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的父母是中国第一代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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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烤火取暖，门外的寒风吹进来，父亲就起身将门关上。但关了门，屋里煤味浓，惹人咳嗽，父亲又去开门。就这样反复地开门关门，父亲忙得像个陀螺。

|本文作者：小李飞道，编辑：罗诗如，由网易人间工作室（微信公众号：thelivings）授权转载

一

1989年，父亲从山里的伐木厂调到了县城的工厂，母亲依旧要留在山里工作。父亲不愿离开她，但母亲态度坚决，还发了火：“儿子7岁了，如果进不了县城读更好的小学，长大后会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为了成为“有文化”的人，7岁的我离开母亲和伙伴，随父亲进了县城。父亲选择了去县里的国营印刷厂，他有自己的理由：印刷厂印书籍，儿子天天有免费的书看，怎能不成才？其实，我更希望父亲选择城北的罐头厂，那里生产午餐肉、红烧肉罐头。

父亲报到时，印刷厂的公房已经住满了，他只能去厂外租房。父亲找到故交老何。老何早他几年来县城，靠做木材生意起了家，在城郊结合部的马路边购地建了两层砖楼，有4间房。

那时的人不在乎公路上的嘈杂与扬起的灰尘，房子总建在路边，可能只是单纯地想离公路上偶尔行驶的汽车更近一些——当时，汽车是小县城的人所能见到的最具现代化气息的物件了。

父亲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几年不见，真了不起！”这句话既表达了佩服，又隐含了降低房租的期待。

老何却只顾自夸：“两层楼算什么？这只是开始，等生意做大了，我修六层楼。”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老何吹嘘了半天，以为房租优惠有望，谁知末了，老何拉住父亲的手，笑着说房租的事得和他老婆去谈，他管不着。最终房租还算是优惠了，每月60元——父亲当时的月薪是140多。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老何家二楼的一个40平米的单间。上楼要经过一段没有护栏、没有电灯的楼梯，悬空的楼梯下面是一条淌着污水、散发阵阵恶臭的排水沟。走这段路没人会开心，除了我。因为父亲发明了一个属于我俩的游戏——每当要爬楼梯了，他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于是我俩深吸一口气，开始憋气爬楼梯，谁先吐气谁就输了。父亲总在到达家门口时弯腰摸胸，难受地说：“哎，受不了了，你赢了！”

那时我放学到家后，父亲常常还没有下班。我没钥匙，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数路上的汽车。之前我生活在乡下，哪见过这么多车？等我数到天色转暗，父亲就回来了。

一个寒冷的冬夜，到了晚上9点父亲还未回，我进不了屋，就坐在地上，背靠房门等。楼道里寒风袭来，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老何的两个女儿让我去她们家，我摇头说我要等爸爸。

她们强行将我拽走，到了晚上10点，她们让我一起睡。我突然想母亲了，我快一年没见她了，于是哭了起来。何家大姐姐诚实而冷酷地说：“你妈在另一个县的大山里，离这里有2天车程呢。”我又哭着要父亲，何家小姐姐说：“你爸爸在加班。”

看我悲伤不已，她们提议分别扮演我的父母，我才停止了哭泣。

一年后，印刷厂的家属楼终于空出了一间房，我和父亲可以搬进厂里住了。印刷厂位于县郊，工厂前门通向县城，后门外是一片能听见蝉鸣蛙叫的农田，再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

新家在一栋六层砖楼的一楼，面积不到20平米，采光、通风都是全楼最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地窖般的厨房，家具只有两架床、两个衣柜和若干个桌椅板凳。

我想，之前这些家具摆在老何家40平米的单间里已显得拥挤，这小房间怎么放得下？显然，我低估了父亲，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搬家具，经过一系列折叠拼凑、排列组合，所有家具都顺利地进了屋。我相信，就是再来一架飞机，父亲也能拆了它塞进房间。

父亲还在屋内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异常狭窄的过道。要想安全通过，得使身体在两处地方呈“S”状。早上，我睡眼朦胧地走过过道，脑袋撞到箱子或柜子伸出的一角，发出“砰”的一声。我愤怒地要求将撞人的家具换个位置，父亲摇头说不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是最优组合了。

