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激增是由于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造成的么？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知乎用户 吴名士 发表

捎带黑一下民国。
其实整个 20 世纪尤其前 80 年，中国生育率没有大的变化和波动。
解放后人口激增是死亡率大幅下降。原因有战乱的减少、医疗卫生的普及。国民党接手 30 多年，人口几乎不增长。当时人均寿命 30 多岁。共产党接手 30 年后已经接近翻番了。这中间还有天灾人祸的 60 年。因为幸存者更多，时间更近所以才有更多悲惨记忆。回到战乱多灾的民国很多人家都绝户了，有啥记忆。

黑文人最坏的几点不仅是不讲数据、还有断章取义、剪裁罗织、无中生有。以前读书少也觉得毛的人口政策祸国误民。后来史料数据看多了发现人家还有很多生育控制的言论和措施。我们看到的被有意编排了。毛那一两句话就能改变人口结构？太高看主席了。对生育率的影响有多少？即使有物质鼓励生育率也还有上限。当时一个妇女生六七个是很正常的，再多生能增加多少？又不是老母猪一窝好几个。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儿童夭亡率大幅下降、还有溺婴等行为的减少才是人口增长的逻辑。毛这样殷实之家还有两个早夭的哥哥，何况普通人。
大部分情况下，人的主观意志对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70 年代末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现在人口又翻一番了。无它，育龄人口基数在那里摆着呢。现在人口增长趋势反转了，个人意志能扭过来？别逗了。

知乎用户 陈风暴烈酒 发表

毛时代人口爆炸的根本原因在于卫生条件改善和粮食供给恰好能保证新生人口不饿死。

从宏观角度讲，这是农业社会还没来得及转型就享受了很多工业社会的福利，所以人口会爆炸，这跟西方在工业化初期的经历也是类似的。

当然，战后婴儿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鼓励政策绝对是最末尾的因素，从理论上讲根本原因还是人口增长模式从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模式向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过渡。正如开头第一句话所说，死得少、新生儿又养得活，人口爆炸在农业社会末期和工业社会初期是很正常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当人口增长模式从 “高低高” 转向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时候，人口增长快速下降并进入负增长也是会自然出现的。因此我国人口得到控制不是计生的功劳，而是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结果。

知乎用户 xjsteel 发表

毛泽东与 “错批马寅初” 有多大关系？

　　提到 “错批马寅初”，人们不免要往毛泽东身上联系，这很正常，因为毛泽东是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在 1958 年说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话。但是由于缺少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运动的证据，人们虽然心存怀疑，但一般只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上的动摇给了康生、陈伯达可乘之机，是他们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运动。但也有少数人比较例外，有人公开撰文，将马寅初为计划生育而奋斗的过程描述为与毛泽东相冲突的过程，并指称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这种说法不仅在互联网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被一些学者转引。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不是毛泽东授意的，也不是康生、陈伯达发动的，而是北京大学师生以及《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为。还有人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过马寅初。下面我们看看有关论述是否有道理。

　　指称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典型是这样三篇内容基本雷同的文章：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中国档案报》1998 年 10 月 15 日; 史实：《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百姓》2003 年第 10 期; 贺吉元：《新中国一场人口问题的廷争》，《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 年第 7 期。现将其关键证据罗列如下 (以第一篇文章为基础，内容变动将在段尾加括号说明，非关键性文字变动忽略不计)：

　　(1)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为人口调查四处奔走。1954 年刘少奇召集节育问题座谈会，“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 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 毛泽东表态的结果是 1955 年 7 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提案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围攻，“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第二篇没有提到马寅初参加节育工作座谈会)

　　(2)1957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马寅初大声疾呼计划生育，“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第二篇、第三篇均未采用“轻蔑一笑”，第二篇为“毛泽东则笑一笑说”; 第三篇为“毛泽东说”)

　　(3)1958 年下半年，“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 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4) 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之后，“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 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第一段中所提到的马寅初参加 1954 年 12 月节育工作座谈会、并为计划生育大声疾呼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是国务院第二 (文教) 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 [31]，马寅初不在此列，没见过他本人提及此事(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上的事情，在《新人口论》中明确提到了)，几本马寅初传记也没有提及过此事。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就是再增加十亿又何妨”，应该说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过是移花接木的结果，类似的话是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 年续二，1967 年北京版，第 60 页) 至于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一事，随便找本马寅初传记来翻翻，就知道真实的情况是：马寅初在浙江组讨论会上提交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稿，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就收回了，根本没有作为提案提交给大会，此事与康生、陈伯达毫无关系。第二段中马寅初主动呼吁计划生育的说法是歪曲的，真实情况是马寅初响应了毛泽东。毛泽东 “轻蔑一笑” 的说法就更不值得讨论了，作者自己都不坚持了。第三段、第四段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关键证据，但笔者查遍正式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北京版、1968 年武汉版)，都没有找到它们的痕迹。作者好像是有意逃避查证似的，既不交代事件的具体时间，也不交代见证人 (“秘书”，哪位秘书?)，而且通篇文章没有一个注释，因此极有可能是杜撰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却可以以“史实” 的署名，在带有 “档案”、“史料” 字样的报刊上发表，并被一些学者所引用，不能不令人称奇。

　　强调批判马寅初是自发行为的主要是因在山西翼城试点 “二胎” 而闻名的梁中堂。他发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5 期上的长文《马寅初事件始末》，旨在还原马寅初被过分渲染的孤胆英雄形象，其要点主要是(由于该文长达 4 万字，且立论新颖，材料丰富，这里的介绍和引述不可避免地较长)：

　　(1) 马寅初从建国初期地位就很高，这 “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马寅初建国前后曾担任政协筹备会成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第一届全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等要职，经常参加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在 1955 年的工资定级中，马寅初被定为行政三级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为行政二级)。在 50 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马寅初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马寅初是在获悉党的领导人赞成节育后才提倡计划生育的。从 1953 年 8 月起，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1954 年 2 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此事可以内部提，不做决议。同年 12 月，刘少奇在节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 “党是赞成节育的”。在这种情况下，邵力子、马寅初才先后在正式场合提出节育主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

　　(3)1957 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 (扩大) 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新人口论》是毛泽东 “讲话” 以后的产物。2 月 27 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要设立专门机构，解决经费问题、技术问题，要做宣传。3 月 1 日下午，马寅初在发言时的开场白是：“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4) 在 1958 年的反保守、反浪费 (简称 “双反”) 运动中，马寅初因为 “不谙事故，不服水土”，遭到了北大师生自发的批判，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5 月 4 日，陈伯达在北大 60 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当天新华社有报道，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北京大学校刊》1958 年 5 月 7 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3 期也陆续发表，三个版本的讲话都不见马寅初的名字 (但是，后两份点了冯友兰、贺麟的名字)。“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7 月 1 日到北大作报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陈伯达，报告发表在《红旗》半月刊第 4 期上，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康生于 7 月 16 日到北京大学参观过一些系的系办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

　　(5)1958 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过程有人事因素掺杂其中，而且马寅初本人并非被动受害者。当时的《光明日报》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而是 “各民主党派主办而由我党领导的国营的报纸”。1957 年 11 月 11 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举行会议，正式撤销“向党猖狂进攻” 的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了解马寅初参加《光明日报》这次改组会议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不仅仅是一般社会上理解的《光明日报》和一位被批判的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寅初那里还有具体负责这张报纸的杨明轩、陈此生——与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属于他所活动的同一个圈子里的两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 “以报道和讨论文教工作为重点”，而“跟踪报道北京大学的运动动态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4 月 19 日、25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讲师韩佳辰等人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马寅初很快写出了回应和反驳韩佳辰的文章。可能因为半年前曾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改组会议，也可能因为《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马寅初把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也送《光明日报》要求发表，”5 月 9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 理论》一文，在文中，马寅初除了针对批判进行解释和辩驳以外，也对批判和辩论表示了欢迎。《光明日报》所加的 “编者按” 也表示 “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于是，批判文章接踵而至。其间，6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 (虽然将他与右派分子做了区分)，对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 月 29 日，《光明日报》在署名为“本报编辑部” 的文章中发出了休战信号。

