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背后的面孔

by , at 07 April 2020, tags : 隔离 绵阳 妻子 外地 中国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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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敏感时期,共产党领导人要求新闻报道要充满「正能量」​​​

「阖家幸福」,四川省西北部一户村舍的大门上贴着四个大字。麻将桌上铺着丝绒防尘布,电视对面摆着一张儿童椅,电视机两侧是粉红色的塑料音箱。一切就绪,只待团聚。这家的户主是一对 50 多岁的夫妇,已经做了祖父母的他们一下子有了六周的时间整理屋子。在北京辛苦打工多年,这次是他们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可惜,这史无前例的长假不是这对夫妇主动选择的,更别提因此而损失的收入。和中国 1.73 亿远离家乡的外地务工人员中的许多人一样,新型冠状病毒让他们的工作停摆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气氛沉闷的农历新年,他们没能见到自己做厨师的 32 岁独生子。限制出行让他和妻子及八岁的儿子滞留在了邻省陕西。

从医学角度看,新冠病毒对这个偏居四川一隅的村庄没有太大影响。在本期《经济学人》于上周四付印之时,距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绵阳及其周边遍布杉树、水塘和黄色油菜田的村庄共有 22 例确诊病例,无死亡病例。但是,隔离措施停止了公交车服务。村庄封闭,当地政府人员与志愿者戴着口罩和红袖章,挥动着数字体温计和消毒喷雾剂,把守着村口的检查站。

中国的工厂开工不足,写字楼里没有白领来上班,餐厅也无人光顾。本专栏作者上周去了北京西南向 1700 公里之外的四川,采访了一些正在承受苦果的蓝领工人。作者发现,和富裕国家里的蓝领工人相比,他们有更强的适应力,同时却也更容易受影响。窝在乡下家里的农民工说他们可以摘地里的菜吃,不用花钱,或者和邻居以物易物。可惜肉价仍居高不下。2018 年非洲猪瘟传至中国,生猪数量急剧减少,之后猪肉价格一路飙升。接受采访的人都没有质疑政府的严格控制措施,因为这种病毒让他们很害怕。本文隐去了受访者的姓名和村名。现在是敏感时期,共产党领导人要求新闻报道要充满「正能量」。

在一栋三层楼房的外面,作者和农民工们坐在塑料凳子上聊天。这栋房子是在 2008 年花了大约 12 万元盖的。它占用的土地在一位 54 岁的祖父名下,他在北京做刷油漆和装修散工,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 3000 块。与他同龄的妻子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清洁工,工资大概 2000 元。两人的收入加起来在中国属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对每一块钱都精打细算。他们在一套合租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每月租金 1000 多一点,午餐自己带饭,上班坐公交车。妻子解释说,地铁票价三元起,「如果我坐地铁,就啥钱也剩不下了。」他们自 2004 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但除了去过一次长城,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过毛泽东的遗体之外,几乎没有探索过这座城市。

现在,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在智能手机上查看雇用妻子的清洁公司有没有发信息让她回北京上班。作为从外地入京人员,他们将必须自我隔离两周,否则将面临法律惩处。他们倒是不怕寂寞。「隔离跟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没什么两样,就是哪儿也不去。」丈夫耸耸肩说。更担心的是钱,因为他在隔离期将完全没有收入。活多的月份里,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夫妻俩能存下 1000 块多一点。多年来,他们的积蓄都拿来盖那栋房子了,它以后是要留给儿子的。现在他们又定期汇钱,贴补在绵阳上学的孙子。「必须的啊,农村就是这样的。」妻子说。

按全球标准衡量,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即使是穷人通常也会把 20% 的可支配收入存起来。相比之下,美联储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出现意外情况需要支付 400 美元的账单,有 44% 的美国人会因储蓄不足而付不起。中国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不足,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这是中国人节俭的主要原因。西方人很多花费都不用自己出,一位从绵阳到村里的年轻人说。「我们中国人得靠自己。」他大笑说。封村状态下的生活成本比平时低,因为走亲访友都被禁止了。每三户发一张通行证,允许一个人出门在当地市场为三家人采购。正常情况下现在应该在北京工作的这对祖父母正在靠积蓄生活。他们估计自己可以再撑半年,再长就不行了。

被需要却不被关注

无力感带来的难受可能不比渐瘪的钱袋少。作者在异常冷清的绵阳火车站碰到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正怏怏不乐地准备返回感染率很高的浙江。两人都在嘉兴的一家工厂工作,厂里为紧缺的口罩生产衬里,因此他们被要求复工。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两周的隔离期有没有工资,听说会有人通过手机上的 GPS 监控他们的隔离情况。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房东是否会让他们回到租住的屋子。有很多报道称,由于地方官员和物业公司实施了严格的管控规定 (其中也有他们自创的规定),大量返回的外地人员被拒绝进入住宅区。妻子说,如果他们进不去,厂里说了会提供宿舍床位。 「没得选,必须得回去。」丈夫叹道。

实际上,外地务工人员需要工资,中国经济同样需要他们。打工生活艰辛而寂寞,所以现在外出务工的人平均年龄在 40 岁以上。年轻人通常更愿意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工作。尽管新冠病毒对任何国家都会是个考验,但这次疫情让我们对被财富、政治影响力和城乡阶层之间的严重不平等所分割的中国社会有了新的认识。这场危机之中,受害者岂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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