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老师是所谓的公知吗?
知乎用户 李劼 发表 凭什么说他是公知?就不能说我是公知? 我也写了这么多东西,这么多暴论,这么多赞,这么多粉丝。 凭什么我不能当公知? 我哪点比不上他? 你们扣帽子都要分三六九等? 知乎用户 言枫 发表 这公知那公知,天天吃了饭没事干。 …
因为他们渴望政治权力,又脱离基层,缺乏实务能力,如果从政是不可能被现有体制吸纳的,只好想办法另辟蹊径了。
我最早认识到公知群体对权力的愿望,大概是大三时,我们有一门市场经济的选修课,上课的老师——我都忘了他姓什么了——就是现在所说的公知一类人,不过那时还没这个词。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点评起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肯定市场改革的大方向之后,对 1980 年起政府的每一个具体的做法全盘否定,按他的说法就是做一件错一件,一直混到现在也是奇迹了。我坐在下面也不在意,你姑且一说,我姑且一听就得了。然后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站在讲台上侧对着我们,双目失焦,似乎是自言自语的念叨:“什么时候,大学教授能坐在市长的椅子上,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大学文、史、哲、经济圈子里的那些学者教授,古代社会可以对应的就是 “士大夫” 这个群体。虽然经济基础大为不同,但现在这些人也算高收入群体,而且生活环境相对宽松闲适,经常有机会对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受到历史惯性影响,他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士大夫的意识: 在古代,他们是能够与君王 “共天下” 的,是事实上的国家统治者。曾经阔气的要复古,他们想恢复往昔的荣光是很自然的事。
士大夫作为统治集团,只管决策,具体的执行要靠胥吏阶层,有点西方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意思。现在中国实际走的是官吏一体的路子,想从政要从基层公务员做起。公知们不愿走这条路,一方面是面子上拉不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实在干不了。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民主选举好,对自己的嘴皮子功夫有迷之自信,好像拉选民也像讲课一样,没人敢反驳我。其实政客也要深耕基层,见选民说各种讨好的话。那种高高在上教诲人的态度谁都不喜欢。中国就是搞了西方式的选举,他们也是没机会的。
说点题外话,搞经济研究的,不论什么流派,都只能作顾问和幕僚,不能作官。因为他们接受的全部训练,就是给社会运行建模,据此提出解决方案,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把问题简化,将一些因素 “忽略不计”。偏偏那些被忽略掉的可能会要人命。社会工程之复杂,无法通过任何固定的模式来管理,人的经验和直觉这些偏玄学的东西就会派上用场。
没挨过饿,没加过班,没上堤坝扛过沙袋,没去戈壁治理风沙。
没扶过贫,没打过仗,没在工厂拧过螺丝,没上一线抗击疫情。
社会是什么样,人民过得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削于关心。
一部分人坐在权力大腿上歌功颂德,期待有朝一日 “学而优则仕”,摇身一变成了育良书记,活成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模样。
一部分人领着高薪拿着补助,享受着一年两个大假,读读圣贤书,骂骂当权者。彰显自己 “独立思考”,却忘记了“独立思考” 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
大家都是文盲,你认字你就是大师。大家人均本科,你不拿个炸药奖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师?
育良书记万里挑一,炸药奖想都别想,多累啊。
那就当个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公知吧,容易舒服,说不定还有糖吃。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么一个典故,就是亚洲鲤鱼在美国的河湖地区泛滥成灾,导致了不大不小的生态灾难。其实在亚洲鲤鱼之前还有亚洲黑鱼在美国泛滥的问题。当时一个美国人是把亚洲黑鱼当做观赏鱼偷偷把鱼苗带到美国,谁知道这个东西繁殖能力特别强,每次产卵一条鱼能产上万个鱼卵,等到鱼缸无法承受的时候,他只能把鱼放进了湖里面,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美国为了治理这场生物入侵问题,想尽了各种办法,直至出台了悬赏令,政府出面収鱼,每条黑鱼一美元。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政府令又诱发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一些不法人员偷偷养殖黑鱼鱼苗,然后再卖给政府,导致政府只能收回成命。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有。在我国西南滇金丝猴是保护动物,在云南某个县城是金丝猴的繁衍地。但由于乱砍滥伐,严重的损害了金丝猴的生长环境,威胁了这一国家保护动物的生存。这个问题得一级一级的上报,最后政府出台了以补贴方式进行保护的措施,就是给这个县进行财政补贴,让村民不要再乱砍滥伐。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其他的县市一看到有钱可赚,于是反而。放任一些村民对当地环境进行破坏,然后请媒体来报道,说你看我们这儿乱砍乱伐也导致了金丝猴的生存问题,也请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
这这两个案例也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往往不能用直线思维理想型的方式去做,治大国如烹小鲜。每一项政府政策出台时,都要充分考虑国情,民情,国民性,人性,这些东西才是国家治理的艺术所在。
一直以来,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的时候都力图回避这样一种干部,就是所谓的 “三门” 干部,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政府门,这种干部没有基层治理经验,往往在行政施策的时候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反观高校里面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连 “三门” 干部都不是,只是 “两门” 干部,可以说是一直在象牙塔般的环境里面成长的。高谈阔论可以,但是要具体行之有效,那还去之千里。就像诸葛亮在江东舌战群儒时所说的,“坐议立谈无人能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这个评价放在高校知识分子里面也同样适用。
当然,在高校的土壤里面,也特别盛产这一类知识分子。为什么?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涉世未深的学生,这些学生所能接受的逻辑思维也正是这种直线思维。他们要想在学生群体里面取得威望和权威,这种简单粗暴的言论方式,特别符合学生门的接受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慷慨激昂的确是 “屌得很”。
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源头上就不对劲。
我也是最近才怀疑这个问题的。
以前的历史书经常讲一个事情,就是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被窃取的问题。好像农民起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被镇压了,一种是被窃取了。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总是被篡夺被窃取呢?
这个胜利果实被窃取的观点流传很广,以前的历史书基本上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说起来似乎还被认为是很马列主义的观念。现在这个观点也仍旧在保持,有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出了 “农民阶层目光短浅、缺少远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重视读书人”、“心胸狭窄” 之类的问题。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因为这些话说白了就是侮辱农民,明摆着就是和 “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 观点针锋相对。那么这种结论真的没有问题吗?
其实前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所谓 “为什么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更喜欢杀功臣”。
后来我调查了一下,发现所谓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云云,这不就是说的刘邦和朱元璋吗?然而这两个皇帝在这件事上都是不成立的。
刘邦所谓杀功臣,就是消灭了异姓王。异姓王属于反项同盟,在实现国家统一的道路上本来就要消灭他们啊。最著名的就是杀韩信。而且杀韩信还是吕后自作主张,在萧何的配合下杀的。萧何算不算草根出身呢?问题在于,韩信是在刘邦危难时刻要挟刘邦、从下属身份变成诸侯身份的。这样不肯做功臣非要去做异姓王的人,刘邦在捕获他之后也仅仅是废为淮阴侯。刘邦手下封了一百四十多个列侯,有人统计说,包括韩信在内,总共可能就杀了两个。像阳夏侯陈豨,公开造反,结果被刘邦亲统大军斩杀。这杀得没什么问题啊。
而朱元璋就更有意思了。所谓 “火烧庆功楼”,说他假意邀请功臣饮宴,趁机烧死了他们。这干脆就是谣言。这个谣言干脆就是把明朝初年战病死的功臣全部说成是被朱元璋杀了。而著名的空印案蓝玉案胡惟庸案更了不得,干脆将所有波及人员全部算成被杀。然而人们考察史料发现一些案件里面点名论死的要犯都没杀,并且史书本身记载的也是几起案件合起来有可能上万。结果被说成每次都杀了好几万。于是轻松得出了朱元璋嗜杀的结论。
这样一来,观点根本不成立。然而这样不成立的观点却流传得到处都是。
人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所谓 “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更喜欢杀功臣”,本质上就是在嘲弄人民群众。说得直白一点,这些人骨子里就是想嘲弄我国。
农民目光短浅?“肉食者鄙” 出自《左传》。
农民心胸狭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被窃取的问题就清楚多了。
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历史。第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是汉朝。汉朝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在汉朝之前,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社会改革,封建领主制时代走向终结,以学习三晋厉行耕战而崛起的秦国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地主私有制。但是,**“贵族出身”(这四个字专门加粗)**的秦始皇残忍好杀,横征暴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导致秦朝民怨沸腾、二世而亡。随后刘邦重新打下天下,建立了汉朝。汉朝建立后,迫于形势,继续实行了分封诸侯的制度,但是刘邦消灭了异姓王,缩小了各地的分裂性。随后汉朝继续努力,平定七国之乱,打击了诸侯国。最后实行了推恩令,将诸侯国实际上架空,最终实现了大一统。经过汉朝多年的发展,地主私有制取代贵族领主制成为主流。战国社会革命最终取得了彻底成功。可以看到,汉朝显然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那么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当初的学者就非要提出一个 “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被窃取” 的结论呢?你们那么有本事,你们来说一下,刘邦这个时代,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他不建立封建王朝他建立什么?
按照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标准来说,汉朝是不是进步的?
进步的怎么就失败了?
胜利果实怎么就被窃取了?
西周封建制恢复了吗?
春秋战国分封制恢复了吗?
来来来,你说说看,这失败在哪儿?
要说失败,东汉王朝建立才能谈得上是农民起义失败。而且这个也不是胜利果实被窃取,就是失败了。赤眉军被刘秀消灭,起义失败。就这么简单。刘秀搞的是豪强地主经济,是对于西汉王朝后期逐渐严重起来的土地兼并问题的妥协和让步。刘秀当然也认识到这样不行,也想搞点改革,但是搞不定。刘秀这个事情说窃取还差不多。
然后三国魏蜀吴都算不上窃取胜利果实,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而且最后他们归并到了西晋王朝里去。西晋王朝是东汉以来社会反动性的集大成者,结果就是社会进一步反动,很快就神州陆沉了。
你看,农民起义胜利了,我们迎来了西汉王朝封狼居胥的绝世辉煌;农民起义失败了,我们迎来了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的惨烈危机。
农民起义的进步性和剥削阶级的反动性,对比过于鲜明。
那么他们怎么就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呢?
我们再看隋唐。隋朝是贵族篡位建立的。隋文帝横征暴敛,灾荒不救,一味囤积粮食。隋炀帝更加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据说这货干出过一次赏赐突厥上千万匹布的事情。于是经过十四年胡作非为,隋王朝灭亡了。农民起义遍地都是。最后同样是贵族出身的唐朝建立了起来。唐高祖李渊充分表现出了贵族的心胸狭窄。他把抓起来的反王都杀了,不管说得好不好听,哪怕是拐着弯奉承他的,他也听不出来直接杀了。蠢成这样,就因为有个好儿子李世民。那么唐朝是怎么过日子的呢?均田制。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唐朝执行的政策。而且唐朝初年,各地士绅因为惧怕农民起义,甚至到了宁死不肯去做官、需要被唐军绑起来押送就任的奇观。旧文人不敢直说原因,就说当时士人不乐仕进。我呸!不就是杀怕了吗?
还有说朱元璋如何的。朱元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建立的明朝?你们喜欢的不杀士大夫的宋朝把整个天下都葬送了,老百姓混得连字都不太认识了。朱元璋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重建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原王朝,这已经相当给力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再说明朝干得挺不错了。人们甚至总结说中国古代王朝寿命越来越长,举例子的时候就是拿两汉唐宋明清说的。但是没有明朝的话,这个所谓寿命越来越长是不存在的。而且清朝比明朝短。就时代的进步性来说,明朝明显比宋元进步,而且明朝的统治又比大兴文字狱的清朝进步。
这些观点,又是什么草根出身心胸狭窄啊,又是什么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总是被窃取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拐着弯子骂人。
我们很多人脑子里的古代社会,实际上就一段儿:清朝入关。
李自成山海关失败,是某些人日思夜想都幻想着重演的历史,所以他们讲历史想历史都是围绕着这一段来讲的。他们讲这一段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影射。
这是从根子上就有问题的一群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在民国时代那个风雨如晦国难当头的时代里,能够安安稳稳拿着高薪扯闲篇的学者,不说没有好人,主体肯定是有问题的人居多。就比如说胡适这样的自私自利的人,全面抗战爆发前,形势那么紧张,他和汪精卫这些人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声称不要刺激日本,抗日的调子要低些再低些。就连 1945 年还在和日本秘密和谈的蒋介石都看不下去了,把胡适送到美国去争取抗日援助。结果胡适大概是觉得中国完了,一心一意在美国给自己争取利益,甚至阻挠美国援华。近些年还有人吹胡适年青时的一些人文主义言论,说他这个人多好多好。我看不是胡适多好,而是有些人喜欢卖国求荣。
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即便后来有人真心想开展历史研究,也很容易被带偏,以至于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
不是说以前的学者都有问题,而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们很难突破这样一个谬论圈子。
但是,不论有心还是无意,这些谬论都已经足以在高校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制造巨大的认识误区了。
原先手机还只能发短信的时候,我就因为一些人说抗美援朝得不偿失损失巨大的问题和其他高校的人发短信吵这个问题。我们从鸭绿江打到汉江,先后收复平壤攻下汉城,从美军手里夺取了两个首都,怎么就输了?就在此之前五年结束的抗日战争中,日本还屠杀我们的首都呢,我国付出了军民伤亡三千多万的代价,那还是赢了呢,怎么抗美援朝打得美军今天说死了三万明天说死了五万连到底死了多少人都讳莫如深的地步,你就说我们输了?你们说的 “我们” 是美军吗?
还有的人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说,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说美国制裁中国是正常的,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生气。我就不明白了,我分析问题的时候能够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制裁中国的原因,但是我依旧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生气。我觉得我才是理性客观的。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你那叫中立吗?中立什么时候等于站在欺负人的立场上了?就是中立你也应该生气!
这就是高校实际流行的风气。
厦门大学汉奸博士公开发表反华言论,这种事情其实在几十年间长期存在。有的学者因为痛恨这样的风气,一怒之下拒绝评级,终身去做讲师。可是这除了让他自己缩小影响力之外,并无意义。
公知是高校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农民,所以农民被侮辱他们不敏感。他们不是开国功臣,所以开国功臣被侮辱他们不会感同身受。这些人以为自己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一群猴子。
掌握知识财富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来自于和依附于旧的剥削阶级,通过讨好散在各处的中小剥削者以分得一杯残羹冷炙。这就导致他们的主流必然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过去我说儒家就是这样。他们对剥削阶级往往从道德上进行口头约束,对被剥削阶级则往往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实质性约束。那些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儒家潜质。这些人在迎来送往间都要仰人鼻息,要依附于社会上那些豪强地主层次的人士获取利益。而且由于这些人热衷于从社会公共利益中盗取财富,所以这些依附型的知识分子和被他们依附的中小剥削阶级,天生就和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矛盾。不论国家政权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团团伙伙都喜欢挖墙脚。无限制地获取超额利润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原先和这些人打过一些交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个个都是写作文的好手,至于写的什么,只要不妨碍他们的利益,只要可以获得利益,那么他们全然不管。
猴爬杆儿,不过如此。
每年接触全国各地教授 100+,是有机会听他们深入分享,并且交流那种程度的接触。
接触的过程中,我反复思考 “为什么有的教授会变成令人讨厌的那种类型的‘公知’?” 这个问题,发现最核心的原因,是高校教授容易把自己通过专业建立起来的自信,迁移到自己并不专业的领域。
自信过头的人生活里随处可见,但大部分,都没有高校教授这样的实力,所以自信很容易坍塌,但高校教授不一样,他们在专业方面确实有大部分无法企及的专长,所以他们的对自己的自信会超过大多数人。
你如果问到一个教授不属于他专业研究领域的问题,大概只有 10% 的教授会谦虚地跟你说 “这个我没研究过,不好回答你”,其他 90% 的教授都会充满自信地跟你侃侃而谈——这个比例和生活中普通人谦虚与自以为牛逼的人并无二致。
当一个教授把自己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自信,迁移到自己并不专业的领域,往往就会冒出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乍一听可能蛮有见地,但如果你下次拿这个观点请教真正属于这个领域的专家,就会发现前面那个教授基本只是在乱说。
其实仔细想想也容易理解,一个教授对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发表观点,和隔壁老王一样,他们的观点可能只是来自于朋友圈文章,不过是在消费道听途说的言论罢了,最终难免贻笑大方,或者被在这方面更加专业的专家和网友抨击。
如果套用一句官话来说,就是这些教授因为过度自信,丢掉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
之前记者问张文宏对中医的看法,张文宏说 “这个我没研究过,不好发表看法”,很多人解读成他是不想拍马屁,也不想因为批评得罪当局,所以才这么说,我觉得不是,张文宏只是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不随便发表似是而非的观点而已。
文史哲领域貌似门槛低,成了那些乱迁移专业自信的老师翻车的重灾区——这是大学教授沦为公知的第二个原因,和普通人沦为傻逼的路径是一样的。
注意,我上面的用词是貌似门槛低,就比如历史,非专业研究者发表观点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解到其中的一个片段就过度解读,用片段否定整体,缺乏系统的历史观念。所以他们发表观点的时候,喜欢用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历史片段,对历史进行再解读。专业研究历史的人当然发现他的观点毛病所在,但如果是缺乏专业背景知识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对他权威、声望的信任,被这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解读带偏,甚至历史观被颠覆、动摇。
其实习惯这样做的,不仅是过度自信的大学老师,还有某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众号,以及得到 APP 上的很多所谓的历史课,都存在这个问题,归纳起来,他们其实都是在消费公众的无知,伤害的是整个社会对历史的认同和认知。
容易沦为大家讨厌的公知的大学老师,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错误地把自己在年轻时候建立起来的认知和感受,带到现在来。
某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教授,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就像一个大学教授分享的,他当年年轻时第一次出国,看到满大街的高楼大厦,他的第一感受是震惊,第二感受是为中国的发展感到自卑——很多教授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年轻时感受到的自卑带到课堂,并且传递给学生,所以他们总是觉得外国的月亮圆,外国的制度好,因为看待外国的眼光不够平等、客观,所以很难客观地发现外国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制度存在的优势,结合上面说的第二点——当一个教授跟你批判中国制度吹捧外国制度,而他本人其实不是研究政治的,那你要担心了,他说的东西,很可能只是看起来很对,实际上错到离谱。
那是不是八零后的大学教授就不容易沦为令人讨厌的那种公知呢?不一定!虽然整体来说,八零后一代的教授出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发展得不错了,甚至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已经超过西方某些城市,他们出去的时候建立的是民族自信,他们不太容易因为文化自卑吹捧 “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这种肤浅的东西,他们沦为公知,如果不是上面说的第二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很精通自己在西方所学的理论,所以回国之后,很喜欢把中国的事实切开了揉碎了填进他们在西方所学的理论的框架内,发表看似专业,实则问题很大的观点——他们这么做,诱惑太大了,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写出来的论文,很能迎合西方期刊的审美品位,所以容易发表在国际核心期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比深入研究中国现实,把西方的理论切开揉碎整合到中国现实、形成真正有解释力的观点要容易太多太多。
所以,采信他们的观点,更需要慎之又慎,因为他们貌似有理有据的论述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让一般人难以发觉他们写的东西本质上狗屁不通,除了可以发表论文以外其实毫无价值。
接触的教授学者多了,看过太多论文听过太多观点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要迷信教授、学者、论文,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观点,我们都可以找到足够多的案例来证明其合理性。
当我们从一个你认为很牛的人那里知道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的观点,你得小心,仔细去分辨,去想想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有没有水分、个人利益渗透其中;再就是他所引用的关键证据,一定找机会自己去看看原始资料,看看他过滤掉的那些东西,这些他选择性过滤掉的东西里很容易发现他选择另外那些素材的动机。
而最后我观察到的一点,就是一个人要沦为大家讨厌的公知很容易,要成为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学者很难。因为反思自己,正视自己的局限本身就不容易,对充满自信的大学教授更是如此。
举个常见的例子,很多大学老师都会有这样的判断——我一直都这么讲课,而且讲课水平在积累在提高,可 20 年前的大学生基本都能考八九十分,现在的大学生却只能勉强及格,害得老子需要不断降低考试难度,原因肯定是学生质量下降了,学生质量为啥下降呢,当然是因为扩招,然后推导出决定扩招的教育部不行的看法,再由此追根究底得出中国体制不行的结论。
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学生不行,而是现在的学生和 20 年前的学生根本不是一类人,吸收知识的习惯和路径变了,可老师本人还在用 20 年前的方法教学——至少对于 985 的高校这肯定是对的,但 985 高校的老师只是简单抱怨学生质量下降而不反思自己教学水平的也不在少数。
写这么多,我没有去举具体的案例,并不是因为手里没有案例,而是不想被杠精们就案例跟我纠缠细节,所以大家不妨结合以上我所说的,把自己所讨厌的公知拿来对照着思考下,看是哪种情况。
建议大家思考,并不是想让大家去批判具体的某个人,而是希望大家通过观察、思考、总结,对讨厌的公知这类人形成理性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感性的厌恶。
感性认识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性认识才能解决本质问题。
只是感觉到的东西,你无法深刻地理解它;只有你理解透彻了东西,你才能深刻地感受它。
1,高校脱离社会。
他吃 3 块钱的食堂,住一个月 50 的宿舍,周围人均 985。
(看评论区,现在涨到食堂 5 块钱,宿舍一个月 100 了)
他就以为全国人民都一顿饭 3 块钱,一个月 50 块房租,考不上一本的都是垃圾。
2,发达国家不愁吃喝的海外经历。
高校有很多去发达国家的机会,高校晋升需要海外经历。
所以高校里有很多去过见识过发达国家的人。
但因为拿着奖学金 / 补助金 / 差旅费,没有感受过海外赚钱的辛苦,也没有海外安家置业的经历,他们接触不到真实的发达国家。
而产生和 1 一样的,扭曲和美化的认知。
3,学术和道德制高点。
中国人传统上尊师重道,大学教师社会地位高,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而大学教师又是天然的学术制高点。
双重制高点,让大学教师容易产生一种,我就是权威,我说的都对,的错觉。
4,有大量时间和经验上网发言。
大学教师至少硕博毕业,查资料写论文是吃饭的本事。
大学教师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他们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真正的工作中,又有大量用于查资料写论文的时间。
所以大学教师在查资料,写文章,输出观点上,和别的行业相比,有天然的优势。
综合以上四点,就是没接触过社会的专业喷子,吃饱了撑的在网上天天发帖。
我说的是我自己,请杠精们不要对号入座。
最近那个给鬼子和慰安妇洗地的,大家一查,中专毕业,八十年代参加工作。
八十年代商品粮户口直接安排工作,小学毕业都行。农村户口高中毕业还是该种地种地
而一个几十万人的县,一年里农村的孩子能考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寥寥无几。
这时候,自然就读书无用论了
一个不用读,一个读了也没用。
这个阶段的人,水平如何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一个哥们从网上随便找找就找到反映这些人的水平的事儿了
而大家如果几年前就看过航天新闻也会发现,那时候航天新闻里一群老头老太太和八零后的年轻人,中间年龄几乎就没有了,中间就是这些所谓的博导门了,他们是不用学的那个年代的产品。
而轻松进入一个很不错的岗位的人,反而对这个岗位百般看不起
以前知乎上有一个央企职工,她是清北博士考进来的,同事是三本小本科亲戚安排进来的,属于编个程序都不会那种
但是不妨碍这个三本天天美国好日本好,我要是在美国日本就怎么怎么样……
同样的,八十年代直接安排工作那一批国企工人,素质也奇差无比,用我一个长辈的话说
泡病号啊,拿工厂的棉纱把自己皮鞋擦的特别亮,骑着摩托车出去浪啊啥的无比精通
那么回到题主的问题
一,她们得到的太容易
二,九八年拨乱反正以后,国家发展很快,他们占据了好机会,比如方厅长那时候别墅就几万,现在千万都买不到。但是,卖不出去,换不成钱……
换句话说就是德不配位,心里害怕,自然紧密联合
方厅长的女儿进大学那个
就可见他们这些学阀之间团结的力度了
那么百般看不起之后,自然要给自己找一个完美的伊甸园
不管是民国还是外国,总要找一个
同样的,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一批人,马上就要踏入顶级领导岗位了……
这个给鬼子招魂的,和她一个年龄段的都是几年后的校长人选啊!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6 月 20 日,湖北大学通报了对梁艳萍的处理结果,包括开除党籍、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并且记过处分。
由于梁艳萍常年发布精日、港毒言论,这个处理结果不算重,只能说正常。
然而,方方老师看不下去了。
她在微博上说:“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 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绑架了湖北官方。”
看看方方老师的话术,太精妙了。
她的意思是,官方处理梁艳萍是被迫的,其实官方也不愿意,梁艳萍没有错,方方更没有错,错的只是一小撮极左分子。
短短一句话,就把官方和她们绑定在一起,深得统战的精髓。
但是方方老师,时代变了。
不管话术再怎么精妙,那个任由她们纵横捭阖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方方有很浓的旧时代烙印。
在网上随手一搜,就有很多方方家族的资料,有别人扒出来的,也有她自己接受采访时候说的。
比如方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是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之后做了江西都督府的高级顾问,随后又做了讨袁总司令部的秘书长,亲手撰写讨袁檄文。
这份履历放出来,就是妥妥的党国元老,家族成员在民国很吃得开。
方方母亲一直跟着杨赓笙生活,直到结婚后依然没有出去工作。因为不需要,大家族的产业足以维持优越的生活,不用小姐出去抛头露面。
比如方方的曾祖父辈出过状元,在翰林院做编修,祖辈也横跨政界和知识界,不仅是同盟会员,还能和邵力子、于右任交朋友。
所以方方的父亲才能到上海交大读书,经常穿一身白色西装,通晓五国语言,做一个风度翩翩的民国佳公子。
当然,他们都曾为中国做过贡献,我们也不要对他们太过苛刻。
但这样的家世进入新中国,必然是重点关照对象,具体细节在影视剧里都有,这里就不细说了。
可以想见,1955 年出生的方方,在青少年时代遭受过太多白眼,也对她的人生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前的人生,对方方来说是阴暗的,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她回想起 24 岁前的人生,必然只能看到自己经历的凄惨,却看不到国家积极奋进的努力。
于是,她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恨意,然后对国家产生了恨意,进一步便会无限怀念祖辈生活的民国岁月。
所以方方笔下的知识分子,命运都是沉重悲哀的,其他文字也总有一种哀怨的调调。
其实她写的不是文学,而是自己。
我们之前说过,初代恨国党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
换句话说,她们都是旧利益集团的遗老遗少。
她们对新政权新国家的不满,是娘胎里带来的天然基因,根本没法改变,除非让她们回到曾经坐过的位置上,但是可能吗?
而初代恨国党,恰恰又经历了东西方落差极大的时代。
方方是 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的,紧接着便是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她们做为知识分子可以最先接触外国信息,并且出国做学术交流,不可避免被西方世界的繁荣震惊。
再回头看看土气的中国,方方们很容易得出结论:
美国行,中国不行。
90 年代初,方方已经 35 岁了,此时的大背景是苏联解体。
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学习多年的苏联老大哥就这么崩溃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失败了,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接受。
于是,很多人又产生一个概念:资本主义行,社会主义不行。
这种概念对于方方等知识分子尤其有效,因为她们能接触到最新外国信息,对中国的悲观感受的更为深刻。
反而是生活在农村乡镇的人,由于接受信息不对称,感受不到那个时代的悲观。
我家就是这种。
所以说方方有很浓的时代烙印。
青少年的生活阴暗、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溃败…… 时代的发展路径,完美契合了方方从小养成的恨国心理。
能满足她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只有大洋彼岸的灯塔美国。
这种事对她来说,简直是梦想照进现实。
而那时候的方方已经奔 40 岁,人生走到此时,三观已经定型了。不管时代再怎么变化,生活条件和人生地位再怎么改善,她都跳不出那个圈子。
所以她一辈子都活在那个时代,写什么文字都是哀怨的,说什么话都是阴阳怪气的,包括《武汉日记》也一样,她只能看到疫情的悲惨,却看不到全国人民战斗的姿态。
这也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的河殇情节很严重。
因为方方、梁艳萍和高校教授都是同代人,甚至挺方方的也是年纪差不多的人,她们的人生和阅历都是相同的,当然会产生相同的话题。
这种事基本没办法解决。
人的职位可以换,可是思想很难换,只要他们不玩火,官方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
等这代人退休,河殇情节也会慢慢退潮的。
但现在中国已经逐渐起来了,不再是方方经历过的悲观中国,她写下的哀怨文字,说的恨国语言,在年轻人中间再也没有情感共鸣。
附和方方的,基本是那些同时代的遗老遗少,或者是生活不如意的人,她们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抱团取暖。
她们纵横捭阖的时代,终究是回不去了。
这是国家进步给方方们的第一个代价。
做为祖传的知识分子,方方曾经掌握着知识的垄断权。
直到现在,她还认为知识是自家事。
方方挺梁艳萍的微博,里面有几句话:
“请你一定记下那个强行要处理你的官员的名字。以后你的文章以及我们的文章里,不能少了这个人。让历史记住你的同时,也记住他。”
这叫什么话,我看的很不舒服。
或许在方方的脑海中,知识分子依然是掌握话语权的清流,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灭国,谁要惹恼我们,就写文章骂你,让你遗臭万年。
这是古代文人的拿手好戏。
因为古代的技术和传播渠道很狭窄,导致国家绝大多数人不仅没钱读书,更没有渠道得到书籍,所以知识被少部分家庭垄断。
他们连人口的 1% 都不到,却由于垄断知识,进一步垄断国家官职、以及舆论话语权。
于是古代文人组成利益共同体,谁敢得罪他们,就挥舞舆论话语权的大棒,让你在精神上永世的不得翻身。
这玩意太厉害了,但凡有点追求的人都怕。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多年扫盲运动,并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让老中青三代都能识字,然后通过阅读掌握知识,才打破文人对知识的垄断。
这也是民国大师消失的原因之一。
毕竟大家都可以拥有知识,就不用通过大师来传递知识,那么大师也就失去摆上神坛的资格。
方方等知识分子怀念民国,除了怀念祖上的荣光以外,其实就是想垄断知识重新走上神坛,做俯瞰众生的大师。
所以她才会说出 “把名字写进文章里” 的话。
可是方方老师,时代真的变了。
新中国的人民再也不是封建王朝的黔首了,普及教育已经打破文人对知识的垄断,那个 “大师辈出” 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想要站在神坛上指点江山,只能是那些遗老遗少的梦呓。
最近 20 年的互联网崛起,更是打通全世界的联络壁垒。
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学习世界顶级大学的课程,不用再和过去一样,受制于技术和地域,与知识擦肩而过。
每个人也能在网上阅读新闻,了解世界各地的变化,不必再听偶尔出国的人信口胡诌。
而在 2、30 年前,去过欧美的中国人是极少数,他们利用中外的信息差,又垄断了欧洲和美国的信息。
于是什么德国油纸包、日本夏令营、俄罗斯福利高、法国政府爱人民的谣言满天飞,反正出国的人只有极少数,不管说什么别人都无法反驳。
你要是稍微提出质疑,他们就劈头盖脸的反问:“泥腿子出过国么?”
你没出过国,又怎么和他争辩?
虽然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没出国,但他们能通过网络了解全世界,这种中外信息垄断又被打破了。
现在公知的名声越来越臭,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进步,只想把人民拉回由他们垄断的旧时代。
方方老师是典型的例子。
人民已经爬上山顶见识到美妙风景了,他们还站在山脚哀叹:“你们不认识路,小心掉进悬崖,赶紧回来吧,我给你们指路。”
这是国家进步给方方们的第二个代价。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数次提到一个相同的观点:“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
怎么理解呢?
比如汉朝已经发明造纸术,但是唐朝才大规模普及到社会,加快了知识和学术的流通,让科举制度成为可能。
那么中间的几百年时间,就是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时间差。
于是,汉朝知识分子利用祖传的书籍,垄断知识流通,然后通过朝廷选拔文官的政策,垄断了官职。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家族成为门阀士族,在汉朝到唐朝的几百年间,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
比如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产生了技术变革,导致英国拥有先发优势,迅速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建立起世界霸权。
随着英国技术向世界扩散,各个国家都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英国便不能利用技术代差,奴役殖民地的国家。
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给英国造成的创伤,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便解体了。
前一个时间差成就了门阀士族,后一个时间差成就了大英帝国。
方方们也一样。
世界格局和国内转型的变革,让方方们吃到第一波红利,顺势掀起河殇情节,他们成为站在历史舞台中心的人。
互联网从草创到成熟,国家经济从落后到崛起,这个时间差让方方们吃到第二波红利,成为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
这两波红利,方方等老派公知们吃了一辈子。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差已经过去了。
中国再也不是土气的落后国家了,中老年人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完全没必要跟着她们瞎起哄。
年轻人更是听着 “大国崛起” 长大的,在年轻人看来,方方写的哀怨之词到底是什么鬼?
方方们就像黄昏夕阳,想努力发出耀眼的光,却总有一种无力感。
下一刻,夕阳就要落山了。
技术变革的兴起,到社会变革的落幕,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人得利,有人付出代价。
方方们曾经得到过巨大的利益,而现在即将成为最惨痛的代价。
方方在微博里说:“极左团伙赶紧去投诉吧,赶紧去找你们认识的网管官员,并抱着他们的大腿哭喊着举报吧。”
“除了这个,你们还会干什么?”
可是,方方动不动就给人扣极左团伙的帽子,这又叫怎么回事呢?
难道只有什么都听她们指挥,所有事情都按照她们的心意来办,才不是极左,才是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状态?
真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啊。
方方们除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哀怨,沉浸在过往的记忆中不可自拔,以及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之外,又为国家做过什么呢?
要论起祖上辉煌,冯巩比方方厉害多了。
可人家冯巩从来没有沉浸在过去,反而凭一己之力闯出一片天,他连续说了 32 年 “我想死你们啦”,大家也想死他了。
而方方折腾一辈子,将来又有谁会想起她?
参见北外教授乔木,当年也是公知一枚。
他们年轻时候出国,要么是自己国家出公费,要么是美国方面邀请,出钱包吃包住,出国后看灯红酒绿,杯觥交错自由畅谈天下,享受上流社会。
于是,乔教授得出结论:在国内之所以享受不到这种生活,是因为没有皿煮自由。
后来,乔教授乔迁美国,肉身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结论,结果因为缺钱,发现美国除了皿煮自由之外还有残酷的资本主义。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说有钱你是大爷,没钱你什么都不是。能挣钱的住别墅开豪车,不会挣钱的睡在街头。
想让 zf 扶贫?你想多了!
想少花钱上大学?你这个共产主义分子!
看清楚真相,有些人为了饭钱,继续宣扬美式皿煮,骗美国人的资助,也忽悠一帮反华华人的赞助。
乔教授是个汉子,360 度转弯,变成了粉红,说还是国内的社会主义好。
可能有点长,个别评论员属于看不了三行字,就喊二营长当头炮的作风。
帮您注明一下:
主要讨论**方方那个年代**的人。
亲此。
勿忘双击下图。
您要是五零、六零、哪怕七零后,说你同学啊、大学老师、前女朋友啊,都可以。
不过您最好自己开回答,我们拼个例好像也不说明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趣。
昨天的真事。
一个国外工作朋友终于买到票回到国外,开始隔离,被安排到一间还不错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发朋友圈:出国这么多年第一次住酒店。
我有一点震撼,这个朋友拿永久居民好多年了,家庭条件不差,至少家庭收入等等比很多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好。
我也认识一些大学老师,是的,出个国好像很多都是过滤眼镜,只看见美好,和我出国感受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也不是只看见糟粕的。
比如都说过的段子,我去北欧,赞叹人家工地上蓝领工程师生活好滋润,还有空调房午休室和手工咖啡机,很好喝,嗯……
我去法国羡慕人家服务员一个个衣着个性,不愧时尚之都。
其他不说了,不是旅游频道。
可是,我也看到北欧高物价和难以定居;法语听不懂而且吃饭太贵了……
可能,这就是我和大学老师的观念区别。
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出去不管几周还是几个月,包吃包住包玩包翻译,看到的是风景区是商业区是 CBD;他们不考虑在这生活会如何,本地人到底怎么过日子…… 他们去就是贵客,于是以为自己永远是贵客,而对方国家永远把你当贵客。
而我出去,看的是实际工作实际行业,自己去超市,公交车饭馆自己问自己琢磨,接触的本地人都是比较草根的,我可以想象如果公司内部 transfer 我过去,会不会饿死?
所以,视角不一样。
再说一个段子。
我以前说过,因为英语敢招呼,做过一段涉外三陪工作,外国客商同事过来负责全程陪同和翻译。
各位,这个角色里面,外国过来的客人,就好像我们出国的大学老师;而我就是他们出去以后负责本地接待工作的人。
印象很深,也是一个北欧同事过来,第一天晚上我就带他去上海凯悦酒店顶楼那个无敌夜景酒吧,这货跟个乡巴佬一样乐得直蹦。很简单他们那个城市的 landmark 是五层楼高。
原话是:打死我也没想到上海是酱紫的!
后来我陪着去北京,杭州,成都觐见了大熊猫陛下,乐得傻逼一样。
回去果然就是一个铁粉了,说被迫答应女儿以后每年必须来一次中国,要看大熊猫。
真事。
以上文字,想说明的就是,人都一样。你一次把他伺候舒服了,他一辈子脑子里只会有那一个片面印象。
中国就是眼花缭乱的夜景➕风景区➕大熊猫吗?中国有一百万一亿甚至更多个侧面,你只看见这几个特别的。
美国只有时代广场,曼哈顿,自由女神像,百老汇,赌城?可是有些出去公费 “考察” 的大学老师眼里,这就是美国。
美国人天天人手一杯星巴克,逛时代广场,中央公园野餐,曼哈顿去签几个国际贸易合同,然后百老汇看崔娃脱口秀或者音乐会?
就好像我告诉我同事,中国不是天天西湖荡舟喝茶,下午秀水街磨牙,晚上三里屯听相声或者摇滚,然后没事大熊猫馆吃个宵夜。
可是说了洋鬼子也不信啊?
所以我瞎白活半天,估计上面的段子,您也不信。
评论里有替大学老师平反的。
我想了一下,在这回答吧。
是我的错,表达能力不够,不能把所有人所有情况,所有话讲完全了,以后我努力吧。
一方面个例总是存在;
另一方面我忘了提,为什么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出去 “竟然还需要翻译”!
魔鬼都在细节上。
因为我忘了说,我提到的这些老师,年纪都是 60 年代为主,70 年代都不多。
现代人尤其知识阶层出个国…… 等等,要是近年大学老师,基本上多半都得是国外回来的对不对?
所以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回到题目,其实隐含的一个意思 “高校知识分子” 是方方那一代人,多多少少也得经历一点文革尾巴,后来一路领先时代同龄人,充满优越感,有机会出去公费 “睁眼看世界” 然后一脸震撼回来的。
就是坐飞机还有茅台酒提供的时代。
仅供参考,别忘点赞。
谢邀。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依据自身专业知识及经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分子。
大学扩张都这么多年了,不以高校知识分子为主,难道以小学知识分子为主?
罗翔老师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有着行业认可的法学专业水平,也具备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他以此来点评时事,提供一个具有可延展至专业讨论的角度。
这不就公共知识分子该干的事嘛。
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存在价值,就是大众面对社会议题,不仅缺乏提出答案的能力,更缺乏发问的能力,是 “无知的无知”。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
妈呀,套娃了。
就像男女平权,大众可以给到情绪和态度,为治理决策提供风向判断。但是具体到女厕所的坑位要比男厕所增加多少、要不要法律来规范、这决策是属于平权还是给了女性特权。
你不得要让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为社会共识提供基础知识?他们把问题提出来,大众一想:哦,原来还有这块。
大众也会有很多想法是决策机构无法获得的,讨论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把这些想法提炼出来。上面一看,哦,原来还有这块。
最后大家妥协一下,得个折中方案,这就是政治。
有人说,要不别讨论,直接专业机构来采集意见并决策就好,一讨论就乱。
这种想法没有意识到,国家大量具体决策,都需要足够的民意共识为基础。否则做了好事,民众只有朴素感知,无法理解好在哪里;出了岔子,民众不理解决策逻辑,所有锅都是国家背。
咱不讲意识形态,咱就讲社会治理成本:民众如果无法理解决策机制,实际上就是在消耗国家信用。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啥,那关我啥事?
不过有些时候,你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些决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会严重损耗民众利益,但是又能在更长的时期内得到持续回报。
说白了,为了效率可以暂时放弃共识。
但是随着发展,你总会走到一个节点上,共识要高于效率,或者需要形成更大的共识。
过去有很多事,你是老师、你是医生、你是工人,上。但是走到一个临界点,你再喊上,人家不愿意了。
共识是一种动员资源,民众理解决策机制,等于理解社会共识是怎么形成影响到自己的具体决策的。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帮助民众理解决策机制的翻译,还是双向翻译。
你要当这个翻译,不得有两把刷子?高校知识分子有不错的专业背景,又常常要教教孩子,天然适合干这个。
每次讲到这,都有人说:王哥,逻辑我能理解,但你看现实都是一票啥玩意。
废话,我自干五这么些年能不知道么。
但你不能因人废岗。照这个逻辑,二十年前咱们可以放弃高尖精工业的投入,你那时候技术水平是个啥玩意?
你当年知道工业体系里需要这些生态位,所以舍得投入;现在社会体系里也需要这些生态位,但嫌现有的货不好,就整个不要了?
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明确公共知识分子的机制:
像日韩,谁学历吓死人听谁;
像美帝,谁企业牛逼听谁;
像北欧,谁粉丝多听谁:
真的不放心,你把本能寺的职能翻十倍,每项社会治理都有专人面向公众来分析阐述反馈,也可以。
哪种机制都可以,你在公共知识分子里搞私有制、公有制、混合制都行。
但现在就是废了。
公共知识分子的机制基本残缺,主动净化逻辑被打断,再加上一些操作和引导,最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群体自行劣币驱逐良币,自我污名化。
于是出现了很多神奇的画面:
一方面,很多人干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活,旗帜鲜明反对公共知识分子。以前还会稍加区分,说反对 “公知”,现在已经懒得提了;
另一方面,多数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公共事务讨论,但是这个生态位又确实存在,于是大量商业利益驱动的营销号们进来抢占空间。结果是进一步恶化这个生态位的氛围;
还有不少工业党和自干五们,已经不满足于社会治理的分析,尝试提出方向意见。但一旦发出不一致的声音,就迅速被打成 “公知”。
大家一起愉快地消灭了这个名词,回头一看,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
公共知识分子萎靡了,剩下了一顶 “公知” 的帽子。
只要你需要公共事务的讨论,你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而社会越发展,利益就越分化,就越需要公共事务的讨论来形成共识。
消灭这个名词,短期来看很轻松,世界一下清净了。但长期看肯定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公众对公共事务讨论的意识也被消灭了。
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讨论需求,又没有一个稳定的中间层做双向转化,那氛围嘛,你也不陌生,就在中国当代史里。
说得颓了点,整点好康的。
还是要寄望于 00 后,他们基本没负担,就算他们很多人已经形成了对 “公知” 一词的本能厌恶,但是他们一定会形成更良性的生态位。
这个过程肯定很绕,会有很多恰烂钱的、别有用心的、大字报的、口嗨的。
但是我们这票中年大叔阿姨们,应该坦诚地告诉年轻人:
那条路再磕磕绊绊也别过来,此路不通。
这是典型的锅男之问。
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为什么当年工农兵大学没有延续下来了呢?为什么当初被判为黑五类的臭老九最后成了国家优待的对象,而一颗红心向太阳的红五类国家却弃之不用呢?为什么人民代表从工农子弟成了演员明星资本家?
就像某个回答说的,我当过兵扛过洪背过沙袋种过洪,一心向着中国人民,但我还是社会底层,只能一辈子辛劳拿掉微博的收入,可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养尊处优的大学教授不知感恩天天阴阳怪气国家,却能拿着高额薪水和退休年金享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像过去的农民总会发问,当皇帝的不应该是最会种田的那个吗?
等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恐怕你也要成为公知了
为什么那么多医生都上过医学院?
为什么那么多工程师都读过本科?
为什么那么多的军人都下过新兵连?
为什么那么多的会计都学过财务?
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学教师都出身师范?
…………………………
你乐意生病不就医,去跳大神练 “大法” 是你的事,而医生指出你这么做不对,指出让你这么做的人居心叵测贻害无穷,阻止其他人像你一样被坑害,则是医生基于自身职业修养和责任的义举。
打倒医生并不能让你跳大神练 “大法” 的害人害己行为变成正确的。
天天被骂公知,后来想想还是因为天真,有些人,有些事儿只要不提,最后就死掉了,再也没人知道。我在一个月前写了一篇文章,我在一年前也写了一篇文章。
一个月前的那篇文章主题是相比于被自媒体疯狂鼓动的爱国事件的关心,你当前最该做的是理性的冷静的看待社会,努力的改善生活,想办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真正的爱国。不然你的利益就会一直被你关心的那群体抢占,老爷是有饭吃的,真的不需要过度关心。
那篇文章很长,两天涨了 2.7 万个赞,后来我自己删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很多原生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低收入,失业群体就来轮流问候我家人。我这人脸皮厚,你问候了我和家人也不会怎么样,但我想删帖的原因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受体本应该是这群人。但认同我的,却是已经达到了我文中要求的那群人,那我还有什么可写的,不如就删掉吧。
另一篇文章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浏览量在知乎破了 200 万,这篇文章是被知乎官方删的,我很理解他们,因为知乎也只是做生意的,有些事情过于敏感,确实不该存在于公众的眼中。那篇文章讲的是全国各地区高考的录取难度存在很大差异,那篇文章花了我很长时间写,数据详尽,我也觉得挺可惜的。好在现在各大平台上还有人抄那篇文章流动着,我也就不维权了。
嗯,然后我就不写关于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因为吃亏的并不是我,发展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有能力承担这个代价保障我的家人和后代生活,我为什么还要去写,天天被人骂公知呢?这段时间很多粉丝在问,老师,为什么 “那种” 文章没有了,我只能说,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其实是我自己能够承受发展的代价,打破不公平的约束,不公平的事情并没有波及到我。
比如我写的这篇文章:
为什么中国老龄化很深,我们却感受不到?老实说,跟我相关的文中的群体已经过世了,我的爷爷奶奶是农民,我父亲拼了命的读书考上大学,还娶了大学教授的女儿,我母亲。我母亲很长时间都不理解为什么我父亲每个月都要给老家寄钱,因为我外公在上个世纪就开始领一个月三千现在近一万的养老金了,每年公费体检,治病住院几乎不花钱。
我为什么要写呢?就是因为有一群人老了,病了,甚至没人管了,最后没了,这群人并不是没用,他们为了祖国的发展立下的功劳不比任何一个人小,他们在土地,在工地上辛劳一辈子,没赚到什么钱,但大家的粮食,眼前的高楼大厦,身上穿的,用的,衣食住行,都来源于这群人的劳动。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科研条件,没有他们打下的地基,我们什么都不是。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老了病了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就用敌敌畏,百草枯结果了自己过于平凡的生命。
上面这些人就是,才是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的原因,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伟大的人,不计功过,不谈荣辱。
但我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在大家提这么一句,毕竟现在农合,农村建设,家家奔小康也不用扶贫了嘛,越来越好是吧。随着岁月消逝,再提出来也不需要大家正视这个群体了,我们都知道明细着自己的功过,绝口不提这是他们让利的结果。等有一天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功绩只要往自己身上揽,往公主身上揽,功劳就不会给消失的这群人的一分一毫。虽然,其实,他们才是独一份。他们应该享有权力?不能搪塞他们?其实也只是上流想起弱者的一个选择题罢了。
算了,不写这些了,虽然天天被骂公知,我脸皮厚,也无所谓。爱国在这个时代,不只是一种情怀,它有它的阶级利益取向,当这个利益最大化,达到极端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撑不住,最后消失了,没有后代的延续,活着没有什么自信,最后走的也没什么声响。要解决矛盾,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解决掉承载矛盾的个体,而不是矛盾本身。最终享受到红利的那群人,不可能是红利本身。
全文转发一篇文章,作者江伊,全文如下:
小编注:前天社里发了一篇《毛主席因何大骂梁漱溟》的文章,小伙伴们比较感兴趣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大江同学,找了相关资料和他的一些感受堆在下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录一篇毛主席批判早年公知的文章:《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先稍微简单说一下当时的背景。
毛主席并不是喜欢有些人传说的强硬派,不是那种冒险主义,他是一切都先调查,然后仔细分析,团结能团结的力量,有把握之后才行动。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日期间有妥协,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即为了团结地主一起抗日,我不分地主的田,但地主放高利贷也要收敛。再比如抗美援朝,他必须取得苏联的制空力量和工业武器援助的承诺才能出兵。统战部大概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制度吧。
建国初期,全国还在进行艰苦的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国家要集中力量搞了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对投诚过来的部队也给予优待,比如傅作义,接受完整训后仍给予中央政府委员。旧知识分子也参与政治协商。
唉,一扯又扯了一大段了,可是要讲清这次论战还必须要扯的,脱离当时的背景读毛选实在是感觉有相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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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濑溟解放前比较有名的知识分子(公知?),研究一些佛学,哲学之类的,当时号称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自认也有些文人风骨吧。解放后就是统战对象,成了当时的政协委员。1953 年 9 月 9 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他说:“过去中国将近 30 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毛主席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不点名的批评了他:“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9 月 13 日晚,梁漱溟扼要说明了他政协会上发言的内容,要求毛泽东解除误会。毛泽东说:“你梁先生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肯承认罢了,根本不存在误会。假若你梁先生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以原谅。可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是不可原谅的。”
9 月 16 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登台发言,复述了他 9 月 9 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和 9 月 11 日下午在大会上的发言,再三声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并且说,看看毛泽东有无雅量。
9 月 17 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就梁漱溟的历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有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还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先生把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了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像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这不滑稽吗?”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也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时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要求当场发言作答。周恩来要他做准备,明日再讲。
9 月 18 日下午,高岗主持会议继续进行。中等个头、又黑又瘦、留着平头的梁漱溟,穿着一身质地上乘的藏青色中式长袍,离开座位,站在了第 1 排前面的东南角上。他掏出准备好的稿子,面对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又环视着会场,开始了发言,他说: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此时,坐在前排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和其他几位部长,看出梁漱溟有点死拼的劲头,有点担心了,他们离开了座位,站在前排的西南角。史良打断梁漱溟的话,说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梁漱溟情急之下,便冲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说道: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个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史良等梁漱溟的话一停顿,立即提高声调再次劝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毛泽东见梁漱溟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样子,就说: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毫不退让,他抢过话头顶了上去,说: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
“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说: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
“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站在原地,稍微仰着头,面对着毛泽东说: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重。”
史良认为梁漱溟的话是在挑毛泽东的火,她忍不住高声插话说:
“梁漱溟先生!少说一句行不行?!”
毛泽东的火气又起来了,也不客气地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梁漱溟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会场顿时大哗。人们对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由震惊到愤怒,一些人大声喊道:“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梁漱溟滚下去!不能让他胡言乱语!” 梁漱溟坚持不下去,望着主席台,听毛泽东发话。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
梁漱溟说:
“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
“你讲到 4 点钟好不好?”
毛泽东说着,看了一下手表。梁漱溟说:
“我有很多话要讲,让我讲到 4 点哪能成?”
会场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即席发言,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毛泽东说:
“让他再讲 10 分钟好不好?”
会场上马上安静了下来。梁漱溟却说:
“10 分钟怎么够?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里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过了一阵儿,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
他瞅了一眼梁漱溟,接着说:
“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国和全党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 10 分钟,简单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泽东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站起来指责梁漱溟,梁漱溟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再次问他:
“梁先生,再讲 10 分钟好不好?”
梁漱溟依然坚持道:
“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 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是一片哗然。毛泽东让大家静一静,然后对着梁漱溟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时间不公平,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而让你在别处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样?”
梁漱溟倔强地说:
“我不能同意主席这样的决定。”
周恩来在一片谴责声中对高岗说:
“请付诸表决吧,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高岗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高岗点点头,便宣布说:
“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毛泽东首先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跟着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但还是占少数。毛泽东巡视了一下,举着手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
高岗又宣布:
“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大多数人立即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再说话,但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高呼声:“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 高岗也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的去讲。”
梁漱溟这才不得不就此打住。
会后不久,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请长假,说是要闭门思过。毛泽东指示李维汉派人告诉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样发给你,参加不参加请自便。自此以后,有关政协的会议和活动通知,果真照样发给了梁漱溟,工资也是照发不误,可梁漱溟却是什么地方也不去,只在家中闭门读书。
全文堪称批判公知的典范,实在是得全文摘录才觉过瘾。另外就是觉得毛主席的性情也很可爱:私交不错,也要当面批驳,批驳之后继续把这些公知养起来继续改造,一切都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
他说自己是搞阳谋,不搞阴谋。
作者江伊为铅笔社成员。
首先,因为大部分高校文科教师长期不事生产,除了上课就是喝茶吹牛,其实上课也是吹牛。一个人脱离社会久了,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觉得社会有问题。
其次,某些五六十岁的高校文科老师,本身学历、学识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恰好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他们的学术道路太轻松,以至于今天的大学里,出现中专生教本科生,大专生教研究生这样的现象。学术圈子就是这样,只要进了圈,基本上就不会出来,后来者就很难进去。他们可以维持自己在学术界的权力、地位到死。
第三,文科类知识分子,日子太闲,不用做实验,写论文也不用太动脑子,指派学生查资料就够了。以至于他们精力充沛,精力太充沛的人,容易成为 “懂王”,于是本行工作不好好搞,历史也插一嘴,政治也插一嘴,经济也插一嘴…… 一辈子活成了个出租车司机,因为这些人文社科门槛都不高,本来也有点 “玄学”,给了他们不懂装懂、信口雌黄的空间。他们胆子大起来,连物理化学生物医药都敢讲…… 因为有地位嘛,有地位的人放屁都香。
第四,这群人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是人中之龙,都教授了,都 “懂王” 了,怎么不是人中之龙?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世道不公平,如果放在封建社会,他们都是宰辅之材啊,起码也是个人人尊重,平民见了要磕头的 “士大夫”、“相公老爷”;放了在民国,那也是军阀政客们大洋豪宅供着的“大师”、“高参” 啊,当红的戏子、歌星都得低头做小,不知道可以谈多少场美妙单纯的“师生恋”…… 然而在今天,好像不是太重视他们?好像他们可有可无?国家似乎更加重视那些理工科出身的 “匠人”?荒谬!斯文扫地!
第五,他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他们是人民的 “启蒙者”,实际上,从 1840 年到现在,学术界的文科知识分子,从未做过“启蒙” 大众的工作,他们虽然偶尔讲一些 “进步” 的话,但从来不是对人民讲的,而是对军阀、政客、地主士绅、黑社会杜月笙们讲的…… 甚至是对西方帝国主义讲的…… 总的来说,他们是 “媚上” 的、“慕强”的,虽然有时候批评当局,但只是怪当局不够重视他,不够重用他,类似于小妾对老爷的抱怨。所以,在人民心里,他们也算不得 “启蒙者” 和 “老师”,真正的 “教员”,真正让人民觉醒,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的,另有其人。
第六,他们大多出身不错,生活优越,在每一个时代,基本上都是幸运儿,但他们对本国的人民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也不认同国家的道路。明明得了最大的便宜,他们却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受了苦,心心念念幻想着从未存在过的 “黄金时代”。
第七,他们自以为高贵,自以为和这个国家的民众们不同,所以不愿意同甘苦共命运,总想着 “衣冠南渡”,总期待着 “王师解民倒悬”。他们在某个历史时期 ,见证了西方的强大,于是有了 “皈依者虔诚”,把西方的一切话术,都脑补成了事实,在舆论战中,他们立场和西方一致,甚至比西方还积极。
PS:最后讲个故事,我大学时选修了一门 “西方文学鉴赏” 的课,老师自称是九三学社成员,书香门第,家族血统高贵。
然而讲起课来,就是拿美国电影举例,如《海上钢琴师》,一口一个 “你国永远拍不出这样包容、温情的电影”,“你国人民自私、功利、没有信仰”,“你国对人、对文明、对宗教都缺乏尊重”。
有一个女生站起来提问:“老师,你对我国这么多狭隘的偏见,这也缺乏尊重和包容吧……”
这位教授勃然大怒,手指门外:“滚出去,被洗脑了的 XX”。
跟大伙儿说一个我的很搞笑的发现。
如果公知指的是立场上亲西方的,有影响力的,喜欢在微博指点江山的人,绝大多数的中国公知都是搞(或搞过)文学和教育研究的,不是说搞教育研究的都是公知嗷,只是说,公知大多在这个圈子里。经济、新传等领域当然也都存在,但知网数据表明,文教是当之无愧的公知重镇。
很多回答都在谈论公知,但没有贴近公知老师们的生存环境,未免短浅。
我问大家——平时都是如何识别公知的?
如陈丹青、方方、丁启阵(开炮背影那位,疫情期间力挺方方)、矮大紧这样的老师们,都有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习惯:喜欢说 “理性思考”“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 三个词。同时,他们与教育界和文学界又有着或紧密或朦胧的关系。
那么在咱们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学术界,谈及理性思考、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哪些老师是道场里头翻跟头和尚排队买木梳十处打锣九处有他的呢:
为什么这个发现很搞笑?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现象。
我之所以在知网检索的是关键词统计,因为在任何领域,结论部分都有可能会有一些阐述批判性思考等相关的内容,顶多算一个简短的附笔。但如果你将它们写入论文的关键词,
那就好比答辩时跟专家说我这篇论文是客观视角下做的研究;
那就好比吉他大师跟你说他这曲子是红棉牌的琴弦弹出来的;
那就好比视频剪辑师说他这片子是 pr 剪出来的;
那就好比程序员跟你说他这程序是编程做出来的;
那就好比厨子跟你说他这盘菜需要用铁锅。
这就是说这些论文十有八九水平很鬼差,而在中国学界今天几乎只有文教是还能将 “独立思考” 当作一个写在关键词里当研究对象的领域了。
我也不是什么语文教学的专家,反正在我看来教育研究大多还是效果研究,无论啥效果,学者肯定考察的都是教育领域怎样效果更好或怎样做时会有什么效果,这就是说文教同样离不开各种理论指导、量表统计、研究设计。而其他较思辨性的文章,至少也是在用社会科学的语言作讨论。我就找了找文教相关的核心期刊,闭着眼睛在知网随便下,他们的画风都是这样的:
这些文章的共性是,他们都提出了具体的问题,有具体的研究方法,采用了标准的写作框架,有具体的结论,有具体的建言。总而言之,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标准话语。就说最后那位教师写的论文,就框架而言仅是一个简单的项目设计,也有着完整的引用参考。作为 C 刊文章,这些论文的水平是能够代表今天我国文教研究的前沿成果。
相对的,鉴于我们那位鼓吹要删除《背影》的丁启阵老师最近不堪其扰终于又再次与网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我们顺便回顾一下丁老师这十年来的学术成就。
2010 至 2020 年,喜欢标榜独立思考的丁老师,共计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 67 篇,仅有一篇是正儿八经的论文《论辅音说的认识问题》。2011 年左右在《语文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 3 篇核心。总体来说,丁的学者生涯与上述案例形成了鲜明参照,因为百度百科所介绍的他的大多论文确切说都不是论文,他们的画风多半是这样的:
![](data:image/svg+xml;utf8,)
再说另一位知名被划分为公知的梁艳萍老师,粗浅一看她写了这些文章:
![](data:image/svg+xml;utf8,)
她的标题起得倒是比丁老师规范些,但他们的共性都是:不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不进行基本的研究设计,不进行全面的研究调查,不探讨研究方法的利弊,不进行规范的研究引用,喜欢从史料中做一些甚至不进行任何文本分析的简单归纳,起手一个话题,谈谈自己的见解,发表结论,结束。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多半要经历一个成长过程:不断研究具体问题,出基础成果,做个十几二十年成为大拿,写一些指导研究课题未来发展方向的文章。
丁老师和梁老师就不一样,出道即巅峰,做他一两个基础项目,而后摇身一变开始指点江山,一指点就是大半生。
再看看其他因亲西方立场并喜欢在各种公共议题上指点江山而被归为公知的老师们,如果他们有着教授职级,他们在知网上的论文多半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对于 “为什么许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个嬗变的过程:
1. 一群学者
2. 搞文学教育
3. 科研基础较差
4. 社会资本极丰
5. 需要不断动员社会资本攫取更广大的社会资本,因为他们在学校的工作往往就是搞人脉,立形象
6. 又由于缺乏科研能力而只能毫无根据地嘴炮,把本就有限的经验论广撒在一切和他们不相关的议题上
7. 不慎在厕所里丢了个炸弹
8. 挖出黑历史和旧言论
9. 公知诞生
我倒是不会直接断言这些老湿们是行走的五十万,说话都要讲根据。我只能通过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行事与他们的能力不匹配,他们的本职能力和他们的社会能力不匹配。他们自称学者却不用学者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为感染公众而生,却又自诩带领者而把公众贬为一群需要领导的流氓。
比如一再鞭尸的丁老师,我看了他最近的声明,说实话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作为一个学者,他如果觉得《背影》这篇文章影响不好,他就要用一名研究者的立场,去做一次关于这篇文章在小初中生中的社会调查来评估效果,而不是简单认为自己一两句 “朱自清老爸是个人渣”“《背影》倡导了随意违反交规的恶习”就能作为自己言论的基础,也并非得要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力不可。他在说 “批判性思考” 时的样子有些滑稽,因为从论文来看,他似乎很久未用批判性思维这一基本立场去做一个像样的研究了,他不过是十年如一日的批判性地说话。这就跟公知们在其他领域照猫画虎地用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含义的词一样滑稽。
撇开立场不谈,这些 “公知” 们不过是一群前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销售,到处去抄些粗浅的东西来狐假虎威罢了。
高校(尤其是我国的)这一特殊平台,营造了公知的生存环境。
不少高校知识分子有编制,有职称,有地位,有稳定且相对优厚的收入。
他们就特殊在有这一亩三分地。
向下,脱离了劳苦大众,不用像苦哈哈们那样疲于奔命忍气吞声。
向上,绝大多数又尚未涉足权力中心,不需要心系万民如履薄冰。
向内,铁打的高校,流水的学生,而学生的地位自然低于他们,极难发生平等的对抗。就算跟其他知识分子有冲突,也局限于高校这个小圈子。
向外,有机会借助市场经济的大潮变现,却又不至于被资本鞭笞得很惨(前面说过,他们有高校体制内一亩三分地,算是有所倚靠),相反,资本慑于他们的人脉,地位,多数时候还得陪着点儿笑脸。
由此便形成了国内高校的特殊生态圈。
他们像不像古时候的 “举人老爷”?
