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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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猫哥的视界​ 发表

给大家讲一段被重重迷雾所遮盖的历史。这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悲壮最感人的历史。理解这一段历史,你们才会知道,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就是前三十年工业史。

建国之初,满目疮痍。

当年粮食总产量约 1.1 亿吨,摊到 5 亿人头上人均只有 200 公斤。

工业基础几乎为 0,全国工业基本集中在 3 个点上,东北几个大城市、上海、广州。产业工人只有 1000 万出头,工程师只有 12 万人,其中只有 4 万人合格。

基础设施惨不忍睹。

外汇储备基本为 0——之前国库的黄金、银元、外汇早已经被秃子刮干净运到了台湾。

80% 的国民是文盲,5 亿人口的国家每年的小学生——对,你没看错,每年培养的小学生只有 67 万人。

最糟糕的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生态已经严重恶化。当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可怜的 8.7%,而北方已经降低到不到 5%。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平原地区基本看不到成形的树木,几乎所有的山岭都是一片光秃秃的石山。

生态的恶化让全国灾害不断——暴雨、干旱、泥石流层出不穷,那个时代兔子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 35 岁。

急剧恶化的生态已经表明,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5 亿人口已经超越了这片土地能够承载的极限,按照自然法则,或者爆发战争,或者爆发生态灾难,让总人口自然淘汰到 4 亿以下,才会慢慢恢复生态平衡。

过去这片土地几千年来都重复着这个规律。

怎么办?

怎么才能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怎么才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延长老百姓的寿命?

怎么才能根本上遏制恶化的生态,重建青山绿水?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答案:

工业化。

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只有工业化才能不断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

只有工业化才能遏制生态的灾难(这一条可能有些人无法理解,你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只有工业化才能让兔子站起来,实现民族的复兴。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就是工业化。

答案显而易见,但是做起来却千难万难。

建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天文数字的金钱,需要海量的工业设备,需要几千万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几百万优秀的工程师……

而这一切,兔子都没有。

但是兔子却有经历战争考验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管理层,有着一个对 5 亿国民进行高效动员的组织。

一切为了工业化!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一套管理模式被设计出来:

缺钱?就搞高积累,勒紧裤腰带,把每一粒粮食都省下来,投入工业化;

没设备?就向北极熊全面靠拢,再在东方之珠开一个口子,走私也要引进工业设备;

没人才?就大面积铺开基础教育,搞简化字,快捷高效的传播知识;

怎么激励优秀人才投身工业化?搞城乡二元化,让工人与干部吃皇粮,拉开城乡的待遇区别……

那么,

这样的顶层设计就可以让兔子跨进工业国家的大门了吗?

远远不够!

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必然将过去农业社会形成稳定利益格局砸得粉碎,重建一个以工业体系为核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大批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伴随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社会的剧烈动荡。

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

纵览世界工业革命历史,字里行间都是斑斑血泪。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不列颠,纵然在大航海时代从全世界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来启动工业化,但是工业体系对劳动力永不停止的需求,同样产生了 “羊吃人” 的悲剧。

羊吃人

有光荣历史的高卢雄鸡,与工业化过程相伴的是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仅仅拿破仑时代,高卢人就奉献了整个国家 23% 年轻人的生命。

至于北美大陆的鹰酱国,工业化也导致了北方工业资本家与南方农场主的尖锐对立,南北两方撕裂成两块,整整 4 年的内战将国家打成一片尸山血海——比后来参加两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人数还多。

南北战争

那么,兔子怎么跨进工业国家的大门?

简单的重复鹰酱、高卢、不列颠等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让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再承受一次工业化的巨震?

不!绝不!

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就像一把巨锁,将五亿国民牢牢的锁定在土地上,通过限制国民的自然流动,力图将工业化对社会的冲击降低到最小程度。“农转非” 就像是开锁的钥匙——根据工业化进展,有计划的将一批批农业人口转化成工业体系的工人以及体制内的管理人员。

于是,在这样复杂顶层设计下,兔子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苦难行军。

1. 钢 铁 之 梦

工业化首先从何而始?

煤 + 钢是工业化的基础。

煤炭为工业化提供燃料,而钢铁是工业化最基础的材料,放眼国民经济社会,钢铁的需求几乎无处不在:工业设备要钢铁,开采煤矿要钢铁,基础设施建设要钢铁,农业生产要钢铁,连北方冬天用钢铁做的炉子也比用砖石切成的燃料的使用效率高得多。

可是,建国之初,兔子的钢铁产能低的可怜。在当时工业化国家钢铁产量以千万吨计时,1950 年兔子钢铁产量仅仅 61 万吨,对于一个工业体系而言,这点钢铁产量可谓杯水车薪。

自己一穷二白基础薄弱,外部又面临鹰酱等西方世界的封锁,向北极熊靠拢,获取必要的经济援助 + 工业设备就成为一种必然。

适逢朝鲜半岛南北战争爆发,兔子一方面为了保卫东北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一方面也是向北极熊纳投名状,几十万兔子卧冰嚼雪,气贯长虹,将鹰酱等 18 国联军赶回 38 线,从而在朝鲜半岛停战后获得北极熊 156 工程的关键援助。

156 工程是北极熊对兔子工业体系建立之初的关键援助,是兔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该工程总计 156 项工业项目援助,包括煤炭 25 项、石油 2 项、电力 25 项、钢铁 7 项、有色金属 13 项、化工 7 项、机械 24 项、轻工业 1 项、医药 2 项、军工 45 项、施工 3 项。

156 工程帮助兔子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架子,也是当时兔子薄弱的基础所能承载的工业援助的极限(156 工程主要集中在东北,因为当时东北产业工人与技术员不够,还从上海抽调了十万工人与技术员赶赴东北及各地支持。直到今天,在东北还能遇到很多带这上海口音的老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轰轰烈烈展开了。到 1957 年,兔子第二产业(工业 +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从 1952 年的 20.9%,增长到 29.6%。

工业化取得了开门红。

注:工业体系的建设最初搭架子还不算很难,自己凑一点,别人给一点,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骨架很多国家都能做到,难点是后续的扩张——怎么协调几十个工业门类的发展,怎么维持几十年对工业化的投入,还有就是工业体系的发展要与国际大环境契合等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纵观二战后历史,除了少数国家如脚盆鸡、高丽、琉球因为基础较好,人口较少,在鹰酱扶持援助下发展了部分优势产业外,成功完成全产业链工业化的只有兔子一个,过程中兔子是走了不少弯路,交了不少学费,但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呢?现在连出路都没有!

1957 年这个节点却出了问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兔子为了把全国力量统一纳入工业化建设中,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是合作社,工业是公私联营——整个国家由一个松散无序的农业社会结构改造成一个组织严密、指挥统一的准军事化结构。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兔子与北极熊交恶,北极熊不但停止了对兔子的援助,而且在 2 年后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所有的技术专家。

怎么办?

理论上外部援助断绝,兔子只能靠自己慢慢积累完成工业化过程。可是,已经完成的社会结构性改造怎么办?又改回去?

那里能改得回去!

湖北孝感事件就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1957 年孝感一所初中学生忽然得到通知,高中升学率降低了,考不上高中政府不再分配工作,大家继续回家务农——这个消息对于长期被灌输掌握知识以后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学生的打击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于是冲动的学生上街游行,还围攻县政府。

这个事件对高层震动非常大。虽然当事人都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高层不得不考虑连锁的效应——为了迎接工业化,全国拼命普及教育,仅仅才几年,57 年时全国已经建成 9000 余所初中。如果工业化进程变慢,那么,就很难给这些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难道等着再出一批孝感事件?

这还是学生层面,工商、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更大,如果走回头路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于是,一咬牙,做出一个激进的决策:

大跨越!

工业以钢铁为核心的大跨越。

农业以粮食为核心的大跨越。

大跨越就是一场悲剧,在那三年中,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吹气般从 57 年的 29.6% 膨胀到 60 年的 44.5%,然后断崖式在 61 年跌落到 31.9%,与工业同时跌落的是粮食,由于大跨越对生态的破坏以及放卫星式的蛮干,61 年的粮食总产量从 58 年最高峰的近 2 亿吨跌落到 1.3 亿吨!

大跃进

最令人痛心的是,高层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根本不知道基层真实的生产数据,对于粮食产量做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加上对北极熊还债的压力,错误的做出了提高粮食征收指标的决策。

1960 年——1962 年,兔子以粮油 + 其它食品折价 21 亿新卢布归还北极熊债务,以矿产 + 五金折价 14 亿新卢布归还北极熊债务。

60 年代新卢布汇率还高于美元,21 亿卢布大致等于 23 亿美元,23 亿美元的农产品啊,按照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就是七八百万吨粮食——差不多就是 4000 万农民一年的口粮。

粮食减产 + 征收提高,

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悲剧之后,兔子只能继续默默的做工业化积累,**直到 66 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 37.9%,同期农业占比为 37.8%,兔子历史上(不算大跨越三年)第一次工业指标超过农业。**兔子第一次感觉自己摸到工业社会的门槛,这个时间节点与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起点是如此巧合,很难让人不去联想之间的逻辑。

又是三年动荡,工业产值又跌落下去……

70 年工业产值才再次超过农业,直到 1978 年,兔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 47.9%,农业占比降到 28.2%,三十年苦难的行军总算积累了一点家底。

除了工业基础,78 年兔子还培养了上亿的产业工人,700 万工程师。

有了这个底子,才赶上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末班车,从脚盆鸡产业输出中收益甚大。

苦难的行军(52——80 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注:全球产业转移有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不列颠向西方大陆和鹰酱转移。这次转移加上不列颠与西方大陆陷入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鹰酱成为工业第一强国。

第二次转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鹰酱向脚盆鸡和西普鲁士转移

第三次浪潮大致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区域在东亚地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是由脚盆鸡主导的,是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产业输出国,而东亚 “四小龙” 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兔子在 80 年代初赶上了末班车。

第四次浪潮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产业输出地包括日本、东亚 “四小龙”、鹰酱,这一次兔子成为最大的赢家。

兔子能够赶上 2 次产业转移,除了自己之前的底子扎实,也有一点运气,80 年代——90 年代脚盆鸡如日中天,与兔子建交后,出于对战争的补偿,给当时改革开放的兔子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无偿援助 + 贴息贷款折合兔子货币 4000 多亿元,还有就是大量技术援助 + 生产线。

在 80——90 年代,脚盆鸡是兔子发展最主要的国际资金提供方 + 技术提供方。这批援助对于兔子工业体系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2. 以 粮 为 纲

民以食为天。

填饱老百姓肚子需要粮食,进口工业设备所需要的外汇也要靠粮食来交换。工业化之初,粮食的地位是无以伦比的。

耕地能种植粮食的统统种植粮食。

受益于一五计划工业的发展,到 1958 年,粮食产量从 10 年前的 1.1 亿吨干到了近 2 亿吨。

大跨越时期,各种稀奇古怪能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都想出来并去尝试。在自上而下的狂热情绪下,“放卫星” 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然并卵,最后是惨痛的失败。

最后,兔子才不得不认识到,提高粮食产量归根结底还得要靠工业化——准确的说是化工工业。

21 世纪兔子农业每亩土地使用化肥将近 30 公斤,人畜粪便要提供 30 公斤化肥同样多的养分需要 1 吨。当时人均耕地约 2 亩多。一个家庭一年能提供 2 吨以上的粪便吗?当然不能,在化工工业发展起来之前,在农村,粪便就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

雷锋捡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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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就讲过,他小时候在外面玩耍如果拉了大便是要用树叶包着拿回家的。

现代化肥工业最重要的部分是合成氨工业。氨是制造所有氨肥、磷肥的基础原料。合成氨的化学原理并不高深,但是合成氨过程需要设备与管路承受巨大的高温高压,这是要合金钢无缝管生产为基础的。

