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疫情下的工作与家庭：对性别不平等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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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目前世界多国疫情仍然呈蔓延趋势。截止2021年六月底，全球已累计近2亿人确诊新冠肺炎，近400万人因此丧生。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疫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巨大影响。多国政府为控制疫情采取了封城、居家令、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这些抗疫措施减缓甚至暂停了经济生产，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也给人们的日常交流、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冲击揭露了在疫情之前已经存在但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医疗健康资源分配中明显的阶层分化等，都因为疫情的冲击而暴露出来。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6月发表在_Sociology Compass_上的一篇综述性质的论文 (Yavorsky, Qian, and Sargent, 2021)。这篇论文以美国为例，分析新冠疫情的社会影响。该论文着眼于新冠疫情对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冲击，重点分析疫情如何影响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今天，除了介绍美国的情况，我们也会简要地阐释疫情对中国的工作和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工作与家庭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领域。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会影响家庭中家务和育儿工作分配的性别差异，最终会造成家庭生活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比如，如果女性往往比男性收入低，那么当育儿任务繁重，需要有人主要照顾家庭时，更可能是女性牺牲自己的事业。男性和女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不平等分工也会影响他们在职场的就业、薪酬和升职前景。比如，女性将重心从职场转为家庭后，可能会导致她们的事业停滞不前。

疫情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有三方面的主要影响：

(1) 大面积停工、歇业和裁员，失业率上升； 

(2) 不得不继续到工作场所上班的人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健康风险； 

(3) 很多工作前所未有地转向远程办公。

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些变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

新冠疫情对于美国经济最直接的冲击是大量企业因为疫情歇业、停工甚至倒闭，美国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比如，美国劳工局（2020）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美国的非农就业职位缩减了两千多万个，创下了193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面对疫情期间的经济冲击，女性比男性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在疫情之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让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市场地位。女性更多地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兼职工作。当企业受到疫情冲击需要裁员时，这些职业地位较低的女性通常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此外，美国长期以来存在职业性别隔离。在需要较多人际接触的非必需服务行业（比如，餐饮、酒店、旅游等），女性比男性占据了更大的比例。这些女性主导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是最大的，通常也是最先面临停业的行业。因此，女性的失业率比男性更高。

当经济因为疫情的缓和而慢慢重启时，女性就业恢复速度依然慢于男性。比如，截至2020年12月，女性就业人数仍比2020年2月少540万，而同期男性就业人数则少了440万。在女性内部，少数族裔女性的就业复苏速度慢于白人女性。当性别因素叠加种族、婚育状况等因素，女性的境遇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在非必需的服务行业中，女性因为疫情的冲击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另一方面，在医疗保健、生活必需的零售业、居家护理等必需的服务行业中，女性却必须直面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克服对新型病毒的恐惧，继续留在工作场所，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行而继续工作。

在美国，大约70%的医疗保健岗位均由女性从事，许多医护人员的工作时间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大幅增加。疫情初期防护物资的缺乏也使得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大为增加。为了防止病毒在他们的家庭内部传播，一些医护人员与家人分开居住数周甚至数月。多方面因素的叠加导致女性为主的医疗保健人员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新冠疫情也导致了许多工作从实地转为线上，居家办公的比例变得前所未有的高。美国劳工局的数据显示，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可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线上办公。疫情带来的居家工作可能会加剧性别不平等。学校、托幼机构等因为疫情被迫关闭，女性居家工作的同时要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疫情之前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工作，疫情期间学校和托幼机构的关闭，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和育儿分工上的性别不平等。

疫情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生活的冲击不仅使得大量的企业和商店停业乃至倒闭，也使得学校、托幼机构等被迫关闭，对于儿童的教育、照料责任全面转移到家庭内部。虽然一些调查指出，父亲在疫情期间对于家庭劳动和育儿的贡献增加，但平均而言，母亲仍然比父亲做更多的家务，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居家的孩子。麦肯锡公司的一个调查显示，妈妈每天额外多花3小时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几率是爸爸的1.5倍。一天多3小时，一周就是20个小时。而一份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每周也就40小时，那么妈妈相当于比爸爸多打半份工，还没有酬劳！总的来说，女性在疫情期间维持职场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养育责任。