　　(6)1959 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因为马寅初不肯休战引发的。“1959 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在这一年，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多次参加高规格的外事活动，参加了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参加了国庆 10 周年招待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1959 年，社会上对马寅初的批判活动已经基本停下来。但是，马寅初不愿休战。他在《新建设》1959 年 11 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 5 期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 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 (你们) 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马寅初撇开《光明日报》找《新建设》，不料《新建设》与《光明日报》站在了一起，马寅初的挑战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12 月，马寅初又向《新建设》递交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又联手北大党委，将战火烧到了北京大学。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以及许多省市党委机关刊物基本上没有参与批判。《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60 年代曾顶住康生、陈伯达的压力，不发表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文章。

　　(7) 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为被剥夺发言权，而是因为被揭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心理压力过大，因病退出。1960 年 1 月 11 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了马寅初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主要有：持有股票 88000 元 (这个股本足以在后海买下 13 所四合院)，收取定息; 出租房屋，每月收取 160 元房租 (相当于 4 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栋注); 对政府在土改期间没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满; 1957 年上半年，说中国将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第二次革命; 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 说 “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在 1957 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不敢回应这些问题，只是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二天，马寅初血压升至 190，住院治疗。3 月 28 日，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职务一直没有非正常变动。

　　(8)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起源于 1979 年为马寅初平反之时，当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是 80 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马寅初传记，传记作者标示依据 “北京大学历史档案” 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没有具体名目和卷宗编号。作者委托人两度向北大档案馆请求核实，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9) 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北大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动。“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

　　我们认为：(1)本文对马寅初被批判一事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所引用的资料都有权威出处 (注释达 172 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 本文使被过分渲染的马寅初的孤胆英雄形象、殉道者形象褪色不少，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很有帮助的; 但它在还原 “错批马寅初” 事件时在个人恩怨上着墨甚多，并且比较突出马寅初的过失，而对双方为真理而斗争的一面交代甚少 (真理不完全在马寅初一边)，似有剑走偏锋之嫌。当然，考虑到本文是在阐述一个过去被忽视的视角，矫枉过正也许是在所难免的。(3) 本文对 “错批马寅初” 事件的自发性的论述虽然不能充分让人信服，但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即使康生、陈伯达煽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他们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本文从多方面证明康生、陈伯达与 “错批马寅初” 无关，但比较确定的其实只是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批判。陈伯达在 1958 年 5 月 4 日的讲话中敲打一下马寅初，然后主动示意不要刊载，康生 1958 年 7 月 16 日到北大参观时还有其它活动，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并不代表他不在其它场合批判或组织批判。从《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推断它当年批判马寅初不是受康生、陈伯达指示，也只是一种猜测。反过来讲，传说中的陈伯达点名批判不见诸文字，康生到北大低调行事，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对马寅初的批判，《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后来《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些都说明康生、陈伯达办事还是要讲究规则的。(4)康生、陈伯达的表现，可以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本文提供的这样的事实：其间马寅初的政治待遇不变，事后没有组织结论，特别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基本上按兵不动。

　　关于《人民日报》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不积极，在一些马寅初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马寅初的最后 33 年》一书写道：“1959 年 12 月 24 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大会，布置批判马寅初。他说：‘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32]《天地良知——马寅初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话。[33]

　　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马寅初的主要是国家计生委前副主任杨魁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纪晓华。杨魁孚指出：“毛泽东没有发动人们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没有发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当然，作为党的领袖，没有制止康生等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这是有责任的。”[34] 纪晓华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直接批评或授意陈伯达、康生批评马寅初的史料。”[35]

　　如果康生、陈伯达没有组织批判马寅初，或者仅仅是私自组织批判，这个领导责任就不好讲了。毕竟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情况都掌握。况且在毛泽东那里，邵力子才是计划生育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他在 1956 年 10 月 12 日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曾提到：“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36]1958 年 1 月，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将计划生育称为 “邵先生之道”。[37] 但没有听说过他提出 “马先生之道” 这样的说法。

　　不过，毛泽东对马寅初还是有过批评甚至批判的。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工作报告有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读、修改的 [38]，而且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不能不说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如刘少奇在 1954 年节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党是赞成节育的” 的表态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段话是：“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9]

　　如前所述，这里所包含的温和 “人手论” 观点 (“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 是正确的，只不过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这些都是不同观点的表达; 但 “这种思想的本质” 这句话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最大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也说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否定农业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反对马尔萨斯将这种可能性夸大为必然性、并用这种所谓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在 “大跃进” 的背景下，主要是在 1958 年，毛泽东对马寅初是所有批评或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

知乎用户 chenqin​ 发表

先看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判断。一，中国人口激增了吗？二，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了吗？以及以上两个问题的衍生：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和真实生育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一，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激增了吗？
**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天能增重 1 两，一个月能增重 3 斤；一个成年人一整年的体重可能都保持不变。我想不会有人拿一个一个月只增重 1 斤的偏瘦婴儿来和体重稳定的成人比较，然后说「这个婴儿出现了体重激增」。但这个问题显然就是在进行这样的比较。

要进行有效的比较，必须找到合适的基准。每个国家在人均 GDP 较低的时期，由于公共卫生系统逐渐完善，必定会经历从高生育高死亡到高生育低死亡的阶段。在此阶段，人口上升很快，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我们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都作为「毛泽东时期」，即 1950 到 1979 年，这 30 年间中国的人口上升了 72%。1979 年中国的购买力平价美元人均 GDP 为 473 美元，那么我们把那些 1979 年时 GDP 在 300 美元到 700 美元之间的国家全部拿出来，他们在 1950 到 1979 的 30 年间人口上升了多少？

中国在这 22 个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中，人口增长的排名倒数第三。如果只保留亚洲国家，那么人均 GDP 类似的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印尼和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则全部快于中国。事实上，如果完全不考虑人均 GDP 水平，那么在 1950-1979 年中，除了东帝汶、日本、柬埔寨和尼泊尔这四个国家外，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口增长全部快于中国。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人口，根本就没有出现所谓的激增。相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增速偏慢。

**二，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是怎样的？到底有没有鼓励生育？
**
建国后，中国的生育政策存在多个阶段，每个阶段，政府对生育数量持不同态度。

**1949-1953：鼓励生育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毛泽东，《历史唯心观的破产》，1949）

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口，仅仅是沿用了国民政府时期 4.75 亿的统计资料。抗美援朝战争也使人们更容易看到人口增长的正面影响而忽视负面影响。此时期中国处在一个鼓励生育的阶段，不仅鼓励，还严格限制了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如 1950 年 4 月 20 日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除了严重影响母体和胎儿生命安全的 6 种情况之外，禁止打胎。

**1954-1957：计划生育起步
**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 5.8 亿人口，比起之前的估算的 4.75 亿上升了整整 1 亿。这给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原来人口有那么多！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政府开始考虑到节育的现实问题，并出现了一系列探讨节育可能性的言论。
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为什么要赞成而不反对？…… 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 应当赞成节育，不应反对。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刘少奇，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第一次节育问题座谈会，1954）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1955）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民族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 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56 年中共八大）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 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 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我国人口增加很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毛泽东，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1957）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计划生育」的观点。在此期间，报纸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节育的宣传，医院和卫生所也出现了关于节育避孕的技术指导，避孕药具也得到了供应。计划生育在这个时期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1958-1961：生育政策的反复

大跃进开始后，一些中央领导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出现了转变，由之前的担心人太多，变成了忧虑人太少。3 年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负增长也使一部分人认为生育无需控制。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停顿，仅在部分地区继续开展。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毛泽东，1958）
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1958）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 1958 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 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
当人们彻底解除了一切束缚， 在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情况下，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 文化提高。（《红旗》，1958）

1962-1970：计划生育再度提出与再度停顿

1962 年起，中国的生育数量又开始迅速增加。政府再次感觉到了控制生育的必要性。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 年到 1965 年，周恩来也在一系列场合反复提出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首次提到了控制人口的目标。在此期间，城市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有较大推进，但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仍然是空白。

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 2%，每年也有 200 万人。将来城市人口还要加一点的，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 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 1%-1.5%，这就了不起了。当然可以做到，日本就做到了…… 避孕是个战略思想，要同备战、备荒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争取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 1%，争取在二三十年内 做到，要做长期工作。（周恩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虽然生育政策没有大的改变，但此时的地方生育机构大都名存实亡，计划生育工作陷于再度停滞。

1971-1978：计划生育逐渐恢复

70 年代开始，随着 50 年代生育高峰时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控制生育又成为了中央政府刻不容缓的现实需要。各地区的计划生育机构逐渐恢复成立。在此期间，周恩来作了大量工作，重申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1970 年，周恩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计划生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的多了。70 年代开始要注意计划生育。」
1974 年，毛泽东在《关于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再次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这也是毛泽东对中国人口作出的最后一次表态。

