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面回答“新冠病毒有多大危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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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长文又来了。因为总想一次性把事情讲清楚。

这几天，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比如发美国数据给我，称“一旦放开死的不是100万，而是四五百万的”，也有认为“如果参照新加坡的数据，死亡数据会很低。”还有身在国外的朋友通过自身经历表示“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信息反映了大家对于新冠病毒的危害性认识有很大不同。

这让我想起每个人都学过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河流是深是浅，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不好意思，想岔了，虽然后面已经有老虎在追，很多可爱的小马仍然不愿过河。

**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一旦放开就覆水难收。而通过研究其它国家的数据可以做初步估算，只有这种估算非常复杂，多有争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01

大量的新冠数据对普通人是负担而不是答案

在我的文章后面，有一些人问我：你谈新冠的文章，为什么数据这么少？

数据当然是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是决策必不可少的。如实说，在新冠这样一个涉及多维度的问题上，它并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你必须把其它问题想清楚再来计较数据。

实际上在各国的官方网站上，有大量统计数据，而且有专门的机构和学者对这些数据做梳理，任何人都可以引用这些数据。只要你有心，获取初步的数据不难。

 对于新冠疫情的危害或影响，统计数据很可能无助于普通人厘清这个问题。通常来说，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进行非常细致的解读——特别是对各种数据的交叉分析，数据对于普通人都是“天坑”。真正的数据展示只适用于有共识的某个圈层。

  我们普通人要看数据，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些数据得到一个关于新冠的粗暴而简单的答案——“你告诉我新冠病毒到底厉不厉害？到底伤害大不大？放开到底行不到？”，很可惜，没有任何一个数据可以提供直接结论。

无论是感染率、致死率、死亡人数、超额死亡人数、人均寿命损失，单个的数据指标都具有局限性，更不用说数据在统计之时就会有偏差（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有偏差的数据）。如我此前说过的，死亡人数会受判定标准影响，超额死亡数会受年龄结构和各种社会因素干扰。

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对众多数据的交叉分析，得出一个“我感觉八九不离十的结论”（即不是结论，而是结论的大致范围），如果没兴趣深入研究，至少也会对数据持一定保留立场，不会动辄拿一个数据当结论去怼别人。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和心理储备。举个例子，有很多人宣扬“放开会死四五百万”的说法，实际上是将美国三年的死亡数据直接平移换算到中国，完全不顾及变异毒株、疫苗接种情况都不同，更不用说中美国的防疫策略和公众应对方式也不同。即使是看美国今年的超额死亡率，它预示了何种走势也有争议，不同因素造成了多大干扰也难以量化。

也有人采用新加坡最近的数据，认为致死率极低。从数据上看在新加坡致死率极低没问题，但我们不清楚到底是新加坡极佳的疫苗接种率导致的还是真的毒株变异后毒性大降，可能前者的影响更大。

而我个人更愿意参照台湾的数据，是因为其“区情”和大陆最为接近，但是它本身的超额死亡数据也需要校正。在此之外，大陆的年龄结构（更年轻）、医疗资源（更差）、疫苗接种情况（可以再努力）跟台湾地区不同，这些因素也会极大影响最终的数据。

“新冠后遗症”确实不是无中生有的，但相关统计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少。对“新冠后遗症”概念的定义（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终生不愈”）本身就会影响数据，统计方法的问题（往往缺乏高质量的对照分析）更会导致数据失真。

具体到某项关于新冠的具体研究，也有解读的问题。举个例子，今年7月确实有一篇发在《Human Reproduction》上的研究（刊物可信），从招募对象中观测到感染新冠后精子数量的减少，该研究结果也被某些媒体解读为“新冠影响生殖能力的可信证据”。

但要注意的是，一则该研究的对象感染的是原始毒株或者德尔塔毒株的，不是症状普遍更轻的奥密克戎毒株；其次论文没有对参与者的感染严重程度进行分层，其得出的平均数很可能是被多位严重感染拉高的；最重要的是，精子数量不是不可以恢复的，观测中第二个周期的减少值很快从第一期的48.83%大幅下降到12%，第三个周期没做，按理还会向“无统计学差异”的方向进一步降低。

