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校学生的困境:不得已的选择,“混日子”的学习,看不清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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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官方论述中“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却在民间一直被戏称为“断头教育、次等教育”。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发自新加坡 2021-10-11

2020年9月15日中国平江市,学生参加了由职业技术学校和当地一家食品厂共同举办的课程。 摄: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5日中国平江市,学生参加了由职业技术学校和当地一家食品厂共同举办的课程。 摄: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在教学内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级不能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原则上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传播,不得根据考试成绩设置“重点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缓解内卷、降低育儿成本,又触及到中国应试教育系统的哪些痼疾?9月起,端传媒推出“中国教育专题”,试图从教培行业、职校教育、创新教育等领域回答上述问题。今天是专题的第三篇,讲述中国职校生的故事。

“职高是提前被社会淘汰的小孩待的地方,比起学校它更像一个收容所。”这是学生李维对职校生活的总结。“(职业学校)类似于托儿所的存在,从家长的角度,只要不出事,平稳度过这三年就行。”研究职校教育的学者周舟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提“普职比大体相当”。2018年开始,中国官方接连颁布文件和提交法律修订案,为提振职业教育背书。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缺乏增长动力的背景下,官方寄望职业学校培养能推动制造业转型的高级技术工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4月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期间,指示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 而另一方面,在教育资源不平衡和大学扩招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的成效颇受质疑。职校学生近20年来一直遭遇歧视,不被社会舆论和就业市场认可。今年又常常见诸报端的“普职比大体相当”(指升入高中阶段的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的提法,引起了不少家长的争论和恐慌,职校学生的现实处境和国家政策的规划之间,有着明显的落差。

这种落差为什么会长久存在?中国的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真的能够接轨吗?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上职校?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毕业后的出路又在何方?

李维出生于2000年,在成都长大。2015年初中毕业(相当于香港的中三毕业或台湾的国三毕业),因为中考成绩不高,只能上离家很远的一所普通高中,或者读职业高中(简称“职高”)。

填报职校志愿和高中志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座城市的高中排名总是口口相传,也有历年录取分数线作参考;职校的信息则混乱且不透明,李维的分数够得上成都所有的职校,但她并不知道应该报哪所学校。

在中国职高是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以下简称“中职”)的一类,此外还有中等专业学校(中专)、技工学校(技校)等,属于高中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中等学历。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有9896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1663.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96%;作为对比,同年中国有1.42万所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45万人,约占总数的59.93%。

尽管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选择继续升学的学生中有四成上了职业学校,但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一直很低,中职学生也长期被认为是“成绩差”、“素质低”、“没前途”的群体。即便是官方表述,也承认职业教育存在种种问题。2002年,国务院发布《推进职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承认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教学质量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019年,国务院再次印发《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仍然表示职业教育问题重重,“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

中考后,李维的姐姐陪她去了一所航空类的职校面试,从家里坐地铁出发要三个半小时。航空学校学费很高,16000元人民币一年,但环境很好,教学楼也修得很漂亮。李维到了那里,内心只有抵触。“周围很荒凉,跟学校反差很大。”负责面试的招生办老师告诉李维,三年读完后就可以直接出来实习、工作——这也是职业学校的重要卖点,但她刚初中毕业,从没想过“工作”离自己这么近,只觉得害怕。

从航空学校面试回家,李维心情低落,什么学校都不想去。一所公办职高给她爸爸打电话,说有“升学班”,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上本科,她答应了。但她后来才知道,会主动打电话招生的职高,都是比较差的学校。很多学生都是被“介绍”进特定职校的——这是一门生意,有的初中班主任甚至会劝成绩差的学生去读职校,“到了那里想怎么玩都没人管你。”

李维已经忘记去职高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当时自己特别沮丧。那时李维的爸妈刚离婚,一向给李维出主意的妈妈也从家里搬了出去。“选学校的过程我爸妈几乎没有参与,到最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累,所以当时我爸跟我讲,我就想,好吧,也许这所会好一点,然后我和我爸都松了一口气。”