首先,不是白丁,自然少受民间疾苦。
其次,不是进士,远离朝堂刀光剑影。
又不是纯粹的商贾,称不上彻底的自负盈亏。
恰好只是举人。
各个盘子的便宜都能沾点儿,但又不完全承担各个盘子的责任和风险。
这种特殊的生态会形成一个特征:
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稳固的立场和阵营。
就连崇洋媚外都只是假象(否则,同样是外国,有多少人吹嘘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嫌贫爱富,恃强凌弱才是信奉的真谛。
他们唯一的天敌恰恰是赐予他们一亩三分地的体制(能赐予自然也能剥夺)。
而为了制衡体制,保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被剥夺,他们也需要动脑筋。
他们也许不懂大事,但在小事上相当鸡贼。
团结群众?不屑于。
向上爬,执掌权柄?多半没那本事。
驾驭资本?其实很可能不擅长。
便宜要占,既得利益要保,又不想太累太难太险,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公知。
一旦南明小朝廷,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史可法,郑克爽,准噶尔…… 都亡了,大清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
他们必需虚构完美的 “外国”,“圣君”,“别人家的 xxx”,以道德绑架自家体制,令其时时刻刻有所忌惮,不敢随便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
“公知” 从来都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门生意。
我们法学专业就很好解释了:美帝就是律师治国,读法学院是获得权力的标配。
全美法学院 也就是 ABA(American Bar Association)认证的法学院也就是 202 所,
美国司考通过率极高(85%+)≈ 上了法学院就有证。 同时美国又是只能上法学院(大部分州要 J.D.)才能考司考。
所以在美国,吊车尾的法学院也能出很多议员、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律师。 毕竟法学院垄断这部分渠道,显而易见。
你可以把这 ABA verified (加 V 认证)的 202 所法学院,理解为美帝统治人才的后备基地,
他们垄断了美国所有的法律职业和 大部分核心权力职位。 所以你想想这些法学院的 Faculty 和 Dean 的隐性权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
我在美国旁听过 10 来场总统候选人演讲,90% 是法学院毕业的。(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 一连串美帝核心人物都是哈佛、耶鲁法学院来的。)
我国的部分法学领域教师留学时看到了这种情景,那肯定是兴奋不已,深深哀叹自己生错了国家,否则至少也是州议长起步。
当然他们永远不会去想的是:他们若生在美国,按自己原生家庭的阶层,他们连美国法学院的边门都摸不上。
因为美国法学院根本就没本科教育,读美国法学院两封推荐信 + 一年 5w 美元学费,一般美国家庭根本拿不出。
当然,我们法学领域就我身边而言,像我这样的 ,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的老师、同学还是很多很多的。
爱国才是中国法学领域的主流,只是太多的这类学者、同学缺乏公众表达的渠道。
所以我就勇敢地吃一次螃蟹,说出我们这类主流的爱国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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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因为高校知识分子是接受大量人文启蒙思想的教育,并认同其观点,但社会的政治精英并不认同。
韦伯曾说过:一个社会的落后,最主要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这种落后,无论在认知能力、学识、思辨方面,是全面性的落后。当然这种落后原因可能各异,但基本上一致性的表现就是:
我比你落后,但我比你正确;
我辩不过你,但我比你有权;
我可以收拾你,但你奈何不了我。
强权即公理,完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权者可以利用权力左右价值判断标准,虽然可能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矛盾百出的标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
人文启蒙思想家有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都是三百多年前的人物。我简单说一下他们的 “公知” 观点:
洛克: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行政权必须和立法权分开。
伏尔泰:言论自由高于言论对错,即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孟德斯鸠: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必须分开。
卢梭: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有权推翻暴力压迫的统治者。
这些思想,逻辑自洽,论证有力,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向前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它们基本被美国立国者接受,即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培育了自由主义的武士。自由主义的武士创立了美国。
这些人文主义思想,也培育了对自由现状不满的马克思、恩格斯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马克思的构想是建立在这些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的,更好的保证人的自由、富足的理想。是不是能最终实现,姑且不说,单说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显然要经过长期自由的培育和发展,不可能是一直不自由,突然某天,“喯儿”,你们全自由啦。这和某些人群天然要被人管,是不是完全不在一个象限?长期被人管能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用脚后跟想都不可能。
中国是传统专制社会,清朝灭亡后,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中国的出路,下面引用一段话,放在现在一定被认为是公知言论: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操[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这位公知正是我党的创始者之一的北李,李守常。南陈北李都在高校工作。所以,高校盛产公知,是五四以来的传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源泉。
我以为,只有出身于旧官僚的北洋政府某些官员才对这些思想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是旧制度和新制度的得利者,思想还跟不上社会的变化。但过了百年,这些人阴魂附体,又成了气候,就不能不承认:社会政治精英的认知能力仍停留在 20 世纪初。20 世纪初留法的那些先驱,应该早就见过现代化了。
全面的讲,中国高校知识分子队伍里出 “公知”,主要有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现实因素。
中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十分罕见的热衷于 “自省” 的文化之一,甚至大胆一点,就是唯一。人类的普遍心理其实是责任外推,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推到无法掌控的客观因素上、推到虚无缥缈的对象头上,所谓 “shit happens”。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热衷反躬自省,这在一些古训里面有所体现,诸如 “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克己复礼”。中国人的文化信仰体系里占到很大比重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对于自我的约束与反省,强烈反对将责任归咎到客观因素,而是首先自省。
这种文化上的传统,体现在民族集体潜意识上,就是乐于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将遇到的一切不如意都首先在自身因素上找原因。
比如对于近代以来遭受的欺凌和侵略,侵略者与强权的野蛮、粗暴、残忍、唯利是图,成了整个民族叙事的背景板,没有人把这些东西当做主要因素。反过来,是自己的落后、愚昧、软弱,才是中华沦丧的主因。某个角度来看这么说并不是没有道理,“自体不强,疫病外侵”,这是中华文化哲学根深蒂固的哲学出发点。
这种民族集体潜意识当然无所谓优劣,或者说从根本上讲是有优势的,不允许 “shit happens” 那么很多时候 shit 真的就不 happens 了。
坏就坏在千万不能被打断脊梁。
一旦被打断脊梁,这种民族集体潜意识,文化上的基因,就会导致层出不穷的 “反思专家”,遇事不决先反思,该反思的要反思,不该反思的也要反思,本来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情他也要反思,别人揍他一顿他反思是不是自己长了一副欠揍的样子,别人骑他头上拉屎他也要反思自己是不是长得像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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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并没有什么不妥。你固然在反思你的,我不想反思也是我的自由,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自己长得像马桶,但是不要来说我长得像马桶。
可惜 shit 真的会 happens。
当大家都意识到 “反思专家” 不过尔尔的时候,反思专家们就不干了。差异性不等于优劣性,有优劣之分肯定有差异,但是有差异不等于就一定有优劣,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三岁小孩都知道泥巴可以捏个房子、房子却不一定都是泥巴捏的,偏偏就这些反思专家们不懂。
当然他们不干了,这事儿并不一定是因为老百姓看穿了他们连三岁小孩都不如,而是取消了他们 “专家” 的待遇。本来也是这样,把一个大道糊涂、不明就里的人评为 “臭老九”,也算是公平公正。这些“反思专家” 应该去书斋里好好待着,弄点自娱自乐也是无伤大雅。当然并不应该揍人家,打人是不对的,特别是不能打脸,三岁小孩也不应该打脸,打屁股就行了。
群众运动嘛,总有一些群众是有火气的,以前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先生,现在看来跟三岁小孩似的,难免有火气,有时候就会动手打人。
“反思专家” 被打了,那岂能善罢甘休?取消待遇也就罢了,你还动手打人?这怎么得了?
群众运动的年代过去之后,国门打开,巨大的内外落差进一步激发了失去待遇的愤恨,脸上的 “五指山” 则强化了这种愤恨,所谓怒火中烧、怒不可遏、怒发冲冠是也。别看他们嘴上总说 “不患寡而患不均”,内心里可从来不觉得自己跟那些泥腿子能 “均”,是必要留起长指甲、穿起长衫子,慢慢的在柜台上排出 “九枚大钱”,教你 “回字有四种写法” 的。
你让我穷也就罢了,你居然还不给我特殊待遇?
如此一来,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因素,就齐活了。
我一般称这种人叫做 “反思怪”,乃是比反思专家更为犀利的存在,堪称文化上的丐帮帮主,斯文界的 “犀利哥”。君子固穷,但是架子不能丢,输阵不输人,耗子见了猫固然逃命要紧,见了你一个青蛙还不得炫武耀威一把?现实里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必须要把你拉进他的战场去,如此才能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嘛。
丐帮帮主那也是帮主,总比你武当派的小喽啰少林寺的烧火匠要牛逼一些。
久而久之,居然还形成了正向竞争,真是奇哉怪也,怪物界的奇观。
你说制度有缺陷,我就得说文化有硬伤;你说文化有硬伤,我就得说人种有问题;你说人种有问题,我就得说这是恶之花绽放的土地。总归就是一条:谁骂得狠谁就是丐帮帮主。如此一来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生怕落了个下风,也算是暴论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
总关注量就是那么多,这是个存量市场,你不整点出格的东西,有几个人鸟你?
事情发展到 “反思怪” 这种程度,就由不得你了,你反思也得反思,不反思也得反思,反思得不够就得加油反思,反思姿势不符合反思怪的要求,那就打到你姿势优美、体态匀称。
这是反思怪的本性决定的,他把一种人人都接受的普通伦理,发展成了自己手中争取特殊待遇的工具与习惯做法,比吃饭睡觉还重要,在我们看来固然是走火入魔、利欲攻心,在他自己看来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心理学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部分心理有问题的人是不能自知、自救的,我们那些象牙塔里的反思怪们就是这个毛病。
这时候,病程发展到这一步,他是不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跟他不一样的人的。
因为要是大家都跟他不一样,逻辑上说,那就是他不正常。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精神世界,属于釜底抽薪一般的反向证明,他是受不了的。
于是一定要报团取暖、重拳出击、歇斯底里、无所不用其极。
病程终于发展到了最后一步:公知。
普通人的文化上的自省——反思专家——反思怪——公知,病变的最重要一步就是在象牙塔里发生的,病程的终末期会在哪儿呢?要么还是在象牙塔里,要么只能去青龙山精神病院了。
精神疾病可防可控可治,尽早介入有利于预后良好。然而精神疾病还是非常凶险的,任何一种很正常的日常行为都有可能发展成严重后果,我就见过写字写疯了的。反思这种事情本来就凶险,遇事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固然没问题,习惯性反思就有一定概率走火入魔。但是总不能因噎废食吧?有人写字写疯了,不等于咱们就得禁止写字。
反思还是要的,我们总不能学人家 “shit happens”,确诊人数上百万都是 “shit happens”,不能因为几个反思成瘾最终发疯的人就废了这一条。
大家只要多想想:
1、这事儿值不值得反思?
2、这事儿反思了有用吗?
3、这事儿我反思到什么程度算完?
就能将病程遏制在正常水平以内,不至于走上一发不可收拾的进程。
公知的目标是什么?
是颠覆政权,最次一等的也是更改道路。
公知们为什么要颠覆政权、改变道路?
因为在此政权和道路的基础上,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那么,公知们想要什么呢?
金钱和权力,是人们心中最渴望的东西。
对于一般群众而言,很难分清金钱和权力哪个更重要。
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能十分清醒的认识到: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渴望权力。
那么,知识分子有多渴望权力呢?
以小见大吧。
我经常在网上和人 “吵架”,而我收到最多的回复就是:“你多看看书再来说话吧。”
这句话看起来像是侮辱我没文化。
但是,为什么没文化是一种侮辱呢?
因为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知识分子的眼中,没文化就是下等人。
然而,知识分子怎么想,重要吗?为什么知识分子认为没文化是下等人,社会上大多数人就认为没文化是下等人呢?
为什么社会价值观和知识分子如出一辙呢?
因为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
所以,他们为什么让我多看看书再说话呢?
就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没文化的人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就是因为知识分子要牢牢掌握着话语权。
明白了吗?知识分子连对小小的话语权都如此执着。而且他们还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已。
那么,可想而知,高校的知识分子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程度到了什么地步。
简直就是望穿秋水!
那么,当他们没有得到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呢?
还用想吗?
他们 “怀才不遇” 的原因,肯定是因为 “世风日下” 啊,要不然怎么会 “哀鸿遍野” 呢?
不可能是他们自己错了,肯定是社会的错。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是高级别的知识分子啊。他们原本就在一次又一次地考试中脱颖而出,然后还学习研究了那么多的知识,他们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你说他们是公知?他们要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你看过几本书?懂得几个道理?
他们是人上人。
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力。
这,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侮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
211 大学的文科狗,毕业多年,
近两年读在职研究生,算是半回炉学习
根据自身经历,感觉就是:
当公知的,许多都是高校的文科知识分子,
理工科的知识分子里,很少有当公知。
而文科公知的重灾区一般在新闻、法律、传媒等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学科。
毕竟这些学科中国以前没有,许多理论和学术框架都是从西方学习来的,
而且咱们都知道,文化这种东西,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你天天学的都是西方建立的理论基础,
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西方提倡的思维模式,
那么得出的结论偏西方,一点都不奇怪。
我在职研究生读的是新闻,而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
明显感觉到这两个专业的老师,对于西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者对西方颇有种 “心向往之” 的心态,
许多老师都在有意或者无意之间,流露出西方比中国好的感觉。
而后者则是 “西方文学有点意思”,
你让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文学,
小心人家一拐杖直接敲死你:
人家看西方文学都是直接上原版,不看翻译版的人,
不比你们这些半桶水懂西方文学,他们没开口,公知懂个屁。
因此像我们中文系和隔壁历史系,一般出不了公知,
暴躁老哥和愤青倒是层出不穷,
最经典的一个段子,就是隔壁历史系一哥们,
大学四年坚决不学外语,最后一年迫于毕业压力,过了个四级,
问其原因:
“我又不教外国人历史,学外语干啥,外国人想了解我们的历史,先去隔壁学中文 ···”
现在大家为什么文史不分家了吧,文史多基友了吧?
因为真正的好基友,就是介绍业务时,都不忘带上你。
让我用一个回答,把这些公知的皮都扒干净看看吧。
我把他们分为四种人。
第一种人,公知、带路党。
他们中有很多其实是受国外直接资助的,或者是受西方媒体操纵的利益群体。
这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非常直接,就是为了一点利益,甘愿卖身为奴。
还有一类比较复杂,属于自甘堕落。这类人由于各种原因,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充满敌意,竭尽所能地诋毁攻击,基本没有说服 / 同化的可能。
你跟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这种敌意是根深蒂固的。
很多,都是 40 岁往上走的中年人。有的是父辈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吃过苦,有的是自己遭遇过社会的不公,于是全部的怨气都撒到了党和政府身上。
有的是曾见到过西方社会的如日中天,发自肺腑的屈服,有点像《三体》里的 ETO,不管三体人究竟怎样,只是表现出的碾压地球的科技水平,就让他们心甘情愿去当走狗。
他们成长的年代,中国还比较贫穷,国外的产品 / 工业 / 资本 / 文化包括餐饮,都是碾压地姿态进入中国,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有句话叫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这群人就是典型的用一生治愈童年,把童年到青少年时感受到的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见过的社会黑暗,全部的怨憎恨都倾泻到了自己所在的国度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觉醒,网络也不再是法外之地,他们越来越难以隐藏自己了。
于是,他们开始试图用煽动情绪的话来刻意挑起对立和矛盾;或者用 “理中客” 的姿态来跟你分析,为什么要批评、唱衰中国。
如果立场不坚定或者缺乏判断,很容易就受他们影响了。
这里面最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人甚至托庇于体制内,吃着饭,骂着娘,砸着锅。
你看他们做的事、说的话,明明很反动,你忍无可忍去揭露、拆穿,却发现他们居然利用在体制里获得的公权力来对付你!
这才真的是举着红旗反红旗。
第二种人,受影响、被带歪的人。
这样的人,越来越成为了网络和社会里的公知主力了。他们都读过书,很多学历还不低,出了国,喝了洋墨水,自以为 “思想自由”。
实际上却成了 “有知识没见识,有观点没立场” 的典型。
这些人以 70 后、80 后居多。学成归来后,很多人进入高校,成了高校里的知识分子。
他们很多人对当年我们的一些教育,特别是马哲、毛概等的教科书非常反感,对政治学习的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
于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看到一代公知的 “自由言论” 后,很容易就受蛊惑和影响了。
相对于宏观层面,他们更关注自身的感受和情绪,把国际间的政治角力 / 话语权争夺,简单等同于两小儿辩日之类的文字游戏。
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残酷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
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割裂甚至对立起来,鼓吹强国无用论,嘴里喊着 “不在乎大国的崛起,更在乎小民的尊严”。
放在《三体》里,大部分就是圣母程心或者拥戴她这样的人。
稍微看看人类历史就能知道,现实世界中,只有个别小国能在国家竞争的夹缝中生存;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被打下来,就是亡国灭种。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流血牺牲而来。
但他们现在可能会呼吁去反思流血牺牲应不应该,呼吁不要战争。
问题是,近代以来百年屈辱史,到底是谁在制造战争?到底谁是受害者?又是谁在真正保护我们?
对他们,我是真的怒其不行,哀其不争。
他们可能本质并不坏,但是言论又往往无比愚蠢。
你说他们天真吧,又往往文化程度很高。
现在回头去看,疫情初期那些天天喊着要中国道歉的人,大部分都属于这类人。
现在国际上那么多国家耍流氓,吵着闹着向中国索赔。
如果不是我们国家强大了,掌握 “真理” 了,可能就真的要弄出 “庚子赔款” 来了。
而那些鼓吹中国要道歉的 “二道公知贩” 无疑是在给对手送弹药啊!
第三种人,跪族,精神移民。
清明节前的一个月,广州女护士被确诊新冠的黑人男子打伤,咬伤;上海某社区为洋女婿网开一面。
南京日报为基层工作人员殷勤服务外国友人写长文叫好,而青岛的美国人在抗疫一线插队撒泼、扬言让中国人 “get out“。
中国发展这么多年了,但有些人就是站不起来。
要么盲目自大,要么全盘否定,都是典型的不自信。
那些出个国就能回来秀优越感的。
那些还在鼓吹要为 “外国人” 搞超国民待遇的,十万一年送奖学金的,搞个什么伴读伴学。
都属于骨子里没有自己根的人。
都什么年代了,还以为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简直是睁眼瞎。
第四种人,头脑不清醒、立场模糊的人。
觉得这个也对,那个也是。
多数普通人,都处在这个层级里。
因为缺乏思考和立场,相信什么,支持什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纯看当时的情绪。
所以,一篇刻意炮制的情绪化文章就能让很多人高潮。
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转发、点赞某个观点,其实很多都是时候只是因为文章恰好触碰到了自己的某个情绪点,愤怒、难过、悲伤、焦虑……
你只是在为情绪买单而已。
总体上,第一种人,也就是一代公知们已经越来越难混了。
难混,但不是不混了。
相反,他们越来越厉害了,很多人由明面转入幕后,开始走资本、老板或者获取公权力的道路了。
然后,资助、发动、忽悠第二种人去当打手。
同时,通过各种混淆视听、渲染情绪的传媒产品,最终目的,是为了去鼓动第三种人、第四种人,搞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素人政治之类的把戏。
而至于像我这样的人,估计会被他们列入黑名单吧。
不是因为我有多大影响力。
而是因为我把他们看得太透了。更因为我的立场非常坚定,几乎不具备被他们同化的可能。
我的这种坚定,除了一些朴素的情感,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认知的巨大转折。
我从小就很离经叛道,当过好学生,也当过坏学生。
这些年里,更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差点被这帮公知带入沟里的愤青大学生,到参加工作后,终于开始学会如何思考和判断。
知道了要做一件事到底有多难,知道社会的一点点改善进步有多不容易。
与之相比,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找茬实在太容易了。
再到去深入看历史,自己也出国看了看,和各种行业领域,定居国外的朋友反复交流,对比得出的结论,才有了如今的坚定立场和信念。
而我为什么要来写这些东西?
因为责任感推着我。就像《黑客帝国》里那些觉醒了的人一样,一旦你看穿了这些人的本质,你再看他们如跳梁小丑般故意混淆视听,故意误导大众,挑动情绪,就再也没法视而不见了。
关键是,他们这一套至今还很有市场,还是有很多人会被他们蒙蔽忽悠。
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亮剑啊!
说到底,我不能把这个蒸蒸日上的社会,这个我所珍视的国家,让给那些根本不负责任,也不热爱这个国家,随时准备把我们忽悠乱了、搞垮了就跑的人。
而我也想不通的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社会可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抹黑、打压中国,而我们自己只能小心翼翼地谈论爱国、支持政府了?
舆论的阵地,什么时候要靠普通小老百姓、小年轻们自己去战斗、去坚守了?
对上面这四类人,我们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
总体上,应该是教育引导第三、第四类人,要敲醒他们。
努力争取第二类人,但也要防范他们借机生事。
永远也不要忽视和放过第一类人。
曾经,有过群魔乱舞的时代,对这些人而言,很可能是他们 “最美好时代”。
随便振臂一呼,写一篇文章,都能有一大群人为其摇旗呐喊。
还有一堆人把他们看成是敢说真话的斗士,是思想家,是启蒙者。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很多公知都做到了名利双收。
但现在,很多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已经越来越弱了。
这才是现在的公知弄得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的根本原因。
以前,随便找一个城管、拆迁之类的,都能掀起情绪对立和舆论热潮。
但现在,政府的应对已经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现代化和透明。
你看,现在的很多执法行为,包括之前处理大闹重庆机场或者澳洲归国女高管的时候,都是全程录像。
以前是怕别人拍了发网上,现在是不怕你拍,我们自己还拍,放到眼前,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以前的政府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舆论,面对公知带节奏,只会被动应对,支支吾吾、自乱阵脚。
现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主动回应关切,虽然还没有完全让所有人满意,但已经比之前进步太多了。
就像差点酿成重大问题的 “李文亮事件” 一样。
当时一堆国内的公知以及境外媒体都借李文亮事件掀起风浪,妄想把他塑造成西方的民主斗士。
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一直在关注事件的发酵。
这里面既有很多自媒体和网民自发的同情和悲恸,但也混进了不少带节奏的人,靠着极具攻击性的话语、大量未经证实的 “现场报道”,很多人的情绪都被煽动起来,整个网络群情激愤,大有要改天换地的局势。
然后一天之内,我们沉着应对,舆论反转。
第一, 我们先明确了,真正的吹哨人并不是他,而是比他更早、按程序上报的张继先。
第二, 在之前撤销训诫的基础上,及时宣布要对李文亮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亮明了李文亮的真实身份,他绝不是什么西方话语体系里的 “吹哨人”,更不是被他们利用的旗帜。
他是我们的身边人,是我们自己教育出来的优秀年轻人,是中共党员,是有责任心的医护人员。
这才是真相。
真言一出,群魔退散。
这以后,我们还给予了倒在抗疫一线的李文亮医生 “烈士” 称号,举国默哀致敬。
前段时间,我看到美国想要把中国驻美使馆前面的路更名为 “李文亮广场”,以此来挑衅中国。
我觉得挺好,美国要以中国的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在抗疫一线牺牲的烈士命名自己国土内的道路,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
巴不得,哪天我们去了美国,遍地都是雷锋路、黄继光大道,邱少云广场。
最后我再大胆预测和分析下,我们和这些公知败类们的斗争还将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你强大了、就说你霸权。
无论世界如何针对、打压,中国仍然在走向强大的路上坚定前行。
以前,你弱你活该。现在就变成了,你大你不应该。
我们褒扬下中国的发展速度,不行,这是自大;我们讨论下中国的军事实力,不行,这是秀肌肉;我们看到中国发挥大国责任,参与全球维和,更不行,这是在搞霸权。
总之,看着你变强就不爽,就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个缺点、不足,使劲地贬低、攻击。
我就想问一句,学霸就没缺点了?
批评有两种:一种是为了你好。一种是巴不得你坏。
那些无脑黑的,恶意辱骂的,大概就是后一种。
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批评。
借用一下网络上的段子,这就像你们家儿子一岁的时候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
你是为他走出的这一步而喝彩,鼓励他多走几步呢?
还是一巴掌糊上去,大骂一句:
会走路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三十年前就会走了。你看人家隔壁博尔特,一百米九秒多,你就是不行。
孰是孰非,显而易见。
大家都在提问题,但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每一步都非常难,你要提就真的提出建设性意见,站在旁边说风凉话,谁 TM 不会啊。
第二阶段,你受挫折了、就说你本来就不行。
十多年前上网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人人网、贴吧、博客,有一类文章经久不衰,那就是唱衰中国的。诸如:中国必将崩溃,中国已陷入全面后退,中国被围追堵截……
其结果就是,中国在一路唱衰的声音中高歌猛进,直到 GDP 走到了全球老二的位置。这样的言论才开始渐渐式微,没有市场。
但是,只要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一旦出现局部的转折、调整,这些公知马上就又会跳出来死灰复燃:中国再怎么发展,仍然逃脱不了崩溃;中国再次崩溃;中国果然崩溃……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更何况现在欧美国家已开始联合起来针对中国(我明天将发文来深入分析这个事实)。
所以,相信我,我在这里立此存照,未来的某天他们一定还会跳出来,开始说中国怎么怎么不行。
就像这次疫情里,美国欧洲如何应对不力,他们从来不说;中国一开始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个措手不及,立马就被他们描绘成了社会大乱、民不聊生的末世景象。
中国要是真被他们给唱衰了,他们转身可以去抱大腿,才不会管你十几亿人民吃啥喝啥。
第三阶段,你成功了、就说这没有意义。
这是最可怕的阶段,当他们发现用尽手段仍然不能阻止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去解构这种 “成功”。
就像无法打败英雄,那就把英雄庸俗化一样。
“中国强大了又有什么用?”
这才是最可怕,哪怕你取得再大的成就,都能给你消解了。因为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可以解构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其实说白了,他们都是消极的抓住其中一个方面,无限放大。
什么不利于凝聚共识、不利于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就重点讲什么。
我们搞国家公祭日,说你记仇;我们推崇那些英雄,说你宣扬暴力;我们发展快了,说你要等等灵魂、等等道德。
就像方方日记里那句经典的:疫情没有胜利,只有结束。
好一句 “没有胜利,只有结束”。我们这么多人的付出,这么多人的牺牲,就白干了?
我就问一个灵魂问题:美国那么牛逼,确诊人数都过百万了,怎么还没结束?
结束。说的真是轻描淡写啊,啥都不干就能结束了?说这话的人得有多不要脸哪!
就像网友楚江笔谈说的:
如果只有结束,没有胜利,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不屈与投降、坚持与放弃、深陷泥潭与快速摆脱有什么区别?如果历史只写着结束、只写着悲痛、只写着哀情,一代代的人们面对瘟疫、洪水、海啸等不尽的天灾和战争、侵犯、掠夺等人祸时,何必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更有意思的是,70 多岁还在武汉坚持抗疫数月的张伯礼院士,最近在演讲中反问某些知识分子 “家国情怀” 何在?
方方毫不客气对号入座,要求张伯礼道歉。
最新的一条新闻里,我看到中纪委网站点赞张伯礼的思政课。
非常欣慰的是,对付这些人,总算不是只靠民间力量了。
鲁迅写过一段话: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这句话,送给所有的这些既得利益、精致利己的软骨文人。
——
最后,多说一段。
主席当年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只要我们自己不出问题,这些人再怎么闹腾,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秋后蚂蚱,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以说,中国的大兴盛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成败在此一举。
我对此充满信心,更相信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乱,通过我们所有人勤劳的双手,一定可以走到这样的位置。
有生之年,我们终将见证中国崛起、民族复兴。
而那些公知败类们到时候大概率也还活着,只是已进入到风烛残年,忍受病痛的折磨、内心的不安,见到自己的期盼不断落空,见到自己最不希望的事情不可阻挡地发生。
我相信,这才是对他们这样的人最残忍、最痛苦的报复。
我认识一个 70 后海归,90 年代到美国留学,尔后回国任教。
这次疫情期间,跟我聊起中国,猝不及防地突然骂起了中国,
说中国谎报数据云云,说全世界哪几个国家不讨厌中国云云,
俨然一副看你中国几时完的表情。
问她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国,毕竟她自己也是个中国人,利益跟这个国家深度绑定在一起,
她说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媒体就经常撒谎,掩盖真相。
好,退一步讲,就算中国媒体撒谎,是不是就代表西方和湾湾媒体公正客观呢?
她很自豪地跟我说:她相信西方媒体,那是公正自由的代表!
这就是原因所在了!在西方待了几年,早就被虚伪的西方媒体洗了脑,竟然可以毫无依据地相信他们客观公正?!那这群知识分子再怎么抨击中国,我都觉得不奇怪。
再加上高校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归,留学越久,接受西方那套” 白左 “教育体系洗脑就越久,在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里,早就把白人所谓的” 自由民主 “当成信条一样的存在了。中国现状跟白左描述的世界相差这么远了,不黑你黑谁?
抨击中国也有利于他们” 装逼”
我认识另外一位老师,也是教外语的,上个月我们一群人一起聚餐
餐桌上,他开始教别人如何独立思考,
他举了中国抗疫的例子,说推特在 19 年的 12 月份就已经有武汉未知病毒的消息了,
微博在 12 月份也已经有相关消息出现
香港 zf 在 12 月份也做了相应措施,但是大陆毫无反应。
他得出一个结论:zf 是知道的,但是为了经济不救人,
到了这里,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自我思考的,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却令我大跌眼镜:
他举了中国投资非洲的例子,说中国支援他国却不改善民生,不过就是为了联合国选票。
很典型的公知言论!
知识分子喜欢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最简单的一步,就是” 反政府 “
你政府说什么,我就反什么,不管对不对,但能显得我思考比较独立,能让我装逼,
像极了当年刚刚学会了翻墙的我,看到了湾湾还有轮子的言论,就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
这种”反政府 “言论,同样是白左教育的产物,西方一直有种” 反权威 “情结,要求” 小政府、大人民“。从当年的嬉皮士运动到今天的各种反” 居家隔离 “的游行,莫不是如此,就连他们的文化产品,也都有这种影子(《1984》、《V 字仇杀队》)。高校知识分子接受的西方教育多,看的外国书籍影像也多,受这种思想影响,大概也比一般人重。
当然,有另外一批教师是也需要通过”贬低中国 “来” 装逼“,但是他们装逼的角度比较新奇。
我认识另外一名教师,人到中年,混得一般,没钱没权没地位,
但无奈他不甘人后,却又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喜欢贬低别人,还喜欢混圈子,
特别是一些高逼格有文化的圈子,以突出自己的高层次。
同样的,说起中国,他也是一副贬低的样子,说中国教育体系落后,说中国人没素质,说中国人没信仰。说起西方,就一脸崇拜,他们浪漫,他们有情调,他们懂生活。
这就是这一群体的矛盾处了,他对待中国的态度,跟他对待自己的态度如出一辙:
自认清高,想出头,却混得一般,就只能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想做人上人,但中国却一直被西方人抹黑压制,就只能通过跟中国割裂来抬高自己。
通过抹黑中国和中国人,来展示:我跟他们不是一伙人,从而让自己好受点。
这就是他们装逼的角度,贬低同胞抬高自己。
理想主义、政治上的幼稚、想装逼,这就是我接触到的高校知识分子当公知的原因。
有一类数学题是这样的,60 分的普通学生和 90 + 的学霸都不会做错,而 70-80 分的人很容易做错。
普通学生在第一层做判断,直接做对;
学霸学神看到了二三层的陷阱,从容绕开,在第四第五层做出正确判断;
70-80 分的学生,看到了二三层,却看不到四五层,最终掉入陷阱。
国内很多高校知识分子,就是那些 70-80 分的人,有点文化,有点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水平和格局还不足以突破迷障。
普通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听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只看谁能对自己好,谁能真正确保自己的利益。
“公知型” 高校知识分子,简单把政府和国家剥离,简单把西方的文明归结于其制度的先进,简单把西方的行为与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简单要求西方有什么中国就要学什么。
而真正的智者,明白没有一个制度是万能无缺的;明白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制度和经验;明白国家的发展阶段、生产关系和制度的相互制约;明白西方的岁月静好,是建立在收割全球高端利润基础上的,一旦这个体系崩坏,谁都可能撕下虚伪的面孔,做出无比流氓的事情;明白国家利益博弈、地缘政治战略下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判断高校人员到底是公知型知识分子还是真学士,注意以下几点:
1、是不是实事求是;
2、有没有深入一线的实践经验;
3、其所说所主张的东西,逻辑基础是否成立,逻辑过程是否合理,逻辑结论是否可行。
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很多高校的公知型人员发表的言论,往往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侃侃而谈,往往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经验,往往说的东西经不起严格的推敲,最终沦为情绪化的撕喊。
政治不正确地说两句,
其实呢公知是高校知识份子的说法不那么正确,应该说是年龄比较大的知识份子,差不多可以追溯到 60 后以上。70 后已经比较少,而到了 80 后这一代,这种 “公知病” 已经是少数了。
接下来就是政治不正确了,我请各位谨慎阅读,好好思考,喷之前自己仔细查查资料。
最近特没谱谈了谈消毒水治疗病毒的问题,可谓是火遍了全球,这就叫睁着眼说瞎话。对于他个人已经对美国的声誉都有着重大的损害。
如果大家有兴趣,愿意去考据,在中国曾经的某些年里,这种荒诞画风的宣传,口号其实……。
今天 00 后比较大的理想无非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 60 后上大学时期的梦想比现在的年轻人还要豪迈,他们的理想是解放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
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那个时代有多么自信,后来他们就有多么绝望。反过来这种对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就有多刻骨。
从宏观层面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个时代路线有错误,也可以说那个时代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这些我个人当然十分认同,如同望梅止渴的典故,政治本身就是复杂且无法每时每刻都完全实事求是的。但是从同理心的角度来看,当你年轻几十年被教育和灌输的信念被海外的繁荣给彻底击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情绪呢?
这是 1958 年出品的猫和老鼠里,汤姆在冰箱里找东西的场景。
这是美国 1958 年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
下图是 1960 年台湾的农村,至于中国大陆的状态各位自行脑补吧。
也即是说,一个饭都吃不饱的社会里,人民还坚信自己能够拯救一个几乎每家都有车,都有冰箱,电视的国家的人民。
现在的年轻人仅仅是大学毕业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就要开始疯狂地痛骂教育制度,痛骂高房价。那么想象一下 60 后在改革开放后有多么的绝望,那种信心被彻底崩溃,信仰崩塌的疼痛有多深,他们就有多容易变成一个刻舟求剑的 “公知”。
我从来都不觉得国家当时的大方向上有什么问题,哪怕有些宣传的确做了处理。因为太早把这种巨大的差距暴露出来,对于普通人来说冲击太大,有可能整个民族的自信完全崩溃,最后万劫不复。东亚国家的崛起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一段所谓的 “强权” 时期,也即是这个道理。试想谁愿意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还要勒紧裤腰带去发展重工业,高科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有时候需要牺牲一代人,有的牺牲的是物质,有的牺牲的是精神。
50 后,60 后,他们年轻时代的精神裂痕,有的人有机会走出来,有的人一辈子就停在了那里。我写这些本意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你们有多么幸运。你们不必在最迷惘的年纪,承受来自时代的割裂,你们更加自信,更加昂扬。但是吧,如果可能,希望你们还要多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你们今日的自信有多么来之不易。如果可以,更希望你们对老一代的那些封闭自我的老 “公知” 们更宽容一些,毕竟,他们没有你们那么优渥的条件。
最后,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团结,给别人带一顶大帽子,然后疯狂攻击,并不能真的解决社会问题,也无法缓和社会矛盾,只会让社会变得更糟糕。我们需要更多的倾听,理解和相互支持。
因为时代原因,中国有一批教授水平极差,没有一点自己原创的东西,全靠翻译外国成果回国发表混日子,对于这群人来说维持外国比中国高级这个落差并垄断 “取经权” 是生命线。
但凡自己有点货的人都是有几分傲气的,谁闲的没事张嘴就吹外国人啊?和小孩觉得吹奥特曼牛逼 = 自己牛逼一个心理。
现在网络和英语这么普及,这帮人彻底垄断不了取经权了,蹦跶不起来了。
不妨排个序吧:
1、外语系,英语的、日语的、法语的。阿拉伯语除外。
2、新闻系;
3、经济系;
4、文学系;
5、公共管理;
6、法律系;
7、艺术系;
8、机械系、电子系、车辆系、计算机系、材料系、化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力学系。。。
9、导弹工程系。
其实我认为是幸存者偏差,这么多公知是高校知识分子,那么到底有多少呢,和整个高校相比,比例是大还是小呢,在把这个比例对比到全国范围中,其实我估计是差不多的,只是因为他是高校教授发言才被人关注,这么多精日精美精英,高校总有那么一两个,我觉得并不奇怪
人择原理 + 幸存者偏差。
民众能够留意到的 “公共知识分子” 是市场筛选出来的。
就像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名的 “网红”,但有很多不出名的“网红” 你并不知道。
市场筛选出来的获胜者有啥秘诀呢?
1,有头衔可以吸引目光,有 “权威性”。比如大学 “教授”,留洋 “学者”。
2,职业吸引眼球,所以经常看到 “明星” 公知和 “创投” 公知。
3,话题吸引眼球,比如教给你创业,比如知识学习,比如信各种教派,比如跟乔布斯和盖茨是好哥们。
你看到很多是高校的,因为顶着专家的名字忽悠,出镜率高一些。
其实跟 “民科” 一样的 “民间公知” 大有人在,只是没出名而已。
慕强者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头衔、学历、炫富等等标签是吸取流量、获取乌合之众信任的最重要基础。
所以你看到名片上或者个人介绍上一大堆的各种头衔,或者经常晒各种不解地气优越感的。
要小心。
因为在高校里,通过个人水平提升就能获得地位。这种成功的路径依赖导致了这么几种思维方式:
成功路径基本唯一
成为大教授成为科学家的路径可比做生意的套路少多了,可比成为著名企业家简单多了;
基本唯一这件事情会给很多人造成,要想 xxx,就得 xxx 的感觉。上过研究生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多数高校知识分子对成为知名学者的成长套路都很类似——看文献、参加会议、投期刊、还有…… 肝。
很容易在分析不熟悉的领域,失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视角。特别是在社会管理领域和公共事件领域。
过去 40 年,我们在学术上,科研上也一直是追赶的节奏:
所以当很多复杂问题,实质上要求自己探索的时候,也仍然会想当然寻找 “成功路径”。
更容易高估群体的素质
现存的人口,大学生比例还是低。大学教授接触的人素质都比较高,对很多实际操作落地性更乐观。会产生,素质 xxx 的情况下,不就应该 xxx 的感觉。
但是:
很多观点对么?其实是对的。但是无视实际问题和普通人的实际情况,很多观点就是空中楼阁。
过去几年,对很多类似空中楼阁的理论,大家也听烦了、听腻了。
高估个人的作用、低估体系的作用。
高校知识分子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悍,这点必须承认。很多问题能够很快速地形成框架,问题是光有框架没有细节是没法给出有效建议的。
一个 20 个人的研究团队,背后是整个教育科研体系、日常保障体系、校企合作体系一系列存在感不强,但非常重要的体系在支撑。从高校知识分子的成长路径来看,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大教授的成长过程基本接触不到支撑他们工作的具体环节。
如果是做企业、如果是搞工程,基层做起的时候你会了解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完成复杂的项目有多难。
对于社会复杂性的理解,高校知识分子更容易高估个人或者自己的作用,低估系统的作用。会产生这个事情不就是 xxx,没有多么复杂的感觉。
于是在很多问题上,为什么很多人啥都敢说,不懂的就敢说;ego 比较强的就敢说。
就说如何组织资源,如何管理人员这事情。
一般学校课题组 20 个人团队已经很少见了,随便一个制造业就几百人。这种管理难度天差地别。
你看为啥工科教授稍微好一些?你得指挥一堆研究生和工人,你得和企业政府配合,操盘一个国家攻关项目。
对管理、落地难度的体会肯定是比大量阅读书籍然后憋在办公室肝论文深刻的多。
很多照搬国外,纸上谈兵的内容只要稍微管理团队复杂些、配合部门多一些、接触一些基层劳动者,就知道根本行不通 。
我在这里不讨论公知本身的观点、群体的水平和对错,就是从他们成长和工作性质来分析一下,这种高比例的来源。
其实你看,律师、医生、演员这些非常依靠个人,不太依靠体系,接触面都比较高端,成功路径更明确的岗位,也一个意思。
我的一点看法
三叔侃侃:为何不少大学老师会成为恨国党?害怕被时代抛弃,是他们疯狂抱团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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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方方日记风波之中,除了汪主席本身遭遇了很多非议之外,她也不断地在微博上进行各种 “摘抄”,供网友们分享。
这种摘抄,将支持者一个个挂出来,看起来像是在营造 “真理在我们身边” 的错觉。
然而网络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将我们之前发布过的内容永远记录在案,便于吃瓜群众们去细细品味方方的支持者们都有着怎样一种人生阅历。
这下子就有意思了:在方方支持者中,不乏很多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导师级人物,例如湖北大学的梁艳萍女士等。
而他们此前的那些言论,基本可以坐实一个 “恨国党”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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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学教师吧,不说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吧,至少应该对培养学生们的三观负有一定责任。
那么,这些人为何会成为恨国党呢?究竟中国对他们做了啥,才让他们变得如此极端呢?
我认为这是多重理由造成的。
这些原因,导致了他们恐惧于时代发展,并唯有选择抱团取暖方能获得一丝精神的安慰。
大学教师早年享受特权,这恰恰成为扭曲他们三观的 “毒药”
作为一个 30 多岁的人,我记得自己还在上小学那会儿,大学生还被称之为 “天之骄子”。
那时候,谁要能考上大学,简直就是祖坟冒烟的事情,清明节扫墓都要家祭无忘告乃翁。
学生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能够在大学里面任教的人了。
在方方卖队友事件中,无论是梁女士也好,其他那些被挖出来的高校教师也罢。
我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基本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
而且查看他们的履历,大抵是在八九十年代就进入了高校,成为体制人。
比如除了梁女士之外,湖北大学的刘老师就是 1961 年出生,1988 年留校任教。
而多年来,中国高校的特征是:
只要能够进入高校任教的话,那就是拿编制,铁饭碗。
铁饭碗不仅仅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失业,还会享受包括寒暑假等漫长假期啦、住房分配优惠啦、各类伙食补助啦…… 等等福利。
这样一来,只要留在高校之中,他们就能衣食无忧,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亲属,都能够背靠大学好乘凉,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连我都梦想着能够进入高校,哪怕是没编制的管理岗都行啊)
更重要的一点是:和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相比,他们更有机会和国外交流,出国 “深造”。
即便如今面对外国人时,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感到低人一等,但如果是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呢?
宁南山曾经说过一个有趣的案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中国大陆的人出国,按照台湾同胞的话说,都会受到震撼教育,被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震撼,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杂志,国内一个教授出了国到瑞典,就感到非常震撼,他在给杂志投稿时写道,在瑞典住的这个小宾馆有 24 小时热水,拿起床头的电话可以打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就是被物质文明的富足震撼了。
在如今,我们不可能因为宾馆有 24 小时热水,能够打国际长途就觉得有什么不得了的。
但是在几十年前,大部分中国人家里别说是热水器,连自来水都未必接通。
可想而知,当这些大学教师进行出国交流时,他们的三观会遭遇何种冲击。
别说这些中国高校教师,当年叶利钦去美国超市都被吓到了。
不敢说别人吧,至少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出国,看着发达国家如此繁华的场面,再想想自己家里连个彩色电视机、电冰箱都没有……
这种落差是很容易刺激到一个人的。
那么,身处于那个年代的教师兴许就会想:为何发达国家如此富饶,我们却落后贫穷?
于是,这样的群体很容易成为被西方舆论洗脑的对象。
哪怕不为什么实际利益,他们也会化身西方的 “自来水”,努力吹嘘它们强大。
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大概率就会伴随着他们一生,直到今天也难以改变。
所以,遭遇到新冠病毒爆发这种事情,他们只会做出两种反应:
1. 前期我们措手不及时,他们认为这一定是中国制度有问题。
2. 后期发达国家疯狂拉胯时,他们必须想尽办法为西方辩解,否则自己的人生就被否定了。
大学不是纯洁的象牙塔,而这些教师本身也是见证人
如果按照主流舆论的观点,大学校园应该是在年轻人走向社会之前,最后享受的净土。
在这里,虽然已经要跟社会上的一些人员进行接触、交流,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安心学习,和三五好友嘻嘻哈哈,跟喜欢的人漫步在夜晚的校园路灯之下……
至于教师的话,更应该将 “教书育人”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努力为学生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现实情况却远不如这么美好。
很多在面对媒体、出席活动的时候,看上去道貌岸然的高校教师,其实是衣冠禽兽。
他们会利用手头的权力,去获得不该属于自己的科研经费。
他们也会凭借师生地位不对等的立场,去逼迫学生做他们不愿意的事情。
随便找几个例子:
这些事件中的当事人,一个个看起来都算是道貌岸然,说起场面话来一个比一个漂亮。
你看老钱那模样,怎么也是个大佬范儿嘛。
但以上仅仅还只是被媒体曝光、有学生勇敢举报才落水的 “典型”。
在这些事件曝光后,其实如果大家看评论区的话,会发现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当事人其实还曾经伤害过很多其他的学生,只是他们没有站出来而已。
而中国高校那么多教师,是否还会存在类似的害群之马呢?答案不言而喻。
可有意思的就来了:以上种种让当事人身败名裂的案例之中,为何站出来举报、甚至以生命抗争的永远是学生?
难道说,当事人身边的那些同事们对此都不知情?
这也未免太过于侮辱 “高校教师” 的智商了。
所以,我相信梁女士也好,刘先生也罢,肯定类似的事情都听说过不少。
于是,他们内心当中,会对这类同行产生鄙视,痛恨 “糜烂的高校环境”。
他们会相信,在美好的西方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总之,还是体制的错,甚至还可以上升到 “丑陋中国人” 层面。
只是我难免有些好奇:既然这些人如此有正义感,动不动就自诩中国良心、为民请命,为啥学生遭到不幸时,一个个都不站出来呢?
光是在网络上当抹黑中国的匿名键盘侠,似乎也不算什么英雄吧。
亦或者,也许他们自己本来就不干净?
高校教师身份带来了一种虚无的优越感,自认为 “无所不能”,有资格对他人指手画脚
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至少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在八九十年代,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也就初中文化时,他们却已经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
比如这次方方曝光的一名队友——金小刚。
但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这些高校教授无论在专属领域再怎么厉害……
他们就一定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同知乎上的海贼王路飞吗?
拿这位金老师来说,专业领域也许他很强,但要比烧菜的话,也许他还不如食堂大妈。
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恰恰就在于此:因为自己身份优越,就认为什么都懂。
和很多自媒体大 V 如果被喷了,也许就会乖乖认怂不同。
某些高校教师已经把自己代入到了救世主的身份,所有反对者必须被打倒,不得翻身。
之前看过一本书,对这类现象也进行了讽刺:(今日辱法 1/1)
有人就评价过这样的 “知识分子”: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
然而在国内高校的某些群体之中,他们觉得自己是无限的。
并且,他们骨子里根本看不起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普通人。
他们认为,那些就是 “愚民”“XX 贼” 甚至于 “乞丐”。
然后,他们自以为只要国家愿意俯下身子,让他们去左右国家发展,那么分分钟就能让中国变成世界第一。
亦或者,是分分钟成为美国眼中 “最可爱的中国”。
但是,好气呀,国家偏偏不愿意听他们的!
甚至,就连那些 “庶民” 都不愿意听他们的,以前微博上编个 “霸气小护照” 就有几万点赞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当他们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同自己那套理论,甚至站在对立面时。
这些高校教师会恼羞成怒,把自己摆在数万米的高空,傲慢地对下面的 “庶民” 进行批判。
(可惜这条朋友圈下结论太早,现在看起来是在嘲讽美国和英国…… 懂王脸红,女王惊诧)
而方方的队友中,除了金先生算是理工类之外,其他大抵都是人文专业的大牛。
虽然开地图炮不太合适,但我真心觉得不少人文专业(我自己就是人文专业出身)的高校教师很容易陷入这种思维怪圈,并且完全看不出清醒的迹象……
这倒也容易理解,我就经常被人吐槽 “写的东西不接地气,太飘”,总以为好像一个念头下去,什么都能改变。
相对而言,理工类至少得踏踏实实面对现状,知道自己哪里不行,又怎么才能行。
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从山寨大国朝着智造强国前进。
可能一位美国人比我们国内许多 “人文大牛” 看得更清楚:
共和党参议员 Tom Cotton 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中国学生不应被允许在美国大学学习科学和技术,而应该研究莎士比亚文学。
嘿,你们这些人文学科的大牛被歧视了,不去反击一个吗?
以上这些原因,成为了部分高校教师沦为 “恨国党” 的原因。
怎么说呢……
作为享受体制内福利,被国家赋予了诸多特权的群体,他们可恶。
作为三观崩裂,一辈子都站不起来的群体,他们可怜。
作为随着中国发展,让他们只能缩在一起抱团取暖的群体,他们可悲。
作为始终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张口闭口 “当代鲁迅” 的群体,他们可笑。
可恶,可怜,可悲,可笑,足矣。
不过没关系,当一代又一代充满民族自信、制度自信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并且让一场疫情暴露了西方文明的丑陋之后……
高校中的 “恨国党”,即将成为历史名词,并迅速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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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教授大卫. 科玆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就很好的分析了,许多大学教授为什么会成为公知。
先简要介绍他研究分析后的结论。
1、苏联真正的经济困难来自于叶利钦,叶利钦拒绝把俄罗斯财政收入上缴中央。
2、苏联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不堪。
3、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引自美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苏共高层中近 77% 赞同走资本主义,而普通人中比例极低。
4、这些人认为,只有走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才能合法化、最大化,并永传其子孙。
5、知识分子是赞同走资本主义的第二主力。
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当软弱,它的绝大多数对当局俯首贴耳,只有极少数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公开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集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突然有了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内容的广泛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在新的条件下有机会向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
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种理想的、充满了十九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济自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米尔顿 • 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纽约和波士顿有更多的支持者。这部分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原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官方传播媒介过去没有完全讲真话,真话也许就是他们过去所听到的反面。
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
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是必要且必须的。
简单来说,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不断分割的世界中,一个 A 领域的专家可能对 B 领域完全不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 985 大学的桥梁专业教授,在买房子的时候,能一眼看出合同里面哪些内容可能是坑吗?
资深专家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普通人。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知识分子将专业领域的知识介绍给专业之外的人。而在人类目前的知识系统中,对于一类知识最为专业和深入的研究,通常都是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进行的。因此,高校中多公共知识分子是非常正常的。
再具体一点说,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是推进普通人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为专业之外的人提供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比如说我本科的学校有几位专门做妇女研究的老师,其中有一位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们非常关注女性的受教育、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是真正的硬核女权派。她们不仅关注教育、扶贫这类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同样也关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细节——比如说卫生巾。在很多贫困地区,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元,有些贫困妇女或者女童是用不起几十块钱一包的卫生巾的,这就导致很多女性的健康受损,给家庭增加了负担。除此之外,在洪水、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中,大家一般都会捐款或者捐食品、饮水、帐篷等东西,但很多女性也是需要用卫生巾的,而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略。所以,每当有地震等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师会呼吁大家捐一些卫生巾等用品,有时候也会直接组织学生跟捐助者对接。这种公共知识分子越多,对我们的社会也就越有益。
而今天让人避之不及的浑身散发着恶臭的 “公知”,其实在高校里普遍也是不得志的那群人。他们利用了高校教师的身份,或者夹带私货,或者歪曲事实,或者指桑骂槐,或者双标成性。总之,他们非常习惯用批判政府来显示自己的清高与孤傲,但同时又死死地攥着事业单位的编制身份不松手。他们把学生当成傻子,也把自己当成了 “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救世主。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越少越好。
至于判断一个高校知识分子到底是真的公知还是假的公知,我之前说过一个最简单的标准,那就是别听他们怎么说,看他们怎么做。如果一个法律学者整天呼吁公平正义、关爱弱势群体,却没有替普通老百姓打过一场官司,那么这种学者必是假公知无疑。而类似罗翔老师这样,不仅演绎出了张三的传奇一生,而且还把 B 站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给儿童基金会,即便你说他是作秀,但也实实在在地给人提供了帮助。类似的判断,各个专业都可以做。
用一句略显得拔高的话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应当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先的,而检验公共知识分子成色到底如何,只需要 “为人民服务” 五个字就够了。公共知识分子逼逼赖赖却不办实事,这就是沽名钓誉。而那些真正为普通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在服务的人,他们才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从人群的角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大致是一个 “工” 字形结构。
最上面那个 “一” 有 4 亿人,主要居住在一二线大城市,他们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车有房,他们创造了中国中高端商品的消费奇迹——包括全球占比超过 60% 的奢侈品消费,全球占比超过 50% 的汽车消费,以及中国中高端住房消费。这个人群分享了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大部分红利,同时也承担了向农村与落后地区转移支付的义务。
中间那一竖有 1 亿人,主要居住在 2、3 线城市,他们收入介于中产与底层老百姓之间,努力一下就可能达到中产了,松懈一下就滑到底层阶层。
最下面那 “一” 有 9 亿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乡镇以及小县城。他们收入不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温饱能解决,他们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城乡差异很难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不过却能享受国家扶贫与转移支付的政策红利。
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复杂的社会结构,上面的那 4 亿人已经基本摸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而下面的那 9 亿人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中间还有 1 亿人拼命向上爬。
庞大的人口基数,复杂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冲突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难题。
我们国家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为下面这 9 亿人考虑的。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们现在是一个 “工字型” 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旦特定阶层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多人就闹骚满腹,对国家对执政党有很大的怨气。
2018 年某大 V 有篇文章轰动一时,大致是描述作为中产阶级对国家的各种不满意。撇开文章中的各种常识错误不论,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代表 “工字型”上面那个 “一” 发声的。
文章中通篇都是,我的诉求是什么,国家应该怎么做——反正只要国家没有满足这个阶层利益诉求的政策都是错的。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红利最大的获得者,如果这个阶级都还对国家不满意,希望从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红利分配权,那么,底层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 400 多的 9 亿人还活不活?
中国不是欧洲!
发达地区不能如同西欧一样无条件享受东欧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享受商品向落后地区倾销的便利,而不承担对落后地区扶贫的责任!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所以中产阶级中的高效知识分子成为公知也就不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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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 从泡菜到蔬菜:14 亿人人均蔬菜消耗量怎么做到世界第一?
原文链接:
怎么说呢……
公知眼中的公知:
曾经人们眼中的公知:
公知泛滥后一般人眼中的公知:
信息爆炸后的公知:
粉红眼里的公知:
到底哪个是公知?
哪个都是。
所以,我一直反对 “公知就是给人递刀子” 或“公知是中国脊梁”之类的言论。
因为这个群体,人太特么的多了……
哦对了,问题是为啥都是高校分子啊……
嗯,世界各国高校知识分子都容易走反现有体制的道路——当然在各国都水平不一就是了。
以前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我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了…
第一,他们是中产阶层,虽然不算富人,但属于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群体。
第二,他们处在权力生态体系之中。
第三,他们处在权力生态体系的边缘地带,而非核心地带。
第四,由于紧靠权力生态体系,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他们作为非核心权力圈的个体的无奈。
第五,由于他们是比较边缘的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社会刚需,虽然不是权力核心圈,但也恰好没有鲜明的政治标签,无论如何社会与国家权力体系如何更迭,他们都能旱涝保收。
…
在这个群体的潜意识里,他们并不会因为社会变革遭遇巨大的人生成本,相反,如果变革是从秩序理念向自由理念过渡,他们更加会得到保障。
因此,在他们的熏陶下,其实很多大学生也多持有类似倾向。
…
我以前认为,这个群体太自我了。但是今年开始,我有些理解他们了,即使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也算是理解了。
因为今年开始,我的个人生活自由权限被常态化的压缩了,我个人有多次开始作为孤立的个体去面对公权力和多数人… 而多数人,很明显无法共情我。我感受到了个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无力… 我开始共情那些人了… 虽然我不像他们迁怒于国家的一切制度与人物… 但我理解自由和秩序中间那块灰色空间里,自由与秩序的博弈是多么激烈,个人身处其中是多么无奈。
从 1 月开始,这种集体对个体权限的蚕食,是一步步升级的,我想大多数人都有感觉。我并不反让渡出来更多个体权限,但是这种让渡过程中,存在大量不对等,个体毫无解释权可言。我犯的错,是我的错,我的成本。而要求者犯的错,依然是我的错,我的成本。
说实话我都开始理解美国精神了。虽然我最近每天都写两三条反美的回答和想法。如果我无惧死亡,只想自由,那么生命至上,就真的与 “若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对立起来了… 诚如古话所言,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如果务实发展并没有惠及到个体,哪怕是部分个体,那么个体对辉煌的数据,就不会有共鸣可言… 那么他们,仍然还会采用个体立场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而无法本能得站到集体的立场上。但国家,能消灭他们么?更何况,有些时候站在集体的立场上,换来的是集体对个体的无视。集体主义的无度膨胀和运作失败,比个人主义还要伤害集体主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 “民”,但实际上有些人是处在权力体系中,依赖公权力平台过活,而不自知的。他们的集体主义言论往往不能够共情真正的 “民”,真正的弱势群体。
那些知识分子,有些确实已经精神需求大于物质需求。松散的权力,自由的社会,虽然可能满足不了物质需求,生命需求,却能滋润精神需求… 有些人仍然在用物质需求来解释人的一切需求,可能是因为他被公权力体系或者自己的家庭保护的很好,并未真正体会过什么叫精神需求被剥夺。如果真的是物质需求万能论,比方说一座劳动报酬超过了绝大多数人工资的监狱,难道犯人就不是坐牢,而比外边的人幸福了?显然不是。
不能抑制人的精神需求,只要他不是罪犯,不是主动攻击别人的恶人。我认为可以反对他们的观点,无视的他们的观点,当然也可以赞同他们的观点,但不能毁灭任何一方或者一方的观点。因为我们是人类,有各式各样思想特征的人类,而不是程序高度统一,流水线上出来的机器人。我倒不是一个讲言论自由的人。因为我主张恶言、谎言、错言、不利于共同利益的煽动性言论不自由。但我讲尊重,人与人要有起码的互相尊重。
有些人的立场已经共情不到另一面的人,甚至只剩下对另一面人类的恼恨,欲除之而后快那种意气之争… 于他们而言,拥有否定甚至消灭异见者的权力远比为所有人谋福更有意义感,这才是可怕的。从这个角度讲,批判者与鼓吹者,只是一体两面,两个极端,谁也不比谁优越什么。
不是喊着爱国就是真爱国,不是喊着集体主义就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自欺欺人者比比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爱哪个不爱哪个?
