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泡影【全文】——2018 年宏观经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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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泡影【全文】

——2018 年宏观经济综述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偈语

一、纸醉金迷

在本文的第一章，我们必须先理解黄金。黄金的熔点为 1064 度，远低于铁 1538 度的熔点；黄金的摩氏硬度为 2.5，与石膏和指甲的硬度大致相同，远低于普通的钢铁 4-6 的硬度。更关键的是，黄金是惰性金属，几乎不与任何其它元素产生反应。在生产加工能力孱弱的古代社会，金矿储量较大、易熔、易加工、并且易提纯、不易氧化；与其它的常见金属矿比较起来，无论是铁、铜还是铅，要么就是熔点太高，要么就是加工复杂，要么就是太易氧化。黄金的这些特点合并在一起，当然就成为了古代社会贵金属货币中的顶级材料。

然而，我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古代社会，黄金虽然长期作为顶级的贵金属货币材料，但是金币从未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而是作为一种信用储备或兑换凭证存在。我再强调一次：黄金从未具备流通能力。古代中国的流通货币始终都是铜币，辅之以大额交易时的少量标准银锭，黄金仅能在顶层权贵之间象征性的使用，平民持有或使用金元宝是为重大的刑事违法行为，要株连九族。在欧洲，局面也大体类似，民间主要流通的是铜币和银币，至于金币，虽然持有并不算违法，但也仅仅是在跨国大额贸易中作为一种结算依据小规模的使用。我们今天习惯的便士、先令和镑这三个英国货币单位，各自对应的就是铜币、银币和金币。

（佛罗林金币，欧洲中世纪时期在意大利地区铸造并为欧洲各国贸易者普遍接受）

黄金无法进入流通的原因，在于黄金虽然也属于常见金属，但毕竟没有铜和银常见，无从满足日常使用的量。如果将每标准交易单位的黄金弄得太小，比如 1 克，一粒黄豆那么大一点，想要进行标准铸造根本就不可能，因此黄金不可能成为交易货币。而且黄金要进行高度提纯，也非常麻烦，即便是进展到 1700 年代，由牛顿爵士主持英国铸币厂的时代，提纯到 9 成也是极限。而且古代的普通人根本就无法鉴定黄金的成色，日常使用时拿到铜币银币，即便成色不足，承受的亏损也不算大。但是如果被成色不足的黄金币给骗了，这种亏损普通人实在是承受不起。综合这些因素，黄金始终都没能发展成为流通货币。

更麻烦的事情在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黄金、白银、铜币之间的兑换关系，长期缺乏权威的兑换比例。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一两黄金兑换多少白银，完全是处于随心所欲的状态，从 1 比 8 到 1 比 20，根本就没个准数，被人用低价兑换走了也没处打官司，中欧的朝廷官方都不接受这种诉讼。不过好在当时持有黄金的要么是中国的权贵，要么是欧洲从事跨国贸易并有皇室在背后撑腰的海盗团（是的，当时的欧洲商船惯例是会顺手抢劫的），所以相互之间进行黄金交易和兑换，总是能够依靠各自的权力或拳力，谈出一个相对合理并能为各方接受的价格。至于古代社会的平民百姓，持有黄金试图起到保值理财作用的，那都是神经病。首先你要将黄金兑换为真正可以流通的银币铜币，恨不得算是违法行为，即便你运气好能找到一个权贵给你兑换黄金，也必定会遭遇惨烈的兑换关系上的宰割。在这种意义上，在整个古代社会，黄金不具备保值的意义。

这种兑换关系上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 1717 年，英国铸币厂厂长牛顿爵士一锤定音，规定了黄金的价值：每盎司（纯度 0.9）黄金 = 3 英镑 17 先令 10 便士。由于当时的英镑、先令和便士就是一定纯度的金币、银币和铜币，这个公式事实上就确定下来了金、银、铜这三者之间的兑换关系。对于这个兑换比例，大英帝国政府以官方信用提供担保，任何人拿着金子，都可以用这种兑换比例去兑换足额的银币和铜币出来，进行日常的流通使用。到这个时候，经济学界所谓的 “金本位” 制度，就建立起来了。在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所谓的金本位，恰恰建立在英帝国的兑换担保之上。黄金本身并没有信用，也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高价，唯有英国的兑换担保，才赋予了黄金以相对稳定的交易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是英国政府的信用，成就了黄金的信用，而不是黄金成就了英国政府。

“金本位” 制度在英国建立起来之后，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政府先后建立起金本位制度，制定了本币与黄金之间的官方兑换比例。比如 1818 年，荷兰实施金本位制，1871 年，德国和日本实施金本位制。各国之间制定的各自不同的本币兑黄金比例，造成了各国之间的本币价值差异，国际汇率变化也由此而来。在这些国家之中，也就是日不落英国经济实力强大，能够始终坚持每盎司（纯度 0.9）黄金 = 3 英镑 17 先令 10 便士的兑换比例，其它各国都会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情况，调整本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也就是进行本币汇率的调整。有些国家试图扩大自英国的进口，它们会促使本币升值，因此规定本币可以兑换更多的黄金，反之则规定本币只能兑换较少的黄金。这种操作在近代史上非常的频繁，调整幅度也极大，不过由于有着大英帝国提供的稳定的兑换比例在，黄金价值总算有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稳压器，不至于在其它各国的鼠目寸光的瞎胡闹中，变成垃圾。

到 1931 年，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展起独立运动，原本掌控了全球大半殖民地的英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终于无法再向黄金提供官方信用支撑，也就是不再承诺用固定值兑换黄金。从这一年开始，民间持有的黄金，丧失了变现渠道。我再强调一次：从 1931 年开始，民间黄金就丧失了变现渠道，“金本位” 制度自此走向灭亡。顺带说一句，从这一刻开始，不仅是黄金，包括白银，也没有了最终的兑换人。从这一年开始，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老百姓持有的黄金白银，想要在各种金行或者典当行之类的地方重新变成流通货币，价钱上起码要打个对折。

1931 年后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各国之间在经济危机之下为了增强本国的出口能力，竞相贬值本币，引发恶性的经济竞争，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强国，它的第一要务，就是开始尝试重建全球货币秩序，于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 横空出世。1944 年美国宣布其它各国政府和央行可以按 1 盎司黄金 = 35 美元的价格等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兑换要求。这种做法的本质，依然是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黄金价格进行背书。是当时强大的美国政府成就了黄金的信用，而不是黄金成就了美国。各国依据美国提供的基础价格等式，规定各自的本币兑黄金比例，并由此形成各自的汇率。注意，美国提供的兑换担保仅针对各国政府和央行，而不针对个人。个人想要兑出黄金，依然没有官方途径可言，只能在各种黑市交易中忍受残忍的盘剥。想要依靠黄金度过币值混乱的大萧条和二战时代，根本就不可能。

再到 1971 年，伴随着欧洲各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苏联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美国经济不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全新的信息产业时代又没有到来。眼看着美国的政府信用不再那么坚挺，于是全世界的政府拿着美元去挤兑美国政府手里的黄金储备，这在本质上是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不信任。黄金与美元之间的固定兑换承诺，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全世界做空美国的工具。美国不胜其烦，干脆宣布不再承担以固定比例兑换黄金的责任。其它各国以后只能储备美元，并且只能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从此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黄金都没有了终极兑换者的存在。当然了，本来所谓黄金的信用，背后就是美国政府以无限兑换提供的信用背书，现在停止兑换黄金，直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只是撕下了最后的伪装，暴露出了真相而已。对这个转变，世界各国政府连个磕巴都不打，直接就进入了美元时代，根本就没有任何不适应，无非就是没有了直接做空美国的工具而已。并且，没有了那一层多余的黄金兑换公式，各国根据自己的经济和外贸需求，制定兑换美元的汇率，方便快捷，这反而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此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信息时代最终到来，并带动全世界迈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