兔子的钢铁工业才刚刚起步,无法制造无缝钢管——包括过去战争年代,无法制造大炮必须的无缝钢管也是让兔子军工头痛不已的问题。

不能生产无缝钢管,靠着一点可怜的外汇去进口,兔子的化工工业只能象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去攒。

50 年代兔子一共只建设了 4 家合成氨工厂,60 年代 20 多家,直到 1970 年兔子化肥年产能只有 200 万吨,与 21 世纪年产 4000 万吨相比,产量可谓杯水车薪。

1970 年后,兔子终于掌握了合金钢生产技术,随后一口气生产了几百套合成氨设备,建设了上千个化肥厂。从 1970 年开始,平均每年化肥生产增长 100 万吨,75 年提速到增长 200 万吨。

合成氨技术突破意味着化工工业的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农药工业、农机工业伴随着合成氨一起腾飞,塑料薄膜(大棚种植材料)、塑料水管(引水灌溉工具)也大量普及。

历年化肥产量

在完整的化工产业链支持下,兔子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一路狂飙。

70 年代后,兔子的粮食生产曲线以一种近乎 60 度斜率向上狂飙,从 60 年最低谷 1.3 亿吨到 80 年超过 3 亿吨,到 2015 年的 6 亿吨,同期还生产 6 亿吨蔬菜与水果(时至今日,南边的阿三在耕地面积与兔子差不多,自然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年产粮食也不过 3 亿吨。)

历年粮食产量

现在的中国人每年大概只吃掉一半的粮食产量,另一半就去喂牛、喂猪、喂鸡——一公斤猪肉要消耗 5 公斤粮食,一公斤牛肉要消耗 6 公斤粮食,一公斤鸡肉要消耗 2 公斤粮食,供应 13 亿国民天文数字的肉类需求就得消耗天文数字的粮食。

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就从国外进口,2017 年兔子进口了 9500 万吨大豆,将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 90% 以上的出口大豆席卷一空。而用来购买大豆的外汇则是我们用工业品出口换来的。

2015 年,兔子国民年均消耗肉类 59 公斤,位居世界第十,亚洲第一;人均消耗鸡蛋 300 个,世界第二;人均消费蔬菜 500 公斤世界第一……

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只有兔子这样逆天的全产业链才能让 13 亿国民支撑起一个吃货的大国。

这些令人自豪的数据背后,就是前三十年苦难行军的成果。

3. 教育的困局

百年大计,教育第一。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建国之初,兔子就在教育扩招的道路上狂奔。当时薄弱的国力决定了教育投入非常有限,为了提高基础教育的效率,最大程度降低知识传播的障碍,兔子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文字专家,搞了一套经典的简化字方案 + 配套的拼音体系。

简化字的广泛应用,让兔子教育如虎添翼,成就斐然。

列一组数据:

1951——1956 年,小学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1957——1968 年,初中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1971——1976 年,高中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2001——2008 年,大学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2017 年,有 800 万大学生毕业,其中硕士 50 万 +,博士 5 万 +。

目前兔子适龄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将近 1 个亿,而整个西方世界,这个数字不过 2 个亿。

这些成就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上面的数据有时代年限的断层。

为什么会出现断层?

原因只有一个: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否则就要出大问题!

57 年孝感事件就是教育发展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工业化水平,这是当时管理层做出 “大跨越” 决策的重要原因,企图用工业化 “大跨越” 来解决教育扩张产生的就业问题。

大跨越失败后,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知识青年下乡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从 60 年代初到 78 年,几千万受过中学教育而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的青年走入了乡村。

知青下乡,是苦难行军中最凄婉的青春之歌…… 有部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的磨砺,淬炼出坚强的意志,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脊梁。

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同期以恢复高考 + 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来吸纳这些新增的上千万知识青年,但是工业化进程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足以满足就业需求。大量年轻人滞留城市无所事事,导致城市治安恶化,83 年启动严打……

90 年代后期再次启动大学扩招,这一次终于踩对了节奏,2003 年加入世贸提供了外部旺盛的需求,让大学扩招培养的几千万大学生产生了一波工程师红利。

没有工业化,就没办法发展教育!

经典例子就是南方的阿三,目前还有 30% 的人口是文盲,所以,“印吹” 说什么未来 50 年阿三会超过兔子,我是决计不信的。文盲算什么人口红利?

4.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工业化之初,高积累就是一种必然。

即使是西方国家,通过大航海时代掠夺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在工业化之初,资本家也拼命压榨工人,通过疯狂积累来攒出扩大工业生产的资金,工业革命早期工人阶级的待遇是骇人听闻的。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事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资料引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疯狂的高积累才能让工业体系这个吞金兽飞速成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开始反哺国民。但是工业化初期工人看不到反哺的前景,只能长期的奉献。

为了高积累推动工业化,兔子创造出一套票证制度,所有的日常用品全凭票证供应——包括粮票、肉票、布票、油票…… 票证制度将食品与日用品供给压缩到最低。那个时代,有票证的居民相对生活还是有保障的,而没有票证的农民们,生活更加困苦。

各种票证

直到 70 年代,粮食生产在化工业支持下已经明显改善,居民的供应依然可怜。那时,一般城市居民每月供应 23 斤米面(学生是 27 斤)、4 两油、半斤肉…… 那时,大部分国民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苦难的行军其实就是饥饿的行军。

记得母亲说过,70 年代,有一天父亲实在熬不住,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一块上海牌手表卖了 50 元,跑到黑市买了 10 斤肉,两顿就吃的干干净净。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肥肉简直就是一种类似图腾信仰的渴望——时至今日,很多那个时代的老人还是酷爱肥肉,包括烧白、红烧肉、猪蹄、回锅肉……

苦难行军中的日子是真的太苦了。服装千篇一律,食物勉强果腹,日用品短缺,文化娱乐单调乏味。

1957——1978 年 22 年间,全民所有制职工名义年工资由 637 元增加到 644 元,仅增加 7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78 年城镇职工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 57 年 85%。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 72.95 元增加到 133.57 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年增长不足 1%。

1978 年与 1957 年相比,全国人均消耗主要消费品,除了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 203.06 公斤降到 195.46 公斤,食用油由 2.42 公斤降低到 1.6 公斤;牛羊肉由 1.11 公斤降低到 0.75 公斤,家禽由 0.5 公斤降低到 0.44 公斤;水产由 4.34 公斤降低到 3.42 公斤。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是那个时代兔子生活的常态。

六亿人民不仅忍受了三十年最低的生活水准!而且忍受了三十年不分配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有那个国家的国民能做到?但是,兔子却抗过来了。整整三十年,兔子吃糠咽菜几乎把每一粒粮食、每一件物资都省下来投入到工业化中!

三十年间,兔子国力在突飞猛进。

1952 年——1978 年全国 GDP 由 679 亿元增加到 3600 亿元,将近 6 倍!第二产业(工业 +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由 20.9% 增加到 47.9%。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有一个现象几乎被所有的人忽略了,那就是从 1960 年开始,在食物供应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兔子人均寿命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从 1957 年 45 岁左右,到 1978 年增长到 67 岁左右。

中国人均寿命曲线

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

5. 凉白开、抗生素、赤脚医生

工业化的副产品:凉白开、抗生素与赤脚医生。

先说说凉白开。

凉白开就是我们常说的冷却的白开水。在现代社会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其实在农业社会——凉白开对于普通人家是一种奢侈品。是的,奢侈品。

把水煮开了再喝更有益于健康,这个常识其实古人就有,早在晋代就有《养生要集》记载:“凡煮水饮之,众病无缘生也”。但是常识归常识,直到民国,绝大多数民众日常所喝的还是生水,不是民众不注重个人的健康,实在是燃料太宝贵。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名列第一,比粮食还重要。是的,我说的是柴。

粮食种下去总有几分收成,但是柴火却是越砍越少。兔子几千年历史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随着人烟的繁盛,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然后是生态灾难,瘟疫、战争,人口大量减少,自然生态恢复,大乱之后大治,周而复始,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在燃料缺乏而又人口集中的城市,人们的饮水更多依赖地下的井水,由于农业社会的城市不具备化粪处理能力,大量人畜排泄的粪便产生的污染,导致地下水质严重恶化。据清代《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外城 1258 口井,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洗不干净,洗头发黏手。这样的生水饮用基本就是吃别人用粪便培育的大肠杆菌。

在农村,由于相对富裕的城市夺走了大量的柴火,导致农村一般只能烧秸秆,有限的燃料当然只能优先保障吃饭、取暖的需求,烧开水就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是的,很奢侈。

大量直接饮用河水的后果就是,各种恶性传染病连绵不绝。直到民国时期,层出不穷的烈性传染病反复爆发摧残着国民的健康: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

柴火的宝贵,直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农村还在因为争夺柴火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解决燃料的问题只能靠工业化。

通过工业化开采煤炭来解决民众的燃料问题。建国之初,兔子就将煤矿开采放到与钢铁同等重要的地位,北极熊 156 工程,就有 25 个煤矿项目。一五计划中,兔子的煤炭开采量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增长。49 年煤矿产量不过 3000 万吨,到 57 年已经达到 1.3 亿吨,三年大跨越 1960 年达到近 4 亿吨的顶峰,61 年又降下来为 2.1 亿吨,然后慢慢增长到 78 年的 6 亿吨。

兔子历年煤炭产量

按 61 年来算,2.1 亿吨煤炭产量已经是 49 年的 7 倍,虽然大部分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但是城市的燃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城市(包括部分农村)开始大量应用蜂窝煤,没有城市争夺柴火,农村燃料问题也得到缓解。

燃料一解决,兔子开始喝上凉白开。

最初 58 年公共食堂开始免费供应开水,大跨越失败后,虽然食堂不再供应开水,但是,大跨越却让城市与农村普及了大量暖水瓶,随着煤炭产量的节节上升,凉白开对于国民不再是一种奢侈品。

凉白开的普及对于人体健康有重大意义,凉白开之后慢慢的有了更多的燃料可以烧热水洗澡,这又意味着公共卫生条件上了一个台阶。煤炭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给国民生活提供更多的燃料,更重要的是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1949 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8.6%,北方地区不足 5%,到 1978 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3%,现在是 22% 左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率就越高,森林覆盖率就越高。目前兔子的城市化率大致是 57% 左右,如果达到 70%,届时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40% 以上。

接下来就是基础医疗系统建设。

抗生素。

兔子抗生素之父:张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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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申 193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6 年赴美深造,1951 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后完成青霉素进口原料的代用品研究和国产土霉素、链霉素、红霉素的研制。他培养的国内第一代抗生素科研人才,主导了兔子早期的抗生素研究,成功建立了国内抗生素研制体系,让兔子的抗生素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同步。

在张为申以及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兔子在 60 年代实现大规模抗生素生产,让民国时代价格堪比黄金的抗生素成为白菜价,并在城市与农村广泛应用。

赤脚医生。

1965 年 6 月 26 日关于医疗工作的指示:

这些最高指示就是当年基础医疗体系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务实的指导思想下,兔子奇迹般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基础医疗系统。

首先是大量的赤脚医生被迅速培训出来,带着几片抗生素 + 廉价的中草药就源源不断的深入乡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1970 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成为那个时代医务工作者几乎人手一册的超级畅销书。

《赤脚医生手册》

与此同时,卫生部还组织城市 + 军队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截止到 1975 年,组织 110 万人次下乡提供医疗服务,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培养了赤脚医生 156 万,卫生员 328 万。

赤脚医生不仅用抗生素以及廉价的中草药给农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同时积极配合生产队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广了 “两管五改”(管理粪便垃圾与饮用水源,五改是改良厕所、畜圈、水井、环境、炉灶)。让农村公共卫生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

赤脚医生贡献巨大但是花费资源却少得可怜,当时一个赤脚医生为一个农民看病大致收入只有 5 分钱,每月服务 300 个病人也就 15 元的收入。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制度得到联合国妇女儿童组织的高度赞赏,并作为不发达国家基础医疗的样板向全世界推广。(然并卵,没有廉价的凉白开、抗生素以及中药基础,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没有一个能成功复制兔子的赤脚医生体系)

凉白开 + 抗生素 + 赤脚医生,这一套工业化的副产品成就是非常惊人的,短短十几年时间,不仅在农村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恶性传染病,大幅度提高了国民的健康水平,让国人的平均寿命从 1957 年 45 岁提高到 1978 年 67 岁。

所以,即使在高积累的背景下,工业化也不是没有成果的,兔子国民能够在前三十年工业化水平仅仅还处于初级阶段时期就能将国民平均寿命提高到 67 岁,与西方大陆那些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已经做得非常不错——西方大陆国家到 1900 年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后,国民平均寿命还不到 50 岁。

结束语

100 年前,这个国家沉沦在苦海里挣扎。

领土失去三分之一。

首都沦陷三次,两次被烧杀抢掠,一次被直接屠城。

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对内内战不断。

国民目不识丁,身体孱弱并且被毒品残害,人均寿命只有 35 岁。

政府毫无国际地位,被列强瓜分蹂躏,关税被把持,矿产被抵押,巴黎和会被列强出卖,918 被国联抛弃。

国民地位如狗,被任意欺凌,被屠杀,被做细菌试验,被当猪仔一样贩卖国外,然后变成异国他乡的白骨冤魂。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或者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的遭遇,只能是沉沦与泯灭。

……

但是,兔子是例外!