我就是高校老师,我认为这个问题抓错了重点。
不是这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而是公知型人物在各行各业都有,我就见过很多,但是高校的言论环境和高校教师的身份,对他们的声音产生了放大作用。
高校公知和校外人士,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是高校公知讲的话一般来说不是很好反驳,第二是他们自带扩音器。
高校公知经历过的科研训练,让他们说奸言都显得那么有道理,就算有问题,一般人也看不出,要想反驳,还得查查资料,理理思路,等你想出来反驳办法了,人家的言论早就扩散开了,这中间的时间差能影响很多人。
另外我们国家总体上是尊重知识尊重权威的,一个教授的身份在,能忽悠很多人。而且,公知作为老师的时候,听者是被动的,没得选的,上着课给你来几段私货,猝不及防,不听也得听。
而校外人士,一发言,不管愤世嫉俗或者崇洋媚外,只要发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自带难以服人 debuff,就算能,其理论漏洞比较多,露马脚机会比较大,被人看穿后,不爱听就不听了,影响力有限。
公知这种人,要产生并不难,我自己观察有个公式:知识 + 态度,其中,知识是偏颇的,狭隘的,局限于一点的,态度是脱离于人民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但是我不是想要来叫醒你们,而是显摆:你看,我是醒的,你是睡的,你傻 X。
真正的公知,是雷锋式的。
【事先声明,本文提到的『公知』指现在互联网里被扭曲的含义,而非其原义】
主要原因有三点:
下面展开说一下。
第一点。搞学术是件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突破性的、优秀的学术成果几乎都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人们为了生存而让渡个人自由组成集体,而个人能力强大到能碾压集体时,个人就会渴望回收让渡出去的自由。西方的自由主义倾向天然吸引这种人。所以高校里『公知』数量社科最多,理科次之,工科最少。因为做工程团队合作非常重要。同理,艺术家群体中亲西方的也很多,因为艺术也是一件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
第二点。大部分学术活动都是在解构。如果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古以来就对』,那学术也没有存在意义了。但很多事情你一解构,就显得冷酷、不道德、甚至阴阳怪气。所以社科再一次中枪,因为社科就是解构社会现象的,社科知识分子很容易在评论时事时代入学术写作的思维,看起来感情不够强烈,就好像在为『敌人』辩解。理工科因为解构的对象是自然界,讨论时事相对不容易被影响。更何况很多工科论文就是刷数据,连解释都没有(默默望向深度学习、有机化学、分子生物等领域)。
第三点。大学里能看到所有学科,欧美基本都是压倒性优势。就算现在不是,学科根基也是人家奠定的,术语也是人家造的。别人比你强,你又一直在别人话语体系下思考,有尊敬崇拜的心理很正常。而且水平差距越大越崇拜,所以可怜的社科又中枪了…… 因为社科大概是我国和欧美差距最大的领域。
看看历史上的言官就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讲大道理很容易
实操很难。。。
脱离现实的美好,就是空中楼阁
就好比那个龙应台
大国崛起,小民尊严
听着很有道理
结果发现她既不懂大国崛起,也不懂小民生活
前段时间台湾疫情
一堆花店书店关张
她跑出来呼吁大家去小店消费
即便暂时不需要,也可以先付款后提货
帮助小店度过难关,为台湾保留美好
结果在台湾被喷成了筛子
很明显他不知道,疫情之下小店活不下去
斗升小民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局势下,还去买花,买书。。。
只有龙应台这样的高收入阶层才干的出来
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知识带来的视野宽度确实比小民要高
但是他们认知的世界是卡在半空中的
向下既不接社会的地气
向上也没有达到统治领域
但身处空中的社会地位,以及学术地位
也就自以为有指点世界的错觉。。。
因为很早就是这样了,至少需要追溯到宋朝。这些人只是宋朝卖国阶级的精神传人而已。
在十二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大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
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这种残留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以至于某些人的 “反思情节”和 “自我审查” 的倾向特别严重,一出问题还动不动要别人“反省自己”,并且充满了悲观的态度,仿佛任何的努力都会失败,都不值得尝试。
我在看这些人的言论的时候,总觉得有种心理拧巴的感觉,
现在问题找到了,就出在宋朝的那场思想转变。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对于自己的民族,总是要 “内省”,要 “反思”,但对于异族的侵略者,却从来都是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此等行径,令人匪夷所思。
咱就不说今天某些人对于欧美的态度了,就看南宋灭亡以后的这些人对蒙元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了。
元之所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元典章 · 刑部十九》收载大德十一年杭州路呈文说:“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其把持者,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始以口味相遗,继以追贺馈送。窥其所好,渐以苞苴。爱声色者献之美妇,贪财利者赂之王帛,好奇异者与之玩器。日渐一口,交结已深,不问其贤不肖,序齿为兄弟。…… 贪官污吏,吞其钓饵,唯命是听,欲行则行,欲止则止,” 另一件公文说,豪富兼并之家 “威福自专,豪强难制,侮弄省官,有同儿戏。”
结果过了几百年,这些人依然是这样。对内 “严厉反思”,对外 “奴颜婢膝”。
这样的转变,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还在于, 在道德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知识份子注重内省、修身,而无意涉足其他知识领域,比如后来被称为自然科学的领域,国家也不能从保守的意识形态迷恋中抽身而出,关注商业和改革。
一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传统的巨大惯性,导致此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从而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
因此,恰恰是这种奴性的思维观念,使得这些人越来越 “自我怀疑”,“自我审查”,动不动就让别人 “反省自身”,但对于外来的强权和价值观,却从来照单全收,争相攀附。
他们的作风习惯,让我们失去了对科学的追求,导致了民族的落后。现在倒好,还要把错误反扣到群众身上,动不动就 “民粹”,就“无知”,就“狂妄自大”。用悲观的语气来吓唬别人,用“谨小慎微” 的行文去恐吓别人,还要美其名曰“客观”,“理性”。殊不知,人家欧洲在 16 世纪的科学革命,从来不是靠保守和懦弱而实现的,而是靠勇气和严谨而取得的。
某些人啊,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事情后来有人跟我说有可能是假的,所以先当个故事看看
据说歌手丛飞当年资助的一个学生成为了大学老师;后来丛飞犯病。记者去采访时,这位老师以 “学生知道了影响不好” 为由把自己从资助名单上删去。
道貌岸然的教育我们要 “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现在自己的恩人生病了;却害怕什么影响不好不想被公布。
现在但凡有大学教授 / 老师发表不当言论时我都会想起这件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这个跟上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高校意识形态的特殊情况有关。
首先,『公知』这个词语是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 *。不是公开发言的『知识分子』都是『公知』。比如施一公,骂他的人很多,他也喜欢说话,更没人否认他是知识分子,但没人骂他是『公知』。(我根本没说公知的意思『变了』。『公知』本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十年之前,这些『公知』也不会认为施一公是『公知』,所谓(他们自己的话)『没气节的不叫知识分子』。)某些答主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去玩偷换概念,在现在的语境中,『公知』就是特指中国的一批推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中国社会、政治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为目标的主要以媒体界、文艺界和人文社科学术界为职业活动范围的人。
媒体界、文艺界和高校人文社科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在高校和媒体界占据了主流,于是这些人就以『推墙』(即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把中国变为西方多党制的共和国)为己任。
他们手中没有军队、没有警察,那么怎么『推墙』?靠的就是舆论。千万别以为这些人只是发发牢骚,批评社会。他们是有组织的,有时候还会聚在一起开会研究策略,比如什么热点事件可以利用,什么人物可以攻击等等。这些人可不蠢。
他们希望建立推崇英美自由主义的舆论生态,在这个舆论生态下,中国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只要一有差池,他们就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的。这样,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就有可能造成群体性聚集,完成和平演变。
早期公知活跃的时候的那一批人,流亡了一批,抓了一批行动派,还有一批人只是口嗨,虽然联络但没有行动,也就没有处理。网民现在把他们在当时他们那一派舆论占主导的环境下的言论揪出来,自然一揪一个准。现在开始怕了。呵呵,早前干嘛去了?
说下关于公知的历史:
公知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同义词,前者是后者简称。这个词是当年的南方系媒体(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引入中国舆论的 *,他们当时评选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评选的标准之一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有自由派倾向、反体制。一开始公知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一批人,这个词的含义从来没有变过。
* 第一次提到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 2004 年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关注下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就明白了当年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引入、炒作的人的想法了。
没想到很久以前的这样一篇回答引来这么多争议,甚至有些阴阳怪气的回答。简单再补充几点个人想法:
1、首先,我并不是说不能说不好的地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其他回答里面,比如最近的王新刚,比如前段时间的滨州交警那个,我甚至都被知乎删除了好几次回答,禁言好几天。因此,我们不是不能说我们存在的不足的地方,当然可以讲,还要及时关注,从而推动王新刚这样的事情,得到及时、应有的处理。
2、我要说的是,这些公知,只直到一味的吹嘘国外的好,杜撰一些虚假的事情,而抨击国内,蒙蔽不了解真相的群众。比如,真的还有这么多人相信加拿大总理和普通农民享受的是一样的医疗待遇吗?大家了解加拿大的私立医院情况吗?加拿大的顶级私立医院多少钱,什么人才能去看病了解吗?普通人即使去普通医院,排队多久了解吗?说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朋友在加拿大期间(当时已拿绿卡,但现在回到祖国),智齿实在疼的不行,但那边总是排不上队,最后实在忍不了,飞回国内拔牙的。以及那个什么中国籍导游的孩子,在日本看病花了 70 万,日本全部给报销了,医生还给鞠躬?这样的事情你们真的信?
我们可以讲我们存在的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建国七十多年的新中国,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国家,很多事需要一步步去完善。也要明白,国外并不是某些公知和国外媒体吹嘘的那样,他们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如我们的地方。
客观看待这些,热爱自己的国家,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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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校知识分子是公知,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其中由来,相信人均 985 的知乎用户也都明白。但让我不太能理解的是,党校也会有这样的公知?而且更无底线。这也应该是,我目前为止,见过的两面人里,最最两面的了。
因为高校中的环境所致,跟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一样!
《神雕侠侣》中杨过为什么会相信黄蓉编造的小龙女是被南海神尼救走的,这种放在普通人身上绝对不会相信,但杨过却深信不疑的谎言?
主要是因为杨过的成长体验所致。杨过的成长可以算的上是把奇遇当吃饭睡觉一样普通来过的,蛤蟆功、全真派的独门内功心法、玉女心经、九阴真经、打狗棒法、玉箫剑法、弹指神通、独孤九剑练功法门,这些任意一门功夫都是绝学,普通人获得一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都被杨过日常搞定了。
放在杨过身上和认知上,肯定觉得这很普通,奇遇少才有问题。所以当黄蓉随后编造的谎言放在普通人肯定不信,但是杨过却深信不疑,无他环境也能影响人。
高校这种环境,有不少老师是不参与生产,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文化传播,放在毛选的标准里,是属于脱离通过实践来提升认知的环境。换句话说,高校的生存环境跟现实接触很浅,很容易给高校的知识分子们造成错觉。
高校的学生还好,学个几年步入社会步入职场,参与了实践,会在实践中慢慢看到真相,但是高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一直在高校,一直没入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们,容易在这样环境中产生幻觉,以为高校的生存环境就是真实的世界。
在不生产的环境中待久了,很难去关注生产的不易,生产好的一面,也就是社会好的一面,社会中进步的一面,但是对社会中不好的一面却会格外关注,最后就容易产生社会本来就这么阴暗的观念。其实只要切身实地的去深入到了实践,了解社会进步的一面,努力的一面,很容易就会改变,连农民都知道国家这么多年的改变,让农民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好处,不好的一面跟好的一面对比起来,当然是好的一面更多。
然后再道听途说,或者去国外游玩一次,凭借国外好的一面的印象再跟国内不好的一面做个对比,尤其觉得国外好,最后成功进化成公知。
站在了公知的立场,最后很多观点都会带有色眼镜来看,脱离客观事实,变成恨国党。
不过高校的生存环境只是环境的一部分,周围的家人、亲戚、朋友在生产环境中的实践也会影响到这些人,现实中的交集会把人拉回来,只有少部分人本身就是立场有问题,或者中毒已深实在是拉不回来,最后成了公知。
补充一个角度,在当代话语团体多元化的网络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判定和评价根本没有基本的标准,相比理性判断知识分子言论的正确性,大多数网民更在意的是:此人言论与我的常识,我的利益是否一致?
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老师前段时间被很多网友批评,因为他反对房产税。暴怒的网友纷纷谴责孙老师高高在上,脱离社会,不顾人民利益。但是孙老师的言论是有一套严密逻辑的。在本世纪初的论文和其著作断裂三部曲中,孙立平教授依据大量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应对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市场内需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高端耐用品消费的增加是解决低收入群体被边缘化的重要手段。而不动产乃是最有效的存储模式,房产税一来对买房行为的限制有限,二来可能导致购买欲望降低,保证不了社会健康运行所需的市场内需。再者说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本身就不在供需问题上,买两套房人数的减少对降低房价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意在维护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我想表达的是,当我们开始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大学,对准专业人士的时候,要随时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理解其真正意涵,我们批判的是错误的理论还是相对的立场?
最后我认为我们需要警惕一种正在发生的危险: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似乎是走在一条了通向极端民粹主义的道路上。
不开玩笑,当年轮子邪教,有针对性的发展了很多大学教授,老知识分子,既用他们来站台当活广告,扩大邪教的影响力,方便给别人洗脑,而且他们的闲钱也挺多,挺好骗的。最后这些人还是最难转化的人之一。
我记得当时上海本地一张老年报有文章也问 “为什么那么多老知识分子信邪教”?
我想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高校体制,太养人了!尤其是文科,社会学科,一旦进门,铁杆庄稼吃一辈子。而且现在 50 后 60 后等年纪较大的高校教授们,因为历史原因,当时进高校其实也不难,学历其实不高,对比现在,当时的学历含金量也可疑,比如上海现在普通中学招一个老师,博士学历都很难进,而梁艳萍的当年的学历只有中专!混了几十年也能做博导了!
文科的研究成果又不像理工科那么实操,科研、技术、进步等等,有就是有,没有你也吹不出来,还要去国际上做比较。文科可方便多了,文人圈子抱团互捧帮吹,吹到最后大家都是大家!除了评级没有任何其他价值的专业期刊上文章发发,著作等身其实不难。至于他们水平如何?真的有文化吗?天晓得了!
简单说,这些高校里(特别是文科)中老年教职人员里,脱离社会半辈子,不学无术又受人尊敬,这样的人,沉湎邪功的都不稀罕,出几个无脑公知也太正常了!本质上,这是一回事,还是这帮人……
我就是一臭穷人,不爱 g,甚至有点恨,当年我家人遭遇下岗潮的事情我可不会忘,我整个童年过得都很痛苦,我可能就是你们口中的公知吧。但是我这么穷,说话有啥分量?你们在乎吗?但高校那堆人说的话你们可确实会在乎,所以显得所谓高校的知识分子有一堆公知罢了。因为我这种穷人的意见你们根本不会去关注。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群体都有一堆不同的人,我见过工地上搬砖老哥看着观察者网点评国际局势的,高呼入关的,见过小区大妈痛骂 party 的,见过医院病房无奈等死放弃希望的。话说回来,张维为陈平金灿荣他们不也是高校知识分子?
清华能出阎学通这样的智库大牛,也一样能出高晓松;北大有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有那个说什么房地产不贵的教授;人大有温铁军也同样有翟振武。
社会本就是多元化的,然而总有人试图代表他人,最经典的不就是 “穷人都爱国”“高校出公知”“我们鼠人只想 run” 之类的吗?我就想问,你凭什么代表穷人?你又凭什么代表知识分子?
本文尝试用平实的语言梳理大陆 “公知” 现象的始末,力求陈述一些客观事实,同时本文不代表个人观点与价值判断。个人对公知现象的立场简单说就是,网络上被舆论聚焦的所谓 “公知”,大多都配不上“知识分子” 这一称呼,他们最多就是个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公众人物,而且有些还是在国内、党内混的风生水起的人。但恰恰这样的人,被舆论洗成了公知,一定程度让舆论像仇视富人一样仇视知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真要说我的个人价值判断,那就是一个没有强权的社会、与 “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 “的社会。以下是正文。
美国没有文化部,他们的 CIA 履行了文化部的职能。要适当的看待 CIA,它虽没有多么崇高,但也绝非不堪,至少比某些随意改写历史与话语的文化部门还要好一点。很多的文化职能都是 CIA 在做,不能一提起 CIA 就想到碟中谍。 “拿钱办事” 是典型的本土思维,更多的知识分子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内心深处的认同,也是 80 年代开始学习西方现代性至今的结果(当年叫 “实现四个现代化” 运动,一大批西方思想跟着引进过来,包括 “西方” 这个概念本身)。更要命的是我们的学术语言和概念都是人家生产的,你用人家的语言,就会陷入人家的思维路径中,然后说出的话在本土语言环境上下文中就显得不够 “正确”。**看不懂的人们就会用阴谋论来试图理解,加上话语环境一变化,这种误解的舆论就甚嚣尘上了。**所以核心矛盾还是我们没有文化生产 / 或者说太匮乏,一开口就会陷入到人家的思维路径中。这是 “公知” 话语诞生、并造成问题的由来,也是本土知识界的悲哀。
而我们能够生产的文化就是民粹爱果主义和沙文主义,外加官僚主义,这都是在世界上被批判了几十年的,从 1945 年后的 50 年代以来这些概念就在不停的被批判。拿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实际上也无法和人家对话。但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现代性文化话语我们又无法创造,最终亦步亦趋。
“帮美国说话 “,这是赤裸裸的泼脏水,转嫁矛盾。矛盾发生在内部,但如果把矛头指向外部,制造足够的舆论环境,就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机制的前提下,让一切迎难而解。
因为美国没有文化部,所以文化类基金会都与 CIA 建立了合作联系,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学者都是拿着基金会的钱,出国访问、游学。因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本国太穷,或者学者的专业在本国不受重视——技术官僚国家是不重视人文学科的,文科远不如理工科对建设国家作用大,长期在自己国家被排挤人文学者,很多只能依靠国外基金会、也就是西方白人世界。另外,对文化的投入在近年来好了许多,不过在一个官僚国家,一些文化投入在官僚权力的作用下进入了其他位置,而且官僚机制很难生产真正的文化。如果有一个地方,官越大代表说出的话越正确,那个地方的人肯定会集中精力、绞尽脑汁的想着升官,而不是想着如何说出正确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权力话语的裹挟下,加上对权力的迷恋,所以很难创造出现代文化的重要原因。
但同时,这些技术官僚国家以及还豢养了很多 “皇家学科 “的文人 / 艺人,他们坐在官僚机构里用笔杆子歌唱国家的 “美好 “,比如苏联就有无数艺术家为斯大林做过塑像,而斯大林把九个常委清洗的只剩下两个,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己。如果说屁股决定脑袋的人,说出的话不可信,这些被豢养、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的皇家文人,同样也不可信。
拿到基金会的赞助并非易事,没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能够拿到奖金,并且基金会的奖金通常根据用途审批,可以说是有限的补贴。早些年出国的我国文人,有一些顶尖之人拿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比如:谭盾、巫鸿。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的分部叫:亚洲文化协会,有兴趣可以去其网站查查名单。
我国始终没有开放民间注册基金会,目前我国的基金会基本都有官方色彩,民间的个人与团体无法注册基金会,很多我国的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在大陆运营。
最后是公知这个概念,公知全称是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早诞生于 1898 年左拉抗议德雷福斯事件发表文章《我控诉》,之后法国文学界对作家左拉赞扬为 “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够发现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发现社会公义的缺失、指出人民面对的种种不公平,抨击社会机制的弊端。或者说,哪怕你有足够的知识,但做不到上述这一点,也无法被赞誉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掌握在邪恶的人手里,是可怕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指出问题、发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这个概念是舶来的、不是本土生产的,你跟法国人说“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解决问题” 显然贻笑大方,在他们看来,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各阶层、每个人一起协作、协商才能得以解决。
不过就像很多概念在我国,都会在社会舆论面前遇到被改写的命运一样,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被改写。有些人,他们可能是大学老师,或是公众人物,但因为做不到对社会的关怀而不能被称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恰恰被网络舆论 “洗 “成了知识分子。人们因为他们的偏激狭隘的观点去批评他们,也有人借此诋毁知识,认为他们就是 “知识分子 “。这明显是一种过度推论。
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欧洲的比如:本雅明、萨特、福柯,北美的比如:麦克卢汉、马尔库塞、萨义德,东亚的比如:柄谷行人、鲁迅等等。而现在网络定义的公知居然是蒋方舟、段宏庆之流,他们居然能和上述的真正知识分子比肩?他们何德何能?
还有一些真正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主动沉默或被动沉默,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具体原因大家自己想吧。个人心中的国内知识分子比如:南京大学的汪民安、蓝江。
也有些人,压根没什么知识和道德水平,以知识分子自居。在此补充一句,不要把公知变成一个万能的借口,并不是所有 “不说好话” 的人都是公知。就像比如有几个傻叉压根也不懂滑板技巧和滑板文化,他们发表了一些傻叉言论,总不能因此就说所有的板仔都是傻叉一样,更不要进一步诋毁滑板就是傻叉的体育运动。
丰富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是这个社会的稀有资源,知识和道德良知,都有门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也难怪大多数人没有辨认出知识分子的能力,所以在网络舆论和某些人的自吹自擂下,很多人听风就是雨,甚至相信知识分子要帮某个国家说话、甚至拿了某个国家的好处。如果真说 “拿好处”,那些被网络舆论攻击的所谓“知识分子”,有部分人在国内、党内都混得不错,拿到的好处更多。所以他们为何发出“不正确” 言论?为何还会被攻击?这反倒值得深思。
不管是主动沉默、还是被动沉默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个局面都很难过,其中有的人决心出走,去可以随便说话的地方;有的人走不开,为了不因为自己的失业或迫害,让家人一起受苦,那就装装傻,失去了勇气后,他逐渐也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叙事语用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谁在说话?
我们读的书本 / 公众号推送 / 花边新闻 / 各类消息,是谁在和我们说话?明白了这件事,才会知道某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因为 “为他国说话 “才被这样泼脏水,还是因为他没有 “为他们说话 “才落得泼脏水的下场。
毕竟在有的地方,真理只能由一种声音发出。
真正知识分子为了心中道德良知质疑一切,批评一切,很明显,他也质疑了真理。所以一番操作后,他只能选择沉默。而不明真相的人们,就像隔岸犹唱的商女,在大声欢呼知识分子已经死去,甚至诬陷他们拿了谁的钱,殊不知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为他们发声的人。
理科不知道,部分文科(比如我所在的公知重灾区法学专业)高校知识分子很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尤其是某些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高校知识分子。
很多所谓的高校知识分子,大多是博士毕业之后直接在大学任教的。他们很多人,没怎么接触过社会,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就盲目把他们在学校里从某些跟他们一样脱离实际的老高校知识分子那里学的西方理论奉为圭臬。
他们总是热衷于从理论各个方面讨论一个东西好不好,但是很少关注这个东西行不行、能不能用,能不能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他们眼里,任何他们认为好的事情,都是不需要成本的,问题只在于愿不愿意做。
脱离实际又长期研究理论,他们会产生一种傲慢的心理,在他们眼里,他们的理论完全正确,至于试错成本他们更是不会考虑。反正他们是高校知识分子,享受着各种优质待遇,国家和普通民众因为他们的错误理论遭受了多少损失,他们哪里看得到呢?或者哪里会在乎呢?无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些西方模式在其他国家已经证明不具有普适性,他们也可以为其辩白,毕竟 “照搬不彻底就是彻底没照搬” 嘛,然后又开始各种定体问的循环论证。至于那些西方模式在西方已经造成的可见的不良后果,他们更是能花样洗白,脸皮薄点的会说“这也是没办法不得已的嘛”,厚一点的会说“还是利大于弊的”,超级无敌爆炸螺旋厚的干脆歪曲事实说这些不良后果根本不存在都是你们这些五毛在捏造污蔑。
普通人看看他们在那些论文最后提的对策和建议,就知道他们多么单纯幼稚和可笑了。
那些立足国情、扎根实际,真的从事了很多实务工作或者是田野调查的学者,就相对比较客观,很少犯这么幼稚的错误。当然,他们也会指出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和不足,但并不会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所谓的定体问。他们也会总结一些国外经验,但不会企图照搬西方理论和模式来试图解决问题。
我大学时期遇到的两个老师让我体会到了这种差距。一个是在某个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琢磨西方法理学的某副教授,天天动辄体制有问题、国民素质差爱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总之就是官都是贪官、民都是刁民,但又拿不出实据也说不出所以然,被学生反驳只会恼羞成怒人身攻击。而我另一个经常去做田野研究,接触过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的社会学的老师,他从来不回避社会中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但一直从实际出发思考解决的办法。而且他一直认为学者要警惕轻易把任何一个群体区分为善与恶的行为,要客观从双方视角进行考察等等,虽然是对我而言是非专业课,但让我受益匪浅。
高校里的有些人有以下 2 个特点:
①没干过啥实事。
②掌握了很多 “知识”。
(这些知识大多是别人嚼过的、他只是听说了记住了,然后误以为自己也掌握了。)
而知识掌握需要两个阶段:实践阶段和理论阶段。
而他们①不干实事,缺少实践阶段,所以他的知识是先天少根腿的。
因此,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不知人间疾苦。
人云亦云就能混口饭吃。(讲课时,靠转述别人的 “知识” 就能活着)
没经过 " 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 的锻炼,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有多难。
因没做过啥实事,觉得啥事都容易,看啥都不完美,瞧哪儿都是毛病。
觉得自己才是明白人,干实事的人是傻子。
动不动就拿 “知识” 来判断 “对错”,来评价 “事实”。
谈何容易啊?
不知道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举个例子吧。
一个人抓只鸭子容易不容易?
一个人抓一头猪容易不容易?
笨得像鸭子,笨得像猪,这是常听到的话,对吧?
想知道难不难,自己试试啊。
这俩事,我都经过。
我追鸭子,前 10 米,鸭子速度相当快,然后,我即将抓住它时,它飞起来了!
对,它飞起来了!
一下又甩开了 10 米左右距离。
等我扑过去时,它扭着屁股下了河。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我不会水!
我没撵上。
我的小伙伴,试过水里追鸭子,没人家鸭子游得快。而且鸭子潜水能力很强,一猛子下去,再出来就 20 多米以外了。
而我亲眼看过一个 170 多斤的壮汉,被一头猪拖倒在地,然后拖着他继续疯跑。
那头猪二百多斤,那个爆发力、那个速度,相当凶猛。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缺陷
那就是社会经验非常薄弱
社会思辨能力非常差
却又蜜汁自信
自以为是社会良心 社会精英
他们的心智其实和刚过青春期的年轻人类似
满脑子理想 满腔热血 却又幼稚好骗
正是西方宣传套路最理想的受众
???
拒付嫖资查尔斯,
执照吊销冤狱来,
三流赛车手韩二,
拒拆迁左小诅咒,
恶花出轨姚大嘴,
除了汉奸后代汪公子,其他哪个是高校的?!
相反,高校贡献了第一批不跪不殇知识分子,实属建州第一梯队勇士。
50 年前,因为这个问题有多少教授住牛棚去了……
叶哲泰了解一下……
这两年想再次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妖魔鬼怪越拉越多了……
他们的问题主要也是没多少钱给别人骗。
否则你会发现,他们也很容易被骗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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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多识少。
其实专注于某方面的知,不与真正的社会接触,很容易就成为一种呆子。
换而言之,跟社会脱节太久了,每天都是同事,学生,家人。
我认识的一个老师,四十年没有出过校门。衣服,菜都在学校商店菜场与食堂解决。
某种程度上,他们专业知识之外的判断力,可能还不如他们教的二十岁的学生。日常心术也就是职称什么的。
不过他们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特别特别的,单纯。
就好像维多利亚 2 里的,生活安定,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就非常容易生出对 “自由” 的向往。
加上其实他们的子女,也的确是在全球化中得到利益的人。
换而言之,他们出国不光容易而且经济方面还挺宽裕。(因为子女教育,婚姻,事业也不错)
公知的言论正好满足了他们精神层面的追求。
早几十年,还有跟着练 fl 功的。
就个人而言,我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人是个好人。就是容易轻信。关系也没到那种地步。也不跟他们争辩什么。
可能我接触到的老教授都是理工科的,所以言论都还能接受。
而且我们日常是自驾游。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个毛病
书念得多一点,就觉得自己应该去拯救苍生了
在现如今的社会状态下,我们每一个人在离开象牙塔进入社会之前都是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剥削者而存在于社会之中的。
每个人在这个阶段因为不参与生产劳动所以并不创造任何财富,所有花销都来自于剥削包括父母在内的成年劳动者。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是能够意识到剥削存在的人很少,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状态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意识里觉得这件事情理所当然,也就导致当很多人面对离开象牙塔进入社会成为被剥削的价值创造者时所产生的巨大落差手足无措。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理解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即将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是自由派的主力军,也是目前知乎上铺天盖地嘲讽华为的主力军。
大部分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后会逐渐适应社会劳动与社会竞争,也就是常说的在遭受社会的毒打之后,是会慢慢的理解劳动与价值的关系的。
而有一部分年轻人则直接从象牙塔跨步走入了学校、机关单位、事业单位等 “铁饭碗” 工作岗位,从而避开残酷的社会竞争。这就导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的认知始终保持在离开象牙塔的那一刻,并一步步走向 “公知” 道路。
所以,“不仅仅是高校知识分子里有很多 “公知”,那些长期远离第一第二产业的“铁饭碗” 单位都是重灾区。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教育体系与司法体系,个人认为这两个体系不应该直接从学校招聘从业人员。
感觉自己特别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哈哈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大学教授。最近年纪大了,退休了,不用帮我们带娃,闲暇之余,就爱在网上跟大学校友讨论过去的事,以及现在的时政。有时候跟我们吃饭都会讨论。讨论的很激烈,甚至因为这事儿跟以往的好友绝交。他们同学群甚至还封了几次。还试过 jc 叔叔登门拜访,请他不要添乱。 。
我个人感觉原因有几个。
第一就是自由主义吧。高级知识分子最讨厌形式主义和集体无意识。但又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对 zf 的一些宣传啊,还有做法啥的就会有看法。
第二就是一直在象牙塔里,没有怎么与外界接触。像我爸一直就是在科研单位,大学院校。家里很多事都是我妈操持。他啥事儿也不需要操心,就考虑个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想事情特别理想化,书生气很重。很多东西都是为反对而反对,根本没考虑过实际情况。
第三是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受人尊重,这会儿总是希望有自己的声音,跟主流一样未免显不出水平。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些什么港版书之类的。其实,还是 zz 八卦嘛。但是外媒途径,就显得跟国内的角度不一样。其实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反而看开了,国家都是机器,全世界都一样。
第四是因为毕竟在高校等环境,比一般人更多资源,更早有机会接触外国的思潮。所以在中国大部分还比较封闭的时候,就受到国外思想的影响。那个时候与国外对比特别强烈,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所以形成了这种国外无论是物质还是思想都比国内强很多的观念,到现在也没改过来。
第五就是互相影响吧。老爸这个年纪的,有不少同学在国外。没怎么经历过国内的生活。所以对国内都是想象。他们的观点也可想而知。他们又经常在群里聊天,当然会互相影响。
其实具体到我爸,主要还是因为群被封过几次,要知道他也没啥别的爱好,就爱在网上与老同学聊个天。这会儿封了他多气!!!
其实大家也别扯什么高大上的理由,诸如独立思考一类的。高知也是普通人,心理也是普通人的心理。别想的那么美好,人的私心啊,什么的都少不了。看看围城就知道了。
反对
的答案,但是评论区设了限制没法评论(截止到我写答案的时候)。
首先有个待商榷的地方,“而只要和主旋律不同,在今天的社会里就是思想有问题,就是不爱国,就是恨国党,就是公知。” 这么划等号有点武断了,现在国家倡导青年人奋斗,但是我就是不想奋斗,我还天天到处宣传反对加班,我是公知吗?我是恨国党吗?
的答案主要观点在独立思考,这个之后再说。先说说 “公知” 这个词,我个人是不太赞成污名化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对于 “真正的”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是需要的,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话题的讨论也是应该欢迎的。
当然,现在狭义上公知指的基本上都是指的 “恨国党” 或者全盘西化支持者。那么这些人为什么现在招人反感呢?是因为他们能 “独立思考” 吗?显然不是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这些人往往不接受反对意见和不利证据。按照
的答案中举的那个例子,现在不是没有薛定谔出来反驳玻尔,反倒是有了薛定谔,但玻尔们根本不听。十多年之前,西方的政治制度更加高级是一个饱受欢迎的观点,我们批判着自己的政府,认为西方的体制更加民主、高级,西方的思想更加先进。但是随着时代变化,随着斯诺登、邮件门等等一个个大黑料的爆发,随着美国制裁华为,随着新冠疫情各国答卷的出炉,大家开始有了一个问题:
不太对啊?说好的民主呢?说好的高级呢?
于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西方的思想也好,制度也好,并没有什么优越,甚至我们的制度还要更好一些。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炉,大家开始逐渐接受了这些观点,或者有了这方面的趋势。但是这些狭义上的 “公知” 呢?同一态度: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问他们为什么“棱镜门” 美国政府会私自监听这么多电话通信,他们会说中国这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你问他们群体免疫是不是在草菅人命,他们会说这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总而言之,就是中国政府的措施要先从负面入手大肆批判一通,国外的举动要绞尽脑汁夸到无死角。与其说是从社会现象总结规律,倒不如说是先有了未经推敲的观点,然后拿着放大镜四处寻找可能的论据,好容易找到一个还要大肆夸大一番,显得自己多么英明。如果只是一两件事也就罢了,但是大家越来越发现整体上讲,中国体制也好思想也好,并不逊于西方,可这些 “公知” 还在抱着老黄历,大肆宣扬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公知” 这个领域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薛定谔推翻玻尔的这种理性。当一种观点越来越不符合现实的时候,当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更加切合实际的时候,去反思双方的论据,如果确实有大量相反事实,大方地承认自己观点的过时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地说,你们这是被洗脑了,你们这是被蒙蔽了,你们是小粉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是从实践中寻找证据,依据实践结果改进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先有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真理,然后按图索骥去找适合自己的例证。
第二,思想的过度理想化。也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不辨主次。对于很多 “公知” 来说,民主、自由这类东西是评价标准里最重要的,但在现实社会,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几年前在关于特朗普大选的问题上,知乎很多答案就讲的非常清楚,工作、加薪是比设置几种厕所要重要得多的问题,所以才促成了特朗普的上台。对于大多数公共问题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这次疫情初期各种外媒说中国的封城侵犯人权,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真正在乎的是能不能保住命,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
第三,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终于说到独立思考了,
说这个东西是 “公知” 产生的原因,我倒觉得 “公知” 恰恰缺乏这种能力。缺乏的不是独立,是思考。思考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简单的问题门槛可以忽略不计,但 “公知” 们探讨的问题就没有简单的。之前崔永元反转的历程让很多知乎 er 气的牙痒痒(包括我),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崔永元没法正确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在生物学、农学方面的知识储备直接限制了他在这个问题下的思维。
这种情况是很让人崩溃的,无论别人怎么说,“公知”们都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没法正确地思考这些问题,而当别人认真地讲应该怎么考虑的时候,对不起,这超出 “公知” 们的能力范围了。之前有个很经典的讨论,关于粮价管控很多 “公知” 认为应该完全市场化,放弃国家控制。很多人就去讲如果这样那我们会被外国资本控制挟持,很可能造成粮价先降后增,最终会比现在的价格高得多,“公知”们就会说:为什么会被挟持?我们遵循市场规则外国为什么要害我们?这时候大家再说 08 年大豆战,“公知” 就开始我不听了。其实说到底,“公知” 就是在自己完全没有能力给出正确思路或观点的情况下,还非要别人相信他们观点的正确。
很多人可能会讲,正确这个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他们的观点今天被质疑,明天可能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呢?首先,不能因为不存在完美的正确就放弃正确这个标准。其次,观点没有绝对正确的,但一定是符合逻辑的。一个人通过合理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有意义的,通过瞎扯得到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公知” 一般都不会完全瞎扯,更多的是当别人用更合理的分析得到更符合实际的结论之后,还非得要说别人说的是错的。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我个人的观点是请出知乎常用答案: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我并不确定有很大比例 “公知” 是高校知识分子。
最后,回到
的回答,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不少价值的,最起码鼓励质疑精神(有理有据的质疑)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只是鼓励了半天,为啥还要限制评论呢?
“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这个命题没什么,怕的是有些人把逆命题 “高校知识分子都是公知” 拿出来,借着反公知的风推读书无用论。
乖学生们被骂成 “做题家” 从能力上贬低,还可以接受,直接被攻击为公知那就惨了。
原命题和逆命题的关系高中就学了,希望大家能分得清。
我仅仅回答那个贬义上的 “公知”…
在今天的中国崇洋媚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被忽悠瘸了的人就在你我的身边,他们没能成为公知只是因为他们没文化。
所以我们感觉高校很多公知,仅仅是因为高校的人相对有文化一点,高赞答案说这些有文化的人是因为独立思考才成为公知的,我认为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却缺乏思考被忽悠瘸了、人云亦云,西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完全没有考虑过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如果 “闵煮西化” 真的能让一个国家崛起,那印度早就应该取代美国了不是吗?毕竟世界上最大的闵煮国家!
而这些所谓公知,选择性地忽视了印度、俄罗斯等等的国家。
他们真的独立思考吗 ?我表示怀疑!!!
所以恰恰是不能独立思考的人才成为了公知,我们的高校就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群不学无术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高校声音比一般的人大,所以他们成为了公知。
因为读书多了就会相信,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耻辱的。——这是人类文明最大的耻辱。
这句话来自
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然而你自己却关了评论。
或许这就是 “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但我的评论区你不能发出声音”
但我想说
社会的确不该只有一个声音,就像社会应该赋予每个人基本的自由一样。但是,我们都知道,社会赋予人自由的同时,还要求每个人承担责任,并且不能做伤害他人的事情。但现在的不少公知似乎从不负责,更别说伤害他人了,他们不仅伤害他人,还靠着伤害他人谋取利益。
我读书不多,也不知道社会的耻辱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伤害他人谋取利益的人,和善良无关。对于不善良的人,我不会在意所谓的社会 “耻辱”,因为那是人类最本质,最原始的需求。
有时候总觉得,有些人书读多了,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聊文明,谈耻辱,却忘了善良。
“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韩非子 · 五蠹》
在高校浸淫多年,发现高校里的 “公知” 大部分是文革当中成长起来的那一部分“知识青年”。这帮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国师”。一旦成功了自比管仲乐毅,自封诸葛在世。失败了也能摆出一副为民请命而遭到迫害的殉道者的形象。
这帮人由于看了西方一些书籍,就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就应当成为全世界通行的准则,受到美国价值观影响的他们几乎到了逢中必反,遇美必舔的程度。他们自认为民众是愚昧的,是一帮被政府所蒙蔽的乌合之众,自己要像先知一样来进行思想启蒙。他们看似笔下有千言,但是胸中实无一策。总之,其实这是一帮被时代潮流淘汰的遗老遗少,只能在网上发表一些惊人之语,当一下意见领袖,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
很多人说,文科出生的都是公知。又有人说,文科不如理科。
《史记 · 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为什么焚书坑儒,不烧医疗,占卜,种树之书。
需知,刘项原来不读书
首先,因为大部分高校文科教师长期不事生产,除了上课就是喝茶吹牛,其实上课也是吹牛。一个人脱离社会久了,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觉得社会有问题。
其次,某些五六十岁的高校文科老师,本身学历、学识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恰好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他们的学术道路太轻松,以至于今天的大学里,出现中专生教本科生,大专生教研究生这样的现象。学术圈子就是这样,只要进了圈,基本上就不会出来,后来者就很难进去。他们可以维持自己在学术界的权力、地位到死。
第三,文科类知识分子,日子太闲,不用做实验,写论文也不用太动脑子,指派学生查资料就够了。以至于他们精力充沛,精力太充沛的人,容易成为 “懂王”,于是本行工作不好好搞,历史也插一嘴,政治也插一嘴,经济也插一嘴…… 一辈子活成了个出租车司机,活成了个 “地摊文学家”,因为这些人文社科门槛都不高,本来也有点 “玄学”,给了他们不懂装懂、信口雌黄的空间。他们胆子大起来,连物理化学生物医药都敢讲…… 因为有地位嘛,有地位的人放屁都香。
第四,这群人自视甚高,总觉得自己是人中之龙,都教授了,都 “懂王” 了,怎么不是人中之龙? 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世道不公平,如果放在封建社会,他们都是宰辅之材啊,起码也是个人人尊重,平民见了要磕头的 “士大夫”、“相公老爷”; 放了在民国,那也是军阀政客们大洋豪宅供着的“大师”、“高参” 啊,当红的戏子、歌星都得低头做小,不知道可以谈多少场美妙单纯的“师生恋”…… 然而在今天,好像不是太重视他们? 好像他们可有可无? 国家似乎更加重视那些理工科出身的 “匠人”? 荒谬! 斯文扫地!
第五,他们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他们是人民的 “启蒙者”,实际上,从 1840 年到现在,学术界的文科知识分子,从未做过“启蒙” 大众的工作,他们虽然偶尔讲一些 “进步” 的话,但从来不是对人民讲的,而是对军阀、政客、地主士绅、黑社会杜月笙们讲的…… 甚至是对西方帝国主义讲的…… 总的来说,他们是 “媚上” 的、“慕强”的,虽然有时候批评当局,但只是怪当局不够重视他,不够重用他,类似于小妾对老爷的抱怨。所以,在人民心里,他们也算不得“启蒙者” 和 “老师”,真正的 “教员”,真正让人民觉醒,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的,另有其人。
第六,他们大多出身不错,生活优越,在每一个时代,基本上都是幸运儿,但他们对本国的人民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也不认同国家的道路。明明得了最大的便宜,他们却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受了苦,心心念念幻想着从未存在过的 “黄金时代”。
第七,他们自以为高贵,自以为和这个国家的民众们不同,所以不愿意同甘苦共命运,总想着 “衣冠南渡”,总期待着 “王师解民倒悬”。他们在某个历史时期 ,见证了西方的强大,于是有了 “皈依者虔诚”,把西方的一切话术,都脑补成了事实,在舆论战中,他们立场和西方一致,甚至比西方还积极。他们认为,千错万错,都是中国的错,跪就完了,跪了人家就能包容你。
请注意,我不是否定所有文科高校知识分子,也不是否定所有文科学者,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在中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大声疾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少数。如李大钊、如陈独秀、如瞿秋白、如鲁迅、如闻一多……. 但你发现了没有,他们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倾向于革命和进步的文科学者。
陈独秀曾经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给工人上课,瞿秋白是我党历史上的领袖,闻一多曾经和广大流亡跋涉的民众们一起走到四川,鲁迅更是对广大人民饱含深情。他们和人民,和革命的政党一起,担负起了国家的兴亡。他们没有像胡适、周作人、胡兰成一样,躲在书斋里指点江山,享受人生,空谈自由和人文。
今天的高校 “公知” 们,做到了哪一点? 他们只知道有 “自由”,却不知道有 “责任”,更不知道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他们只知道复读西方的 “普世价值”,复读 “人权”、“博爱”、“包容”,却不肯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看不到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互相博弈,看不到我们国家的进步,人民的进步。
他们一直要求 “反思”,却从来不问一句,为什么要“反思”?“反思” 有没有用?“反思”到什么程度才算完? 他们更不管如果我们没有错,“反思”个什么? 他们就从来不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立场在哪里? 目的是什么?
知识分子思想跑偏,类似于一种 “资源诅咒”。这些人原有的知识体系比较完整,就不容易接受中国的强大以及优越性。反而是新成长起来的 80 后,90 后和 00 后,思想反而比他们更容易接受现实和符合现实的理论。
王怡,1973 年生于四川三台。青年宪政学者,自由作家。1996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到成都大学任教,曾任天涯社区关天茶社的版主。(据 2004 年的资料介绍)
王怡这篇《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大概发表于 2002 年,此后还有众多网友以同题撰文,算是彼时影响力很大的一篇文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延伸阅读一下。
以下:
月初回到老家,谈及中学时代的母校,听说最近获得了 “全国重点示范中学” 的头衔,有望挽回近年来的颓势。回想我在作弊中成长的岁月,和这所百年老校的花果飘零,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回成都不到一周,就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揭露我的母校“四川省三台中学校”在创建 “全国重点示范中学” 过程中大肆作假的丑闻。
报道说,学校老师发动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伪造一些所谓素质教育课程的成绩单。既有了成绩单,老师们自然也要闭门造车,为没有上过或敷衍的课程写出事后诸葛亮的教案来。教务处当然也要伪造教学计划和不存在的会议或教学检查的记录。尽管整版的报道并没能够全方位的展示整个作案现场,但顺理成章的,一个谎言要圆满,就要十个谎言来做佐料。报道还揭露,作为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农业大县,为这次三台中学创建 “国重” 的战役花掉了一千万。据说还有几个超级校友为母校拉来数百万的企业赞助。主要大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刘家琛。记得三年前他返乡,我的岳母住院,从医院骑车出来的路上,曾当街领略了他锦衣不能夜行的无上风光和数辆警车开道清场、在百米之远向我高音呵斥的大法官威仪。那些钱怎么来,怎么花,我不清楚,依据通常的经验也经不起追问。
母校在家乡,一种亲切的称呼叫做 “台中”。渊源很深,可以和诸多历史遗迹秘密接头。其前身是清一代的草堂书院,杜甫客居三台时留下草舍几间,后人为彰显斯文,在遗址上建学堂、设试院以纪念先贤,激励子弟。直到 1895 年正式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30 年代末东北大学流亡三台,直到 1946 年返回沈阳,之间都借台中的地盘传道授业。这 8 年时间是三台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黄金年代。高亨、丁山、赵纪彬、杨荣国、姚雪垠等近百位教授麋聚于此,学生们激昂文字,办文学社、实验剧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出墙报、政论、传单,把一个千百年来游离在国家社稷和高深文化之外的丘陵县分拉入了各种式样的宏伟叙事。为台中和县上留下了一大批师生。后来以这批师生为基础,地方士绅登高一呼,得到川北 36 县的响应,在中学之旁创立了私立川北大学,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另创办三台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为成都师专之前身。1950 年内战结束、三台沦陷。因为水浅留不住人,私立川北大学被革命军连根拔走,化私为公。虽然再次留下一大批苗裔,只是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台中身上的一点香火气,本就是花果飘零斯文扫地的过程中,一路上沾上了些灰烬。但这在穷乡僻壤间,也足够滋养我父亲那样仰望文化而不得奥妙的乡镇子弟,足以使斯文二字在拥有 130 万农村人口的贫困县分上深入人心。
我的父亲最终离开三台,考取了远去的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种不服气的骨气,对在革命政权下一个县城不配拥有一所高等学府的不服气。我的母校和我的家乡,在被整合进入这个革命政权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千百年间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拨的自由精神不断沦陷的历史。60 年代的一个冬天,台中内的草堂遗迹被狂热的学生尽数捣毁。一位被诬为和女学生苟合的原东大教师在宿舍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几十年后,一位本校教师子女对围在这棵树旁的同学们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 1950 年之后的县级中学里,台中大概在全国范围都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中学之一。无数与东大和川北大学渊源深厚的教师,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打翻、羞辱和残害。斯文、谦逊、文化的灰烬,乡土社会的秩序,都一去不返。高考恢复后近 20 年的时间,这所县分上的学校依靠历史渊源的宠爱,还极力维持着整个川北地区第一中学的地位。然而慢慢的,值得珍惜的东西都被毁去,那些激情的岁月、文化的先贤似乎都白白的轮回了一盘。只有一种声音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我近十年的青春期里,对我这样心性敏感的人构成了关于这所校园的梦魇。
我在台中 7 年,对学校没能建立起正面的情感,只有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我的师长们,我的大多数比我更可怜的师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一个渊源深厚的城池内,在他们兄弟姐妹的子女们眼里曾是一个代表着遥远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的破产,在一个继续沦陷的时代,甚至没能够保持住比官员们的堕落慢上一拍的矜持。那个肥头大耳的校长,曾经举着一根十米长的竹竿在各种学生集会上维持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读不准任何一个音标却评为英语特级教师的家伙,在 90 年代三台县的迅速衰败中成为家财万贯的劣绅。年复一年的收受乡村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贿金,已成为小城里公开的秘密。
90 年代,当这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具体而微在我的家乡,就是一句引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像每年几个主要的节庆时分老百姓趁着风高月黑悄悄放置在县委会门口的白色花圈。与对母校相反,我对家乡充满正面的情感。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城郊河边的稻田,看见乡民在黄昏的水田里挽起裤脚,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这一生,永远也不能离这些挽起裤脚的人群太远。在那一刻我顽固的认为离他们太远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会有数次。那个黄昏对我是一种价值转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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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刑事犯、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我可以在省城的报纸上时常读到籍贯三台的盗窃集团、抢劫犯和无钱就医的打工者的消息(因为色情业发达,强奸犯倒是越来越少了)。退休的官员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迁居他乡,个别留下的过着宽裕而寂寞的生活,在厚着脸皮和以前的被领导者一起下棋搓麻将的时候,受尽了来自后者的奚落和挖苦。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产业维持生计。一百四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继续存活着。农村只剩下 “386199 部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但除了月租费外没有一分钱的话费,他们只接听南方亲人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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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悲剧,电影院成为了县城里被长期废置的一幢建筑,在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之后去新旧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
记得初中毕业的那一天,空旷的台中校园像一座坟墓。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初三教室的外面,远远的用石块砸烂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高中毕业,几乎还是同一群人爬进毕业班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里面有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团委书记等,顶上写着标题:“台中十大罪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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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是一个行业概念,就像 “独立音乐人”、“金融民工” 一样,而不是一个政治观点。你们所批判的政治光谱概念上的 “公知” 其实指的是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与之对应的是集体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有的高校知识分子比较低调,要么不说话要么只在上课的时候说,这就叫 “私知”;有的比较高调,喜欢写文章或者上网发言,就叫 “公知”。
难不成你们以为公知的知是知乎的知?
曾经我在大学时候发现一个女生是轮子,然后我们学院书记正好是我们任课老师,在作业上我讲了这件事情,希望学校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书记夸我很有责任感,希望导员多关注。结果导员找我谈话,全程就是说我有毛病。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扩展一下: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不是贫富,而是观念分化。
基本上可以分为对国家未来不看好和对国家未来看好两种人。
对国家未来看好的人,目前看是越来越占据网络发言权(也有相关审核部门帮忙因素)
但是对国家未来不看好的人普遍在现实生活中占有更多社会资源,高校教师也属于这一个范畴。
目前看,对国家未来不看好的人,普遍是富豪,高学历高收入精英和高知。
比如给中国人上第一课的美国人的母亲董卿出售价值上千万美元豪宅,代表国家的倪萍的儿子目前在北美,前段时间倪萍卖美国 400 多万美元的房子据说是为了儿子在加拿大买房。
当然还有篮协主席姚明也是美国人的父亲。
前段时间潘石屹要想 “跑路” 的消息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更别提 2019 年马云、雷军、刘强东都被曝出早已经设立了 “离岸家庭信托”,这些“离岸家庭信托” 除了避免遗产税和赠与税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离岸信托” 保证了他们财产的安全。
以马云为例,根据目前披露出来的信息,马云总持股 64.4% 属于 “离岸信托”,马云不再是这部分股票的持有人,信托才是。
换言之,即使出现马云因巨额债务或者 xx 原因被没收全部财产,掌握了马云 60% 股份的 “离岸信托” 这部分资产是不能被没收的,相当于马云已经把这部分财产让渡给了该信托。
而这些 “离岸信托” 绝大多数都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成立的。
前段时间开大奔进故宫的,人也移居加拿大了。
百度李彦宏持有美国绿卡,vivo 和 oppo 掌门人,拼多多大股东段永平则干脆是美国人。
很多人把资本家全球配资和移民混为一谈,默多克也拥有北京四合院,这叫全球配置资产,但默多克移民中国那就是另一回事。
目前看,中国富豪和高知精英,他们不是全球配资,他们就是不看好…
前几年希腊、匈牙利、葡萄牙纷纷推出 “卖房换永久非工作性居住” 政策,被中国普通高级中产家庭买的都涨价了。
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100 多万欧换国籍的政策,也被中国人买的涨价了。
而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纷纷在互联网上表示对国家和未来有 100% 信心。
感觉就是这两种人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在努力。
不同在于对国家有信心的这些年轻人除了年轻似乎也没什么特点。
而对于国家和未来没信心的人普遍是这些年轻人的老师、父母、上司和老板。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当然,虽然是两种人,但里面又有很多角色扮演,比如反装忠啊,美国人的妈给中国年轻人上看学第一课什么的。
再说回高校教师为什么多公知,其实很简单,绝大多数高校教师比普通人更能接触外国,他们对于很多与外国事物有关的事情,以自己经验出发,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难免和主流观点相抵触;这些人又爱表达,难念遭人讨厌。
怎么说,这就像以前许知远《十三邀》和马东的对谈一样。
当时很多人批评许知远支持马东,其实那些人是真没有脑子。
许知远是真正爱这个国家的,哪怕他的爱是属于士大夫式的,是蔑视无产阶级的,但是他确实是爱这个国家的,所以他会对马东这些有资源有能力精英不去 “教化”“引导” 民众,反而为了恰饭搞出一些迎合大众低俗兴趣的节目。
而马东看似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但是对于他这个早已经拿到澳大利亚绿卡的人来说,也许中国只是他赚钱的地儿,在这能赚钱就好了,有什么可说的?反正将来凭借绿卡,谁也不能少他一张离开这儿,前往澳大利亚的机票。
本质上和马斯克在中国一样,你看马斯克自从在上海开厂后公开批评过中国吗?
因为大家根本不了解,宗教哲学人文社科是研究什么的。
宗教哲学人文社科,是研究秩序构建与破坏。人心团结与逆民的学科。
而西方对中国大学投放的宗教哲学人文社科内容,都是培养破坏中华秩序与培养逆民的内容。这就是文化战。
所以,大家看到,研究西方宗教哲学人文社科的中国人,大量自恨,逆民,破坏中华秩序。———这是客观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中国必须建立自己基于大华人本体性的基于华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使华族自信、互信与团结的新的宗教哲学人文社科,替换掉西方给中国教育媒体灌的西方分裂术与逆民经毒。
温铁军说的吧,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都是没有自己的理论,所以无法被动员、无法被组织起来,那基本就可以不算做什么力量。他们所相信的从没有在发展中国家成功过,现在更麻烦了,昔日光辉灿烂的灯塔都快塌了,真正散发出人性光辉的反而是他们鄙视的。
前些天和一个同学吃饭,他不算恨国党,和我说起执政党,我说 tg 的合法性,就在咱们面前的桌子上,看看疫情之后基本坐满的亮堂堂的饭店、摆了一桌子的美食,想想 70 年前、100 年前能吃上这一桌子饭的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他的合法性。然后他就默认了,然后转了转别的话题,我说我很早以前就和台湾的同事说过,我们效率高但一但犯错麻烦就大了,而你们效率低但不太容易犯错【20 年前说的,这个犯错啥的一直有人要我看看今天的 ww】,所以以前都骂 tg,那我要做小粉红,今天都夸夸群了,那我就要批判他。
我这个兄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没想到我会是这样想的,我说多简单的事啊,毛公在尚未开国的时候回答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时就说过了:要让人民起来监督。
没有监督、没有批判,只有夸夸夸,任何人都难免骄傲自满、妄自尊大,何况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呢?!
所以呢:
也就是说,不要管对方的立场,重要的是对方指出的问题是不是对,对的就是在帮我们,对方这么努力的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虚心的改进了,不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吗?!想想他们也挺不容易的,拼命挑刺、指出我们的各种问题,就期望我们突然崩溃了,但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反而日益强盛了,这对我们是大好事啊:)
所以千万不要骂他们,那会让他们灰心丧气的。应该做的是偶尔去炫耀炫耀我们又取得了一点点进步,让他们更努力的监督我们、帮我们找出各种问题才是啊。
说点可能不太政治正确的话。
公知现象,在高校特别是文史哲类领域比较突出,在理工科中反而较少,和学科本身的性质也是有一部分关联的。另外高校知识分子地位高,社交圈子大都属于思想结盟,所以更加剧了公知的产生和持续。
就基础逻辑而言,理工科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并且被广泛接收的方法论。什么理论是对的、怎么证明理论是对的,基本有一套共识,所以说在这个框架下的人,不太容易走偏。就好比解释物体运动,虽然核心理论革命了一轮又一轮,但如何认为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基本上还都是有共识的,就是能够解释当前发生的事件,并能够预言未来的实验或观察结果。如果能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理论。
而这套基础逻辑在文科类领域中却很难构建,同样一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事件,就能弄出好多个相互对立理论来。这些对立理论的核心基础却是难以加以检验的。这就造成了在文科领域对自身理论的认可,更加需要一种主观的坚持。另外文哲类的理论要用来对未来做预测,也是非常难以检验的。
文史类事件时间跨度太长,要证明一个制度理论的优势,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要坚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还真是需要极其坚定的信仰的。
就拿现在中国复兴的事情来说,70 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有着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能得出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但在几十年前,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大部分人真的很难看到出路,能够坚定不移的往前走的人,真的才是中国的脊梁。
很多现在的公知,就是那段看不到希望的时代的产物。老实说,当时的很多普通人并非没有公知的那种思想,只是名气没有公知大、地位没有公知高,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罢了。不过这也是个好事,船小好调头,很多人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发现了以前的思想有问题,能简单的抛弃旧思想、拥抱新思想,思想包袱相对较小。
而公知的思想一旦建立了,本能的会来找理由、来巩固它。这就造成了对客观事件的偏见,而文史政类的事件,更容易的从不同方向来解读,这也造成了他们自我思想强化的反馈机制。就好像你越说他不对,他就会越觉得你的表现和他坚持的理论是相印证的,就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观点。
其二,公知的自身地位、社交圈子,也是他们对自身理论改变的桎梏。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保持前后的一致性,若要他承认以前是错的,会激起他们心里非常强的排斥。另外长时间的社交环境中,公知们有一个自己的社交圈子,而作为高等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交更讲究思想的共振,这样往往表现出党同伐异,聚集起各种小圈子,小圈子里面的人大多有相同的思想,同质的思想在小圈子里碰撞激荡,是他们的思想更加坚定。而这种情况不管实在知识层面,还是社交压力层面,都会给他们的思想转变造成巨大的阻碍。
总的来说,我觉得除了一小部分的恶意势力的舌喉,一小部分自身不正的败类,大部分被说成公知的高校知识分子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罢了,只是他们的专业、地位、圈子让他们的转变更困难。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复兴,他们总会有一天,和普通人一样,真正睁开眼,正视现在的中国的。
统一回复一下,
我并不是说学文科的人比学理科的人更容易公知,也不是说理科的人比文科人更理性。
我的意思是在文史这个领域上做判断,会比在理科领域做判断,更主观些、更受信念的影响。
这个不特指文科人在文科领域发表意见,也包括理科人跨学科在文科领域发表意见。
原因 1:文史类的统一判断框架建立困难,不同时期、不同立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框架。
原因 2:文史类的理论检验困难,首先是难以进行变量受限的重复实验,(这是理科类最有用的验证理论正确性的方法),其次,一般的历史事件或政治政策,都会产生一个较为长期的影响,通过观察法来验证,也难以确认当前观察的结果是否是真正的结果了,还只是通往结果路上的中间过程。
举个例子:就拿上面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中央集权、焚书坑儒的一系列事来说。
1)如果活在秦始皇的时代,如果不是秦国人还不考虑生命危险的话,大概率得出很负面的评论。
2)如果一活在西汉时代,大概率得出得出比较负面的评论。
3)如果一个现代人,基本得出略负面或者是偏正面的结论,会认为这是中华千年统一的开端和基础。
所以,对文史类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因为高校很大一部分是公立的,而且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科普、智库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社会的。
所以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而言,公共知识分子和高校知识分子自然有相当的重合了。
如果高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成了私人的专属师爷,那才是很反常、很值得社会警惕的事情。
因为我说的话,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我在替他们洗地,所以我开篇先定义——我绝对不会支持这种人
他们比我们普通人更早见到发达国家
他们这批人的记忆力,实际上定位在 90 年代那批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发展上,甚至中国人的衣着上。
关于记忆力: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90 年代的中国人(并非指 90 后)。
而是 1990 年,那些年,我们改革开放也没有几年,那个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素质绝对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没有什么基建,没有什么平整的马路,也没有什么衣着得体的体面人。
然而那个时候,国外就是纸醉金迷 车水马龙
开始讲究绅士了
没错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还没有吃饱饭的时候,国外已经讲究绅士了。
现在网友大多数是 80 后,90 后,00 后
如果你现在穿越到 90 年代的中国,你看到国内外的差距后,你也有可能看不起中国。
我这句话认真的——国外发达,素质比例比我们高,我们经济才开始起步,基建一塌糊涂,高楼大厦没有多少,九年义务教育 86 年才颁布。
别的不说,我虽然没有数据支持,但是 90 年代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例子,肯定比 2020 年的人多的多。你看了可能也会瞧不起中国人。
经济 教育 决定整体素质水平——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人反驳吧?
90 年代的中国人,饭都没有吃饱,你跟我谈个人素质,跟我谈个人卫生,跟我谈文化修养,绅士???绅士能让我家吃饱喝足吗?