我大失所望，觉得印刷厂的公房还不如老何的房子住得舒服。父亲拉我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说，前面的车间外边有个废品池，里面丢的都是残次的印刷品，有故事书、儿童连环画，谁都可以捡。

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个红砖堆砌的池子，顿时来了兴趣。

父亲又说：“你说如果有连环画，这栋楼里的小孩，谁离那个池子最近？”

“当然是我！我要去捡。”

几天后，我果然在池子里捡到了故事书，但并没有小朋友和我抢。我兴奋地跑回家看了几页，发现有几页缺了，还有几页字迹模糊。

父亲指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看故事书是为了激发想象。这些空白处，你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你想让主人公怎样，他就怎样，这多好。”

二

和以前的国企一样，印刷厂也是“企业办社会”的理念，厂内有食堂、职工诊所、家属住宅楼、幼儿园等各种配套设施。

我家的房子原本有两间房，但其中一间被隔壁占了做幼儿园，10多个工人的小孩就读于此。我希望自家再多一间房，于是对幼儿园充满敌意，期盼它早日垮掉。

每天，我在家能听到隔壁的声音，刘老师教小朋友们朗朗上口的儿歌，讲情节曲折的格林童话，还带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对此惊奇不已——之前我在山里读过幼儿园，那里的老师从不讲这些，他们的工作标准只是确保小朋友们活下去。每次父母来接我放学，见我四肢还在，就谢天谢地。

我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确特殊。门外过道拐弯是杜阿姨的卤肉摊，她老公是本厂的工人，她无业，就摆摊补贴家用。吃饭时，过道的风把卤猪头肉的香味带进我的鼻孔，我嘴里嚼的白菜萝卜都显得寡淡无味了。

我端碗走出去，坐在卤肉摊旁的石凳上，一边刨饭，一边假装对卤肉摊视而不见。等杜阿姨不忙了，她就将卖剩的一小块边角肉夹给我。每次我都一脸惊讶，连连推辞，但杜阿姨说卖不完也要扔，我只好勉为其难地递碗接肉，再若无其事地回家，接着关门狼吞虎咽。

我家门外的过道是楼上住户出入的必经之地。为了透气，我家大门总敞开着，可能是出于好奇，路人常不自觉地向我家瞥一眼。有些不懂事的小孩甚至会驻足观看，仿佛我家是个动物园，我和父亲是两个灵长类动物。这时，父亲就走过去，“啪”的一声关门。但不到一刻钟，他又去把门打开。他想通了，与其在沉闷的屋内受罪，还不如做一只享受新鲜空气的灵长类动物。

我期盼母亲能早日来县城团聚，父亲也一直在想办法，但困难重重。等了4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才调到县城来。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烤火取暖，门外的寒风吹进来，父亲就起身将门关上。但关了门，屋里煤味浓，惹人咳嗽，父亲又去开门。就这样反复地开门关门，父亲忙得像个陀螺。

我忍不住抱怨房子小，母亲望着炉里燃烧的炭圆，笑着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父亲也想换更大的房子，他找过厂领导，但领导说得再等等，僧多粥少，很多职工都等着换房。

父亲脸皮薄，他找了领导两三次，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我在工厂子弟中颇受欢迎，也要归功于我家常打开的大门。

有时我正在吃饭，有小孩来找我，又怕我爸训斥不敢喊，就假装路人来回经过门口，吹个口哨或跺个脚。听到信号，我匆匆刨几筷子饭便丢下碗冲出屋去，身后传来父亲的责备，我也顾不得了。我就像24小时便利店那样一直处于“营业”状态，大家叫我“随叫随到男孩”。

找我玩的多是男孩，邻居李丽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她和我同龄，住五楼，每天都要含着雪糕或棒棒糖经过我家门口。她常停住脚步，倚在我家的门框上看电视，我就说：“你家彩电不看，我家黑白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李丽偶尔会问我她胖吗？因为胖，她常被一些男孩笑话。可能是我看多了习惯了，只觉得她是微胖，而且她皮肤白净，有一双大眼睛，如果瘦下来会挺漂亮。有时我安慰她，说胖一点的女生更漂亮。“我妈就胖，我爱我妈。”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但她听完，会狠狠地瞪着我：“你是在说我胖？”