家务与照料负担的增加虽然对父母的就业都可能产生影响，但实际上对母亲的影响更大。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女性尤其是幼儿或学龄儿童的母亲，比男性更有可能减少带薪工作的时间，甚至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比如，美国的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显示，2020年2月到4月之间，家里有12岁及以下小孩的妈妈的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减少了3-4个百分点，而爸爸只减少了1-2个百分点。虽然看百分点的变化，性别差异似乎不是很大， 但如果换算成绝对人数，仅仅是2020年2到4月之间，退出职场的妈妈就比爸爸多出25万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到7月之间，25-44岁（劳动适龄）的妈妈中，因为要满足孩子照料需求而没有工作(not working)的比例增加了5个百分点，然而爸爸的就业并没有受到影响。

即便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居家办公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女性在工作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到孩子的各类需求并做出及时的回应。在学术领域，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学者提交论文的比例低于男性，这一性别差异比往年同时期要大。在非学术领域，许多调查也表明，相比男性而言，女性（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的工作效率受疫情的影响更大。比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10月的全国调查显示，54%的妈妈，但只有43%的爸爸，认为因为突然增加的育儿负担，让他们无法对工作全力以赴；34%的妈妈，却只有26%的爸爸，因为突然增加的育儿负担，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

从美国到中国：对当下的反思

以往关于灾害事件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受到灾害事件的负面影响，在灾后重建时也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于美国新冠疫情的分析也表明，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两个领域均比男性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说明了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生活内部一直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长期以来，女性更容易从事职业地位更低、不稳定性更强、薪酬更低的工作，女性在家庭中也承担着更多照料和育儿责任。因此，当疫情对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时，女性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也主要承担了因为学校、托幼机构关闭而剧增的照料负担。

基于美国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的情况提供一些借鉴。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在经历疫情以及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首先，相比美国而言，中国较快结束了本土疫情，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经济生产与日常生活。武汉76天的封城措施对中国本土疫情的控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针对武汉居民的调研显示，在封城期间，不少家庭是孩子、父母和祖父母一同居住，因此相比美国而言，孩子父母的家务和育儿负担，可能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祖父母的身上。虽然祖父母的帮忙可能会减少孩子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家务和育儿分工不平等，但家务劳动和育儿照料的男女差异仍然存在。

丁瑜、钟晓慧（2021）在2020年初收集了全国各地75位女性关于疫情期间日常生活的文字记录资料，分析得出疫情期间增加的家务和照料负担将女性置于不平等的家庭地位之中。吴丽娟、陆继霞（2021）分析扶贫车间的女工在疫情冲击下面临着更大的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压力。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受到疫情冲击时，家庭承担了更多的照料功能（比如照料孩子起居、辅导孩子上网课等），而这些事务也可能更多地由女性承担。

其次，在抗击疫情期间，尤其是全民居家期间，中国的社区承担了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责任。比如，社区集中配送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在基层工作的社区一线人员，很多都是女性工作者，她们在疫情期间承担了巨大的工作量（比如，协调团购、组织志愿者、为独居的老年人送菜、送药等）。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大部分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也是女性，但是相比之下，她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和男性对等的认可。

总结

总之，新冠疫情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都将是深刻且深远的。现有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揭露了在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生活内部一直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甚至加剧了已有的性别不平等。疫情对性别关系的长期影响值得持续研究。疫情过后，我们也需要认真审视那些曾经被“忽视”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把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化为推动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又一个出发点。

参考文献

[1] 丁瑜, 钟晓慧. 2021.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妇女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与自我关怀——一项基于75位妇女叙述的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02): 53-65.

[2] 吴丽娟, 陆继霞. 2021. 疫情冲击下的扶贫车间女工：风险与应对——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04): 9-21.

[3] Yavorsky, J. E., Qian, Y., & Sargent, A. C. (2021). The gendered pandemic: The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for work and family. Sociology Compass, 15(6), e12881. https://doi.org/10.1111/soc4.12881

[4] Qian, Yue and Amy Hanser. (2021). How did Wuhan residents cope with a 76-day lockdow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3(1), 55-86.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0.1820319

[5]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0).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 April 2020.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5082020.pdf

作者简介

钱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人口学和性别不平等。学术成果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Social Forc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等学术期刊上。同时，她是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的主要执行主编。

沈小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2021级直博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兴趣为婚姻与家庭、社会性别、社会分层与流动。

组稿人：计迎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审   核：罗  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   辑：杨君颖（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图   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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