70 年代逐渐形成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其中「晚」指男 25 岁以后结婚，女 23 岁以后结婚，24 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 3 年以上；「少」指每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二个孩子。1975 年，卫生部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指出，要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按「晚、稀、少」的要求，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在 1975 年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许多地区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包括避孕药具免费提供甚至送上门、开展人口理论培训班、中学增设晚婚节育课程等等。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实施了「鼓励生育」政策的仅有建国初期数年与大跃进时期。并且，大跃进期间的所谓「鼓励生育」实际上伴随的是饥荒和生育人口的减少。在其他时期，政府对于人口增长的态度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大部分时候都赞成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并且有实际政策落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停顿，而没有进行鼓励。

**三，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变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
我在这个回答里提到过，影响真实生育行为的最重要变量是女性的教育水平。另外有研究也发现，影响第二大的变量是幼儿的死亡率。使用世界银行 1970 年至 2010 年的数据，我们对 241 个国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个基本结论：年轻女性（20 至 24 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生育率将下降 0.36；儿童死亡率每下降 10%，生育率将下降 1。在去除了每个国家的固定效应后，一个国家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动，决定了该国 80% 的生育率变动。

生育政策影响有多大呢？有研究发现，80 年代初开始的强制一胎化使中国在 30 年中减少了 7000 万左右的新生儿，远低于计生委自己的估计（计划生育 40 年 少生 4 亿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缺乏强制性，主要以宣传为主。把 1950-1978 年的生育政策和历年真实生育率放在一起，可得下图。

不难发现，在 70 年代以前，生育率的上升和下降，与政策的变动几乎没有关系。例如从 1950 到 1957 年，不管是鼓励生育还是宣传节育，生育率都稳定在 6 左右。在计划生育政策逆转为鼓励生育的大跃进期间，生育率反而大幅下降；在 1962 年计划生育重新开始后，生育率又在 1963 年攀上了高峰；在 1966 年文革开始后，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生育率的变动趋势也没有发生变化。

在 1970 年后，随着计划生育机构的逐渐恢复以及 1975 年的「晚、稀、少」开始，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生育率下降，从 1970 年的 5.93 下降到 1980 年的 2.29。这样的生育率降低，和「晚、稀、少」有多大关系？或者说，半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真的起到了有效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吗？

可以这么想，如果半强制的「晚、稀、少」真的起作用了，那么 80 年代开始的强制一胎化岂不是作用更大？但实际上，从 1980 年到 1990 年的整整 10 年时间，虽然一胎化政策在逐渐加强，可 1990 年的生育率却完全没有降低，仍然有 2.31。

看起来，使得 70 年代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并不是半强制的「晚、稀、少」政策。否则，80 年代的强制性政策出台十年，生育率不至于完全没有下降。真正引起生育率降低的，是别的因素。下表可以看得更清楚：

上表可以看到，在女性教育方面，由于建国后初等教育迅速普及，一个在 1970 年的 20 岁女性的平均教育年限是 4.36 年，而一个 1980 年的 20 岁女性的平均教育年限上升到了 7.22 年，比前者有着接近 3 年的教育年限上升。然而，一个 1990 年的 20 岁女性的教育年限仅有 7.28 年，10 年来只上升了 0.06 年，两代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教育改善。儿童死亡率方面，从 1970 年至 1980 年的 10 年中，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111‰下降至 61.3‰，下降幅度为 45%；而从 1980 年至 1990 年，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仅仅下降了 12%。这两项指标在 70 年代的快速改善以及在 80 年代的停滞不前，实际上真正主宰了中国的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比起以上两项指标，生育政策的影响就要小得多了。上面给出的研究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政策大约减少了 0.2 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与 70 年代达到 3.64 的生育率下降相比，0.2 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数字。

说个题外话，有一种说法叫做「错批一人，多生三亿」，意思是批判了马寅初的生育理论，导致人口多增加了三亿人。荒谬的说法。不是说马寅初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即便真的采用了马寅初的理论提倡二胎限制三胎，最后该生多少还是生多少。

结论

所谓「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是否带来人口激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如果非要问的话，也应该是「毛泽东时期的生育控制是否减缓了人口增长？」

而对后一个问题，答案仍然是「几乎没有」。

注：
1，数据来自 Worldbank、Penntable、1990 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政策资料大量参考了杨发祥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
2，1950-1980 年总和生育率来自 Coale（1984），1990 年总和生育率存在多个版本（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从 2.17 到 2.37 不等，此处使用 2.31。

知乎用户 小约翰 发表

强烈推荐莫言的小说《蛙》。

当我看完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明白的意识到，莫言这个诺贝尔奖，不是白得的。

《蛙》的主人公就是作者的姑姑，一个农村基层的产科女大夫，全文讲的是她长达几十年的漫长的计生历程——从五十年代直到改革开放。

过去我一直以为中国在毛时代实行的是苏联的 “英雄母亲” 式的政策，看了小说才知道那个年代原来也是有计划生育的，而且力度并不小，只不过相比于改革开放后的“只生一个好”，那个年代的计划生育是可以隔几年再生一个的，但是原则上最多只能生两个。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写了姑姑去给人家做结扎和引产的故事。

当然了，小说的情况肯定有所夸大，而且全国各地情况不一。但是总体情况，相比于民国动辄七八个十来个，人口出生率是不高于民国的。

让新中国人口爆炸式的增长的，不是多生，而是少死。

哪怕建国后死亡率最高的 1962 年，人口死亡率也是要低于民国的平均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因为出生率过低）。民国三十余年的时间，在人口生育率极高的情况下，人口总量几乎平稳，可以说是相当的黄金年代了。

一户民国的家庭，要面对的有地主，官吏，兵痞，土匪，打仗的话要去被拉壮丁，家乡变成战场的话肯定九死一生，南来北往的军队响马个个雁过拔毛，碰上个荒年瘟疫，“苛捐杂税” 这四个字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成语。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去剃。那个年头人说死就死了，很难找到比人命更贱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的人总是记得那三年而不是民国呢？

因为死绝户的人是不会说话的，倒在荒原上喂野狗的饿殍留不下一星半点的文字。能说话的，都是林徽因徐志摩之流。向往民国的人，总以为回去能当徐志摩张学良，实际上骆驼祥子才是你的归宿哦～

知乎用户 李超字子躍 发表

谢咬。

不是。
是民国人口死亡率太高，平均寿命 35 岁。

知乎用户 慕容鹉 发表

太祖要这么棒棒哒，就应该当作送子观音供起来。

一进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迎面就是一尊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MZD！

知乎用户 安风你压我头发了 发表

这个，

要看人口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坏事的话，那就是他干的

是好事的话，那就不是他干的

以前人口增加是坏事，叫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完全不管被批的那个家里生了七八个，而且部级领导待遇也一直被没取消，这要算批斗，算我一个），总之都是你不好 ····

现在人口减少各种问题出来的，就开始偷偷摸摸宣传：

人口这么少，还是你不好 ···· 你在 63 年就搞计划生育了！

估计老毛是懵逼的，那我究竟是搞计划生育了还是没搞计划生育呢？

难道这叫薛定谔的计划生育？

然后当初所谓被批斗的那个马寅初呢，原来是兄弟民族的，08 年以后偷偷改成汉族了 ····

PS：马寅初真是儒家子弟，七八个孩子大陆港澳台日本美帝一边放一个，学诸葛亮三兄弟一人保一家学的是滚瓜烂熟。

我当初看一本文革时期的书，主角在伤春悲秋，有一段是写臭水沟里飘着国产的和气球一样厚的避孕套 ··

2333333

知乎用户 尼尔呆 发表

太祖的黑点多了去了，但人口激增还真不是，鼓励生育从来就不是错误，强制性节育才是错误。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一个家庭能生多少孩子，完全取决于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即能养多少个孩子）。如果一个政府仅仅是靠口头鼓励（譬如 “光荣妈妈” 称号），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对生育率起到正面效果，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很多国家在战后都会迎来一波生育高峰，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二战结束以后的 46 年至 64 年，美国也迎来了一波婴儿潮，18 年间出生婴儿 7800 万，日本也有 47 至 49 年间的” 团块世代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无论美国还是日本，该国的婴儿潮都推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而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就更高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生育率在那个年代基本上都在 6.0 左右：