90 年代发达国家讲究绅士,你跟我说绅士那一套放到 90 年代的中国有啥意义呢?
上流社会,他们才讲究绅士!
可是普通人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活得好好的,中国人就想好好活着。
中国人把重点放在活着的时候,你跟我谈绅士?
抱歉,别闹
哪怕是现在 2020,还有人 diss 男生衣品呢
这不废话吗?
人家国外发展早,起步早,发展这么久了,品味肯定不会差到哪。
总要一步步来吧?
讲一句被说烂掉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批人见过了国外的经济基础,见过了国外的上层建筑,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已经默认,那种状态才是他们应该享受的。
90 年代,甚至 0 几年的时候,高校老师,那个时候不是有机会出国,或者见过出国的同事描述国外的发达吗?
他们就因为这种情况,见识到了国外的魅力,就因为这种情况,他们觉得我们中国配不上他们。
乃至 14 年,我高中时期,我的语文老师就因为她同事去国外交流,回来的时候对她说:“人家学校有几个咖啡机这件事情”
她就陆陆续续说了一年多。。。。
高中我也不知道咖啡机什么概念啊,我以为一套好几万,后来想起这件事情,去某宝搜了搜,我自己都买得起。。。。
你说她至于吗→_→
14 年,现在 2020
你能想象 6 年前还搁着吹国外有咖啡机?
服!
举个例子,我是农村人,因为爸爸努力,我也碰巧有机会住在大上海。
大上海待久了,再回老家,我也各种不习惯。
我从家出门到上海三甲医院 30 分钟就到,我们村到县城的医院,差不多都要 30 分钟吧。然而,你说大城市三甲医院,和县城小医院,两家医院差多少?
再谈大型商场,我们附近的县城都没有上海郊区某个镇里面的好,我又不住在郑州这种城市(我是河南人 农村的)
你再说交通,农村人根本就不知道啥是地铁
我相信大部分从城里面回去的人,都能接受这种差距的存在,把这种差距本归列于时间和机遇,但是也有一些城里人就把这种差距,演变成歧视。
其实你看看那些公知,很像一小部分刚刚待在城里的人一样。(我没有刻意引导城乡矛盾,我强调了一些小部分)
一小部分人,看见大城市的繁华便利,就瞧不起所有的农村人。
如果我说,上海和我们村没什么差距,适应起来也快,那显然不现实,我这么说又太虚伪。
如果我说,我们村整体的素质,跟城里整体素质都一样,这好像有点侮辱教育和经济带来的实质变化。我要是说大城市和农村的素质是一模一样,大家肯定骂的我连妈都不认识。。。
为了避免大家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心里的整体素质比例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城里人十个里面 9 个人素质高,农村的话可能是十个里面 8 个人素质高——大致这个意思,具体 8 和 9,都是我随便说的
可是,由始至终,我没有觉得农村人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
我知道城乡是有差距,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否认的,可是我始终坚信,农村早晚发展起来。我认可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小,我们农村早晚发展起来。
现在很多农村,真的要啥有啥了,虽然比不上大城市,但是该有的都有了!!!
就比如说我这 b 样的,我就是半农村半城市,(我相信我这种人挺多的),其实农村和城市里面的人,很大一部分区别不大的。
城里有助人为乐的,农村也有。
农村有厚颜无耻的,城里也有。
虽然比例上会有差距,但是农村早晚发展起来。(比例上的差距,还是经济和教育)
城市在发展,而我们农村也一直在发展
经济方面可能差距比较大,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完善,素质这方面慢慢地差距会很小的,尤其是年轻人这一块,你会发现 00 后明显素质比例要好一些。
我们坚信,中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和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小。
恕我直言,现在中国城市的素质比例,和发达国家的素质比例相比,绝对不会有多少差距。再过 20 年,经济可能无法并驾齐驱,但是整体素质比例,外国人肯定靠边站。
然而那群公知不一样,他们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人,他们就是从骨子里崇洋媚外。
他们这帮人,就是彻头彻尾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他们就觉得我们劣等。
朋友们,我认真的,现在的我们穿越回到过去,见过国内外的差距,我们也可能变成公知。我这句话不是为他们洗地,也不是为他们解释,更不是想用另一种方式认可他们。
我是想用公知的悲哀与滑稽,反衬出那些国外留学回来建设国家的人
先辈们真的不容易,尤其是能出国的 70 80 后,他们绝对天之骄子,绝对高材生,本该去享受国外的上流社会,安家于发达得国度,接触另外一种文明
在座的各位,你们 70.80 年代出国后回来建设国家,那你就是 “zz”
然而他们回来了
没有他们建设国家,我们就没有配合他们的机会。
90 年代那个样子的中国,能发展到现在的样子,这谁能想得到???别说 90 年代了,哪怕是 00 年,你告诉他们 2020 中国可以发展成这样,有人信你才怪!!!
国家鼓励人们回乡创业,应该也是借鉴这种模式。你想想看,上头都明白农村早晚可以发展起来,农村一定能发展起来。结果就那群公知认为我们中国人发展不起来,你说谈身份,你们高校老师再高贵,高贵的过我们党???
中国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党,党相信人民,否则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就 tmd 公知不相信, 呸
就因为有那群公知的存在,也更彰显出建设国家的这批人的高贵。
想到公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想起那批没有放弃我们国家的精英们。
最后说一下我们钱老,我用一个不恰当地比喻(绝对没有侮辱,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敬意)
我要是钱老,美国女人搂着,大把钞票花着,到时候再开家公司,享受人生,谁跑一个 “破地方” 发展?
要基建没有基建,要大别墅没有大别墅,要女人没女人,关键是实验室各种器材没有,各种保护机制没有 回个屁。
可是,钱老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回到中国
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中国人。
你看看那群公知,他们去美国论地位,论待遇,比得过钱老?
你看看他们做了什么,钱老又做了什么。
书生本事不济没法考进士,就觉得是朝廷有问题,不能识人。
又没胆子学黄巢,自然笔杆子发发牢骚。
我们从来不污名化那些真提问题,并希望世界变好的人。
但对于那些捕风捉影,甚至瞎编乱造的,还是踩几脚的好。
如果真的去做统计我估计公知遍布在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但是 “有名气” 应该就是这些大学体制内的人,或者社会上知名人物,比如律师媒体娱乐等等行业的。
但是就大学教授而言,如果按比例去算我估计还是少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大学体制内 “欲求不满” 想要更高身份的教授学者多的是。说白了就是权力社会地位头衔和资源的竞争,其中对于收获不满的教授学者就可能 “剑走偏锋” 希望打破现有 “游戏规则” 来谋取跟多的资源头衔社会地位话语权而已。而美国第一规则又与我们的差异很大,那么就是很好的话术上的工具。做为教授你怎么 “直白” 的证明比其他 “教授” 更牛逼更独立思考更代表世界主流了 ,抛开科技文献这种硬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塑造成跪舔美国体制和规则的人,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来给自己的 “权威性” 背书。
所以你要说美国不行,这些教授学者比美国人还急,这等于打他们的脸面啊。他们的逻辑:日常吹嘘的美国很厉害,所以他们也很厉害。你要说美国不厉害,等于变相的说他们吹牛贬低他们的权威性 。
但是如果谈点具体的,量化的,这些教授说不出所以然来的。产白的很,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研究过所谓的体制,管理,效率成本,商业化等等问题。就是自己研究方向都是打酱油,对于这些需要大量数据调研分析,这些教授学者不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
我提醒各位网友,
有些高校教师是公知不等于所有高校教师都是公知,
有些快递员是强奸犯不等于所有快递员是强奸犯。
高校教师里面也有我这样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网友评价,我甚至比萨沙还左。
一些网友不要说着说着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因为幸存者偏差。
因为大量的,三观端正的,醉心学术的,愿意为了祖国事业奉献一生的学者们没有被大众看见。
因为恰恰是那几个不学无术、屁研究不搞尽知道在各种渠道发表暴论的学术败类的言论最能吸引眼球。
因为普通学者在你们读大学的时候跟你说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网友们听不进去。大家觉得这个话听了那么多遍,耳朵都长茧子了。
因为网友们就喜欢拣刺激的听:今天听留美学生空气香甜论,明天听方舟子讲西方人道精神。对不对遑论,骂不骂两说,这种明摆着忽悠人的话他刺激啊,他好听啊,他有争议啊。
因为网友们听这些忽悠听得多了,就以为好像知识分子里面盛产公知。
坐过出租车没有?跟没跟出租车司机唠过国家大事?十个司机大哥里面有八个希望中国出兵打日本,另外两个希望日本赢。公知占知识分子的比例可不会比这个比例高。
所以单拎出知识分子出来说这个事一点意义没有,咱们国家这么大,免不了出汉奸。但是一个人会不会成为汉奸,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职业什么身份,而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
好了,再回顾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因为他们比支持日本赢的司机大哥有更多的渠道发声。
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声音大不见得有理,对不对?是,公知有身份有地位,说出来的即便是暴论也会产生影响力。但是你不能以为他声音大他就能代表知识分子了。你是以为造东风快递不需要搞科研?还是以为王维维金灿荣的领域不属于社会科学?
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咱们要端正心态,正确认识,别因为一两个公知就看扁了所有知识分子。虽然我知道大多数人本意并非如此。
看了眼用词,“成分” ,“立场”,“作用”。
嗯,大概不主张以任何标准划分成分,不主张因人废言因言废人,不主张知识分子要 “为国所用”,就是公知了吧。
那这问题还需要回答么?
当然,我应该算不上高校知识分子,只能说和许多人一样,不想被浪潮推向深渊。
哦,另外,看了个挂高校公知的截图,如下:
挺想知道,特意截出来的这段话有哪里错了?
“你们没有资格剥夺他人批评的权利,更没有资格把所有批评的者都称为汉奸卖国贼。爱国婊们,你不读书不思考又好冲动乱表态。你打着爱国的名义,乐为妈宝,甘当巨婴,放弃并阻止他人参与改造社会的责任。”
对爱国婊的定义前一句话都给出来了,到这位截图挂人的学生嘴里,就变成 “骂我们学生是爱国婊”,“无脑吹英美”。
当你们老师,是真的挺难的。
公知们扎堆的领域主要就是文科,以爱写文章的居多,但是有两个系公知最少:1. 历史系。2 地理系。 理科但凡是高科技领域公知系数极低。 为什么?这里我来给大家解释解释。
要想出现幻觉,一定要足够自信,同时要离真相足够远!
历史系,地理系的学者教授们,是真的要一点点了解国际国外历史的,他们看待社会是线性的,是周期的,是有特例的,但绝没有什么制度完美,什么人种优秀。看的兴衰多了,西方的崛起中国的衰落看的都比较淡,因为这是历史的偶然性,和人种政治制度没有半毛钱关系。人类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大自然的法则比起来目前依然是纸糊一样,看新冠肺炎就知道。
所以历史系,地理系非但不公知,学久了中国命运看的都挺淡,因为你折腾没用,历史发展你走运气你就啥啥都好,照着路子踏实认真走下去,别没事儿天天变法革新,死的反而更快。
那么理科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公知系数也很低呢?
主要是和国际联合紧密。人家是真的能出国,而且出国不是旅游观光,是要交外国朋友,深入探讨学术,对方的人格品行一清二楚,到底是真自由还是假民主,现实碰一碰。
还有,真的特别热爱西方制度,理科也是比较好出国 和永久居留的,能力出众全世界抢着要。甚至于这方面人才,本来就是在外国培养出来的,人家要考虑的是不是要回到中国,而不是待在中国当公知。本就已经得到了,干嘛退而求其次是不是?
但是文科写小说的各位,出去和别人交流什么? 中文写作还是古诗词?对我就是指方方这种,憋在中国走不出去的文科中层知识分子。去外国谁要呢?要他们干啥?
眼看着学术能力超越郭沫若,鲁迅,冯友兰是不可能的了,在位置上尸位素餐,发发内刊,写几本朋友赏光买的书就是人生的天花板。了解国外的一切是靠新闻,读的是翻译的外国书籍,主要是《穷查理历书》《国富论》《梦的解析》+ 一大堆欧美畅销书(这部分基本上就是闲书)。 对一定是中文翻译的!
同时十指不沾阳春水 有国家养活着,和底层早就脱节了。了解民间主要靠微博,和朋友喝酒蛋逼。
于是这群人对美国的谬误,和对中国的谬误就变得同样夸张。
回到刚开始的答案,什么叫术业有专攻 + 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你会写小说不代表你懂政治,尤其是异常复杂的国际政治。尤其是在缺乏足够的历史经济知识祭奠下,一切妄图透过现象看本质都是徒劳。你以为自己是犀利点评,神预测,到达第五层。在真的智囊专家面前可能也就在第二层门口呆着,而且可能方向都错了。
这群人的术业,和国家治理的具体工作,或者国家治理得根本政治制度都偏离得太远!所以无论是不是教授,其谬误程度可能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区别。
如果只是这样那就不是公知了,那就是个装逼得普通人而已,对就是说我自己。错误经常犯,但是还是爱答题,爱评论,这没啥大不了得。
问题就在于 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高校知识分子首先一定是高考赢家,一路顺风顺水脱离低级趣味,进了象牙塔,爹妈老婆孩子学生那都是要敬畏着滴。老子高考状元,我怎么就不具备第五层视角,给中国设计设计未曾设想的道路呢?
他们并不是憋着和老百姓争长短 (极左也配?),是想和中央政治局争长短。他们来微博发泄,主要就是够不上说话,没人理他们,甚至笑话他们。
可中国政治核心都是什么样得人物?哪一个没有治理过上亿人口,有过二十年以上的行政经验,是这群酸秀才能比的吗?
就他们的见识,能力,眼光,魄力,普通人可能看的云里雾里,真行家看他们一眼都算输。
这就憋出病来了,公知上网骂政府,和老百姓骂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百姓的潜台词是政府你快解决问题别踢皮球推三阻四的(许州何时了,在线催更)
公知的潜台词:看,出问题了吧!主要就是我不当政,我要是当政能出这事儿?
但是真要给他选上人大代表资格,人家又会说:还要定期开会?还要给提案?那要耽误我多少业余时间啊?
没错,你去好好看看,但凡是大家公认的公知,他们的人大提案基本上都是 0,这就能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改变现状根本没兴趣,最要就是过嘴瘾!
而有提案的知识分子,那就是真的要利用规则改变社会,无论我们能不能理解,我觉得都必须佩服人家的毅力和决心。
而这些公知呢?理想中觉得自己手眼通天,得到了旁人都不懂的真理,现实却是无人问津,满肚 “才华” 无处宣泄, 小事儿不愿干 (比如扶贫,支教,或者选人大出提案),大事儿干不了 (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那可不就剩下点无能狂怒了嘛!
课堂就是人家主场,终于有人无条件花钱听我说了,不夹带私货那就出了鬼了!
但是大家不必绝望,觉得中国大学烂了。烂的只是他们这一小波人而已。这群僵尸,就是因为身居高位,才会如此显眼,如此让人恶心。如果这是普遍现象,那就真是应了那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高校教授制度改革 + 香港基础教育改革,我个人觉的都比较迫切,相信局里的智慧,敬候佳音吧!
公知分布很广,干啥的都有。有生意人、记者、律师、作家、文艺青年,也有大学教授。之所以有人单独讨论教授,可能是因为大学教授几乎必然端的是体制内的饭碗。
中国当然也有民办大学,但是里面的教授没多大名气,而且也确实没有那个公知来自于民办大学。更何况有些公知甚至是党校教授,所以这个群体最反常规。
这些人反体制可能各有各的动机和原因,有些可能也单纯就是不一样的观点而已。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帮人几乎全部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缺乏建树的哪类人,说成是专业能力平庸丝毫不过。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因为平庸才成为公知还是成了公知才在专业上平庸?
很简单,就是典型的书生思维
什么叫书生思维,他们逻辑强大,自圆其说,语言优雅,似乎总有完美的答案。
但是,他们不负责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分几步:1. 发现问题 ==>2. 描述问题 / 阐述痛点 ==>3. 分析原因 ==>4. 给出建议或对策 ==>5. 监控对策有效性 ==>6. 如有问题就修改对策 ==>7. 继续监控问题 ==>8. 直到问题解决
处理问题显然是一个需要担责任以及吃力的长期的工作,绝大部分书生都止步于第 4 部,他们的建议往往是正确而逻辑性很强的。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工科人,我想说的是,其实解决问题绝大多数精力都会在第五步出问题,因为有些事情你不亲自去做,根本发现不了隐藏的真正的原因,而只能发现浮在表面的所谓原因。
很多书生会陶醉在自己的第三步和第四步的成果上,而只有工程师才会做完八步,尤其是第四步之后,需要大量的时间及试错,甚至还有一些道德上的抉择才能做出有效的对策
显然,高效知识分子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后面几步,也就浮于表面,也就成为了书生思维,公知就是指这些人。
而我们推崇的,是工程师思维
兄弟,一看你就没认真学马哲。决定一个人屁股的事知识么?不是,是阶级。
所以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教员和一众开国元勋伟大。为什么钱学森、钱三强等一众归国科学家伟大。那是因为他们真正打破了阶级的樊笼,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
屁股决定脑袋,这是常态,这是普通人的常态。脑袋指挥屁股的才是少部分人,所以伟人才是伟人。那么,高校教授有公知,文联主席有公知,著名学者有公知,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人家屁股压根没和人民坐在一个凳子上。
因为国产公知的本质是 追求精英( 尤其知识精英 )利益优先的利己主义知识分子
这本是知识分子中的恒定存在。
为什么是文科?
主要原因 是他们没有能力造蛋糕,自然特别在意分蛋糕。
但在遏制豪强的中国模式下,他们分到的蛋糕比他们预期的那是小了不少。再对比一下 “璨若星河的民国( 文科 )大师” 们的锦衣玉食,心里那个滋味嘛,恨不得把华山敲下来。
次要原因 是有些文科专业只有在西式精英优先政治体制下才能实现本专业和专业从业者的最大利益。典型如法律专业。
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们在某些领域确实技不如人。比如传媒,西方的玩法是在形式新闻自由下,利用传媒说豪强们想说的话,传播豪强们想传播的意志,就象他们高明的利用形式选举。无产阶级专政的玩法是直接限制认为在传媒领域不可控的话,比如我们常遇到的删帖禁言。大多数被删者很爽吗?只不过因为站位新中国,看在当年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份上,忍了。哪个玩法更高明呢?
为什么是高校?
一是象牙塔里的环境给了只擅长 “遐想” 而非了解现实的他们以无限 “ 遐想 ” 的条件。何况那些眼睛向上、终生只关注自身损益而非大众福祉的文科 “ 精英 ” 们也不一定屑于了解 “ 暴民 ” 们的现实。在他们眼里民国大师、地主乡贤们的富贵就是四万万中国人的富贵,遍地饿殍和无数阿 Q 们在 “精英的自由与富贵” 于他们的诱惑下被他们有意无意的选择性忽略,或认为饿殍们死光属于 “ 优胜劣汰 ” 。
二是不同于校门口烤冷面的大姐,校园里的他们其利益所得只能高度倚赖西式精英优先体制。精英优先模式兴,则他们兴;精英优先模式不张,他们则束手无策。
最后也有一定的年龄因素。我们都知道:
在当年理想主义、激情岁月出生的很多人,比在今天的商业时代、功利时代出生的一代人,更功利、更利己、更市侩,甚至更好色。
对,说的就是
国有难,儒必叛。
看到高赞袁成写的帖子,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个人认为,
梁漱溟的观点是否正确,其实无所谓,就算是错的,也无所谓。言论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说错了大家可以批判,无所谓的事。
这个帖子我最恐惧的一段话是
大多数人立即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再说话,但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高呼声:“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
这就叫多数人的暴政。
这篇文章我看到的是一个历朝历代都有的犯颜直谏的狂生儒士。一口一个雅量,卑微的说再给我十分钟时间。
如果是西方的公民会说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力”
如果是西方的议员会说:“议会中发言是我的责任也是义务”
如果是西方的哲学家会说:” 我不同意你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东方没有那样的哲学家,
因此也没有那样的议员,
更没有那样的公民。
真是件遗憾的事情。
中国还是缺乏民主自由的传统。缺乏宽容的传统。
缺乏那种 “我不同意你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的传统。
这就是历史的惯性!
东西方哲学完全不同,如之奈何。
会场上的大多数人没有言论自由的概念。这是最恐怖的一点。
最最恐怖的一点是,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有这么多人给这个帖子点赞。
我想给这个帖子点赞的人大多数也是有点文化的大学生,很多应该是 80 后 90 后。
他们没有言论自由的概念,甚至没有法律的概念。
中国的历史传统太沉重了。
这是我感到恐怖的一点。
看到答案里这么多批判高校知识分子落后时代我就觉得搞笑,有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如果你把题目里的公知代表的东西看作一种立场,那么其实持这种立场的远远不止高校里这些,还包括大量的医生,专业人士,企业家和高管(特别是高学历的)。反正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人群。原因不展开了,会被删。一般来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标准不容易错。
为啥你会更容易注意到高校和文艺界呢?因为其他人是用其他方式表达,知识分子嘛,就剩一张嘴,所以你会听到。
ps:评论里有人混淆了立场和水平。举个简单的例子,巴菲特说今年美股要跌,我扔了个硬币,也说要跌。
高校是公知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但不是唯一。
公知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有媒体,最近大火了一把的方方,本身也是媒体记者。其实说高校和媒体公知多,也并不严谨,准确点说应该是高校和媒体的公知群体更乐于或者说更敢于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的观点。
出现这一现象原因有二。
首先,高校和媒体本身就乐于追求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而 21 世纪初,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海归回国,充实到各个行业当中。根据我在国外多年的观察,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当中,有一部分人很有意思。在洋人面前,他们是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排挤打压,也要拼命留在当地;在中国人面前,他们自认为是洋人,认为国内的同行都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这些人只是留学生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危害却不小,特别是海归以后,动辄开口就是:我当初在美国如何,在欧洲如何。当时我国在很多方面与欧美存在较大差距,使得这些人有了极大的市场,也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天津有句俗语用来评价这些人再恰当不过——斜眼看嘛都是歪的!
其次,高校和媒体之所以容易产生公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更无需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承担后果。
公知们关注的话题大多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很少触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原因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所有问题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衡量体系,101CM 就是比 1 米长,1.5 公斤就是 1 公斤重。这个衡量体系的好处就在于,我只要把东西做出来,成果所有人都能看到,你无论如何贬低我,事实就摆在那里。
而人文社科领域,衡量体系往往是多维度的,相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文社科领域的衡量体系更加复杂。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在所有维度上做到完美。换言之,在社科领域没有完美的事物。
公知的特点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通过提出与主流相悖的观点来博眼球。而公知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往往是以非官方身份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意味着抛出一个惊人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是和无本万利的买卖。
比如说当下的疫情,官方专家对疫情走势进行预估时,言语措辞之间抖透漏着保守和谨慎的态度。这与他们的官方身份不无关系,如果出言不慎,他们就将为自己的言辞承担后果。而一些非官方人士对疫情的评估往往更加直白大胆一些,这当中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但是却道出了许多公知敢于对一些问题抛出惊人观点的真谛——说错了,顶多挨骂几天,公众就会淡忘此事,如果言中了,或者他的观点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可,那么他就将名利双收。
学者和媒体只负责看起来很好,而官员却需要对结果好坏负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一些热点问题时,媒体和学者的观点往往更尖锐,而官方看法却总是不温不火,看起来觉得无关痛痒。
即便有人追究责任,高校教师可以说是学术观点,媒体人士可以说是个人看法。
贴几个当年媒体人士的惊世骇俗之言吧!
2015 年,沈阳警方击毙了几名企图在沈阳发动袭击的 kb 分子,河南某媒体评论员盛大林和记者尹鸿伟,在微博上发出了这样的评论。
警察不是没有公知聪明,警察可能并不高尚,但是绝没公知下作。
这个回答这么久都没人举报吗?
这跟偷井盖的怎么都是河南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不请自来,说几句。
看到某高赞答案说,“独立思考”,就一定非主旋律,其潜台词是主旋律在控制人民的思想,进而,把人民变成了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
嗯,大致上某些高校知识分子自鸣得意下,就是这么看待人民的。事实上,从古至今许多地位较高的人,都是这么看待人民的。但最终的结果是,当他们的思想统治了这个国家之后,他们就会被人民教育。昔日的五姓七望都在哪里?飞入寻常百姓家。
客观的说,今日中国的公知不都是高校知识分子,相反,其中有很多知识水平并不高的人构成了公知的 “饭圈” 和无脑粉,并经常从各种隐秘渠道得到上层公知的教导之后,以公知自居。
那么上层或者说高校公知因何而生?
从横向来讲,中国长期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使得一些轻而易举可以获得外国身份的本国高校知识分子,产生了心里不平衡。他们既脱离了人民,又想拯救这个国家,于是,“懒惰” 的拿来主义,于是,就有了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
从纵向来讲,中国现代社会的高端知识分子群体,拥有很深刻的 “美国背景”。庚子赔款办大学是当时尚处于弱势的美国拉拢中国,从列强手中获取中国市场的手段,诚如洛克菲勒捐协和医院是为了帮美国人试药和拓展中国市场一样。如此一来,中国第一批现代科学知识分子,就留下了亲美的血统。
从满清末年到 1949 这 37 年里,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控制,尤其是思想文化界的控制。中国高校知识分子亲美的情感倾向变得根深蒂固。
建国后,这批人是中国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只有少数进行了反思而剥离了这种情感,而大多数即便被下放到牛棚,依然改变不了。尤其是结合横向的对比以及当时社会科学的水平,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客观认识中美差距。
于是,汉字拉丁化,两党制,甚至消灭中国人,引入白人血统进行根本性改造的 “腾笼换鸟” 都出来了。
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圈子并不大,而且很封闭。毕竟这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需要国家提供良好的、优厚的环境。他们的子女从小搭车享受这种待遇,自然比工农子弟更容易学习好。最合理公平的高考制度也避免不了这种影响。正如矮大紧是怎么变成公知的?父一辈子一辈,这一点在圆圆作家身上也体现的很鲜明。
从历史沿袭情况来看,他们的名称不断的变化,从建国前的汉奸到建国初期的右派,到八十年代初的河殇一代,再到精英和愤青嘴里的 “汉奸”,最后变成公知。这群人既有横向察觉中美差距后自我转变的,但更多的是还是基于家庭和师承关系而延续的 DNA。
中国人没问题,有问题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当中的思想流派。
很多公知就是 “知识暴发户”
就像煤老板因为机缘巧合强取豪夺获取了巨大资本,进而开始把一切归功于 “自己聪明才智”,开始飞扬跋扈,所以我们嘲笑他们是 “暴发户”,因为不知好歹,
“找不清自己的位置”
公知也是如此,人家命好赶上了接触宝贵知识的机会,
就像 “民国大师” 似的,聪明人常有,民国大师不常有,毕竟那个时代的聪明人都 TM 在饿肚子。
譬如 B 站很火的高晓松舔日本那段,高同学各种小学生一样的强行解读,
高似乎认为日本人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高级的,跪在地上也是高级,房子小也是高级,就差再说说日本黄片是多么高雅了,
这是不是说明高就是个 “知识暴发户”?
就像一个侃侃而谈自己是多么机智,满嘴劣质成功学的煤老板一样?
就好像互联网普及之前,如果你看本《厚黑学》都可以去当社会学大师,哪怕这东西跟社会学哪有关系,
所以公知就是 “知识不对称” 时代的幸运儿,
或者暴发户,
他们因为自己父母的地位见过牛逼的场面,
他们因为自己的机遇出过国喝过洋墨水,
他们因为自己的工作和大佬交谈过,
这些都变成了他们日后嘲笑大家实践精英主义的资源,“我有一个朋友是什么什么大学的教授”,“我和什么什么谈笑风生的时候”
以前确实可以,像我爹那会,大专都是高材生
如今? 我一个破留学生,鄙视链低端的那种
我本科的物理老师是斯坦福毕业的教授,
我本科的工程老师是明斯克大学的苏联遗老,
我本科的白人同学人家都是去过剑桥读研的,
而我的本科学校排名很低,估计很多人还得笑话是野鸡。
所以精英们,吹,接着吹。
你有一个朋友,我也有。
旧时代,如果我是小县城的人,
我可能连个大专级别的书都买不到
如今,哪怕我是最穷的农村只要有网络
我可以看耶鲁大学的公开课,让诺奖老师给我讲课
所以,精英们,时代变了
你们现在啊,就真的只是知识暴发户而已。
我从 1988 年到深圳大学工作,2015 年退休,当然和许多教授副教授共事多年。我的对事实的描述是,西方和演宣传,太成功了!首先在苏联的长期和演宣传就很成功。戈尔巴乔夫写的书《孤独相伴》是我国的合法出版物,我买了一本看,从书中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完全没有共产主义信仰。那么,为什么在苏联成功在中国不太成功呢?我以为是和演一方的经费问题。这完全是广告学原理。苏联只有二亿人,而中国有十三亿,因此对中国的广告宣传费用应该是苏联的七倍左右。和演方没有弄到钱。正因为对中国和演方经费不够,所以就把钱集中在两个群体上,一个是上层知识分子,一个是少数民族。这个集中也是有效果的,一是一些少数民族中产生恐怖分子,一是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大量反水。后来为什么没有进一步成功呢?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上成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
今年是 2020 年,那帮子人 40-70 岁。
往前倒 30 年是 1990 年,那帮子人 10-40 岁。在那帮子人决定世界观和确定走教书这条路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
现在的高校知识分子,当年必然也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他教不了书。
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主体是个什么德行,也没啥好多讲的。
这帮子被严重洗脑的家伙们,被象牙塔保护得太久了,两脚离地不食人间烟火也太久了。
空气不流动,就会恶臭,何况本来就不咋清香的那群人呢?
还是要经常地晒一晒、洗一洗、拾掇拾掇。
这问题就是瞎扯淡,大概是因为知乎上大部分人都是学生,上班族,接触到所谓体制内人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读大学时候的老师,媒体上所谓的专家教授了。。。事实上那个年纪的知识阶层,公务员也好,医生也好,国企管理者工程师也好,教师也好,有这些观点一点都不出奇,而真正收黑钱的,收红包的,占干股的,mbo 的,对你 “人民” 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哪个是大学教师呢,被现在一些媒体带的飞起,别人说啥就是啥,一下被洗成这边,一下被洗到那边,还以为自己成长了。。。说真的,好好读个书谈个恋爱,哪怕内卷一下去加个班得了
分两个阶段,早期是高校知识分子变公知,后期是公知更有可能成为高校知识分子。
1、中国的高校晋升机制,导致高校高层普遍有欧美交流经历
2、80、90 年代,中国与欧美的差距的确十分巨大。
单说高楼大厦,美国十八线城市 189x 年盖的高楼,可能比 199x 年中国某些省会的高楼还要大、还要气派。
震撼教育 + 反思,变公知是大概率事件
3、90 年代之后,学术圈逐步固化。特别是文科社科这种 “说你行你就行的学科”,非公知年轻人想成为高校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高校知识分子理论知识储备相对多一点,而且有 “高校教师” 这个职位,说话能够引起一定反响,在社会上有影响力( 毕竟是知识阶层,也利于各种媒体炒新闻)。
还有就是,高校系统很多老师其实是严重和社会脱节的,不接地气,直接上级就是这个体制。
很多知识分子对体制怨气颇大,出公知也不奇怪。
这话问的不对,你应该问: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文科知识分子。
能不能成为公知,是文理科决定的,不是学历决定的。
**在所有公知中,律师、新闻传播、文学、历史、艺术、音乐等相关从业者是重灾区。**这些无一例外都是文科和艺术范畴。
你所知道的公知,绝大多数都在以上这些范畴里。当然理工科也会有,但比例相对就少很多。
按理说,高校专业中,理工科专业数量是远远大于文科和艺术科的专业数量的,然而理工科所产生的公知却没有文艺科多,这就很值得玩味。
这不是对文科和艺术科有偏见,而是基于事实的陈述。因为二者的思维方式太不一样了。
文科、艺术科出身的人,由于学科的特性,很多问题的回答与判断都带有一定的认知情绪,甚至会掺杂一些主观的感受,没有最终唯一的答案。**比如历史试卷后面的大题,随便写几个字就能得分,但是想得满分就很难。同样一幅画,不同的阅卷老师给的分肯定不会一模一样。**这就导致他们的思维方式会更多的偏向于主观感性思考。
而理工科出身的人,由于受到各种严谨性的公式、原理、定理对大脑的训练,**平时解题时,有一个地方不对,整道题就是 0 分,所以各个环节都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就导致他们面对问题会通过深度分析去找出最优解,于是思维方式就更多偏向于客观理性思考。
于是一件不好的公共事件发生后,文科、艺术科的知识分子们,会从主观感受出发,**事情的真相先不管,一个劲的输出情绪,这就导致在事件发生的最开始,普罗大众会被情绪误导。**如果某些普罗大众后期不能或不愿从情绪中走出来,那么这些人就会成为公知们的忠实拥趸。
而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们,遇到不好的公共事件,基于人的本性,悲痛、愤怒、焦急也会本能的激发出来,但他们很快能够平复情绪,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通过已经出来的线索和报道,去分析背后的原因。在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再去输出观点。
这样的文理差异,其实也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普通人,也是一样。
当然,并不是所有文科、艺术科出身的人都是如此,只不过文科与艺术更容易滋生公知。
这一点也不稀奇,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不但今天很多公知是高校知识分子,而且在几百年前,不但很多公知是高校知识分子,而且他们还是政府官员,社会楷模,舆论操盘手。从古到今,鲁迅说的 “中国的脊梁” 的确存在,而坚持祸害中国危害社会的公知也一直存在。脊梁是中国的传统,很不幸,公知也是中国的传统。
在古代,他们是高唱 “尧舜禹” 时代最好,周文王时代最好,现在的皇帝都是昏君,做什么都是错的。你的朝廷能像尧舜周公那么好吗?我震惊,我悲伤。只要听我这个文韬武略无一不通,赛诸葛,超周公的治世之材的话,国家马上走向黄金时代。
有些皇帝真的相信了他们,把天下让他们治理。结果外敌打进来了,他们治下的国家和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只能割地赔款赔女人。这个时候你问他,别急!他有的是说道,“我这是用仁德感化匈奴啦”“圣人就是这么做的啦”“兵者凶器也”“攻心为上”。顺便继续贪银子,逛窑子。
当人民因为他们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没法生存的时候起来造反,最后严重到王朝都要灭亡时。你问他们,嘿!他们聪明着呢,太监,都是太监贪污害的。都是皇帝生儿子太多,藩王宗室用银子太多害得。再问下去,好像皇上生活比较俭朴,也不好女色,怎么甩锅呢?别急,这不,先皇喜欢某某贵妃,这是红颜祸水,锅就甩给先皇吧。
当国家灭亡时,他们往往会第一个扑向外敌的怀抱,你震惊于他的无耻,别急他有说道。“我是要保住华夏的文脉”“我是为了天下早日太平,百姓早日安乐”。
我们再看看现代,他们总是高唱 “美国有多好,欧洲有多好”“空气芬芳,社会美好” 你们祖国达不到这个高度,永远达不到。你们的祖国做什么都是错的,如果把国家交给他们,喔,不,交给人民心意的代表(自封的)马上超英赶美,步入发达时代。
对于军队,他们是这么看的,“穷兵黩武,发达国家从来不阅兵”“中美做夫妻,把国家交给美国保护,一心发展经济”“你看韩国日本多好,安全的很,所以人家发达”
当乌克兰和叙利亚因为颜色革命闹起来,以至于最后国家崩溃时,你问他们为什么?别急,给我三分钟,想想怎么甩锅,人种问题,人种问题!不是制度不好,是你们不行。是人民太愚蠢,玩不好选举
当国家经济还没发展好,比美国穷很多时。他们毫不客气,毫不羞耻地飞向了国外的蓝天。你震惊于他们的无耻,别急,他有理由呢!“不是我不爱国,是国不爱我”“人类都是一家,是命运的共同体,同在地球村,去那里都是一样”“我在精神上是个美国人,只是错生在中国”。
看到这里,诸位看官明白否?古往今来,朝代更替。都是同一群人在祸害我们,我们应该应该庆幸,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他们只能打嘴炮。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可不是光在打嘴炮,而是在货真价实的祸害国家!
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前一个号承诺写的小篇,来这里简单提一下吧。论证是不敢论证了,现在知乎对岸心战人员那么多,老实点比较好。
做总结:并非知识分子都是公知,或公知大多数都是高校知识分子。应该说,得亏高校知识分子在上一个时代选择了自由主义,并且如今仍然死不低头。这个群体接受了西方教育、喝了洋墨水、成了食利阶层,对社会的理解仍然是报君王、成大业、当幕僚、随风倒、挑关系、打穷炮、花小钱、说大话、自怜悯、PUA、百女斩、多妻制……
要是上个时代鼓吹自由主义的都是真正的冷血动物,那说不定真变色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天性自由散漫的中国知识小地主阶级一定会把自由主义当自己的人生信条,并把自由主义解读为小共同体特权主义,而非贵族共和制的。因为封建制下他们在各地方享受到的歧视性优待,不能靠公有制得以保存,不能在自由市场下得以保存,不能和正宗贵族制竞争礼法,不能和真民主拼街头政治,不能在僭主制下得到保护…… 他们就只能讲一种灰心丧气、悲观失望的保护主义调调了。
挺好的,讲的越多,越暴露自己内心想法了属于是。
现代化、资本主义和商业逻辑,或者国家控制、集体主义和共产党,哪方都能扬了他们。
另外,有个余论:这批人到现在都不能理解白左思维。白左是同生态位里那些被他们拿来当性资源的人讲出的阴阳怪气话,这背后有阶级斗争在呢其实。
1、高校其实是个很特殊的平台,它饿不死人,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机会暴富;于是对很多身处高校的人而言,他不用为生计发愁,教学很多年了,也非常有经验,追求不高的话,在教学上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于是,高校的人有时间。
2、高校聚集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是老师。老师在课堂上最在乎的就是学生的关注,哪怕是在网络上、媒体上,部分知识分子也喜欢吸引社会关注和网友的注意,热爱引领舆论话题导向。再加上高校、专家的光环和头衔,舆论一般也容易被引导。
3、高校的一部分老师,确实是经历比较丰富,见多识广,也善于思考和思辨;他们也善于拥护自己的观点,也热衷于宣扬自己的观点。
4、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思想上和言论上相对会比较自由一些。
公知中,恨国党居多。
由于所处社会环境和工作性质影响,这群人能接触到了解到较多的国外信息,有较多的国外交往,他们通常对国内外对比很关注,对各种社会现象很敏感,但往往于国外先进之处和国内落后之处盯得很紧,却对事物的另一面,比如对国内的成就和进步,(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最常见的,就是拿中国的短处,与世界各国的长处相比,“取众人之长,比己之短”,于是越比越泄气。事实上,如果真一对一 “单挑”,全面对比两国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其他国家真挑不出几个能打的,说是某国能“全面碾压” 中国,那更是荒唐……
这种自身认知模式的偏颇和内置成见,再配合屁股问题,再加上现实的利益考量,……,公知们就容易成为恨国党。
高校除了理工科,文科很多都是象牙塔,主要就是谈一些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
然后有些实际事物的,比如要做好某事,还可以转移精力,至少还知道不能吃肉糜,起码还知道现实中的问题需要解决,现实中的困难是什么…. 之类
写文章专门谈主义的,精力都集中在这方面,他们就是心中都是所谓象牙塔的理想,何不食肉糜他们也不知道,社会现实是什么也不了解,还以为人们心中和嘴里一样全是主义,当然就会倾向精神
然后你真正下去做研究调研,会跟各界各层人接触,有时候赔笑脸挨骂不说还找不到资料,坐在象牙塔谈谈主义,谈谈理想多轻松是不是,西方和资本为了扩大影响还有非政府组织给你评奖拿钱的
很多人真正搞科研去调研未必能够拿得到借助西方 NGO 和资本得到的奖项和资金,也不难,只要去说一些 “这国怎,定体问” 就可以了,虽然要挨点骂,但西方也会去夸去奖励,很多人明白如果要实打实去搞研究,资料都有可能拿不来,象牙塔老师们除了教学任务,研究任务也在层层加码,能有一个实现成果的渠道对于他们也不是可以忽略的事
所以大禹治水,疏胜于堵,某国需要去考虑如何给高校知识分子科研找调研的渠道或是成果方面压力降低一些,至少要去防止西方那些渗透机构成为一种实现成果的手段,毕竟科研压力是实打实的,成果多了关系到奖金升职,所以要让为中国说话的人增多,需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尤其是关于信息开放方面,除了涉密信息应该加强开放,否则不是别人务虚不务实,是实际的东西根本拿不到看不着,更何谈去研究,只能去谈一些大而化之的理想了,这方面也要改进
首先公知就已经被污名化了,同样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家喜欢的就没把他归为公知
其次不只是高校,你看 CCTV 的主持人不也一样,很简单,见得越多,知道的越多,见的黑暗也越多,如果你是个小学生,你自然只会觉得白雪公主嫁给王子是对的,但是如果你长大了,你会觉得这是血统论,白雪公主为什么不能嫁小矮人,甚至这是样貌歧视,为什么主角必须是美女
当然了,为什么很多著名公知都是反贼?一方面,能火的都是说话特别出格的,一方面,说话特别出格的一般也比较蠢,蠢的就容易被忽悠,这些人可能真的觉得西方制度完美吧
再就是,理性客观讲真话的人在当下网络环境下是无法生存的,一方面说真话不符合主旋律,随时封号,一方面讲真话很容易被骂,最后一方面讲真话没利益,又没利益,又要被骂,还容易被封号,自然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于是最后网上只剩正面割韭菜(3000 美元不如 2000RMB)和反面割韭菜(反贼)两类公知了,一切皆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今天的因是未来的果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讨厌公知,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的公知,大多数就是不事生产,对基层不了解的,说白了就是公知被污名化了,但是真的对基层了解,说真话的,你确定号他有流量能持续火?即使张文宏,钟南山这样持续火的公共知识分子,你把他们当公知了?
公知。
一是必须要具有公共性。
二是要必须得高级知识分子。
他要是不具有公共性,也不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他就是个普通喷子。
这两种属性,
通常来说,高校知识分子都具备。
此外,一部分高校知识分子总是游离在权力周围。
普通人是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
坦白讲很多时候,由于他们和政府官员经常坐在一起谈论,很容易产生一种平起平坐的错觉。
再一个,自古中国都是一个讲究师生情谊的。
不少的学者的子弟宦海沉浮。
他们得到的消息总是最多的。
文化人的嘴碎是除了名的,话也就会越来越多。
在这些人当中不乏一些特别的分子。
我曾经见过一个教授。
信奉基督教。
给我们讲中外宪法动不动就引申到基督教教义上来了。
而且对西式民主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一切都看着那么自然
我很诧异,也理解不了。
就像最近一个专家对低收入群体的评价。
尤其是把闲置的房屋租出去这种话。
你觉得可能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可能真的是怎么想的。
本来就是评论一下,没打算写回答的,但既然不让继续评论了
![](data:image/svg+xml;utf8,)
还是写回答吧。
哎呀,这年头儿,找个词儿就瞎用:
啥叫循环论证啊?
咱看看这兄弟的回答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毛病,可能确实有,毕竟我知识不够,逻辑能力不强。
但都是老中医,别给我开偏方儿了好么?
我的说法很简单,别把锅都往软柿子身上推,一两千年了,都说是文人误国,差不多了,要从群体说,谁也不比谁高尚。区别就在于那个锅不是文人背,就是红颜祸水背,要么就是刁民(也称反贼)背。
不是,文人们的上司、红颜们的丈夫和刁民们的主人就没毛病么?
。。。。。。
还真没有。
因为每一朝,都有人替他们把锅甩在文人、女人、刁民身上。谁没实权,赖谁。这帮人也有能耐,目光如炬,能看出哪些人一开始从源头上就不(méi)对(quán)劲(lì)。
我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这种人,非常热衷于批判某几个群体:倒台的贪官、没权的秀才、失宠的嫔妃、赚钱的优伶。
有这样的人监督,何愁不天下太平啊。
我为你们点赞。
原评论我贴这儿:
居然能看出来 “农民阶层目光短浅” 和“人民群众伟大”之间矛盾来,是不是感觉自己眼光挺敏锐的?(**注释:**所评论的答案中认为,有 “农民阶层目光短浅” 等论调,与 “人民群众伟大” 的主基调不符,是公知们的阴谋)
实际上说农民目光短浅和说人民伟大,就是一起说的。
因为如果用阶级划分的方式,有地农民属于小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所以农民即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性,也具有维护私产的反动性。
这也正是最开始搞分土地的理论依据,要先到资产阶级社会,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农民的政治地位都不高。
而之所以有说法说农民起义缺少知识分子,一是因为要给失败的农民起义找理由解释,二来最主要的是列宁主义讲的是 “灌输论”,这是所有列宁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
送你一个在最反文人时代的宣传画册,它一样在说农民的局限性:
看情况,要是那种每年要做 114 个实验,写 514 篇报告,掉 1919810 跟头发的,才没这功夫和精力说这些屁话呢
啥专业都一样,文史类专业的,那要忙也有的是正事可以忙的,而不是跑到网上发表一些 “讨打必然挨打” 之类的神论
上帝之鹰是高校知识分子?
公知即没有标新立异、也没有独立思考。公知只不过是西方的传声筒而已,中国的公知基本都靠想当然生活,说的话基本经不起推敲。
第一,中国大学数量 3000 所,211/985 有 116 所,本科大概 1000 所。
大学规模庞大,一般 211 重点大学教授基本上上千,普通高校也有四五百。其他平均每个大学知识分子在 2000 人以上,这样一算国内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数量有多少?
200 万。
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当了公知就是 2 万。
另外高校知识分子分两类人:穷人,富人。
一般富裕的理工科教授等,愤青的不多,尤其是收入比较高的那个群体。而相对比较穷的人文社科愤青比例就特别高。
一般来说,大学的文科类教授收入都很低,找对象都不好找,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平均收入不如他们教的硕士毕业生收入高。
文科教授收入低,又没有挣钱的门道,天天又闲的没事干,课题几万块是主流。
这一点和理工教授明显不一样,理工科教授一般只要努力不躺平 (现在重点大学也不让你躺平,一年一考核),肯定会很忙,收入会很高年薪百万不容易,年薪三四十万基本上没问题。一般课题上亿不容易,上百万还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大学里面又穷又没事干又不会挣钱的文科知识分子,就成了大喷子。
文科教授收入低,和理工老师比收入差距很大,又不能像初高中文科老师补习捞外快,所以所有老师群体中,大学文科类老师就成了重灾区。
最后一句话:文科类教授,如果有本事,那比理工科教授还挣钱 (比如易中天,王立群,以及一些商业经管教授),但是 99.99% 文科教授都是啥也不会,当个自媒体都当不好的社会底层 loser。
只能靠大学基本工资混,要不是学校又集资房,他们一辈子买不起房子。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我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大家交流一下,说的不对请批评,不要喷。
这是我在方方日记之后开始思考的问题,看了《日瓦戈医生》后这个答案似乎更有了印证。对比一下中国的 “公知” 和前苏联的“公知”,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日瓦戈医生》中,主角日瓦戈医生就是一个精英家庭长大、上了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别杠那不是他亲生父母,我说成长环境。)而他是怎么看待十月革命,看待新兴的苏维埃政权的呢?
下面是我看小说时截图的原文。是日瓦戈和另一个人的争论。第一段是一个站苏维埃立场的人,第二段是日瓦戈医生的话。
有一点很明确:革命前,他们过着还算不错的生活。至少是宁静,优渥,衣食无忧,有聚会,能上大学…… 而底层农民的苦难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底层不堪痛苦,被召唤起来革命的时候,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日瓦戈也不得不四处辗转,体会到人间疾苦。对他来说,革命才是带来人间疾苦的源头。至于革命的意义,革命对于底层的意义,正如他所说,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至少说明一点,知识分子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富有同理心,那么有良知。甚至于他们的眼界也很狭窄,是富有限制了想象力。
这不是一部黑知识分子的小说,这是一部借日瓦戈医生个人经历的遭遇,控诉战争,控诉时代,并且通过小说里很多争论和话语,对十月革命和苏共执政的根源合理性提出质疑和反抗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不仅是作者本人的影子,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同伴。中国公知群体大多数对帕斯捷尔纳克推崇备至,这部小说因获得诺贝尔奖,更成为了必读书,某种程度上甚至被称作是苏联良心。
理解日瓦戈,就能理解中国的公知们。大学扩招才多少年?现在在大学里当老师的 50 岁以上的,他们 20 多岁的时候是中国的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中国城镇化率是多少,公立教育怎么样,大学每年录取多少人?一毕业都是绝对的精英。那是真的天之骄子的时代。这些人能代表最普通,最广泛的民众吗?不可能。人民群众逐渐当家做主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话语权不断跌落的过程。而剥夺了这种优势话语权的,精英话语特权的,就是让泥腿子都能上大学的新制度。
站在最基本的利益上,他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个社会,包容这个社会呢?他们没有从这个社会制度下获得足够的好处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上面是从阶级的角度谈的。我还想从学科话语的角度谈一下。其实高校老师也分专业,基本上理工科的还是爱国的多。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反动的多。这其实涉及到学科话语的问题。这有历史原因在。一方面中共发展史和建国后,都有一些对知识分子做法过激的事。这个现在教材里都讲,公开的,但网络上说起来还是敏感词。这些过激的事情确实有问题,但教材其实也都是知识分子写的,很容易在情感和立场和视野上,站历史上那些知识分子的边——这很正常,但会导致宏观历史观失衡。尽管教材中也会象征性地说两句公道话,但可能更多都是为了过审吧。而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也会牵扯到主次点,那么学科话语就会导致由史知今的,由历史上的过激事件,引申到当下的一些极端事件,自然而然成为了对政体国体定性的结论。我学的是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定势非常严重。这使现当代文学圈里方粉密度特别高。其实从学科话语角度很好理解。
举个例子,文学史上的胡风事件,那当然是冤假错案,而且后面也确实平反了。只看文学史叙述,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讲道理,没有包容度的荒谬的事情。七月派后来写诗说,我们开作一朵白色的花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凋谢(大意),读来很让人唏嘘。这都会成为一个政权之荒谬残暴的证据。但是,我看了毛选里关于胡风的部分后,觉得老毛的想法也有他的道理。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在历史的洪流中努力要把一艘可以说千疮百孔的船小心驾驶好的舵手的心态,他不是文学史叙述中(潜在)呈现出的那种专制霸道不讲理的形象,它确实是一件冤假错案,一辈人的青春就此蹉跎,可是它也是一件有历史特殊性的事件,是在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在当时看来比较合理的做法。也许在老毛眼里胡风就是今天的公知。而老毛的立场是人民。这不是借人民的名义给老毛洗地。
不是说不能提历史上的污点和错误。而是我们谈历史的时候缺少学科史之外的宏观视野,也就做不到真正的公允。
但这种不公允,有另一套话语来美化它,那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话语,或者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之类。换成自由民主也行。宏观视野可以被解构为政治口号,大词的重叠,话语空转而实际空无一物。在历史中也确实有过这种现象,所以这一套话语也很有说服力。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写出了小人物命运和体验,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此类推,文学史,学科话语,自然可以豁免于宏观视野的缺失而只关注历史事件中的一个侧面,那就是个人利益被损害的侧面,恰恰是这样才显出了知识分子特殊的担当和价值。
这是话语自洽、逻辑自洽的。所以和这样的公知们交流试图说服他们是不可能的。但你会发现他们的逻辑其实就很单一,就是我上面分析的那样。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是国际上中国话语权的缺失。中国以前大搞意识形态斗争结果差点就成第二个苏联了。。。后来发现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经,要吸引外资不得夸两句人家思路好,技术,思想,现代学科建设,一切看西方。这导致我们没有一套能用来解释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精彩故事的理论。我们讨论政府权力,讨论公民精神,依法治国,等等,很多都是在西方话语下进行的,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和西方对公民社会的基本描述。但我们毕竟不是西方。这就会让知识分子们觉得话语和现实是不吻合的。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实践检验理论而不是倒过来,但知识是知识分子的全部,他们的知识就是他们的实践,那他们只能觉得不是自己的理论错了,是中国做得不够好,一言以蔽之,不够西方。
只要一天我们还不是西方那样,公知们一天不会满意。你跟他说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那不可能有力量。就像鸟和人之间,一个人认定了人比鸟好,你说人也有人的问题,比如腿又粗又笨,还不会飞…… 这些是事实,但有用吗?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首先是坚决不能重复历史的错误,不能因言获罪。比如方方现在还活的好好的,没有官方组织起来全国上下开批斗会,人民日报头版批判她,退休工资也没少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泱泱大国要有气度。今天不是五六十年代那会儿了。至于有的老师言论不当,老师这个行业特殊性在那摆着,可能多少会有影响,需要处理一下,但也不至于就封杀、讨伐去,真的不必。那样做也不会改变人家想法,只会更显得自己暴虐专制。
其次是,日瓦戈医生的时代为什么公知那么厉害,为什么苏维埃的形象毁的那么快,一方面当然是苏联那会儿轻工业农业不太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新政权而获益的人们没有话语权——在种地在干活,哪有时间精力读书写文章打笔仗呢?所以国家话语权就清一色地呈现出由只占人口总数极少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把控的,对政权的消极评价。那根本的解决之道不是把知识分子封杀或者处死,那样不自由不人道,而是让从这个政权中获益的那部分人也掌握话语权,让他们去自由吵吵。
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公立教育,伟大的高等院校扩招,伟大的平价的优质教育的意义。这也是方方之流现在不用国家方面下场争论,人民群众就能让她凉凉的根本原因。当国家真正让大多数人受益,让大多数人掌握了知识,这群既知人生疾苦又有表达能力的人自然会改变国家话语圈的面貌。所以我真的是不怕啰嗦地反复跟学生强调,好好学习,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最民主的国家就是敢于让全民精英化,让老百姓能用他们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尽可能好的教育的国家。愚蠢的国民最容易统治和洗脑,有自信有能力的政府不需要焚书坑儒以愚黔首。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我比较认同一句话:等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清朝最强大的时候,辫子和下跪都是时髦,是灯塔。
愿我有生之年得见中国实现伟大复兴。
事物变化如此之快,但居住在象牙塔里的教授们肯定跟不上,因为他们长期脱离基层,脱离实际,所知所学几乎完全来自于书本,这种人能管理好国家才怪了~ 20 年前的中国农村和现在完全是两码事,20 年前的城市与现在也是两码事,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状态,有几个教授能研究透彻呢?
教员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社会如此之复杂,连教员自己都不敢说搞清楚情况,这些大学教授们就敢拍胸脯,三句不离民主五句不离法治,好像 1871 年的德国实现了民主,1860 年的美国没有奴隶一样… 他们没去过几个县城没在基层待过几天,就敢大放厥词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改革。连我一个基层小吏都知道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凡事都要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历史是物质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有超验的道德,一切道德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这些大学的教授们就一句话民主万能~反正我原来对民主还挺有好感,现在好感全无~
其实他们的话术逻辑很简单,那就是你不行我上,你不配拥有权力应该给我,我拿到权力还不行那就是有人捣乱所以我的权力还不够~有个词叫抢班夺权~篡夺革命果实。
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是,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头脑依然是清醒的。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因为一代补丁一代神,代代都有 cosplay 人.
和有选择权可以在日共,冲锋队,冉天王里面多选一的后浪不同,对于思想钢印在春天那会打的十分牢靠的前浪们,他们 cos 的对象不约而同都是在雪地上画问号的前十七年知识分子。乃至于他们现在一张嘴仍然是一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味道。。。
另外反对把属于世代和板块的锅单独扣给高校公知甚至 “高校文科公知”。这是十年那会你讲阶级斗争,我就把黑五类们拎出来逛街的故智。
高等级才有脱离群众的可能,搞学术才有脱离实际的可能,自视清高又不被人待见才需要到处显摆张扬,又没啥别的谋生技术才有需要恰烂钱。你想想看还有哪些人????
如果你去看看高校招聘要求,普遍要求必须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而几十年前在我国最贫穷落后的时候,出去看西方的繁华,结果可想而知了。
因为先得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去做公知的事情,才能给你知道,普通人做公知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啊。
就比如公知始祖:
撒旦之前是天使,算是体制内,确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他先是知道吃了果子可以知善恶、长智慧的内幕(那时候老百姓亚当、夏娃还不知道这内幕呢)。
撒旦当公知让亚当夏娃吃果子 “开启民智”。如果没有撒旦这操作人类还是亚当夏娃两个,也没法像现在这样发展壮大,探索宇宙。
结果撒旦被上帝严厉惩罚。还被基督徒当成大大反派,背上骂名。似乎更没有可能 “平反” 恢复名誉。
当然我知道比如信基督教的公知或臣服于基督教昂撒白人种族主义的 “高级华人” 二鬼子会出于亲近洋主子的信仰的立场而双重标准一下,不认为撒旦的操作是“开启民智”。但不管吃果子是好事还是坏事,起码亚当夏娃确实长智慧了啊,撒旦这么做确实算是“开启民智”。
我很好奇,为什么虽然三大一神教都认为亚当夏娃吃果子不是好事,但为什么犹太教伊斯兰教只是认为这不是好事,而且亚当夏娃撒旦都受到了惩罚,这事基本算了结了。
而基督教非要把亚当夏娃犯的罪(姑且认为是罪)扣给我们所有人?称为 “原罪”?说我们都 “有罪”,只有信耶稣才能 “赎罪”。。。他们亚当夏娃犯错是他们的事,他们受惩罚就完事了,凭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因为这事成了 “罪人”?而且不信基督就不得 “救赎”?“老子 fan 动,儿混蛋”?补充:诈骗和 PUA 的套路是不是就是学这个的?先贩卖焦虑(你有罪,大审判后会下地狱),然后说自己有唯一 “解药”。。。
对了,补充一个疑问:
感觉伊甸园故事对于上帝全知全能的设定有漏洞,亚当夏娃摘果子,上帝如果是全知的,那马上就知道了(海康威视视频监控都可以做到)。
但我看圣经原文,上帝开头是进到园子里发现亚当不太对劲怕羞躲着自己,责问亚当怎么回事,然后亚当夏娃交待了,感觉看圣经原文上帝并没有立即得知亚当夏娃吃果子,上帝在这里没有全知的能力了?
如果不依赖视频监控就无法及时发现亚当夏娃摘果子吃果子并 “抓现行”,反而需要根据亚当的异常表现并质问才发现亚当夏娃吃了果子,那这还能叫全知吗?
就算没有视频监控,果子被摘了两个,如果有全知的能力,应该能立即发现然后及时赶到伊甸园里趁他们还没吃就 “抓现行” 啊。
还有一个疑问:
耶稣被处死的时候,圣经新约还未成书,甚至基督教的很多体系都是后来由宗教上层研究决定的,比如现在的各种基督教教派不同。
上帝为什么不趁耶稣活着的时候传下正版新约全书,而是在耶稣死后他的门徒整理出新约,这样的话,岂不是有可能不一定符合上帝耶稣的意思甚至可能被篡改?
难道真如伊斯兰教默罕默德提出的:圣经旧约新约都是神传下来的 “天经” 但被篡改了,所以造物主又安排默罕默德重新把正版经书传下来。毕竟默罕默德有生之年成为了当地世俗上的最高领袖,他有生之年古兰经应该已经成书了,这样传 “天经” 似乎是比耶稣那样死后由门徒整理来的靠谱啊。。。
还有就是关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事情,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建立了一神信仰,玛利亚作为未婚先孕的女子,在那种社会环境下真的敢解释为 “自己怀了上帝的孩子” 吗?看历史那时候犹太教徒打击非信徒和教內异端可是很猛的。还是说耶稣本人并没有自称神的儿子,是后来他的门徒为了传教神话他而提出的?好像也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基督教的很多内容是罗马教廷宗教上层 “研究决定” 的,那些宗教上层如何确定自己的 “研究决定” 符合耶和华和耶稣的意思呢?
还有就是同样读一本圣经旧约,为什么关于救世主弥赛亚是不是耶稣的问题,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却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基督徒认为耶稣符合旧约中描述的弥赛亚,而犹太教徒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还未出现。。。感觉有点 “屁股决定脑袋” 啊,两边都是先带入了立场然后在经文里找论据吧?“在大是大非面前”,解读经文也要先坚定好立场?
