻的类似论文。

但袁隆平的论文是这四篇论文中最实际、最详细的。“袁隆平的论文在技术方面好很多，”阿里说。“在杂交水稻是是中国在领跑。”

印度、菲律宾和美国的研究小组在发表了论文后继续做研究，而袁隆平第二年就马上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品种，并在杂交水稻育种中使用了来自海南的野生稻。

到了1978年，袁隆平已在湖南负责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工作。他有生之年的大部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他还负责了海南的研究工作，今年3月他也是在那里摔倒的。

在使用同样的插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亩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的高出20%到30%。随着袁隆平及其不断壮大的水稻专家团队将杂交品种引进到亚洲和非洲各地，他们也向农民传授了一系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让产量进一步提高。

在大多数种植水稻对国家，产量的大幅上升让饥荒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他挽救了很多很多生命，”占地207万平方米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胡永红说。

巧合的是，周六晚上，十几名中国顶尖植物育种专家正在阴沉的天空下聚集在植物园，坐在一场室外交响音乐会的中排。在音乐家们调试乐器时，科学家们轮番谈起了袁隆平。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一直在北大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许智宏说，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显：他对水稻及其生长方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本人的兴趣真的高度集中在水稻上，所以他把每年的很多时间花在田里，”许智宏说。自1980年以来，许智宏和袁隆平曾一起为好几个全国性的农业委员会工作。

这些植物学家一致认为，袁隆平对中国农业也有巨大影响，因为他既是一名好导师，也是团队的有力领导者。这让袁隆平最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只将工作局限于实验室和写论文上。

“我认识他在湖南的一些同事，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的中科院教授陈晓亚说。

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几十年后，作为一名做出了世界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从20世纪80年代起闻名全国。他的发现成了值得中国骄傲的东西，中国领导人难堪地意识到其他国家已在科学上领先。

“那些东西成了科学创新的象征，不只是农业，也对所有学科而言，”陈晓亚说。

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的发现之后，一直强烈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而不是用这些突破来实现中国主导全球的水稻生产。

1980年，他主动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该研究所后来用这些品种开发出也可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品种。袁隆平及其团队向印度、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对当时来说是受过异常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母亲华静是英文教师，父亲袁兴烈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当了铁路官员。袁隆平经常提到母亲为他树立的榜样。

“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战争、日本侵略和经济动荡迫使他的家庭辗转于中国南方。但他说，他的父母坚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9年，他上了大学。在中共巩固对国家控制的时候，他选择了在西南的一所学校读农业科学，尽管他没有农村背景，父母对他学农也有所担忧。他选择农业科学的最初灵感部分来自一次学校组织的农场参观，还有部分来自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小流浪汉在自家门前吃葡萄、喝鲜牛奶的田园诗般的情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农业科学成了我一生的职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袁隆平选择专攻作物遗传学时，该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雷区。毛泽东拒绝了现代遗传学，接受了苏联科学家的学说，后者坚持认为基因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比如温度）直接得到改造。苏联科学家声称，这将为大幅提高作物产量开辟道路。

但在课外，袁隆平在管相桓教授的鼓舞下学习了格里格·孟德尔(Gregor Mendel)和其他遗传学先驱的论著。管相桓因拒绝接受苏联的教条在1950年代被中共打成“右派”，于1966年自杀，那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他再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袁隆平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所农学院当了教师，继续对作物遗传学保持着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他献身农业的决心有了更大的紧迫感，毛泽东搞的“大跃进”——迫不及待的农业集体化和大炼钢铁的努力——让中国陷入了一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袁隆平说，他曾在路边或田里看到过至少五具死于饥饿者的尸体。

“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袁隆平在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袁隆平很快决定研究水稻，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主食。他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品种，去北京钻研他所在的小院校无法获得的科学期刊。就连在让中国陷入政治内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中共把袁隆平颂扬为科学家的榜样：他爱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到了老年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曾在77岁那年，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长沙附近传递过火炬。

然而，对一位如此杰出的人来说不同寻常的是，袁隆平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懂政治，”他2013年对一家中国杂志说。

尽管如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仍在周末的报道中将他称为“同志”，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公众的哀悼。他曾在2019年被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中国最高的官方荣誉。据《湖南日报》报道，习近平在周日对袁隆平的家属致以哀悼，肯定袁隆平“对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袁隆平的遗属包括结婚57年的妻子邓哲和三个儿子。他的遗体送别仪式定于周一上午在长沙举行，届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官方吊唁。

据新华社报道，袁隆平直到今年年初仍在研究水稻新品种。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经历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知识、汗水、灵感和机会，”袁隆平去年在一段鼓励中国年轻人投身科学的视频中说。他还在英语引用了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Keith Bradsher自上海、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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