现在我们回头看，1717 年伟大的牛顿爵士创建金本位制度，大英帝国承担起了黄金的稳定兑换者角色。从这个时刻开始，黄金才具备了相对稳定且真实的购买力。1931 年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好在再到 1944 年，美国就有限度的接过了英国的大旗，为其它国家政府提供稳定的兑换，一直持续到 1971 年。虽然在此期间内老百姓无法兑换，但是官方稳定的兑换价格可以继续给老百姓提供想象空间，让他们以为黄金还能具备真实的购买力。这两段时间加起来，总共 254 年的时间，以 25 年一代人计，这已经是 10 代人的时间了，足够给全世界的平民百姓洗脑，让他们深信黄金具备极其稳定的真实购买力了。

要知道平民百姓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财富，根本就一无所知。对于黄金高度依赖政府提供的信用担保才能具备真实的流通能力这个事实，平民百姓完全理解不来。他们以为黄金天生就具备强大的购买力，他们深信只要持有黄金，就能充分的保值。然而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国际黄金的最大买家，恨不得也算是唯一稳定的买家，就是中国，其次是需求起伏极大的印度。至于欧美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黄金都毫无兴趣。

全球的黄金生产能力逐年提升，1990 年代是每年约 1500 吨，2000 年代是每年约 2000 吨，2010 年代之后大致是 3000 吨左右。然而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从 1980 年代开始就稳定在 8100 吨出头，一直到今天都没变过，德国的黄金储备量则长期维持在 3400 吨，日本则稳定在 760 吨左右。无论每年新增的黄金供应有多少，人家根本就不屑于再增加一丁点的黄金储备。唯有中国官方，对于增加黄金储备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兴趣，1999 年中国黄金储备为 359 吨，到 2018 年底上升到 1689 吨。

2017 年全世界生产了 3298 吨黄金，其中中国消化了 1089 吨，占比达到了惊人的 33%。而跟中国一样处于全民愚昧状态的印度则消费了 880 吨黄金，占比 27%。中印两国合计，占到了全球黄金产量的六成。所谓黄金有啥了不得的用途，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基本上都属于瞎扯淡。中国 2017 年消费的 1089 吨黄金，其中有 5 成给老百姓做了首饰，3 成被中国的金融机构拿来作为了毫无意义的所谓黄金储备，至于工业生产用途，仅仅消耗了 90 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现在老百姓拿来作为金首饰乃至直接购买的现货金条，是无法变现的，银行方面直接就会以无法鉴定为由拒绝接受。如果一定要变现，基本上就只能以打对折的价格卖给零星存在的典当行之类。而我大中国金融机构手里存有的那些以千吨为单位的所谓黄金储备，在危机到来时，我不知道它们打算怎么变现。卖给美国政府？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黄金兑换承诺早已取消了，人家现在根本就不要。卖给中国的老百姓？危机到来时人人都是黄金的卖家，那么到底谁才是这个买家？想想这么多年来中国官方和民间始终都在持续的买进，千吨千吨的买进。从没想过卖出的问题，而一旦经济危机发作，必须要卖出黄金变现的时候，请问，到底谁，能承担起这个买进的责任？

我明确跟你们讲，已经没有这个买家了。想想看吧，一样你们以为是货币的东西，居然必须要有买家存在，才能间接的拥有流通价值。这就是黄金的本质：它曾经拥有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终极买家提供的流通价值，而现在它没有了终极买家，也就谈不上价值了。对于委瑞内拉或者韩国这样的小国来说，它手里持有的一点子的黄金如果卖出去，或许还能找到买家，财政上可以靠卖美元挣点美元回来，个别老百姓可以靠金首饰换点粮食，毕竟黄金市场还有中国这样的大买家撑着，所以这玩意还算有点价值，还能卖出去。然而，一旦中国都开始抛出黄金，那黄金价格将会失去最后的支撑，瞬间就崩塌下来。

上表给出的，是 2006 年至今的中国黄金消费对比全球黄金产量的演变，数据来源为世界黄金协会和中国黄金协会。2006 年中国的黄金消费量占全球的比值仅 12.9%，此后该比值迅速上升，到 2013 年上升到峰值的 42.5%。在此之后，虽然全球黄金产量依然在持续上升，但中国这种千吨级别的黄金消费量，已经达到了中国人的消费极限，再也无从提升（至于为何会就此达到极限，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详细阐述），于是中国的黄金消费占全球产量的比值开始呈现震荡下降的趋势，2014 年剧烈下降到 28.1%，此后就在 30% 左右震荡，2018 年为 34.3%。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黄金消费占比演变，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完全一致（见下图），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买入量，决定了国际黄金的价格。

2013 年，是中国消费黄金占比的峰值年，也是国际金价的峰值年，达到 1920 元 / 盎司的峰值，此后，中国的消费丧失增长性，国际金价也丧失了增长性，长期在 1300 美元附近徘徊。中国人购买黄金首饰的热情，支撑起了国际黄金价格。在这个意义上，恰恰就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对财富的无知，对黄金的迷信，才赋予了黄金以残余的价值，让它不至于直接堕落为垃圾。

现在，当我们从黄金的迷梦醒来，当我们理解了黄金的价值陷阱，我们就能清醒的去看，我大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创造出来的种种财富，到底哪些具备真正的价值，哪些只不过是纯粹的渣滓。

二、空中楼阁

中国人对房地产，有着比购买黄金更痴迷的热情。而这一章，我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谈起：中国的地产商群体，在房地产开发中挣了多少钱。下表是 2000 年至今的房地产行业的现金流量表，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其中税负那一栏，按照销售额的 15% 计算地产企业的整体税率，乃是行业一般规律，不会有太大的错误。我直接给出结论：在宏观和整体上，地产企业从未抽走过利润，恰恰相反，它将每一毛钱的利润都用于循环买地开发，并且还对外疯狂举债，扩大开发规模。

2014 年，乃是房地产企业经营净现金流最惨烈的一年，-5.71 万亿。注意，这里的负值必须要资金来填，所以这个负值，事实上就是房地产企业各种辛苦腾挪回来的借债。此后我大中国开启 “地产去库存” 运动，地产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情况稍有好转，但 2018 年依然是 -3.85 万亿，也没啥质的改变。2000-2018 年累计，中国地产企业的总负债达到 47.89 万亿，换来的是 82 亿平米的在建工程，也就是地产企业的货值储备。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 82 亿平米的货值储备，还能不能卖得出去？如果地产企业能够顺利找到购房者接手的话，那中国的地产商们算是积累下来了宝贝，要还清负债也不是问题；而如果最终没有如此大规模的买家涌现出来接手的话，那这庞大的货值储备就是垃圾，而那近 48 万亿的庞大负债，将会摧毁整个地产行业。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地产市场的潜在买家，还有多少？