因为他们最不接地气,最缺少与实践相结合。
看看 1968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头版内容:
知识分子学毛主席著作先要斗倒 “我” 字
要为人民服务,头脑里要有两个新公式:“服务——提高——服务” 和 “实践——研究——实践”。
许多人在座谈会上检查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们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一切思想毛病的总根子,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要把 “我” 字斗倒,只有首先解决了 “为谁服务” 这个根本方向的问题,才能解决好 “怎样服务” 的方法问题。
他们说,医疗卫生人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在头脑里改变两个公式:一个是把 “提高——服务——提高” 这个从个人名利出发的公式,改成为 “服务——提高——服务” 这个一心为人民的新公式;一个是把 “论文——研究——论文” 这个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公式,改成为 “实践——研究——实践” 这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公式。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教授李铭新谈到他怎样批判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思想,开始走上 “实践——研究——实践” 的正确道路时说,他深深体会到,只有明确了为革命而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才能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方法。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血液研究室主任朱颜说,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是要经过反复斗争才能克服的。所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反复学,反复用,**反复同 “我” 字作斗争,**将 “我” 字溶化到革命事业当中。
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是很难当公知的。确切的讲,在网上写文字的,如果一点积累都没有,是很难火起来的。
所以不仅仅是很多公知是高校知识分子,其他的很多作者也都是高校知识分子。高校知识分子并没有更多的成为公知的倾向性,至少没有证据能指向这一点。
公知的可怕就在于他们有一定的逻辑性,也善于引导群众的情绪,时不时的还会引经据典,这些东西加起来社会危害性就会变得比较大。
比如我一说有志青年要少讲权利多讲责任和义务,立刻就有留言表示这是在培养奴隶。
明明正确的有道理的积极言论,瞬间就会被人曲解,这就是这过去 15 年时间里公知们给大众反复洗脑的效果。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清醒起来,不要总想着变法子给公知洗地。高校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群体,这个群体里面真正有独立思维,并能够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件事情,终究还是少数。大家一定要明白那些擅长道听途说搬弄是非的高校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者。
他们只是思考问题角度单一,并且极端化倾向比较严重而已。
公知是个筐,啥事往里装。
有人的逻辑是反过来的,直接把坏人定义成公知,把恨国定义为公知,然后再讨论公知恨国。
我跟人讨论说了一句 “饶毅是最典型的公知”,然后、他它们说饶毅怎么是公知了,饶毅还维护华人学者利益,很正派的。
所以很显然他们自己偷换了概念——把坏人定义成了公知,现在饶毅是好人,就不是公知了。
但公知本意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网红知识分子,饶毅是不是知识分子?是!饶毅是不是网红?是!这就行了,这就是公知了。至于他是好人坏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 TM 的是以前。
现在只要嘴里会吐蛆还勉强识字就行了。最近几个知名的公知文化水平分别是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和小学五年级。
这帮人在国外我很怀疑他们的外语水平,被忽悠按手印被卖了还差不多。
有一份社会学论文叫中县干部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去县里挂职写出来的
把整个县城官场从里到外剖析了一遍
直指要害
上个世纪有一本书叫
把那个 8090s 的问题讲了个通透
作者何博传
是哲学系的教授
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
文科无用?我看未必
如果公知就是指出问题 找到解决方法的话
我宁愿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而不是捂住他们的嘴
或是打断他们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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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若文学失去了灵魂
下一个就是历史和哲学
接下来的就是社会科学
在这些都成了死去后
理工的僵化也就不远了
数千年的历史惯性让 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不把自己当做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的。
早期他们被某位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的二杆子强力压制,二杆子走后,他们向往民国大师、向往西方精英,甚至向往古代士大夫。40 年来这些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黄四郎的走狗们妄图全面复辟,他们不断蚕食二杆子和人民用血与火筑建的遗产,可惜啊 食带便了 大人!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中外差距不断缩小,知识壁垒逐渐被打破,大量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人民开始被唤醒,在疫情这面照妖镜下,公知们自然是大惊失色、慌不择路、原形毕露。
这群家伙啊,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脱离了人民就失去了力量,妄图愚弄和奴役人民就会被人民招进历史的垃圾桶。
恨国党哪里都有,只不过高校知识分子号召力强,容错率高
有一个词叫象牙之塔。还有一个词叫不平则鸣。从这两个词入手,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他们搞的学问多半是理论性的,理想型的。故而喜高谈阔论,但这些人其实并没有广泛接触现实生活,我们一天介上班赚钱,累得要死要活,成天盯着天上看,没意义。
这些知识分子终究还是要上班赚钱的,这时他们会感觉到自身格局和自己的学问距离有点大,职称评级提干的条条框框把他们拿捏的死死的,把他们从天上往下拉,这时第二个词就起作用了,他不平啊,我们这些高洁之士怎么能跟普通人一样呢,肯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于是乎就鸣了,反正也没什么成本。
一千多个答案,大多默认 高校公知 = 文科教师,言下之意,理工科教师才是好教师,爱国爱党不会做公知的。
嘿嘿,NAIVE。
文科教师用嘴皮子亲西方,理工科教师(尤其是近十年海归的各类引进人才)那可是用肉身亲西方,毕生讨饭吃的家伙都是在万恶的美帝学来的,你跟我说他们会跟小粉红们站同一战线?
无非理工科老师们没有明显的恨国倾向,毕竟西方教给他们本领,但中国让他们的本领变现啊。理工科的伙计们不靠嘴吃饭,政治观点小圈子里聊聊,不会搞个微博广而告之。但这群在西方扎根多年再回到祖国恰饭的老师们,主流政治观点是啥?这群在美帝习惯了填个表就能出国开会,行政服务简洁互信,随时随地 Google Scholar 的 “知识分子” 们,回到伟大的祖国,跟你在这入关学?自己想,嘿嘿。
说不好听的,真要哪天中国有个三长两短,文科公知们可还得和诸位一起扛,理工科 “爱国者” 们,有绿卡的拍拍屁股走了,没捞到身份回来的,整个 EB1a 也不是难事。务实的理工科老师们,谁赢跟谁,看看他们子女留学的比例,我可不是乱说。
哦对了,还有各级政府官员,国企中高层,了解一下,会有惊喜。
因为在已知观点、结论、立场都是错误的前提下,一个人的知识积累(这里所说的 “知识积累” 是指对信息的掌握数量,至于一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是否能够证明自身的论点,是否符合逻辑及技术现实,是否真的可以真实反映客观实在,这些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越高,就越有能力将原本错误的事物包装成看似正确的事物,误导性自然会更强,加之一个人自身就具有较高的权威,相应地,他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更强,所形成的煽动能力也自然会更强。
这就是喜欢误导和煽动大众的公知大多是 “高校知识分子” 的原因所在。
这个道理在任何领域里都是如此,为什么很多伪科学理论曾经被人相信的原因也是如此,一个错误的事物在被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权威和看似正确的理论进行包装的情况下,会让广大群众误以为这个错误不是错误,同时还会把神棍误当成专家。
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是 “公共知识分子”,你得先有知识,才能当公共的知识分子吧。没有知识的,过去我们一般叫 x 狗 x 杂,带路党,或者五毛。
那些想污名化高校还有抬出什么 “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还是找找镜子照照自己吧,赶紧爬。
跟你讲真话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公知,他至道学宫白云先生又算什么东西?
是白云先生赚你的钱多,还是公知赚你的钱多?是谁在害你?
贴个让人震惊的截图,他把我拉黑了
公知的定义是什么?
看过一个报道,农村老人的庄稼一直被野猪嚯嚯。然后就设陷阱坑杀野猪,部分野猪肉拿出去卖,被人举报。最后面对罚款非常老实地选择接受。
说实话,我看着是挺气愤的。野猪祸害庄稼时没人管,老人甚至在田边搭棚住。罚款时一个个倒是挺积极。
换做是一个高校知识分子,遇到类似的事,会这么老实?
当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但对党最敬畏的我想反而是这些农民。他们或许在邻里很凶悍,但面对公家时却会十分温顺,当然这属于欺软怕硬,不值得提倡。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牺牲最大,最弱小,弱小到无法为自己发声。
同时,因为弱小也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客气的说,可以叫愚昧,愚昧到意识不到自己应该发声。
而这些人的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放任自流即可。他们不会鸣不平,后代运气好,够努力,或许可以跟上大部队。运气不好,慢慢消亡,也不会有人关注。
负心多读书人,是因为知识多了,知道要主动谋求自己的利益,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以我所见,高校里是有自私自利之人,但还是正常人居多。
非常有意思的是,牺牲最大的,最该发声的人不发声,甚至能被忽悠到与为他们鸣不平的人为敌,所以也没多少人会真正为他们的利益奔波。
公知开启民智,很难想象现在对公知有如此多的误解。
那些偏颇的,激进的不算是公知吧。
一、高校知识分子有天然的局限性,对时局是敏感的,对当局是批判的,而象牙塔对真正的社会生活却是剥离的。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通过短暂的社会数据调查,得不到真实的感受。
二、中国高校的人事结构,目前来看还是改革滞后的,大部分公知老师对僵化的教育体系非常不满,从而对整个 ZZ 体系放大不满。
三、西方学术的盛行,尤其是新闻,法律,经济等领域,走在中国学术的前面,对西方学术乃至整个文化,许多老师是认可并推崇的。
四、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但导师常作惊人之语也是寻常之事,毕竟教育,确实需要不同的声音。
五、许多文科类甚至理科类高校老师,尤其是高年资的,不一定受过系统专业高等教育,对事物的看法存在一定偏差。
我们读书的时候,也常被一些老师惊人之语震撼。
但现在信息发达,接触社会久了,对政府,乃至许多的无可奈何看得更透彻,中国国情如此复杂,甚至一百年前,可以说民智未开,改革开放短短数十年,一切都刚刚上车,换特朗普来也没用的,如果休克治疗实属不智。
当然,百家争鸣不是坏事。
比如方方,她就是一个作家,作家是什么?把平常事写成给人看的故事,文必多修饰。她的日记,又不是新闻记实。读过或者没读的人保持平常心就行了。
只要不大方向,将豺狼当成恩公。应该允许这样的人存在。
当年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也有人写中国可以说不。都是放大夸张之事。现在的人见了,也就只是笑笑而已。文人嘛,以笔作刀,对周边事物作嘲讽之语太常见了。美国太远,亲身经历其实也只是听人途说。
我也曾和一些作家文人交流过,有些人描述的事物,仿佛亲见,可碰到我这样喜欢专研,喜欢现场查看的人,才发觉他文中描述的某某某压根就没有或者从未见过。但这些人坏吗?不坏,甚至古道热肠。只是他们文多修饰,是一本书,让人听,让人看。而不是让人追寻的。
我也曾夜间见一场两男斗殴,目击者只有我和其中参与的一名女性,我打了 110/120。明明医生逻辑清晰,地理熟悉,来得很快,警察也来得很快。可周边不知何时围观的群众纷纷起哄,说他们来得很慢,说群众一直在焦急等待,说他们冷血。这些人连电话都没打过,连事情都没看到,就如亲见,滔滔不绝和周边人脑补经过,并且否定一切。而医生警察并没辩驳,因为他们很忙。
所以,不是知识分子太坏,是我们要懂得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思辩。
读书越多越反动?
先别忙着骂人,让我仔细分析一番。
(1)死读书,照本宣科的——简称书呆子
(2)眼界狭隘的——简称想当然,外国月亮圆的
(3)何不食肉糜者——简称不知从实际出发的
(4)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者——简称没有生活阅历者
(5)割韭菜者——这就是最简称
(6)做学问的,做工程的,做技术的,做理论的学者和科学家——简称智囊团
网上见得多的就是前五者,第六个是实干家,没时间也不屑于耍嘴炮的。
而现在我们说的公知都是前五者,绝对不是以前说的人民的良心。真正的公知应该是第六部分。
此外,想特别说一声,这与你自己的关注点有关。如果你喜欢热点,前五种公知们的言论自然甚嚣尘上。但是如果你要是多关注科学多关注民生,第六梯队的人们都会映入你的视野。
这就是一颗老鼠屎给人一锅粥里留下的深刻印象。前五种公知都是这种东西。
以上。
当公知是有门槛的。
没有水平的人,只能当水军,键盘侠,喷子,五毛。
因为培养 “高校知识分子” 的目的,
就是要他们独立思考,
就是要他们质疑,
就是要他们突破。
如果牛顿不可被质疑永远是对的,那爱因斯坦就出不来了。
“奉古为尊” 的是宗教。
文革后遗症,对底层百姓有深刻的恐惧和厌恶。
高校知识分子,有充足的时间思考普世价值问题。
他们发现并没有什么体系比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更高明。
当然他们也造不出新的来。于是就选择了皈依。
很难理解?只是普通人很少有闲心去务虚,也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判断孰是孰非。绝大多数人智商平平,自己的逻辑都是问题。但高校的知识分子起码有务虚的能力。
因为不好好学习的是大部分。
作为社会变革期的一员,最痛苦的莫过于
你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清社会的本质。
而我们发现社会正按着你曾经批判的道路发展,我们也就只能看。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知道,当个幸福的人儿。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高知有什么优点,会思考
公知有什么缺点,在非自己专业领域内瞎思考
公知公知,得是知识分子才戴的起这顶帽子。
如果普通老百姓崇洋媚外,一般会扣 “恨国党” 这样的。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受教育度和崇洋度是否有关联?有人做过调查吗?还是被 “反传统公知的新型公知” 带了节奏,对知识分子进行污名化?
我身边的大学老师,从来没有说过诸如中日夏令营、德国下水道这样的实失言论。
可别以为文史类教师就是整天吟诗作对,他们也要下地调查,也要和各方面接触协调才能把科研办好。
譬如教育学的教改实验,需要和中小学校长、课程商、家长学生老师、教育局等等对接 项目才推得下去。世界史的老师,真的要到印度贫民窟调查,四处跑收集文物。
只有切实深入社会,才能体会其中的矛盾,同理,还有律师、中小创业者、记者,越是四处奔波越能发现矛盾。
不否认有些高校教师强行吹捧西方,但是如果因此因噎废食,给所有人都扣上帽子,那可就太幼稚了。
最可笑的是有些小孩儿还说:“80 年代遗毒太深,矫枉必须过正”。这些人难道不知道矫枉过正是贬义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真就人均二极管。
一所大学,它产出公知不是问题,不产公知才是问题。
从中世纪到今天,从亚欧大陆到澳洲美洲,一所正常的大学必然会支持多元化,进而支持自由主义,再进而变成孕育激进派,反对派和各种非主流政治主张的温床,这是由大学的根本特征决定,不以政府财政补贴为转移。
补充一下,任何组织无论成立之初的目的或宗旨是什么,最终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对大学这一机构来说,支持多元化意味着能超越宗教民族意识形态吸引师生资源,同时向行政部门索要更多经费,而且,大学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军队,在并不涉及过多权力的情况下,不需要师生的忠诚,自然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因为意识形态而分裂,多元化对正常大学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这种氛围下吸引一些不怎么主旋律的学者是非常自然的事。
你真搞笑,你知道公知全称是什么吗?Public intellectual,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大学老师不多难到民工多?
公知这个词在我国已经被污名化,违背了其本来意思。在我看来,大学老师做公知起码比做胡鞍钢之流要强。
我刚才看见一位答主说体制内很多反动的,是因为看清了体制的弊端。还把那些踏实肯干的人,说成投机主义者。我个人不认同这种观点,(当然也承认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这样的但比例非常小)。
我全家体制内,可以说体制内公知不少,身边就不少,但这些并不是看清了什么弊端,这些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人品很差,工作能力不行,看不起他人,自视清高。
我认为的公知,不是批评体质的就算公知,我认为很多公知和逆民族主义者是一批人。
**举例:**我有一个同事在职念博士,单位还给着工资。同时单位提拔处级干部,民主投票没过,开始骂体质有问题。
我另一个同事,我办公室的对桌,祖上民国时期都在国民党体制内,建国后全家教授,教外语的,他就认为中国人人种就不行。外国人干什么都比中国人有天赋。认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戏剧都是垃圾。邓丽君也是口水歌,敦煌壁画垃圾。他对欧洲多崇拜呢,他喜欢大众的车,当面对大众可靠性差的现象时,他说是因为大众用环保材料所以容易坏,当有人问他大众排气造假时,他不说话了,其实这些人见识很少。不经问。(最近疫情之后他开始老实很多了,认同中国的制度合理性了)
我有一个亲戚可以说老公知了,国企银行职员,快退休了。二十年前就说中国差不多要完了,结果呢。天天说中国人吃狗肉怎么样,汉子简体化怎么样。他的个人品格多差呢,有一次出去吃饭,我们三个人,服务员说坐四个人的桌子吧,他非要坐六个人的桌子,拍着桌子给服务员说:“我是上帝,知道吗。” 之后,我再也不跟他吃饭了。他还是一个在家打老婆的人,简直了。
我最后总结下吧,很多体质内的公知,很多不是什么看透了弊端,而是被宠坏了的人,好高骛远,总感觉自己被亏待,自己应该获得更高的职位。
上面一些回答,暴露出对法学这门学科的粗浅认识
法学圈内部撕逼是挺严重的,但法学圈言 “西方”,不等于屁股就坐在了 “西方”。这是两码事。
举例来说说,法律要求权利平等,要求公平和正义,这是法律世界的真理之一。
权利平等,不仅是我们生来权利义务的平等,而且要求法律平等适用于我们公民。但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看到,我国法律适用存在 “不平等” 情况。这个时候,学法律的人会忍不出来吐槽,变成很多人口中的“公知”。
但为何中间会云云西方,不是因为西方而云西方,而是因为学法律的人看到,西方大体上,做的确实比我好,比我们更贴近这条真理。那么西方为什么会更贴近了?是怎么做的的。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讨论了。但并不等于,我们要像西方那样。本质上,我们希望法律现实运行去贴近这条 “真理”。
最后,我留意到上面浙大有位法学博士说了 “法律的精英主义”。
我想说的是,在德国和法国,逻辑是这样的:
在高校学法律专业,不能代表你是精英,出身中产或以上。而是当你学法律后,你很有可能成为精英。
为什么?因为德国高校基本没有学费,但法律专业毕业生,一般收入都挺高,而且受人尊重。
我在国内嘛,从来没体会过像在德国那样,当你说出学法律时,德国人的那种肃然起敬。国内一般是:红牌专业啊,工作不好找吧。
什么是 “公知”," 公知 " 就是污名化的词汇, 任何人都可以针对公共领域发声, 倘若秉持着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的态度, 社会必然变的非常冷漠, 要么 “话语权” 只被某些人掌握, 然后把人民群众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力污名化, 使得人人不敢发声, 以担心自己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则人民缺少发声的渠道. 按照某些骂人的逻辑, 鲁迅放到今天也是妥妥的 “公知”.
为啥很多 “X” 都是高校知识分子?X 是一个帽子, 后面的什么东西不可以指代? 为啥很多 “X” 都是 X 乎大 V, 为啥很多 “X” 都是三无小号, 为啥很多 “X” 都是打工人?, 为啥很多 “X” 都是营销号? 为啥很多 “X” 都是大学生?….
知识分子以探寻真理为使命, 抛开扣帽子引战的低智思维, 你是愿意听知识分子给你讲诉一些人生的真正的道理还是喜欢听某些人大放厥词, 乱带节奏?
高校知识分子有个天然的缺点:他们有闲,又有点臭文化来思考。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除非你放弃思想,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天天咸恩。那么,只要有想法,很容易得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结论,发现某些问题。
而我国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只有一面,那么有问题的一定是他们,所以他们是公知。
充分解释了什么叫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没有大智慧,净是小聪明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人脱离实际生产劳动。
第二个原因是文化传统推崇 “日三省乎己”,但是“省乎己” 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对自身素质要求是很高的,绝大多数人的素质都达不到;而且可能还会为此付出实际的物质代价。
那么一个下三滥的替代方案就是,把自身个体和所在 “民族” 或者 “国家” 强行绑架,打着自我反省的幌子以满足自我道德修养虚假崇高感,但是实际上被指责和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自身所在的 “民族” 或“国家”。
之所以选择绑架 “民族” 和“国家”,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带有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某种虚构性,没有明确的主体,你可以打着它们的旗号还不用担心可能会付出现实代价。这一点上,这些高知逆向民族主义者和被他们称为小粉红的年轻人在底层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简单讲就是,慷他人之慨。
作为一个常年在网上拍砖的人,我亲眼见证了 人权,自由,民主 这些词变成贬义词的,现在是公知,理客中,接下来估计是独立思考,中立。。
评论区真的是完美诠释了下面这段话
之前听李毅教授讲过一个原因,感觉有些醍醐灌顶。
他举了北大贺卫方教授的例子,他一个班的同学有四个进了最高法院,他还在学校教书呢,这心理能平衡吗,这样的人不反动就有鬼了。
全世界政府都希望能把各行业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里,但是选拔制度无论怎么完善,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没能选上而又自视甚高的人,当然会有所怨恨。
以前是靠敌人帮我们 “选拔”,和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美国鬼子打了几十年,能留下来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现在国家承平日久,选拔制度不可避免的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当然那些公知们普遍不是水平真的高,真高话谁有功夫在网上整天哔哔赖赖当大 V 啊,基本是一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主。那些学术大牛你平时根本见不着。
你带着这个观点去看很多公知言论,甭管是网络大 V 还是像我们这样的键盘侠,基本上 “自视甚高,眼高手低” 这几个字就能解释一切了。
又开始有六十年代那味儿了
一天到晚批这个批那个
六十年代还有名额,还必须凑够来批,学校的批斗名额没凑够就把我外公这种老实人顶上,人家是被抓壮丁抓进部队的,早就自己跑回来了,又不是主动的,都被凑上了,要不是我外婆彪悍又有能力,我外公这个老实人不知道会吃多少苦
所以在任何时期,一个彪悍的四川女人都能把家照顾好,又有工资,又敢跟欺软怕硬随大流的人吵架。我外婆当时除了自己老公,三个孩子,还有四个妹妹要养。
靠四川男人就算了,估计饭都吃不饱
所以这就又回答了那个问题,为啥女人不爱讨论政治,没有哲学家
因为女人需要把一家人喂饱,而不是天天没事做在网上批这个批那个,连菜市场西红柿多少钱一个都不知道。女人还需要在家里人受欺负的时候,出去跟别人吵架。
有的人,家里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生活工作经验极度匮乏,一天到晚扯一大堆理论,跟公知有过之而不及
我劝你先戒掉外卖,学会自己做饭,生活能自理了,不用靠父母了,再来扯公知或者高校教师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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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聪明啊。
为什么美国的红脖子普遍学历不高?
某些特质是共通的。
第一,高校知识份子有成为公知的能力;
第二,高校知识份子有大量的穷酸文人,多少有点自视甚高,忧国忧民的文人心理;
第三,高校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在体制内,但离体制中下层官僚非常近的群体,对整个体制的运行比一般人要了解的多,越是了解,越容易破除一些神话心理;
第四,自视甚高加上忧国忧民再加上自以为的看得通透,又有点舞文弄墨的能力,很容易发一些眼高手低又不合时宜的言论。
第五,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社会环境是现在在网络上活跃的年轻人不了解也不知道的。把那个时代公知们的言论拿到现在来批判,很多时候并没有道理。
第六,公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人发表了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见解和意见,并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腐败,比如行政透明度,比如法制,比如社会管理。在批判的同时,年轻人也得认识到现在你们享受的一切,也有他们的贡献。
第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政府我们始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它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社会的服务者。尽可能的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才能让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更为美好舒适。一味的赞美,只会让服务者自我膨胀,并且对你摔盘子使脸色,最终你并不能从中受益太多。
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不是理所当然吗?
自以为比 13 亿人聪明:“我天天爬长城外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愚民,你们要是见到长城外的敌人,分分钟被洗脑叛变”
这说的是公知没错吧。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因为现在大多数的高校教授都不是同年龄层次里面最优秀的人,甚至连中等都排不上号。。
看看目前的年龄分布,大部分教授都是在 50 上下。往前倒推一下。70 年左右生人,90 年左右参加高考。然后 95 96 年左右踏上工作岗位。。
先熟悉背景之后,就好办了。我们都知道在 90 年代左右正是中国经济腾飞之时,大部分有能力,有志向的人,都参与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之中,其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成功的人证明了他们能力超群,失败的人也许是时机不对,也许是心态膨胀等等原因,但至少证明了他们的开拓精神。。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流行进体制,进高校,却殊不知,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大发展情况下,进体制会被很多人认为是无能的表现。当时一句流传甚为广泛的话 “体制那是给没有能力的人准备的,有能力谁进体制啊”
当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放缓,很多行业都不景气,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进体制视为一个良好的出路。这是后话。
最优秀的一批人进了商场,发了财。次优秀的一批人进了商场,破了产。中不溜秋的一群人进了体制,现在则成为了很多高校的中坚力量。。
但是混日子是一种习惯,在 00 年左右经济文化,互联网尚未发达的情况之下。那批体制内的人,还能借由自己的高校背景来打压一些学生,用一些春秋笔法糊弄一下普通民众。好景不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随之而来,只要你想学习,就能找到各种途径来获得各方面的知识。也导致很多底层的普通民众甚至比大学的所谓专科教授来的知识面更广更全面。例如近期的日本战国史事件等等。
这些情况的出现,拉下了现在很多高校教授的最后一张遮羞布。于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打压新生的所谓民科力量,这些人只能用所谓的独立思考,所谓的自由民主。针对近几年学生中越来越多的爱国思想进行打压,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举个不那么雅观的例子。你在路上走,遇见一群人,其中有一只猴,但是光从外表上无法辨认。儿那只猴却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觉得与人为伍是一种耻辱,于是亮出了自己的红屁股,大家围观,哈哈大笑。此猴却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
总结一下,为什么高校容易出公知,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业务水平极差,平时不读书,不看报。吃吃喝喝,呼朋唤友,纸醉金迷,夜夜笙歌。论文随便找几个学生代笔,最后归拢一下,花点钱应付办事而已。但是随着知识大爆炸时代的来临,发现新时代的学生不好带了,也不好忽悠了,甚至连知识的界限都开始模糊了,心急如焚,又无法从自身的知识文化上对他们做到碾压,无法以德服人。也只能通过露出自己的红屁股来证明,他们是独立思考,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了。
还有一些教授,本身就是西方背景的,就是进来做演变的。就不详细说了
PS:以上的论点仅限于文科类,艺术类等不涉及理工科的教授。。不是因为理工科没有这种人,而是凭我的知识水准无法去判断他们的对与错。
我想,这个问题我的感触应该比较符合实际。
现在高校里的学术和行政领导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恢复高考后的几届学生),包括后来的几届毕业生。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毕业生覆盖了十来年的学生,所以年龄差距也有十几岁。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还在任。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当年那些人的想法。
我说几乎全部对中国绝望,对中国的制度绝望,几乎对中国的一切都绝望了。所以有海外关系的,有点本事(学习相当好)的都出国,不再回来了。包括公费出国的也几乎都不回来了。也有一部分公费出国生胆小,所以回来了。当然也有年龄稍大(已经成家,或有孩子了;当时已经中年)的学习后就回国的,不敢忘自猜测。
所以结论: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不对中国抱有任何信任,也就是绝望的一代。这里一直强调 “几乎”,不敢说所有。也就是说,精英都出国,几乎都不回来了。
留在国内的就是:当时年龄大的现在都退休了,没退休的几乎都是那个年代里,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勇气出国的人。
所以,现在高校的领导和学术负责人几乎都是当年绝望的一代中能力较差的那部分。八零后除外。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鲁迅《忽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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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觉得公知是个好词汇,代表了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才是这个词最早具有的意义,而高校知识分子难道不能是这样的人么?高校的教育难道不应该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么?只有更多的高校知识分子分子能成为公知,才能真正的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其次,公知这个词被污名化了,这种曾经的褒义词一点点变成竟然了国贼,洋奴这种意思的词,对此我认为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套用就是很多人因为那些偏注于表面的宣传,对同类太操切,或是希望以此猎取自己的利益 (比如营销号),所以本来的褒义词现在竟然逐渐的污名化。
最后,我认为,觉得那些高校知识分子是国贼洋奴的人,便是那些对同类操切,和自己观点不合之人而已。而这些人,在我看来,只是在乎于一个帽子而已,对于国家的建设发展的作用完全不可能和 “高校知识分子” 相提并论。
因为这些公知还是封建文人思想。但是现在现实是老百姓读书识字的多了,网络发达了,很多人虽然会被带节奏,但是大多数价值观上是相同和朴实的。封建时期的举人,是和地方官乡绅一起治理地方的。说出的话就是地方百姓的天。
现在,大学老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你如果说的不对,或者胡说八道,老百姓也是不买账,还要说这是 “砖家”。
封建社会,举人写张条子就能把讲出 “砖家” 两个字的人送到县衙打板子,现在呢?
你们这群泥腿子都能读书这件事,是一些高校老师是公知的根源。
有句话说的很准确:屁股歪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基本就是指有才无德的人对社会影响更严重。
高校么… 为什么培养不出良好的品德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在这方面下得功夫太少;但这绝对是个培养高知的优越环境,自然为发展公知创造了条件。
因为他们读了很多书吧
这个现象其实早就存在了,只能说早期国家不太重视社会科学,现在成了短板,需要补课了。
本人是 90 年代历史专业学生,那个时期,市场经济火热,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注意力都在经济,不分文理所有的老师都在想办法赚钱,没人关心和重视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我当时和同学说这玩意儿以后肯定要补课的,现在报应来了
因为高校教育我们要独立思考。
为什么要独立思考? - 王路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614739/answer/19575465
因为大家都说要独立思考。
因为低层次的恨国党已经被清扫得差不多了,以前隐藏在后台的高级公知不得不亲自走到前台。
“公知” 也是分层次的。
第一层的炮灰型公知,负责发表极端言论,假造 “民意”,进行诬陷、造谣、诽谤、反间、离间。但是这些人虽然胆子大,精力旺盛,但社会基础比较薄弱,非常依赖上层公知的协助,这几年还经常被公安网警关照,目前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层是媒体型公知,负责制造恨国言论,有一定的创作和组织能力,在社交媒体上有较多受众,可以对恨国话题进行加工改造并大范围传播。从前些年的新闻媒体 “下基层转作风” 开始,到后来的“新闻价值回归”,以及对网媒的一系列的整顿措施,很多媒体型公知失去了传播平台,剩下的也不成体系,难以达到以前的传播能力。
第三层是理论型公知,负责为恨国言论提供理论支持,以理中客的形象将恨国言论升华,负责收集信息,为新的恨国言论提供指导方向。这就是目前被网络关注的 “高校知识分子”。他们把恨国言论被包装成小说、论文、报告,以理论材料的形式隐藏在媒体的后面,现在炮灰没有了,媒体转述的保护层也没有了,他们就被曝光在大众的视线里。
第四层是权贵型公知,负责为恨国言论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前,他们各种社会身份来保护自己,甚至在官方担任重要职务,为前三型公知在政策上进行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利用自身地位消解对公知不利的政策,阻断反对意见的上传渠道,借用公权力对爱国言论和行为进行打击。目前,权贵型公知能被触动的还很少,但他们可以控制的外围炮灰和媒体越来越少,伪装也越来越困难。
公知不可能被消灭,只能尽量限制,把他们的规模限制在无害化的程度。也不能把所有反对的声音都划入到公知言论的范畴,有些意见和问题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要防止其被曲解异化为政治武器,危害国家稳定。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条狗被他的主人栓起来毒打不给吃的,你要想去把绳子给它解开救它的狗命,你可得小心了,它绝对会咬你一口,所以,千万别管闲事
但实际上,小粉红和民族主义暴论者才是高校知识分子。
比如那位对内劝少数民族归化,否则肥皂见;对外让我们通过去美国抢普通白人房子和牛排来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某大 V。
他的暴论影响了知乎几十万人。让他们学会把个人生活水平和民族对立,国家对立持续、稳固地联系了起来。让他们相信在美华人天天活在 ak 枪击和集中营的威胁之下,让生活在不同国家工作、学习的中国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恶毒嘲讽。
这才是高校知识分子能产生的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产生的最大的危害,堪比中国红脖子。
ps:入关学有很多可取的部分,但似乎这位大 v 的贡献只有将其暴论化。真的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辅以只输出情绪,不输出逻辑的不辩经,在重大关键问题上不表态,笑看民族主义愤怒之火在周围燃烧,真乃民族脊梁,青年的希望。
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教员
其实现在学校的教育似有似无,若隐若现,都有点爱国的意思。
老师有意无意上课一句,高校脱离社会,所以他说的不能信,学生是不是内心会有点抵触这个公知? 诸如此类可以列举很多,比如,公知发达国家不愁吃喝的海外经历,站在学术和道德制高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样难免一竿子打倒一片人。 而且现在的网络环境你们也看到了,动不动 jinyan。 想说说不出。除非你改恰爱国饭。
比如美国 3000 美元不如国内 2000 人民币生活说高。 这就是一种观点输出。 如果你还是学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美国,这种思想是不是会被灌输很长时间? 直到你真的了解外面的世界。
所以你看到的信息都是筛选过的。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舆论翻转的情况看得还少吗? 最近的清华腚姐不是翻转了?但是前提是两方面都能发声,都能说想说的话。 要是这个学弟不能发声,或者找不到监控,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和公知一样人人喊打?
只能说一朝皇帝一朝臣,马云都倒了。 看看 18 年双 11 晚会的评论,19 年双 12 晚会的评论,再看看现在,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口碑翻转会如此之快。 是因为之前崇拜马云的人书读的少,不会分辨是非吗?不是的,只是舆论导向而已
凯申物流公司的常老板和题主有同样的疑问,只恨当时没有知乎。
其实高校知识分子是公知,这个是好事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吗?
其实不是,因为高校毕业生以就业为主,因此高校在本质上是高级技校,是以就业为培养核心的方向
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不公平和不满,这样的氛围始终需要一个发表宣泄的场所,高校恰好就是这样的场所,因为高校知识分子意味着稳定的 tenture,同时意味着完全没有上升到权力岗位的空间。这个空间决定了,高校知识分子有固有的宣泄场所,同时这样的 宣泄对于权力完全没有作用力。
唯一要说的是,国内高校的编制,层级压得太低,有很多讲师也是有 Tenture 的
你应该这样思考。
公知很多都是高校文科教授。
文人这个群体啊,俗称臭老九。自古以来,就有儒以文乱法的说法,这个群体严重脱离实践,脑臀分家,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那就去脑补一下高中作文,大概就是这么个水准。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动辄文明、进步、包容、开放,突出就是一个怎么说都对,乍一听好有道理。
高中作文与作文素材的水准,已经可以反映我国文人群体的平均逻辑能力了,不能再高了。
文人思考问题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话术逻辑的无错,浮于事物的表象,根本不懂得深入思考,这类群体是很唯心主义的,很且很容易走向虚无主义。
举个栗子,“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不存在真相,所谓的真相只是胜利者写下的文字”。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如果你觉得有道理,那你就完蛋了。上面这句话,就是典型的话术上合理,实则狗屁不通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脱离实践,无病呻吟,披着唯物皮子的唯心主义,打着中庸之道旗号的折衷主义,这就是文人的群像。
你让文人风花雪月,他便赞这盛世繁华,你让文人参与劳动,他便斥这癫狂岁月。
文人笔下,秦桧都是有苦难言,李鸿章成了忍辱负重,民国成了洋装阔少旗袍姨太太们的天堂。
能不能要点脸啊!
呐,这是历史上的民国。
呐,这是文人笔下的民国。
他们懂什么为国为民?他们懂什么历史?
以前他们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来攻击体制,攻击政府,现在呢,人民群众开始反对他们了,他们就指责人民是一群被洗了脑子的愚民、极左、文革余孽。
那么,他们是在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一面号称揭露真相,敢说真话,为民发声,一面指责人民是愚民。
政委说的很对啊,西方小清新的奴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反什么,为反而反。
对于国内高校文科教授公知横生,不要奇怪,这里面有历史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思想阵线全面崩塌,别跟我扯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作用,经济发展的依托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提高,家家亿万富翁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发点厕纸。我们现在对经济发展提的多,但对生产力发展提的少,这是前后三十年的一个典型区别。
到底什么叫发展经济,你们有认真想过吗?现在给你这么个问答题,你能答上来吗?
当然,这里扯远了,我们重新回到这个话题。
呐,文史哲,新闻学,政治学。
这是历史原因,或说是环境因素,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也有自身原因,这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此文大半篇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答案很明显,用不着含蓄,文人群体就是脑子不够用。
没文化的人,只要能吃上饭,就对现实满意了,因为不管国家搞啥主义,自己怎么混都是社会底层。
知识分子就不一样,对自己定位高,搞哪种体制和自己关系很大,所以特别关心,特别是有些人自我定位高,自己都博士了怎么还得听没文化领导的指挥?自然就有怨言了。
其实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其领导者都不是农民,社会底层再苦饿死都不敢造反,都得是有文化的人带头,项羽是贵族,刘邦是亭长,黄巢洪秀全是秀才,出身最低的朱元璋也曾是明教传教士,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进入近代,武昌起义更是典型,武汉新军为什么会反清?就是因为武汉新军成立时,张之洞为了解决知识分子就业问题,让读书人秀才当兵解决就业问题,可他们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就算入伍对朝廷能忠心吗?所以最后才有了武昌起义。
所以说,最好不要让太多大学生入伍,否则必然难管,军队要的是执行上级命令的能力,这就够了,不需要过多的思考。要警惕武昌起义的前例,要防微杜渐,普通高校学生思想复杂,不适合进部队。
→_→[这是一个 “学生被自己的老师所欺骗” 的经典故事]←_←
♦【大众文科方面薄弱】&【中国最优秀人才不在文科】&【社会科学本来就比较西方】&【文科特别容易糊弄人和唬人】♦
【奸】&【懒】&【闲】&【馋】
中国对老师太好,混进了很多跟想要的人相反的人。其实也没看到那些公知有什么创造性,大多都鹦鹉学舌(西方)吧。
主要是大家都很逆反的喜欢坏人,这些不都是学生捧上来的吗?然后更小的学生现在成了反对他们的主力,但是他们自己同时还在不自觉捧着这样的人——【这就是追星的本质错误:因为你并不了解你追的这个人】
你把他捧上去了,但他不能代表你。相反,他往往跟你利益是冲突的。
♦学生们自己辛苦捧上去的公知,学生们再辛苦反对…… 好搞笑啊♦
●●同时这些人的上位还跟过去那一代的领导因为他们自身的经历而导致的喜好有关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个大骗子,表面道貌岸然,内心蝇营狗苟。
称自己喜欢好人,但亲近坏人。
包括领导,包括公知,包括我们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假,甚至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们也不知道是自己在欺骗别人,还是自己被人骗了。
刚才说学生…… 学生……
其实像是两种矛盾,
一群学生和另一群学生的矛盾。
或内心里的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的矛盾。
同时也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矛盾。
——如果不是被骗了的话。如果是被骗 就是幻觉和真相的矛盾。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你相信的人欺骗了你。公知正是这样。代表现在的我们在反抗过去的我们。也是我们终于发现自己被骗了(这儿本来应该是一句更好的话但忘了,大概好像这意思)】
…………
●因为高校老师知识比较多
●闲
●能说会道,毕竟要讲课
●没有日常生存压力,不担心失业,铁饭碗
●老师这个职位,往往稂莠不齐,有的人是真的水,招的时候考察不出来的,有很多混子、油条、坏人
●知识分子比较清高
●知识分子比较空谈
●比较远离社会大众和实践,劳动也不累
●文科比较虚,你看人理科研究者就比较忙,人转到文科后延续务实作风,利国利民,成了学术正能量的代表。
●中国的文科不自由
●私货容易夹带在公货之下。思维活跃,说话好听某种程度也是思想危险的标志。因为人们没听过,所以爱听,所以这人受欢迎,所以当上老师教授,但其他他说的话是不让说的,甚至就反动的吧
●●大众对文科甚至对大学老师也有着创造营 2020 那样对 “原创” 那样的因为自身薄弱,太求贤若渴而没有判断力的那种感觉。
大众普遍的文科知识太少了,所以碰到个不是很厉害的文科方面的人,也会惊呼他很厉害,于是他们就被捧上去了。但其实这个人水平一般,甚至就是把西方的东西弄过来的二代贩子,文科容易糊弄人,并且糊弄的你看不出来。这不就完了吗?相信西方就站西方那里去了。
其实文科本来就是比较西方的。毕竟西方已经研究太多了。中国重点也不在这,最优秀的人才不在文科,至少某一段时间是这样。
所以就公知
……
事实证明:拥有更多资料不一定会让你绝对正确,但会让你在判断的时候多一份底气,也可与真相更近一分。——Coldstream
知识越多越反动!
只有知识水平足够像样,才具备 “反动” 的条件。
反动,是有门槛的。
或许你应该问为什么 xfh 大多数是低水平没文化的人
因为大学老师有更开阔的眼界,更为丰富的知识,更为自由的思想,更为通畅的交流。
比起一些只有高中课本的那点人文知识的年轻人,他们更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更不容易被人蒙蔽,更不会受人鼓动。
只想陈诉一下事实,不想和任何人辩论。
因为无知呗,不是博士就有知识的,博士,硕士毕业后,在高校当老师只会嘴活,什么都不是,五谷不分的农业专家,农业工程院士多去了,美其曰不是研究那个专业的,我研究水稻的,不分五谷很正常,这就是问题!
拉回来说说什么是公知,传统指公共知识分子,其中知识分子是什么鬼?,在中国可以理解为读书人,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公共读书人就是体制外的读书人,说白了落榜书生,这类人也称穷酸文人,自古就阴阳怪气挖苦人,因为除此外无任何能力,即不会种田也不会买卖,家世好的用钱进官场,家世一般,只能当个孩子头,勉强糊口,这些人编造各种历史人物的野史取乐,以清高假人。
近代随着西洋知识进来,租借地和教会的一些读书人成为洋人的笔杆子,以洋自居。学校成重灾区,因学校就是洋人洗国人脑之地。如某顶尖大学以入美预科为傲,某顶尖医学院以美资为荣,我德国血统医科看不起你法国血统医科,这都是什么啊!脸要不!不以医学为长,以洋血为荣。骨子里就是洋奴!文法哲医首当其冲,今大学之教材,都是直接拿二,三十年前的西文教科书翻译一下,当新学,从不反思这个学科体系。认真研究。如西方哲学史,千篇一律,就没人去研究一下吗!西文总结的古希腊哲学有没有问题,对比中近东,西亚,中国,北非,有何不同,文献,考古真伪之考!医学也是!法学更是,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本质是什么?法的本质是什么?如没有系统反思,把书本内容当西方真实社会,当然以西方马首是瞻,学而无用。
从清末到民国,殖民地养了一批人,自诩为上人,指点华人社会,大骂这大骂哪!都是无用之人。这些人传统一直到今天,以大学当殖民地,所以前几天震旦之事,被开除了,这些人跳出来,狂吠,因为怕了。事实上,大学里的人拉出来,看看什么货色!就一目了然了!
哥白尼提出 “日心说” 动摇了罗马教会的统治根基和群众基础。因为罗马教会一直以来认为托勒密的 “地心说” 才是真理。而哥白尼的 “日心说” 无疑就是对罗马教会的一个挑战,如果不把他抓起来,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哥白尼来挑战教会的权威。这种公知留着干嘛,等着他们颠覆政权吗?所以只要有这样的公知胆敢挑战教会的权威,就直接抓起来。影响力大的就把他搞臭,这样就没人相信他了。而教民们都认为教会做得太对了,为教会加油鼓掌,还纷纷把钱捐给教会。结果教会赚得盆满钵满,还打击了异己,真是一举两得。
同情无产阶级的马克斯博士,经常以他妻子的贵族,伯爵以及普鲁士资深官员女儿身份,引以为傲。在请帖上从来不忘记,写上妻子的贵族姓氏。并且说,和真正的贵族相处,远比和吝啬的小布尔乔亚更好。
并且经常得到他飞利浦叔叔的资助。同时还崇拜美国,批判德国。
看到好多人说文科出公知多…… 这话其实也对也不对。
单看人的话,其实理科公知多得多。理科生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往往会变得比较傲慢,觉得改造人类社会也那么容易,于是就会变得比较愤青。学文科的呢,早就知道人是个什么德性,一般都比较平和吧。
但是这帮理科生吧,因为搞得太过火了,往往还没出校门就被摁住了……(当然也有没摁住的时候)于是外面看起来就是文科公知多啦。
比如说我们在学院服务器上搞个会议注册网页,经常就有老师找我们抱怨,说你们这个网站怎么打不开。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就只好摊手喽:没办法啊,敏感时期啊,物理学院的官网都被墙了呢,您发邮件报名吧……
因为真正的文科教育太弱。
文科教育精髓在于思辨,求真。
法学,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真正学下去,才发现要求的全是实事求是,全是辩证看待问题,全是实际解决方法的探索,对本国本土文化和习惯有极强的尊重,绝对不会断章取义和偏听偏信。
所以,不论是高校还是其他领域,无论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凡是受到的文科教育很弱的人,都会无差别的被别有用心的人带节奏。
你说反了。
你应该问,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称为公知?
因为想成为公知的门槛是很高的。
曹先生说过,肉食者鄙,但是他没有说,只有,肉食者鄙。
因为,这个世界上比肉食者还鄙的人,简直不要太多了,然而可笑的是,这些人最喜欢说你凭什么觉得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人家是肉食者你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
好吧,你话如果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一个青春期在部队大院偷自行车的人,他怎么就没有负任何责任,还成功成为了肉食者。
就是因为他不鄙吗?
那他为什么要偷自行车?
跟高校不高校没必然关系。
知识分子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不公共跟几点有关系:
1、有丰富的、相对较直接的信息渠道(完全依赖贴吧、知乎、微博、非死不可、推特这类媒体的不行。大众媒体的传播特性,导致信息的被筛选性太强了)
这就是 @陳子浩说的
2、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未必要上过大学,但是,文盲肯定不行)。
3、需要具有起码的科学素养(未必要是教授博导,但是,至少学会辨析思维。只搞过民科的不行)
4、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从事跟工作无关的思考(996 的不好说,007 的估计不行,除非是传达室老头那样的闲职)。太忙的,那点时间只够计算飞盘轨迹。
5、有足够的空间从事跟工作无关的思考(空间不够的,只敢去叼飞盘)
其实,大家叼的都是飞盘,不同人的差别只是这个飞盘是来自美国还是其他地方
我觉得
的言论
对未来趋势太乐观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思想狂欢。
因为没有知识成不了「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类似
这样的拿钱写手,是大家伙爱看啥,他写啥。至于写的有没有依据,他不管的。
这样的人,最喜欢忽悠的就是小白。让他们做公知,他们也没那个能力更没那个闲心。
文史哲部分被攻陷是很正常的事
这方面咱们是真的没什么话语权的
你能见到最不公知的文史哲又几乎都是带有一定民族主义色彩的新儒家,你准备让文史哲领域的人相信正统马克思相信生产力决定一切这种把人把历史自然科学化的东西本身就没那么合理啊。多样性其实是文史哲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但实际上 “有点公知” 不代表着他会真的卖国或者怎么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中国不行,美国行。可是这句话在他三观塑造成型的那些年,一点错没有啊。
你现在会觉得中必赢是因为你像我一样,从出生开始中国就已经没那么好欺负了好吧。我九岁中国就奥运了,那个时候中国如果不瞪着眼镜看体制内的贪腐,几乎已经完全可以说是崛起了。但是在 197 几年出生的人看来,中国一直不行了他大半辈子好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美国日落西山了,他真的觉得美国只是走了点小岔路而已。何况美国的体制只是你现在觉得差而已,美国体制在他刚建立的 18 世纪末,那妥妥得算人类文明之光好嘛!
法国人幻想英国具有的三权分立啥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在美国真正实行了,虽然这种理想主义的事情很快就会遇到行政权自发扩张带来的破坏,但这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伟大尝试。(苏联也是,虽然失败的更彻底)
而且更妙的是,美国不完全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好吗,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了,美国和苏联当时疯狂 py,互相抄袭了一堆东西,只是最后苏联把自己嫖死了而已,而罗斯福完全是一代明君,他可比现在英国工党这些形左实右的废柴强多了,一手罗斯福新政成功续了一大波命。当然最后继任的杜鲁门能开倒车开回去肯定是他没想到的。
扯远了,但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制度在当年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即使现在我们也还远没有把它摸秃。但问题还是在于老套的普世价值问题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 普世价值是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普世价值或者说对文明的标准,那其实就暗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可能性,野人和文明,华夏与蛮夷肯定是有标准区分的。
但问题是谁的标准?你直接拿西方标准来套还敢跟我说这是现代标准是普世的,那我肯定啐你一脸。(狗肉定文明,那我还觉得拿刀子吃肉还带血的属于茹毛饮血)所以其实我肯定推荐就算要改,也应该拿我们的普世价值当底子去改,毕竟儒家文化圈快 20 亿人怎么没机会吗,肯定有机会的。而且咱们已经在兼容了,毕竟上来第一个词就是自由啊。
好像还是在偏题,唔,要不谈谈怎么不当公知?
那肯定还是靠学习,只是顺序比较重要
毛选必然是首推,不过为了更好的理解毛选而不是看不下去,建议从儒家和德国哲学两条路入手。
儒家只用看 论语 孟子 传习录(传习录看不懂就算了,看不懂很正常,反正看着看着觉得 “良知太重要了”,“天将降大任于我”,“光说话不干活没用,得实践” 这就差不多了)
对了,论语 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借古喻今,儒家就是个壳,啥都往里套,所以为了和后面的心学接上,推荐看张居正注释版本,这种往往都还会有现代人的翻译,千万别看,是屎一样的翻译,明代人写东西其实已经很白话了,直接看张居正写的一般都能懂。
在就是德国哲学到马克思这一部分,建议从荀子开始看 因为能很快的让你从之前看的正经儒家转换到德国哲学,让后就是康德,别看原著了,找本康德入门啥的看吧,理解一下什么是理性,什么是自然,互相的关系就差不多了,然后黑格尔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费尔巴哈有兴趣当然看的更连贯。
这个时候你看毛选,你理解起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不,其实还有中国近代史,不过这个大学好像都会讲?虽然我猜你肯定混过去了,建议还是补补。不长,就鸦片战争开始看到国共内战就行。
然后最好还是能看一本通史,推荐国史大纲,反正通史一定不严谨了,至少这本很好读。
然后看啥都行了,无论是 霍布斯 洛克,还是哈耶克 凯恩斯,亚当斯密 熊彼特,随便看。如果你还能发生价值观的极大改动变成公知,那就说明你看到的绝对是更高阶段的真理,所以收藏一下这个回答,以方便到时过来告诉我你看了啥,我实在是迫不及待想看到了。
我妈在大学当教授的,应该算是高校知识分子。
我的感觉是,大学内部的思想应该是确实有问题的。
我妈是网络工程的老师,拖国家发展的福,这几年这行发展的挺快的,比较忙,经费也多了。说实话如果不谈政治的话她还是挺满意的。而且基本也没空也没兴趣谈论政治。
我们都知道,公知出没的都在中文,法律,金融,新闻,这些专业里,像其它的理工科的比较少。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那些专业都是用西方体系建立的,都受到西方理论的荼毒。比如有些学法律的人认为,任何力量都不能凌驾于法律。这就属于学傻了的人。。。
另一方面,不是这些理工科教授都爱国,而是他们政治不敏感,他们的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发生来体现,感觉就是无所谓。而且认为你们弄的这些都是瞎胡闹,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赶紧皈依了我大物理神教才是正途。
还有各个高校外派的孔子学院院长,我觉得好多都是,怎么说呢,应该算是亲美派吧。接触过的一些孔子学院院长感觉都不太好。还有就是一些国际合作项目,和境外的交流,这些没法说,我也不知道。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想到,或者低估了影响力。就是那年在广场上的小将们。
至少我妈对此还是颇有微词,虽然我爸妈没去广场,当时正忙着谈恋爱呢。。。而且我爸妈的同学有一个高干子弟当时不让他们去,说是
“里面发炎了,外面才会发烧”
咱们现在可能无法理解,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公知们,总是在说着那年的那些事情。说明这事儿,真的对于当年的年轻大学生们的价值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以前的毕业生都是直接进大城市的研究院学校政府机关,而之后都是先放到乡镇基层。
自那以后,国家放弃了精英教育,开始扩招。入学率从当年的百分之一点多,一路升到了现在的百分之三十。
舆论局势也终于是渐渐扭转过来了。
所以,当我们说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一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为了选拔和培养精英,还有就是为了有教无类,开民智。
我是支持通识教育的,反对精英教育。公知过多的根源在于教育模式,让公知掌握了话语权。
精英教育是美帝那种体制玩的,咱们玩这一套就是找死。你没看纽约的科莫其实就是一个大号公知吗,气抖冷,我陷思,用的飞起。但是没事!这就是 “美式政治” 的优势。人民手里拿的不过是一张戏票。
那我来也有个疑问?为啥这些人不每天对上歌功颂德,对下天下太平自己享受超越绝大多数人的优质生活反而出来干这事呢?
我想知识分子,青年都缺不了批判思想吧。
你可以不赞同人家的观点并提出你自己的观点,但本质来说俩方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人,只是看问题角度不同。
我们把国家比做孩子,水平比做成绩。
有个做母亲的,虽然孩子得了第一名,但是认为孩子的某一科成绩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起码就这一科来说他不如第二名的孩子高。于是这个母亲就一直提醒孩子,你这科不行,得努力。
同样的,这个孩子的父亲觉得,我儿子已经第一名了。这当妈的咋不知道心疼孩子,都努力到第一了咋还要逼着学习?
请问,父母谁更爱孩子呢?
我想应该都是爱的吧,有人恨铁不成钢,有人觉得孩子优秀给了自己极大荣誉。
首先以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理工科但凡达到基本门槛的老师都不太可能成为现在定义的公知
其次我认为文史哲艺术商科经济法学这类出的多,金融的搞得好的也不太可能会。理工科偏向于解决现实问题,知道工程里面 123456 设计指标里面不可能都实现,有的是技术可行但是成本不允许,有的是技术也不可行,123456 还可能相互冲突,比如以前环保指标和成本控制会打一架。很多人学着学着就钻进去,你和他辩论,他就甩长篇大论进行引用,这种人和他辩论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就说拿你专业以内的东西反驳其观点,大家一起掉书袋嘛。大学里面信这套的往往是自己过得还不错,也有那么多人捧,对系统运转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觉得全世界或者至少全国都得按照自己讲的那套来。谈环保的不了解技术发展史,要是真了解就不会讲”全部关掉 “这种垃圾话;谈经济的不了解工业产业链,所以会说” 中国制造靠人力成本“,这种就是自己专业基础都有问题的:你丫搞产品成本全是人力成本吗?有些学法的我感觉好像也是尽钻法律条文里面了,所有人都知道净盯着理论其他不管不顾的会是什么后果。
当然也有很多是真正的可以给出真知灼见甚至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只不过一般地他们被排除在现在定义的公知里了,而且他们往往是不双标的,听得进建议的,就算有时候看起来很滑稽,但是也是很可爱的。我就认识一个语文老师,他确实知道很多,很多事情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呢,他居然会信罗永浩,认为 TNT 是跨时代的生产力,这个就纯属某方面知识匮乏了
看到大部分的回答我都很想笑。中国国家的建设者反而是这批知识分子。不然还是互联网上这群小粉红?
看着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在解构一些知识分子的人生过往,言论反智。我说实话,某场 60 年的年轻人的集体活动也是这个套路。
真要解构,没有人能说自己是什么样的好人。至于言论反智,我不相信互联网上逼逼赖赖的这些人和高校教授谁反智。人家好多的话,那是有历史文献能查询到的。就算是很多都是西方文献,很多带着对东方 “他者” 的排斥。人家也是站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上的结果。至于为什么那么“反动”。
你看自己人都是 “公知” 了,西方看你又能多好看?我们的研究方法基本全部继承于西方。文献也来自西方,您觉得结果能有多好看?
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是真的就是反动吗?
国家统计局,自 2010 年起,就停止公布我国的基尼系数。2015 年,央行指使西南财经一查,高达 0.61. 这个数据比战乱国家都高。
MIT 机器狗一开源,马上我国就有产品落地。这是好事情吗?人家连开源的螺丝尺寸都没换。科技创新能力极其低下。至于速度为什么那么快?中国工程师多廉价你不知道吗?
各种高铁世界顶级工程在我国建设,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基建的。但是他代表发达吗?我觉得未必。钢铁,水泥产量自从房地产冷却后就一直过剩。我们大量年轻的工程师,建设这种宏伟的工程。他们得到和自己付出等价的回报了吗?
文化产业,进入美颜时代后,一直主打流量牌。除了个别爆款,整个行业水平,是倒退的。
2011 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新加坡代表论述中国高等教育,毫不吝啬地说,在教育领域,中国来看,中华文明远没有复兴,甚至还在倒退。
阅文被收购,可见腾讯在互联网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今后,纸质媒体冷却。网络媒体遭到垄断。我们今后文学还能怎么走?
国力是强盛了。但是到了整个民族都要表达自己廉价的民族自豪感的时候了吗?
洋大人在我国还是洋大人。尽管被外网耻笑为 white monkey。在我国,洋大人现象还是没法解决。
中国真的自强了吗?我们在文化,科技,各个领域有足够的话语权了吗?
我们入关,拿什么入关?人口?暴力?生意?
华夏儿女当自强。这个自强,是谦虚,严谨,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勇敢,奉献的精神,是敢于承担的精神。是尊重科学,道德,劳动的精神
不是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扬威,冷嘲热讽的精神
应该把高校二字去掉。
原来我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和人喝了一场酒我明白了。
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对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有这个需要。
这话有些绕口。
举个例子就能明白了。
一个卖猪肉的,他会去做公知吗?做公知对他是有好处还是有名利?他只会在卖猪肉的时候见人就念叨现在的卖猪肉的个个都是黑心,只有他自己是最讲良心的。
而且,他这一骂,可就是把所有卖猪肉的给骂了进去,等于是骂了整个行业。
那么,在买猪肉的人的眼里,这个卖猪肉的会是个什么形象?
他是个好的卖猪肉的还是个坏的卖猪肉的?
对于一个不明真相的偶尔来买一次猪肉的买家,这个卖猪肉的应该堪称是最好的卖猪肉的商贩。因为他把所有那些黑心的卖猪肉的问题都给说出来了。
但,实质上呢,这个卖猪肉的不过是为了打击异己多卖一些猪肉维护自己的生意而已。真去一查,这个商贩,也照样是缺斤短两卖注水肉。
他干着和其他同行一样的事情,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外在形象给包装成了一个好商贩而已,骂同行乃至整个行业,不过是一个小招数而已。
而且这一招也确实有效。
到了公知这里也一样。
公知是什么,就是贩卖思想的人。而且是以离经叛道为荣,骂尽所有同样位置但言论和思想和其相反的人。
他们美其名曰独立思考,不受他人思想控制和舆论裹挟。
而且还能落个清高的美名。
最需要贩卖思想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没错,就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得是高级知识分子。
有名的记者,只有极力批评权威最好能找到权威的某个根本性错误,才能让自己更有名,而且还必须指出某些同行只是权威的口舌和狗腿子,以反衬自己。
当找不到时怎么办?扭曲,编造。可扭曲编造,就是典型的公知了。
看到没有,从寻找到扭曲编造,一步之差而已。为了达到目的,走出这一步,稀奇吗?
有名的老师。只有把整个教育体系给批评的体无完肤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和正确性,从而保证自己贩卖自己思想的顺利。否则,岂不是就沦落成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威的仆从。
体制内的也一样。要都说和别人一样的话,你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文学家,只有写出来和所有人都不同的顺带把所有同行都贬低的一无是处的作品,才能向读者展示自己的高度。
反过来,像上面的那个猪肉贩的例子,他可能去极力批评权威吗,他有那个闲工夫吗,他甚至都不可能弄懂。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极力去批评他自己所在的那个行业。
就是说,公知和猪肉贩在这一点上基本一样,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和意义,就必须一方面挑战权威,一方面批评他人,抬高自己。
类似的还有开饭店的极力批评整个餐饮行业和食品安全,说相声的极力批评整个相声行业,演员极力批评整个演艺行业,等等。
公知和猪肉贩还有所不同。公知普遍嘴皮子溜的多,你一说他就往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善意批评上靠。仿佛你是在天大的冤枉他一样。
可是真要是像他说的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善意批评,那同样的现象和条件,你的思考结果应该和同等水平的人差不多才是,为什么你的就反过来了呢?
要是单纯的反过来还情有可原,可当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去恶意扭曲编造论据,那这还叫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善意批评吗?