“成绩不好只是上职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学者周舟在江西一所县城职高做过半年的田野调查,她认为农村的小孩读职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近几年县城的重点高中独大,同时挤压了普通乡镇高中和中职院校。“这导致了学生成绩如果达不到县城最好的高中,只能在职高和乡镇高中做选择,而可能这两者上大学的概率是差不多的,甚至职高上大专院校(大学专科院校,即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概率可能更高。”

家庭经济条件也是学生选择读职校的重要原因。周舟做田野调查的学校,学生家长大多是工人和农民,也有做小生意的。“有不少学生说选择职高是因为可以早点工作,如果上普高,考不上大学就浪费了三年的钱,考得上大学也是家里一个负担。”周舟分析,尽早进入社会工作,是职校学生的“懂事”。

菠菜在江苏常州读过职高。2012年中考前,菠菜的爸爸就已经替她选好了一所职高,连专业都已经决定好了——“城市铁道运营管理”,毕业后能去高铁当乘务员。中考前的校园开放日,菠菜和爸爸去职高参观,在学校门口迎宾的是两个学姐,长得很好看。菠菜当时觉得,毕业后能做一个高铁乘务员也不错。

直到亲戚开始安慰她——“职高也挺好的,好找工作”,菠菜才反应过来,读职校是一件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尽管爸爸始终认为,女生读完职高、找份工作,“安安稳稳”,没什么不好,但成为职校生之后,菠菜迅速经历了这一身份带给她的自卑和挫败。

不过,由于经济发展不同,“读职校”在城市和农村也有着不同的意味。王樵夫在广东潮汕地区一所技工学校教书,学校开在乡镇,学生也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他说:“农村户口读我们学校是免费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会来到这里,读职校没什么自卑心理,家长也对学历没太重视。”这所学校的门槛很低,不需要中考分数,有初中毕业证就能报名入学。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2017年,中国有250余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领取了国家助学金,其中西部地区学生占一半。

2015年11月19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一群外国记者参观政府组织的一所职业学校,学生们在玩具汽车装配线上工作。

2015年11月19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一群外国记者参观政府组织的一所职业学校,学生们在玩具汽车装配线上工作。摄:Damir Sagolj/Reuters/达志影像

学习是一件羞耻的事

罗拉是自己决定读职校的,2016年他初中毕业,这对他是一场解脱,他庆幸自己可以不再跟应试教育缠斗。“它教学是为了考试,但我学习的目的不是考试。”罗拉认为应试教育花了太多时间教学生做题和考试,这不是他心目中的教育。

罗拉抱着接受另一种教育的心态去了成都技师学院机械系——西南地区最好的中等职业学校之一,但还是受到不小的冲击。入学第一个星期是军训,有一个晚上操演结束,罗拉先回到寝室,坐在椅子上看书。另一个室友回来看到这一幕,非常惊讶,室友后来告诉他:“居然在职校里会遇到一个看书的人。”

罗拉也很惊讶,寝室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已经24岁,比当时的他大了10岁,读了一年又退学。许多同学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像“小混混”,这和初中的分别很大。

学习在职校似乎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菠菜读职高的时候,隔壁班有个男生,作派像一个老学究,特别爱学习,下课会问老师问题,在同学眼里是个十足的怪人。

菠菜学习的时候,也总是本能地避开同学。她的专业是城市铁道运营管理,课程很杂,要学机械制图、电路、管理学、心理学。大多数同学都在课堂上玩手机,老师告诉她们,女生毕业后可以去高铁当乘务员、或者去地铁和机场做地勤,男生可以去当地铁司机——这些职业上岗前都会有培训,内容和学校教的东西没有太大关系。

菠菜读初中的时候成绩也不好,但学校管得很严,她从没想到职校的学习氛围这么松散。她不习惯自暴自弃,但对自己的专业和附带的职业前景已经失去兴趣,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迷茫之中开始在视频网站看老师讲高中课程的视频,想着也许还能参加高考。