（世界人口最多 5 国近 50 年来生育率）

台湾也在 51~60 年生育率达到 6.34，如果你查一下现代的生育率，会发现和中国 60 年代经济状况相同的非洲等国生育率基本上也在 6.0 左右——也就是说，在战争过后，一个贫穷国家的发展初期，人口爆发性增长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但生育率基本上不会超过 6.0，无论你如何鼓励，无论是谁鼓励，也都在 6.0 左右。

很多人把赤贫归咎于人口过多，周恩来曾经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小了。”（对，温家宝那个是抄袭他的）。乍看之下这句话很有道理，随后第二年因为大跃进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第一次实现了负增长。几年间，生育率自然下降，57、58、59、60、61 年生育率分别为 6.41、5.68、4.3、4.02、3.29，直至大跃进结束，62 年达到 6.02。在我个人看来，人口并不会遏制经济的发展（我倒是希望看到有人拿出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因为人口增长而导致经济衰退的数据），相反，经济则会自然遏制人口的发展。

数据帝

@chenqin

曾经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此之前有过哪些价值和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 - chenqin 的回答中阐述过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在如此高压政策之下，人口的减少效果还不如育龄妇女的教育年限上升一年，而口头鼓励，又能为人口增长带来多大效果呢？人为的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一件效率极低的做法，即使是太祖，也做不到靠一人之力增加三亿人口，各位也是太高看他了。因此，建国初期人口激增属于自然现象，太祖在其中顶多起到了不阻碍的作用（连推动都懒得讲），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这种激增会自然的回调。而人口激增向来不是错误，倒是计划生育带来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这个负面结果。

知乎用户 图灵 Don 发表

前几天我在看维基时发现，欧洲特别是爱尔兰、法国、俄罗斯等高寒气候国家，在 18、19 世纪时经常发生饥荒，动辄饿死几万几十万人。

与欧洲一样饥荒频繁的，还有埃及、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

可以说，历史上饥荒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常事。而在二战后，欧洲饥荒不见了。中国在 60 年代后，饥荒也不见了。我们这代人已经不知道饥荒为何物。

同期世界人口高速增长，我们看下图：从 1950 年的 25 亿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70 亿人，60 年间，足足增长了 45 亿，而且增长的脚步仍未停止。

这 45 亿人放在 1900 年，大部分是要被饿死的。

这 45 亿人放在 1800 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中国人口也从 1949 年的 5.4 亿增长到 2010 年的 13.4 亿。下图是中欧历代人口曲线图，从图中看到，1950 年后曲线无比陡峭。

二战后一定发生了什么，打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然这个星球不会增加这么多人口。

这个原因，被折叠

@妄想家

的答案是有道理的。他的结论是说，因为工业化在世界的普及。

工业化的普及提高农业产量，这就像互联网的普及提高工业生产效率。而工业生产效率靠自身的进步，极限可能仅仅是流水线生产。

这里我们举安徽省当涂县的例子说明，“建国前，作物产量普遍较低，丰收年景水稻亩产在 3 石 5 斗左右（1 石合 60 公斤、1 斗为 6 公斤），小麦 1～2 石上下”。也就是说，建国前水稻亩产 400 斤左右，小麦亩产 200 斤左右。这还是丰收年景。

现在呢，水稻平均亩产 800 斤左右，小麦至少也在四五百斤。

不要小看了这个数字。在唐宋元明清，水稻平均亩产可能就一两百斤，小麦就几十上百斤，现在已经是当时的几倍上十倍。

为什么造成产量的大幅提升？农田水利之外，育种技术和化肥农药是关键性的。而育种技术和农药化肥在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中，并没有独立的发展出来，而是靠工业技术的反哺。

有学者把二战后的农业技术推广命名为 Green Revolution. Revolution，这真是人类百万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Revolution.

知乎用户 温酒 发表

反对一下说是 “鼓励生育的政策” 造成的。生育率上升和下降，并不是政策本身造成的。

现在大城市生育率下降，是因为计划生育吗？扯淡，谁在乎那点罚款？
现在农村生育率还是那样，是因为鼓励生育吗？更扯淡了……
所以，归根结底，不是生育政策导致的问题啊。

我奶奶生了 5 个孩子。为啥？当时是按人头分配资源的好吗？
你家有 5 个孩子，是大户，来，两张粮票。
啊，你家才 1 个孩子，是小户，来，一张粮票。
知道为啥那时候都拼命生吗？
每一个人头就是资源啊！多放一双筷子，多一张粮票，这笔账谁都会算。

现在呢？生一个孩子，奶粉要钱，尿布要钱，衣服裤子鞋子都贵的吓死人，学校更不提了，学区房也就看看的份，你再多生一个试试？能是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所以啊，生育政策都是放屁的。
关键还是钱和抢夺社会资源的问题。
所以，开放二胎以后，你以为生育率就会上去了吗？
图拿衣服啊，上头也就是试试水来的……
真要提高生育率：养一个孩子给套房。
你看看生育率是不是直接翻倍。
当然政策肯定没那么简单，这样的话，房地产就崩了。

知乎用户 张洪涛 发表

如果人口激增是坏事，那么就是！
如果人口激增是好事，那么就不是！

知乎用户 臧大为 发表

真相：
1950 年中国人口 5.6 亿人，世界人口 25 亿，中国人占比 22.4%。
1980 年中国人口 10 亿，世界人口 45 亿，中国人占比 22.2%，
可见所谓毛时代鼓励生育人生太多了是子虚乌有，不过是跟世界人口发展同步了而已，甚至还略低。
-——–
毛只是没有限制人们自由生育。

知乎用户 进击的熊爸 发表

我爷爷那代，1930+，兄弟五人，姐妹多少就不知道了，嫁出去基本就不来往了。另外多少夭折的不知道，反正村口有个小山岗叫狼食岗子，专门扔弃婴死婴的。
我父亲那代，1950+，兄弟三人，妹妹一人，有两个夭折。没办法，赶上灾害了。
我这一代，1980+，兄弟二人。我在帝都体制内，弟弟在老家开小饭店。不算差吧。
我儿子这代，2010+，就熊孩子一个，媳妇不愿生二胎。
生育是中国人放弃生活质量对抗贫困争取希望的策略，当我们富起来起来后，自然会有更多的选择。
你们老批判毛鼓励生育，是吗？其实他只是没有干预当时社会条件下自然生育率而已。

知乎用户 Xiuquan Yu 发表

饿死十亿，还剩十亿，这得多生多少，四舍五入我看就生个一千亿起吧，不鼓励生育能办到吗

知乎用户 周周 发表

不是，是世界大潮流，世界范围都在增长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都认为老毛应该提前控制生育，鼓励少生育，防患于未然！
然而，太祖并不是神啊，他不能未卜先知，甚至建国初期中国一直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中国需要巨量兵员，要知道当初苏联可是靠人多赢的。

知乎用户 苦瓜 发表

当时马寅初提出应该控制人口的增长，老毛不同意，认为人多力量大，于是很多人都批判马的理论。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毛的决定造成了人口的增长。但是！！！
就算老毛是再再厉害的人，凭借他的一句话就使中国增长几亿人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物质水平的提高，死亡率降低。

知乎用户 砂子 发表

我觉得大家关注的貌似不是一个问题
鼓励生育——生育率是否增长

人口激增——生育率和死亡率

我的回答主要考虑影响生育率增长的因素

1. 受教育年限
生育率是否增长这件事情数据帝用女性受教育年限作为依据
中国为女性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极大的降低了生育水平。从 1990 年到 2010 年的数据看，一个县、市、区的女性受教育年限平均上升 1 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 0.4，平均少生 0.4 个孩子。（根据前面的第一篇文献，1 年的教育水平就相当于整个计划生育的效应）妇女教育水平从小学教育提高到高中，每个妇女就少生 2.4 个子女，东亚地区的妇女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于是大家的生育水平都在 1 徘徊，难兄难弟。
作者：chenqin
链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此之前有过哪些价值和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 - chenqin 的回答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我也找到了类似的文献：Osili, U. O., & Long, B. T. (2008). Does female schooling reduce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niger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_,_87(1), 57-75.
尼日利亚，有可比性吧
作者提到了女性教育和生育率的几种可能联系：1. 增加机会成本 2. 提高婴儿存活率，所以可以少生点 3. 生育自主权
尼日利亚研究的结论是 女性每多读一年书，25 岁以前的孩子减少 0.26 个
尼日利亚的研究里，1999 年数据显示，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 5 年