民众开始反感公知是因为他们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善意批评吗,不。
民众反感公知是因为发现了他们扭曲编造,而且借此宣传自己是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善意批评。
说白了,就是民众渐渐看穿了他们的比较高明一点儿的骗子的真面目。
就和民众开始反感 BBC 和 cnn 这些老牌媒体一样,是因为他们批评中国吗,不是。民众反感他们是因为发现他们在造假,而且造假造的那么低劣不堪。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以公知命名这群人不太恰当。公知本身是个褒义词。现在弄得有点儿很不好听了。其实正确形容这个群体的词应该是舆论骗子。
一个方方,牵扯出一大批精神异国人。
他们或者精日、精美,或者带头反抗当前各类政策,并将各种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扩大化为体 Z 问题。
在他们看来,爱国是可鄙的、无知的、愚昧的和错误的,是被洗脑的非独立理性的表达。
对于他们的出现,首先我们清醒地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湖北地域或者一个文学领域的问题,而是普遍化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文科类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核心问题暴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固然,与这些知识分子的阶层性,有一定关联。即中产阶层和特权中层,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宏观对象即国家对象的紧张与敌意机制。
但最为根本的,则是我们的文明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信仰远未建立。
这些知识分子,平时的精神养料和认知来源,就在于书籍。而其读的书籍,又多是富含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信仰理念的精神符号系统。
当其自身缺乏更为独立和建构性的知识生产能力时,他们就会更容易被书中的言论、观点和逻辑方式所清洗、启蒙和占有。
但问题是,一方面,这些书籍并非是为了中国历史的建构、叙事和中国时代发展进步而作的。而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的价值传播红宝书,自然难以在中国现实和社会中找到存在价值与应用场景。
这样,等于是一帮人投入了过量的人生命题思索,在与中国现实并不相干的异度空间的理想化呈现和自我幻想中,他们迎来的只能是失望、沮丧、缺乏自我意义价值及无权力感,从而更容易对中国现实的文明理念和 zq 话语权本身产生反动及反抗意识冲动。
同时,其小圈子利益和团伙交情,也建构于对中国现实的夸张、扭曲评判及憎恨的话语表述之中,这也就进一步增强了这部分群体安身立命地反抗特征。
而这背后的根本,则是中国文明信仰的建构远未完成的必然冲突。
现在我们讨论到文明理念,就是独立、(言论)自由、民 z 等一系列被西方化范畴强行占据绝对解释权的内容。这种内容,与西方政 Z 的统治技术是相契合的一体化策略表达。
因此,其理念呈现对于西方来说,既是有效的、可控的,也是有用的、有利的。
比如西方的精英文化和愚民政策,造就了言论自由的天然土壤。因为无论民众怎么嘲弄和辱骂,他们无法发出更具严肃性与颠覆性地意识形态诉说,这对于精英来说,就像是婴儿的 “嘤嘤嘤” 一样。
所以,这与其说是在放任民众言说,不如说是阻止民众进行思考,并沉浸于无意义、无权力和无价值的辱骂、嘲讽之中。
再加上阴谋论和精英言说分化,事实上是把政治泛娱乐化解构出来,从而让民众认为自身在以言论自由干预政治,其实只是在进行一种被刻意设置的 “政治娱乐游戏”。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明理念,在近现代自身固有的君子修养、礼义言说、天下一家等旧的文明理念崩塌后,就在追寻西方的文明叙事脉络。
这种趋势,又进一步衍生出对于西方文明信仰的一代代高级知识分子群体。
换言之,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早已成为了西方文明信仰的传教士,并将中国的理念生发和并不成熟的各类基于自身民族、历史和政治环境的中国叙事,视为异端邪说。
当然,基于现实形势的缘故,他们并不敢高声直接的反对当前政治本身。而只能借助对于其自身的掌控者即学生群体的清洗式启蒙、打压异己者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信仰权威和正统尊严。
在对于民众的反驳与对抗中,由于他们本身缺乏权威,就只能借助对于中国负面现状和具体事件分析的夸大、扭曲、抠字眼和性质诱导等方式,来完成自身的攻击排泄、污蔑恐吓与内在自洽。
同时,对于其他代表西方文明价值形象的国家符号,如美国、日本,则无限夸大和夸耀其美好的一面,从而完成自身的精神朝拜。
这就是我在前天的回答中,说中国目前完全无法停留于嘲笑美国的阶段,因为其强大本身不仅是在自身的国力中彰显,更是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建构,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精英阶层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信仰渗透与理性掌控,这才是一个文明能够保持长立不衰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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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绝大多数人类的本质是不知轻重。
有一个人这里很行,旁人便以为他的聪明才智能随便迁移,样样都行,于是容着他随便发高论,还深以为然。听众多了,他自己也觉得如是,“公” 字就当起来了。
有一个人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凡是有微瑕的他一概上最重的批语然后打倒。某日看到衙门里发个不甚通畅的榜文,他便在论坛里下批道:“呵,中国!”。别的访客看了浑身一激灵,下意识觉得他敢言,纷纷留言捧他。捧的人多了,他自己也觉得如是,“公” 字就当起来了。
有一个人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立志要做新时代的道德楷模。某日在街头看到有起了冲突的,立时回家写了篇文章,把冲突两造同古今书上的完人相比,再推而广之到本地全体市民,然后发在论坛里,博得了个 “文笔犀利,品格高洁” 的好名声,渐渐也聚了一帮人在他周围听讲。“老师”喊得多了,他自己也觉得如是,“公”字就当起来了。
有明公说了,你这三解 “公” 字,言语间似在检讨捧人的人一般,那 “知” 字何解?又难道那被捧的人没有不是?
我要回复各位明公:其实这 “知” 字本无甚错,哪怕最离经叛道、最见不得光的知识,只要是小范围里圈地自萌的,那也是他众位的自由,最多是这帮人可恶可恶再可恶罢了,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可就是那惯于捧人的人,见到个 “知” 字登时觉得金光万丈,分不得轻重,把他当个金字塔那样的雄伟,拜起来了。就如上面三解 “公” 字样的,把 “公”“知” 两字拼到一起,拿出来了。就这样,连带搞糊涂了一般的群众。
不是有句俗语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不是又有个大圣人说:我劝同志们多读点书,免得受了知识分子的骗?
那个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里头一大堆都是这样的。
高校只不过是因为这类人密度比较大罢了。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
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於公如何?” 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陛下急发兵击之。” 二世怒,作色。
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二世喜曰:“善。” 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 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於虎口!” 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於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高帝曰:“得无难乎?” 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 “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 “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 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知 十二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
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原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 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 高帝曰:“吾听公言。” 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儒生,打天下的时候,屁用没有。
统治天下的时候,很有用。
许多儒生觉得秦朝亏待了自己,制造舆论,结果被坑儒了。
经过秦末战争和楚汉相争,刘邦明白使用儒生统治的必要性,大规模启用他们。
文人无行。叔孙通朝秦暮楚,最终降汉,察言观色,顺风讨好,给刘邦创造神圣性,让刘邦从人进化为帝王。
叔孙通因此成为重臣,他的弟子也完成了从文人到官僚的转型,成为统治阶级的骨干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少读了几本书,目空一切,不甘于寂寞的书呆子想重走叔孙通的登龙捷径。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
不是知识分子,就没资格当【公知】。
知识分子哪儿最多?高校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公知】二字臭了街了,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穿个唐装咧开嘴拍视频就冒充公知,语不惊人死不休,吸引无脑儿来充值买课买货,这叫骗子,不叫公知。
题主这么问,说明他连公知二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以为只要随便哪个关注度较高的人都叫公知呢。公知被当做骂人话,也正是因为题主这样的人太多。
因为好多人学习不好,进不了高校。
你要当公知,好歹得是知识分子。连大学都进不了,算什么知识分子。
你看当年的公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哪个不是大学里的?
义和团就当不了公知,因为有知识的人太少。
因为在绝大多数知乎人眼中只有高校知识人。
高校以下的,不过是这些知乎人用以赚取流量、搏得声誉的媒介抑或兜售旧酒、贩卖陈货的容器而已。他们从前可以笔刀墨剑凿刻心中乐园、方外净土——隶属于西方或非中国的(准确的说是非 Red)今天就能从容改面以小民黎元之友的姿态出现。哀怜悯叹,为生民太息涕泗,大哭长悲,但到底是要再弹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有弑君” 这类滥调陈音。无论多么曼妙纯和、激烈昂放的歌吟,都不过是为传心中圣道而谱奏的赞歌罢了。泛滥之下,令人作呕。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但 “轻舟已过万重山” 了啊。
近读某先生大作,只觉其行文如神龙见首,一无定迹;思虑如行云流水,一无滞碍。也未尝不恨其文踪飘忽,难以琢磨。但到底是先生心血所凝,取废由我,非在某氏。
互联网式或 cosplay 式的人民史观。成则人民群众,败则敌殊分子。而持此观念的人,往往好渲染其一力怒风雷的姿态,但昔日败将,安足夸勇?
为何有那么多高校知识人是 “公知” 呢?那自然是你乎语境中的人民群众的选择嘛。
往往越是好大学,越是学习好的学生,变成公知的概率越大。
好大学的老师,大都是博士,许多出过国,原本也是学习好的学生。
所谓学习好,就是教材吃得透,因而成绩突出,论文受到赏识。而国内教材,特别是文科教材,几乎清一色来自西方理论。你把西方理论吃得那么透,自然就用西方理论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自然而然就与西方观点一致了。也就自然而然变成公知了。
所以,这些学生一旦接受西方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业自然突出,论文自然受到赏识。研究生毕业之后,再进入大学当老师,也就自然而然变成『公知教师』。
这些『公知教师』再教自己的学生,学生再成为教师,如此就进入了循环。所以,宏观看,大学老师、乃至中学、小学,公知教师就特别多。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大中小老师,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国家的老师很多,上课讲着讲着就各种『反』、各种洗脑。而学生学习越好,尤其是文科,受公知影响就越大,变成公知的概率也就越大。
反而那些差一些的大学,师资『差』一些,老师『不负责任』一些。所以学生也就『差』一些。而这些学校,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尤其学习差一点的学生,尤其学习差一点的文科学生,西方那一套原本就吃得不那么透,因而受西方理论、受公知教育的影响就小一点,变成公知的概率也就低一点。但也仅仅是这样而已,根本上仍然是公知拿着『公知教材』在讲台上传授西方文科知识。因为归根结蒂,文科教材是西方知识体系,教师也是在这一文科知识体系教育出来的。
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出来的教师、学生,没成为公知的人,免疫力都超强,都真正是『中国希望』。
公知教师们被西方『知识』洗脑,却浑然不知以下事实:任何知识都是经验总结。既然是经验,就具有时效性、地域性、角度各异性,因而具有片面性。所以经验总结也具有片面性,所以理论也具有片面性。
自然科学这些理科知识是关于物质规律的经验总结。尽管自然科学知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但自然科学知识来自广泛的试错、可量化重复实验和实践,因而具有更大程度的客观性。
而人文社会科学这些文科知识更多来自对不广泛的社会实践现象的解释。看似逻辑自洽,但一遇到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范围,则往往暴露谬误。这些文科知识,很难来自于可量化重复实验或实践,而是来自对价值观、优劣、善恶的主观判断和选择。这些文科知识的背后都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把文科知识投入社会实践,一旦理论错谬,社会代价就极其高昂,而且社会后果极难逆转。
文科既然更多是西方经验的主观片面总结,那么把它拿到别处,拿到中国就未必适用。文科知识体系,必须产生于本国本文化,才能具有适用性。而受西方文科知识体系影响较深的人,不理解这些,也不屑理解这些。他们自以为学到高大上的知识,自以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比别人高级,理应拥有更多更强话语权。他们成为公知,到处宣扬那些西方理论,并用那些理论试图影响中国发展进程。
公知或许不知道那些文科知识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工具。试想,如果这些工具能够帮助别人富强,西方怎么会到处推广?有些公知免费甚至倒贴替西方宣传,非常不理智,是傻。有些公知更是拿了洋钱,替洋人当吹鼓手,实际作用是祸害祖国,既傻又坏。
所以,高校公知多,文科公知更多,公知胡言乱语也多。这丝毫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人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
还是那句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老师、教材说什么,不能迷信。许多东西,只要实践了,只要学习了相反观点理论,多观察多对比思考,就能够去伪存真。就不会被洗脑。
实际上,我们正面临中西方的思想文化战争。教育领域只是战场的一部分。但是很显然,我们绝大多数人不认为这是战争,更会觉得我危言耸听。而事实是,中国课堂上的话语并不在中国自己的文科知识体系和中国人手里,而在西化文科教材和洋人的吹鼓手那里。中国的传媒、文艺领域也如此这般,几乎到处是西方思想和西方话语。
话讲到这里,心中不免一喜一忧。
一喜是:在这种公知教育环境中,中国广大新青年仍然保持了红色,中华民族复兴有望。
一忧是:这种长达 40 多年水滴石穿式的公知教育环境异常广泛普遍,时间久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还能延续多久?而我们的新青年还那么年轻,还没有能力接过祖国的重担。
学误而不自省,既咎而不自知,祸国而不自觉,这是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的悲哀。
不改变中国文科知识体系的西化状态,不改变中国教育体系的公知化状态,中国就永远处在民族危亡之中。
民族解放、抗美援朝、贸易战我们都胜利了。科技战我们大概率也会胜利。但是思想文化战争,我们正面临失败。这一点我非常悲观。而 50 岁以上的知识人口中,公知非常普遍,他们已经进入了国家各级权力中枢。
如果思想文化战争我们真的失败了,那么一切经济科技成就都将灰飞烟灭。
炎黄祖先啊,请保佑你们多灾多难的子孙!
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教员
1968 年 7 月 28 日,发生了一件令正处于高涨革命情绪中的全国千万青年学生料想不到而大为震动的事情: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人,从凌晨三点一直谈到八点半,足足谈了五个半小时,而且规格极高,陪同毛泽东召见的有几乎所有当时在政治舞台上的最高领导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及吴德,这在毛泽东接见来宾的政治活动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更特别的是,与毛泽东一贯不赞成在这类活动中作录音记录的主张不同,毛泽东特地要求对这次召见谈话作全程录音。由于在场人员众多,又有原始记录和录音,因此留下的材料十分可靠,任何编造作假都很容易被揭穿。
这几位被召见的,号称 “五大领袖”,除了聂元梓,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学生,但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因为他们头上都有着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 的光环,他们是当时全国千万个抱着满腔热情投入运动的青年学生的代表。如韩爱晶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能有这样的殊荣,是一种多么被器重的感觉呀!
可是,这次的召见却不是他们 “习以为常” 的那种情况,他们被要求“在外面走廊口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敏感的韩爱晶马上就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果然,这次紧急召见,他们所受到的,不是他们熟听了的鼓励和劝导,而是直截了当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这不仅是他们料想不到的,也正是使他们所代表的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大为震动的原因。
事情的导火线是这样的:从 1968 年 5 月 29 日到 7 月 27 日,清华大学两派学生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文革史上有名的 “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期间曾有多个上级领导进行劝阻都毫无作用。7 月 27 日,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园派出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蒯大富那一派以武力“还击”,导致五名工人死亡,数百名工人受伤的严重流血事件。震怒的毛泽东于是决定在 7 月 28 日凌晨召见这些学生领袖。他在谈话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 的说法,严厉地说:“他要抓黑手,…… 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
清华大学的情况只是当时全国学校普遍情况中的一个突出事例,许多其它高校也是派性斗争不断,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有的发展为武斗。就是这 “五大领袖” 所统领的队伍里面也是纷争不断,分什么“天派”“地派”。所以毛泽东的这次召见不仅仅是为了清华大学所发生的事件。他指出:“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
“两年了”!回想两年前,毛泽东对这些青年学生抱有多大的期望啊!他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他不顾 73 岁的高龄,不顾一天接连站立好几个小时、“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 的劳苦,也不管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接见学生。其中有一次他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见他给林彪等人的信)刚好了一点,还是坚持赶到天安门广场。就这样,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全国来的青年学生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吐露了自己执意这样做的心声:“我們将来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
然而,到第二年的上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经过群众运动的急风暴雨,毛泽东希望尽快由 “天下大乱” 转入 “天下大治”,从而可以着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建立一个他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新局面。可是却出现了他所没有料到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 显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遭到了严重的干扰。青年学生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每一派都自称是 “真正的左派”,都要求“以我为核心”。工人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也与学生的派性斗争有密切关系,在工人组织里出主意、搞鼓动的那些摇鹅毛扇的人中都有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 1967 年 5 月的一次谈话中,颇有感慨地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言语之中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之情。
尽管深感失望,但毛泽东还是期待青年知识分子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有所进步。他不断地以劝告,提醒,告诫的语气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说:
—— 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 什么 “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 是最蠢的。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
——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可是,他们还是不听,局面仍然没有明显改观。到了 1968 年夏,毛泽东觉得不能再耽误了,由中央相继发布了 “七 · 三布告” 和“七 · 二四布告”,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 “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直到 7 月 28 日召见学生领袖,毛泽东口气严厉地说:“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毛泽东显然怒不可遏了。
自毛泽东这次召见 “五大领袖” 之后,青年学生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大剧就谢幕了。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从开始的满怀期望变成后来的深感失望,成为许多当年当事人后来写回忆录时多有探讨的话题。可是细读下来似乎并没有抓到要害。
其实,毛泽东在召见开始时就说得很明白:“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在谈话中,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如果真的是认真学习、领会和信服毛泽东的思想,应该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真正的人民领袖必须是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为人民利益的实际奋斗中,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脱离了人民群众,特别是脱离了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农民,生产者,除了自命清高,自我欣赏,唯我独尊之外,对历史和社会的进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毛泽东曾经希望新一代年轻人像他们年轻时那样在大风大浪的斗争中获得才干,成长起来,在他的身后把他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然而,当年的毛泽东是凭着对中国广大底层百姓的深刻了解,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带领他们为解放而奋斗,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成为无可争辩的人民领袖。而 “五大领袖” 却不是这样做,甚至没有用心去这么做,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观察学校动态时,毛泽东十分关注 “逍遥派”。他说“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逍遥派是多数”,如何对待多数群众,这是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团结大多数,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可是“五大领袖” 却从来不把 “逍遥派” 放在眼里,摆出 “左派” 的架势鄙视他们,排斥他们,结果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毛泽东后来谈及此事,他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从满腔期望到深感失望,毛泽东总结道:“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这其实是毛泽东从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得到的体验。众所周知,毛泽东曾经受到过某些熟读了几本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就自称为理论家的人的奚落,可是就是这些只有一点理论知识而对中国的实际一知半解,尤其对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众知之甚少的理论家,几次差点把中国革命的巨轮拖到泥潭里去。毛泽东给这种 “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 画了一个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也曾经遇到一些来自大城市的亭子间,写过几个作品就自命为文学家,艺术家的人,他们自觉才高八斗却总是与边区的群众,战士和干部格格不入因而牢骚满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其中的缘由:“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吗?当然,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深知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 毛泽东在 1939 年还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一点东西就 “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甚至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把自己“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所不需要的,也不可能对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然而,自古以来,由于脱离百姓群众,脱离生产劳动,这种情况常常是“知识分子”、“读书人” 的通病。
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毛泽东一直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当然,对于那些从根本上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知识分子及其言论,毛泽东是毫不留情地用犀利的笔锋揭穿他们在花言巧语掩饰下的反人民本质,但对于所有愿意为人民做点好事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所欢迎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开导知识分子,有时候也用一些相当辛辣、尖锐的批评,目的是要让他们抛掉那种虚幻的优越感。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泽东这样说,并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人,他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 为了启发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他甚至在一大群知识分子面前现身说法,坦诚地解剖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
“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提炼出一个经典警句式的格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他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一个总的概括:“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直到今天,细细品味毛泽东的这些话,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仍然深感其入木三分的深刻和精辟。
回到本文的开头,召见过程中还有一些细节值得一提。
在谈话接近尾声时,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指毛泽东百年之后),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 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提这种问题在当时会被认为是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心的表示,所以话音一落,整个会场就一片寂静,气氛有些紧张。稍过一会,陈伯达,姚文元的批评和指责就劈头而来。可是,毛泽东马上制止了这些批评,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想得远好。” 他还表扬了这种勤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和坚持自己独立观点的性格:“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对于韩爱晶所担心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不在天就掉下来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只要有人民就成。” 说到这里,他再次点出这次谈话的核心: “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在讲话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休息,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他再一次叮嘱在场的官员:“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从这些细节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这些青年学生的复杂感情。他对他们那种严厉的批评,实在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啊!
一位大神的发帖不让评论,就只能自己发个帖说说。
大神用自然科学的大神故事来类比社会科学。有点不足之处我想聊聊。
哥本哈根学派在讨论量子力学的时候,全世界懂他们在聊什么的,估计不会超过万分之一。陪他们扯上几句的,哪怕是点个关注的也不会超过千分之一。所以他们的研究思想之争永远是行内人的撕,懂行人的讨论。
所谓一个东西只有你有一定的知识或者实践基础,你才可能接近事实,你的观点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积极意义。所以我们才希望,老师这个群体要学会谨慎,老师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哪怕还是错的,只要他做到足够的学习和谨慎,懂得自己观点带来的影响。同时明白自己的东西可能是错的,可能不全面,可能会被错误的理解。
所以,学术界有一个共识,有些东西只能圈里的人聊,大家在讨论桌上吵的掀桌子都行,但你不该拉马路两旁的外行群众一起哄。
这一点适合理工科,也适合文社科。因为外行群众往往只能听懂大师们说的某个点,或者干脆是被激昂的语气所鼓动,结果本来的思想之争成了投票之争,成了派系之争,成了菜市场的对骂。
所以,一个人,尤其是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谨慎,并且受到管制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有能力影响社会人心,但却不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所以他们如果居心叵测或者傻白甜,就会对社会的人心造成破坏,而受伤的不仅仅是实际管理社会的政府,还有陪他们一起疯和被卷入风暴的无辜的人。
象棋很多人都会下,都知道当头炮把马跳。但当棋局更复杂的时候呢?那些围观的业余人士,真的可以提出有价值的破局之策,又或者有人提出了,下棋者又是否有时间一个一个验证这些策略中,哪个才是对的呢?
一个大部分人都痛苦的社会才需要遍地公知,遍地大师。因为即便他们是来破坏的,我们也不会更糟了。但一个在爬坡发展的社会,需要的至少是信心占主流,乐观占主流。
至少,如果中国人大部分都觉得中国必将在中美博弈中惨败而一蹶不振。那中国也就真的离一蹶不振不远了。
知识越多越反动。
建议两院院士一律 q*。
长江学者杰青一律 s 缓。
教授一律无期。
讲师和博士生 20 年。
辅导员、研究生和清北学生的 15 年。
其他 c9 的学生起嘛 10 年。
一般 985 的学生,五年起步。
一般 211 的,三年。
非 211 的公办本科,二年。
三本,一年。
带专和中职中专的社区服刑。
以后的国策规划,由 9 年义务教育派和文盲牌进行讨论表决。
现在做科学,能够实事求是的人太少了
科学,尤其是社科,很多人都是在念经和辩经而已,或者就是生搬硬套合理化一些既成事实,或者是合理化一个符合某些群体利益的主张
真正能够实事求是的,只有历史上的少数伟人了
社会科学已经脱离实际太久了
无非就是念经 “谁谁谁有个啥啥啥思想”,学阀之间辩经
经都是西方大儒写的,念经念多了,也就信了
因为高校教职工,也就是知识分子所关注、所在意、所需要的东西,是当下社会所匮乏的,也因此滋生不满和异议。而这种不满和异议,基本就是大众为‘公知’设定的行为标签了。
而一般人,其实对知识分子所关注、所在意、所需要的东西,并不那么关注、在意、需要。
没有生产经验,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现有条件下又没有知识的垄断权
过去乞食权利的资本被严重削弱了,但本身的生存又依附于权利体制,形成了一个不断下沉的破落的封闭圈层
古今中外对比下,就觉得要造反才好
但因为连造反的能力都欠奉,权利容忍度会格外高,所以听起来声音格外响亮
高校公知多其实是说明了我们高校的组织生产模式落后,跟不上社会的整体水平,需要更新目前的教育组织模式,用工业思维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
看了这么为公知多辩解的。
我就弱弱的问几个问题。
当公知就一定要恨国么?
就一定要认为中国不行么?
就一定要捧外国人臭脚么?
爱国公知就不配为公知么?
要不然怎么叫「知识越多越反动」。
大部分高校教职工的 ZZ 立场基属于 “进步建制派”,在建制派中偏左的那一类,
而这不是们自己能决定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高校教职工这个群体表面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往前几十年高校教职工=五毛,
往前十几年高校教职工 = 理中客,
往前几年高校教职工 = 公知,
现在高校教职工 = 卖国。
高校教职工还是高校教职工,然而。
知道为什么新知识分子要捶死儒家嘛?
因为有段话他们怕看到。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各位 “天将降大任者” 自己对对自己的行为。都不用每日三省吾身,你一辈子就现在,此刻,省一次自己。
知道为什么儒家后来走偏了?因为大任者,法家拂士们,都觉得可以省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儒家的祖师爷早就把儒生看的,透透的。这些不肖子孙,先是不习六艺,后来连地气都不接了。但是锅通通甩给了祖师爷。
文学念多了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非要拯救苍生。偏偏不学怎么做,又不去看看苍生是啥样。
人不落地浮在天上,不去考察,随口胡说,变成了公知。
特点一: 建立一个伊甸园,然后喷这边做的不好。绝口不提实干部分。
(参考环保少女,做事多难,指责别人不行多爽。)
特点二: 随口举例,我一个亲戚,我一个朋友,我曾经和某某某聊过他说。
对了是公知见多识广,错了是对方说错了和自己无关。高高高,提前做好了风险防范,立于不败之地。(我这个屁民喝酒吹牛逼也喜欢这样)
特点三: 出去玩非搞得好像体验生活和民生疾苦。
玩一圈和在那边上过班是两个概念,比如我姐去日本待了一年感受日本人深深地冷漠,另一位大姐去玩了一个星期,说日本人真热情中国人比不了。合着我去靖国神厕拉个屎,我就理解日本军国思想了?
特点四: 非觉得自己理解人民代表人民。
搬过砖吗?上过班吗?送过快递和外卖吗?网约车干过吗?没有说个屁啊!
特点五: 世界公民,张口闭口为了全球考虑。说的就是柴某
世界公民是假,欧美公民是真,绝口不提非洲和中东,张口闭口为了全球,拍个片子就以为自己怎么怎么样,结果啥也不干直接移民美国。亏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真的为了人民,狗屎!
最后,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发现这伊甸园里面全是屎,不香了 。出国的人,尤其是在国外上班的人多了,吹牛逼吹破了,就不吹了。
公知 (褒义) 终究变成了公知 (贬义),就是坨屎。
如果有公知看的不舒服,不好意思用的就是您的叙述方式说的,咱换位感受感受。
另外强调一下,我对 00 后和 90 后这新一代的老师充满希望,因为待遇好了,眼界也开阔了。至少不会和我上学时候一样,接受的都是我们不行,国外行的思维灌输
其实很简单,高校知识分子天性使然。
当然,必须先说清楚,并不是所有高校知识分子都有这毛病,都是公知。
知识分子,由于其拥有的某一方面的知识水平较普通人高一截甚至一大截,往往内心具有一定的优越感。这种毛病几乎每一个高学历的人都有。本来这毛病经历过社会毒打也就好了。可是高校知识分子不一样呀,人家左手毕业,右手直接进高校,立刻就被学生尊称老师,被学校激励安抚,被社会众人尊重仰视。
这就造成了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竞争有多残酷,而自身的物质条件相较社会有多高。虽然他们工资大多数不高,但福利是好的。比如三餐几乎都可以在食堂解决。虽然标价很低,但菜品真的很良心。再差的高校,教师食堂的荤菜也是很良心的,国家政策的各方面福利都不会少。以上意味着,体制内的低工资,可是实打实不需要花的盈余,对应的是普通工作者日常花销之后的留存。
但他们不会对这些物质享受满意。再加上有一定思考能力,更是觉得自己和网上普通人的想法不同。同时,由于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残酷,他们往往会把体制内接触到的黑暗与不公,看成是体制的问题。其实天下的人心都是一样,体制内虽然有不好,可比杀人见血的市场竞争实在是温和太多。
其实大家如果身边有国企的朋友,就会发现国企,至少地方国企甚至政府机关,都会有这样的恨国党和公知的存在。我一个亲戚,她爸是某市的市长,她和她老公都是体制内工作,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公知思维。但是,她老公由于是从底层上来的,知道这个社会残酷的地方太多,就会觉得我国做的已经很好了。
不仅如此,这批人还天真得觉得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西方式民主普及中国后,自己就能平步青云。牛逼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和大众其实是一体的,依附于这个国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简单道理都不懂,只是陷于简单的幻想之中。
但这批人是可怕的。犹如东林党一样,将空虚的政治幻想作为自己的说辞,希望以此裹挟政府、其他知识分子和民众,但实际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会记得,当年拒绝崇祯的大臣们,财产都被李自成抄了。也是,他们匍匐在清廷底下做条狗也是极好的,只要他们比和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高一级即可。
最后,我希望能借助这个问题,说一点自己的感慨。
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乃至这个政党,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的确还存在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可我们这些享受着新中国进步带来的福利,因为政府的普惠性政策才过上更好日子的人,在看到这些问题和不足时,不该想想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我们的同胞们做些什么吗?沉醉于西方文明输出的幻想之中,忽视在现今人类文明的技术水平下,一旦一个国家陷入内乱,快速的军事投放能力,会造成这个国家持续的分裂。温情脉脉的西方各国,到时候会放弃肢解你中国的机会吗?我们的先辈,是以怎样的战略眼光,付出了怎样的鲜血和努力,把握住了多么难得的历史窗口,才实现这个国家的统一。如今,社会蒸蒸日上,这些原本应该公正持身、传授知识的高校知识分子,这些享受过体制优待,较普通人更为幸福的先富者,喊出虚假空洞的口号,实则最大化自身利益,真是令人唏嘘。但是我坚信,大多数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都能明白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正确道路,甚至为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那些奋战在边疆保卫祖国、艰深技术攻关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实干同志,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尊敬的对象。
很多答案挺扯淡的。
有人说高校知识份子吃五块钱食堂,租 50 块房租,周围全是 985,不知人间疾苦。
这是没上过大学还是都在梦里上的大学?
就这还能是高赞?
知乎这么多人没上过大学吗?
上过大学的,你们老师不和你们谈就业嘛?老师没和你们说过现在竞争压力大,工作不好找,工资不好挣嘛?
我大学关系处的很好的一位老教授,教文学的,人家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学校某食堂二楼的馒头,一买买一大包,回去吃几天。
第一次遇到这事儿,还是另一位女老师开玩笑问他,说今天食堂有好东西,你不去看看?
我当时以为是什么 “特供” 的“硬菜”。
说时迟那时快,七十岁的老教授噔噔噔爬上二楼,结果拎了一袋子馒头下来。
这不比学生苦多了?欠了网贷还不上的学生,我也没见几个这么吃的。
他天天吃学校的馒头,一块钱一个,他就不知道家门口馒头什么价格了?
还是一块钱一个,但是没有学校的好吃。
你天天在外边吃惯了,觉得物价高,生活难,你觉得人家天天吃馒头不接地气,人家还觉得你小小年纪不知道勤俭节约,成天铺张浪费呢。
就算你没上过大学,我农村老家的老表,十几岁初中学历去上海打工,人家现在也回老家结婚了,过的挺好的,怎么就你们事儿这么多?
是谁远离群众啊?
不要因为自己脑子不好使,就以为知识分子都是猪脑子。
多和这些知识分子接触接触,人家就是多读点书,本质上谁还不是老百姓啊?
———————————————————
那时候教我们高数的是一个女老师,业务水平很高,人很有亲和力,上课喜欢和我们聊天,讲到小时候光着脚去火车站拾煤球,最喜欢玩儿的是把硬币放在铁轨上,火车开过去以后铁轨上会留下一个坑。
这是现在天天打游戏点外卖的大学生能体会到的?
又说上大学时在寝室走廊点篝火,楼道的人都出来烤玉米,大家脸上糊的都是灰,她边说边笑,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而我们下面的学生都听愣住了,完全难以想象。
这不比现在的大学生可爱纯粹天真多了?
怎么着没上过大学就觉得大学老师都是外星人?
人家只不过是比你多读了几十年书,你在学校门口吃包子,人家也在学校门口吃包子。———————————————————
第一次去老教授家做客,显得很是拘谨。
他先是领我们坐下,泡好了茶,切了水果,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条烟,问我们这牌子好不好,若是好就拿给我们抽。
我知道这位老师平时是不抽烟的,烟估摸着是别人送的。
然后就是拉着我们聊学习,考研,找工作,物价,房价,还问我们有没有买校园医保。
人家也是要过日子的,人家什么不知道?
人家也就是不知道 “黄金叶” 到底是个什么牌子。
巧了,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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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文学也好,数学也罢,都是不太赚钱的。
那我再说个赚钱的,稍稍有那么点不接地气的例子。
一位金融学院金融系的女教授,一次社团活动,与我聊天。
她问我有没有考托福或者雅思,我说没有,并无出国打算。她话锋一转便开始讲起她的儿子,读了个国际高中,高一开始,每个学期都要考托福,这刚上高二,前几次考的都不理想。
我宽慰她道,这孩子还小,刚开始接触,到了高三想来考托福不是什么难事。,花这么多钱,没什么必要吧?
接着我又问,这读书花不少钱吧,没想着读个普通点的嘛?
她说一开始也不知道,想着孩子本科最好能出国,后来报了名,正式上了课,发现学的东西也就那样,不过要转学也不现实了。接着又是问我:“你们现在年轻人学英语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这两年出国行情怎么样啊?出国了好不好找对象啊?出去上学能适应吗?”
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只能扯一些道听途说的留学故事,但这些东西本质上也就是拉家常,无非是人家学费贵一点,发展前途广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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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女老师,就是上面和老教授打趣的那位,一位新闻系的副教授。
她女儿在美国留学,想来是开销不小的。结果人老师每逢出去游玩,都是住青旅。
住青旅。
就我自己上学时出游都少有住青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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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高级知识分子都当做外星人,地球上只有地球人,你看着一个个养尊处优的 “人上人”,其实多数与我们没什么不同,你有的别人都有,只是某些你没有的别人也有,但不代表他们不能理解你。
至于为什么有人觉得公知总是些高校的知识分子?
什么叫公知?
全中国可不就高校的知识分子最多吗?不从高校从哪儿找这么些人啊?
至于普通人里,天天网上说胡话的海了去了,只不过那不叫公知罢了。
那些叫键盘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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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比公知更可恶。
大学选了一门文学经典导读做选修课。
老师上课基本不讲文学,只讲时政,也有很多 “三观不正” 的言论,我们大家也就听个乐呵,没往心里去。
但是这老师后来被举报了,给学生举报了,各位猜猜举报的什么?
“咱们学校某些领导是十分的腐败,腐败到你们难以想象。”
就这能被学生举报了,这学生不比公知可怕多了?
因为他们有个话语权啊
那些说着相同的话的普通人谁知道他们
主要是反公知的大部分都是博士在读或者是高校边缘研究方向的教授,一比…… 天然有一种 “学术权威” 的感 jio,
这要是不在前面加上反动俩字儿,并且给打成公知,岂不是便宜他了?
庄家还得轮流做呢…… 怎么着?你研究方向主流你就永远把控话语权啊?我来来不行吗?
切 真是的!给我打,用皮带头儿使劲儿打!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 Q 空间上写过一句话,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应景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大学英语老师每次上课都要跟我们说她在英国的时候如何如何,刚开始我们还比较新奇,后来就有点厌倦了。我当时以为这个英语老师是出国留学回来的,后来才知道,她只是去英国玩了一个月而已。。。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当欧美日逐渐对中国打开大门,西方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与中国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清贫简朴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使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反传统、反体制、解构革命文化,逐渐成为潮流,最终形成了臣妾主义。
方方,代表的是臣妾主义的原始形态,认为中国一切都不行,方方及其持同一立场的知识精英,逐渐变成恨国派;
中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价值观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以这次疫情为例,中国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早期疫情严重时不惜断然封城、停产,把战胜疫情放在第一位。美国的价值观是以资本为中心。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什么都不肯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疫情?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会影响 “经济增长”,也就是资本的利润。美国的近三十万亡灵就这样为资本利润做了牺牲。
公知已经污名化到这种程度了么……
而且,什么叫做高校知识分子?如果是个大学生都能叫高校知识分子,那我国知识分子水分也太大了一点儿,我就姑且认为,题主指的高校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高校教员 / 教授 / 导师吧。
其实我一直认为,不同时代的人,所处的大环境不同,也就很少能互相理解。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员 / 教授,经历过我国历史上相对特殊的一个阶段,这导致他们对体质有些微的不满,尤其是曾经处在一个封闭且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环境里,周围充斥着对于那个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实的指摘和反面宣传,一旦改开,接触到了国外人民的真实生活,心里不产生被欺骗的愤怒感那才是有鬼。本来老九的身份就不被尊重,再加上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某种谎言之中,不信任感就会积累起来,哪怕这个国家逐渐变好了,他们一时半刻也无法扭转自己积非成是的思想倾向了,因此,对于这类中年高校知识分子,还是应以同情为主,不宜一昧指责。
小学毕业的人说大道理能服众吗
因为现在高校里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恰是某一代人。他们在与世界接触中体会到了绝望,这种绝望远胜于现在年轻人对房价的感触。他们成为 hs 一代有历史原因。
而近几年入职的青椒,多数根正苗红。
反智主义的第一步就是把褒义的东西丑化污名化,从而把已经开启的民智又送回到未受教育的原始蒙昧状态。
当民众无知愚昧且思想混乱相互攻讦不休时,第二步就是精英权贵构造一个有利的社会形态,利用对知识和生产力的垄断开始光明正大地掠夺社会资源。
比如,“自由”和 “民主” 明明是好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在宣传这个。可经过大资本家的运作,变成了懒汉和烂人的专属,污名化成了 “皿煮”!
在一些推手的煽动下,有些知识浅薄的人就会觉得 “自由” 和“民主”是坏的,在他们浅薄的认识和有限的知识体系里,那就 “非黑即白”,只有“专治” 和“极权” 才是好的了。
而,人类社会越进步,普通劳动者才能更平等地分享社会化大生产的果实。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依赖于普遍的社会成员的知识进步和觉醒。
知识分子应当是探索问题、思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应当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注意:工人阶级是主要力量,而工人阶级中包含有知识分子,世界上的工运领导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导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然后也被一些跳梁小丑污名化了。
请问,知识分子中的 “反华” 和“反自己”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极少数的它们能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吗?谁让这些跳梁小丑有了话语权和影响社会的权力?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哪里(谁让它们上台,谁为它们保驾护航)?
污名化 “知识分子” 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是形成一种反智的社会风气。在一些推手的影响下,有些人就会推崇 “无知就是正义,有知就是反动” 这样的极端思潮。反而,让问题更加严重。民智倒退,社会就会倒退。让民众无知,让社会倒退,有的人就可以宰割肥肉了,反正有替罪羊当靶子,而民众此时已经思维混乱一盘散沙了。
(wg 为何会失控?自己去查阅资料吧,看看谁得到好处就是了)
没有勇气正视问题的根源,也没有能耐去解决问题的根源,反而是拿着替罪羊来给社会中暴露出的问题做个简单的标靶,掩盖真正的背后的问题。反正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那么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他们的意见被刻意弱化。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现在的高校知识分子,特别是四五十岁的,都是看着河殇长大的,当年还上过街堵过路,成见不小。加上大学嘛,象牙塔,脱离社会,对社会快速的发展认识不够。但是又借着扩招的风,被吹上了现在的位置。
中国很多技术的发展,其实是对西方先进技术亦步亦趋地学习。越是好学生,越容易知道西方有多强大,越容易不自主地膜拜。
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技术,比如冶金,重型机械,电气自动化等等,都是改开初期西方国家援助建立的。有很多国有企业也是西方相关单位的长期合作伙伴。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即被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折服,有没有亲身去过西方国家,能客观认识西方的很少很少。
不了解所以觉得不可怕,这不叫勇敢,这叫鲁莽。知道对手有多可怕,还能相信自己能超越它,这才是勇敢。
二十年前敢说中国未来是第一工业大国,那才是真的勇于自由思考。
历史的惯性。
现在高校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应该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列强的各种侵略和欺辱,然后发愤图强的开始搞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去外国学校知识,很多人去了欧洲,日本,美国,然后他们回来改造新中国。
他们里面有辜鸿铭这样的虽然学习西方知识,但依然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有如胡适那帮成为彻底的倒向西方的人。
从那时候起,我们的高校中就大量存在亲西方和日本的知识分子。
清朝末年是这样,民国的时候是这样,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是这样。
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是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光靠战士是不行的,还得靠大量的读书人,而那时候的读书人大多是接受民国教育的人,有不少都是亲欧美,亲日的。
我们的很多知识体系,都是学习西方的知识体系,那时候我们很少有自己的东西,很多人学了这些东西就成了亲西派了。
还有一些如胡适等人的徒子徒孙们,他们依然在教育行业占据着大量的坐席,这些是胡适们的门徒,自然要为自己的祖师爷说话。
历史的惯性依然很大,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很多,那时候欧美,日本等又确实比我们发达太多,为那些公知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年反公知运动的兴起,主要是国力的兴起。
公知也只能算是某一发展阶段的产物罢了,当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民族自信心自然越来越强,公知派存在的土壤自然就越来越少。
说到底都是国力问题,国家弱公知投降派自然多,国力强膨胀派自然就多了起来,如此而已。
我们现在还有公知,说明我们还处于历史惯性中。
u1s1,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太过于高看大学教授和教师了。总觉的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也不可能是个半文盲。但是应该注意到,现在的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科学发展已经高度专业化了,教授一旦脱离了自己工作的小分支水平可能还不如手下的博士生。更别说如果他们跨越自己的领域。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因为特殊的工作环境有些大学教师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如一个普通人。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高校职位的特殊性,这个是无关中外的。就是大学教师一旦拿到永久职位后,理论上来说如果他不违法犯罪的话基本位子就坐定了。海内外有很多老师一旦拿到永久教职之后就进入了半退休状态了。永久教职的目的是为了给科研人员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来避免创新工作的风险。但不可避免的是一小部分人把永久教职当成了永久饭票,拿到之后就放弃学习,直接实质退休了。
其实高校内的 “公知” 很多都是这批人。而且以 90 年代左右毕业的一些大学老师尤甚。那个时候国内一方面比较落后,另一方面大学教育也是处于断层阶段。由于十年的冲击,很多大学的高等教育能力都是非常之差的。早年间博士留校基本上就能当个副教授,所以客观存在一批人的水平非常一般。如果他们之后再停止学习,停留在高校的小社会里,他们就眼界就会固定在他们毕业的年代。用三十年前的脑子来思考 2020 的社会一定会有很多贻笑大方的事情出现。更有甚者,有些人甚至专业水平都会退化到恐怖的地步,以湖北大学为例,他们的物理系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甘永超就是个出了名的民科。
另一方面高校老师可以接触到一些党政界的实权人士,久而久之有些人就觉得自己也是可以指点江山的人物了,再加上这类人平时也不怎么做专业工作闲得很。就喜欢发表一些令正常人都匪夷所思的言论。有些人说是因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是因为他们放弃了思考,也不想去体会社会的变化,更有甚者傲慢无比,排斥和无视变化甚至否认变化。但是社会总是在变化的,个人拒绝认识变化被嘲笑的总归是个人。
但是我并不是反对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将尖端的知识传播给大众呢。我们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很大原因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实际上是公共没知识分子。总是在高高在上的指导自己没有了解的领域,为了展现自己高人一等而去做为了批判而批判。
现在很多高校教师愿意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给大众,使老百姓了解高端的专业知识,这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另外如果社会上有不公的事件,不是不能批判,但是不要去蹭热度,抒发情绪,一定要以专业为基础,客观为态度,这样渐渐的公知这个词才可能回到他正面的形象。
你可以找几个叫得上名字的高校,搜搜它们招聘教师和学者的信息,大概率会看到对海外学习经历的要求。
文史哲之类的专业,本身意识形态色彩很浓,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学的过程中自我洗脑,导致在言论上为西方资产阶级站台。
至于梁艳萍之流,只能说是时代的幸运儿。在那个高等教育资源奇缺的年代,他们得到了高校的入场券,又因为教育资源的缺乏,最后成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
可以说,这是时代的红利,被他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而这跟个人的人品、道德、立场、能力关系不大。毕竟风口上飞起来的不只有猪,还有形形色色的垃圾。
国内高校内很多老一派的公知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他们是时代变迁的既得利益者,又因为觉得获利不够而吵吵嚷嚷。
至于新一代的公知,拿钱办事而已,挣钱嘛,生意,不寒碜。特朗普断了他们的财路,这几年公知们不就消停多了?
另外,知识分子群体有个毛病,就是自认为高人一等,从别人那寻找无聊的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有学问,比工厂里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农民要高上那么一等,既享受工农业的成果,又贬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不构成阶级,只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附庸,而部分知识分子自认为高工人农民一等,就会脱离无产阶级,滑向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传声筒。
现在的公知们比以前老实多了,一是因为人们见识多了不好骗了,二是国内舆论的收紧,三是美国共和党削减了对国内公知们的资助。
对于梁艳萍这类人,现在他们说的每句话,将来都会成为打在他们身上的板子。
“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现代文明是由西方定义的,严格来说,是西方白人。所以,你接受了现代教育,就等于接受了白人文化,这种文化或明或暗的告诉你,西方是先进的,你国是落后的。西方先进是由于制度,你国落后也在于制度,甚至是文明或人种。这便是精神殖民。坦白说,在现有状况下,抵御这种精神殖民最有力的工具是民族精神,就算在民族精神的鼓舞下,不甘心作洋人的臣妾,也需要低姿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不可能做到彻底否定西方。只有当中国远远将西方甩在身后,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
高校教师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彻底的一批人。所以这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辩护士,就一点也不奇怪。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决定西方正确,中国错误。而事实上,也确实西方在某些地方比中国做得好。但是,他们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若没有了民族自尊心,就很容易沦为洋人的奴才。西方同性恋合法化,他们就觉得中国也应该同性恋合法化。西方人不吃狗肉,他们就会觉得吃狗肉不文明。步步紧跟,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便是台湾。
我们不可能一夜间要求高校知识分子改变,慢慢来吧。做好中国的事,等着世界变化。就西方人这么作死,衰败是迟早的。
这还用问吗?小学生中学生都不能叫做知识分子,甚至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也不是知识分子
官员要为上级负责,工人要为厂长负责。
而大学生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高校教职工,也很少需要为房子发愁,能更多的关心公共事务。很多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人家的专业就是搞社会调查,社会研究的,你不让他们关心公共事务,那这些专业岂不是都该关停?
至于有人说的,一些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不知人间疾苦,不食人间烟火,这说的也没错,不是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就自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大部分也都不是。这部分人和绿皮车老大爷差不多,当然水平要高一些。但是那些真的多看书,多看报,多调查,多研究,多走访,多讨论的教师和学生,并且为公共事务发声,人家才是公共知识分子。
当然,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不能讨论公共事务,也不见得说的都是错的,只是不如公共知识分子专业,有深度。公共知识分子也会犯错,火车老大爷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不能拿个例去代表群体。
官员管理公共事务天经地义,工人关心自己的劳动权益天经地义。
如果一个打工人,具有一定知识,也关心别人的权益,关心公共事务,并为公共事务发声,也可以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大部分打工人哪有那时间,忙着挣钱呢。
对了,本回答全文采取传统公共知识分子最原始的意义,不含其他含义。
我记得我是小粉红的时候他们是公知,我不再是小粉红的时候他们却变成了小粉红。但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滑,房价开始了暴涨,居民杠杆起飞,生育率持续下降。我想很多人只是吃里扒外。
日本人说过,聪明人容易变成赤色份子。
公知确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包括本人的导师。
公知本质上跟年轻人中的精日、精美、精欧产生是不同的
公知大部分是经历过 wenge 年代,在意识形态上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
非左即右,是他们三观成型的最常用方式,戾气十足。
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学历和开阔视野,只是给他们提供了粗暴看待问题的资源
并没有实质上去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俗话说:“最怕流氓有文化”,说的就应该是他们这一群体
用逻辑学去研究反智,用科研去搞制度,用文化去搞洗脑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日本的马桶水可以喝”、“德国造的下水道最好”
甚至慢慢演变到了令人发指的 “八国联军侵华是清廷虐杀使节”、“中国挨打落后是因为中华文化毒瘤”
我的导师搞了一辈子的科研,简历一搜硕果累累
现在却是开口耶和华,闭口福音
我曾相信 “科学的终点是宗教” 这样的言论
奈何水平太低,一直找不到主的脚后跟,只好作罢
所以回头来看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原因就是:科学没有给他们眼睛和翅膀,只是成为了他们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他们用知识改变了命运、改善了生活、走出了国境
但一直没有改变他们的思想
在我看来,世间万事,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信和永远正确的。
我对自己几十年来受教育最满意的地方就是:
我们这代人,终于可以真正的去怀疑一切思考世界而不盲从了。
而那些公知,我很高兴他们都老了。
原本已经写的非常隐晦了,但小管家还是怕,删了。
那我不说中国了,说一下欧洲中世纪。
中世纪欧洲农民日常有一大吐槽对象,就是教士。
当然不是那种能把自己架在火刑架上烧烤的主教,而是那些在修道院里念经抄卷的和尚。
他们是在笑话修道士的水平低下吗?当然不是,他们连字都不识。
他们就是看修道士们生活条件优渥,却又不掌握世俗生杀大权,欺软怕硬而已。要是遇见主教什么的,个个又都战战兢兢,噤若寒蝉,顶礼膜拜去了。
在这些人眼里,富贵之人就该手握皮鞭,要是有个富贵的不拿着鞭子而是抱着本羊皮书,那就是不正常。
不骂你骂谁?
后记:知乎自诩为传播知识,却在明里暗里为迎合下沉市场支持反智主义。放弃了核心用户,你凭什么跟微博,B 站,抖音去争夺下沉市场?定位不清,命不久矣。
一个所谓提供阶级上升渠道的选拔统治阶级维系暴力机器的机构产生大量的统治阶级后备军有什么奇怪的么?
开宗明义:书生误国。
搞研究的人,长期沉浸在科学探索当中,逐渐培养了追求真知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是必须的,也只有在这个研究的气氛和基础上,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比如,屠呦呦先生对于青蒿素的研究,她本身并未为了名利去做这件事,她的科研的态度和做法给她带来了成就和名利而已。
但同时,这种思维模式往往限于 “钻牛角尖” 的形式中。我们也常见很多知识分子特别爱抬杠,他们就是爱较真。这种无伤大雅的行为,常人往往理解为“迂腐”。
以上无关对错
我要强调的是,科学不要沾惹时事和政治!
时事是什么,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必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举办奥运,好的一面自认是经济腾飞、民族自信,那坏的一面可能就是劳民伤财、花销巨大。然后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不举例了避免更大的抬杠或喝茶。很多爱较近的知识分子,非要较真那钱怎么花的,花了多少,能不能给纳税人一个交代。我只能说,你说的都对,但是你最好去研究一下您的科研经费吧,国家大事不劳您费心。
政治是什么。我记得民国时期言论大自由,也提出了科学无国界的论调,有一批忧国忧民的学者。但是,他们干成点啥呢,他们鼓吹的自由让老蒋跑到了台湾。所以,知识分子最好不要沾惹政治,太理想化。我们都知道最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不劳你们多言,可是明锐的政治家只敢定义为初级阶段,而不是你们想像的乌托邦。为什么叫公知,就是你们提的太好,可惜无法实现而已。请回到你的圈子理论研究就好,别拿出来让社会全体做实验。你的理论再好,你比得过伟大的德国导师以及那部《宣言》吗?
其实很多底层百姓也 “公知”,只是他们说了你听不到,只是他们说的也发不了网上,他们说的太直白了。
知识分子才会一条一条的给你列。
普通的底层百姓只会说: xxxxxx,xxxxx。
相信我,要么他们不敢公开讲,要么他们公开讲的发不出来,要么发出来了要承担严厉的后果。因为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人说话过分直白。
知识越多越反动,不知道吗?
我们把时间倒退二三十年。当时的情况是:
1、互联网没现在这样普及,高校能更方便接触互联网,且没有长城。后来修了长城,但一些高校一定程度不在墙里。而这些人不像现在年轻人啥都见过,他们是没有免疫力的,看到啥就会信啥。
2、当时中国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美利坚是地球绝对霸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都显得先进无比。
3、当时尖锐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以及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仿佛西式民主是万能药。
4、长期以来各种学术方面的活动免不了用英语,国际上英语使用普遍没毛病,但问题是用久了容易对英语有莫名崇拜感,至今在大学里还有英语比汉语表达准确的论调。
就不难理解高校里那些人在青年时期就埋下了公知的种子。
马尾海战的时候,当时的公知头子张佩纶。目睹了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
知道了这不是玩的。从此不再吹牛逼。
多简单的一件事?屁股变了。
这些 “公知” 成名以前,都会深刻批判阶级固化,上位者压迫自己不能出头。但成名之后,就要求加快固化,压迫下位。
看上去立场变化,其实都仅仅是利益变化,毫不奇怪。问题是,吃相太难看,别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是完全赤裸裸粗暴的极端利己者。比如,前几年,反对北京高校扩大招收非北京地区生源的,主力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考到北京落户的知识分子。
我一个亲戚,他把孩子送国外上大学了,说如果在国内,自己的孩子是上不了像样大学的。但他完全不提如果在国外,他出身偏下但目前作为有钱的国企负责人注定不能成为国外的 “国企负责人” 啊。别说第二代的问题了,他作为第一代大概率就要凉。这事绝口不提了。
都是生意和话术和套路。关于吃到的葡萄是酸还是甜,要综合分析说话者的情况,关于吃不到的葡萄是酸还是甜,也要综合分析。
落后者学习先进者的常态。
落后者学习先进者总是很慢的,有人学会了皮毛,知道这是皮毛,还要努力下去,让整个群体,从生产,生活,技术,文化,都真正发展起来,才能真正让整个民族变成先进者。做这种事的人,总是面对民族不好的一面,只会被人批评,不会成为公知。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还有一些,学会了皮毛,不想再努力了,就开始指责大量的落后者和做事者:你们为什么不过人家先进者高雅的生活呢?真是丢了我的脸。
所以,不是既得利益者,很难成为这样的 “公知” 的。高校,公务员群体很容易成为这种人滋生的温床。但他们只是声音响而已,沉默的大多数忙于做实事,没空跟他们耍嘴皮子。否则我们就没有今天了。
读书之后,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了。
结果自己没得到人上人的待遇。
当然,大学里狗屁倒灶的事也是够多的。待时间长了,容易恨国。
可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吧。
当年上大学时,有个舍友是学生会的,卧谈会时聊过一些事,比如:老师让学生去交电费、电话费什么的,如果是女生去交,交完后老师会把钱给她。如果是男生去交的话,呵呵~
怎么说呢,管中窥豹吧。年轻老师连学生的几十块钱都贪,那些领导是怎么对待这些年轻老师的呢,大家可以猜一猜~
社会上吃拿卡要等现象,大家也都经历过或者听说过吧。大学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可惜也不能免俗。
在这种氛围下生活、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产生 “这个社会烂透了” 的想法,也是必然的吧。
以前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一个公司,我们接触不到上层领导,只能接触到一线的员工。不要和我们说领导有多么好、多么了不起。我们遇见的一线员工(包括保安、保洁等),他们是什么样,这个公司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样。
假设我去一个 zf 部门办事,如果窗口工作人员对我敷衍、推诿、踢皮球甚至态度恶劣,那我对这个部门也不会有什么好感吧~
文人的一大特点:眼高手低。一个个都自以为身怀定国安邦之才,而且谁都瞧不起。文人相轻嘛。
古代你看李白不得志,杜甫不得志,苏东坡不得志,优秀的文人就没几个得志的,宋朝文人倒是有些得志的,可宋朝治国差的程度也是倒数第一。
再看某些不得志的,比如投奔西夏的张元,科举不成功就叛国,他只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没名气的多了去了。
三国里面,在一家干的不爽就投奔另一家,还把老本家的机密带过去,领着新东家干翻老东家,我们今天看三国觉得是一家人内斗,可本质上和在大陆干的不爽就投靠台湾是一个性质。
所以说,这帮人没道德没节操没下限,唯利是图,唯名是图,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人全是草包,一言不合就投敌,投敌以后专心一意搞垮你。
这是现代社会网络发展和教育大众化让这帮人失去了话语权,否则他们会比今天的表现更恶劣。
美国议员都说了,为了美国,“如果中国留学生想来这里学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文集》,这是他们需要来美国学习东西,他们不需要来美国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美国希望中国遍地有 “方方”,不希望有钱学森、邓稼先等这样科技报国、实干兴邦的栋梁之才。
再看看明朝东林党的上书主张,无不忧国忧民,针砭时政,铁骨铮铮,慷慨壮烈,我是清流,皇帝是傻蛋,朝堂陷入党阀之争,急待实施的政令却无法下达执行,到最后实际是误国殃民。
发现没有,中国的公知不仅多是高校知识分子,还几乎都是文科出身,国内对文科普遍有偏见(我不是针对文科,我是针对公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的阵营内部分两类,公知,和公知粉。有点职称社会地位的叫公知,没有的叫公知粉。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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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他们算公知么?
因为你有一份繁重的工作要去做,而高校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就是他要说的领域,他按部就班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公知内卷者众,只能另辟蹊径语出惊人,唯此,才能出位,搂钱。
哈佛大学校长:教育是培养你辨别 “有人在胡说八道” 的能力。
举个例子,大家都认为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会被广告左右,但大部分人购买行为,是受广告影响的。
你每天看了大量电视,读了大量新闻,这些电视和新闻如果是经过定向过滤的,大部分人是会受到影响而不自知。
很多组织或者媒体机构,因为利益都在胡说八道,高校知识分子受过更多教育,有更多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显然很多组织和机构不希望有不同的声音,公知好像成了一个骂人的词,悲哀。我并不认为公知的意见都是对的,但把有不同思想的人都让他们闭嘴或者丑化他们,的确目前看起来是成功的。
看了看提问时间,大概是最近方方的朋友圈闹出来。
现在互联网的特点就是信息越来越自我强化,观点相近的人会组成一个个小圈子,反而加强了自身的观点,拒绝外来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以至于,方方的圈子里已经有人开始否定历史了。
这个互联网的问题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只是方方。比如 16 年的美国竞选,双方支持者都可以拿出手机告诉别人,看 xx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
有些年轻一代,连公知两个字全称是啥都不知道,但已经坚定清楚地知道公知是坏的了。
当然,一个人连麻雀有几条腿都不知道,也清楚麻雀是四害,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总有哪里不对就是了。
有钱有闲 ,可以很正当用工作时间上网,扯淡,别的职业,谁脸皮那么厚,敢在工作时间或者不忌讳同事,领导看到他们上网扯淡,就是单位一把手,也要顾及形象,不好意思在下属面前上网扯淡吧?
因为高校的能掌握更多社会资源,更容易让你知道。
普通学校的公知也有,但蹦达两天你就把他给忘了。
另一方面思想这个是有传承的。很多公知在高校里面当老师,上梁不正下梁歪。教出来的学生也尽是些对西方的跪族。
而且我们国家早些年,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些前朝余孽,他们充斥着出版业,传媒业,高校,律师,艺术等几个行业。他们教出来的徒子徒孙至今也在影响着中国。
当时你不得不重用他们,靠他们来培训中国下一代人才。
诸位没有抓住核心。有些言论,不在于这些人受什么思想的影响,而在于他们处在什么位置。自古以来,讥评时政的群体,他们的特征高度重合——未上位的文人。
汉之党锢如是,明之东林如是,近代之五四亦如是。
高校知识分子,特别是偏行政方向的专业,具备这一特征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
就像我之前在某个回答里面说的一样,上过大学的人都会发现,文科专业,法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历史等专业的老师们,他们的三观非常令人堪忧。
我大学时的某诉讼法教授就是,要说他学术层面倒是很有成就,毕竟是海南省唯一的诉讼法博士。但是上他的课,45 分钟里面有至少 40 分钟在借古讽今。
当时我很困惑,按说学术水平这么高的人,为啥心理这么阴暗。
后来我懂了,有些人的思想,是他们所属的 阶 层决定的,有些人成就再高,也掩盖不了他们小市民,小 布 尔 乔 亚的本质。
知识一般有价,免费另有所图。
大 V 为背后利益代言,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出于义务教育积累的信任,高校学者夹带私货更容易,所以接客比较多。
类似领域是医生律师这样的专业职业。
当你努力学习,十几年的住校生活,回家了也不出门,学习的是模范人物,知道的是辉煌的主旋律,即是偶尔有些黑暗面,离你又太远。
你觉得世界挺好,国家挺好,周围挺好,努力挺好,回报也还行。
直到你上了高校,你踏入了一个小的社会,一切都变了。
从此你的生活,主旋律越来越少,形式主义越来越多,努力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重要,随大流你就能安稳,独立思考你就会痛苦,入党的人明明很多是溜须拍马,可你想拍还拍不上,补助金不是固定名额就是私下交易,你愈发的怀疑是不是哪错了?
没错,是自己错了。
错的一塌糊涂,错在太天真,错在只知道学习,却忘了怎么做个左右逢源的机灵鬼,错在认为努力就会有回报,错在觉得同学老师一定都是善良的啊,怎么会做不应该做的事呢?
某年某学校某热搜,学生因为太热,而拿着凉席上天台睡觉。
学校回应,一定想办法解决好。
学校做法,把天台的门锁上,这样就没人上去了。
后果,6 楼的群众,墙是热的,床是热的,风扇的风是热的,人是最凉的。以后晒被子,从 6 楼扛下去,扛上来,而原本只需要上天台,这就是上热搜的后果。
又有一些人,他们觉得是学校错了,于是他们成了学校的公知。
在任何国家,高校教师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你和大多数高校教师的观点相左,那么一定是你错了,而高校教师肯定是对的。古今中外,从来都是如此!