 该论文中，研究人员其实声明了“样本有限、时间有限，要谨慎对待结论”，但架不住外人夸大解读。

还有人引用美国一些对于新冠后遗症影响动力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但要注意，这类“社会面调查”很多是由新冠后遗症的社会公益组织做的，这类组织对于患者当然是一种支持，但它们也有动机去夸大新冠后遗症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因为这样才好获得更多捐助。对于他们的数据可以参考，但不能尽信。

当你知道了这些，还会认为展示几个数据能得出确信的结论吗？

02

对于新冠的报道本身也会“骗人”

以上都只是数据在统计层面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大数据天然地会对普通人的产生误导，这源于我们大脑的进化远没有适应信息社会的传播方式。

在农业文明时代及以前，普通人生活范围也就方圆十几公里，你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人一般在200人以内，就是开店的也不会超过1000人。你对概率的感知，实际上就是那“方圆十多公里内几百人中可能发生的事”。

这个时候的风险感知来源于“耳闻目睹”，看书的人很少。比如经常听到、看到上山被蛇咬了，觉得这事“概率还挺高”，但老虎吃人就少见了，这就是低概率。概率高的坏事要小心预防，概率低的就不会太担心。

但是，现代社会有了报纸，后来有了电话，还有了互联网，上千公里外“老虎咬人”的新闻也能传过来（假设有这样的事），但那其实是方圆万里、几千万人中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你天天看新闻，而新闻本身就有猎奇属性，很多是挑出来的小概率事件，但是你的大脑只在信息的频率和烈度上接受刺激，识别不了它在空间意义的欺骗性。

最简单的例子是，现代社会飞机失事是极低概率的事（包括类似公交上纵火事件），但此类事件的报道常常会引起群体性的恐慌。

当下对新冠的报道也是同理。在上半年，有众多媒体引述国外的报道称“新冠令男性丁丁变小”，此类报道本身就全凭患者自述，真实性存疑（根本没有佐证），即使有可能，也是极低概率的事。国内媒体大肆引用此类报道，本身就是下三路的操作。但有些人却摆出一副“难道只允许国外媒体瞎报不允许我们跟风吃屎”的嘴脸，实在无法理解。

再回到数据问题。人类长期以来并不直接处理数据量特别大的东西（人的进化中极少碰到这类统计数据，而且自有变通方式），比如有人问你“能否举起100万粒大米吗？”这肯定是让人犯难的，但如果问你“能否担起一担谷子“或者“抱起一位女士（差不多就是100万粒大米的重量）”，你就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

现在互联网上有人动辄用“几十万死亡”或者“几百万后遗症”去质问别人（且不说数据的偏差问题），它首先就是造成困扰——更多是产生恐惧心理，它的意义不像是要探讨科学问题，更像是一种操控技巧，以达到发问人特定的恐吓目的。

终究来说，这样的数据并不是对风险的完整描述，因为完整的描述是“假设14亿人中可能会有100万人死亡”，但这两个庞大数值的比值同样超过一般人的直观判断。换算成简单的比值会好些，但它也只能在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们中，参照过去的中国年死亡人数、人口结构，各种干扰因素才能探讨，而不是让公众来直接回答。

03

应该更重视个体风险感受，不要唯数据论

数据对于研究传染病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大面积、长时的严格封控，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数据范畴。

我认为，对于新冠的危害，首先要重视个体的风险描述和感受，也就是说先要有对不同人群的风险、症状和预期管理等有所区分的描述。

比如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刘景院主任所说，“Omicron不感染最好，如果感染了，绝大部分人症状也很轻微，重一点的人会高热3－4天，嗓子痛比较明显，绝大部分人症状也很轻，但是，有高龄、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肾衰、服用免疫抑制剂等基础疾病的可能发生比较明显的肺炎，也可能诱发基础疾病加重。即便是有基础疾病的这部分人，如果在出现症状的前3-5天内口服抗病毒药物，也能使重症减少约 90%，病死减少约90％。这也是防治急性病毒性疾病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好成绩！”