上表给出的，是 1982 年至 2018 年的中国全口径住宅竣工面积表，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注意商品房从 1997 年才开始出现，到 2003 年，商品房竣工面积就超越了自建房和保障房，成为了中国供应量最大的住宅类别。考虑到 1982 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中国人的住房条件极其恶劣，此后中国启动城市化建设，残破的鸽笼式住宅纷纷被拆迁并兴建新房，截至 2018 年，中国原有的住宅群已经很少见了，还留下来的恨不得可以算作文物了。因此我们大致上可以将 1982-2018 年的竣工住宅合计量，视为现在的全社会住宅存量。

这样算起来，中国截至 2018 年底的竣工住宅总存量为 483.5 亿平米，其中农村存量住宅为 271.3 亿平米，城镇存量住宅为 212.3 亿平米（101.8 亿平米自建及保障房 + 110.5 亿商品房）。这种数据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总人口为 139538 万人。这个数据事实上是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值，目前的争议很大，普遍意见认为这个数据高估了中国的人口数，不过不管了，我们就按这个数据来计算我国的人均居住面积好了。4835022 万平米 ÷139538 万人 =34.7 平米 / 人。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了。要知道英法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35 平米，日韩甚至只有 20 平米。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均居住水平，已经完全谈不上住房紧张了。

单就城镇而言，2018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 83137 万人，但是其中有 27852 万的农民工，他们是可以随随便便在建筑工棚或者厂区宿舍里搭个窝就能解决居住需求的，并不挤占多少现有的城镇住房面积。这么算起来的话，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2122289 万平米 ÷（83137 万人 - 27852 万人）=38.4 平米 / 人，这种人均居住面积数据已经非常好看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住得比欧洲国家还宽敞，这已经很了不得了。那些刚刚踏出校园的小年轻或许还是北上广深的购房刚需，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是无房群体，如果他们愿意回到老家县城去的话，大面积的房子随便住。目前我国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核心问题，只不过是分配不均的矛盾，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但是在整体的供应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住房紧张的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了。年轻的租客们会抱怨住得不够好，那是收入水平不够，付不起租金，而不是缺乏大面积的出租房供应。

住房紧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房地产市场整体而言已经没有所谓的刚需可言了，对于少数人口还在持续流入的城市来说，新流入的人口勉勉强强还称得上刚需群体，但是他们也并不处于不买房就没房住的尴尬境地，老家的大房子在等着他们回去住，租房也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购买力足够的话，这批人或许还会坚持买房，但是如果购买力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最后买家，将会迅速消失。接下来就是老蛮我这里的常见节目了：我们来一起计算一下，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购买力，还剩多少。

首先给出的数据，是城镇居民从 1990-2018 年的收支结余数据。例行强调一下，收支结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 - 生存必须的消费性支出而来。注意，消费性支出包含 “衣食住行” 四个方面，但其中的 “住” 并不包含购房支出，它指的是居住直接支出，也就是租金或者物业水电费之类的支出。收支结余是一切奢侈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基础，比如出境旅游买买买，或者购房，都必须从这笔支出而来。

在计算出上表的收支结余数据后，我们继续来计算 1998 年至 2018 年的居民购房支出。下表埋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模型：本金支出计算方式为首付三成，20 年等额还本；利息统一为 6%，考虑到近 20 年来长期贷款利率变化很大，大多数年份的利率其实都高于 6%，这个计算已经算是低估了利息支出。

首先强调一下，2018 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基本上没有增长性可言了，增幅只剩下 1.3%，东部地区的市场已经事实萎缩了，现在也就是中西部地区还有一定的增长性，但是在东部地区的带领之下，2019 年的房地产市场成交面积必定是要全面萎缩了。接下来对上表做例行验算：1998 年 - 2018 年，我国商品房的总销售额为 998438 亿，考虑到商品房的构成中，85% 左右都是住宅，剩下的商铺和写字楼也大都是由个人购买，因此我们将这个总销售额默认为全部由城镇居民承担。在此期间城镇居民支出的购房本金累计为 453060 亿，这意味着城镇居民的整体购房负债为：99.84 万亿 - 45.31 万亿 =54.53 万亿。这个数据需要验算一下：2018 年底我国住户贷款余额为 47.9 万亿，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贷款，即便那些打扮成个人消费贷的，事实上大部分也被拿去买了房。再加上全国个人公积金贷款余额约 5.1 万亿，合计 53 万亿，这一计算结果与上表的居民负债核算结果非常接近，偏差度仅 2.8%，两个数据相互印证，意味着上表的计算在逻辑上完全可信，无可辩驳。根据上表的居民购房支出数据，再结合城镇居民收支结余数据，我们就能计算居民的购房负担率了。

1998 年，城镇居民的当年度购房负担率（当年度购房支出 / 当年度收支结余），只不过 18.9%，此后逐年提升，到 2010 年达到 80.0%，此后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之下，将这个比例暂时打了下去，一直到 2015 年都还算稳定在 80% 出头的比值上，然而之后的 “地产去库存” 政策改变了一切，2016 年城镇居民的购房负担率就达到了惊人的 95.4%，这意味着除了必要的生活消费之外，城镇居民已经没有其它奢侈型消费能力了，甚至还必须压缩必要的生活消费，才能支撑得起购房支出了。2018 年，即便是整个房地产市场已经丧失了增长性，城镇居民的当年度购房负担率依然高达 93.9%，而累计购房负担率（累计购房支出 / 累计收支结余）已经达到 79.6% 了。要知道累计收支结余其实就是城镇居民的棺材本，是要拿来养老防病的。对我大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来说，养老防病，是一定要靠自己的棺材本储蓄的，是不能指望政府的。现在 8 成的棺材本都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吞噬下去的话，居民的养老和医疗负担能力不足，会闹出巨大的社会问题的。

这样看的话，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成熟的韭菜可以割了。这就是 2018 年中国地产市场开始分化，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房价泡沫严重的城市转头下跌的原因。好吧，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整体供应已经非常足够，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欧洲国家，甚至可以称得上过剩；居民的购房能力又已经被削弱得非常厉害。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地产商手里的屯着的那 82 亿平米的储备建面，真的还能卖得出去吗？

要知道从 1997 年至 2018 年，21 年的时间合计，我大中国统共也就只卖了 110 亿平米的商品房。现在这 82 亿平米储备建面，按人均 35 平米计，需要卖给 2.34 亿人。这批客户要从哪里来呢？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只有 800 来万，就算他们全都要买房吧，按这个进度需要 30 年时间才能消化现有的在建面积，很明显大学毕业生是根本指望不上的，远水解不了近渴。那就再看我大中国 2.78 亿的农民工？指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留在城市购房？就农民工群体人均 3000 出头的收入水平来说，指望农民工群体整体具备购房能力，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跟 “何不食肉糜” 一样不靠谱。

所以，就未来而言，抱着投资炒房为目的而入市的人，他们在打算卖出变现的时候，将会惊讶的发现，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他们同样打算卖房的邻居，而是手里拿着 82 亿平米在建储备的地产商！这 82 亿平米的在建储备和 48 万亿元的地产企业负债，与 53 万亿的居民负债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颗核弹，随时都可能爆，并且无从拆卸。要理解这颗核弹的运行机理，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

三、资本陷阱

在这一章，我们先来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经济危机的本质。商品价格在本质上等于工资 + 利润，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的工资和利润。工资部分是由亿万劳动者分享的，这笔钱大都会拿去花掉，购买各种商品，但是利润部分将会归集到少数资本家手里，他们的花钱能力极其有限，哪怕吃油条吃一根扔一根，喝豆浆喝一碗倒一碗，也依然有限。长期以往，利润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全社会的商品总值只能指着劳动者的工资部分来买，其结果当然就是社会消费力日益不足，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在这个角度上看，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贫富分化，就是资本家的利润不能拿去消费。