70 年前,5 亿国民在执政党率领下开启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苦难行军。

在外部援助断绝,国际贸易封锁,国内一穷二白、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令人窒息的环境下,5 亿国民吃糠咽菜,战天斗地,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硬是给后辈留下宝贵的遗产:

全球独一无二最齐全完备的工业体系。

上亿名熟练的产业工人,700 万合格的工程师队伍。

高效的基础教育系统以及高效的基础医疗系统。

出色的科研成就: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计算机、核潜艇……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解放妇女,让妇女与男人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

苦难的行军虽然艰苦,

但是却帮助这个民族驱散百年屈辱的阴影,

淬炼出民族的自信与尊严,

兔子是可以站起来的!

……

40 年,弹指一挥间。

时至今日,

兔子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等于鹰酱 + 西方大陆的总和。

兔子的工业体系不仅每年为国民提供高达几十万亿品类齐全的商品,还出口 15 万亿,包括全球产量 90% 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全球产能 60% 的家用电器、大量的纺织品、玩具、日用品……

农业产值世界第一。比排名第二三四鹰酱 + 阿三 + 桑巴的总产值还高。

兔子每年要生产全世界 52% 的猪、63% 的鸭、93% 的鹅、70% 的水产、47.8% 的虾肉、45% 的鸡蛋、81% 的红薯、70% 的西瓜、70% 的梨、90% 的菠菜、84% 的板栗……

13 亿国民人均肉类消耗世界第十,

人均水产世界第五,

人均鸡蛋世界第二,

人均蔬菜、水果世界第一,

人均居住面积世界第五,

基础教育系统、基础医疗系统冠绝全球,

全民识字率 95.9%,高于新加坡与香港,

高铁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基础设施领先全球,

天宫上空,蛟龙入海,

在南海种岛,在希腊租借港口,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

在亚丁湾护航,在利比亚、也门撤侨,在尼泊尔地震中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救援同胞,

在 2018 年硬怼鹰酱贸易战。

……

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从彼岸到此岸,

联系这两者的桥梁就是前三十年的苦难行军。

向我们的父辈致敬!

向苦难的行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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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工业化之路

原创 | 中美博弈三十年

知乎用户 风过耳畔 发表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走到现在情形,是因为在历史紧要关头做对了几件事。

一、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留下来谈条件,美国准备承认新政府,提了三个条件,最核心条件是承认老蒋和美国签订的卖国条约。如果答应下来,中国将是美国的隐形殖民地,将是美国产品倾销地和原材料提供地,中国的民族产业很难发展壮大,中国现在极大可能不如菲律宾,因为 1950 年菲律宾人均 GDP 是中国 7 倍。

二、没收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核心资产,比如租界和工业土地等。作为反例就是印度,印度采用不合作运动完成了民族独立,但核心资产仍掌握在西方殖民者手里,只不过换了代理人管理而已,核心资产的收益印度人享受不到。

三、完成了土地改革。世界上完成最彻底的土地改革是美国,是以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的方式取得的,这才是当时美国梦的基础。老蒋跑到台湾也进行了土改,更证明大陆土改的必要性,土改一是稳定了社会,二是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工业化的设备、技术、材料等需要向国际上购买,在老蒋把大陆的黄金、美元等硬通货搜刮到台湾后,大陆的硬通货主要依靠在粮食上了,恰恰是由于土改,政府才有资格调拨农民手中的粮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当年人均粮食占有不充分的情况下,还要出口粮食。同样的情况是,印度现在的世界饥饿指数比许多非洲国家还差,仍是粮食出口大国,第一大米出口国。

四、工业化。这才是改变中国命运关键,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否则,中国加入 WTO,就好比一群赤手空拳的士兵冲向了战场。

五、艰苦谈判加入 WTO,有足够的定力。中国加入 WTO,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并不是美国大发慈悲,看中国太穷要拉一把,而是因为 10 亿多人的市场对美国来说太诱人了,有巨大利益吸引,否则美国也不会陪中国玩 15 年。中国为了加入 WTO,前前后后谈了 15 年,就是争取对中国有利的条件,而不是某知友所说,中国什么条件都答应。

举个例子,原来美国是拳击场上 150 公斤级别超一流拳手,为了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他建立了一个拳击比赛场 (WTO),由他制订和主导这个秩序 (规则),他不仅可以下场比赛轻松赚取奖金 (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扩大的市场,为自己寻求廉价资源),入场比赛的会员还要缴纳入场费 (美元霸权红利)。中美谈判过程,美国让中国在 100 公斤级别小组里参加比赛,中国坚称自己应在 60 公斤级别小组里比赛,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条件,早就在拳击场上被打趴下了,还谈赚什么比赛奖金?

六、中国用血汗工厂在国际市场站稳了脚跟。现在还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在加入 WTO 后得到长足发展,是因为耍赖了,这完全是污蔑。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美国主导的 WTO 下耍赖,美国不会告中国吗?WTO 会偏袒中国吗?

在同一时期,美国在 WTO 被告败诉是中国的 2 倍,中国的败诉都执行了,而美国许多败诉不仅不执行,还阻挠 WTO 大法官的任命,造成 WTO 好几位大法官缺席。

许多中国人对 WTO 规则的遵守有个错误的认识,这其实更像是一场考试。他们替考了 65 分的美国指责考了 88 分的中国是学渣,岂不是荒唐?!考了 88 分可不是中国的自吹,这是 WTO 官网对中国的评价。

七、现在制造业升级,《中国制造 2025 计划》。这也是特朗普为什么和中国打贸易战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特朗普国师班农在日本演讲时说,这届政府主要任务是阻止中国制造升级,维护美国科技优势和美元地位。

知乎用户 历史环游记 发表

看看中国在面对核危机的时候是怎么表现的。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1969 年,短短二十年后,中苏这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却摩擦不断,纷争骤起,甚至作为中国老大哥的苏联要不惜动用核武器来清除中国这颗亚洲「毒瘤」。

核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

中苏之间的关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斯大林执政期间,双方关系达到顶峰,基本处于蜜月期,甚至还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限 30 年。

斯大林逝世后,继任者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对斯大林的批判,尤其是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让中共不悦。

至此,中国和苏联开始交恶,双方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外交、军事上的对立。

中苏之间从蜜月到交恶,也有诸多原因。

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苏联在领土扩张到远东后就一直是中国的邻国,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

围绕领土边境问题,双方一直就存在隔阂。

说到底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自己旁边有一个强大的邻国。

另外在外交上,苏联的作风也是横冲直撞,蛮横霸道。

1956 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了「三和路线」,中苏两国的意见分歧开始加大,隔阂也逐渐加深。

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本质上是想和美国一起统治世界。

在赫鲁晓夫的构想里,依附于苏美两国的其他国家,都要以两国为中心发展。

赫鲁晓夫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要服从「三和路线」,要在外交政策上和苏联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要为苏联的利益让步。

比起地缘边境问题、蛮横的外交作风,最让中国难以忍受的是,苏联意图染指侵犯中国的主权。

1958 年 4 月和 7 月,苏联强行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建设军用长波电台,以及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这样才能给予承诺中国的一些武器和设备。

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干涉试探,中国态度很坚决,直接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

苏联则非常生气,「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也让中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6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

中共关于「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的定性,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 20 万苏军进驻蒙古。

苏联还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

至此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直到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军事冲突。

2

「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之后,苏联开始频繁在边境地区挑衅。

据统计,从 1964 年 10 月到 1968 年 3 月,在绵延 6000 余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有 4189 起。

这种挑衅终于在 1969 年,于珍宝岛引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也带来了一场影响世界的巨大危机!

珍宝岛在中国北部边境,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这是一块面积只有 0.74 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如今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

珍宝岛历来为中国领土,中国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进行打鱼等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

仅仅在 1967 年 1 月至 1969 年 2 月期间,苏联边防军先后 16 次侵入该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

中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苏联方面停止武装入侵活动,苏联却置若罔闻。

守卫珍宝岛的是黑龙江合江军分区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他手下只有 30 多个兵。

珍宝岛对面是苏联边防军库里比亚克内伊和夏米海洛夫卡边防站,人数 200 以上,有坦克、装甲车、汽车,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动用直升机。

面对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远在他们之上的苏军,孙玉国接到的命令是绝不能先开第一枪。

然而 3 月 2 日这天的冲突程度却出乎了孙玉国的意料之外。

这一天,孙玉国带队正常上岛巡逻,却遭遇苏军三面 70 人的围追堵截。

在追到珍宝岛西部时,意外发生了,苏军首先开枪,当场就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 6 人。

孙玉国顾不得痛心,当即和早就提前埋伏这里的侦察分队一起开火。

枪声引发了珍宝岛其他方位的交战。

战斗最终以苏军丢下 32 具尸体,撤退而告终。

然而中方士兵也阵亡 17 人。

孙玉国料到苏军为挽回面子,必然会展开疯狂报复……

3

接下来几天,乌苏里江两岸的中苏边防部队都在厉兵秣马,加紧备战。

3 月 15 日上午 8 点。

苏军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

第一次苏军想搞迂回断包抄,断我军士兵后路,却正好进了我军的埋伏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能退却。

9 点 46 分,苏军发起第二次进攻,他们先是向中国岸边阵地和岛上守军,进行猛烈炮击,倾泻了有 1 万多发炮弹。

随后苏军出动 6 辆 T-62 坦克及 5 辆装甲车兵分两路向珍宝岛迂回夹击,企图封锁江面,阻止中国军队增援,完成夺岛初步企图。

谁知苏军坦克野心太大,4 辆 T-62 主战坦克绕过岛的南端,意图包抄中国边防军,却被孙玉国提前埋好的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

此坦克也为中国后来自主研发坦克提供了巨大帮助!

经过 2 个小时激战,苏军败退。

下午 15 点 13 分,苏军第三次进攻开始,炮火覆盖深达 7 公里,随后 24 辆坦克和装甲车引导步兵再上珍宝岛。

孙玉国率领中国军人和苏军展开血肉相博,誓死保卫珍宝岛。

这是中苏两国争夺珍宝岛最残酷阶段。

交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忽然全线撤退,后来才知道,我方的炮击打到敌人的指挥所,把苏军负责本次进攻的上校,列昂诺夫干掉了。

这才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撤退,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

4

15 日晚,苏军屡次派出小分队和工兵,趁黑企图拖回受伤主战坦克,被中国军人发现,苏军坦克兵 1 死 1 伤。

17 日,贼心不死的苏军再次出动坦克 5 辆,步兵 100 余人,在重火里掩护下,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企图将遗留在江岔上的 T-62 拖回。

后方中国炮兵忍无可忍,向登岛苏军发射炮弹 1900 余发,阻止苏军拖回 T-62 主战坦克。

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下了死命令:这辆坦克是证明苏军侵略我军领土的重要证据,务必要把 T-62 坦克抢过来!