1964 年 5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字总表》
1964 年的调查，文盲半文盲 56.8%，35.3% 小学，平均受教育年限 2.92 年。
1982 年受教育年限 5.33 年，文盲半文盲 34.5%（这大约达到了上述尼日利亚的水平）
1982 年之后稳步上升，也恰好是计划生育时期
黄晨熹. (2011). 1964～2005 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基于人口普查 / 抽查资料的分析. 人口学刊(4), 3-13.
这样看来，1964 年时期受教育年限是在很短，确实不清楚对生育率有没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1964 年，56.8% 的文盲会不会听从 “人多力量大” 的号召呢？

2. 人均寿命
这里有一个问题：除了教育，人均寿命会影响出生率吗？
我也找了一篇
Soares, R. R. (2005). Mortality reductio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fertility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_,_95(3), 580-601.
这篇文章没有选用中国，而是找了其他国家的数据，发现寿命增加会减少出生率，并且这是一种因果关系。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呢？（见附图，1975 年人均寿命已经达到 68）

附图：从人均寿命上看，增加了很多

倪江林. (1986). 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统计研究(2), 21-27.
3. 计划生育有没有效果
这要看打谁的脸了
文章利用人口动力系统的人口发展方程, 通过对不同方案 1972~2000 年间人口变动的模拟比较, 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 28 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 2.64 亿~ 3.20 亿之间, 总人口累计少增加 2.31 亿~ 2.99 亿。同时,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 57.88%, 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 61.21%。

王金营. (2006).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 中国人口科学(5), 23-32.

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以前的平均每个妇女大约生 6 个孩子急剧下降到 1981 年平均每个妇女生 2.6 个孩子（此处应该对比：生孩子达到 5 个的，是 “光荣妈妈”）

曾毅. (1987). 关于生育率下降如何影响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探讨.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 75-88.

4. 早期的生育政策如何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 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和政策。相
反, 倒是在实践上执行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这可以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
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关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0 年 4 月)
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2 年 12
月) 两个文件中得到证明 [3]。前一个文件规定 “禁止非法打胎”, 所谓非法, 从文件精神看, 就是除继续妊娠严重危及孕妇健康或出生婴儿健康并经过层层首长批准允许打胎外的打胎, 这实际上就是置因节制生育而人工流产于非法的地位, 后一个文件从其名称上就直接了当地表达了政府对待节制生育的态度。
然而,1958 年发端的大跃进运动, 给人们传递了两个虚伪的信息: 人海战术的工农
业大生产运动顿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甚至感到劳动力不足; 极左思潮的泛滥
把唯意志论推向顶峰, 过分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的作用, 我国人口多带来的困难被淹没
在浮夸的海洋里。国家领导人不是神, 自然会受到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干扰, 原来孕育起
来的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毛泽东 1957 年说人口 “少生一点
就好了”[14],1958 年则认为 “现在还是人少”[15],“人多议论多, 热气高, 干劲大”[16];

冯立天, 马瀛通, & 冷眸. (1999). 50 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 人口与经济(2), 3-12.

经历过新中国初期的人应该对 “光荣妈妈” 这个词并不陌生，其实这个词是个舶来品，是
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性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
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 “英雄母亲” 的称号。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
视苏联为老大哥，很多政策制度都是学习照搬苏联模式，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把苏联的方法
拿来即用，不过稍微发展了一下 ：生孩子达到 5 个的，是 “光荣妈妈”，10 个以上的才授予 “英
雄妈妈” 称号。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 1955 年和 1956 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我认为，那是马寅初和邵力子，1957 年形势很快就回到增长轨道上）
如果 1955 回落，那么数据帝增长率的图是有问题的
十年动乱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 年到 l970 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 2500 万到 2700 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 1 亿，净增 1 亿人口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
半，从 10 年变成了 5 年。

乐楚. (2016). 新中国生育政策: 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文史博览(2), 5-10.

5.1960、1961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数据帝的图里，1960 和 1961 的出生率突然下降
为什么？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百度百科

其规模之大，怎是计划生育能比的
以此说明 “是否实行计划影响不大”，确实影响不大，因为有更大的影响，况且 1970 前的限制生育根本没有执行力

6. 以美国婴儿潮为对比
美国婴儿潮时期也不过 2.6% 的增长率，你居然拿中国 6% 的增长率和人家比？
图片链接：Baby boomers

知乎用户 老猫吃鱼不吐刺儿 发表

图片评论

知乎用户 爻艮兑 发表

参考历史，历朝历代开国后的几十年和平中都会有人口恢复性增长。何况随着本朝并不算多么现代的医疗的普及，人均预期寿命和母婴出生死亡率大大下降。

知乎用户 赛博铁犁​ 发表

我一直很好奇，怎么这么多人把生育看的跟撒豆子一样，想撒就撒，不想撒就捏手里呢。
毛泽东又不会治不孕不育，也不懂怎么制造多仔丸。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人可以超出自己意愿的生育？要是喊喊口号就能多生，各大发达国家领导还不要做梦都笑醒？

知乎用户 张博翰 发表

之前听过一位华科特别有人气的老师的讲座，说中国的人口不是多了，而是没有把人口红利真正的发挥出来，没有一心一意搞建设，如果没有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可以跟的上人口增长率。人口激增应该是一种家庭规避风险的选择，生产力不足，资本不足自热就会增加劳动，生产函数吗

知乎用户 长枫 发表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避孕套，孩子可以像喂猪那样养。

现在对孩子是精细化管理。。当然人口减少了。。。

给孩子报补习班是我这一代才刚刚兴起的风潮。。。

给孩子喝外国奶粉，买外国玩具，四五个大人养一个小孩是我下一代兴起的风潮＠_＠

知乎用户 雨天炎天 发表

1950 年中国大陆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21.5%，
1960 年中国大陆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21.4%，
2010 年中国大陆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19.4%。

激增了？

按照党史第二卷记载，仅 1960 年中国大陆人口就下降了一千万以上。

激增了？

1953 年到 1977 年一共 24 年中国大陆人口从 6 亿增加到 9.4 亿，增长 56%。

亚洲 1950 年 13.98 亿，1975 年 24 亿。25 年增长 72%。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4%B8%96%E7%95%8C%E4%BA%BA%E5%8F%A3

1956 到 1980 年一共 24 年台湾人口从 931 万增加到 1796 万，增长 92%。https://zh.m.wikipedia.org/zh/%E8%87%BA%E7%81%A3%E4%BA%BA%E5%8F%A3

这才叫激增

毕竟毛左连搜索引擎都不会用，只要会舔腊就
行了。

知乎用户 [已重置] 发表

我所个题外话
果粉啊
不要拿自己的弱点去吹啊，人家 kmt 现在都已经能被蔡英文打趴下了，还王八翻身都不会
果粉啊，国民党刨你们家祖坟了啊，你们要这么黑他

kmt 为什么连民进党都打不过啊？混乱是一回事啊，但是和你们这种刨祖坟的思路也有关系啊
好歹人家民进党瞎鸡巴骂别人，吹自己。
而你们 kmt 竞选的时候都是怨天怨地怨空气还保证会花大力气尽管全搞砸但是我们花了大力气把你们的钱都花光了，但是好棒哦我们全花光了

能不能给点面子？你们这么黑自己，我们都要看不下去了。

你别这样，大家都知道我认识你… 别别，把内裤从头上摘下来，不不不，不是叫你把袜子放进嘴里…

至于那时候要多生
疯了吧，那会儿还死搞避孕套和间隔生育呢

知乎用户 huang liu 发表

以前的制度是鼓励生育的

生了国家养，教育基本免费，有了孩子才能在单位分房子

现在的制度是遏制生育鼓励离婚的，比如女权，比如男女平等，比如离婚分财产，主张富养孩子

知乎用户 莫阿马 发表

反对最高票答案 chenqin，看 70～90 年代出生的人的 “数据” 分析，不如自己亲口问问自己的爷爷奶奶辈，为何自己的父母辈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得到的答案应该都会比较一致。不是说不能相信数据，而是能实践出真理的时候，非要用数据出真理，这就有点为了数据而数据了。有时候数据仅仅只是数据，就像食物卡路里。

况且最高票答案把医学进步和妇女受教育程度导致新生儿存活率提高这类次要因素上升到主导，将政策归为次要，这是不成立的，就好比现在医疗和妇女受教育程度都是历史最高，但为何人口不升反降呢？？难道不是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导致的吗？