欧美国家在如影随形的经济危机威胁之下焦头烂额。第一次经济危机于 1820 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发作，此后逐步放大，在 1840 年酿成整个欧洲的灾难，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缩减了 3 分之 2。要应对危机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激励资本家花钱，这需要技术方面的革新，逼着资本家掏钱出来投资于全新的生产线；第二，则是补充购买力，必须进行殖民战争掠夺外国的财富。就当时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没有被完全消化，第二次工业革命还要再等 30 年，伴随着电力和内燃机的大规模运用，才能到来，而当时的英国在财政上已经濒临破产，不可能再等下去了。于是英国人悍然发起了鸦片战争，开始入侵庞大的中华帝国，吸噬中国的财富，去支撑大英帝国的经济。其它深陷危机之中的欧美国家紧随其后，在中华大地四处殖民，并向中国大规模的倾销各类工业产品，以中国人民的财富积累，补充欧美各国消费力。

殖民中国 + 第二次工业革命，帮助欧美经济顺利的度过了 1900 年。然而此后中国兴起了规模浩大的民族独立运动，抵制洋货几乎成为国民共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遥遥无期。再到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此后就进入了持续不断的军阀动乱时代，中华大地处处烽烟，消费力被持续的战争内耗，消磨得干干净净，根本无从再向欧美国家输出购买力。欧美国家迫于无奈，相互之间争夺市场的矛盾无法消解，在酷烈的经济危机胁迫之下，终于大打出手。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一次，全球经济根本就没缓过来，到 1930 年代危机继续爆发，史称大萧条时代。于是到了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并没有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终极起因：消费力不足。欧美各国之间大打出手，只能短时间内破坏对方的工业产能，为自己的产品争夺一个短暂的市场优势。然而战后只需要短短的时间，各国就能恢复产能，并再次诱发经济危机。但是要说两次世界大战完全没有意义也不对，它最终留给人类的社会科学成果有两个：凯恩斯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就是以借债的模式，向普通劳动者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以加强全社会的购买力。最常见的凯恩斯主义的应用方式，是政府向富裕资本家发行国债，然后手里有钱了的政府就可以提供足够多的社会福利，比如聘用失业工人去山上挖石头，在纽约街头赶鸟，或者是提供各类养老医疗方面的政府补贴。凯恩斯主义的死穴在于政府的负债能力有极限，你借债总归是要偿还的，就算是政府，如果要赖账的话，也是会导致政府信用崩塌并造成纸币币值剧烈贬值的。1970 年代初期，欧日各国政府都已经焦头烂额，借债借到极限，全球经济本来要崩。但是美国挺身而出，在全球建立起了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经济体系。美国政府以一己之力，大规模发行国债，引导美国企业拿着海量的美元到全世界投资，为全球经济补足购买力，这就是所谓的美元时代。货币国际化，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就是以本国的负债向他国投资，为他国补充购买力！顺带说一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身的消费力都不足的中国，是没有能力向外输出购买力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

然而美国政府的负债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到 2014 年底，美国国债规模达到 17 万亿，终于走到了政府负债的极限，再借下去连利息都还不上了。于是美国立刻转身进入货币紧缩状态，鼓励资金和产业回流，以充实其本国的购买力。奥巴马总统的处理方式还相对温和，只是以喊口号的形式号召企业回流。特朗普总统直接就是撕破脸，一方面在国内大幅度给企业减税；另一方面，有任何美国企业不给面子，依然跑到国外去投资的，立刻就是公然开骂，并且动用行政力量对企业展开各种调查。如此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迎来了爆发，失业率下降到 4% 左右，制造业的新增就业岗位也是每个月几万的持续增长。美国东北部的重工业城市群，也就是曾经的 “铁锈地带”，现在俨然开始焕发第二春了。

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根本连 21 世纪都没能挺过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由政府收缴全社会的利润，并用于再投资。利润不会沉寂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当然就没有了消费力不足的核心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经济危机的存在。1917 年苏俄建国，一开始根本就没考虑过怎么发展经济，一直到 1928 年，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算是建立起了国家主导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奇特的经济模式将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归结到国家机器的管控之下，全社会任何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都由国家提前一年规定好，然后分配给上下游的国有企业生产出来。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一方面它当然会带来一定资源浪费，权力寻租也是不可遏制，并且它的创新性不足，也无从带来新的技术革命，它不考虑市场，因此某些广受欢迎的商品会供应不足。但是计划经济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利润统一收归国有，生产和消费都由政府安排的结果，当然就不用担心经济危机了。**要知道小范围的资源浪费、贪腐、创新力度不足以及商品供应不足，只是癣疥之疾，并非心腹之患。唯有消费力不足导致的全面过剩，才会导致根本性的经济危机。**所以苏联依靠一己之力撑死了二战中强大的德国，撑过了冷战，一直撑到了 1990 年初期。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计划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暴露了出来：它极度不适应全球贸易体系。要知道全球贸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场信息瞬息千变，根本就不可能提前一年就计划出来。想要以计划手段控制进出口的商品数量和价格，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你不可能知道对方会以什么价格进口你的多少商品，也不知道对方会以什么价格卖多少商品给你。决定这些的，唯有市场。更要命的是，本国效率低下的企业在面临国外商品的冲击时，也必将毫无还手之力。1980 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并逐渐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关系被逐步削弱。缺少了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苏联的物资供应立刻就陷入高度紧张状态，与此同时，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面对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也是焦头烂额，继续跟着苏联一条计划经济走到黑，基本上就被排斥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了。眼看着欧美中日各国互通有无，经济蒸蒸日上，而自己居然深陷在计划经济的管控之下，过着物资短缺的穷苦日子，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到 1991 年，苏联轰然解体，计划经济模式自此就断了传承。

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实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都是针对工业化国家而言，而 1980 年代前的中国，其实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农业国家，农民含辛茹苦供养少数几个大城市，工业实力孱弱得简直拿不出手。1980 年的中国处于物资极端紧缺状态，当时零零星星的分布在上海以及三线地区的几个小厂，无论生产出什么来，都会被立刻消化掉，根本就没有通过计划调节产能的必要。在整个 1980 年代，中国尝试过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建设，以大炼钢的精神成批量的建设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试图建立起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国企产业链，以达成建设计划经济国家的目的。这种国企产业布局甚至一直布到了县一级，在内地县城里长大的 70 后一代，应该对曾经遍布县城的各种国有企业还有着清晰的记忆。在数据上，1980 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 5154 亿，其中国有 + 集体企业的总产值 5129 亿，占比 99.5%。到 1990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 23924 亿，其中国有 + 集体企业总产值达到 21587 亿，占比依然高达 90.2%。至于外资和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连存在感都没有。

（1980 年代的国营理发店）

但经济规律很快就发生作用：计划经济在根本上就与全球贸易体系相冲突。傻大黑粗效率低下的终端消费品国企很快就成为了经济的负累，老百姓情愿在黑市高价购买国外的优质产品，也不愿意花冤枉钱购买这些垃圾国企生产出的垃圾。于是到了 1990 年代之后，一方面外汇黑市和走私横行，老百姓用超高汇率在黑市兑换美元用于购买各种优质走私商品，海南岛和厦门岛成为中国的走私经济天堂；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完全卖不出去，相互之间负债累累，债务链条根本就解不开，以致于国内发明了 “三角债” 这个奇特的词汇。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被证明完全是走不下去了。接下来我大中国只剩下一个选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将利润留给老百姓。