后双方炮兵展开炮战。

20 日,中国军方开始排雷,方便我军日后登岛,中国工程兵二工区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及战友,在排雷过程中壮烈牺牲。

同时,中国方面派遣技术人员对 545 号 T-62 坦克进行联系检查和关键部位的拆卸工作。

苏军见难以拖回 545 号 T-62 坦克,便在坦克腹部放置炸药,决定将其炸毁。

但坦克只是被炸得弹跳几下,没有受到毁灭性破坏。

反倒因后来苏军 152 榴弹炮和 240 毫米重迫击炮的反复轰炸,把坦克周围冰层炸裂,545 号 T-62 坦克最终在 4 月 2 日沉入冰冷的乌苏里江。

尽管苏军在对岸架设 3 挺 14.5 毫米机枪,利用探照灯和红外夜视仪等设备,毫无休止得对坦克周边进行骚扰,但依然未能阻止我国打捞侵略铁证。

旅顺海军基地出动重潜水队,经过多次水下探摸挂钩,5 月 2 日,545 号 T-62 坦克被打捞上岸,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铁证!

珍宝岛一战,中国军队发射跑但 1 万余发,消耗枪弹 11 万发,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 17 辆,击毙伤苏军人员 250 余人。

另缴获 T-62 坦克 1 辆,各种枪支 31 支。

整个珍宝岛战役,中国军队共伤亡 159 人,牺牲 71 人,负伤 88 人。含战斗牺牲,排雷牺牲,及抢捞 T-62 坦克因公牺牲的展示,另有部分非战斗死亡人数。

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随即中国各大媒体纷纷对苏联侵略行为进行谴责,1969 年 3 月 19 日安徽徽州一家报纸头版头条刊登:强烈抗议苏联边防军一再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的挑衅活动!

在报纸最为显眼的位置,印有毛主席语录:

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

5

苏联没想到在一个小小的珍宝岛上被中国边防英雄打得落花流水,除损失众多武器装备及战士死伤外,还被中方缴获一辆主战坦克!

苏联心中愤恨难平,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想法,开始在克林姆林宫苏联军方高层心中悄悄酝酿。

1969 年 8 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一位老人丢掉了手中的烟,在关于珍宝岛失利一事上,愤怒地站了起来。

他说:「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要根除中国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除亚洲毒瘤。」

他就是苏共国防部部长,苏联对华方针鹰派安德烈 · 安东诺维奇 · 格列奇科。

由于边界接连惨败,他视中国人为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的苏联,要动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致命打击!

面对苏共国防部部长安德烈 · 安东诺维奇 · 格列奇科的一番鹰派言论,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却心存疑虑。

他说:「如果那样的话,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谁都能想得到如果中苏一旦开战,必然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全世界刚刚获得的来之不易的短暂和平将瞬间被打破!

在会议上,支持奥加尔科夫的占大多数。

要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不间断文明和广袤领土的国家,不是几颗原子弹就能解决的。

并且,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试爆。

面对同样拥有核按钮的中国,苏联高层不得不重新思考,要对付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民族凝聚力的国家,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6

尽管反战派理由非常充足,但野心勃勃的主战派,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鹰派勃列日涅夫心中考虑的,仍然是核战争建议。

极了解勃列日涅夫心思的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异常焦急,急忙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争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潭里!」

苏联高层考虑到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根本不愿意和美国一样,和坚韧的中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到底要不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挽回珍宝岛惨败脸面,重新树立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的「大国形象」,高层们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经过一番长时间激烈的争执,勃列日涅夫作出经过慎重考虑的样子,对大家说:「先冷静下来,以后再做决定吧!」

但是会后,他马上召集支持他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人,在苏军军事总部,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最终,鹰派勃列日涅夫还是听信了安德烈 · 安东诺维奇 · 格列奇科的主战言论,也就是说,这场针对中国的核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而此时的中国,却对此毫不知情!

中国军方只是对苏联在边境上的小动作有所防备,却从未想到,气急败坏的苏联会想到动用核武器!

7

苏联克林姆林宫内,苏军高层正在秘密谋划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

首先,苏联高层任命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总司令,加强核打击指挥力量。

在远东苏军战略导弹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等待核导弹发射命令。

苏联已动用战略核武器,而中国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敌在暗我在明,形势极其严峻危急!

若不出意外,苏联的那颗充满罪恶的核弹头将落在中国土地上,给中国人造成不可磨灭的灾害!

然而,令苏联高层没有想到的是,欲以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计划,却遭遇阻拦。

令中国人也没想到的是,这个阻拦,竟然来自中国老百姓天天喊着要打倒的,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

1969 年 8 月 20 日。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 · 基辛格博士。

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试探美方意见。

苏联意图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和中国开战,美国需要保持中立。

21 日清晨,一夜未睡的亨利 · 基辛格带着十几张写满字的纸到达白宫。

他发现美国第 37 任总统理查德 · 米尔豪斯 · 尼克松早已在白宫等待多时,见到基辛格后,尼克松急不可待:「说吧,亨利,碰上什么麻烦了?」

基辛格将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尼克松的办公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也没想到,这一次的麻烦,竟然那么大!

8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一直在进行军备竞赛,都想争夺世界霸主地位。

1964 年勃列日涅夫上台至 70 年代,苏联的经济实力同美国的差距大为缩短,这一时期的美国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极其缓慢。

美苏争霸苏联处于攻势,美国转攻为守。

而此时的苏联已在美苏争霸中占了上风。

在如此国际环境下,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中国,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任何对外扩张和侵略的记录。

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能够在亚洲大陆上有效牵制苏联,符合西方战略利益。

况且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来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候,核导弹漫天飞舞,核污染将直接威胁驻亚洲 25 万美军的生命财产安全。

更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动用核弹,撕开中国缺口,整个世界就会落满苏联人脚印,到那时候,苏联「北极熊」将蹂躏全世界。

美国也会在那时候高举白旗,这是美国极其不愿意看到的。

尼克松在接到苏联核战争的信息后,立即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们展开了紧急磋商。

经过缜密磋商,尼克松认为:只要美国持反对意见,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

因为苏联胆敢这样做,既违反美苏协定,也违反国际宪章

另外,美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苏联意图尽快尽早通知中国。

而这时候,一个大难题又出现了。

知乎用户 BLACK 枪骑兵 发表

如果仔细思考的话,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中国如何发展起来的,而是某些国家如何在冷战胜利一手好牌的情况下把自己玩到原地爆炸的。

中国所做的只不过是磕磕跘跘努力生存下来并保持稳定而已。

知乎用户 学习鸭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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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复兴和脑力无产者的左转 - 红歌会网 - 手机版

原文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菲菲公主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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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成不了钢的铁憨憨 发表

从这篇文章里,我好像看到了鲁迅。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一个看问题很尖锐的人(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的文章字字戳心)

知乎用户 关之檀​ 发表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中心化政权的执政路程吧。

在美国出现之前的世界,政权的形态基本就是东方的中央集权制,欧洲王权世袭制,中东的宗教帝国制,和落后地区的部落国王制。

中国、欧洲、中东都有一个同的特点,就是底层社会由被一个思想所控制,并且被组织起来。不同的是,中国是由一种思想,欧洲和中东是用神的名义组织起来。

中国是儒家社会控制底层社会,和皇权媾和,诞生出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欧洲是宗教将底层人民组织起来,然后由贵族得到教会授权,管理这些人。

阿拉伯是国王兼任神职管理国家。

欧洲就这样进化,直到 1776 年美国诞生,美国三权分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破教会管理社会,然后授权贵族管理国家的模式。

国家由政治人物管理,权力归于人民选出来的议会,法官作为裁判。这个想法在美国诞生的时候是很先进的,它确实让美国有了巨大进步。

时间到了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开始,列宁要面对一个问题,是成立美国式的三权分立,还是建立拿破仑式的政府。

列宁选择在拿破仑政府和革命党的混合进化模式,以政治局常委制度聚拢党内政治人物,通过分享权力拉拢众人,但是之后内战,又诞生了军事委员会这个位置,这个问题被斯大林解决,最高领导人管理军事委员会,军权不归议会,这是很大的区别。

说了这么多,原因就是苏联式的机构传到了中国,中国从 1949 年确定这个结构管理国家。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以来就是儒家社会,国民党政府和北洋政府证明,三权分立和选举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没有教会这个神权组织社会结构,中国自古就以高于他们的方式组织社会机构,那就是儒家以伦理纲常构建的社会机构。

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从中央集权升级到中心化政府,为什么不是中央集权,因为我们没有皇帝这个生杀予夺的角色了。中国的权力中心变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个或九人。

这七个人代表了党内各种群体的利益关系,他们做代表管理国家。

从 1949 年到 1966 年是这个结构的幼稚期,他刚掌握国家,拥有巨大的热情,但是缺乏监管,这个结构中心一声令下,政令就快速传递到机构末梢,就是农村。这个结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它由苏联创造,列宁开始,斯大林完善,而毛来发挥他的力量。

毛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向来会团结大多数人,他的政治对手从来不是因为乾纲独断而倒下想,每次都是他团结了大多数人,对手黯然下台。

毛把权力分给了刘少奇和周总理,一个管理国家机关人员,一个负责国家事务,记住这个区别。

1950 年,我们终于能像清朝那样,可以控制中国疆土上的每一个角落了,这是蒋介石离开大陆前都没做到的,从东北到新疆,西藏和台湾还差点意思,不过西藏也快了。台湾还在努力。

这个政权充满激情,美国十分明显的拒绝了中国的靠近,这是新生的杜鲁门政府幼稚,美国第一次执掌世界,不知道拉拢的重要性,那一年他也拒绝了越南。

中国义无反顾倒向苏联,毛在苏联受了很大的冷落,不过他能屈能伸,他的人生路上无数次被打倒冷落。说实话,斯大林的政治视野很高,但是某些方面和毛比还是差很多。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承接的是美国工业转移,这时候他不想转移给中国,苏联不想培养一个不听话的对手,因为斯大林心里的中国,应该是蒋介石那个笨蛋,或者国共跨江分治。

斯大林眼前这个中国管理者,从遵义会以后,就明显不听话,尤其是趁自己不留神,

1948 年忙于东欧和柏林的乱摊子时候,毛就一举打下整个中国,让自己分治中国的想法泡汤,俄罗斯一直在警惕中国,每一个俄罗斯人都这样。

毛的政治水平永远高人一等,这个时候他明白自己该怎么战队,天知道苏联发达的情报网络,有没有得到自己靠近美国被拒的情报。但是斯大林明显给了毛一个下马威,毛在莫斯科待了三个月,那时候毛是不是很无助,这里是政敌王明的地盘,王明在这里待了几十年,这里他举目无亲。欧洲的报纸说他被软禁了,直到 1950 年三月份他才回国。

可是六月份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杜鲁门一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拒绝中国,意识形态就这么重要吗?

