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疫情时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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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恐惧，回归常识。”

（一）

持续了整整三年的阴霾，在“一朝放晴”的短暂明媚之后，新的愁云开始隐现。

“新十条”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防疫政策转向，也意味着，中国将走向实质性的“共存”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国人将第一次身临其境地直观感受“疫情”。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此前针对感染者和密接者的强制异地隔离逐渐退场，政策面首次允许新冠患者居家治疗。

此前，对方舱等强制异地隔离场所的恐惧，普遍存在于中产阶层人群。尤其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人来说，纵然是整洁有序的方舱环境，也注定是“寝食难安”的。

更何况，在主流媒体“与大白翩翩起舞”的正向宣传之外，微博抖音之上，还有无数的讲述与影像，透漏出部分方舱内混乱无序乃至肮脏的一面。

（某方舱内，患者在满地污水中排队如厕）

强制异地隔离的恐惧消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分享自己“变阳”的经历——这是一个极微妙的转变，我认为这一转变，意味着在公众心理层面，感染新冠所带给人的那种“巨大耻感”，正在逐渐消退。

一个鲜明的细节是，在“新十条”公布后的这一波感染之前，纵然疫情已持续三年，但在公共层面，敢于实名分享自己患阳经历的人，少之又少。

须知，三年来中国大陆被感染者的绝对数量并不稀少，我们先后经历过武汉、西安、上海、深圳、石家庄等许多千万级人口城市的疫情爆发。

此前普通人不愿站出来展示自己感染的经历，我以为社会大氛围所施加给个体的“耻感”是很重要的因素——你一个“小阳人”，害得我们这些人陪你一起进方舱，害得整个小区都要居家隔离；你们这些“小阳人”四处浪荡，才害得整座城市静默，店铺歇业，学校停课，防疫人员疲惫不堪……

我想对这一切，我们都并不陌生，三年来，针对阳性患者的集体声讨与羞辱，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还记得成都那个被网暴的女孩吗？她仅仅因为流调信息显示凌晨曾出入过多个酒吧，就被污名化为外围、卖淫女、一夜四次娘，女孩在汹涌的网络羞辱下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而她的第一段话则是：

“向成都市民道歉”。

在一个染病患者需要向市民道歉的环境下，个体阳性后选择缄默，无疑是一种符合社会生存策略的选择。

作为力量有限，发声渠道逼仄的普通人，公众恐惧的已不仅仅是病毒本身，还有随之而来的“社会性危机”——社会性死亡、社会性隔绝以及社会性歧视，这一切是任何个体都难以承受的心理危机。

消除耻感，是我们走向“后疫情时代”的必由之路。

（二）

其实就在不久前，这样的“耻感”还普遍存在于公众的心理预期中。

上个月，发生了一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悲剧，一位女士在方舱中自缢身亡。

虽然不能简单将感染新冠、被强制隔离作为她自缢的全部原因，但无疑这一切加剧了这位女士的内心危机。

报道中曾经提到，她生前曾和亲戚提过感染新冠后的恐惧，且在去世的前一天曾表示：

“过年不想回老家，怕感染了这个病毒回老家被人说闲话。”

这篇报道看得人十分心痛，而在心痛之余，是更深的遗憾和惆怅——我们不清楚是怎样的信息，导致她对新冠产生如此恐惧的心态。

我们已知的事实是，奥密克戎的毒性很低，甚至低于流感病毒。可惜我们已知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是所有人的共识。

当下人们已然身处“算法时代”，它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地链接同类，找到志趣相同之人。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中加剧着人们的分裂，固化着人们的认知。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般，拥有触手可及信息的同时，也禁锢在触手可及的壁垒之中。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8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面对球迷们不戴口罩呐喊，狂欢的画面，中文评论区中曾经出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怎么都不戴口罩？”

这其实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一种是戏谑和自嘲，它代表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句呐喊：“睁眼看看世界吧！”

另一种则截然不同，它真的发自一种真诚的困惑和认知颠覆，他们接触的信息曾铺天盖地的叙说国外疫情如何水深火热，惨不忍睹，怎么镜头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和亲戚们闲聊，谈到幼儿园又停课了，我就感叹了一句，还是趁早放开吧，不然小孩马上上小学了，难道一直上网课？

有一位长辈特别认真地纠正我：可不能放开啊，放开了命都没了，还想着上学？这病得上后遗症可严重了，现在都叫它“小艾滋”……

这一番话，应者如云。

我后来故意请教他，难道这样的日子要一直继续？该怎么结束呢？

长辈的回答再次令我目瞪口呆：

“唉，美国人收手就好了，只要美国人收手疫情就结束了，现在的新变种都是他们放出来的……”

身处一线城市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身边的人，朋友圈内的认知水平，就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水位——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北上广深加起来才几千万人。

其实你才是那个人群中的“少数派”。

指出这一点，我并不是想炫耀一种“认知优越感”，我只想提醒一种现实，很多人曾忽略的现实。

而我们都根植于这片“现实的土壤”。

这几天，我刷朋友圈时，常有一种方舱医院护士查看病例的感觉。当身处北京的朋友、同事和媒体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在朋友圈晒出“两道杠”的时候，我乐见于此。

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两道杠，直播病程，渐至成为一桩“潮流”，坦白讲，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并不是希望所有人都染病的意思。

我想表达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恰恰可以愈合某种社会危机，在无形中消解对此前“阳性患者”这一标签所勾连起来的心理“耻感”和恐惧氛围。