要知道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国家将利润全部收走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与追求享受和利润的人性直接冲突，并必然打击全社会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在全球贸易的威胁之下，也必定毫无还手之力。中国如果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就罢了，卖资源不需要多高的生产效率，所以中东地区的石油国家，甚至连军政府这种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怪胎都能长期生存。偏偏中国实在是人口规模过于庞大，相对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都显得非常稀缺，中国这样的国家想要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下来，就必须建立起高效率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因此势在必行。

于是 1995 年，中央通过《九五计划》，在经济上决定 “抓大放小”，也就是仅保留重点原材料领域的少数国企，其它终端消费品生产企业，全部卖掉，这些国企的工人则全部下岗，自行解决就业问题。整个 1990 年代，中国过的都是苦日子，都在还 1980 年代尝试建立计划经济模式未果的债，中国崩溃论，因此不绝于耳。这种苦日子一直过到了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国门自此真正的打开，外资带着产业和资金大规模进入中国，迅速补充了中国经济所欠缺的消费力。民营企业主则依附于外企，或借着打开国门的东风直接从事出口贸易，迅速的发展起来。在数据上，2001 年中国工业总产值 95449 亿，其中国企 + 集体企业总产值 59637 亿，占比 62.5%；外资企业（含港澳台）总产值 27221 亿，占比 28.5%；而民营企业总产值仅 8761 亿，占比仅 9.2%。到了 2007 年，也就是金融海啸爆发前一年，中国工业总产值 405177 亿，其中国企 + 集体企业总产值 129856 亿，占比剧烈下降到了 32.0%；外资企业总产值 127629 亿，占比微弱提升到 31.5%；民营企业总产值 94023 亿，占比大幅提升到了 23.2%。

2007 年的中国大致是三角形的经济模式，国企、外企和民企各占一块。事实上，这算是一种相对稳固的经济模式。外企和民企可以挣走利润，满足人性需求，提升经济效率。而煤铁油等重要原材料领域则由国企掌控，它们创造出来的利润都将被国家抽走，并最终花到老百姓身上，以补充老百姓的消费力。虽然这种模式无法真正阻止经济危机的到来，但是至少它会比欧美日所流行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要强一点，政府能够相对集中起更多的资源，因此也更能抵御经济危机的威逼。要知道在危机之狼来临之时，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真正战胜危机，我们只需要跑得比欧美日这三者快，撑得比它们久一点，以它们的尸身满足危机之狼的胃口，我们就能逃过一劫，说不定运气好的话，还能以它们的残尸为食，让自己更加的壮大。

然而，2008 年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一切。我大中国在这场海啸的威胁之下，自乱阵脚。我们此前根本就没想明白自己的经济模式的优劣，对经济危机的本质，更是一无所知。我国所谓的经济学家团体，开始乱出馊主意，并将这个国家一步步的带入了陷阱。

2008 年金融海啸发作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秩序失控。美国的金融企业鼓励低收入群体借债购房，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还债能力有限，这种债务并称为 “次级债”，并且美国华尔街成熟的金融体系之下，这些次级债还被打包成了各种金融产品，在欧美日韩的各类金融企业之间加上杠杆之后来回倒卖，在卖了几十次之后，新的接手人甚至连加了多少倍杠杆都算不清楚了，更别说评估原始借款人的还债能力了。在本质上，所谓的次级债，其实也是向底层民众输送购买力，以支撑经济发展的一种“凯恩斯” 式的操作。然而即便是政府去借国债都有其负债极限，底层民众的负债能力就更低了。这类次级债从 2000 年之后在美国流行起来，到 2007 年中，短短七年时间，就开始不停的暴雷，并由于争相加杠杆的关系，亏损被剧烈放大，全球大部分金融企业的现金流眼看就要因此断绝，因此纷纷从实体经济中抽回资金以自救，全球经济因此遭遇重创。

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其实并没有遭遇多少冲击。外面的欧美日韩各国固然是一日三惊，但是我大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都是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从来没有参与过次级债及相关金融产品的买卖，没有亏损也就没有回收资金的压力，中国本土的消费力因此并没有受到冲击。表现在数据上，2008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5 万亿，较 2007 年的 8.92 万亿，绝对值增幅达到 21.6%，这个增幅已经非常好看了，根本就没有丝毫危机发作的迹象。而在吸纳外资方面，我国服务贸易逆差 115 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 2981 亿美元，利用外资净头寸 365 亿美元，如此合计，我国 2008 年吸纳了足足 3231 亿美元的外资，对比起来，2007 年的数据为 3046 亿，2006 年只有 2140 亿。这三千多亿美元，当然都可以用于补充国内的消费力。当时虽然是金融海啸肆虐，欧美日韩各国都处于金融紧缩之中，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要维持的，必须的生活用品，也还是要买的。而中国出口的物美价廉的终端消费品，恰好满足了这些发达国家国民过紧日子的需求。进一步来说，应该还会有很多欧美科技企业不堪重负，将产能搬到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来，或者直接将企业卖给中国人。这个时刻，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我大中国说不定自此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工业全产业链，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2008 年 11 月，在迷信 “凯恩斯主义” 的国产经济学家的一致鼓吹之下，“四万亿” 投资计划赫然出台。这份计划的本质，就是放开了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地方政府可以大肆借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自此暴涨，2008 年底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本上略等于零，到了 2013 年中，根据国家审计署的调查结果，已经剧烈上升到约 16 万亿人民币。这还只是审计地方政府直接负债的结果，至于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公司的借款，由于打扮成了国有企业负债，因此并未纳入统计之内，业内的估算是超过 10 万亿。这二十多万亿的巨资，由地方政府借债而来，并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之下，花在各种基础建设项目之上。这笔几乎是凭空而来并且几乎没有监管的巨款，自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

2008 年前的中国，大都只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挣钱，无论是民是官，想要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不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吧，但是操作难度极大，至少不具备普遍性。大家挣钱的难度差不多，因此全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也不算严重。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全国 “私人财富研究报告”，2006 年全国 18 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规模约 5 万亿元，考虑到可投资资产不是现金就是可以随时变现为现金的股票和理财，这些资产事实上也是以现金形式存在于其他账户上，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可投资资产数据，与我国企业 + 居民的存款余额数据相比较。注意，企业 + 居民的总存款数据，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流动性资产之和。以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与全国的流动性资产进行比较，可以清晰的看出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

2006 年，中国 18 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为 5 万亿，对比当年度企业 + 个人的存款总额 31 万亿，当年度的财富集中度为 16.1%，2008 年这个比值提升到 18.4%，两年时间的提升幅度为 2.3%。此后 4 万亿投资计划开始实施，并最终带来 20 余万亿的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这些地方基建项目并没有严厉的财政监管制度，在成本采购和工程建设方面，几乎全都是由地方主官一言而决。权力与资本，自此紧密结合起来，并因此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权贵资本阶层。反应在数据上，就是财富集中度迅速提升，2010 年提升到 22.1%，2012 年提升到 26.8%，2014 年 32.0%，2016 年 38.6%，到 2017 年，仅仅 224 万富人，就已经控制了全社会 45.7% 的流动资产。注意，2016 年较 2014 年，两年时间财富集中度提升了 6.6%，而 2017 年，仅一年时间，财富集中度就提升了 7.1%。按这种趋势来算，2018 年招行和贝恩资本的报告数据目前还没出台，但是估算起来，2018 年的财富集中度应该已经达到 55% 左右了。这已经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数据了。