毛即使被冷遇,也知道求同存异的重要性,现在斯大林递上一个要命的橄榄枝,就是出兵朝鲜,朝鲜战争就是斯大林为了东欧不被马歇尔计划影响,玩的围魏救赵,中国能挺一阵就行,他没报太大期望,没想到毛决定出兵。

毛是一个人决定吗?不是的,他要开会,说服政治局每一个人。

1950 年 10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出兵援朝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会上除朱德、周恩来外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出兵,大家都保持沉默,会议陷入僵局,结果下午彭德怀专程从西安赶来,第二天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出兵,最后彭德怀的强硬发言,带领会议走向,毛做最后发言,会议通过出兵朝鲜,这就是中国的决策过程。

这个决定为中国带来了苏联的援助,成体系的工业援助,整个国家快速动了起来。

开始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他们没有想到,其实蒋介石也没想到,蒋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社会保持原样别动,你们交税就行。

可是新中国不一样,他们有热情,苏联的巨大成果,模式清晰可操作,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把工业转移过来。

毛的思虑不是普通人那样以眼下一年半年为基准,一个普通县城干部都是以三年为基点看事情,更何况他是领导人。

看看毛选,那里大部分文章都是对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做预测,他对于苏联的谋划,肯定不是以当时眼下为基准。

朝鲜战争的价值他一开始就看清楚了,他一开始靠近美国,说明美国的价值他早就清楚,毛不因为美国帮助蒋介石就远离它,可是美国不准备接纳中国。美国直接拒绝中国,把中国推向苏联 。这事其实很有意思,美国推开了中国,越南,古巴,这三国现在还坚挺的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

1950 年毛只能坚定的学习苏联,他在苏联那三个月,很有意思,斯大林是不是在故意让毛看一下莫斯科的工业发展,诱惑毛,不是软禁,是故意让他看到莫斯科的现代化。

斯大林不可能让朝鲜突然发动,斯大林最起码有半年以上的预谋,当时马歇尔计划在西欧如火如荼,开始慢慢逼近东欧,朝鲜就是一个试探,没想到美国直接扑进来。美国精力就被牵扯到朝鲜了。

毛在莫斯科三个月,他在思考什么,曾经有文献说,毛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向北京城,到处都是代表工业化的烟囱,说明他对工业化的渴望。斯大林的故意冷落有点像中国古代官场对于新晋官员的考察,斯大林对于毛没有恩情,没有提拔之恩,也没有雪中送炭之恩,两个人就是陌路人,因为利益聚到一起。

从汉到清,高官考察新官员,都是先冷落,观察,然后启用,毛很沉得住气,斯大林也很沉得住气,两个人在莫斯科默默的待了三个月。

毛二月份回国,回国之前签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外,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 苏联以年利 1% 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 3 亿美元的贷款。当年苏联即开始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工程项目 50 个,帮助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最重要部门的恢复和改造。

斯大林看到了中国的价值,中国替他站在东亚最前线,但是他不能让整个苏联用工业成果援助中国,这样苏联一亿多人养活四亿中国人,明显不科学,他要中国变成自力更生的好战士,自己造枪去打敌人,这才是援助的真面目。

朝鲜战争证明了中国的价值,斯大林决定继续加码中国,1953 年 3 月 5 日他就突发脑溢血,死亡原因众说纷纭,现在有回忆录显示,他就是被害了。

新上任的赫鲁晓夫明显不是毛的对手,毛看出来他的弱点,都被毛利用。

赫鲁晓夫什么问题,他是转空子上来的,因为他没根基斗争的两派用他缓和,但是他压不住东欧,压不住国内,这时候中国在东欧影响力加大。

毛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要给好处,于是赫鲁晓夫咬牙答应,甚至包括原子弹图纸,赫鲁晓夫觉得中国就是农业国,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他不懂工业援助的重要性,还有这个中国国家的独特性。

1949 年到 1955 年,这几年是私营经济的缓冲期,国家在建立国营企业搭建工业框架,国内经济政策不能乱。

等到 1955 年,国内国际局势稳定,国内民营企业家们,大部分没有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拉动国家工业化。朝鲜战争大部分商人表现的是贪婪,对于财富的贪婪,尤其以上海商人为主,朝鲜战争导致棉花、农产品等物资紧缺,商人们囤积居奇,国家不能依靠商人们解决问题,开始统购统销,慢慢不在依赖商人解决物资问题。

而全世界除苏联外,解决军事物资都是依靠商人解决问题,中国开始走上自己的路。

为什么要公私合营,答案在于组织体系。

当商人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是商人组织体系内一员,给他发工资的是老板,国家的改变和他没有关系,按照当时一辈子干一个工作的时代,那个人永远都是商人小王国的一部分。

必须把这些小王国打破,1954 年公私合营开始舆论宣传,新中国的摸索期结束,正式进入幼稚期。

为什么是幼稚期,因为那时候的干部学历普遍不高,信仰一流,知识经验见识不够,全靠能力补充。

所有都表现的极为用力,但是尺度稍微一大,就是会发生事故,三年和大练钢铁都是用力过猛,中央放政策,地方猛干。

那时候中国经济增长迅猛,GDP 增长势头一直很猛。

待赫鲁晓夫在国内站稳脚跟的时候,他就开始回头对付向他狮子大开口的中国,那三年就是自然灾害。

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开始收缩对华援助,毛、周、刘都知道,这时候中国必须想办法从苏联那里掏出他们答应的援助,我们计划经济虽然学的苏联,但是没学到精髓。

那三年和斯大林卖冬宫里藏的绝世名画一个道理,我们有了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系统,但是每个节点的管理者都是当年的战士,或者是地下工作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作人员,战争年代绝对忠诚,经过无数战斗与牺牲,他们坐在了管理者的岗位上。

这些人只服从上级,为了完成目标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现在目标是,趁苏联还没翻脸,赶紧弄回他们答应的工业援助,完成第二次工业升级。我们那时候唯一能换的就是粮食。

那是和平年代最大的牺牲,我们用我们生命换取重要的工业升级。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内部开始反省,这样的拼命值得吗?刘有些看不懂毛了,他觉得问题在他。

政府所有人都是刘搭建的,他带领政府系统内部开始反思 ,这种反思是以否定毛为主你。

于是那十年来了,那十年就是把所有政府企业管理人员通通掀走,由支持毛的群众军队代替政府管理系统。这就是那十年真相。

去问一些老人,但凡对那十年充满感情的,都是当年老百姓,他们没有任何冲击,而且感受到了一只前所未有的公平。而具有难过回忆的,必然是当时的官员。

那十年是中国的一种探索,类似半选举的状态,结果一半失败的,因为那十年中国 GDP 竟然是增长的,某些数据都是增长的。现在回想可能是某些人的热情真的被调动起来了 虽然有些事情不科学,但是某些方面充满热情。

1976 年创始人离开这个世界,接班人依靠打倒政府管理人员上位,必须依靠这个路径才能站稳位置,于是他被元老们联手赶下台。

公上台,就是恢复管理人复岗,中国重回当年路径,公” 有大智慧,书记,主席,总理他一个位置未占,只要军委主席,靠的依然是团结大多数人去管理。

公作了中心型政府最重要的规定,这是因为公被苏联三老头震惊了,他规定了老人政治的年龄上限,绝对不能让勃列日涅夫那种事情出现在中国。

其实八十年中国陷入巨大的管理危机,那十年才是最危险的十年,堪比建国初期,因为整个管理结构出现思想危机,一样的试卷,,苏联和我们同时面对考验,苏联连我们答案都没抄好,苏联考砸了。

八十年代太多官员在十年里被打倒,他们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教育资源不足,国际视野完全没有,思想非常单一,见识不够。

八十年代太多官员面对国外的冲击,商业大潮的冲击 完全不能够适应。

中枢的意图和公的想法其实不一致。几人中枢带头人和公意见相左,貌合神离,才有那次思想大潮。

从 1954 年到 1978 年,20 多年里的企业都计划型企业,企业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都没问题,可是领导层都是听命令型的,服从上级命令,企业生产生存和上级命令是结合到一起的。

当企业生存要像市场要,自己职业生涯要看上级时,中国大部分国企就像精神分裂一样,只有少部分天才才会处理好,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存在。

打比方 A 企业要生产产品卖向市场,可是厂长的任命来自于上级,上级对于企业领导的标准是带着政治目的,而不是商业目的,这样的厂长在计划经济里,是没问题的。

只要听话,按计划生产,就有别的企业来拉走产品 ,自己就完成任务。

可是要是面对市场 ,那么就要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需要调研,需要研发,需要建立市场营销队伍,需要建立财务系统,需要现金流,需要陪养管理队伍,等等问题都是政治解决不了的。大多数企业开始迷茫,在市场中沉沦。

可怕的事情太多了,打开的国门,国外高技术产品蜂拥而进,尤其以日本产品为代表的高科技商品,让国人开始妄自菲薄,从普通商品到高科技商品,我们以为什么都能买来 ,商品没有国界,科技也没国界。

武器上我们买来了黑鹰直升机,弹道雷达等各种武器,我们想要西方就卖,美国连弹道核导弹都想放到中国。

太多干部觉得什么都能买,他们缺乏国际政治经济经验,政治是和经济连在一起的。

1960 年代,中国生产的 65 型接触式光刻机就在世界顶尖水平。

八十年中国半导体技术和世界差一代 甚至有的追平国际水平,中国有自己的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所有技术都自主可控。1980 年我们就逆向了英特尔 8080 处理器,那时候 AMD 也是这么干的,AMD 从 8080 开始模仿,抄了英特尔好几年,靠抄英特尔起步发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自己研发 CPU。

1981 年诞生 Jk-1 半自动接近式光刻机,已完全能够对标隔壁日本。1984 年中国研制出分布光刻机,性能指标直逼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 GCA 公司生产的 4800DSW 光刻机。

可是当时外面世界蜂拥而至的商品让那个时代的人以为我们落后了,我们自己停掉了这些光刻机生产,解散掉了研发人员,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们自己解散了那个曾经和世界平起平坐的半导体产业链后的四十年,我们要花数千亿来重整半导体来追平世界,还要被卡脖子。

当年只需要几千万人民币就能养活并壮大的产业,最后我们要花几千亿来追赶。

同样的问题还有大飞机,中国的运十只需要几百万费用就能继续生产,可是被停掉了,红旗轿车被停掉了,大量产业都以为买能解决问题。

没有人理解产业链的重要性,因为中国习惯了,只要买,产业链就会到中国。新中国就工业是平地起高楼式的成长,苏联一转移,中国工业就成长年。产业链里重要的是人才,这些人在这个行业,就会组织研发生产,人散了,这个产业就不在了。

光是思想简单这个问题吗?那是当时中心型政府的成长期开始了,一个少年在孩子阶段觉得自己的父亲就是高大,极度崇拜父亲 ,可是等到青春期成长时候,发现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别人家父亲可以给孩子买各种玩具,自己的父亲连衣服都不能给自己买一件好的,父亲的形象开始变矮。

中国的八十年就是这样,大量干部都是十年里成长,一部分是打着鸡血成长的,外面的世界打开后,突然觉得自己被骗了,极度妄自菲薄,他们是按初期中心型思维成长的人,外面的世界让他们不自信。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是好,曾经高度发达的精神世界和极度匮乏的物资生活碰撞,让他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化,有的人之前精神为据点,坚持年轻时的理念。有的人精神世界被物资击溃,全面向西方看齐。

可是中国需要这些人来管理,可惜整个八十年代,大部分干部表现就是不合格。那是中国最危险的十年,因为苏联在同样年代也在接受西方精神冲击,苏联没有挺住。

中心型政府的缺点那十年暴露无遗 ,缺乏一种制度上的监管,就是所有普通百姓可见的无能贪污腐败,却不能被上级所察觉,整个中心型政府管理结构都出现问题。

七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进入管理岗位后,都不在重要岗位,他们在基层,主要管理岗位的人,都是十年被打倒的人,他们见识不够,他们不明白公在干什么,他们没见过私营经济,他们不懂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的区别。于是他们虽然是公通过平反回到政治岗位的,但是他们不懂公的意图。

这些人心在六七十年代,人在八十年代,那十年公要面对的是整个系统的阻力。很奇怪吧!整个系统的人都是公平反他们后,才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却反对公的政策。

蛇口的重要性在于,那里没有势力地盘,没有任何思想的枷锁,那里只要发展经济就行。

为什么思想是枷锁,因为因为那时候的人们都把公平为主的国企放在心头,公平是那个年代人的烙印,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是这样。现在很多老人的思维我们不理解,看到他们做的很事情不理解,基本就是对于公平的理解。

之前说的十年里老百姓对于十年的美好记忆就是来自于此,你能想象一个国企里的职工随意给国企总经理脸色,堵在国企领导门口闹事的情况吗?这是十年里的常态。

那十年是普通老百姓精神最满意的十年,领导们被赶下神坛,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真正公平。领导们都夹着尾巴生存,因为可能某一天他们就会被群众打倒。