因为无数普通人的分享，能够形成一种“不过如此”的公共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大缓解那些对奥密克戎，依然心存恐惧之人的内心危机。

连带着“小阳人”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歧视性的称谓，也在越来越多人的自我曝光下慢慢消解，它的侮辱性气味开始消散，慢慢变成了一种自嘲。

本质上，这就在舆论和社会共识层面，实现了对新冠病毒的祛魅。

我们需要这样的祛魅，需要凝聚大多数人的共识，才足以应对接下来的“感染峰值”。

金融大鳄索罗斯特别推崇“反身性”理论，他在资本市场靠运用这一理论成了亿万富翁。

“反身性理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们的预期会导致现实向预期演绎，并最终促使预期成真——即便这种预期本身就是错误的、扭曲的、甚至是荒谬的。

那么根据“反身性”理论，如果公众不能正视奥密克戎，谈阳色变，在越传越邪的“后遗症恐惧”中瑟瑟发抖，那真正令人担忧的危机——医疗资源的挤兑，就一定会出现，且会持续成为一场恐怖的恶性循环。

这几天，网络上热传几张图片，无不显示了在我们的认知边界之外，尚有一个巨大的、广袤的世界。

一张据说是某地发烧患者“围炉吊水”的照片。而无论是世卫组织发布的应对指南，还是我国卫健委和众多三甲医院发布的新冠用药指南，都从未建议感染奥密克戎的患者输液（根据国情，这些患者大概率输的是抗生素）。

另一张是一页聊天截图，显示因为很多人害怕被感染，超剂量服用所谓的“预防药物”，导致急性肝损伤。

类似荒谬的例子在医疗界并不新鲜，我就听过不止一位医生朋友跟我描述过同样一件事：

就是很多退休的老人，每年冬天都会想办法来医院办住院，要求给自己输上半个月的液，而很多人根本就没病——这些老年人就是觉得冬天疾病高发，我先过来输两个疗程的液，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相当于病毒展开攻击之前，我先打个魔防。

站在医生的角度，这些老年人的理由特别荒唐。

但我们所处的现实就是：你觉得荒谬的事情，对另一些人而言竟是共识。

必须正视，在我们的认知圈层之外，依然有非常多的人，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原始毒株和德尔塔毒株时期，认为染病之后凶多吉少，且有后遗症之虞。

很多人已经开始呼吁，希望大家可以将“感染峰值”期间宝贵的医疗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婴幼儿、老人和危重症患者。

我想，只有绝大多数人能够正视奥密克戎，绝大多数人相信自己的免疫力可以克服这场自限性疾病，绝大多数人相信不会，也不该发生医疗资源挤兑——我们才真正有可能避免真的发生医疗资源挤兑。

恐惧会感染恐惧。同样，勇气也会支撑勇气，观念亦会影响观念。

克服恐惧，是我们走向“后疫情时代”的必由之路。

（三）

“总是去安慰，常常是帮助，有时是治愈”。

一直以来，特鲁多(E.L.Trudeau)医生墓志铭上的这段话，常常出现在不同国界医生们的感叹中。

它之所以能够经久流传，一方面是因为这句话闪耀着医者的人文关怀，而另一方面，则一语道尽了医生的局限和无奈。

心脏搭桥、器官移植、靶向药物……现代医学一日千里，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实际上现代医学发展至今，也就一只脚刚刚迈进了“医学宇宙”的大门，甚至这只脚都尚未落地。

仍有太多太多的疾病无法治愈，仍有太多太多的未知尚待破解，甚至连太多太多的痊愈我们都一无所知。

其实，从物种的角度，细菌和病毒才是地球真正的主人。它们先于人类存在，也必将后于人类消失。

在全球村已然形成的今天，试图通过一场浩大的运动来“消灭病毒”，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如苍蝇蚊子不可能通过一场运动来清除。

但是在不久之前，仍有为数众多的人，将中央的方针异化为“彻底消灭病毒”，并将所有试图讨论的声音斥责为别有用心，甚至通过网暴来攻讦那些依然站在科学角度阐释病毒变化的专家学者，还发明了“躺匪”这样的侮辱性标签送给意见不同者。

于是，防疫这样一个科学问题，被异化成了“路线之争”、“制度之争”，很多人以“斗争思维”来看待防疫政策，并进一步极端化为“别人做不到的我们一定能做到”，“彻底消灭病毒，才能展现我们的制度优势”云云……

世间的道理不是只有对和错，世间的颜色不止黑和白。其实，这个世界拥有无限广阔的“中间态”。

时隔许久，我们终于又能够在公共舆论上，再次看到张文宏、钟南山等专家学者就防疫问题密集发声。

这意味着防疫这一话题，终于剥离掉政治性的色调，逐渐回归到科学、专业和理性的讨论范畴内。

张文宏等专家的此前沉寂，对了解他此前经历的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张医生很早之前就公开谈到，我们应该为“与病毒共存”做好准备工作。

结果呢？张医生几乎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无数人涌到他的微博下面骂他是“汉奸走狗”，“收了美国人的黑钱”，是“西方利益代言人”。

然后就是，专家们普遍都不敢再公开发言了。

我想，我们应该让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

这应该成为更多人的常识，什么叫常识呢？

常识就是1+1=2，常识就是汽油车不能加柴油，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造的汽油车也不行。

回归常识，是我们走向“后疫情时代”的必由之路。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朋友们，愿我们能够早一天摘下口罩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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