在这里，**我必须再重复一次经济危机的本质：**利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造成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现在我大中国区区两百余万人，就拿走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这意味着我大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危机发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个结论实在令人震惊，因此我这里必须给出更多的数据进行论证。首先我要给出的，是在零售业务上做得最为出色的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资产 50 万元以上的个人客户）2007-2018.6 的资产数据演变。

根据招行的年报数据，2007 年金葵花客户资产占其总零售客户资产的比值为 55%，到 2017 年提升到 82% 的惊人水平，2018 年的全年数据尚未发布，单就其半年报中的数据来看，依然维持在 82% 左右的水平上。仅仅 2% 的零售客户，就占了全部零售客户资产的 82%，或许，就是我国真实的贫富差异水平。

在这组数据之外，我还要给出另外一组数据，我国 12 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 600-1000 万的高等级客户）2015-2018.6 的资产数据演变。

2015 年，上述 12 家中国最主要的大型商业银行合计 44.7 万私人银行客户，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 6.45 万亿。到 2018 年 6 月，总计 62.5 万的私人银行客户，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 9.49 万亿。短短两年半时间，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增加了 47%。这种令人震惊的财富聚集速度，就如此真切的发生了。在这一串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无疑就是越来越快速的贫富分化。

当区区两百余万人就控制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产时，事实上就已经达到了控盘的效果。而在实践操作中，根本不需要达到如此高的比值就能控盘。根据一般的商业经验，比如在股市中，庄家控制的流通股比例达到 3 成，就被称为 “筹码归边”，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样看起来，**我大中国大致上在 2013-2014 年间，就完成了全社会财富的筹码归边。**这当然就意味着一件事：普通人的生意，在 2013 年以后，就越来越不好做了。而我大中国的经济增速，自此之后，也开始剧烈下降。在这里我顺带说一下，还记得第一章里我们讲述过的中国黄金消费量达到极限的时间吗？同样也是 2013 年。

在数据上，2014 年以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就丧失了增长性，在 6.5 万亿左右徘徊，2017 年煤铁等大宗原材料大幅提价，令国企利润在一年内大幅上升 38.3%，并由此带动整个工业利润上升了 9.3%，但是到了 2018 年，全行业利润就萎缩回了 6.6 万亿，退回到了 2014 年的水平。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了少数资本手中，全社会高度缺乏新增消费力，于是各行各业只能进行存量博弈，想要再实现业绩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注意，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筹码归边的市场之下，普通老百姓想要实现财富增值，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2014 年之后的股市当然就成为了资本的猎场，想收割散户，就随意发点消息，玩玩并购游戏，或者直接下场使用优势资本操纵股价；要收割企业，就去大大方方的做门口的野蛮人。2015 年股灾时期，普通股民每天焦头烂额，但是顶级资本就能指挥国家队今天拉升这只票，明天买进那只票，轻松出货，在股灾中还能开开心心当股神。老百姓想要摆脱资本的收割，竟然只剩下一条路：炒房，集体炒房。

要知道我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最为市场化的市场。虽然土地资源被政府垄断，但是土地供应方式基本上严格遵循价高者得的公开出让制度。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当然也是一心想把手里的地卖出高价来，对于私下授受土地，骨子里就非常抗拒，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有少数违规供地的情况，也不是主流。至于房屋买卖环节，那更是彻彻底底的市场化，开发商明码标价，谁有钱谁就能买，个别城市的个别地产销售人员，私下会收点茶水费什么的，这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表现，出得起这个茶水费的客户，就能买到这套他深信会继续涨价的房子。也只有这一个市场，筹码归边的权贵毫无办法。想要控盘的话，由于行业上上下下普遍使用金融杠杆的缘故，地产市场规模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根本就控不过来。还记得本文第二章的几个重要数据吧，截至 2018 年底，地产商累计欠了 48 万亿的债去买地建房，而老百姓则欠了 54 万亿的按揭贷款。在这样的金融杠杆推动之下，2018 年中国商品房市场成交规模高达 15 万亿。更关键的是，商品房这种东西，虽然也具有流动性，但是流动性始终比不上股票之类的资产，要转手的话，动不动就是 3 个月到半年的成交周期。对于我大中国的控盘资本来说，介入这种市场，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毫无意外的，房地产在 2008 年后逐渐成为了国人唯一的投资渠道，不惜投入自己八成的棺材本，至于股票，则已经逐渐被普通老百姓给放弃了。根据上交所的统计年鉴数据，2008 年上交所散户（持股 10 万元以下）合计持股市值 6256 亿，占上交所全部股票总市值的比值 5.5%，到 2017 年，散户持股市值下降到 3449 亿，占比下降到了 1.2%。

阅读到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勾勒出我大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主线：1980 年代的中国尝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1990 年代这种尝试陷入失败，品尝了足足十年的苦果；2000 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入外资补充消费力，并带来近 10 年的经济腾飞；2008 年之后我国开启了无节制的地方债投资，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财富归边。老百姓面对这种财富归边的现象，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买房。这个 15 万亿的地产市场，被控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怕像碧桂园这种宇宙第一强房企，2018 年的销售业绩也只有 7287 亿，占比也只不过是 4.8%，想要控盘，根本就谈不上。

然而，可怕之处在于：以买房来对抗财富归边，来抵御可能的财富清洗，其实也只不过是普通国人的一厢情愿。我们必须时刻记得，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本来财富归边，就已经是引发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了。而老百姓将手里的收支结余资金全部拿去买房，进一步削弱消费力，更是雪上加霜，这必将会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到现在这一刻，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已经是我大中国的第一要务了。

四、折戟沉沙

人类世界在二战之后逐步推行凯恩斯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到 1970 年代美国解除与黄金的绑定，“以债为锚”，自此就成为了人类世界的货币发行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有三个步骤。货币创造的第一步，就是由美联储购买国债或优质企业债，并印出相应的美元，全球的基础货币美元就此诞生。然后美国向全世界进行各种投资或购买各种商品，产业与资金由此流向全世界。各国央行以各种方式兑换美国投资或外贸顺差挣回来的美元，并印出各自相应的本国的基础货币，这就是货币创造的第二步。然而这样创造出来的货币不能直接流入市场，它必须指望最关键的第三步：各种适格主体来银行借债，才能将这笔基础货币发放出去。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被银行反复的收回又放贷出去，也形成了货币乘数。

在这整个的货币创造链条中，要跳过第二步已经不容易了，本国货币缺乏美元的信用背书，货币就缺乏对外的信用，汇率就不太经不起考验。当然今时今日欧元和日元都算是本身有信用，不太需要锚定美元，但是对我大中国来说，与美元解除绑定真是一件不太敢尝试的事。而最关键的第三步要跳过去，全世界稍微负点责任的国家连想都不敢想。以各类适格主体借债的形式发放货币，也就是用各种经济主体的信用来给货币背书，这是货币对内具备购买力的根基，也是老百姓承认并接受本国货币的根基。如果本国政府采取直升机式的撒钱法，政府印出钱来直接就强行使用，那就是 1945 年之后的国民政府，或者 2017 年后的委内瑞拉政权。