到了八十年代,这些领导们发现职工们不可以像十年那样随意打倒自己了,而上级习惯下级的状态,十年里领导们每一个都处于群众监管状态。

八十年代是某些人不被监管的年代,这个年代的领导在中心型组织结构里成了无效节点,导致他们下面的节点也因此被牵连。

八十年代公先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是简单的,犹如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搬痛快,可是到了私营经济这一块时,难度就极剧上升。

私营经济国外的态度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管,自由发展,但是要纳税。第二阶段,国家引导,重点扶持,第三阶段,对企业进行分流,简单说就比如高污染和和高科技的分开处理,复杂就是针对企业特点制定相应政策。

可是八十年对于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一个字,管。

八十年代的管理人员成长于五六七十年代,他们对于私营经济从儿时记忆开始就是排斥,而国家的法律也是管控的,所以中国的私营经济早期只有胆子大的人才会做。因为要冲破人们常识障碍和法律障碍。

这些都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的是整个社会的不自信,人们不了解工业化,把国外的成功与发达归结到结构制度上。

国外的制度表象叫民主选举,实质是分布式结构。三权分立大家已经了解了,但是社会本质和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或者九品中正制度很像。就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一些财阀手里,财阀就是门阀。

国外对于组织的认可严重高于国人想象,国家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把一系列权力分配给各个组织,整个社会其实是由各个组织掌握。

这些组织最大的叫议会,小的叫各种教会、协会、基金、研究所等等,他们用选票、钱,、资源、情报等等和政府相互勾连,有通过各种立法巩固自己权力。

美国政府里每一个人背后都是各个组织的利益,最大的区别特点就是,中心型政府官员必须依靠逐级升迁,分布式政府可以空降,空降就保证了组织获取政治的通道。

这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利益群体,英国虽然说是君主立宪脱胎而来,但是仍然是分布式结构,德国,法国都是如此。

而他们的根基是建立在统一的宗教社会上,不论他们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建立了欧美网格社会基础,这个组织构建了欧洲近 1500 年代的社会结构,所有组织在这个结构上发展壮大。

欧洲所有强国都是在短暂中央集权时代发展起来的,并且依靠上百年对外侵略掠夺让国家富强。选举是富强后个组织要求分配权力的结果。

中国人被发达的物质社会所迷惑,把他的结果当成因,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欧美天堂的说法,东欧人民拖地机造飞机、浴帘做热气球叛逃西欧的故事在民间弥漫,感觉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的地方一定是天堂。

民间被台湾回来的工资差所吸引,那时候他们人均工资和人民币上万,我们工资才几十到几百,我们全民震惊。

干部群体的不自信,但是又对民营经济乱管,国家多次立法促进私营经济,82 年修改宪法,承认个体经济。84 年确定股份制,同年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

这些动作都是中枢无数次博弈的后果,但是人民不了解,他们看到的是官员们变了,变坏了,变腐败了,没人管了,他们觉得这是公的问题,他们觉得公要对这些负责任。

同时他们觉得国外体制很好,他们怀念十年平等的生活,把这个体验和国外民选挂钩,以为获得权力是平等,却不知道他们的权力全在财阀与各种组织。

整个社会都不自信,但是中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带动整个组织。

所有人的思想都是以教员思想为核心,整个干部系统都是,公没有教员那深如大海的思想做为整个系统支撑。

无论中心型政府还是分布式政府,都必须有一个核心思想作为支撑。教员创造了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句的问题,他包含社会、阶级、经济、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

公没有办法自创一套思想去取代教员思想,思想是一个体系内的灵魂。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正在对东方进行一系列精神打击。

这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定义、社会财富定义、私人产权重要性。电影和书籍成了最先影响中国人的武器,第一波是香港电影和我们自己创办的杂志。

香港电影和录像机一起进入内地,电影里的普通话配音无障碍的进入每个人的视野,人们被香港的繁华震惊了,同时香港电影里的自由主义,也进入人民脑海之中,在香港人民无拘无束,想干什么都行,城市的繁华超出内地人的想象。

而杂志这个文化载体开始突飞猛进,无数文章开始介绍西方的繁华与先进,很多文章把西方的先进描绘出来,把物质社会发达供给和生活和政治捆在一起。

同一时期苏联也发生了这些,大量苏联出版系统的人,热衷传播西方思想,最后开始否定苏联红军正义性,最后在苏联解体时,苏联红军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那时中国人集体沦陷,经济学上西方用一大堆著作来证明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错误,人们看着物资匮乏的社会,觉得自己的路错了。

中心型政府的中国,前三十年是集中全体国民精力,进行基础型建设,在没有资源掠夺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工业基础建设,这就是奇迹,可惜那个阶段没有人理解,穷就是原罪。

西方依托发达的经济作为理论背景,是背景不是基础,很多理论因为他们富,所以显得对,这样的理论太多了,多到心西方自己也相信他们富是因为民选政府才富起来的。

市场经济在冒头,但是整个中国都在观望,干部阶层的打压,各种投机倒把被抓进去的人不计其数,这一切和公的想法相远,这时候的公在等,等那几个特区出成果,以点带面是中心型政府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中枢里的路线之争很激烈,现在看公当年的 “走一步看一步” 允许看“不搞争论”,都是对整个干部阶层的妥协。

可是民间不是这样,各种外国思潮蜂拥进国内,国内没有相应的思想纲领能对抗,美国灯塔开始像中国射出光线,太多人看着灯塔所在之处张望。

各种杂志文章开始渲染远方的天堂,私人财产的重要,自由的生活,国家的富有,等等,这种思潮愈演愈烈,普通百姓认为干部出问题了,公竟然不管,是公的问题。

干部阶层认为某些人富起来不在管理之内,公平不在,民怨极大,整个干部阶层失去毛时代的精神纲领,犹如无根野草。

整个干部阶层思想跟不上公,或者说他们看不到公的构想,中枢部分人也是这样认为。公靠近美国,美国和苏联不同,美国对于同盟国的扶持是通过开放市场和技术实现拉拢有钱,但是不给钱,可以部分贷款还是私人银行提供,要还的。

苏联直接把东西送到家里,拎包入住,公要靠近美国,就要全民发动搞经济。国内过去的思路是集中力量搞建设,这样比较容易。

公明白靠近美国,就要把出口搞上去,搞出口,就要大规模上民营,但是民营被中层干部们卡住,他们是管理国家的主力。

八十年代的中国钱少的可怜,于是很多军工项目被砍留下钱搞建设,这种态度让很多干部不喜欢,靠近美国更让人觉得公有问题。

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的 GDP 是负增长的,原因很多,但是这是肉眼看得见后退。

同时外交转向,很多扶持了好久的盟国停止了支持,国际老朋友开始怨声载道然后换朋友。

因为他是工程师出身,他对军工产业扶持极大,他抓住了苏联解体的军事工程红利 引进并扶持了很多军工项目,今天可见的很多军工成果都是那时候建立的。

91 年底苏联倒下了,中枢太多人害怕了,他们害怕中国像苏联一样解体,停止改革开放,退回那个年代是最舒服的方法。92 讲话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必须要定下基调,他南巡很有技巧。

先在武昌进行基调定论,让后续的巡视按照基调进行安排,但是深圳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想象,比他设想的好太多了,同时他那年 88 岁了,他在变老,自己能够明白,他能做到的不多了。

南巡就是在内部意见统一,思想也统一,中心型政府就是这样,只要内部意见统一就会一直向前,上海陌生人做的其实一般,但就是一点好,坚持他的路线。他需要带领整个组织确定前进方向,那就是坚持改革。

知乎用户 盐选推荐​ 发表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1 周年,过去这 41 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 从 1978 年的 3679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90 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8% 提高到 16%,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就斐然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两个思考:第一,中国如何实现长期的快速增长?第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和风险?

我这次要介绍的这本《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便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 1930 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作为中国经济界的泰斗,吴敬琏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改革历程,他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经济改革史。如今,早已满头白发的吴敬琏依旧心系中国经济,经常出现在学术活动场合,为改革发声。2018 年 9 月,年近九旬的吴敬琏在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会议上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带给中国的主要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顺利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会得到比较多的提高。」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也正是吴敬琏多年来一直倡导的理念。由于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他被称为「吴市场」;因为直率敢言,针砭时弊,他被看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吴敬琏讲述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其中充满了艰辛和反复。在本书的最后,吴敬琏指出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教训,以及他的政策建议。

本书第一章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探索,第二章到第七章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的改革历程。第八章和第九章则是重点介绍了两个改革重点: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则是分析了当前以及未来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上面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说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说了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第二个要点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第三个要点是:中国经济改革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作者的建议。

我们先从第一个要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开始讲起。

吴敬琏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得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则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和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总结起来,过去四十年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市场化」。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制度,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大公司,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没有自主选择权,企业生产多少销售多少,都由政府决定,企业属于国家,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价格机制缺失,供给方和需求方无法按照市场价格来做出合理的决策,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是畸形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

从 60 年代开始,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尝试经济体制转型,引入市场因素,但这些转型多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经济体的转型不是充满坎坷的。70 年代末,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国开始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初步的探索。当时,时任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日本、新加坡和欧洲国家,亲身体会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

改革最先要做的是重新了解现代经济学。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使得经济改革的启动困难重重:第一是观念上的阻碍,人们依旧保留着对计划经济的留念,认为市场意味着万恶的资本主义。第二是缺乏专业的现代经济学基础和人才。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重新派遣国内青年人才出国深造。中国社科院曾先后邀请熟悉东欧经济转型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来中国讲学,同时开办讲习班讲授现代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学思想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不过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依旧不能明讲,比如「市场经济」一词最开始只能以相对保守的「商品经济」替代。

1980 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席位。随后世界银行派出专家来华考察,研究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能性。后来世界银行完成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两份报告,其中第二份更是在时任领导人邓小平的特别建议下撰写的。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时任首席代表、英国人林重庚回忆称,这两份报告已经引入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分析结果得到了不少中国经济学家的认可。而且报告还创造了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先例,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实现了突破,证明了中国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进步。后来世界银行还给中国发放了大笔贷款,帮助中国启动改革试验区。

知乎用户 杨帆 发表

从最底层、最宏观的逻辑来讲,是中国找到了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工业时代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从目前的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新中国 70 年来所构建的生产关系变迁,几乎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优解,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其他方案。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它是完美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起码是最接近完美的。

需要解释一下,我在这里所说的 “生产关系”,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也包括上层建筑。我只是为了方便叙述,用“生产关系” 这个词来笼统代指一下。

从中观上来讲,这个生产关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工业)生产力的初始启动机制。

这一点解决的是怎么启动生产力的问题。

它是依靠工农业剪刀差、集体资金积累、举国体制、户籍管理制度等实现的,原理上借鉴的是前苏联的经验。新中国启动生产力的方式,与西方国家启动生产力的方式(对外殖民扩张,通过战争和掠夺积累资金)截然不同,更加高效,对人类整体危害更小。

当然,我也不否认这种方法对本国国民会造成相当的损害。利和弊总是相对的,没有 100% 的好事,这是没办法的,中国人没得选。

这里详细说明一下:

人类迈入工业化、积累初始资本的方式,目前为止一共有 3 种。第一种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进行掠夺和抢劫,西欧、英国、美国(掠夺西部、屠杀印第安人)都是这样崛起的。这条道路在一战以后已经基本走不通了,全世界都被瓜分了,而且已有的殖民地还在不断独立。

第二种是通过本国国内的工农业剪刀差,掠夺农民,积累工业资本。苏联和新中国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第一桶金的。

第三种只适用于小国寡民,承接大国的产业转移,通过国际贸易,一个或者几个产业就可以让小型国家或地区快速积累资金,二战后亚洲四小龙都是这样起来的。

对于新中国来讲,殖民没机会了,国家太大人口太多,一两个转移的产业又吃不饱,所以只能参考苏联,选择第二条道路。这是唯一的机会,而农民就是被牺牲的代价,无比沉痛,但没有办法。