“一点都不胖。”我盯着她手里捏着的一块钱人民币，知道只要这样回答，她就会请我吃雪糕。父母很少给我零花钱，李丽每次来找我，只要脸上挂着微笑，我就知道她有钱。

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正看电视，门外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李丽。她把我叫出去，从包里掏出10块钱，我大吃一惊，不知她从哪儿搞来这样一笔巨款。李丽示意我不要声张，让我和她一起去吃麻辣串。

我猜她之前一定先找过厂里最帅的唐羽，又找过厂长的儿子余勇，被拒绝后才来找我的。我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同她去，又建议去玩玩电子游戏。

我拉着她的手在游戏厅里窜来窜去，兴奋地给她介绍每台游戏机的玩法和我的作战记录。其他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游戏厅很少会有女孩子出现。李丽买了好多游戏币，把我的裤兜塞得满满的。我全神贯注玩完一局，抬头发现她不在。当我惊慌失措，准备去找她时，她含着一根雪糕，面带微笑地出现了，接着又把另一根雪糕塞进我嘴里。

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我多希望钱不会用完，游戏厅永不打烊。因为在20多小时后，我将在家里听到楼上的李丽发出凄厉的哭声。她被父母暴打，我心惊胆战，生怕她父母找来我家。听母亲说，李丽偷了家里的10块钱被发现了。她妈问她钱花在哪里了，和谁一起花的，李丽怎么也不肯说，于是挨了打。她像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保护了我这个“地下党员”。

三

印刷厂的小房子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其中很多记忆都跟厕所有关。

我家的厕所很奇特，它不在屋内，而是在过道上。厕所门与我家大门之间相隔不到1米，且朝同一个方向。从外观上看，仿佛我家和它正好组成了一男一女两间厕所。

因为位置特殊，过路的人都可以使用我家的厕所。但不是每个借用的人都会记得便后要冲水，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要从内侧锁门。有时我急匆匆地去厕所，拉开门发现里面蹲了一个人。如果是个大叔，他会冲我尴尬一笑，说不好意思，马上就完；如果是个阿姨，她就像受惊的猫头鹰一样瞪着眼睛，惊慌失措。我镇定地一手遮眼，一手关门，然后进屋告诉父母，厕所里有阿姨。

父亲义愤填膺：“真是岂有此理，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母亲吼道：“你敢！”

有天晚上11点，我们正在睡觉，听到外面有人不停地撞厕所门，感觉快要撞破了。母亲很生气，穿上衣服出去，发现是楼上的一个邻居喝醉了。母亲大声呵斥他：“搞啥子？不要撞！”

“老子要上厕所！”那个醉汉也很生气，说着就朝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抓起旁边的晾衣杆抵住他，又操起铁衣架猛敲他的头。

男人的惨叫声引来了两个邻居劝架，我和父亲松了口气，幸好有人来，不然以母亲的性格，那人狗头不保。邻居告诉醉汉，这女人惹不得，惹毛了她要拿刀砍人，醉汉这才骂骂咧咧地走开。

第二天，醉汉来我家道歉，母亲铁青着脸告诉他：“我家厕所是很小、很破，人人可以用，但谁要破坏它，我和他拼命！”

这间厕所给我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小孩之间吵架最擅长说对方的痛处，一次我和厂领导的儿子吵了起来，他说我家住在厕所里，臭气熏天。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骂我了，我没当回事。但这个男孩颇有人缘，他找来几个女生助阵，其中就有李丽。李丽是被强拉来的，她低着头，不安地躲避着我的目光。

在众人的唾沫中，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了：“他们说我家是厕所！”

母亲用手擦掉我的眼泪，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一天，她下定决心要买房。

为了买房，母亲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便失望而归。当时县城里没有商品房，有私人修的独栋房，但手续不全，她不敢买。

到了1994年，印刷厂的家属区拆了几间平房，空出了一块地。厂里开大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福利房分了，要想住好房，只有集资建房这一条路。他们打算让职工自愿集资，在空地上盖一栋高6层、共18户的楼房。