就现在这个 “以债为锚” 的货币创造模式，我们一步步的看，首先是第一步，在美国那边，已经不愿意再承担全球基础货币提供者的责任了，自从美联储在 2015 年 12 月底开启本轮加息缩表模式以来，已经连续加了九次息了，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也从峰值的 4.4 万亿美元下降到了 4 万亿美元左右。虽然 2019 年以来特朗普总统跟美联储吵了几架，现在美联储的态度相当暧昧，加息缩表的步伐预计都会放缓，但是无论怎么看，短期内美联储都不会再次宽松了。特朗普总统这边，更是对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深恶痛绝，并且下定决心要扭转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为此不惜一手挑起了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创造的第二步，也就是我大中国挣外汇的能力，如下表所示，当然也是日益减弱。注意，下表中的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货物贸易数据来源于海关，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各位不需要细看每一列的数据，只需要看最右侧的红框内数据即可。

2018 年我国全口径吸纳外资规模为 655 亿美元，不足 2017 年的 1798 亿美元的零头，往前追溯的话，要一直追溯到 2001 年的 633 亿美元，也就是我大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的那一年。这意味着我大中国通过艰苦谈判加入世贸才幸运获得的吸纳外资能力，到 2018 年已经消耗殆尽。回归到货币创造问题上，第二步，通过兑换外币创造出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居然就不太能走得通了。

然后是第三步，我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还能有多少借债空间？我们先来看看宏观层面的货币乘数的极限问题。银行拿到 1 块钱存款，它留下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剩下的都拿去放贷，贷款存进银行，又留下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又拿去放贷，如此循环。由于每一次循环都会沉淀一部分的准备金，货币乘数理论上的最大值 =（1 + 现金存款率）÷（存款准备金率 + 银行超额备付金率 + 现金存款率）。按这个公式来算的话，我国截至 2018 年底的货币乘数理论最大值 =（1+4.0%）÷（13.5% 存准 + 2.6% 超额备付金率 + 4% 现金存款率）=5.16。

然而，截至 2018 年底，我国的实际货币乘数已经高度接近这个上限值了。2018 年底的实际货币乘数 = M2 / 央行总资产（在这里我将央行总资产直接视为全社会的基础货币），也就是 1826744 亿 ÷372492 亿 =4.90。实际货币乘数与理论极限值之间的比值高达 95%，这意味着我国全社会加杠杆的空间已经基本加到头了。在这里顺带讲一下我国达到货币乘数极限的速度：2008 年，也就是我国刚刚计划启动 4 万亿投资的那一年，我国的货币乘数理论极限为 4.34，实际货币乘数为 2.29，两者之间的比值为 53%，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数据。再到 2013 年，我国货币乘数理论极限值 3.92（连续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的结果），而实际货币乘数为 3.49，两者之间的比值为 89%。在 2008 年四万亿的刺激之下，我大中国银行系统辛勤的发掘所有适格借款人，政府、企业和个人一步步的借债借到极限，短短 10 年的时间，就耗尽了我大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余力。

上面这一组数据，就是我大中国现在金融领域面临的最大风险之所在：物极必反。2011 年 - 2017 年的中国还有降准空间，从而提高理论乘数极限，给实际乘数留下增长空间，但是 2018 年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备付金率都已经降得比 2008 年还低，再降下去就要丧失存款准备金预防金融风险的作用了。这意味着我国的实际货币乘数接下来就只能调头往下，陷入到全社会集体去杠杆的惨烈状态。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全社会的债务状态有更加清晰的认知。首先是关键的政府负债。关于我大中国政府的家底到底是多少，整个经济学界原本一直处于懵逼状态，不过 2018 年 10 月，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的要求，提供了一份《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首次给出了庞大的国有资产总家底，情况见下表。注意，由于今时今日稍微有点经济价值的资产都已经被注入了各种国有企业或单位名下，剩下的荒山荒地之类的资产基本上都是开发成本太高无法使用，不具有经济价值，因此下表大致上就是我大中国政府的全部家底了，没啥遗漏了。

这样看起来，截至 2017 年底，在不考虑国债、地方债和城投债的情况下，我大中国政府的整体资产负债率约为 76.0%。2018 年我大中国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强有力的改善，我就乐观的假设各项数据维持不变好了。截至 2018 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 14.9 万亿，地方债余额 18.4 万亿，城投债余额 6.9 万亿，这样算起来，截至 2018 年底我大中国政府的全口径负债率约为（345.3+14.9+18.4+6.9）÷454.5=84.8%。如果将政府视为一个企业，这种负债率就已经很惨烈了。开玩笑来说的话，国家发改委在 2018 年底发布的地产企业债发行标准中就有一条：企业负债率要低于 85%。要按这个标准的话，我大中国政府整体上恐怕已经丧失发债资格了。

更关键的是，我大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压力大得要命，财政赤字每年都在剧烈放大，指望通过各项税费收入来还债，根本就不现实。2013 年我国的财政总赤字 9235 亿，到 2018 年已经上升到 42711 亿，5 年时间，赤字增幅达到 3.6 倍。各位必须理解，所有的财政支出项目都是刚性的，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市政设施的维修养护、医疗教育，每一项都只能增长不能削减，单单财政补贴社保缺口这一块，每年都要以万亿计。你要敢削减任何一项财政支出项目，都会有人当场死给你看。

至于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这一块，就不用多说了，企业的债务包袱问题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在数据上，2018 年非金融企业存款 58.9 万亿，贷款则高达 89.0 万亿，这存贷比高达 151.1%，已经是高得吓人了，再搞下去，企业的现金流就要整体断流了。至于居民债务问题，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都在讲述这个问题，扣掉占比仅 2% 左右的极少数富人的 80% 的存款，负债 54 万亿的 13 亿平民百姓，手里的存款只剩下 10 万亿左右，如果在就业上再出点问题，居民收入现金流不足以还债，那就是中国版的次贷危机。

这么总结起来一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统统都是负债累累。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也就是老蛮我反复讲述的事实：开不动的印钞机（这也是老蛮我 2017 年中的名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来阅读。嗯，其实我的意思是，我提前一年半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局面）。即便是我大中国央行极尽宽松之能事，向商业银行提供极其优厚的低息借款，但是各商业银行拿着盆满钵满的钱，居然硬是花不出去。商业银行当然也不愿意就这么继续空耗着向央行付利息，哪怕利率再低那也是平白支付的利息，于是只能无奈把央行的借款还掉，这就会导致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局面：明明央行在执行极度宽松政策，但是央行的总资产居然会被动缩表。

在数据上，2018 年底央行总资产 37.25 万亿，到 2019 年 2 月底下降到 35.62 万亿，降幅达到 4.4%。其中降幅最大的资产当然就是对商业银行的债权，从 11.15 万亿下降到 10.01 万亿，降幅高达 9.5%。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季度波动可以解释得过去了，这就是 “开不动的印钞机” 的真实表现了。

要知道上一次央行如此显著的被动缩表，那还是 2015 年股灾期间的事。那一年外资竞相出逃，导致外汇占款剧烈下降，央行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提供 “MLF”“SLF” 等字母借款的方式来替代这部分资产，依然补充不及。当然了，对于 MLF 或 SLF 各自代表了什么含义，各位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去了解，你们只需要知道这就是央行变着法子借钱给商业银行，供商业银行拿去借给各种适格借款人的一种印钞方式就行了。

