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与科学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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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与科学家（二）

作者：方玄昌

大约十年前，我在写一篇关于UFO的报道时，曾经遇到两个有些令我困惑的小问题，其一是那些UFO迷们的一个表述“不能排除它是外星人的可能”，这句话其实非常荒谬，但单从字面上看却不易批驳，我记得方舟子当时的反驳是（大意）：“这样说没有意义。否则我也可以说，不能排除这些UFO是孙悟空的可能。”

但我还想从更正面的角度给予回答。一位接受我采访的天文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在科学问题上，即使仅仅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也必须提供一定的正面证据，否则就不必考虑这种凭空而来的“可能”。

另一个小问题是：我们说智慧生命在星际间旅行基本上不可能，是站在今天地球人所能达到的技术角度考虑问题，对于更发达的外星文明来说，星际间旅行或许只是小菜一碟也未为可知。

对此，这位天文学家给出的回答是：我们认为不能实现星际旅行并非依据现有技术，而是基于现在对宇宙的认识——与技术相比，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该天文学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很有说服力的——至少对于有着一定天文学基础的我来说是这样。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当遭遇转基因话题时，与当年UFO迷一样的思维方式，却原封不动地拷贝、粘贴到了这位天文学家身上。他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出的质疑，正是我日常回答最多的两个方面：现在没有证据，不等于可以排除灭绝民族的“潜在可能”；眼前安全不等于未来也安全，在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完全搞清楚”之前，不应该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而需要几代人的“试验”。

现在，轮到我把当年从他那儿学习到的科学原则返还给他了：即便仅是提出一种“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正面证据；我们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定论，并非依据有限的检测证据，而是基于科学界对于既有的整个科学方法系统的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比“人类目前对宇宙的认识”的自信有着更充分的理由。

为了跟他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设计出来的、无需更长时间检验，我打了一个比方：抗震房屋的安全性就是设计出来的，只要规范操作，它一定比非抗震设计的普通房屋更安全（但两者作为“房屋”的属性并无差别）。当前老百姓对于转基因的担心就如同是：抗震房屋我们以前没住过，它或许会导致“三代绝种”，危及中华民族生存；在抗震房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验证之前，我们还是住老屋吧。

——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实质，就会明白这个比喻是多么地贴切。

但他质疑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在发展，原以为宇宙是静止的，结果在膨胀；原以为膨胀是均匀的，80年后发现在加速……所以，所谓的‘安全’设计真的安全吗？ ”

我回答：“对于生命科学的认识，我们当然还有太多不确定问题有待挖掘和解决；但转基因技术比传统育种技术更安全可控，这是确定的、完全清楚的。正如物理学理论还在发展，但我由此说’相对论是比牛顿力学更先进、更准确可靠的理论’，你觉得这句话不能确定吗？反对当前发展转基因技术，与航天时代反对应用相对论、还继续使用牛顿力学，道理毫无二致。”

但他的回答是“这毕竟要吃到肚里的，与牛顿爱因斯坦理论不同”。这句话也是几乎所有非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共同“认识”。然而我却想反问：在科学方法论上，为什么“吃到肚里的”就要区别对待？我从来没听说过，食品和药品的研究，用的就不是当前整个科学界共通的方法（逻辑+实证）？

对于他反复提及的“不确定性”，我告诉他，传统食品的不确定因素远远大于转基因食品，如果你要怀疑转基因食品，就更要怀疑传统食品。我们总不能等大家都饿死再说啊。

他对此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像上世纪60年代初、不吃转基因食品就要饿死的话，那可以选择转基因食品。

我提醒他，他把逻辑弄反了。在设计式转基因食品诞生之前，我们没有选择，只好吃相对不安全、不健康的传统食品，于是出现了那么多的农药残留、佝偻病、维A缺乏症患儿（每年造成数十万到上百万儿童失明、死亡）等等。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为什么还要守着相对危险、落后的传统不放？

意料之中地，他将话题转向了管理问题：“美国行的，中国不一定行！”

…………

我丝毫没有轻视、更没有歧视这位科学家的意思，事实上，这位天文学家迄今依然是我最为尊敬的科学家之一；并且我确信，他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理解，恐怕比我所采访过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还要深刻一些。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出跟他在微信上的对话，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范本，即：将他换成任何一个对转基因问题没有认真关注和思考过的科学家，对话内容可能都差别不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转基因话题替换到核电、水电、气候变化等其他领域，则同样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我接触过的生命科学家，对于水电、核电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观点存在疑虑的，为数不少。

正因如此，在科学家这个大群体中，对于方舟子，我听得最多的评价就是：“方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但他在‘那个’‘那个’还有‘那个’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他是错的。”

绝大多数科学家对于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掌握的知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并且往往容易将这种自信泛化、延伸到其他领域，由此，他们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一旦接受了某种错误信息，就有可能形成比一般公众更深的偏见。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给一个隔行科学家科普某种知识，难度甚至大于针对普通大众。

可悲的是，由于一些媒体人缺乏最起码的辨别意识及能力，现实中居然有那么多隔行科学家获得了话语权，他们借助于媒体平台、戴着“专家”的帽子，不遗余力地大做“科普”。这无疑是对公众最严重的一种误导。至少在转基因科学传播领域，这些隔行科学家是谣言祸乱的罪魁之一，是科普人士面临的主要对手。

(XYS2015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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