2、人力资源的教育、培养、组织、调动、管理机制。

这一点解决的是怎么处理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的问题。

它主要包含义务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制度、社会化就业帮扶机制、基层党组织建设、社会上升通道建设、我国的其他政治机制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人。

我个人一直很反对 “人口红利” 这种说法,仿佛廉价劳动力才是红利,其他的人口都是负担。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是可以被教育的,是可以学习的。理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无限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从廉价劳动力变成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只要有人,就有红利,无分青壮年还是老龄化。关键在于,能否借助社会化的普遍教育培训体系,以及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把人才培养出来、调动起来、管理好。

在这两点上,新中国都有相当优秀、远胜其他国家的生产关系机制。

比如中国大规模普及廉价、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培养出了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基本受教育人口,每年有数千万高中生、上千万本科生毕业;

再比如这些人才中相当一大部分,可以借助基层党组织、政府系统、国企系统,进行大规模组织、调动。例如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全国调动、支援武汉,火神山医院快速调动大量工程师进行建设等等;

另外,对于失业人员,也有相应的机制进行就业培训,这是其他国家很少见的。

3、刺激生产力进一步扩张的相关机制。

这一点解决的是怎么刺激生产的问题。

它主要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地方首长的经济政绩考核机制、基础建设投资偏好、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国际贸易、国家五年计划机制等等。下面一个一个解释。

市场经济刺激生产,这个不用多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一招,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其他几点。

地方首长的政绩考核,基本上是经济挂帅。“招商引资” 这四个字,只有在中国是一个全国性的、各地方省市县都大力推动的政策。为了招商引资扩大生产,各地方不仅有税收以及政策优惠,而且要人给人、要地给地、要厂建厂,一路绿灯,效率非常高。这个对生产力的推动是非常明显的,是放任自流还是积极推动,在结果上有显著差异,看一下特斯拉在上海设厂以及在德国设厂的区别,你就能够感受到。

基建狂魔。中国的基建由国家计划组织推动,全国一盘棋,持续投资,创造了巨大的需求,拉动了钢铁、水泥等等一系列产业的巨额增长。而且,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生产力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开发区哪来的招商引资?没有电、没有路、没有水、没有信号、没有桥、没有火车货运,哪里来的厂?

加入国际贸易,借助全世界的大市场,养肥国内的生产力,这个没啥说的,亚洲四小龙也是一样的。虽然不是中国的独创,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五年计划。这个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还在搞,其中只有中国规模最大、落实最好、运行最流畅。这个计划是指导生产的,为各个产业未来五年内的增长制定目标。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是在有意规划、推动、刺激生产力增长的,这个非常重要,有目标、有指标、有规划、全国一盘棋的生产力增长,比放任自流要有效率得多。我一直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GDP 增长率不是没有希望达到 4%、5%,但是这必须要有计划、有指标、有组织、有各产业配合,放任自流的话它最多只能到 2%、3%。

4、畅通经济循环的相关机制;

这一点解决的是怎么畅通消费的问题。

它主要包括互联网经济、以及全民脱贫、一带一路等微观政策。下面具体分析。

生产和消费是一个无限循环。消费越顺畅,越能引起生产力扩张。近 20 年来全世界只有中国利用互联网经济,把消费端尽可能做到了通畅。

这个是民营经济首先开启的,阿里的网店、腾讯的微商(私域流量)、直播带货、抖音短视频带货、互联网外卖平台等,都是在降低消费难度,让消费通道变得通畅。而政府则抓住了这一波互联网红利,鼓励创新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就是微观上的生产关系),降低门槛,刺激生产。

另外,大家手里有钱是畅通消费的前提。这里主要分国内国外两个领域,国内全民脱贫的国策增加了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国外一带一路目的是让全世界 40 亿以上的亚非拉穷人手里有钱,增加世界市场的消费能力。

另外,像发钱、社会保障、信贷消费等等各国普遍共用的生产关系机制,我就不再特殊强调了。反正其他国家有的,我们都有;而其他国家没有的,扶持互联网经济的政策、全民脱贫的政策、一带一路的政策,我们也有。

5、风险抵御机制;

这一点解决的是怎么抵御风险的问题。

世界性经济危机会周期性破坏和摧毁生产力,这是被一次又一次验证了的事实。除此以外,天灾、人祸、战争也是对生产力的重大威胁,比如疫情重创世界经济、汶川地震摧毁当地生产生活设等等。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拥有有健全、有效、完整的生产关系防线,来抵御社会整体的风险。

具体来说,就是关键产业国有化、金融国有化、民营经济调控和指导机制、特色政治体制等。

这个应该不用多说吧。

另外还有人民军队建设,一方面遏制战争风险,另外一方面在重大灾难面前可以快速介入、遏制危机、保障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里面有一整套的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机制,都是微观层面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6、生产关系自我调整、更新机制;

这一点解决的是怎么自我迭代的问题。

生产关系是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每一个时期都要进行更新迭代,否则原来先进的早晚有一天会变成落后的。但是生产关系会催生利益群体,形成保守势力,这是全人类任何一个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生产关系自我调整、自我更新机制,主要包括试点制度(测试新方法新点子)、政治协商制度(广泛收集民意、各领域意见)、五年计划、持续不断的各层级政治改革、制度化反腐和党内自我净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畅通社会上升通道、政治挂帅抑制大资本等等。

目前这一部分的机制,还在不断地探索和前进。我国对大资本干预政策的抑制是比较好的,近些年党内既得利益群体的净化也做得不错,整体来讲比主要欧美国家做得都要更好,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无限进步、无限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探索。

再总结概括一下:

1、怎么启动生产力;

2、怎么处理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

3、怎么刺激生产;

4、怎么畅通消费;

5、怎么抵御风险;

6、怎么自我迭代。

这六点,中国都有一系列完整、有效、实用的机制做法,这是在中观上,创造 70 年来 “中国奇迹” 原因。

这里还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首先解决 “怎么启动生产力” 的问题,然后才能提及后面的 5 点。这是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 “换挡”,开过车的都知道,你必须先换挡再提速。

没有启动生产力,你的教育缺钱缺人缺出路,无从搞起。民国时期的教育界不可谓不努力,有啥用?

没有启动生产力,也就谈不上刺激生产,开放市场搞自由经济,也只是为国际资本的入侵铺路。

以此类推,后面的几点都是这样的,必须要先启动工业生产力,然后才能有其他,顺序绝对不能乱。这个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区别,这个也就是 1978 年之前新中国所做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也有失误,也有重大损失,也有弯路,但我们的方向没错、顺序没错。

另外,在第 6 点 “怎么自我迭代” 的问题上,中国的生产关系调整是着眼于这 6 个方面、着眼于生产力的,而不是着眼于“政治理念”。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核心区别。

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渐进的。这么说也没错,但我觉得,“渐进” 只能说明中国生产关系调整的速度,而不能直指核心地说明调整的具体着眼点。

我们的 “渐进”,着眼点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哪些生产关系阻碍了、限制了生产力发展,我们就调整哪些生产关系。

80 年代是因为没有稳定的市场、无法刺激生产,我们就确立市场经济制度

90 年代是国企僵化效率低,我们就改革国企;

没有外贸,我们就谈判加入 WTO,该改革就改革,该降税就降税;

08 年以后消费不行了我们就鼓励互联网经济、搞基建、搞扶贫;

利益集团阻碍变革了,我们就高压反腐。

我们的调整是针对生产力的,是针对生产关系的这 6 个方面的,是找到这 6 个方面中的问题,针对问题来改革。

而西方国家的政策变革、苏联解体以后的休克疗法、阿拉伯之春中的一大堆国家,它们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调整,却是为了实现某种 “政治理念”。

远的不说,就说我国台湾。

近些年台湾搞的年金改革也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但这个调整的旗号是 “转型正义”,深层目的是为了选票、党派政治,最后只能越改越乱、天怒人怨。香港也是一个道理。

归根结底,物质决定意识,老百姓最后的满意度是跟生产力发展挂钩的。

呆蛙们始终搞不明白这一点,只想着实现大多数老百姓的 “政治理想”,就能获得民心民意;实际上,想要让老百姓真正支持、获得民心,就不能着眼于老百姓的 “政治诉求”,而要着眼于根本上的生产力发展。


最后,遵从我个人的习惯,再来踩一脚西方国家。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算一个,在这 6 点上都有缺项,每一点都不如中国的生产关系机制、体制。

就以第 2 点(人力)为例,西方国家也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梯度,但是目的不是培养工业大生产的人力资源,方向模糊,培养力度马马虎虎,教育成本高,人为设限多,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等毕业了以后,缺乏社会化就业帮助机制(连新疆都不如),西方国家员工失不失业、找不找得到工作,也是放任自流的状态;

还有对基层人力的组织、调动,几乎是崩溃的,从这次美国疫情、楼房倒塌、山火不灭等情况都可以看出来。

这还只是人力的培养组织情况。至于上文所述的其他 5 点,可以一条一条来看,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西方国家要么就完全缺乏,要么就只有一小部分、还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的。

所以说,在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是真的不行,全靠放任自流、自然前进。它们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看起来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其实根子上是生产力危机,也是生产关系危机。生产力不行了,人们有求新求变的诉求,有不满,有冲动,所以产生社会问题和社会争议(什么性别、环保、种族、选票、党争、战争,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黑人要是都能接受教育、找到工作,哪里来的黑命贵),而它们的生产关系又完全落后,各方面机制、体制都解决不了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争议,所以最后成为危机。

这些东西平时没有对比还看不出来,现在有了中国做对比,再加上去年的魔幻一年,就显得太落后了。

知乎用户 那一次仰望 发表

有点强答,这个问题太大了,只是想补充一点,就是发展顺序正确很重要!

有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建国之后就改革开放,现在早就超过美国世界第一了,就算理智一点的也在扼腕叹息错过了七十年代那个发展井喷期!

中国真错过什么机遇了么?也许错过了,但错过那些其实是我朝本来也把握不住的,真正能把握住的大机遇,其实一个也没错过!中国能走到今天,绝非仅仅是国运昌隆能解释的!

首先说前三十年:

纯粹从经济角度看前三十年发展很有限,客观的说前三十年的发展完全没能让中国摆脱贫困,但前三十年的体系调整在后来经济发展中起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说顺序很重要,前三十年所做之事概括起来就是 “打扫屋子”,而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 “开门迎客”,若是屋子没打扫就开门迎客,会怎样呢?隔壁三哥正在用自己做例子,为大家诠释!

那么,我朝前三十年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从重要性排名上说,我觉得排名第一的应该是土地改革,它甚至超过了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往外看后发国家中,所有稍大点的经济体(日本、韩国甚至弯弯),几乎都经历了各式各样,各种马甲的 “土地改革”,而且都伴随着各种不同的“血腥”,毕竟这是要消灭一整个阶级的玩法,相对来说最平和的是日本,但是日本其实在二战期间地主们就已经风光不再了,二战后期日本很困难,在“一切为了战争” 的指导思想下,政府已经跨过地主主导直接向农民粮食收购,所以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较为“平和”,但各种冲突也很多,更不要说中韩和弯弯这样从头开搞土地改革的了,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后发国家最重要的一重“血税”!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搞 “土地改革” 呢?个人看法,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本身已经成了一种落后产业,已经承受不了一个“食利阶级”,还想让农业发展,让“耕者有其田”,让农民有最大的动力经营好自己的土地这几乎是唯一选择,事实上纵使如此日本农业仍然大大拉低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而今天中国虽然还没进入发达国家,但这问题也出现了,但若不搞土地改革,看看隔壁三哥,每一点上,三哥都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土地改革” 其实是实质上改变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农业相对优势扩大时,农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离开土地,投身工业,“干部下去大不了回家种地”,到今天也是很多农民工的心里底线,对于新兴资本家来说,像明清那样,有钱了当地主的梦也破灭了,被动的把更多的资本留在了实体经济当中,当然了,后来万万没想到,丫的去搞房地产了。。。

再加上当年利用社会主义时期的优势,非常廉价的大规模兴修水利,还有七十年代与西方改善关系后,大规模引进化肥生产设备,和后来的 “种子革命”,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一个底气,中国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而且能保证人民基本吃饱!试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若是中国当时粮食不能自给,西方给咱们玩个粮食制裁,大家猜猜,90、91、92 会不会是另一个 “三年困难时期”?!