看到那么多答案诋毁文科老师,心生悲凉。
把公知这个词搞臭,把文化人拉下讲坛批斗,骂他们牛鬼蛇神臭老九,在他们身上踏上一万只脚。
还有些答案觉得,人文学课辣鸡,还有的答案认为,立场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不确定你们是不是对的,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对的。如果高歌猛进可以让你们精神亢奋,这自然不坏。但如果偶尔的批评指正,让你们觉得阴阳怪气,可能也需要被包容吧。
别人我不知道,我的老师都很好。
题主的 “公知” 应该是指主张学习乃至照搬西方制度的知识分子吧?
嗯,我就这么回答。
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首先,没有良好的教育水平就不会产生公知。所以,是高校产生公知。
其次,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得不承认,知识越为丰富的人不仅在他的言行,更会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只有极个别的会把知识和自己的政治立场区分开。
造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就不多舌免得误导了。
第三,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近代以来打造的学术体系是欧洲的,它是伴随着欧洲的枪炮输出全世界的。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不过是学着那些学习希腊罗马人的欧洲人做出来的。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的现行制度有我们的特色,可是还不能做到自成一派。于是,我们现存的制度,对比起西方的制度,当然会存在 “不合逻辑” 的现象。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一个本身拥有知识,具有保守倾向的学术人,面对不合逻辑的事时,他的言行可想而知。
当然了,有些人的言行是别有用心的——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我这里就不用恶意去揣测所有人了。
以上是答案,下面多说几句。
不过,我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这些人会质疑这个国家的进步性?
以方方日记所谓的支持者们的言论为例,(考虑到当时事件的走向,不可否认,其中有较为客观的评述)
有些教授会提到启蒙,
这是很奇怪的。
不是很清楚这个启蒙是在指什么。
教育?我们国家通过高考和 9 年义务教育,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达到基础教育要求,并且有不断扩充基础教育的范围和内容的倾向,这不叫启蒙?而资本化的精英教育叫启蒙?
国民素质?老百姓面对疫情能有公心,这不叫有素质?自私自利叫有素质?
……
差点害得我搞不清楚啥叫进步啥叫落后了
一群人唧唧歪歪,莫名其妙。最有趣的是一群大学生在这里嘲笑大学老师??
请问你们有这资格吗?
如果大学生比大学老师的认知更高,那你为毛还要上大学呢?
**从平均智商、思辨能力以及认知而言,高校教师就是高于大众,他们就是思想精英。**对于这一点你根本不用犟。硬要犟也不是不行,先论证高校教师的平均水平低于大众再说。
高校教师不是思想精英,难道那些疲于加班活命的社畜才是?
基于这个前提,如果高校教师里出现大量公知,能证明什么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文革时期提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真理,知识多了,就有了独立思想,不好骗了,所以就反动了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有好有坏,就有知恩图报的人,也有会恩将仇报的人。这是个人性的问题,并不是恩将仇报的人一定是知识分子。
题主所说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也只是一个统计的错觉。这么说吧,网络时代之前,一个普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话语权的” 恨国党”,他有什么途径可以让人们知道他的言论?所以只有那些本身有一些影响力的所谓知识分子,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迷惑性言论引起别人注意。正是这种哗众取宠的言论使人们注意到了” 公知” 这个人群。所以,其实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出坏人。而是坏人有了知识引起的社会影响更坏,才可能被称作” 公知”。
总体来说一句俗语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所以答案就是没文化的恨国党只是流氓,而有文化的恨国党起初因为其欺骗性而被称为” 公知”。当然,现在概念已经被统一了,” 公知” 和” 流氓” 的概念已经高度统一。
所以说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欺世盗名者必不长久。
很简单嘛,变现路径问题……
你看兹凡是高校里变现路径通畅的,不管是拿课题还是产学研结合做得好的,都很难公知化。
那那些变现有难度的,怎么挣钱呢?怎么实现自我肯定呢?埋首搞研究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取自我满足的道路呀。
所以,既然知不好使,那就只好公喽,靠走网红吸睛的路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所以公知公知,吃的不是知的饭,而是公的饭——你甭管他的看法理论认识思想是什么,只要不能公,他立马就没动力了…
利益相关,我父母都是教授,我在大学里长大,并在大学里居住了 35 年。说白了,知识分子堆里长大。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最有思维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人,没有选择进入高校。因为很直接的原因,没有金钱和地位。所以,高校知识分子队伍两极分化很严重,一种是真的知识分子,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同时希望知识传承的学者。一种就是好的工作混不到,找找关系混个铁饭碗的 loser
因此,当我们排除了那部分真正具备思考能力的学者之后,剩下的是什么人?
那一部分人实际就是实际不具备思考能力,但以为自己代表先进思想,自己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自己怀才不遇,自己生活不如意,不如去了企业和出国的同学,错都在国家的超级混子。
而这一部分人,学术水平低(有多低各种大学教授闹的笑话和灌水的论文,拼凑的教材满地都是),日常忙着勾心斗和男女之事,喜好从学生那里捞好处。这种人,真的,国家发他的工资减一半他都对不起。
然而,真正有学识的那一部分人,早就在 90 年代初,就靠自己的学识过上了非常好的日子,并且桃李天下。而且在我年轻时候,还被公知洗脑是恨国党的时候,他们就教育过我,你还年轻气盛,等你成熟了,就会明白,国家走到今天不容易,这条路是对的。。年轻人,要爱国。。你们今天的好日子都是。。等等。当时就觉得,啊呀,老古董啊,学问不错,思想迂腐!
结果,过来很多年,到今天,快四十了,我也是忠实的小粉红了,自干五了。我也能体会到,为啥当年最有学识那一波,都爱国,因为他们才真正独立思考过。
为啥那些半瓶醋混日子的,都喜欢上课做个阴阳师,暗戳戳的定体思,国怎这?因为他们没啥东西,物理讲不好,只有靠一套看起来高大上的西方政治思想来装点自己,显得自己有水平。。。实际,他根本没能力思考。
引用一篇文章吧,虽然环球爱接飞盘,但这篇算是用事实说明了很多问题。
http://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3y5OSVszEf3
独立思考很重要,但不代表只有知识分子会独立思考,更不代表知识分子的观点就是独立思考的结论。
我们国家的主旋律很简单,爱国,支持 D 的领导,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你来说说自己独立思考的过程,怎么得出和主旋律完全相反的结论的?
你太小看 “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称谓了。这个称谓来自于多灾多难的民国,是一大批热爱国家,同情劳动人民,又有能力在公共领域发声呐喊的人。他们有人选择了科学技术,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有人选择了文学艺术,以鲁迅、聂耳为代表。
“公共知识分子” 是对有大爱、大勇、大才的知识分子最高的褒奖。
你口中独立思考的高校教师他们真的有资格担当这个称谓吗?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经过了你标榜的独立思考了吗!难不成只要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就是独立思考?那你的独立思考也太廉价了。
的确,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做的不好的事情。比如,我五一连续加了两天班,加班费只能拿到一半,更多时候加班还没有钱。比如,即便反对 996 是我们的福报,却申诉无门。比如,劳动不再光荣,有了人上人的差别。
即使对以上看似个人绝对有理的事情,仍然有你口中独立思考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即便不满你也要勉强接受。
这或许是 “公知” 污名化最根本的原因吧,要为一切不合理找理由,让它们更长久的存在下去。
还有,你才大一,能考到中科大阅读理解应当是很过关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提出来,不就是因为所谓的方方不断扣帽子,拒绝对话,打压编辑,不就是因为所谓的梁教授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无视我们死难的南京 30 万同胞。特别是后者,建议你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看一看馆外逃难同胞的浮雕,除了途中饿死还有被日军残忍杀害; 听一听水落的声音,每一声响就是一个死难的同胞。
如果你理解题目背后的含义,那你的回答就是一种逆反心理。因为我不相信你支持这些人疯狂的言论。可基于逆反心理而发言,恰恰是对你独立思考的最大背叛。
还有,独立思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的。没有完善的调查,独立思考就是一句空谈。
你举玻尔、薛定谔的例子根本就是在欺负不懂物理学史的人。玻尔从来没说他提出的原子模型是一个完善的理论,而且他一直引导着一群人去完善它。这点我要批评你,不能用春秋笔法证明自己的观点。
如果没有详实的调查,合理的设计做根基,“独立思考”也会污名化,变成 “空想” 的代名词。
这或许就是高校多所谓的 “公知” 的原因。他们站的太高了,不愿意到我们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生活,听一听我们的想法。自然越飘越高,高处气压低,容易自爆,仅此而已!
不必对高校知识分子这么大敌意。
高校知识分子本就是在不断提出问题,同时结合一些数据理论分析给出解决问题的参考方案的人。
而人是会犯错的,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两个系数不够准确就得出了南辕北辙的效果,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犯错,比如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因素对问题的影响之类。
当然也有不少哗众取宠脱离实际的人,他们本质是想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矮大紧一类。
不是很多高校知识分子是公知,而是高校公知发出的声音更大,比如方方写日记可以人尽皆知,但是蓝蓝在被卡车撞死之前默默无闻。
你要看微博,很多公知就连个高中文化都没有,这些公知们才是多数。
高校里公知们的那些这种反智言论,老师们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智商不等于情商,
知识不等于智慧,
言论不等于做法,
音量不等于正确,
沉默不等于赞同。
可惜太多的人把他们划上了等号。
而知识分子中间也有派系斗争自古延续,指点江山,笔墨春秋,可是负重支撑国家向前的功劳,可能更多的还是属于 “沉默的大多数”
有多少知识分子脱离了纸上谈兵的象牙塔,认真思考过 “沉默的大多数” 的想法呢?
他们的想法,下面标黑的部分可以说是很形象了。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毛选》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440-455 页)
不是因为价值偏好,而是因为环境允许。
圣经里说,尸首在哪里,鹰就在哪里。你要了解公知的特征,要看的是受众的特征。
实际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来,中国公知的铁粉都是学生。
所以并非高校知识分子或文科知识分子就一定是 “公共知识分子” 或 “公知”,而是因为高校知识分子对学生天然具有说服力,而且每周还有几个小时让你听他随便说,时间空间都允许,因此获取初始拥趸的速度最快,非常方便后续转化裂变。
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针对公共议题发声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即便不是司法风险,也包含职业风险。但是高校半朝半野的地位实际上大大抵御了这种风险,也让高校知识分子的发声成本变得很低,类似的地方还包括作协和文联。
还有一个群体也对这种职业风险免疫,就是企业家们,这也是为什么在 10 年前,公知群体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家。
p.s. 有个回答说高等教育教会独立思考,我有点想笑。那点脑容量,种两颗独头蒜都没地方插秧,独立思考,别逗了。被来回连洗两遍脑不叫独立思考,那叫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机会出国的人在临行前,会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届时会指导大家积极认识国内外建设和生活水平差距,坚定立场,报效祖国。其中很多是高校知识分子。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直到现在也仍然存在。得益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出国航班落地后的震撼感已大不如前。在一些国际著名机场落地时感受到的甚至是落差。空气自然没那么香甜。
九十年代以来,陆续有不少海外学子学成后回国加入高校工作,将国外先进技术带回国的同时,也夹杂了一定量的西方价值观。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师生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赴国外进行学业深造或访问学习交流。高校知识分子与国外交流互动进一步加深,技术层面和非技术层面也在彼此影响。
目前在一些高校,有一门选修课叫做 “公共说理”,用的教材或参考教材大概率有徐贲的那本“明亮的对话”。即便没有这门课,公共说理这件事在高校知识分子之间也普遍存在。“公知” 所做的,可以被涵盖在广义的 “公共说理” 内。
我们不讨论 “公共说理” 本身。因为如果从 “乌合之众” 的角度来说,其重要性几乎毋庸置疑。但凡事都有适用性,应该关注的是其适用范围以及倾向性。而这才是所谓 “公知” 的症结。高校知识分子,不管是国出多了、书看多了、还是墙翻多了,都能多了解一点事物。听个 1984 就神情紧张,说个奥威尔就讳莫如深的大有人在。放开胆子在一个没课没组会的夜晚和几个刚催完研究生改论文百无聊赖的同事一起在小会议室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下也未尝不可。这只是一种“知”。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见自知就足够了,但个别高校知识分子不仅要自知,也要公知,这就有问题了。上课要有前续课程,没学过大学数学和物理就教不了太高深的理论知识。而公知们并不管他们的受众是否具备扎实的思辨能力就强行说理。遑论他们的说理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自说自话到最后甚至就自以为是了。这不“知人”,也不“自知”,不是公知,而是无知。
公知里面不是傻就是坏。傻的说完了,坏的也不乏先例。在课堂上信口雌黄,被全市通报的高校教师不胜枚举,有些著名公知可以做到举国皆知。受众下沉,倾向偏激,是所有公知的通病。而高校知识分子作为 “知识有点多,教人有点急” 的集合体,个别人成为公知也就在所难免。
哎哎哎,我就是高校老师,这个问题我能回答。
在当高校老师之前我在大型集团公司工作十年,从基层干到三级公司总经理,期间当过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部门负责人。到高校之后,我发现高校老师基本上是从高校到高校,一辈子没接触过社会,老天真又容易被影响,看待复杂问题极其主观,很难从客观角度去分析问题本质。
我觉得高校老师跟知乎上多数用户差不多,区别是盲目的左和更更盲目的左罢了。
总有傻逼觉得自己拉不出屎是引力低
上大学那会儿,曾与一位老师一起讨论班固的后汉书。
当时她说了一句话:班固所为,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不具备太大的价值。(大概意思如此。)
听到这句话,我当时直接懵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班固的后汉书真的一无是处吗?
或者,历史真的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为了所谓创新,就应该语不惊人死不休?
其实,高校知识分子,大概都是这样的。
没有新奇的言论,就无法吸引大众的目光,无法凸显自己的价值。
而至于是否符合现实,他们并不在意,因为,如果是孔夫子那样的述而不作,是没有任何创新的。
这大概就是很多所谓公知的心理吧。
其实,这样的心理也是比比皆是。
比如,还有一位老师,搞马哲的,曾经在课堂上分享过他的一则小故事,说的是他大学时候,参加一次张海迪的演讲,为了给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故意问了一个房事的问题。
嘿,果然,这个问题非常 “创新”,然后这位老师就被校领导们认识了,而他在学校的生涯也有了青云直上的感觉。
在当前,其实,无论是任何朝代,批判政府,基本上都是政治正确。
比如,东汉的时候,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党等等。
再加上,他们还有大学教授之类的头衔,自然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自然的真理。
虽然,有句俗语说的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他们被看做典型意义的公知,自然是毫无疑问的喽。
毛先生就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没有出过洋的土包子,怎么能是正确的呢?
难道领导们不应该都是清一色的留洋派么?
所以,我们只能感慨,民众对知识的崇拜,已经到了迷信且盲目的程度了。
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到更深刻的理由了吧?
为什么决策者都是高层?同样是权威,你对他们的信任有啥不一样?我觉得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能扮演在野党的角色,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各位觉得不需要他们,可以宁杀一千不放一个。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首先需要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啊,其次还有意愿把在公共事务讨论中把自己的知识拿出来分享给公众。公知可能有不同主张,比如 1994 年樊纲与郑也夫关于 “轿车文明” 的公开过招就是一例。
当然如果有人认为公众不需要参与公众事务的讨论,那么也就不需要公知提供专业看法了。
所以高校知识分子,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是公知天然的来源啊。比如修不修三峡水库,人口政策是不是还要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比如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是不是要管的过细,比如粮食安全需不需要 18 亿亩耕地红线,甚至未经法院审理是否可以长期限制人身自由。
既然是讨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可能是学术流派的争论,有得可能是掌握资料的争论。
没有在学术上有专业见解的总不能称作公知吧。
有些人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语义狭隘地限制在倾向学习西方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后面就是有人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原因是只有倾向学习欧美的渍油和皿煮的制度的知识分子,才提倡蚣泯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可能只喜欢唱赞歌。
右派有公共知识分子,比如 XXX,左派也有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杨帆。
说回来,知乎上很多人喜欢的金灿荣,张维为,不也是出自高校的公共知识分子吗?公共知识分子一名就是一个光谱,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不同的见解,左派讲究平等,右派讲究自由。中国目前的政策就是一次分配讲效率(市场经济),二次分配讲平等(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
究竟哪个倾向能影响公众和政府决策,是各种主张自由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凝结成新的改革共识。
因为有些群体的本职工作就是做研究,做科普,做宣传。典型群体包括教育工作者,媒体,作家,智库。
某些群体里公知比较多,更确切的原因是这些群体的日常工作更切合我们对于公知的认知和定义。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都是什么身份?赛先生怎么传播?识字率怎么提高?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贬义词,不要妖魔化!
如果教育工作者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己任,那可能才是真正悲哀的事情。
我们可以讨论一个人说的事情对不对,是否有道理,但不需要探讨他是不是公知。
因为基于两个假设
1. 高知什么都懂
2. 他们并不是社会学民科
都专业化分工到这个年代了,还指望有全能型人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恰恰因为屁股问题,认为自己应该是全知全能的。每天起床第一句,老子天下第一。(老子估计就因为这事气出关的)
基于他们所在的位置,他们忽然在自己领域内不可能是民科。但是跨专业呢?搞高能物理的去开发药品,很明显就是个问题。但是如果去指责某地人均没有垃圾分类习惯呢?难道他就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了吗?
专业的事请交给专业的人作,专业的人作专业的事。高校身份就代表可以信口雌黄,那这天下事就没得搞了。
一句独立思考就可以解释所有论点论据,非蠢既坏。不管如何思考问题,用了多少辩证法,使了多少辩论法门。其根本必须确定,那就是屁股到底坐在哪里。
科学家无国界吗?那社会学者工作者呢?
没挨过饿,没加过班,没上堤坝扛过沙袋,没去戈壁治理风沙。
没扶过贫,没打过仗,没在工厂拧过螺丝,没上一线抗击疫情。
社会是什么样,人民过得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削于关心。
一部分人坐在权力大腿上歌功颂德,期待有朝一日 “学而优则仕”,摇身一变成了育良书记,活成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模样。
一部分人领着高薪拿着补助,享受着一年两个大假,读读圣贤书,骂骂当权者。彰显自己 “独立思考”,却忘记了“独立思考” 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
大家都是文盲,你认字你就是大师。大家人均本科,你不拿个炸药奖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师?
育良书记万里挑一,炸药奖想都别想,多累啊。
那就当个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公知吧,容易舒服,说不定还有糖吃。
有点能力的都离开学校去社会上混了。剩下的无能之辈没啥能力,赚不到钱,就只能靠舔啦。舔国内赚不到钱,就拼命舔国外。舔普通百姓赚不到钱,就拼命舔贪官奸商!然后就有了个诨号——公知!
例如复制大学张文宏,都抄成那样了,那些院士博导还不惜光屁股上街丑态百出的说整篇抄袭不算抄…… 真的是让人看清了所谓的大学所谓的院士博导都是啥货色!不要以为复制大学最贱,其实南大浙大上交更烂!在争夺野鸡大学头衔这件事情上,这几个学校可是争先恐后,志在必得!
说实话,我其实没明白公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好多个平台上都看到过,但是从字面意思上又理解不了,然后只能结合上下文语境,理解出来的大概意思就是 “有文化的卖国贼”。
首先我声明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但是因为我爱中国所以我就不能以我现有的知识,文化,阅历等等来指出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发展的错误吗?我承认因为我自身阅历不够可能导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难道各位正确的做法不是回答我,告诉我,指正我错在哪里而是在下面骂我汉奸卖国贼?
你知道这像什么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里面是陈晓演的一个坦克兵,然后跟一个记者争论,然后标题是 “键盘侠在生活中的真实面目”。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好几次,每次都看了好几遍,我个人觉得那个记者没有问题,原话我忘了,就先说个大概,首先记者问:这个什么型号的坦克跟什么什么国家的坦克比好像是有什么差距还是怎么样。按道理来说,如果编剧真的想要讽刺网上的键盘侠,那么陈晓的台词就应该是直接拿出数据然后打脸就完了,但是陈晓的台词反正听的我驴头不对马嘴。
其实现在网上好多人也都是这样,但凡有人指出社会发展进步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立马就会有人跳出来说 “哎呀,真是国内的月亮没有国外的圆”“又是一个某国人”
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起码读过高中。马克思都学过吧,里面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方法论大家肯定都听过,就是辩证法。
世界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圆,同时每一个不规则形状的物体上都有各自长短不一的圆弧。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为什么说法乎其上,连法律都很有可能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从而效果大打折扣更何况其他的事情。
文化水平越高,知识储备越多,看问题的角度,想法自然而然就丰富。想法角度多了难免对同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正解应该是解决矛盾,而不是骂他为什么有矛盾。
当然我这不是洗地真正意义上的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人,我只是呼吁大家看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的时候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而不是抹杀那些真正为社会忠言逆耳人。
看了几个评论都说我上面举的例子有问题,视频我找到了,就这段对话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前提我不懂军事,也不是军迷,不对专业问题做讨论,只是从我个人角度谈谈这段对话的逻辑。
陈晓:应该是个讲解员 剧中的喷子:应该是个军迷 + 记者吧(我没看过原片,下面就简单把喷子作为他的代号)
第一段:
陈晓:讲解一个类型的坦克的各种比较好性能,并说这个类型的坦克是世界顶尖水平(这个并没有问题,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虽然我不懂军事,但是我很愿意相信。)
喷子: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觉得你言过其实。(然后表明自己身份)资深军迷。然后说发表很多文章,对你很受用。(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人很没有情商)
第二段:
陈晓:各种数据,跟全世界各种坦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什么特殊功能,应该是相较于全世界其他坦克比较特殊的地方。(我理解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坦克别人有的我也有,而且我有的别人没有,还很实用。)
喷子:询问可靠性,然后举例,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是我国在走一套苏联人的老路,和欧美国家无法相提并论。(个人认为前半段合理,你说你性能这么牛,那么会不会故障出现率极高呢?后面那半段我不是专业的我不作任何专业评价,但是如果说完全不能和欧美国家相提并论我觉得确实言过其实。)
第三段:
陈晓:讲解炮管的优势(当然单纯从这句话本身看没有问题,但是他在之前是说这个坦克的电子火控技术是一大亮点,所以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或者说没有完全回答这个坦克各个方面的故障率。)然后又说了,按照两枚炮弹击穿一辆坦克来算,一百五十辆这样的坦克足以称霸大陆(虽然我不懂军事,但是这种说法各位不觉得很好笑吗?)
喷子:纸上谈兵,(但就上面那句话来看,我觉得没说错啊)现代战争讲究全方位多兵种的联合作战,你不要片面强调坦克这一种兵器。
第四段:
陈晓:音乐起,就开始跟人谈震撼,讲情怀。说这种人见得多了,都是是网络喷子。(这段话的逻辑难道不才是网络喷子的语言逻辑吗?我说你错了,但是你却说我有什么资格说你?????)
这个并没有说现实中怎么怎么样,单单就是从电视的台词出发讨论讨论。
其实这个就是我举的一个小例子,对于全文想表达的没有什么影响,并没有必要非要杠一下,只是因为我实在闲的没事太无聊了,就要没事找杠。
因为公知思维如果不是利益驱动,只有书呆子身上才会有。
小知识分子书呆子总想求真,哪怕伤害自己也要求真,猥琐一点的还有怂恿别人去求真,别人不去他还不高兴,给人扣各种帽子。
等真求到傻眼了,因为这个真,并没有任何卵用,这时候小知识分子才醒悟,这事为啥只有自己愿意折腾了。
看其他不求真的人也一样过日子,过得还不错,小知识分子能好受么?
于是开始玩概念,添加一些很宏大的元素,对并没有任何卵用的东西,进行疯狂的包装。
可悲的是,即便被包装吸引来的脑残,也同样对求真毫不关心。
没错,即便是脑残也能看出来求真没用。
于是分叉口出现了,小知识分子要么醒悟,该干嘛干嘛去,要么异化成公知,欺骗自己,继续摆弄那些宏大的概念,继续骗新的书呆子。
那些高校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把民国、西方挂在嘴边,实质是怀念民国文人垄断受教育权、霸占知识和文化,奴役广大愚昧穷苦的劳动人民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是真正的特权阶级,现在教育放开了,知识和文化普及了,他们没法愚民搞特权了,就开始毒害三观未成形的青少年。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1、**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视角一般都比较宏大,他们不喜欢探讨具体的人和事,也很少会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他们更喜欢讨论社会、历史、人类文明这种抽象的事物。**而近代历史上西方贡献确实是占优的,近现代社会的科学文学哲学等都几乎源于西方,西方(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在近代几乎奴役和殖民了整个世界。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人的这些 “丰功伟绩”,崇拜心理自然油然而生,于是就变成了蚣汁。
(红色部分是 1920 年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版图)
2、即使站在爱国的角度上讨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代的西方社会确实比我们更发达、社会福利更丰富、财富分配更合理。**而有名的 “蚣汁” 们大多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成长的那个时期比起现在与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那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水平非常低。**这意味着在他们那个年代,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个人努力,而 “高校知识分子” 这个头衔在那个年代也是稀缺品,普通人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奋斗才能够得着。
而在这种高压的竞争环境中,高校知识分子们同时还看到了西方人优渥的生活,与自己的一对比高下立判,于是由此生出 “我之所以过得这么苦,全是因为成长环境的问题” 的心理,遂悲从中来,愤而提笔投入到年复一年的褒西贬中工作中去。其实这种想法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即使西方人真的过得比我们舒服,也不至于说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能住大豪斯啃牛排,无论哪个国家参与劳动都是一种义务。把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完全归因于环境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上世纪的纽约也有许多这样高空作业的劳苦工人)
3、**知识分子大多(不是全部)性格都比较自负和清高,他们向往脱离大众的视角和与多数人对立的观点。**而 “爱国” 一直都是我国舆论阵地的主旋律,再加上我们的课本里一直都刊有许多 “爱国” 主题的课文,所以我国的大多数人从小就拥有较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归属感。而蚣汁为了满足自己 “众人皆醉我独醒”、“你们都被蒙在鼓里,能看清真相的只有我一人” 的特立独行心理,只好通过不断批判国内社会、捧高西方社会的方式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赞同。而这种能被他们带偏的人要么知识水平和智商本就不高、要么本就和他们是同一类人,都是反华情绪的输出者。
本人大学老师一枚。曾经在什么三个名校的博士生论坛上发言,深知这些知识分子们在忙些什么。开会前先忙着合影,开会后觥筹交错了,没有人真正对学术感兴趣,我觉得我在这个会上发言简直是犯了中二。还曾经参加学校组织的到密云水库的植树活动。在去的汽车上有专门的人,大讲怎么维护学校的形象,怎么注意礼仪等等,唯独没有一个人讲植树的技术要点。怎么用熟土填埋避免生土,怎么做水盆儿等等,这些都没有人讲,我到了现场以后给身边的几个人做了示范,我想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所谓的精英怎么得了。在去的车上有一个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的学姐,大讲别人竞选经费比她多,怎么请人吃饭怎么拉选票,自己只是因为竞选经费不够才落的选,我嘲笑她说是不是只有金龟子才配得上竞选学生会会长?她一脸茫然地望着我,我从她空洞的眼神里知晓了很多问题的答案。
首先,公知的定义是什么?从本意上说,公知不应该成为被污名化的群体,反而应该成为开民智,正世风的思想启蒙者。“五四” 以来,无论是我党元老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毛泽东,都是这样的启蒙者,《新青年》、《湘江评论》就是那个年代的 “公众号”,“微博”。请思考,创党元老们是不是高校知识分子呢?包括我们的高校图书管理员,放在现在至少也是可以评上讲师的。所以公知这个概念必须一分为二的看待,不能一棒子打死,不同意见的群体都可以有自己的公知,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你来我去,君子之辩,岂不也是美事一桩?
再来看看知识分子群体的先天特征。读书致仕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人执着的追求,读书而不论政,读书又有何用?既然如此,旧时的翰林,当今高校等文人扎堆的地方思潮涌动,叽叽喳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开明的时代,尺度较大,可以指摘朝政,论君之过,保守一点的朝代,则诚惶诚恐,噤若寒蝉,甚至有 “文讼” 之虞。但无论何时,均有一个底线,不可触及国之根本,这是历朝历代均不可容忍的。那么,作为培养人才的最高殿堂,个人认为,思想开放,有撞击有火花也是未尝不可的,因为只有国家机器才需要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而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却需要的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因此高校的思想碰撞未必是坏事。而现在一些极端的做法,有时上升到了网络暴力的层面,确实令人发指。甚至连 “四大发明” 也不能评论了,这对于学界而言,何等的悲哀。
其二,中国知识分子有其劣根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信奉的是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喜欢评头论足,显示自身的才华,“文人相轻” 也成为常态。然而,脆弱的自尊却也掩饰不住内里的自卑。家国情怀只有得到庙堂的赏识才能一展抱负,而此类人物又常常得意忘形,跌落神坛。那么不被赏识的呢?牢骚满腹,处处发声,逞一时之快,而无实际意义,反而毁了群体形象。
其三,知识分子的所谓傲骨,是其不愿意接地气,务虚多于务实。虽然毛对知识分子有些严苛,但是其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结合”。只有真正了解社会各阶层的需求,思想的、物质的,才能做真正有实际意义的科研,才能提出有见地的、为普罗大众所信服意见,而不是幼稚的比较,国外怎么干,国外的人民说自己过么幸福,我们没这么干,于是我们就不幸福。
其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决定了其话语权的式微。有兴趣的知友,可以参考百年来的大事件,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表现。煽动、启蒙最快,最狠,遇到阻碍,转向、屈膝也最快,逃遁者已经可以算得上有些风骨的了。
其五,中国社会从根本上并不看重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用尊重这个词,是为了避免引战。中国社会的信仰,五千年来只有两个:一是 “权力”,二是 “大家都这么看”。因此,独立思考,或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者,往往两个结局,一是承压而抑郁;二是,丧失思考能力,沦为从众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除了由名望带来的话语权外,没有任何的能量。财阀遇到舆论争议可以危机公关,撒钱删帖; 明星戏子,可以饭圈论战,并 “保留诉讼的权利”。知识分子只能被人肉,被网络暴力,最后等待组织调查处理。
最后,说说结论吧,希望我们的网络环境多些包容,少些攻讦。虽然知识分子有其自身的各种缺憾,但除了”高大全”的无双国士,我们同样需要有血有肉,有真知灼见的真正意义上的公知,这是民之福,国之幸。那些动辄人生攻击,动辄网络出征的 “淡色” 群体,除了给国家添麻烦,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后浪”,真的该记住: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辩不清的事就先放一放,“闷声才能发大财”,自己发财了,国家也强大了,有什么不好呢?
道理、结论、成果,哪怕论证很详实,也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掀翻了大前提、预设背景、桌子,结论、茶杯都将不复存在。
以中文社科研究为例,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是非常细微的工作,尤其演讲、期刊论文——都是在很小的范围 / 桌面上谈逻辑、论证。
哪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博士论文、国社科研究项目这样的长篇形式,问题也仅仅是 “稍大” 一点点,相信操作过的、写过的朋友都明白这种事情。
就类似吵架,我们必须秉持一个优秀的品质——就事论事。
但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哪里是这么 “就事论事”、“紧扣主题” 的?
就如百姓在谈性命攸关、活着,医生谈的只是一部分,警察也谈了一部分,其实美国电影《死神来了》也谈了一部分……
站在百姓的角度,医生是片面的、警察也是片面的。
影响生命健康的因素千千万万,每一个职业、专业其实都只能负责其中一部分,百姓仅仅在意 “结果——活着”,各个专业、学者却在聊各种因素……
以社会学、经济学、金融工作为例,这种特征更是非常明显,社会学、经济学、金融模型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抓住了一种抽象的大概率,分析其中某几个主要因素对某事件的影响。
所以有社会学、经济学、金融专家强调,研究是写给专家同行读的,学者之间互相交流,是给团体指导、制定大方向、计划所参考使用。
但作为百姓,有时候会能接受、有时会非常不理解,因为百姓而言,每天面对的是非常具体、细节的问题,股市的轻微波动都会大喜大悲。
同时,百姓对生活的划分、认识方法又不同。举一个更不恰当的例子,就如拳击比赛,按照轻重量级细分,生活中却不会有人去细分,我们甚至不会去区别拳击、散打、综合之分。
换句话说,专家们给您讲大概率、主要影响因素,百姓们要讲泰森到底多么牛、邹市明打得过泰森么?所有细节、影响成败得失的全部因素,甚至在专家们看来不能一概而论的事情,都影响着百姓的注意力,比如会有人问:甄子丹和泰森,谁牛?甚至问李小龙……
关公战秦琼,在某些时候看,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无厘头、没逻辑,滑天下之大稽,在某些时候,却有了市场价值,比如现在,我拿来举例。
专家,在公开场合、面向百姓 / 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谈自己的研究成果 / 结论,这种成果 / 结论,依托于某种 “基本盘”,盘口都是狭窄的,于是发生了很多 “鸡同鸭讲” 的事情,不是骂人…… 而是“牛头不对马嘴”,甚至会引起极大误会。
甚至很多时候,专家本人也有问题,他讲的并非 “大结论”,只是拿出来一些论证过程中发现的材料,这些材料,本身就是其他学科研究的结论,这种换了背景、桌面的聊天方式,根本就是耽误时间。
偏偏很多专家,笃信自己的研究。这没错,写论文就要能说服自己。但社会生活并非如此,社会生活,不能理想、当然、应然、形而上、本来如此……
社会生活就是现实,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子,要尊重、面对,无限的去贴近、贴合,描述、记录都会引起现实的扭曲,要尽力、努力地直观地去看!抽象、加工、提炼,是研究的第二步,是赋予一种方法、主观思考后的事物。
现实是什么呢?
各学科不分高下,只看我们在谈什么。谈文学时,您谈政治,很恶心;谈国际政治时,您谈具体贸易中我们的过错,很恶心;谈国际贸易时,您谈内需,同样恶心…… 不合时宜的,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谈细节成果,在百姓 / 世人眼中,就是错误的、扭曲的。
我们天天讲,宏观视野、多学科交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为什么?
孤立的看待事物,有助于得出结论,有助于逻辑论证自洽,但无益于世间事。
百姓 / 实干家们,不看您花团锦簇的文章、不看您论证翔实的报告,您是院士 / 教授 / 学科带头人 / 专家,百姓 / 实干家们就想听您说:现在就这个情况,您说下一步怎么办吧……
文盲、识字、仅接受过义务教育、高中 / 职高毕业、大专院校、本科院校、985 名校、研究生、博士生、教授 / 研究员、从业十年的行业翘楚…… 这些人,都是人民 / 百姓,他们都随时会不同程度的 “犯傻”,因为大家并非一个专业。
您是站在书斋中,怒指天地不公,还是和大家站在一起,解决问题、思考大家亟待解决之问题,这是个在生活中是否秉持科学理念的问题,也是个屁股问题,能否弯下腰、走出书斋,不仅要和大家聊天,还要乐意聊、在聊天中坚持方法论、完善方法论……
这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有些学者做不到,我是理解的。
我也斗胆回答一下 因为看不下去几个高赞回答里把个人的行为上升到集体 再给这个集体扣帽子 这样的行为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的确迎合了很多人的情绪 虽然只是情绪而已
况且题目本身就有失偏颇 微博上的公知来自于各行各业 共同点是在自己的专业往往很有成就 但是里面有多少在高校工作 真的有人去统计过吗?
此外 我不是公知 我也在美国工作过多年 对公知们关注的宣传的各种东西 都还算是比较有数
为什么公知里面高校知识分子比较多?这个题目在统计学上叫做选择偏差 具体地说 是因为所有公知里面 高校知识分子受到的关注比较多 尤其容易被学生介绍给社会 公关资源又比较差 所以容易出名也容易糊 至于其他的公知么 你压根就不认识 也不感兴趣而已
更具体的说 好为人师是人性的一部分 成功(或者说由此带来的自信)又是最好的春药 所以成功者总爱指点江山并且要让自己高人一等 明白一点别人不明白的东西(比如马云 算不算公知?)这样的 “高人一等” 在我小时候是省城 再后来是北京上海 现在则是美国 各位的朋友圈里 有公知心态的成功人士总有那么几位吧?这种心态在各个学历的人里面都或多或少存在 我的朋友圈里就有没上过大学的又赚了不少钱的人 天天就在喷 zf 喷的间歇又晒一晒自己的海边豪宅 他又喜欢高喊民主灯塔 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美国 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当然 反过来说 高校知识分子容易在网上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要更加谨言慎行才是
正儿八经的高校教职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讨论问题,根据研究讨论确定问题可能存在的弊端,然后对问题提出经过独立思考的并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根据建议进行社会实践。
“公知” 型高校教职工:发现别人发现的问题,提出问题,喷政府,喷社会,闭嘴,我我们在讨论问题,喷,喷,拿西方的毒药方当做万能药吃,喷,喷,喷。
结论,高校教职工出公知。
因为首先得是知识分子才能成为知识分子里面的某一类:公知啊。
然后高校知识分子相比看普通人而言,有几个优势:第一是能接触到更多的知识和信息;第二是在成为高校知识分子的过程中经历了严格的思维训练,善于从杂乱信息中归纳总结并思考出自己的观点;第三就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存在着知识分子应该心怀天下,经世济远的情怀,所以知识分子总会基于自己的理解思考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高校知识分子一般有比较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在公共媒体上有比较强的话语权,观点更容易传播出去。收入水平觉得了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和的生活考虑过多的问题,能更为纯粹的去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
最后,高校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在长期的专业训练和从业过程中,思维方式和知识储备已经逐渐专业化和深化了。说的通俗点就是窄了。思考社会问题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用自己的专业思维模式来思考,即使是社科专业,也有自己的专业细分。早知道隔行如隔山和。理工科和医学咱们都明白,放到社会科学上,有些人就有点搞不清楚了。主要还是社会科学主要还是用文字来表达和论述,普通人只要不是文盲就能看个七七八八,所以忽视了其中的专业性。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很多高校知识分子一发言,公众会开口大骂或嘲讽。认为其名不副实。
当然,也有部分知识分子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固化,得出了并不正确的结论,但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骄傲,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错了,而是会傲娇的说:哼,一群乌合之众。麻木不仁的国人啊。装睡的人啊。被 YG 的人啊之类的。
我看有回答说独立思考什么的。是不是高校知识分子,跟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必然联系国内有不少公知连高校都没进去过,按照那位答主的逻辑,这这公知连成为公知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一些老师本身的经历就挺脱离群众的
比如我的导师,父母都是大学老师,自己也是大学老师,这辈子就没有离开过学校,家境优渥,个人名下就在徐家汇,陆家嘴各 3-5 套房,完全没有考虑过该不该读博,该去哪里工作的问题
当然,在他看来也是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他曾经一直劝说我读博,但我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外省学子,心中实在纠结,我当时有相恋 6 年的同龄女友,有即将退休的父母,我要不要再让女友等我 5 年?父母退休后只有微薄的退休金,我 5 年没有稳定收入,万一他们突发意外怎么办?
当我正想和老师说明我的情况再决定时,老师却打断了我,说起自己十几岁时去英国留学的往事,说起自己当时不懂事差点被退学,说起回国后自己也曾迷茫,最后告诉我,放心读博吧,其实不管我最后怎么样,家人其实都会尽全力支持我的。
国外对有钱有权的精英特权阶级当然是友好的,但是对普通阶层和底层人民呢?
因为留校教书的,都是食什么,什么不化的二三流人才。
真正领悟了规律的人,怎么可能不拿来变现成权势呢?
这个教员早就说过了。
大学教授相当于古代私塾的大儒,大儒们掌握着知识,掌握着语录的最后解释权,兼职帮助地主坑佃户。
当代,大家都会识字了,普通点的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坑平民了。但是大学教授的级别比较高,占据的资源也多,话语权自然也就更多了。
比如袁腾飞,易中天,鲍鹏山等人,对孔二妮的语录进行解释,又开始瞎忽悠。用春秋笔法说历史,一些懒人自己不去读原著,就听他们瞎忽悠,为他们贡献了关注度、收视率了。将来哪天又开始尊孔了,他们对语录的解释,说不定还能火起来,成为新时代的 “王阴暗”
我还理解袁腾飞,鲍鹏山等人,如果我是他们,我说不定也会像他们那样,毕竟自己需要卖书,没有关注度,书都没法卖出去。
倒是知乎上的历史发明家王靖海,脑补历史,把 《史记》往虚无主义方向带,多弗拉门戈,楚令尹围,季退思等人,还信它的瞎忽悠,这方面成就,比公知们厉害。唯一的解释,就是王靖海在写《秦 72 望族传》,需要关注度,那么就解释得通了。
首先,作为公知,你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准,不然满公园胡说八道的老头们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范围了。
其次,人到了一定的层面,才有机会接触到底层民众接触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优越感,那就是我见得多,所以我懂得比你们多。
具备类似公知思维的人其实很多的。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你说什么,然后他就会第一时间反对,说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什么什么,你不知道,我有一次怎么样怎么样…… 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种炫耀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出名呢?因为他们的位置啊。我说了,如果是公园老头,你说什么都只有几个身边的老头听,还不见得乐意听。
另外,故意站队的除外。
社会上一片鸦雀无声不是好的社会现象,文革时期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达到狂热状态,谁有稍微不同声音,立刻有人举报,批斗甚至消灭之。只要不违法,没有违法实际行动,不同看法应该让人们说出来,谁也不是永远正确,知识分子因为知识视野更开阔,多些不同声音应该允许。西方国家不那么万众一心也没看谁因为言论自由亡国。既然我们有制度优势,怕什么。
码农算不算知识分子?工地技术员算不算知识分子?
还是说读书多就算知识分子?
首先他们掌握了更多知识,又更多自信和表达的欲望。那为什么他们会发表一些奇怪的言论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发表的言论和他们的专业无关,在专业以外的领域,他们和普通人差别没有那么大,有些也是道听途说,有些也是闭门造车,出门却不合辙。只不过他们受到了更多关注,观点的正确性受到更多批判。
再走,一些经济学家等,本身学习的就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自然思考方式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出入,为资本家考虑和为人民考虑自然结果有很大不同。
回到定义来说,公知本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前些年网络上活跃着好多无耻双标,哗众取宠,颠倒黑白,甚至有可能像埃及香港那样的 CIA 提供资金的人,故意抹黑中国的成就,打压中国人的自信心。很多人以攻击政府为骄傲,带偏了舆论风气。(才有了中国崩溃论)故此公知这个词被污名化了。不是说攻击政府不好,而是故意双标,或者不实事求是,一味地攻击政府,失去了制度自信。那些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有更高的道德追求的人被从公知群体中移除出去了,题主所说的人群,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现存的是其中一部分。
没有实际观点,只会扣帽子的人,我不关心,更不欢迎。
高校知识分子是理想化的。
他们不会很理解国家的现实政策,
他们总会将自己的理论,理想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也就是说,偏理想化的他们,容易走极端,一般不是极右就是极左。
但是小平同志告诉我们,
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
所以改开几十年,对于高校知识分子右倾转向,成为极端自由派是放任甚至鼓励的。
因为起码右倾自由派并不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化改革。
这就有了转圜余地,可以统一战线。
然而,一旦他们变成极左……
一堆搞文科的太把自己当回事,实际上就是那回事,放社会上就是废人一个,每年吃这么多饷银研究无聊的东西,还不如多投点钱给实验室买设备
刚刚发生的事情。
2020 年 5 月 3 日下午 15:00,我在 b 站上观看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公开课,看这些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但在听到网课中的这位老师在描述人可能产生的思维差异时,举到的一个例子,基本浇灭了我一整个下午的学习热情:
当事人去了英国,与英国从业人员研究某种打卡机器,在讨论到打卡制度的时候,“聪明的” 当事人表示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同事代打卡,想问技术人员如何破解这种情况,这句话让翻译翻译给技术人员听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因为技术人员根本无法理解带打卡这种事情,反应过来之后还说哇你们中国人真聪明。
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公开课的印象是还可以的,康德、黑格尔的一些观点的解析深入浅出让我受益匪浅。但是听了那个例子我脑子一阵懵,因为这个例子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一模一样的,当时上的课是马原(我当时才大一,高中接触过一些马列的书籍所以听课特别认真),当时上课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网课老师是男老师所以完全不是一个人),但是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了瑞士,这两人都坚称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种事情其实这十年我遇到过不少,公知这个群体这些年被讨厌乃至污名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这样的叙事方式:1. 自己扎个稻草人,再拿着刺刀去批判,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在现实中找不到案例去证明自己的观点,还是他先有了观点逆推过程创造出了案例,1+1=2,可 2 不一定等于 1+1;2. 自己扎的稻草人上,都喜欢写个中国或者中国人,这种嘲讽并不来源于现实对照,而你的例子如果都是不成立的,那你还用来讥讽 xx 人我只能认为你是在民族(国家)歧视,我不反对民族性的批判,但我更愿意相信很多事情是人性的通病,而不是民族(国家)意识导致的。总的来说,这给人的感觉就是假设很大胆,但求证很随便。
回到题主的问题,公知这个群体上可以到各种院士大牛,下可以天天给你讲手机没电了怎么办,毕竟是有水平高低的。但是相同的错误(树靶子打 & 偷换概念 & 逆向民族主义)相比较普通人,这种事情发生在高校老师身上我终究还是更难受些。尤其是提到马克思,“实事求是” 在我脑海中比较靠前的关联词汇。高校知识分子本身就自带光芒,人们投向他们的目光也会更多,之所以觉得高校公知多,就是因为你对他们的知识和对他们求证的能力有更高的期待。
“德国人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而这恰恰是最邪恶的部分”——尼采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体,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歌德
“再也没有比德国人更四分五裂的了,他们有工匠、思想家、神父,但就是没有真正的人”——荷尔德林
“这个野蛮和兽性十足的民族,这些可怜而又怙恶不悛的畜生,一半是人一半是鬼”——路德
这就是德国最伟大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民族的批评。
如果没有反思和批判精神,这个人就不配说自己是知识分子。
可以不认同他们的话,但不要动不动就扣 “卖国” 的帽子。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 “善意的批评” 或“恶意的批评”,全是个人主观的感受而已。如果只允许善意的批评,就是拒绝批评而已。
为了证明,这个回答的评论里,只允许对我善意的批评!
不懂这个问题底下那么多攻击高级知识分子的是何居心。高级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当中一些素质不过关的人更容易被公众看到。大家仔细想一想,谁的身边没有几个一知半解还要瞎咣当的人?谁的身边没有几个懂一点皮毛都算不上还要拿出来吹的人?只不过那些人是默默无闻的工人 教师 出租车司机 你身边的同学。。。。。。
还有答主说公知的知识并不全面,不应该对每个领域都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观点看起来对,但仔细一想,公知都在哪发表看法?中南海吗?人民大会堂吗?并不是,无非只是在微博等公共平台发表看法,这难道不是每个人的权利吗?谁没有这个权利?
还有拐弯抹角吹十年的,如果不是十年破坏了大学的教育体系,把那么多人从原来的岗位上赶走,会有那么多素质不过关的人混进高知队伍吗?
想成为狭义的公知得有相当的逻辑能力,思考能力,还得批评当局,以获得比较大的关注度成为意见领袖,这压根儿就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水平。
而阅读传播公知文章的人很多和公知也是灵魂相通,只是自己说不出道不明的,只能负责点赞了,算是广义公知的一员。
广义的公知群体大的超乎想象,狭义的公知也在不断地损失再补充。其实公知和粉红压根实力就不对等,公知在被全面抹黑污名化的今天依然和粉红打的不可开交,而国家也更支持粉红一方,这种情况下粉红依然没能拿出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且在传播自己观点也不顺利,内部还老是倾轧。
形势很不乐观的情况下却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舆论的中心,这个也征讨那个也看不惯的,树敌无数,就这国内的舆论战能不能赢都不好说了。
且这一批粉红特别有意思,他们喜欢直接否定形成公知的那些历史,所以结论也很简单,等经历过,甚至知道那些历史的人都死了,粉红差不多就可以取得实质性而不是强压下的表面胜利了。
再等几十年吧,你们还年轻。
高校知识分子大多都是脱产文人,可以参考托卡马克之冠的回答
不要对公知深怀敌意,要习惯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就像森林系统,不仅仅有乔木,还有灌木,小草等,是一个立体的。如果只有乔木,这个生态系统就会很脆弱,水土流失也会很严重。社会系统同样如此,我们要习惯不同的声音,如此才能给我们提供反思的平衡。
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会容易走偏。同样的事物,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就比如俄乌战争,挺俄者觉得是替我们在出气,反对西方的霸权。反俄者看到的是对一个主权国家赤裸裸的侵略,是对国际社会准则的践踏。放到台湾这个问题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独势力如果突破底线,我们行使平叛权,统一台湾,这是我们的内政,而西方如果干预,那就是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让公知的声音存在,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确。而是社会需要有更大的容错率。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所思所行就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平衡可能的后果。不偏不倚,适度,是为中庸之道。这是我们民族古老而智慧的生存哲学。当年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因为全民狂热,底层好战分子暴走,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深渊。
一个宽容而多元的社会,会更富有人情味,让人舒适,人生体验感更好。谁会愿意自己就因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者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要受到别人的恶意羞辱。给别人空间,也是给自己空间,做人留一线,难道不是吗?
一个正常的多元社会,一定是呈正态分布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处于不偏不倚的中间区间,极左或极右都是少数,这是社会的自动纠错功能。我们如果人为的去改变这种状态,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容易陷入某种狂热,暴起暴落。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公知的观点是错的,我们也要包容他们的存在。
至于为什么公知大部分是高校知识分子,这个可能是全球现象。美帝也是如此,美帝高校多白左,这些人很多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知识分子在书斋坐而论道者居多,喜欢建构,喜欢批判。媒体界也是公知的重灾区。主要是这些人闲暇时间比较多,而且又是玩笔杆子的,所以就喜欢说多话。用老百姓的话讲,吃饱了撑的。
那个时代所谓的 “文化人”,有极个别除了会舞文弄墨,连小学四年级数学都不会的,常识性的理化知识都没有。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它们当然不会去调查,调查多麻烦啊,它们看个街头小报和自媒体新闻就跳起来了,当成他们自己文字逻辑的论据了。…… 这种人,没什么名气就是那个时代愤愤然的废青。有点名气的,就美其名曰的给自己扣了个高帽 –“公知”。不说别的,“中国特色的公知” 就连最基础的 “左” 和“右”的属性都没看明白,就敢大放厥词,给别人扣帽子都扣反了,还劝别人多读书呢。其实它们和真正为民请命的公知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叫喊多是因为自己的私怨,却打着 “为公” 的旗号,它们只是玷污了”公知“这个名词而已。
另外中国的文化界虽然相对公平,但猫腻也不少,衍生出所谓 “学阀”,譬如:田佳良。其人也就高中以下水平,靠父母关系弄到了厦大硕士(估计其父母也是搭改开第一批的顺风车上的位。),要不是精日引起民愤了,被人肉查出来学历有猫腻,稳稳当当坐稳了精英的位置,拿到学历会乡当个官了……
不能全部否认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但知识分子有歧视他人的想法,自视甚高。容错率低。普遍社会实践少,参与政治运作少。无法对自己思想进行现实性的纠正和磨合。造成很多空中理想。过度理想型,如果指导现实。往往堕入极权主义的深渊。对于理想和道德の过多追求,典型的赤柬,11 个高层,9 个是大学教授。结果高棉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试图用西方思想,犹太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结果会是什么呢?比如胡适,就试图全部引进西方思想,屏弃中国传统文化。后来的文革,是一次用犹太思想取代中国传统思想的试验。结果大家都知道。除去一地鸡毛的乌烟瘴气,中国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同时期的杜威等人却认为,中国文化才是伟大和持久,迟早有一天会超越西方。
支配我们历史发展的是思想。思想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因为大部分人的思想,不过就是别人的残羹和套路。每个名人都想在思想史写一笔。历史每次转折点。都是新思想的产物。思想让人的内心,变得不稳定,渴望理性。继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人类的进步不是持久和稳定的。有时候会倒退。如果用理性,来鉴定一个人是否是伟大的人物。恐怕我们崇拜的,历史的教派创始人,圣人。要去除一大半。
在高校里一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自命不凡,可以通过概念洗脑。边芹女士在谁在导演世界,被颠覆的文明里提到过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早就被西方驯化了。这些知识分子不知不觉的背叛自己的民族利益,为了得到西方的奖励,有意无意的丑化自己的民族来求取名利。
知识这个玩意,和权力一样即是春药也是毒药。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家伙,瘦的像麻杆一样,就是因为有了点知识,凡事就要跟你讲道理,就要讨论个是非对错。你让他讲话吧,他就会巴拉巴拉废话一堆,什么不好听他就要说什么。你还没办法不让他讲话,骂他没用,打也打不服。着实让人头疼。跟他们杠下去,有时候会面临一个有权没理的局面,不由得让人光火起来,权大还是理大?老子刀头舔血,不知干翻了多少,好不容易抢到手的权力,要你给老子讲道理?就因为你是知识分子就有资格?老子手里的刀枪叫不叫资格?但是这些话是不好出口的,难免让人觉得是流氓匪气,所以尤其让人愤懑。
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史, 这个问题在秦以前还没那么严重。自从秦始皇开了头,如何收拾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课题。诗词有云:祖龙虽死魂犹在,千古都行秦政法。放到这个话题上,就是:自古烧书火未息,哪有帝王不坑儒?只不过各有各的烧法,各有各的手段,不像秦始皇那么暴力美学主义罢了。
汉武帝独尊儒术,选了个最最听话的学派为政权服务,其实省了后世帝王很多的麻烦。
唐太宗李世民去视察科举考场,得意洋洋的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事其实就妥了,后世的读书人,从此就不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所以中国的帝国皇权模式才能像车轱辘一样,一滚就滚了两千年。
宋朝皇帝还客气点,看到不顺眼的知识分子就让他滚远点,比如苏东坡被赶到了天涯海角,就这还挡不住他发牢骚。
明朝的朱棣发了一回彪,灭了方孝孺十族。明朝的知识分子说实话是不大看得起朱明皇室的,经常堵着宫门骂大街,海瑞上的奏折基本上就是人身攻击了,连最起码的尊敬都没有。明朝皇帝忍不住了就打他们屁股,跟老子教训儿子是一个套路。有的被打了还把血肉横飞的血肉拿回家腌渍起来作为骄傲的资本留念。读书读到 SM 的境界,估计也只有中华文明的读书人了。
清朝就简单了,一字不合,排头砍去, 剩下的自然就是最听话。满清毕竟是渔猎出身,深知道狗子品种再好,咬人的就要杀掉,最后是能培养出京巴这种极品怪胎的。所以清朝的皇权和士子最融洽,现在整天戏说清朝的皇帝,君臣一体,相得益彰,其乐融融。君威臣媚,风光旖旎,多么让人向往啊!如果说明朝是 SM,清朝就是极尽款曲,大家都很爽。
清后就出了点问题,主要是知识分子洋化了,学的都是洋知识,不是儒家那一套了。要讲逻辑,讲费厄泼赖,讲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千年以来磨合的很好权知关系的共识突然不存在了。这就又回到了启点。
现代和古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古代的知识不是生产力,儒家还是反科技的,杀了也就杀了,能咋滴啊?现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技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就要落后挨打。所以明清的手段是不能再用了,引蛇出动了一回,还没怎么样,就搞得一团糟。
所以既要母鸡下蛋,还不让母鸡咯咯叫,确实有点难。
所以公知只要不犯治安案件比如嫖娼什么的,很少有公共媒体怼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公权力这点度量还是有的。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网上成长起一帮子撸胳膊挽袖子的小将们,他们明明是有责改之的受益者,但是见到公知宛如见到了杀父仇敌,不搞死搞臭誓不罢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荒诞,大概如此吧。
这些人都是有钱有闲的,是袁隆平让他们吃的太饱了撑得。
亲不亲,阶级分
他们就是被革命的对象
因为这类人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做公知。普通没上过大学的老百姓,也有很多人有他们这种想法,但是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水平,做不了公知。至于哪种群体具有这种 “公知思想” 的人多,就不知道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过我认为,没知识没文化的群体,具有很国思想的人更多
一个问题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知识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底子。
比如文学 / 艺术 / 法律之类的行业,里面经常有人大谈中国宏观经济,头头是道暴论频出。
他们的身份给了自己博学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对宏观经济的理解还不如一个菜市场卖了二十年菜只上过小学的老太太。
所以你能在微博上看到这些:
教法律的谈东西方公民素质的对比
教画画的谈政治制度的好坏
教写作的发明崭新出炉的历史
如果只是图一乐,类似秋秋空间那种暴论自娱自乐还好,可惜这群人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望,那就只能臭名远扬了呗。
其实理工科这种人也不少,不过多偏向于自娱自乐,而且暴论集中于几个冷门的圈子。
理工科一般是半年不吭声,吭声突然发微博。
“隆美尔什么 CJB,感觉不如莱因哈特一根 P 毛,至少找莱因哈特的时候他不会每次都不在。”
看不懂的不明所以,看得懂的当笑话。
而文 / 艺的高校职工则喜欢微信 10w + 公众号的文体,例如
“中国一代孩子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美国孩子机场读书,专家:这就是差距”
“中国的孩子何时才能脱离苦海,中国孩子机场读书,专家:应试教育毁了一代人”
“夏令营里的较量”
“美国已经赢了,辉瑞宣布研制出新冠克星,中国何时结束封锁”
就。。。很经典。
其实也不能冤枉知识分子,广大劳动百姓也喜欢搞这些东西,不过没什么人注意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除非扬言要炸火车站啥的。
火车上的硬座除外,你每次都能听到劳动人民对世界大势的独特见解
感觉成佛度众生太难做到了?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国家大政方针 岂容所谓公知 说三道四
国家大政方针,岂容所谓公知,说三道四。
所谓的公知,就是明朝的东林党。
首先,日本就没有所谓的公知。
所谓的公知,乃是害通过毒害小孩,来获取自己的肮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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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一旦成熟,所谓的公知就会立马背叛中国的利益。
汪精卫,就是例子。
特朗普威胁提高对华关税报复中国 美股集体收跌_凤凰网资讯_凤凰网 特朗普威胁提高对华关税报复中国 美股集体收跌 记者李司坤】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1 日表示,在他考虑如何就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之际,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当然是选项之一”。在此前一日,特朗普也曾发出类似表态。
“关于中国,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我们显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感到不高兴。这对于全世界 183 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情况。但是我们对此有很多话要说。这(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当然是一个选择。” 他对记者说道。
特朗普是在前往戴维营度周末前,就其前一天有关要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言论回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态的。据路透社此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四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让美国停止偿还债务,以作为惩罚北京的一种方式时说道:“我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目的相同,但金额更大,只要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就可以。所以,我不必这样做。”
所有,美粉,在当今的时刻,就是类似抗战时期的,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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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成佛度众生太难做到了,想打退堂鼓怎么办?
与
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是同一个问题。
哈哈。
首先要理解成佛。自然,所谓的公知没有成佛。
其次要理解度众生。
所谓的公知,自然也无法度众生,
因为所谓的公知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所谓的公知还活在地狱中。
第三,不要不懂瞎捉摸。
所谓的公知,都是一群混吃混喝的凡夫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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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傻子与懦夫,是一群不敢面对现实世界的东西。
高校,倒是有许许多多类似方方这样的愚痴的读书人,他们永远没有禅者一样的智慧。
高校,出不了王东岳这样的哲学家。
高校还有哲学家吗,我没有任何记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只有禅者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意见。因缘熟了,可以表达意见。表达了,就过去了。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所谓公知一词,所谓公知意味着他人是低级的垃圾。因此,所谓公知必定活在地狱中。
所谓公知一词,完全是欧美文明中心论的产物,在一群海盗中有所谓的公知吗
再次。所谓公知,只是西方社会极少数人的幻想,起码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们不是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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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毛泽东对他们深感失望? - 知乎 林之辛:为什么毛泽东对他们深感失望?