这样的描述看起来粗线条，但它通俗易懂，而且不失真，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关于自身风险的判断。

当然，不同群体面临不同的风险，不同的人风险偏好不同，如何调和这种差异始终是社会管理中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冠防控问题上，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有人将原本可以冷静权衡的问题完全道德化，通过“XX至上”的口号让你放弃思考，或者用“不要老人吗”的质问让你不敢表达。

其中的伎俩是将个人风险感受从群体中割裂开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实际上很少有完全独立、完全忽视群体利益的风险考虑。比如一个中国人考虑要不要放弃清零，肯定是同时考虑放开后他的父母和孩子的风险的，是要考虑放开后的社会环境问题的。同样，一个老人面对这个问题，也必然会考虑在封控情况下，自己的这个家庭（包括子女和儿孙辈）总体的处境，继续封控的得失。

现在很多动辄“老人如何”的，他们真的能代表所有老人的意见吗？

完全自私的“孤儿”不是没有，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多数，因为它并不符合人性。社会中个体的风险感受，很大程度上是相当于“家庭风险感受”的，而中国就是由无数家庭构成的。

个体风险感受确实可能失真、不理性（这样的例子还不少），但它往往是由单方面的信息灌输、信息不流通造成的，比如有意传播非常偏颇的危害数据或报道（反之为过于乐观的数据）。个人的风险表达可能失真，但无数人的表达集纳在一起，再加上知识精英对经济、文化、公共卫生管理等各方面进行风险评估的整合和再解读，并释放给社会，在信息流通的环境下，是不难达成共识的。社会要的不是阻碍表达，而是纠偏。

但与此相反，用口号堵塞人们的思考，堵塞个体表达的渠道，寄望于少数最牛的精英在象牙塔里捣鼓大数据，优先考虑“群体利益”，就能实现“科学管理”“科学防控”，是不现实的。它一开始设计的管理模式可能有用，但由于僵化（缺乏纠错），很快就会跟不上现实发展。最后就只能被突然打开闸门的无数个体声音冲得七零八落，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新冠病毒对人的危害到底如何？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人”。如果是泛泛的“人民”，那么它不存在答案，或者答案只会由少数人说了算。如果说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么危害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始终处于“风险收益”的整体考量中，我们使用各种工具观测它——计算一下全国封控时间、中高风险地区，统计下失业率，生育率，还有各种指数，还有很多无法量化的东西，总之，你可以看到坚持清零的代价，然后在清零的代价和收益中做比较。

如果说的是每个人，那么就要让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境况说出来，自己的风险考虑说出来。比如，我个人会认为：1、接受放开后的风险，因为事实上没有其它选项；2、我认为放开后的群体收益也远大于风险；3、我认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减少放开后的损失，而且有这样的措施，我个人愿意配合这样的措施。

但是，我不会代替别人去表达，我希望这个社会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这些声音汇合起来，一定比我这篇文章好上一万倍。

一点建议

由于放开已是大势所趋，在未来，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新冠病毒感染。虽然绝大部分普通人都会安然度过，但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出现症状。那么，提前知晓新冠可能会有的症状，对症状特点及康复流程具备适当的预期，这是避免感染后焦虑及盲目跑医院的重要心理准备，跟准备什么退烧药一样重要。

可以想下，10月份郑州富士康的年轻人如果提前清楚了这些，根本就不会出现哭天喊地的情景。

到了这个阶段，众多不同“阳人”的多角度、立体化的经验汇报将比统计数据更好用，媒体多传播下此类“亲身经历”，轻一点的重一点的都可以讲，只要信息真实充分就行，会减轻大家的焦虑感，让大家逐步脱敏。（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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