2016 年后，我大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核心动作，就是通过增加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借款，来对冲外汇占款的减少。在数据上，2014 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 1.31 万亿，到 2015 年增加到 2.50 万亿，2016 年 8.47 万亿，2017 年 10.22 万亿，2018 年 11.15 万亿。看明白了吗？每年的递增额度都在减少，2018 年全年也就是增加了 9 千来亿。注意，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乃是基础货币，再乘以实际货币乘数 4.90，相当于 2018 年我国通过商业银行借款这个手段，新增了约 4.55 万亿的货币。到了现在，商业银行手里的钱居然已经完全花不出去了，只能还给央行，这就让我大中国经济，陷入到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要知道 2018 年年中的时候，商业银行花不出钱的尴尬境况，就曾经爆发过一次。央行被逼得没法子，于是公开要求财政部放开对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财政部为大局所迫，只能放开限制，转身开始鼓励各地继续借债，原本被叫停的地铁城轨等项目纷纷再次上马。央行这边也一步步取消了严苛的资管新规，放松银行对 “适格借款人” 的审查标准，并为各种低级别的政府债提供信用背书，将之纳入前面说到的各种字母印钱方式的抵押品类别之中。如此双管齐下，2018 年我国国债余额增加了 1.47 万亿（14.92-13.45），地方债余额增加 1.92 万亿（18.39-16.47），城投债余额增加 0.65 万亿（6.90-6.25），合计新增 4.04 万亿，这意味着 2018 年我国通过商业银行借款增发出来的 4.55 万亿货币，有 88.8% 被政府花掉了，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政府成为了全社会新增货币的终极使用者，这种事无论怎么看，都不可能持久。2018 年我大中国依靠政府借债撑了一年，2019 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这么撑下去的了。

所以，整个 2019 年，我大中国的金融去杠杆，将是一场被迫进行的冷酷战役。虽然我大中国上上下下，从官方到民间，统统都对去杠杆一事不情不愿，但是经济规律如此，想要抗拒的话，除非我大中国立刻自我堕落为委内瑞拉模式，抛开 “以债为锚” 的印钞三步骤，直升机式撒钱，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大中国官方也还算有底线，应该也不会在短期内就堕落到这种地步。所以，对于 2019 年的经济走势，我们将能够做出非常清晰的推演：

首先，对于房地产而言，从上游的地产商到下游的老百姓，统统都是加杠杆加到了极限，整体去杠杆将是势在必行的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月度数据，2019 年 1-2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萎缩 3.6%（14105 万平米 / 14633-1），其中东部地区销售面积同比萎缩 9.7%。这种萎缩趋势必将会贯穿 2019 年全年，中小型地产商将会因此普遍性的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并带来银行的坏账风险。当然了，最大的金融风险来自于老百姓在地产市场萎缩时的普遍断供，因此我大中国必然会强化个人征信管理，严查断供现象，并将会普遍使用行政乃至刑事手段予以阻止。

对于制造业而言，处于去杠杆状态的老百姓将整体缺乏消费能力，因此 2019 年的消费市场不会好看。原材料价格将会由于权贵资本高度控盘而维持稳定，乃至还有上涨空间，但是终端零售价格，将会由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有限，而缺乏物价上涨的动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持续，并压榨终端消费品生产企业的利润。我大中国对此给出的应对办法是给制造业定向减税，增值税率从 16% 下降到 13%。然而，由于原材料领域的资本控盘情况日益严重，这种定向减税的效果，极可能被资本完全吞噬，也就是说，减税幅度极可能赶不上成本增加的幅度。而要阻止这一点，唯有动用刑事手段严查资本控盘。我估计 2019 年在原材料生产领域，将会出现一些大案要案，有些吃相太难看的权贵资本将要遭遇清算。也就是说，2018 年我国主要是打击高含匪量群体，2019 年将会转而重点打击高含赵量群体了。

在外贸领域，对美国妥协将会是不得不为的选择。国内的消费市场根本就没有扩大的空间，生产企业要生存，老百姓要维持还债能力就必须保证就业，这些都指望着稳定的出口，所以我们的腾挪空间远比美国那边要小。妥协是必须的，现在唯一的疑问就是我们需要妥协到哪一步，才能让特朗普满意。

至于股市方面，倒是剩下的唯一一个有空间加杠杆的投资领域了。这个领域的门槛也不高，买一手便宜的股票也就是百把来块钱的事，给股民配点钱炒股，也没人可以说闲话。在数据上，截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的两市合法融资规模为 8773 亿，较 2018 年底的 7490 亿，增加了 1283 亿。而 2015 年 6 月 19 日股灾爆发前夜的两市合法融资规模为 22611 亿。照这么算的话，我大中国股市在理论上还能消耗掉至少 1.38 万亿的资金。想想现在商业银行都因为缺乏适格借款人被逼到只能还钱给央行的地步了，剩下股民这条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放过。现在股市的问题就是要控制好节奏，严厉打击场外的非法配资，打压疯牛，让股市慢慢的涨，券商合法配资一点点的进。然而我大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平静温和的气质，要么就是一哄而上，要么就是一哄而散，指望金融市场表现出慢牛特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股市现在已经被国家队高度控盘，但凡有点疯牛迹象，国家队要发起火来，当即就能把整个市场打得落花流水。所以 2019 年的股市走势，应该就是一会儿大涨一会儿爆跌，没个消停。

然而上面所有这些动作，都不能解决我们在经济上遇到的核心矛盾：财富归边，贫富悬虚，造成全社会消费力的极度缺乏。要说欧美同样存在财富归边的问题，但是关键在于，人家也还有成熟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可以或多或少的向底层输入购买力，好歹也能苟延残喘，拖延危机的到来。而我大中国偏偏就是社会福利体系极度匮乏的国家，想要向底层输入购买力，也没有办法。要知道在危机之狼的威逼之下，欧美日中这四个全球经济体正在夺命狂奔，每一方都不需要跑得比狼快，只需要落在最后一名的那个倒霉蛋被危机之狼吞噬掉，产能被摧毁，让危机之狼吃饱喝足，其它三方就能回过头来，跟着一起享受这场尸体上的盛宴。中国想要在这场死亡竞速中脱颖而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刻建立起一套向底层输出购买力的福利机制。

举例来说，可行的举措包括：大规模的生育补贴；从幼儿园到高中（含中职）的全面免费义务教育；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并提高报销比例（同时降低公务人员的医保待遇）；向城乡贫困人口发放购物券等等。反正现在政府拿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贷款，也是投入到毫无经济效益的基建工程之上，并造成财富进一步归边的后果，反而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倒不如将这笔钱直接投入到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的领域，好歹还能延缓危机发作。这其中当然也会出一些腐败案件，但是整体上的效果，一定会比政府借债搞基建，要好得多。

而如果我们嫌弃这种种建立福利体系的操作太过麻烦，依然沉浸在基建的幻梦里，那么，可以想见的是：我大中国老百姓所迷信的黄金，当然无从抵御危机；至于已经成为愚民终极信仰的商品房地产，更是只有沦为渣土的命。2018 年年中的时候，老蛮我曾经在名篇《人心之战》中建议过向制造业定向减税，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了效果。而现在，我希望各位能够再次站起来，为建立中国式的福利机制而大声疾呼！有一位我的关注者曾经在评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言轻而不语！” 与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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