从满腔期望到深感失望,毛泽东总结道:“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这其实是毛泽东从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所得到的体验。
众所周知,毛泽东曾经受到过某些熟读了几本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就自称为理论家的人的奚落,可是就是这些只有一点理论知识而对中国的实际一知半解,尤其对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众知之甚少的理论家,几次差点把中国革命的巨轮拖到泥潭里去。毛泽东给这种 “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 画了一个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也曾经遇到一些来自大城市的亭子间,写过几个作品就自命为文学家,艺术家的人,他们自觉才高八斗却总是与边区的群众,战士和干部格格不入因而牢骚满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其中的缘由:“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自己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吗?当然,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深知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 毛泽东在 1939 年还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一点东西就 “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甚至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把自己“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所不需要的,也不可能对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然而,自古以来,由于脱离百姓群众,脱离生产劳动,这种情况常常是“知识分子”、“读书人” 的通病。
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毛泽东一直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
当然,对于那些从根本上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知识分子及其言论,毛泽东是毫不留情地用犀利的笔锋揭穿他们在花言巧语掩饰下的反人民本质,但对于所有愿意为人民做点好事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总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所欢迎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开导知识分子,有时候也用一些相当辛辣、尖锐的批评,目的是要让他们抛掉那种虚幻的优越感。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泽东这样说,并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人,他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
为了启发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他甚至在一大群知识分子面前现身说法,坦诚地解剖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
“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提炼出一个经典警句式的格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他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一个总的概括:“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直到今天,细细品味毛泽东的这些话,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仍然深感其入木三分的深刻和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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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里面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学到的理论,却没有联实践的经验。
回顾我自己的转变,工作中的实践认知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参加工作后最深的体会就是很多理论上的东西一定要考虑实践的因素。就是毛主席讲的要实事求是,不能本本主义。
讲个对我教训最深的例子 (同政治无关,主要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参加工作 3 年左右,让我牵头组织一个员工趣味比赛,我是学理科的,安排流程规则是我拿手好戏,认真设计了各项比赛规则,紧凑地安排好各项比赛。然后被领导批了,认为规则过于复杂,赛程过于紧凑。我当时是很不服气的,在我看来,以前的活动都是垃圾,规则存在明显的漏洞,活动稀稀散散。坚持按我的去做,结果做了一小时就做不下去了,关落实规则就搞了半天,流程大大落后于规划。临时换人组织,规则简单粗暴,赛程减了一半。
回头领导和我一起总结,明白了一些道理:
1. 对于大型活动,规则一定要简单,否则一下搞不清楚。
2. 活动目的不是为了决胜,而是为了娱乐,简单的规则更利于娱乐
3. 人一多,组织难度大增,越复杂精妙的设计越容易出问题。
所以很多精妙的理论在现实中照搬是不可行的,没有实践的高级知识份子学得越多越精反而越容易误入歧途,成为公知。
有知识并不代表有文化,公知们都自以为是的
做为彻底经历过整个过程的过来人,对这个现状一点都不奇怪。很多年前,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完全理解他们所有的思路和角度。
跳出来看,个人觉得对中国面对的实际困难完全无知,或者说严重脱节,是整个群体思维偏离的起点。做的人面对真实的困难也说不出个道道,不能充分的将问题表达出来,使得中国整个知识群体分裂。这是现状的成因之一。
其二是改开初期的确面对悬殊的社会差异,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经济,还是社会财富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几乎全面优于当时的中国,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国的社会治理基础是否有问题。这也是当年大家对民主和自由极端向往的原因。
最后是在学术领域,是强调一个自由和宽松氛围的,这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天然有偏向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
当然,当你看懂中国在工业化大潮中落伍后面对的险恶国际政治局面,以及这个国家唯一的突围之路后,也就开始赞同历届领导人的选择。这帮人还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做的还不错。
公知已经成了类似于以前那种反 geming 分子类似的帽子,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
谁能定义公知?传统意义上代表公共意见的知识分子,代万民立言者才能叫公知,比如孔子,朱熹那种!
后来不知不觉中公知被定义为贬义,将其看做是以大众利益或者替国外利益集团代言的人!这种思维甚至于成了扣帽子最有力的手段,看谁不顺眼就将其定义为公知!这种思维好像上世纪 60,70 年代通用的做法!
因为话语权的问题。
非高校知识分子有没有和这些人观点一致的?有,多的是。这些公知的言论其实和市井卖肉的,差不多。比如:反转基因,持这个观点的老头老太,满街筒子。那为什么那些老头老太太没有成为公知?因为他们说啥,你听不见呀。
高校知识分子,也是本专业的知识,有可信度。超出本专业,他们的,我们的观点,都是平等的。只是他们说话声音大一些,被听见了而已。
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死穴就是信奉:制度上帝论!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信徒,而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为了让其他人也相信 “制度上帝”,不惜捏造各种谎言。等到一批见过世面,富有理性的人在网络上也能够发表看法的时候,公知的设定就崩塌了!尼采说:上帝死了。公知已然形成公知教,而且是极具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邪教。
公知教为了让你相信制度上帝论,为了某种制度,可以不要老百姓和人种,他们认为全部是愚民,要灭掉;
可以不要文化:暴力干涉甚至全部灭掉与自己不同的文化;
可以不要生产:暴力干涉甚至灭掉任何专业,对专业人士胡乱指手画脚;
可以不要人性:三观不同者,父母抛弃,夫妻离异,儿女不要;
可以不要生活:静好族都是该死,所有邪教徒必须天天和教主一样保持精神分裂的愤怒和苦大仇深。
最后公知教敌不住独立思考。只要稍微有点常识和思考力的人都知道,公知无论左倾派还是右倾派,都是日式民主的余孽。日式民主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一段时间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日式民主有四大固有特征:1、崇拜天皇(其实就是个人崇拜,或图腾崇拜,且排他);2、污蔑平民是愚民,进行打压凌辱;3、灭传统文化(早在法革时期,柏克就用哲学证明了灭传统文化必然导致极重大灾难);4、煽动仇恨,仇恨具有长期遗留和极难根除的特性,对人类造成严重威胁。
左倾继承了日式民主的第一条和第四条,右倾继承了日式民主的后面三条。因为二战结束后,全世界已经确认日式民主是邪恶组织。而且,日本占领国,有 37 个国家被迫实行日式民主,最后都走向法西斯恐怖主义,随着二战日本战败,这 37 个国家的日式民主也都宣告灭亡。因为有这段历史在,中国人,只要是独立思考者,最后都会发现他们是在搞日式民主,是推行邪教作恶,他们认为是法西斯主义使日本强大起来的。颠倒黑白,煽动用 “真理” 灭人情。对三观不同者,鼓动父母抛弃,父亲离异,儿女不要,简直是邪恶至极。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看出日式民主上面四大绝招是邪恶的。你可以蒙蔽众人一时,不可能永远蒙蔽大众。
要当公知总得先跳出来讲话
然后大家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物不是
应该说我们先对高校知识分子有一种青睐
然后部分专业人士对自己非本专业的点评
抓人眼球,大家下意识感觉他她是权威
最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外行人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长久的读书人历史情怀加成
大家对高校知识分子有特别高的心理预期
他们往往天生拥有知识分子光环
部分专业人士讲话大家愿意听
可是讲的却是非本专业的东西
最后大众认清了专家也不是样样外内行
果然,这种问题下钓出一大堆公知,一边假装理客中的说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要给人发声的权利,一边给和他意见相悖的人扣帽子,双标的令人发指。都什么年代了,还搁这粉红粉红,知道点陈芝麻烂谷子的所谓名词还不够你嘚瑟的,知道一堆这种污名化、扣帽子的烂词甚至还能有优越感,我也是纳闷。
公知这个词不就是被大批的方方之流污名化的?不去反思为什么公知这个词被污名化,搁这大谈特谈被迫害被禁发声,简直有被迫害妄想症,可笑至极,还有强行拉鲁迅碰瓷的,仿佛自己就是当代鲁迅,求求你们放过鲁迅吧。
公知这个词现在包含的含义,早就脱离了它的本意,为什么以前是美分和五毛?现在成了公知和粉红?不就是大批所谓公知下场站队美分跟五毛粉红互撕?在这又当又立的属实没什么意思。某些评论说的好,公知和小姐这个词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方方还在用前朝遗老的思维以及公知惯用的扣帽子计俩,给年轻人扣上了粉红的帽子,没想到大批的 90 后 00 后年轻人一脸懵逼,不知道粉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好不容易弄清楚意思后,年轻人也不反驳,你说我是粉红?好!那我就是粉红!吾蛮夷也!
大批的年轻人用内圆外方之类的方式进行戏谑式的反击,对方方之流无异于降维打击。在属于年轻人的新时代,却站在了年轻人的对立面,拖着腐朽的身躯,用着腐朽的思维,发着腐朽的声音。
对不起,大人,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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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点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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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个人主观观点,带有立场,非常极端、不理性。如果不认同的,看的很难受的,对不起,你顺着网线来打我啊
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说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有时间,也有需求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公知这个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公知,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
在这句话中有三个部分需要划重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知识分子。
1. 什么是公共事务?
基于现在大家的理解,该公共事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社区事务、片区事务甚至城市事务,而是秉持着世界大同的基本理念,觉得世界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属于公共事务。所以美国黑人怎么样了,特没谱又发推特了什么的,国人都觉得和自己应该或多或少都是有关系的。
2. 为什么要发表评论?
在网络不发达、经济不发达、教育不普及的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领袖主席或者专业领域的专家常常会对一些特定的社会事件发表评论。其发表评论更多的意义在于提供指导性建设性意见,去伪存真,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而在当今,发表评论就不一定是这个目的了。更多的是寻求认同、寻求关注、寻求利益。
3. 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隔行如隔山这种常识,到今日恐怕已经被大部分人所轻视了。在一些社会伦理事件上,像我这种非专业人士还能凭借社会伦理直觉进行一些浅析,发表评论凑个热闹。但在一些专业问题上我向来是看多于评。
然而在这网络时代,是人是鬼都能在自己的非专业领域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这样的人你不能说他不是知识分子,但他所说的话到底值不值得参考,就有待商榷了。
了解了公知的概念,再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
为什么公知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1. 他们已经基本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需要寻求更高级别的需求,即自我提升与自我价值的体现。
2.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能接收到的信息更多,接触新概念新思想更容易。这就和你同班同学还在用高中数学求解,你直接上去就是高等数学一通操作。先不说哪种解题思路更优,帅不帅就完事儿了。
3.(最重要的一点)现在大家所说的公知,已经不是当年大家所认为的公知了。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看高票答案说公知多,是因为公知都因为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老实说,这句话就挺那啥的。
你先和我说说什么叫独立思考?
社会主旋律是爱国,提倡集体主义,我认同,所以就不是独立思考了?
从小家里人就教我要用手拿水杯喝水,不要用脚,我这就不是独立思考了?
你强调独立思考这个词,我就觉得你好像是在钓鱼。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没有独立思考呗。不反直觉,反常识,反主流的,就不是独立思考呗?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我希望你们先别急着叛逆,而是认真的想想,到底常识为什么能成为常识,主流能成为主流。别一天天的把洗脑挂在嘴边,真当我们在玩地球 ol 呢,一天到晚想摆脱看不见的思想钢印,和空气斗智斗勇。
在我看来,这个社会需要公知(以前的那种)。因为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必然存在不同的声音,也必然需要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举例来说就是,现在的小孩儿不管今后学不学化学,元素周期表还是张口就来吧?生活中常见的元素特性比如铁、铝、铜什么的还是能知道的吧?
这种国民素质,和几十年前的国民素质就是天壤之别。而这种国民素质的提升,会让社会体系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与更大的创新能力。
而国民素质的提升,除了在学校里学习,出了社会基本就(非专业的)靠公知了。所以公知对于我国来说,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无法将自己本专业的知识嚼碎咬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我国国民素质提升做贡献,那就别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那些字里行间诱导意识形态对立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公知群体有三大聚集地:高校知识界、文化艺术界、媒体界。**这几个群体中的公知,毫不夸张的说,一抓一窝。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不是。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存在公知,但为什么人们感觉到这几个群体中公知多?大家注意到到这 3 大群体有什么特点?
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高校知识界、文化艺术界、媒体界的天职就是制造话题、传播声音,而且他们手中掌握了传播渠道、掌握了话语权。
高校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专家、学者、教授身份,天然的掌握了传播知识的权力,可以合理合法的去传播自己的正确思想,或者歪理邪说。
文化艺术界可以合理合法地利用文艺作品传播正确思想,或者歪理邪说。
媒体界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可以光明正大利用媒体来传播正确思想,或者歪理邪说。
教员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以上这 3 个群体,如果屁股坐歪了,产生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其他群体,他们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持久的、深远的、深入人心的。
前些年整个社会乱象丛生、群魔乱舞、公知成群,根本原因就是放松了对高校知识界、文化艺术界、媒体界的管理和引导。所以近几年在对这几个群体大力整顿之后,顿觉天朗气清。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生活中当然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的记述现状、原始的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作为高校内成员,谈一点个人想法
高校老师的学识水平、专业能力绝大多数是过硬的(毕竟项目、论文、创新不是靠说说就可以产出的)
但专业领域之外,知识水平其实还不如村里面大树下唠嗑的大爷
理工科的教授不少基本的文史哲知识也就初中生水平,甚至信着一堆野史传说,他们有一部分是真的不懂不知道,被公知们忽悠得不要不要的,自然就可以说是很难在专业领域之外谈出什么真知灼见出来了(我知道的一个工科教授,至今仍然相信美帝的疫情只是我们媒体的自嗨,而我们的疫情数据都是造假的)
文法商科教授相对而言本来在文史哲方面肯定是要强于理工科教授的,但除去真的坏的那一部分,很多人专业学的是谁?是亚当斯,是泰勒,是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 学了几十年西方话术体系,你要他理性看中国,他能看懂?他用西方那套体系硬套的结果,无非就是得出我们太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民智未开,所以不少文科教授想到的方法就是带着学生研究西方宗教,美其名曰:探索西方文明的缘起
最大的背景就是近百年来西方文明强势下西方话术体系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批教授又大多生于旧中国(积贫积弱)、长于摸索期(西方已经唱歌跳舞,我们还在研究如何填饱肚子),自然在精神上思想上就倾向于无限抬高西方话术体系了
但我可以说,真的心怀叵测有坏心思的,高校教师队伍是不多的,大多数是无意识地成了西方话术体系的传播者和忠实教徒,但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经历的影响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新一代对西方话术体系已经没有那么迷信了,这就是为什么公知感觉这一代年轻人都不那么好忽悠了的原因
大部分人都是先爱 “好” 后爱国的,国家好了爱的人才多
七十年代中国什么都造不好,火柴叫洋火,水泥叫洋灰,蜡烛叫洋蜡,为什么要用洋蜡呢?因为电力系统不健全,经常停电… 所以 70 后大都不怎么爱国,在国内混的好了,升官发财,也想着尽快移民…
到了最近十几年,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跟发达国家已经没多大差距了,普通民众就已经比较爱国了,但高端的仪器设备,科技理论,大部分还是舶来品,所以学校里这些接触前沿的人比较不容易爱国…
再往后中国人搞这些高端的东西越来越多,高校里面爱国的也就渐渐多了
你进了本科,打开了人生第一本高数教材。
你发现中学阶段在数学书陪伴你的祖冲之杨辉陈景润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整本书的欧拉牛顿拉格朗日。。。整本书都是西方人的公式。更让你震惊的是,这帮人做出研究成果的年代是十八世纪,那时大概乾隆还在世。要命的是,这帮两三百年前古人的公式,你还很难搞懂。你开始疑惑,你之前为之自豪的九章算术等等中国书是否真的有意义?
到了大三,你上了流体力学,学了欧拉方程,达西公式,看到两百年前的西方人写下了
d/dx(-W+p/ρ+u²/2)=v(∇²uxdx+∇²uydy+∇²uzdz)
你开始鄙视研究鸡兔同笼的中国文化,鄙视阴阳五行这套解释世界的体系。你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可能只不过是一堆糟粕。
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西方人真的比我们强。
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不相信人种论,你开始思考原因。
怀揣着疑问,你考上了研究生。
你开始看英文论文,你开始认真研究前人的思想。你发现很多想法早就有西方人写的论文在前面。你看他们的论文,为之着迷。渐渐地你的偶像变成了黎曼、格罗滕迪克、法尔廷斯。你发现你喜欢的都是西方人,你思维方式也都是西方人的方式。
慢慢地你走到了博士,你的研究方向也是世界先列。你的知识越来越多,你参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你发现你之前崇拜的潍柴,原来一直靠引进德国公司的技术,一直用到落后世界,再重新引进新技术。你发现不是一家企业如此,而是几乎所有企业。
你博士毕业了,拿到教职。
多年拿经费的经历,更多的阅历,看到同行的所作所为,
你逐渐知道了哪里可能是问题的根源,但是同时也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能超过西方。
有一天你打开了一个论坛,自豪地挂上自己的教职认证。当你浏览时,看到自信的网民,你忍不住说出你的想法,你的经历。
这时候他们给了你一个称呼
之前貌似被限流,再发一下试试。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诞生之初,是一个褒义词,百度上说:代表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假公知,公知渐渐成了一个贬义词。为避免误伤,所以对公知进行一个区分,真的公知,应当是知识者、行动者、理想者。而假的公知,则是以媚外为主,打击国内为辅
假公知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走过了一段蜜月期。那个年代无数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开眼看世界,便看到了这个星球上最发达的国家。那是一个光怪陆离世界,让人目眩神迷。而回望身后,祖国贫穷又落后。在这个时间点里,无数的年轻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人选择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立志报效祖国;有人切割自己,彻底投入到新世界。
一部分人,学成归国,立志改变国家。然而任何改变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残酷的斗争,其中一部分人,始终无法贯彻自己的思想。怀才不遇带来的巨大的怨恨感,被投射到了国家和社会,导致他们始终对国家和社会心怀怨愤。另一部分人,在见证国家之间巨大差距之后,彻底抛弃了过去,投入到新的世界。然而,抛弃带来的负罪感,只能促使他们不断鼓吹差距,不断神话新世界,使之成为精神寄托。最幸运的一批人,成功的融入到了国家的管理体系,但他们的所思所学,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实施过程中的挫败感,让他们将质疑全部归咎于体制差异,而放弃在自身上找寻原因。这几批人,成为了假公知的巨大来源基础。
伴随着改革开放,假公知们积极参与社会舆论,在民智蒙昧的时期,他们通过先行一步,在舆论上掌握了巨大的优势。正是在那个时代,德国下水道、日本夏令营等等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内容,肆虐在各种类型的传播介质上,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然而,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假公知们所掌握的舆论优势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发声者,让假公知们的故事难以自圆其说。以双重标准为核心的操作方式,迅速成为假公知们新的手段,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百度双重标准,是指对同一性质的事情,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利益等原因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或行为,亦或者是对其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的情况,双标实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洗脑方式。所有事件其实都有不同的角度,角度不同,解读的内容千差万别。然而这种解读又是符合理智的,是有利于思考的。这给我们分辨,带来了巨大的难度。你无法区分他是真的是站着新的角度思考,还是故意找茬,鸡蛋里挑骨头。如果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继续强大,继续不犯任何错误。那么这种双标真的极难发现。但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发展的困境,越来越难以保证自己不犯任何错误,新冠肺炎的肆虐,更是给了全世界一场大考。退潮之后,才能看到谁在真的裸泳。
双重标准虽然隐蔽,但毕竟是放不了明面上,不能比较的。一旦可以对比,双标的套路,也就能一眼看穿了。自特朗普当上总统以来,对假公知的打击真的是毁灭性的,无数的正反操作,让人目瞪口呆,无所适从。先是普世价值观屈从于经济发展,为了发展,什么经济自由、全球化等等一系列大旗说不要就不要。假公知们才刚刚开始歌颂,一系列反向操作,直接打脸。政客可以不要脸,但公知不能不要脸。便又开始了新的找角度。
新冠肺炎,对于假公知来说,可能是其公知史上最大的黑天鹅了。其舆论关注度之高,热点爆发之密集,让假公知们的双标套路展示无疑。连纽约时报都只能间隔 20 分钟,深怕大家看不出双标。“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和 “更高级的人道主义” 前后一个月,假公知的骚操作,让前一句话,彻头彻尾成了一句笑话,蕴藏在其中巨大的时代厚重感,统统变成了讽刺。
双标的套路,已尽人皆知,或许他们还会负隅顽抗,找到新的套路,但最终假公知必将被时代淘汰。我们也期待着,在舆论战场上,真正的公知,能发挥他们的价值。
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 没有知识怎么能叫公知??
为什么「都是」?
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子集啊拜托……………………
为什么陨石总是落在陨石坑里?
看到底下有个学物理的讨论到独立思考。我就先来说说这个『独立思考』。
我自己经历过这个套娃的过程,所以感触是比较深的。
『独立思考』这个词被污名化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一开始这个词就是被用在了污名化别人的身上。
请大家想想,最开始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还记得当年那个大家都提倡『独立思考』的时代。那时候有些人往往会说自己支持当今的某些政策,并且仅仅通过直接感受,就觉得自己现在生活还挺不错。这时就会有公知挑出来,给他们扣上一个『不懂得独立思考』的帽子。
而说你不懂得『独立思考』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是『我懂得独立思考,我和你不一样,我比你牛逼』。
这套逻辑玩下来,就渐渐变成了。
『你支持当前政党,认为某些政策不错,你不懂得独立思考。我懂得独立思考,所以我认为当前某些政策不行,我反党,我觉得中国人不行,我牛逼。』
渐渐的,『不懂得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个帽子。公知们仗着这个帽子,一扣一个准。
这里要说明一点,『公知』这个词的含义也是经过变迁的。
但最近情况出现了变化。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种『独立思考』的技术。『独立思考』开始通货膨胀了。
于是一种新的『独立思考』就从中跳脱了出来。以追求新的价值。
你反当前政党以为『独立思考』,自觉高人一等。
而我视你们为冢中枯骨,我真就这么听了你们的话我才叫没有独立思考。你说我没有独立思考,我感觉你就是个只会嚷嚷独立思考的复读机。
于是现在网上清一色嘲讽起『独立思考』来。
究其原因,是这群公知们,在『话术』上的落后。
这里要搬出小学学过的一篇课文,《黔之驴》。
你天天念叨独立思考,嚷嚷什么自由民主。
靠着『颠覆直觉』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娃,靠着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让大家颇为敬畏。结果你嚷嚷了二十多年了,还是这套话术。人家没用你,发展的反而越来越好。你觉得大家还会怕你么?
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早就反应过来不对劲了。
我前几年也是愤青,当年冲塔不比各位少。
当年以冲塔为荣,嚷嚷着自己是『异见者』,嚷嚷着这个社会缺乏对异见者的包容,缺少了异见者的声音就会如何如何,什么批评不自由则如何如何。
感觉自己无比高尚,感觉自己不同于凡俗之流。感觉自己为此炸的每一个号都带着殉道者的悲壮。
现在学的深了,真是不堪回首。
现在每每看到这些字眼,什么『异见者』,什么『独立思考』之类的。感觉头疼。
求你别说了,你单单是拿出这几个字做个开头,我就能替你把剩下的话说全了。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你的话术我全了解,你的知识水平我也知道,你脱下裤子我就知道你准备放什么屁。
到了这时候,什么『异见者』什么『言论自由』什么『民主』什么『独立思考』这类词早已有了成为标签的潜质。不是我将其『污名化』成了标签,而是这群公知自己的一言一行,自己将这些词贴在了自己身上。
那这些词也必然随着这些人的腐烂而变臭。
只能说,时代真的变了。
这些嚷嚷着『独立思考』的公共分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当年的制高点第二层,现在已经不是制高点了。第三层已经开始形成了。
这也是公知总是分不清左派和小粉红的主要原因。你以为人家是庸众,是暴民。其实人家分明是在造你们的反啊。
这问题我是服气,公知明明就是一专有名词,硬被搞成贬义,公共知识分子,前提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五几年是中专以上包括在校。
公知一开始是给公众解释政策,提高群众认识,只是后面有些人名声上来了私货越来越多。
高校的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看起来公知多。但是社会上的公知更多。罗胖子这种,不也是公知吗?
不要人为去引战嘛。绝大多数理工科的教授们根本就不关心那点破事,他们关心的是多拿课题图名图利。混的比较好的文科教授正忙着人名利双收,没那闲功夫。
健全的国家应该有批评功能,比如古代尚且有言官,大概高校教师和记者,虽然有些言论很生气,有害群之马,但可以部分替代他们的功能吧。
他们批评的还包括民众,并不是民众喜欢的都是对的!
南周有些人的确汉奸,但他改变了某些东西你不得不承认……
没有言官是可怕的,言官祸乱也是可怕的,我觉得大学老师和记者,起码比某些企业家能代表老百姓发言……
主要是把控风险,予以监督,不要像明朝那样,把意见和宣传搞乱套,那就要完蛋。
为了证明俺说的 请看 0 几年,信阳拍的一个纪录片,在罗山有一个 86 青年如何死亡的故事,这种事情居然还敢来教育大家!
公知的的全称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中专肄业的叫他知识分子你觉得合适吗。公知的前提必须得是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啊。这不就只能在高校里出嘛。
请各位放弃这样的称呼,人怎么能是分子呢,这种称呼是 wg 时代的产物
为什么那么多粉红都是初中学历?
同一个道理,自己琢磨吧
传承吧。李大钊、陈独秀、毛、周都是当年高校知识分子,最后推翻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不知道题主怎么看?
全世界都一个模样。国内人习惯只盯着国内看,老觉得只有国内公知崇洋媚外,外国学者都坚信历史终结论,这就错的离谱了。萨特一度声称 “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后来又把苏联当人类灯塔,自己在巴黎过着灯红酒绿的腐化生活;罗素在二战前极力鼓吹英国单方面裁军;萧伯纳和罗曼罗兰为斯大林高唱赞歌;乔姆斯基之流为了反美,连红色高棉都敢吹。细心点就能发现,现在国内批判“西式民主” 的材料,一大半都是翻译过来的,满篇引的全是欧美学者。索维尔说:“知识分子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和某些 xfh 说的“洗脑知识分子比洗脑老百姓容易的多”,说的基本是一个意思。
归根结底,就是学术领域理性的滥用。能在书斋里坐一辈子搞这种不能变现的学问的,基本都需要有点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要是社会一片安宁祥和,没有结构系统性问题要解决,这帮人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成就感?不妨翻翻文学史,哪一部世界名著是给时代歌功颂德的?再翻一翻学术史,哪一个社科名家或文学巨匠辈出的时代不是社会弊病丛生的时代?所以,没有问题硬编问题也要批判,要解决。加之从启蒙运动到现在,理性至上的原则和那套研究范式成了政治正确,用在科学领域倒也还好,用在人文社科领域,就弄出了一堆看了两本书就想给整个社会开药方的半吊子,如果世界和自己设想的不符,那肯定是世界错了。
反正我相信,比运用理性更重要的,是明白逻辑自洽的理论和切实有效的行事方法是相差很大的两码事,学会恰当克制运用理性的冲动。
因为社会上的人发表各种言论不会被报道,你仔细想一下周边的大叔大妈,亲 ZF 反 ZF 的人未必就少,只不过掀不起浪花而已。
因为见识比你高呗,这有啥好问的。。。
因为精英意识。
绝大多数高校知识分子都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和精英思维。不过这本身没问题,因为从阶层划分来说这个阶层的确属于精英阶层。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高校知识分子在经济收入方面大部分人都达不到精英的水平。
于是出现了割裂状态,一方面是身份认同建构出的精英属性,另一方面经济上又不足以支撑起这种身份。
所以大部分人会自然而然的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提高收入,二是强调精神层面的追求。
其中后者的重要途径就是所谓的 “启蒙大众”。很多高校老师都是怀着这种情怀的。这一点本身没有问题,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大众是正确的,但是要避免两点:一,将自己摆在大众的老师的地位上,二,对非自己专业的领域涉足过多。然而这两个错误很多人都犯了。
在犯了这两点错误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就很容易成为所谓的 “公知” 了。再加上经济待遇上的问题,很容易给一些有所图的人或者组织以可乘之机,一不留神自然就会进一步走向公知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差异在于对底层人民的剥削程度上。
社会主义希望尽可能减少这种剥削,这样符合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资本主义则希望尽可能加强这种剥削,这样 “资本 “可以最大程度获利,符合资本背后的资本家的利益。
如果人人都能清楚认识到这种剥削,资本家剥削起来就不容易了,所以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设法忽悠普通人,这种忽悠他们自己即不方便出面,工作量太大他们也做不过来,所以就会花钱找点走狗来帮他们做。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沦为走狗的原因,资本家花钱会花在工人身上?农民身上?都没有花在知识分子身上效率高,毕竟资本家的钱也是辛辛苦苦剥削来的,也要讲效率的。尤其是那些文科类知识分子,平时又没什么正经事,就很容易沦为走狗。
最近国家决定取消文科学生数量,搞不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我也觉得知识越多越反动……
等等,这话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来着?
其实没那么严重,说到底就是个本末倒置的问题,现在的公知,一般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没什么独立思考的训练,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时候,学的都是西方的理论,人文社科领域尤为如此,接触相关内容多了,就认为自己有引领众人之职责,全然忘了学它是为了超过它而不是变成它,说白了,就是搞混了目的和手段,还不愿退出舞台罢了
这个提问是不严谨的。
高校很多专业啊。我问你,你见过造火箭的,造船的,造桥梁的,搞高分子的,搞流体力学的等等专业的高校知识分子做恨国公知吗?我这么多年反正是没见过,不服请举例。
其次,那些做公知的所谓知识分子,你去看看,正教授非常少吧,绝大部分是副教授、讲师和研究员。而且,这些人出重要成果的几乎没有,不服你去看看他的论文。
说白了,会去做公知的,都是文史哲之类不直接创造财富,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且在本行混的也不咋样的人。
因为道理很简单,你混的可以,生活满意,你干嘛天天骂这个骂那个什么都是体制问题?
一定是你混得不好,但是你自以为你很不错,所以不是你的错,是体制的错,你才去做公知,对不对?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讲文史哲不对,不过,我可不是在战文理。文史哲和理工的一个区别是,理工科哪怕是一个中等水平的人,也可以直接做出贡献,你看,图纸是我画的,程序是我写的,试验是我做的,最后有这样一个成果,摆在这呢。但是你文史哲恰恰相反,文史哲的天才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绝大部分人,说白了你们就混饭吃的。
我举个例子,你说研究红学的这帮人,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要花纳税人的钱养他们?
但是,社会的进步,也的确离不开文史哲。那怎么办呢?只能把你们统统都养起来,然后博概率等天才。我养一万个人,出一个天才,我就赚了。因为大儒的确关键时刻能巨大的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你们一大堆文史哲的教授研究员,其实这辈子吧,做不出什么玩意,就是混口饭吃,养你们,就是为了赌你们这个群体能出一两个天才。
但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把你们包下来是可以的,但是肯定不可能包给很好的待遇。所以呢,这帮人自我感觉很良好,但是实际拿到的钱却没很多,那不就有怨气了么。
所以,公知多,恨国多,阴阳怪气多。
很可怕。
大家不去详细了解知识分子们的学术成就,看看知识分子们一片片文章一本本书,凭着只言片语和非官方平台发布的短信息就去抨击他们。
一些明显的低级的错误的确是不该犯。可这也再正常不过,发微博又不是写论文,难道出错不正常吗?我的戏剧史的老师还经常搞混莎翁的四大喜剧,但那又怎么样,没有人会因为这个嘲笑老师。因为老师实打实的文章在那摆着。
之前看知乎有问题说,为什么那么多民科反对进化论被嘲笑?
下面好像有一条回答说:他们不去看进化论里堆积如山的研究资料,而逮住一点似是而非的逻辑漏洞予以逻辑上的批判。
同样,社科领域亦如此。无论是戏剧学的教授,还是什么其他的教授,批判他们最根本的是要看他们的文章,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
批判要先了解,不了解就批判就扣帽子是 WG。
哪怕是批判,我也希望给社会留下一些不同的声音。民意不能绑架社会的一切。
希望我以后不要成为大学者,不然信息时代翻出我以前在网上的帖子,我怕是要枪毙二百次。
为了保命,匿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高校知识分子真的比你聪明……
胡说,为什么我接触的高校教师一个个天天教育我们要为祖国的制造业添砖加瓦,要使我国的汽车产业赶英超美。
公知就是那些自以为比别人牛的人打着独立思考的名头忽悠那些不会独立思考的人的那群货。真正会独立思考的人谁理他们。之前大学里有那么一批货,利用种业遍历,夹带私货,把没进入社会还没学会独立思考的学生给忽悠瘸了。这几年消停一点了。主要是时间把他们拿来忽悠人的那些观点都给打回原型了,独立思考那人也越来越多了,现在的年轻一代见识也比之前的 80 一代多了。这群货把公知这两个字搞的像屎一样臭了
本人工作原因,接触过一些高校的知识分子。
高校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出新观点,文理皆然。至于这个新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可行,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还得做实验论证,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基本可以不管,大致自圆其说就行。真正的学术大师们则会穷尽一生的时间,潜心研究一个小小的领域,甚至花大把的时间去做科研、去做调研、去实践,例如费孝通、袁隆平等。而更多的高校知识分子则是一方面想要出位,另一方面又不想花那么多时间那么辛苦的去做调查研究,于是拍脑袋思想、反对官方意识形态、语不惊人死不休等等都来了,因为牛顿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再正确,你如果想在学术圈里混出名堂,你只能反对。一旦被人揭穿,立刻又把言论自由、工业党人诬陷、当局迫害、人民群众愚昧等等挡箭牌竖起来。
无论是人文还是社科领域,无论是科技还是工程领域,低垂之果已经被摘完了,亚里士多德甚至达芬奇时代,一个人可以成为政治哲学科学工程等领域的总奠基人,牛顿时代,一个人二三十岁就可以成为物理和数学的扛把子,玻尔薛定谔时代一个量子力学就要几十名全球顶尖的物理大师共同建立,杨振宁时代他也只是理论物理界的一个大师,至于现在,你知道哪个物理学家很厉害了么?科技发展到现在,一个人穷尽一生的心血,也未必能在自己学科细分领域的一个小小分支上有什么重大创新,这才是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
高校知识分子们怎么办?花一辈子时间去钻那些难以出成果的领域?太难,太辛苦,成功的概率太低,而且就算做出来成果,离社会显示已经太远了,政府奖励有限,民众不买单,名声挣不到,钱也没多少,人也老了,怎么办?扮演公知啊,扮演启蒙思想家啊,扮演反对者啊!流量和粉丝就来了。如果肯骂 TG,点赞和打赏就来了。如果肯出书骂 ZG,美元和英镑就来了。于是各种公知就出现了。
当然,大部分的高校知识分子都是在努力科研,尽量产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或者在扮演教书育人的职责,这些还是主流。但想要出名、想要出位几乎是知识分子的最强大的心理需求,这里劝他们一句,扎扎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搞研究,该来的总会来,即便最后没有大成果,小成果总有吧,哪怕小成果都很少,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吗?如果真的花了若干功夫、有坚实的调查研究和科研基础,你得出什么结论,我们都尊重;为了博出位而胡说八道,被人反驳又挂出言论自由、政治迫害、民智不开的招牌,这种公知只能让人齿冷。
首先强调一下,“公知”是一顶污水式的帽子,而没有具体的定义。从高中肄业韩寒,到本科柴静崔永元,到各路专家叫兽,都可以打为公知,可见 “公知” 连最基本的要素 “知” 都没有最起码的标准,“公知”可不纯粹就是个污水式帽子。
既然是个污水帽子,那就只能从谁爱扣这顶帽子来推测其定义了。我功力有限,推测不到多精确,只能大致推一推如下:
如果把广义的公知定义为不吃小粉红那一套,总喜欢唱反调的话。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高校臭老九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对一个事物,要全面搜集人类现有成果与结论,尤其要搜集最新最近的成果与结论,充分对比,理解各个成果与结论的优势与不足之处,总结提炼,形成大图景式的认知。
比喻一下,受过高等教育之前,尝过放一勺盐的番茄炒蛋感觉不错,便认为一勺盐番茄炒蛋是人间真理,至高美味。
受过高等教育后,会看到:①番茄炒蛋只是诸多菜品中的一种,其他菜与番茄炒蛋之间各有哪些短长②番茄换成别的蔬菜可以获得以下优劣③鸡蛋换成其他食材可以获得以下优劣④盐与其他佐料之间各有哪些短长⑤盐多放与少放之间有哪些短长。
典型的例子,当中国在用某种方法做某件事时,小粉红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在用正确的方法做这件事,外国在用错误的方法做这件事,中国胜利了,一勺盐番茄炒蛋赛高。而臭老九的第一反应是大家都在做这件事,中国跟外国有哪些不一样的取舍点,各有什么优劣,取得的效果会有什么差异,黄瓜炒木耳加酱油跟番茄炒蛋放盐各会是啥样的呢。
接下来就是大概率:臭老九们公知暴露了吧,他们竟然不信奉番茄炒蛋放盐!
高等教育与迷信是对立的,这种教育骨子里跟小粉红 / 慕洋犬都不是一路的。
这种思维在小粉红眼里很可恨,怎吗总是唱反调呢?但小粉红之所以能粉红的基础————科技进步,工业发展,又只能靠这种思维。当年把臭老九关牛棚,后来不还得放出来。
好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有多少知识才是知识分子?
曾经有个时尚价值观:知识越多越反动。
有知识的人必须接受没知识的人的教育。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十几岁的初中生就已经有知识了,虽然还是孩子,也还是要上山下乡。
李先念副主席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总理管理经济。他有一句话:国家化了六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当地不满意。但最高指示在,没人敢改。邓小平改变历史:让孩子们回家吧。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坏人吗?知识、公共事务的知识是中性的,好人可以用来做好事,坏人可以用来做坏事。因此,“公知” 成为负面概念,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把 “公知” 同高校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并不合适。
我种过地,养过马,赶过车,上山采石,在工厂做过装卸工、钣金工,改革开放,有幸参加高考,后来在一直在高校任教。几十年来,接触过各个阶层的人们。高校知识分子同各行各业的人们一样,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并非坏人聚集的群体。如果说负面言论,高校知识分子大都谨慎,反而农民、工人要更敢说,只不过他们不写日记,不发微博,说就说了,随风而去。接触过一些领导干部,也是私下什么都说,只是公开场合一定不会出格。
自由民主这些思想,只有在不愁吃穿且有大量闲暇时间,有一定思维基础的人之间才会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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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到段回答,忘了出处,如果原作者看到,并认为侵犯了你的版权,请联系我删除。
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及以上的人,在面对偏激论调或愚昧行径等个体认知破裂的时候,以及共识危机或突发事件等社会舆论风暴的时候,只爱 “讲理”,倡导“理性”,“客观”,“公允” 等等,他们强烈倾向并参与到社会理性捍卫和建设中来。
他们有一种责任感:教化愚昧的对方乃至开启民智是他们作为文明人的义务;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作为文明人他们有资格和能力来教化和启发眼前的傻 X 乃至乌合之众;他们有一种成就感: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战斗,无知愚昧的对方或者民众有所进步和成长。
然而,对于责任感来说,很多时候是 “自作多情”;对于优越感来说,很多时候是 “自以为是”;对于成就感来说,很多时候是 “自惭形秽”。当很多人耗尽全力对着他认为愚昧无知的对象耍尽十八般武艺的时候,他会惊恐的发现,他的一切努力都那么苍白无力:脑残还是那个脑残,傻 X 还是那帮傻 X。
实际生活中,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不是用理智在交流,而是用情绪在对抗。情绪,是我们讲理的第一障碍。包括很多自认为客观公允的智识主体,并不在乎交流的内容,只在乎交流的态度。你以为他们关心你说的 “好不好”,“对不对”,其实他们只关心你说话时候 “乖不乖”。他们并不用逻辑和理性来判断这个世界,而是用情绪和感性来感知这个世界。
很多人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傻 X。每个人的所思所行都基于他的智力发育,教育背景,生活经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一切精神内容的总合。每个人读的书,挨得刀,走的路,爱的人都不一样。你想跟他 “说明白”“讲清楚”,需要跨越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认知水平,以及决定认知水平的智商,教育,阶层,信仰等等无数鸿沟。如果想仅仅依靠自己的思想储备对别人实现价值观同化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同对方吵来吵去,最后争论的是“同一个事儿” 就不错了。
所以面对大多数人,你不必跟他们宣传理性,逻辑,他们愿意一辈子当傻 x,你拦不住,做好自己的事,自己明白理解了就行了。你对于这群愚民并不负有责任,以为自己有义务去帮助所有人启迪智慧只是种自大的想法。
高校知识分子也基本分为三种:
一种是不学无术混圈子的,这种人没啥知识体系,但是喝酒开会混圈子样样都行,在体制内混的风生水起,对骗政府的经费、向上级领导公关、想着法的拍马屁十分在行。这种人心向国外,想着攒够了钱就去移民,也从来不说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人家才不在乎你国家怎么样,反正是要移民的,不如说点领导和政府喜欢听的,多搞点而钱。
还有一种是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但被上一种人欺压,把怨气全撒在了体制上,尤其一些老教授因为历史因素,对此怀有的怨气更多,这种人比较容易做公知,同时这种人也没钱移民,怨气就更大了。
最后一种是两面人,一面可着劲的骂,标榜自己,一面可着劲的拍马屁套钱,好移民。这种人也会说自己是公知,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学术素养和第一种人是一样的,属于两面三刀的学术蛀虫。在领导眼中是一颗红心的好干部,在移民局眼中又是刚正不阿的斗士。这种人最吃香了,小人永远得势啊。
借用一个知友的回答:
一群在基础教育时代完美错过的人,恢复高考又读了文科,改开初期思潮涌动的时候崭露头角,看到的是西方如何如何行,我国如何如何不行。
一群缺乏基础理学知识又以文人自居的人,三观形成的时候是动乱,出社会时候看到的是百废待兴,你说这些人的见识会是什么样的?
而被他们骂小粉红的年轻人,至少义务教育学过数理化,生长在中国的崛起期,接受的信息比上面这群更全面,显然会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当然,那群人在动乱年代学到的看家本领还在,一张口,你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
以人类几千年知识为思维出发点的人,知道经验是知识的材料,而不能作为解释世界的标准。知道,或以此为武器,是区别于没被知识武装过的脑子的区别。所以知识分子讲逻辑,未知之的民众讲经验。知识分子少而民众多,被骂活该。
俗话说,乡愿,德之贼也。贼之道也,又复大一统所需。又上而下皆言道德,伪善之地之行径,逢临大事,慌的一批。皆因脱口的话,裱着的中堂,人前人后好几套。
大学亦成职培中心的今天,全球萧条来了,电话套餐费不见少,盒饭又涨了两毛,水电费也没见降…… 全球老二还遥见老一,生存线的挣扎,还是在挣扎。
行动力确实不如落榜美术生。
很抱歉,我无法赞成高赞
的回答。独立思考并不意味着得到的结论一定正确,不一定会得到不同于主旋律的答案,即使不同于主旋律也几乎不会被套上 “公知” 的大帽子。
我们过度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但是独立思考也必然是有前提和基础的,而不是质疑一切。比如从事图像处理工作的工程师,几乎都是在概率论、统计学、数值分析、计算机视觉等学科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是从事理论基础研究的学者也几乎没有谁会质疑香农定理和贝叶斯公式的正确性。如果思考的前提错了,那么就可能得到晋惠帝 “何不食肉糜” 的结论。
而独立思考结果的正确性与否,是用某些标准来衡量的,并不是想的都是对的。任何一个工科生都知道,最完美的实验结果就是从理论直接推导过来的,如果发现实验结果要优于理论值,那么基本只有两种可能:实验出错了(包括计算误差、操作失误等),或者模型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恭喜你,功成名可能就离你一步之遥,这里用理论推导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就是思考结果正确性的标准。
之所以有些人被骂成公知,个人以为,反而就是他们不让受众进行独立思考。
首先,他们思考的前提就比较不走寻常路。昨天看了一档美食节目,美食博主在扒帝王蟹螯的时候,开玩笑说蟹的结构简直太不友好了,外骨骼长在外面不方便人类食用。这是玩笑话,毕竟蟹也不是为了给人吃才出生的,而且人家长这样就是不让其他生物捕食的。被骂的公知们看上去很客观,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 “食蟹人” 的立场,而不是“蟹”。比如某些公知借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来进行攻击,说实话,看着他们声泪俱下的表演,我怀疑在偏僻小山村长大现在北漂的我以前可能过的是个假人生。我真切的希望他们搬到农村去生活十年,而不是靠着旅游度假去两趟。
其次,之所以遭人反感,是他们双标严重。以前《穹顶之下》火的一踏糊涂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吃着刚点的外卖义愤填膺的骂环保政策。不得不说,这个纪录片对于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是有贡献的,但小伙伴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也是不环保的,并且在此之后数年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过。而制作这个记录片的柴静,在采访丁仲礼院士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时候,让人失望透顶:照理来说,人类无论肤色、民族、语言、发展水平等,都属于一个物种,那么就是平等的,那发展权利也应该平等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表面上是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实际上是限制工业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提出的方案是变相的 “赢家通吃”,根本就不想后进者有发展的机会,乖乖给他们做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就好,当 “文明国家”的韭菜嘛,不寒颤,然而这竟然就是打着 “自由平等博爱” 大旗的西方文明(嘴里都是主义,实际上都是利益)。被骂的公知们,很多就是端着饭碗抢肉吃,放下饭碗就骂娘,嘴里说的是“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但实际上无论你做什么他都变着法子骂。
最后,被骂的公知们压根就不想听众独立思考。看上去他们在鼓励你思考,但一旦你真的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骂你 “睡不醒”“被洗脑” 等或者把你带进他们的逻辑陷阱里面,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鼓励你思考,只要不带脑子接受他们的 “真理洗礼” 就好。对于这些人,不要试图跟他们讲道理,多说一句话就输了。
个人以为,之所以很多公知是 “高校知识分子”,比起 “独立思考”,更有可能是 “专家心理” 造成的 “幸存者偏差”(从侧面来说,受众属于比较尊重知识和理性的群体,可惜他们信错了人)。
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网上被骂的公知具有明显的年龄层分化。对于年长的一辈,他们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而且当年他们出国留学时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为什么年纪越青的高知,变成被骂公知的数目越少,虽然他们的实际数目远高于老一辈,然而话语权的权威性大都还在老一辈手里,这种现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改变。
P.S.:近代东方文明对抗西方时惨烈的失败至今都在这些受害民族心理埋下阴影,这种恐惧心理延伸到现在反倒变成了某些人的崇拜行为。这些人选择性的无视了黑奴贸易、殖民主义和对原住民的种族屠杀,更有甚者把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视为人类文明进步必不可少的阶段。人类渴慕胜利,崇拜强者,但这些人错误的认为强者就是英雄,胜利就是正义。一个多世纪之前,达尔文就告诉我们,生物演化确实是 “物竞天择”,但是“适者生存” 而不是“强者生存”。
先加一个限定条件:文科类。
高校知识分子有文科的,有理科的。大部分理科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不行,是说一个事实。比如 “中芯国际的芯片研制技术不如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可以量产 7nm 芯片,中芯国际只能量产 14nm”,这种话你再粉红也没法反驳,因为是事实。
其次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文科专业不事生产,不可替代性差。《辛德勒名单》里的历史教师悲痛提问 “历史怎么就没用”,固然是讽刺,但在大家都一穷二白的时候,一个熟练工确实比一个历史教师要有用。结果导致这些高校知识分子空有一身屠龙之技却无处施展。
第三就是行动力较差,或曰之被养废了。油管上有个博主,诨名刘大圣。这人就是到了美国落地撕护照打黑工的,他的很多观点很傻逼,但对于他这么有勇气的行动我个人很敬佩。而高校知识分子大部分在中国生活条件不错,不可能像刘大圣一样来美国打工。
因为理论创新的速度更不上知识普及的速度了
二十多万理论工作者要加油啊
闲:我跟大学老师哥们说马上可能要推一周 2.5 天休息,他说这会削弱他的职业优越感。
臭老九习气:凭什么我这么高学历不给我钱不给我权?
老师职业:他就是好为人师。
不要说我反知识分子嗷,比学历我也学到头了。
高校多公知,高校造公知!
一方面,国家与社会惯坏了他们,宠坏了他们。高工资高待遇让他们习以为常,久而久之,敬畏和感恩之情消失殆尽,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情况便频频发生在一些人身上;社会人的尊重,年轻学生的盲目崇拜,让他们越来越自以为是,渐渐不把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放在眼里,变得浮躁、狭隘与狂妄,脱离了国家与人民期望的轨道。
另一方面,家族背景,外来影响,三观因素,决定了这一部分人小人得志后变本加厉地报复社会,利用平台兜售私货,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毒害青年学生,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的情况之下,难免一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受到毒害,误入歧途。
无论是公知还是造公知的人,必须严格查处,严厉打击,还大学校园以清明清正,让大学平台真正成为为国家和人民培养民族精英的田园净土!
高校,还文科老师,闲的没事,找存在感呢。不像理科,工科老师,还得带着学生做实验,搞实践活动,甚至下车间。也不像中学老师,尤其高三老师,天天刷题,分析学生,分析试卷,分析家庭的。更不像幼儿园小学老师,学生生活还得管,课间都得在教室盯着。
所以高校校长们,恳请以后给这帮老师多排点活儿吧,什么社区服务,党员活动,档案整理,社会考试监考,高考判卷,高招咨询,新学期迎新,班级辅导员…… 多找点儿这样的老师,别忙的忙死,闲的闲死。
助教什么的就别给他们安排了;时不时的安排他们下基层搞点社会调研什么的,自己去不报油钱;不是他们有好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吗,那么毕业生找工作的事就分包给他们,学生找不到要扣钱的。
毕竟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让这些空谈高校老师多干点实事去吧。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声音的,我只见过朝鲜
如果公知大部分是社会底层那才叫咄咄怪事呢。
这个世界最大的邪恶就是低智和偏执,而学历越低的则越容易被精神控制。
你知道高校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吗?
那你又知道高校知识分子有多少反公知的吗?
真正老一辈知识分子,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这些老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其中有两种人:要么特别反对,要么就是特别支持。反对的理由很简单,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什么人民群众?上过山下过乡,而且他们是接受过狂热人民群众虐待的一帮人。
【这里有个问题,怎么区分人民群众?上山下乡时淳朴的乡亲,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不是人民群众?是!被批斗戴高帽时,狂热的红卫兵是不是人们群众?也是!你来说说人民群众是好?是坏?】
这帮老一辈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别说不存在,事实胜于雄辩),见识过人民群众的两面性,见识过人民群众的疯狂,自然不会轻易相信所谓的群众的声音。这个根本不是脱离人民群众,脱节的问题。他们知道人民群众疯狂起来那是不可控制的,所以不在乎群众意见,所以脱离大众观点。
而老一辈知识分子里,虽然都经历了文革,最后也并不是全变成了反对派。他们支持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某些时代背景及信仰问题,选择了忍耐。而且他们作为中国人,为了祖国的稳定和家人的安全选择了妥协和忍耐,也很正常。
至于后起的那帮知识分子,反对的人有两种:1、去西方留学的有可能是被洗脑了,或者说好听点可能是思维西化了。2: 要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没出过国,但听家里老一辈经历过文革的,被批斗过的亲人讲过这些共和国的历史,所以印象不好。设身处地的想,要是你爹你妈被人民运动迫害过,你能心平气和的歌功颂德吗?自然而然变成反对派也能理解。
不过后起的知识分子里也有支持的,那也很简单,两类人,1: 要么是从理论上经验上全面认识到了体制的运转方法(好的、不好的),但最后还是从心底里认同体制。2: 要么也有可能是出生在文革后期,没见过体制恐怖的一面,没见过人民群众狂热的一面,只知道体制的好处,所以支持。
最后,最近才出现的这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反对派。这帮人有 85 后到 90 后,成长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期。物质生活变好,政治管制逐渐放宽。有些人家里可能还是体制内的人或者是 “先富” 的那一批资本家。这种人当知识分子而且是反对派那才有可能是所谓的脱离人民群众导致的。
所以建议,反对派不等于公知,别一棍子打死。而且对于第一类(经历过文革)和第二类(直系亲属受过文革迫害)的人,他们从文革出发反对体制,情有可原,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吧。这帮人不至于被喷。
相较于这个问题本身,回答才是更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观察下高赞的日期,2020 年和 2021 年,不到一年的时间。是这个社区在一年内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在一年内发生了什么?还是老百姓在一年内发生了什么?还是这个世界一年内发生了什么?风向之变化竟如此有趣。
其实老百姓很简单,要吃好喝好穿好过好,甚至你比我高一等都不要紧,别在我跟前嘚瑟晃眼就行。这要求不过分,这要求应该满足。所以我个人也从痛恨带路党公知到逐渐无所谓的态度。
经济发展产生的问题,依旧要回到经济发展中去解决,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把公知都杀绝了又能改变什么呢?解决了,解决好,公知们又会变成孔乙己徒增笑料。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作为人民群众就应当被情绪裹挟,被谁欺骗,他们都说我们是乌合之众,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保持自我。我们向往独立思想,向往自由意志,能获得这些的唯一途径只有学习和提高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就多翻翻书查查资料,没有坏处。悟透世界后的躺平是庄子,单纯累了就躺平那是咸鱼,真正的反内卷是老子什么都会但不给你干,啥都不会那就是啥都不会。
总之,经济下行期总是艰难的,但又是绝大多数个体一生中无可避免的事情,所谓人生发财靠康波,反之亦然。经济周期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类。我愿意多听听不同的人说点不同的事儿,我也许今天被这个骗明天被那个骗,那是因为咱终归不是天才。但我总不能次次被骗天天被骗,总要识破你一次。多听多看多感受,同时保持理智和思考,经济周期是我个人无法改变的事情,但尽可能不被人骗是我尽力可以尝试的事情。错误的引导是有害的,它会让我们失去机会,这很重要。上网嘛,多个心眼没坏处
我个人对北大比较了解,姥爷是建国后第一批进入北大的教职工,在化学系以及返聘后的行政部门工作了近 50 年,也算元老人物;此外很多童年玩伴、同学都是北大子弟,他们的长辈不乏有在北大身居高位者。因此也直接或间接了解很多北大教职工和学术层面的新鲜事。
北大公知恐怕是中国最出名的,其次是人大,很久以前就这个疑问和发小的奶奶、原钱学森秘书张老师探讨过,只聊了三两句就豁然开朗。
张老师是旗帜鲜明的左派,但她对北大的右派公知却比较包容。
首先她认为高校毕竟是学术性场所,应允许比一般场合更自由的发表、探讨不同见解,而其他人(包括学生)同样可以自由的进行互动。但应该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要轻易把学术辩论、争论延伸到非学术场合,比如互联网或校外传教式讲座,现在北大个别教职工喜欢在微博上发表有极大争议的个人见解,而且是直接抛结论缺少论证过程,其实是被传统左右派共同反对的。
此外,我身边大部分北大左派和中间派都认为,对待个别公知有两种最佳方案,其一是送出国,最好移民;其二是豢养在高校,给点俸禄和虚名,在校内愿意怎么喷都行,也不缺左派和他们对喷,一般公知到后面就偃旗息鼓了,有兴趣可以看看早年陈平教授的公开课视频,上着课就开喷 XX 教授,战斗力爆表。
最后想告诉各位,中国高校的知识分子,真正坚定的左右派并不多,大多都是墙头草混口饭吃,随着个人利益变化而左顾右盼。把这些人留在高校,对国家和人民是幸事,如果让他们进入国企或公务员队伍、掌握实权,造成的损失可是实实在在的。
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其中一部分现在之所以沦为恶臭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互联网时代信息透明化下底层人民对他们自命清高的一种反攻倒算。
请注意,我没有剥夺任何人反攻倒算的权利。你可以觉得郎咸平柴静夹带私货,或者觉得方舟子简直不可理喻——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还不至于上升到一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的程度上。换言之,我只是觉得你们这种反攻倒算上不得台面而已。因为你不得不承认一点,那就是这些人,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他在知识的获取,整合,进而提炼,甚至演变为输出的能力上,肯定比你强很多,而且是不止一个段位式地那种多。
前两天我在知乎上唠唠叨叨一篇关于川普、拜登、佩洛西和乌克兰之间的小八卦,很多人看着反正觉得挺爽的。但是同时也招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你这故事写的,tm 纸牌屋都不敢这么编,真的假的啊?我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几成真假我还真不好说,但是这些事儿就算是编的那也不是我编的,我的信息来源很多,这不仅仅因为我会翻,过去时哈,还来源于我底子打得厚。我的角色?只是一个信息整合输出者而已。至于真假,哪怕这个真的是编的,那也不关我的事。
别怪我说话难听,真的,很多人现在连知识获取这个第一关都过不去。你别不服,我就问你你这辈子嘤语学术水平最高的时段是不是就是高三?那你就这样你谈什么知识信息获取?不客气地讲,你不要看不上 BBC,因为你连指出 BBC 到底在什么地方胡诌八扯,都需要我们这种人来替你翻译过来,要是我真的居心叵测,在里面加点私货,你能看出来吗?
好,哪怕你能过知识获取这一关,你有整合提炼能力吗?通俗点说就是你能否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信息里有选择性地剔除一些看就是假的,或者是与主线剧情没有什么关系的垃圾信息,然后把剩下的有用信息组织成一个相对来说逻辑通顺的信息链?这个能力真的是需要训练的,而且不是上微博上知乎就能练出来的,这个能力目前为止最好的训练场还是在高校。而且说实话,高校里没训练明白就毕业的大爷们也大有人在,不信你看看知网上他们为了刷而刷的那些论文,我说好听一点叫知网上媸妍并存,说难听点叫现在知网就是个什么人都能进的公衆トイ。。。。。。额,算了,留点口德吧,不说也罢。
输出,尤其是面对公众的输出能力是个很高端的技能,我不会,我也不多做评论,这总行吧?
我看这个问题下面很多人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很多高校上一代学者本身水平不行。
我就特别讨厌这种论调你知道吧。
他不行,你是怎么行的?你是七彩葫芦里蹦出来的么?我再讲一句不客气的话,离了智能手机你可能啥都不是。我给你放讲台上你信不信你要么十分钟都撑不下去,要么上一句讲啥下一句就忘了。
因为你没受过训练你知道么?你脑子空你知道么?你骂人都是翻来覆去的 50 万,没来电,还有什么?没了,对不对?哎我去真的是无聊和天花板做あい——无聊透顶。
前两天还有人问我说,你作为一根兔毛,怎么可以不支持俄罗斯?我打个哈哈糊弄过去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这种满嘴马列主义辩证法,满脑子形而上学的人解释,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现在的俄乌战争,意识形态催生出的政治冲突永远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而这里面的是是非非又有谁能二极管式地三言两语讲清楚?但是我总知道杀伐是不对的这一基本道理吧,谁想死啊?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里说的对,骂的最狠的人正好就是那群该劝却又不听劝的人。不过这哥们后面一句话说的也是那么个理儿——你骂呗,我这人脸皮厚,我搭理你一句我又不会多一块钱。
“肉食者鄙”、“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些话由读书人来说是好事情。按照同样的逻辑,百姓应该说 “草根出身的皇帝杀功臣”、“农民因为目光短浅、好大喜功等原因,所以起义是失败的。” 大家你推我让、以和为贵,自然舆论清净、天下太平。
我和这位基金总监聊天,从谦虚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没资格教训别人。只不过他是基金总监,我不敢直接说包括他的 “我们” 而已。但转过身来,底层认为自己正确,单凭这一点就应该被教训。
公知的前提就得是个知识分子…… 你这就好比问:为啥那么多鱼都生活在水里…… 废话,能上岸的那叫王八。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关乎是否符合知乎的规定。然而,由于从问题本身看不出这是一个存在问题的问题,而往往会出问题的只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回答。所以我冒着风险斗胆进行回答,希望能够符合知乎的相关规定。
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现在在中国本一率仅仅是 4%,因此,高校知识分子更是少中又少的人。而这一小波人产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虽然反智主义盛行甚至行为激进,阻止他人比自己拥有更高的受教水平,比方说不希望他人去上学(中学),对其进行恶意的劝说和诱导以及甚至威胁。但是,反智不是主流,更多的人相信这些能够产生很大影响力的人,因为相较于那些反智主义者,更多的人是拥有正常的心智的。
对于这边所说的高校知识分子,一般就是指讲师,甚至是教授。社会对于这些人是信任的,因为公知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甚至一些受过一些教育的并非高校知识分子的人,仍然有人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信任,就是因为中国的本一率还仍然很低,很多人连硕士学历都没有达到。
知乎上有公知吗?产生的影响力都是正面的吗?哪怕是克莱登大学留学回来的本科生,都会受到很大的景仰与信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才不回答,盐值重要。咪蒙仅仅是一个文学硕士,还并非高校知识分子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其实这是因为她有着其他的身份,普通的硕士没有的身份,名校毕业又从事自媒体这一领域的工作,而且主要是因为她的自媒体已经做到了一定的程度。
吃着体制给的饭,打着批评体制的旗号赚钱。
只有高校知识分子才有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格,就像只有斯巴达的女人才能生出真汉子一样。
那些书都没读过几本的,既做不到公共,也不了解知识。
西方有没有公知?有!但跟我国的不是同一种东西。西方的公知,是坚决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所谓 “普世价值”(就是本次疫情中你看到的那些)的,我国的公知,也是坚决向往这些东西的。
为啥是向往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公有制经济,以及更多的中国传统治理结构。
所以我国的公知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跟经济基础中的公有制部分,以及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中国传统治理结构,是种天然敌对关系。当然,拥护公有制跟中国特色治理结构的知识分子更多,不过他们发声较少(毕竟拥护 “既有” 的人较少喊叫),所以算不上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发声时你也不会把他们算作“公知”,毕竟公知在中国是个贬义词。
我以前也以为高校里持公知思想的人比例较大,后来去高校当了老师,才发现,其实并不比其他群体中的比例更高。不过因为一个人在高校从业,你更容易将其定位为公知,而一个持有公知思想的农民工,你却不认为他是公知,不是因为你觉得他不够公,而是因为你觉得他不是知识分子。
其实知识分子是个骂人的话,都义务教育了,谁还不是个知识分子?特指那些脱离生产,专事为某种政治力量摇旗呐喊的吧。
千万别用知识分子这几个字侮辱高校教师,大部分高校老师都属于兢兢业业的科技工作者兼教育工作者,妥妥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方方那种才是公知。
而且只要上过大学,理工科,从事技术服务,谁又不是科技工作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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