最高票答案将鼓励生育政策阶段的人口增长归咎于医疗进步和妇女受教育程度，而人口锐减又归功于计划生育，这时候却避而不谈都处于历史最高的医疗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这显然是矛盾的。

以当时的经济条件，3、4 个孩子都难吃饱，5、6 个 7、8 个甚至 10 来个的大巴都是，这真的跟政策关系不大吗？真的吗？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难道不是因为大集体时大人小孩分同等的粮食，粮食不够吃，为了能够分到更多的粮食，很多人拼了命的生小孩儿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皖北
生孩子送红糖，送米面粮油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人口大增是因为死亡率降低，

建国前和建国初，那时根本就没有节育的意识和条件，

加上建国后死亡率大大降低，所以人口增长很快，

出生率其实没多大变化，

但是，毛作为当时的领导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出生率，

甚至鼓励生孩子，明显是有过错的。

知乎用户 水下中型核飞哥 发表

毛时期中国人口暴增了吗？暴增了！

毛时期鼓励过生育吗？鼓励过！

毛时期人口暴增是由于他鼓励生育造成的吗？当然不是！

统计局公布的 1949-1970 年全国人口年出生率 / 死亡率（千分之）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增长率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净增长率

1949 36.00 20.00 16.00 1950 37.00 18.00 19.00

1951 37.80 17.80 20.00 1952 37.00 17.00 20.00

1953 37.00 14.00 23.00 1954 37.97 13.18 24.79

1955 32.60 12.28 20.32 1956 31.90 11.40 20.50

1957 34.03 10.80 23.23 1958 29.22 11.98 17.24

1959 24.78 14.59 10.19 1960 20.86 25.43 -4.57

1961 18.13 14.33 3.80 1962 37.22 10.08 27.14

1963 43.60 10.10 33.50 1964 39.35 11.56 27.79

1965 38.00 9.50 28.50 1966 35.21 8.87 26.34

1967 34.12 8.47 25.65 1968 35.75 8.25 27.50

1969 34.25 8.06 26.19 1970 33.59 7.64 25.95

之后就开始计划生育了（注意计划生育不等于一胎政策）

不知道你们定义的 “毛时期鼓励生育” 的时间是如何界定的，不过除了 1950-1954 是战后恢复性增长、1958-1961 是大灾之年生育率减少、1962-1965 是大灾后恢复性增长外，我是没看到毛时期生育率比民国高了。反倒是二十年来人口死亡率从千分之二十下降到千分之八以下。

数据来源 国家数据

知乎用户 濮先生 发表

看了几个高票，竟然没人提到抗生素吗？

1943 年抗生素的量产方法被发明出来，此后人类平均寿命上涨了 25 年，死亡率大大下降，配合着战后婴儿潮，全世界各国的人口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中国也算是顺应了全人类的发展趋势罢了。

对于那些不好好答题，借楼黑民国人均寿命低的蠢货，我有一句同理送给你，新中国人均寿命大幅提高，主要原因是抗生素的发明，中国也只是顺应了全人类的发展趋势罢了。民国黑点那么多，你倒是抓个有说服力的啊，别瞎扯政治啊。

知乎用户 太平洋 发表

其实拿什么数据说事顶个 jb 用，他的数据说是，他的数据说不是。吃个饭还要计算多少卡路里，然并卵。就像吃苹果削不削皮。简单一点，50-80 年代出生的都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如果平均 1-3 个则是正常，如果超过 4 个肯定是鼓励过的，至少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

知乎用户 The 司徒 发表

毛泽东： “我不是不赞成节育”（刘雪松）

谈起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许多人认为他没有计划生育意识, 甚至把今天人口过多的问题, 归咎于毛泽东, 认为是他主张 “人多力量大”，不实行计划生育，不控制人口的结果。实际上, 这种认识是偏颇的，有失公允。在今天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又面临调整时，正确认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 “人多力量大” 有特殊语境

1958 年１月 28 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 1958 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为这次讲话准备了一个提纲，其中，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这样说道：“我们国家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 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在这次讲话里，毛泽东表明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劳动力，同时也主张要节育，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有个具体的数量上的估计。1958 年 3 月 9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在陶鲁笳发言讲到 “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时，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口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这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唯一一次谈到人口问题的插话。他所表达的人口思想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表达没有大的区别。成都会议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在 4 月 15 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为了配合宣传，《红旗》杂志发表了《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文章，于是，“小社并大社，人多力量大”，朗朗上口的两句话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名言。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为他主张“人多好” 的重要依据，也成为他不主张控制人口的“证据”。

实际上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其语境，否则容易产生误解。1963 年 1 月，毛泽东还说过 “历来就是人少好办事”，这句话也不能说明他主张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他指的是管理层次多了不好办事。

毛泽东的 “人多好” 隐含着 “代际更换” 的考虑

毛泽东两度提出 “现在还是人多好”，也表明他不急于断然控制人口。这有更深层的思考，就是事关国家全体人口的身体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甚至事关国家发展战略。1958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有利于“代际更换”，让新生代人口占更大的比例，客观上对新中国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又提及了人的死亡问题，说到人口的更新，论述了事物新旧交替的发展规律。他说：“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并指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 在这里他强调了新生事物出现的革命性、必然性，强调新人出生的革命性、进步性，并强调了 “赞成节育 ”。这些论述可以判定为毛泽东主张人口的出生增长可以促进新老交替，即一定时期的人口增长有益于“代际更换”。

1840 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对中国鸦片贸易之门。从上至下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增多，鸦片的吸食者当中，既有统治阶级群体，也有广大下层劳动者。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可以说鸦片在当时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除此之外，中国人还饱受战争、病痛折磨，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上都是较低下的，而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也严重损害了国人的身体。“东亚病夫” 一词一度成为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蔑称。

新中国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治疗民众的病痛；更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民众体质；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人文化水平。另外一种必要的办法就是，增加一大批新生的人口，用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新人来逐步替代老人。这些新人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能够更好地接受新时代的文化教育，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的“现在还是人多好” 这个主张，正是出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战略的考虑。

批判 《新人口论》 的实质是批其资产阶级的悲观倾向，是学术论争，没有影响计划生育的开展
1957 年 4 月 27 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向师生发表了有关人口问题的演讲。他用大量的材料和生动的比喻，为师生们讲述了几年来他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以及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在这次公开演讲中，他说了一句日后他自己也感到不妥的话：“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 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他国。” 7 月 15 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58 年 2 月，马寅初的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由财政出版社出版。1958 年初，陈岱孙，樊弘、赵靖等教授组织人口理论研究会。樊弘发表了《评马寅初先生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董玉昇、朱正直等发表了《马老应正视错误》的批评文章。对此，马寅初也发表了《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等文章给予反驳。3 月 22 日，《北京大学校刊》刊载了题为《马校长的两张大字报》的文章。马寅初在第二张大字报上检讨了自己在人口问题报告会上说的 “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 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他国” 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写道：“这些话说出后，转念一想，知道大错特错了。”“好在这句话没有见诸文字，在起草《新人口论》时，亦把此句删去了。” 这是关于《新人口论》论争的开始。

5 月 4 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建校 60 周年报告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等应邀参加了大会。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致开幕词后，陈伯达接受邀请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为题作了演说。5 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 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这是中共中央高层对人口问题的表述，也只不过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

自此，全国范围内 200 多人开始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批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截至 1958 年 11 月，全国其他报刊公开发表 30 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加上《光明日报》的合计 67 篇。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 年第 5 期发表了《马寅初人口论的反动本质》一文，该文前言说：“本年十一月号《新建设》杂志发表了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驳斥，一致指出马寅初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是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现在把这些文章在本刊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根据他的要求，也在本期同时发表。” 毛泽东也是《新建设》的读者，每一期他都仔细阅读，以便从中了解学术理论界的头面人物和学术界广大人士的思想动向和学术理论观点。

1960 年 1 月号的《新建设》，按马寅初的要求又发表了他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该文中，马寅初对那些批判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他说：“人越多，意见越多，使我领教的机会更多，不难最后只要以一篇文章来答谢几百位先生的好意。” 并宣扬 “不过过去 200 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马寅初不仅有包容之心，也足够高傲和自信。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发表后，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演讲会，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直至 1960 年 1 月。1960 年 1 月 13 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孙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