“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学习,他们想要和同伴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想要从‘混日子’变成一个‘混社会’的状态。”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跟学者马跃2016年发布了报告《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研究了来自四个省份的2.5万名学生,结果显示,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会继续升学(普通高中和中职),而中职学生的辍学率也高达29%-32%,相比普通高中(4.2%-7.4%)高出不少。周舟做田野调查的职高,官方统计的辍学率低于2%,但她认为这个数字明显失实,“学生和老师都说学校里辍学的同学并不少,比如有两个年级,刚入学没多久就有二、三十个人不读了。”

“虽然在学校,但实际上没有在上学的状态,这种学生是非常多的。”周舟说,除了直接辍学的学生,还有很多中职学生处在“混日子”的状态,她称之为“隐性辍学”。“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学习,他们想要和同伴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想要从‘混日子’变成一个‘混社会’的状态。”周舟在学校中发现,学生中常常会讨论谁是“精神小伙”,这是一个流行词汇,指的是混社会的青年。

对于尝试在职校努力学习的学生来说,阻碍是多重的。比如菠菜很难在学校找到学习的地方。每天下午放学,学生必须轮流打扫教室卫生,把桌椅摆放整齐,等待学生会检查,菠菜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中断自习,离开教室;图书馆的桌椅也很少,而且下午5点就关门;寝室里都是玩游戏和打电话的室友,会玩到半夜。很多职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住宿的学生不能出校门,但学校也没有什么学习空间。

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李维职高学会计专业,老师也不会教电脑上操作的会计软件,而是用手写账本进行教学。她在职高的同班同学之中,几乎没有毕业后去做会计工作的。她从职高考上了一所大专,同样读会计专业,对比之下,她认为职高的教学和管理制度都很不完善。“职高的老师更像大学老师,不会管你,但大学有一个体系支持你学习,职高没有。”李维说,学校连图书馆也没有,想学习也不知道从何学起。

在中职学校教汽车维修专业的老师大钟也承认,教学内容和社会脱节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数控机床为例,工厂的设备一直在更新换代,而大部分学校用的都是老旧的设备,学习跟生产是脱节的。“学生学到的永远是过时的知识,但如果你在北京,不会过时太多,在小县城,过时是难以摆脱的。”他说。

成都卫生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中写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可以为提高对这些学生管理教育而可实行的一种管理模式。”

学生“混日子”的另一面,是中职学校普遍推行“军事化管理”。周舟在的学校是一所民办职高,每天的第一节课都是军训。学校聘请了许多退伍军人担任教官,同时还做班主任,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老师会跟我吐槽说这些教官根本不懂得教育的方法,学生们也会认为教官不是老师。”周舟说,封闭式管理是民办学校的特色,这也和学校的经济考量有关——比如学校的小卖部、食堂都是学校赚钱的渠道。

“职校的老师还会监督学生们的社交账号,比如说在 QQ 看谁和谁是情侣头像,然后去他们的快手抖音里寻找谈恋爱的蛛丝马迹。”周舟认为,虽然普通高中也会有学校纪律,但职校对学生的管理更严苛,这也符合家长的需求。 不少职业学校的都把“军事化管理”作为自己的卖点。比如九江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宣传中写到:“上午、下午、晚自习上课前15分钟,值班教官哨声集合,各班教官清点人数,进行短暂讲评后,列队进入教室。下课后教官整队,依次进入食堂用餐。21∶30后,值班校领导、教官、班主任和国旗班同学进行查寝,检查学生就寝情况。”

成都卫生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这样形容自己的学生:“集聪明、贪玩、任性、厌学、基础差、缺乏自信于一体……半军事化管理就是可以为提高对这些学生管理教育而可实行的一种管理模式。”

王樵夫教书的技校有一条规定,学生上课要先把手机统一放到讲台前的袋子里。作为班主任,他认为严格的管理是必要,因为职校学生年纪小、心智还不成熟,对未来没有规划,“他们玩就是玩,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说,自己带的班有50多个学生,有四、五个是“问题学生”——经常违反纪律,比如抽烟、打架、谈恋爱,不畏惧老师用严厉的语气。