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它没有产权，到今天都没有办到证；它设计不合理，几乎是挨着两旁的大楼拔地而起，采光和通风欠佳；阳台过大，占用了过多面积……不过，我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这栋房子分3个价，三到五楼价格最高，二楼和六楼便宜一点，一楼最低也要1万8。鉴于大家普遍没钱，厂里说可以在交房前的两年内，分3次付清房款。

当时我家的存款只有2千元，又没有银行按揭贷款。父母每月工资加一起只有200多，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一年最多能存1千多元，想买房，要存10多年才够。最后，父亲只好找遍乡下的所有亲戚借了5千元，加上存款，一共凑了7千交首付，定下了二楼最小的一套户型。

多年以后，母亲说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房奴”。

四

从父母决定买房的那一刻起，我家便开启了精打细算的模式。该怎样形容一个本就很节约的家庭，因欠了一笔巨债而更加节约了呢？我想到父亲那件穿了10多年都舍不得丢掉的中山装，又想起母亲10年都没有再吃过她最爱的路边摊卖的酸辣粉。

大概有5年的时间，父亲规定家里3天才能吃一次肉。我反对，父亲说报纸上写少吃肉能保持身体健康，预防高血压。那张报纸我看过，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于是我深信不疑，抓起晾衣杆跑向厨房，欲将挂在墙上的腊肉挑走扔了。父亲在后面大声阻止，说我们可以吃肉。我回过头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全家是低血压。”

吃饭时，若一盘菜里有肉丝，父母总先让我吃够。我丢下筷子，他们才会动那盘菜，但往往里面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油水和几根残留的菜叶。这时，父亲就将整盘油水倒进母亲的碗里，给她拌饭吃。

父亲进印刷厂时已经42岁了。他文化不高，又无特长，在厂里几乎没有前途可言。他也不强求，只想当个合格的普通工人。有时工厂里来了订单，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连续几个通宵加班。国企的正式工吃大锅饭，每月的工资是大头，没人愿意为了那点加班费去折磨自己的身体。但父亲要还房债，他主动带班，领着10多个临时工通宵加班完成任务。那些临时工多是进城的农民，之前在乡下挑粪种田，不嫌加班费低。

有时我会陪父亲加班，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把车间里压纸板、订纸箱的车床当成变形金刚，在上边爬上跳下。玩腻了，又如美猴王一般开始巡花果山——仓库里那一大片堆积如山的纸箱。

父亲虽依稀有了些白发，但精力旺盛，动作敏捷，体力、精神丝毫不输年轻人。由于连续通宵加班，经常有工人打瞌睡，但机器是不打瞌睡的，有的工人迷迷糊糊地将纸板送入机器，自己的手指也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在工厂里，手指被切断的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危及手臂。

到了半夜，父亲依然专注地将纸板一件一件送入机器。他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一样，头也不转，直接吼道：“小王！不要睡觉！”

为了盖过嘈杂的机器声，他的吼声如狮吼一般。小王猛地一惊，睁开朦胧的双眼。他额头上的汗冒了出来，用既后怕又感激的眼神望着我父亲。

几年下来，父亲熬夜加了不少班，10根指头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工作时始终坚定信念：手指千万不能断，断了就不能摸麻将了。

闲暇时，父亲靠在家里的椅子上，抿一口最爱的糖开水，怡然自得地望着墙上贴着的各种奖状。“先进工作者李远禄同志”“1994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这些都是他透支身体换来的，在不知不觉中，却也为他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

1995年8月，我家终于搬进了新房。不久之后，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市医院的医生说是长期劳累所致，建议他去省城看病。于是，父母借钱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去亲戚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新房有宽敞的客厅，我再不用担心头被撞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没有父母的新房显得空荡荡的。晚上我难以入眠，担心从未去过大城市的父母会在成都迷路。他们那么节约，肯定舍不得打车，用满口土话问路，成都人能听懂吗？父亲的病能治好吗？

我不禁怀念起小房里的日子，一家三口围在火炉旁，母亲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看来，母亲是对的，当初若是不买房，父亲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生病了。