据马寅初的秘书姜明回忆，马寅初对这场围攻、批判，既不气馁，也不轻易苟同，而是细心阅读那些批判他的文章。“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他就很高兴地对我说：‘这里补充得很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并要我摘录下来。对于一些不说理的谩骂文章，他看后对我说：‘这些文章不好…… 没有什么内容，不能以理服人。’” 从这个过程来看，当时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论争，是一种难得的学术争鸣。

考察现有文献，毛泽东在这期间没有针对《新人口论》作任何批示、谈话。从时间上来说，马寅初的中南海发言和《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在第十、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以后的产物。马寅初 1957 年 2 月到 1958 年 1 月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新人口论》中的人口理论，包括马寅初的数次重要讲话，无不带有认为 “中国现在人口多，所以什么事都不好办” 的悲观论调。试问，对这种论调不进行批判，我们怎么能够教育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努力进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呢？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实质，是批判《新人口论》中资产阶级的悲观倾向，是要鼓足干劲，破除迷信，不能让人们悲观地认为中国人口多，什么事都不能办了。

在大批特批《新人口论》的错误论点之后，中央政府始终坚持 “计划生育” 政策，从 1962 年中央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文件开始，就没有动摇过。笔者搜集了一些当年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新人口论》的文章，其中一篇叔仲写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最为全面。这些批判文章都是在宣传计划生育，主张中国需要计划生育，强调 “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

在 1957 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在反右派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这段时间内，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 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图书，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 “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在 1959 年后也没有发现任何鼓励生育的报道和文件，也没发现有个人、单位因 “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被批判或做检查。

196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予以确认。这个文件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20 世纪 60 年代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生育政策上出现了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和 “晚、稀、少” 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自 1957 年开展批判《新人口论》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毛泽东主导了中国避孕节育技术的推广

1950 年 5 月 30 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乡村一般的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这样来估计一下，那么每年死亡的人口中，就有四百万人未得到合理的医药帮助，患者中有八千万人未得到合理的治疗。” 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事业是极为落后的。在缺医少药的时代，避孕节育技术的推广显然不可能提到重要位置。1950 年 4 月 20 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下发《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 年 12 月 31 日，卫生部制订《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 年 1 月 12 日，卫生部通知海关 “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1956 年 12 月 28 日的全国避孕工作汇报座谈会简报中称 “世界各国尚没有一种肯定有效的内服药”，国内的避孕药品更是奇缺。该简报中还提到了在农村地区多有 “吞吃蝌蚪、田螺” 避孕致死、致病的案例。节育手段缺乏的时期大谈控制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空谈。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要搞计划生育，中国不仅没有政策推行的环境，也没有什么物质条件，说了也白说毛泽东还主张推动节育要有地区分别。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求开展避孕节育工作。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 “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首次提到节育。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中，毛泽东是深知中国国情的。他在讲话时指出：“农民字都不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 “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 “控制不够” 就是指避孕节育的器具不够，技术服务不足，无法满足民众避孕节育的需要。事实上，一些决策者和学者呼吁要控制人口、开展节育，但没有考虑到避孕节育的工具和技术不足的现实问题，即使有控制人口的主张，也只能是空谈。此后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表明，毛泽东主张避孕节育的讲话和指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两次插话提到节育工作。他说，“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分类推广避孕节育工作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即使今天也无疑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可以促进避孕节育。他深知中国民众长期受剥削压迫，无法接受文化教育，绝大多数民众对避孕节育知识一无所知，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科学常识才能逐步推进。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总结讲话时指出：“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 1958 年 5 月 18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一部分副团长参加的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又指出：“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1958 年 8 月 17 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毛泽东要求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并送药上门。1965 年 7 月 19 日，毛泽东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提出：“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8 月 2 日，在卫生部领导钱信忠、张凯汇报卫生工作时，毛泽东插话：“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72 年 7 月 24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话时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哩。” 这三次谈话，时间跨度达七年，更表明毛泽东主张避孕节育工作，对避孕节育工作的关注是一贯的。

毛泽东强调要加大避孕节育药具的生产力度。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说 “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 1960 年 5 月毛泽东在调研时，了解到河南省人口超过 5000 万，对吴芝圃说：“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196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开展避孕节育后中国的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谈到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时，毛泽东又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毛泽东的计划生育实践成效巨大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避孕节育药具供应的数量大幅增长，卫生人员对避孕节育工作的认识提高，工作作风改变，避孕节育的机构和技术队伍、宣传队伍也逐步健全。避孕节育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一定的控制。至 1964 年底，全国 168 个大中小城市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城镇的总和生育率 1954 年至 1958 年年平均为 5.58，1964 年至 1966 年的 3 年已分别降至 4.40、3.75 和 3.10。1964 年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抓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1965 年全国已有 400 多个县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1973 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同年国务院提出了 “四五” 计划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中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 年 12 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 的宣传口号。1974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及河北省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和晚婚工作的两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把计划生育工作和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自 1963 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从 43.37‰连续下降到 1979 年的 17.82‰，16 年间下降近 26 个千分点，这是世界各国生育史上所没有过的奇迹。

综上所述，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及时地宣传了节育思想，并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号召和要求。因此，不能妄言毛泽东时代不重视计划生育，不懂得采取节育措施，不知道控制人口，只是受制于 “没有工具” 等客观条件。一旦避孕节育的技术发展成熟，中央政府就极大地推动避孕节育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毛泽东时代的避孕节育工作取得的成绩，对我们今天完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一是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走群众路线，取得人民的支持。避孕节育工作是计划生育事业的基础，取得成就，确实来之不易。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指导了避孕节育工作的开展。避孕节育工作是关系到国富民强，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本身就是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不可能搞得好的。

二是人口政策的实施要始终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毛泽东对于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强制流产，没有强制结扎，而是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分类实施，逐步推进。他提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要推广避孕节育，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尤其值得今人学习。

三是辩证的超凡智慧。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文化程度提高了，民众会自觉地开展避孕节育，也就能达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毛泽东关于避孕节育工作的实践蕴含了人口均衡发展的精髓，让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具有独到预见的辩证的超凡智慧。

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与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日益凸显，为统筹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共十八大适时提出要 “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这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修正和完善，也是今天人口发展的必然要求。

知乎用户 刘洋 发表

没有电视之前，中国人的生殖欲求都是很强烈的。自从有了电视之样夜晚娱乐项目，造人项目就不受重视了。

知乎用户 一下午 发表

虽说大家都说不是鼓励生育造成的 但是我爷爷 33 年入共产党，和第一任老婆生了 3，第二任 2，第三任（我奶奶）生了 8 个，57 年生了最后一个（我爸）。我小时候问长辈我为什么那么多姑姑伯伯，他们都说当时是响应号召

可能只是性欲旺盛的借口吧

知乎用户 拼音佳佳 发表

古代及过去新生儿死亡率很高, 为了维持人口规模, 老百姓习惯上是会多生的. 战后 (国际上讲就是二战后, 国内就是新中国成立, 是一个意思), 该生还是生, 但是一夜之间死亡率大幅度降低, 结果这些娃子全都活下来了, 然后就人口暴涨. 主要是疫苗带来的好处, 其他的诸如粮食增产这些, 归根结底是不打仗, 国泰民安了.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公共卫生 (疫苗, 政府重视, 赤脚医生等), 把一个娃子养活到 10 岁耗不了多少粮食, 之后只要有土地, 他自己就能生产粮食, 饿不死了.

之前是老百姓生的多, 死的也多, 动态平衡, 人口并不会激增, 生的多死的少, 平衡打破了. 这之前每家每户不死俩娃子才叫稀奇, 现在这俩娃子都活了, 就这样.

我是自己回答的, 不擅长引经据典. 想到一个就是, 拿小儿麻痹症的数据和同年人口增长的数据作比较, 儿麻的数据我看到过, 除了饥荒那几年有个大坑 (那是因为饿饭, 生不出孩子), 之后因为疫苗普及也有个大坑, 随后儿麻发病率逐年大跌, 现在都快绝种了. 对比大跌那年的人口增长率即可.