“这四、五个学生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会把好的学生也带偏。”王樵夫的处理方式是,把他们单独放到教室一个角落,要求他们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如果再违反校规就会叫家长。“家长来也是跟老师说两句好话,说希望孩子继续留在这边,等毕业给他一个毕业证。”王樵夫说,学校一般都会让学生顺利毕业,但也有例外,他们今年已经开除了几个学生。

2018年12月6日中国广州,职业培训中心内的学徒。

2018年12月6日中国广州,职业培训中心内的学徒。摄:Britta Pedersen/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不平等的游戏

罗拉在技校的专业是逆向工程,属于机械系。刚开学的时候,除了每周各一节语文、数学、英语,其他时间上的都是机械技术、机械制图等理论课。除此之外,每学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上文化课和理论课,每天都进行实训。实训楼有四栋建筑,每栋五层,格局和工厂车间很像,每一层楼都是打通的,摆着不同的机器。

实训按技术工种分类,罗拉的第一堂实训课是钳工,要求他从一截圆柱形的原材料上取一段,做成两个方体,再拼在一起。方体之间的间隙越小,说明钳工技术越熟练,这考验的是手工作业的精度。钳工实训课的结课要求,是独立打造出一把榔头。钳工之后是车工的实训课,要求罗拉操作一整台机床,做出一个子弹模型。

在技校的第一学期,罗拉加入了钳工集训队,成为预备队员。集训队里都是职业学校的精英学生,罗拉的专业每一届有两、三百人成为集训队正式队员以后,在集训楼会有自己的机器,并且所有的文化课和理论课都不用上了,改由行业内最好的老师带着。罗拉说,“集训队的老师也会讲理论,而且教得比正常上课快,那些理论不会系统地教,基本上只会教你的工种里面需要用到的部分,最实用的部分。” ,只有十几个人能进集训队。

高级技工的工作机会只有给集训队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只能去做“拧螺丝”的普通工人。

加入集训队的目标是参加职业技能竞赛。2018年,读技校第三年的时候,罗拉参加了成都的市级技能竞赛,获得第二名,还得到了1.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如果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话,第三名都有50万的奖金。”罗拉说,只有能在竞赛中获奖的学生,才称得上是高级技术工人,这样的学生在整个学校中只是少数。

罗拉有一个集训队的师兄,毕业后去了一家军工厂工作,每个月工资8000元,这是理想中的高级技工。这样的工作机会,只会给集训队的学生,或者获过奖的学生。

大钟在河北省唐山市一间县城中职学校带学生,他形容上实训课就是和学生在实训车间里闲扯、聊天。“理论上应该是带着孩子们研究汽车构造,但学生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也带不动。”他说,除了集训队的几个学生,毕业后只能去做“拧螺丝”的普通工人。

资源在同一个学校里向集训队倾斜,而不同学校之间也有巨大的资源悬殊。菠菜读职高的时候,也有机会参加自己专业技能竞赛,但后来因为学校没有购置那台70万元人民币的地铁列车模拟驾驶设备,她们整个专业的人都无缘比赛。

周舟做田野调查的学校,也见到了农村地区职校实训设备短缺的处境。她在的学校,只有两台数控机床的机器,学生去上实训课,大部分时间都在排队,经常两节实训课结束后,有的学生连机器都没有碰到。根据《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统计数据,有三成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数量不达标。

除了设备不达标,许多非一线城市的职校还存在师资薄弱的问题。“2000个专业点达不到 ‘每个专业至少应配备2名专任教师’的标准要求,涉及240余种专业,覆盖10万多名学生。其中,电子商务、美发与形象设计等新兴或热门专业存在盲目开设和跟风开设现象,专任教师数不达标问题更为突出……超过七成的校长在调查问卷中反映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专业教师短缺。”《201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写到。