一个月后，我放学时回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二楼窗户打开了，有烟冒出来，那是烧炭圆做饭的信号。家里有人了，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妈”，我妈答应了，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冲上二楼，冲向那个新房子，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

五

1995年，全市迎来国企下岗潮。印刷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工人的收入随之降低。父亲的心脏病稳住了，但需要长期吃药，也不能干重活，于是厂里劝他办理病退，这意味着以后他只能拿到极少的生活费。

父亲晚上睡不着，他喃喃自语，说儿子刚考上重点中学，自己就不上班了，这怎么行？第二天他就带着承诺书去找厂领导，那上面写着他是自己坚持带病上班的，如果出了问题，不关单位的事。父亲说他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厂领导研究后，把他调到了较轻松的岗位，在厂门口当门卫。

现在想来，厂领导能善待我家，是因为父母的口碑和好人缘。

父亲干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每年都被评先进。母亲性格开朗，与邻为善，能织各种流行花样的漂亮毛衣。厂里的阿姨们常买一口袋毛线交给她，一两周后，母亲就将这些毛线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毛衣，阿姨们要给工钱，母亲总推辞不要。

父亲成了门卫后，家里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平常要靠药物维持，病犯了就去住院，一年有一两次。病情刚有好转，他就跳下床，在病房外的过道上慢跑几步，原地跳跳，笑着对母亲说：“你看，我好了，快回家去！”

父亲说医院住起来不舒服，还是睡家里踏实。我们知道，他是担心多花钱。回家休息没几天，父亲又吵着要去上班，他跟母亲开玩笑：“我要早点去挣钱，给儿子存钱将来读大学。”

那几年，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家里不但要还房债，父亲还要吃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个子女教育的定期储蓄，在我考上大学时才能取。

他们坚信，几年后我一定会考上一所好大学。即使后来我没考上重点高中，几乎放弃未来时，父母还是对此深信不疑。

搬进新房7年后，我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家。父亲在厂里碰到熟人，跟别人聊天都会说：“我儿子读的本科专业好，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次数多了，弄得别人都厌烦了。我说父亲虚荣，搞得好像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我就对不起整个印刷厂似的。

此后，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寒暑假都要先在学校里多玩几天电脑游戏再回家。家里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了，炒菜时放的肉丝也足够多，但母亲依然喜欢用油水拌饭吃，说这么多油不能浪费。

读了大学的我像是懂了很多知识，觉得母亲思想落后。一次吃饭，母亲端起盘子，欲将盘里剩下的油水倒进碗里。我猛地放下碗筷，朝她吼道：“我说过多少次了！菜盘里的油不能泡饭，这样容易得高血脂。”

母亲端盘子的手僵在空中，随后缓缓放下盘子，眼里有些歉意，低声说“以后不了，不了”，眼里有些湿润。

每到冬天，父亲犯心脏病的次数就会增多，去了医院，还是急着要回去。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每次病好了都会说，等儿子把大学读完，将来找个好工作，挣了钱给他一些打麻将。”

我读大三的那年冬天，父亲从医院回到家，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他再没有机会开玩笑了。大学毕业后，我问母亲，父亲常说我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在他眼中什么是好工作？母亲说：“你爸一辈子最崇拜的是他当公务员的表哥。”

后来，我考了公务员。工作后，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再后来，母亲和继父也离开了印刷厂的那个房子，搬到了我工作的县城。

老房子被租了出去，每年的几千元租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时我想存钱在工作的县城买房，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似乎在履行他未尽的遗愿。

2019年，我回了一次老家的印刷厂。厂外的农田已变成了一个个最新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破旧的厂子就像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岛，与四周的环境格格不入。

儿时的伙伴说，有好几个开发商看中了印刷厂的这块地，但厂区和家属区连片，改造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职工诉求复杂，几次拆迁补偿谈判都没谈拢。

我走到我家楼下，望着二楼那被租户封了窗户的阳台，默默不语。之后，我又去了父亲刚搬进印刷厂时住的那套单间——房子的外墙更烂了，走廊的厕所依旧是外人可以随便上。

朋友说，这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个儿子，他们刚从乡镇搬来。朋友突然想过去上个厕所，我拦住他，认真地说：“那是别人家的厕所，不要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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