知乎用户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发表

我就说个亲身例子吧，我外婆的母亲生了 12 个，活了 5 个，我外婆生了 6 个，活了 6 个！所以这是生育政策造成的么？
哦，对了，除了我外婆，她活下来的兄弟姐妹都是解放后出生的！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死亡率降低了呗，另外那时候晚上连收音机都没有，娱乐活动匮乏，晚上能干啥呢……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公知们说，老毛基于核战争的预测，以全国死一半人为最差结局，于是大力提倡 “人多力量大”。后来发现生多了，又搞出个 “计划生育”。
在知乎各个 “计划生育” 的问题评论区，他的 “前面让人多生，后来又让人计划” 说的好有道理，我当时竟无言以对。不过也奇怪怎么没人在回答里面引用这史料。
今天看了大家的回答…… 原来我又 TMD 被钓鱼了 o(╯□╰)o
匿名保智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不是。
抗战结束时中国人口 4.5 亿左右，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6 亿，年均增长率 3.66%。
作为比较，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 6.9 亿，1953 年至 1964 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1.28%。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 10.3 亿，1964 年到 1982 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2.25%。

知乎用户 浮生未半 发表

毛泽东时代以强大的执行力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卫生水平，同时竭力促进粮食生产，使人民死亡率下降，存活率上升。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历史上那么多鼓励生育的，几个起作用了？人口真正得到增长仍然靠的是铁器农耕，占城稻，美洲农作物，和工业化。
真以为毛动动嘴皮姑娘们肚子里就有孩了？有些人啊，反毛不是问题，智商是问题。

知乎用户 北枳 发表

看数据看数据！没有一个人说数据的。

旧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 38‰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除了 1959～1961 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外，出生率多年保持在 30‰～40‰的高水平上，其中带有补偿性的 1963 年竟高达 43.4‰，直到 1970 年仍达 33.4‰

大约从 1971 年开始，计划生育逐步开展，加上婚龄推迟，出生率大幅下降，到 1979 年已降至 17.8‰。不到十年时间竟然下降了 16 个千分点，这在世界人口史上也是罕见的。

进入 80 年代，由于**前一次【生育高峰】**的惯性作用使育龄人口激增，加上新婚姻法的颁布使婚龄提前，导致出生率大幅度反弹，1987 年竟然高达 21‰，此后重新进去下降轨道。

从数据看，似乎是的

知乎用户 juki 发表

我个人认为
1，社会稳定，几乎每什么动乱，安心造人
2，农业基础建设开始
3，社会宽容 生育成本低

知乎用户 征途 发表

人口激增这口锅，主要还是得满清背。满清废除人头税，这是一个连最富的大宋朝都不敢触碰的重要政策，从而导致中国人口泛滥，满清中后期人口是明朝的 5 倍多，达到 4 亿左右，这样的人口结构和基数奠定了建国后人口迅速过十亿的基础。

知乎用户 述而不争 发表

是赤脚医生降低死亡率造成的，人们还没适应低死亡率社会，照常生孩子造成人口膨胀。

在毛以前只有 20% 的婴儿能活到成年

知乎用户 黑土 发表

先不说是否鼓励过！49 年建国，中国连续打了多少年仗？自己算算青壮年损失了多少？换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猛生，去查查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那个时期内，中国不算快的！因为太穷了！

知乎用户 冊廷晚 发表

中国人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那时候带小孩也比较简单，有口饭给孩子吃就行了，自己饿着肚皮都要生呀，我奶奶生了五个，我外婆生了五个，我二奶奶生了八个， 我四奶奶生了三个，由于丈夫死的早，不然可能会更多。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最主要的应该是避孕措施没跟上吧，天黑了能有啥娱乐活动呢

知乎用户 Xie Yipeng 发表

分两个部分：

一，中国人口激增了吗？

没有，因为全世界人口战后都在增长。尤其是东亚人口增长的趋势，跟中国人口相比那是相当的一致啊。

二，毛泽东时期鼓励生育了吗

没有，毛泽东把马寅初供起来，在北戴河游泳，还吃特供食品 z

知乎用户 黑蜘蛛 发表

中國人口在無戰亂的情況下會開始激生

比如典型的例子：

民國 17 年北伐后，軍閥混戰幾本結束，而當時中國人口是 474,780,000（4.7 億），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但相比于 1913 年的 432,000,000（4.3 億），這個數字的增長率僅僅只有 0.9%。

而在民國 26 年也就是抗戰爆發的前一年，中華民國的人口居然膨脹到 537,431,000（5.4 億，這個數字都讓人不可思議），儘管當時中國依舊處於戰亂時期，但人口卻無限膨脹（個人發現，當時中國人口有 80% 集中在東南地區，而這裡不但是中國最富裕的地方，更是國民政府的主要控制區域）；結果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僅僅只剩下 461,000,000（4.6 億），這不是說中國死了很多人，而是抗日戰爭導致中國死亡率大增。根據計算，抗戰期間較大的災荒有兩次：1938 年花園口決堤，死亡 89 萬餘人；1942-1943 年中原大饑荒，死亡約 200-300 餘萬人。也就是說，損失的 6000 多萬人口中，大部分是間接方式——即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所導致。抗戰結束後，人口生育率迅速上升，1946-1949 年間，雖有國共內戰，但人口平均年增長率又再次回升到瞭 8% 的水平。

以上來源自《中國人口史》。

後來中國大陸人口和台灣人口的【增長】，主要是源於兩點：①從 1930 年代到 1940 年年代，中國的平均壽命，處於一種不斷上升的趨勢. 1929- 1931 年年，農村平均壽命只有 33.30 歲; 1944 年，1940 - 年，雲南呈貢的平均壽命已上升至 40.04 歲具體。可見表二。這種上升，有賴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和推廣，也有賴南京國民政府在 30 年代實現全國形式上的統一之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作為。如 1931 年江淮大水災，導致 1932 年霍亂大流行，波及 20 省 3 個特別市，當年患病人數達 110666 人，死亡 31974 人; 但經衛生防疫部門的有效控制 - 自 1931 年 9 月至 1932 年年 9 月，共計有 215.7 萬餘人接受了政府組織的霍亂，傷寒，天花，腦膜炎的預防注射，34.4 萬病人接受了政府組織的治療 - - 1933 年全國僅 7 人罹患霍亂; 1934 年僅有 6 人 1933 年黃河特大水災，災民 360 餘萬人，20 餘萬病人接受了政府的治療。1934 年，南京，上海，北平，漢口四城市，共計有超過 100 萬人接受了包括天花，霍亂，流行性腦膜炎，白喉在內的傳染病預防接種。當然，因為種種原因，這種作為是有限的。直到 1980 年年，中國的嬰兒死亡率，才被降低至 34.7‰，約等於 1940 年年英國的水平。

所以毛澤東時代大陸人口劇增和蔣介石時期台灣人口的飛速增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醫療水平的進步和戰亂的終止。

注：不要親信什麼美國封鎖中國導致飢荒不斷，國際上有規定，封鎖歸封鎖，但不可封鎖糧食進口。如今天朝鮮被世界封鎖，但他的糧食進口可一點也沒有減少。

知乎用户 让我发 发表

有部分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
二个大个因素 1. 医疗水平上升 人均寿命大规模提高，政局相对稳定 没有大规模全面战争。

2. 即使毛不这么号召 农民为主体的国家 和强大的传统思维 国人们还是会生这么多.

附二个案例，1. 我奶奶一共怀孕 11 次，生了 9 个，解放前生的 5 个死了二个，解放后生了 4 个全活着。解放前还算富农

2. 认识个老年毛粉 城市工人，痴迷毛到了一定程度 90 年代 家里还挂满毛画像和毛雕塑. 天天嘟囔毛主席说ＸＸ，只生了二个，为什么不多生？他再城市生活，和农村不一样 住房和生活条件不允许他多生。

当年鼓励多生还有一个潜因素 个人估计是备战！全面战争。

知乎用户 Aranycsapat 发表

说 “你父母一家五六个” 是“鼓励生育”造成的，根本就是混淆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鼓励生育是增加出生率，可是自然增长率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影响的。
“你父母一家五六个” 反映的是自然增长率啊，因为你能看到的你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是活下来的。
我爷爷奶奶都是建国之前出生的，我奶奶的妈妈和后妈一共生了十几个，可是一大半都童年夭折了，最后只剩五个。
我奶奶的妈妈和后妈，谁鼓励她们生育了？没人鼓励，可是照样生育这么多次。
最后我奶奶一辈五个兄弟姐妹，和六七十年代的人差不多，可是，被忽略的是我奶奶本来应该有十几个兄弟姐妹。
所以如果我奶奶生在建国后，她是不是就该有十几个兄弟姐妹了？放大到全社会，在出生率一直很高的情况下，新生儿和儿童夭折率急剧降低，人口能不急剧增长吗

知乎用户 哈尼水果 cup 发表

战争过后必有婴儿潮和毛关系不大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