“有一个专业叫电子商务,开了一门客服课程,因为一个老师懂摄影,就叫她来讲课,她只好带着一本商品拍摄的书对着讲,学生也没有设备,她偶尔带自己的相机来让学生看看。”周舟说,但她后来去参观了广州的职校,发现和江西的职校差别很大,江西的老师连本科学历都很难得,而广州不少老师是博士毕业;江西这所学校用的教材大部分是2014年前后的,而广州的教材则更新得很快,也更实用。

2020年11月12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学生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

2020年11月12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学生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 摄:Yomiuri Shimbun/AP/达志影像

出路

目睹同学退学是再正常不过的职校经验。罗拉寝室大他10岁的同学,一年后就不再出现;李维寝室也有一个女生,被调到另一个有“小太妹”的寝室,过不了多久,这个女生就退学了;周舟一度想统计她做田野调查的职校的辍学率,但后来放弃了,因为每天班里的人数都不同。

菠菜的班主任,常常把“以后你们到了工作岗位,要学会和领导打好关系”挂在嘴边

菠菜进入职校后,对做高铁乘务员不再有憧憬,开始通过看视频自学高中的知识,但难度太大,最终放弃。她每天仍在学习,但只是看看外刊和看美剧,以此学习英语。

菠菜的班主任大约40岁,是个热情的老师,每年都会组织班里的同学春游。她常把“以后你们到了工作岗位”挂在嘴边,后边时时接上“要学会和领导打好关系”。班主任认为,这些学生既然来了职校,就应该以就业为目标。她十分看重爱学习的菠菜,也常鼓励她好好学习,但并没有给她指出“明路”。直到第三年,菠菜才自己发现,可以参加对口高考(面向中职学生的高考,考试难度比普通高考低,能报考本科院校)。

菠菜读的城市铁道运营管理专业是比较受学生青睐的,在职校里,服务业方向的专业总是比制造业更吃香,他们认为做工人不够体面。但毕业之前,菠菜不是高铁站实习,而是去了学校合作的工厂顶岗实习。那是一家生产小家电的工厂,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会来到这里,菠菜被分到的工作内容是包装,每天站在流水线前折叠包装盒,一个月的工资是1300元。

李维也逐渐发现,自己所上的“升学班”是学校虚无缥缈的口头承诺。前两年,老师告诉她,只要成绩足够好,就可以上跟学校合作的一所本科院校。但李维从没听过有人考进这所大学。李维问了很多次,学校也没准确告诉她什么时间能参加考试、考什么内容。“永远只有一个说法,只要你成绩够好就可以考上那个本科。”第三年,李维决定离开学校,报辅导班准备普通高考。

罗拉读的是五年制的专业,毕业是高级技师文凭,不过他在第三年就提前毕业,拿中等学历证书参加普通高考。罗拉是集训队的学生,拿过奖,本可以走高级技工的职业路径,但他觉得这个职业“零创造力”,他也不喜欢工厂的管理方式,一早就放弃来。罗拉从技校毕业后,去辅导班学了一年美术,准备以艺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临走之前,他在班会课上发表了一次演讲,主旨是中职学生除了毕业去工厂,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比如升学。

周舟追踪了她田野调查的学校的毕业生去向。2020年毕业的高铁乘务专业的学生,顶岗实习没有如上一届学生一样去高铁站,而是被派到一个偏远的高速公路收费站,需要三班倒。对于这批学生来说,高铁站的工作是体面的,也是她们报这个专业的原因,去高速公路收费站让她们有受骗的感觉。周舟让学生写实习日记,“最开始提到想家,后面就提到被扣钱。”学生实习被扣钱是普遍情况,常常一个月的工资都扣没了。

她追踪的另一个班的学生,读的是机械加工与数控专业,顶岗实习去了三个不同的电子厂,实习期是6个月,但在实习期满之前,大多数学生都离职了,“最后只有4个学生还留在工厂里,离开有很多原因,觉得工厂工作太累了,或者觉得去外省太远了,也有觉得工厂的空气不好,管理又很严格。”

“我们(老师)说起来,学生来职校就是来长身体的,因为初中毕业岁数太小,十五、六岁还是童工,得等到成年后再去工作,家长也是这样想的。”大钟说,这是一间大型的幼儿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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