第二重要的就是老大哥那援助的那套工业体系了!

其他答主说的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在为 TG 高层的政治智慧点赞了,只想补充一个信息,这样一国援助另一国整套工业体系的事情虽然极少发生,但是真心不是第一例,类似的工业体系苏联也援助了印度一套,冷战中,其实印度最终可视为导向苏联的,很多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印度的宪法中宣称印度为联邦制国家,是主权的、世俗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

当然了印度宪法是五零年颁布的,而印度导向苏联基本算是第三次印巴战争左右,但是老大哥对印度也是不薄啊,一整套工业体系妥妥的援助过去了,然而呀,然而工业体系这东西不是给了你,就能接得住的,苏联是真心给真心教的,但是就是学不会接不住苏联能咋办呐,直到老大哥解体了,三哥还是没弄明白,结果还在老大哥解体时狠狠的给老大哥来了一刀(三哥还债的故事请自行百度),这只能说中国人民的智慧不是阿三能比的。。。

再就是军事行动,基本扫清了外部隐患!

这个也不用多说,也是补充一个姿势,朝鲜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促使苏联归还了大连,是的,你知道 97 年香港回归,99 年澳门回归,但你知道 55 年大连回归么?!

远东不冻港,毛熊几代人几百年的梦想,那是说放手就能放手的东西?看看今天的克林米亚,其实现在世界已经不同了,若非对出海口的怨念太重、执念太深,毛熊怎会逆天下大势动刀兵?而 55 年的时候,毛熊就把大连归还了,你以为毛熊真那么心地良善么?

大家想,若是没有上面这些基础,就匆忙改革开放,真的行得通么?

未完,正在码字。。。

先把热巴放上!

知乎用户 焚海炖鱼​ 发表

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中国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所以对主要的点简要分析下:

国际因素:前期站苏联,后期站美国。

国内因素:人口多市场大,教育普及率高,制度有其优越性,政策基本都靠谱。

第一个转折点:平稳过渡,中国建国初期,虽然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转变是发展的起点,一代领袖建国前就逐步完善了转变过渡的构想,建国后对外一边倒的和苏联站在一起,对内一方面扫盲提高人口素质,一方面通过专政优势通过种种手段把农业人口向工业产业 “调整”,1953 年又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建设的 156 项重点项目为核心,不断巩固和推进工业化进程,虽然之后一段时间走上极端出现问题,但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换来了国内产业结构向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过渡,自己撑起了核保护伞,这也是中国日后发展的绝对基础。

第二个转折点:改革开放,这项措施的全称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开之前是一场 ZZ 浩劫,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濒临崩溃,而后 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 年中美建交,1978 年确定改革开放政策,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启了中美蜜月期(1979-1989),这一时期是中国吸取西方技术,发挥工业优势,为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打下经济基础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避免走苏联计划经济 “死路”(计划经济适合初期集中资源打基础,但由于其权利集中、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和缺乏监督等特点,不适合持续发展)的关键。此外在国防建设上,由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开放了军事技术限制,当时中国引入的技术装备和接触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后期装备发展。

第三个转折点:加入 WTO,这一转折点的意义在于,真正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从而激活中国经济和市场,同时利用外资实现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这个转折点其实可以被视为一场不得不参加的赌博,不参加,随着中美蜜月的结束,中国和俄罗斯一样会被孤立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且中国没有俄罗斯当时丰厚的家底和资源,其后果可想而知。参加了,有可能会变成西方国家的血汗工厂,始终处于全球化产业链的下游,被变相的经济殖民。最后中国坚持 “独立自主” 原则,靠着市场、人口、教育、政策等多种优势和当年门类齐全的工业家底,成功反客为主,部分实现了产业转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和工业大国

在此期间对中国帮助最大的两件事就是苏联解体和 911,这事得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啃苏联的尸体,抢苏联的人和技术,对中国加速产业升级、军事装备研制的帮助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从阵营对峙变成了一超多强,失去苏联这个外敌的时,欧美就已经开始同床异梦,一般情况下,欧盟因为力量不足会拉拢并利用其他强国对抗美国(1998 年, 欧盟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文件,把对华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俄、欧日关系同等重要的水平),美国会一边挑拨欧盟内部矛盾,一边打压其他竞争者(比如由于日元急剧升值,让日本在 97-99 年期间一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再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但是 2001 年 911 事件发生后(中国入世时间是 01 年 11 月),美国对外的重点变成了反恐,原本的对峙变成了合作,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当然,很多政策并不是没有隐患的,中国下一个转折点就是解决前期遗留的隐患,迈过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需要克服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竞争不充分等等,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比过去轻松。

知乎用户 大猛​ 发表

1949 年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警告,在中国长江水域横冲直撞,新中国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解放军直接炮击紫石英号,从此长江江面再无西方军舰。解放军第一次向西方列强亮剑,据说当时国民党部分军官都激动的叫好,这就是民族大义

1950 年踏过鸭绿江,最终将美帝赶出三八线。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建立。基建狂魔正式进入历史舞台。

1964 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搞不出原子弹中国人就挺不直腰杆子,事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如果不想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怀疑你真有大型杀伤性武器并入侵你,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武器。

1971 年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五常归位。中国能够在 “两阿提案” 中被投票恢复合法席位的背后更是世界多数热爱和平的国家对我们这个伟大的东方大国的给予的信任和期望。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经济大步迈向发展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了,巨龙也开始腾飞了。

1980 年深圳特区成立。当时有多少深圳人看的对岸璀璨的东方之珠香港时,谁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达到这个高度!

1984 年新中国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那年许海峰一枪打破了中国奥运会零金牌的历史。中国老百姓最期待五星红旗挂中间和义勇军进行曲能在奥运会领奖台同时出现。但随着大国崛起,中国老百姓早已经对奥运金牌不那么在意了,2016 年当 “失金者” 傅园慧成为大家的宠儿,在电视上能俏皮吐舌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对于奥运金牌带来的荣誉感已经不那么迫切需要了,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自信可以给世界人民展现。

1999 年澳门回归。七子之歌中的七子指的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旅大(旅顺大连),我知道终归都会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里,等到台湾收复了,一定要去七子之歌的作者闻一多先生的墓前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新中国有四大恨:一恨美帝扣我银河号;二恨美帝炸我大使馆;三恨美帝制造台海危机;四恨美帝害死王伟,从此我不记得中国有愚人节,只记得有一位英雄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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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三件喜事,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国足踢入世界杯。20 年过去了,其中前两个以为是巅峰其实是开始,最后一项以为是开始,结果却是巅峰。

2003 年太空中有了中国人,杨利伟带来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问候,向太空的一切问好!

2012 年辽宁舰正式服役,从此地球任何地方中国的飞机都能飞到其上空。辽宁号的前身是瓦良格号,1993 年前苏联主要造舰的黑海造船厂厂长马卡洛夫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表示:“瓦良格” 号航空母舰永远不能完工了。当场就有人问到:完工它工厂需要什么条件?马卡洛夫随即回答:“苏联、中央、军事委员会、九个国防工业部、600 个相关专业、8000 家配套厂家,还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它,可这个国家已经不在了。” 当时,这艘当初完成率只有 40% 多。他说对了,确实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完成它!亲爱的达瓦里氏,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请往莫斯科的东面继续行走,穿过乌拉尔山脉和广袤的西伯利亚,然后南边还有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 2016 年中美南海对峙到 2018 年中美贸易战打仗,美国人终于明白了,91 年苏联解体后的孤独求败的霸主,已经有的新的挑战者。

2020 年中国人民上下一心、精诚团结迅速打赢了新冠肺炎保卫战,而太平洋彼岸的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表现却让世界人民大跌眼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禁感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民如此伟大!

2021 年了美国还想高我们国家一等,无悬念的是谈判桌上自取其辱,我很好奇谁给美国政客的勇气呢?中国可是世界上唯一被两个超级国家都核讹诈且不怕的国家,那年一穷二白的时候尚且能如此强硬,如今有枪有炮你想干嘛?

回想 120 年《辛丑条约》签订时那屈屈的场景,再想今日,不禁感慨,中国真是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真是伟大的民族,不管多落后,只要缓过神,就能重新复兴和崛起。这大概就是中国五千年文化能源远流长的原因吧。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知乎用户 闭家锁的红枫 发表

中国的今天,是西方过去从未预测到的。

我之所以这么感慨,是因为最近看到两个 8090 年代西方对中国的预测。

注意,我说的是正儿八经的基于经济学、历史学的预测,不是章家墩之流那种夹带了很多政治偏见的 “玄学预测”。

一份是 1992 年《时代周刊》对未来的预测。

另一份是 1987 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 · 肯尼迪写的《大国的兴衰 -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其中谈到 2020 年期间美、中、日、欧、苏的未来。

这两份预测在当时来说,都算是比较看好中国的。都认为中国在 21 世纪将继续发展,相对于 20 世纪会更加富裕和强大,在国际上地位也会更高。

但是事实是,今日中国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最乐观的想象。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当初预测和现在的结果相差有多大。

首先是 1992 年的《时代周刊》,它对世界各国的预测内容我总结下有 8 条:

1,石油等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性下降,将被核聚变,太阳能逐渐取代,产品制造将使用越来越少的原材料。因此中东国家等资源输出国将陷入贫穷和不稳定。

现状:2022 年的世界,放眼皆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即使排除掉战争和疫情的影响,而且由于新能源技术的发展,镍,锂等原材料的需求反而增大了。中东陷入贫穷不稳定?除了被美国打烂的国家外,似乎没有。

2,由于两极体系崩溃,西方以外的地区将出现很多战争或者动乱。

现状:正确。

3,美国仍将是一个超级军事大国,拥有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但各国的竞争转向商业武器:增长率、投资、贸易集团、进出口等等。

现状:目前还可以说没错。

4,欧洲将是最大的赢家,由于吸收了东欧国家变得愈加繁荣。

现状:错,就算不看现在的乌克兰,过去 20 年欧盟的经济份额也是下降的,欧洲衰退仅次于日本。

5,虽然下一代年轻人不会像经济起飞时期那么勤奋,但日本将继续发展 “超现代和精细的经济”,将作为亚洲的头雁,带领四小龙以及中国,朝鲜等国继续前进。

现状:日本萎靡不振的从 “停滞的二十年”,走向 “停滞的三十年”。

6,中国无法成长为真正的工业巨人,发展会仅局限于轻工业并且面临朝鲜的竞争,而亚洲四小龙将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

现状:这条是错得最离谱的。

7,印度在 2025 年将有 14 亿人口,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希望渺茫。

现状: 客观的说,印度和非洲部分国家还是有所发展的。

8,美国的问题在于不断加大的债务和落后的基础教育体系

现状:1992 年就有的老毛病,美国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而且两党的党争愈演愈烈。

分析:

1992 年的时代周刊,对技术进步的预测过分乐观。可控核聚变技术并未突破,太阳能技术也还不能替代石化能源。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严重受限于原料和能源供应。

而涉及到具体大国的发展上,则错了八成以上,除了对美国本身预测没大错外(作者是美国作家)对欧洲日本的预测被证明高估了,而对于中印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则过分低估。

1992 年,按 GDP 的全球占比来看,欧共体地区 + 日本合计就超过了 44%。而到 2020 年,英国 + 欧盟地区 + 日本合计为全球经济的 24%。

而同期仅中国 + 印度两国,则从 1992 年的 8.2% 上涨到 2020 年的 25%。东西方的经济实力变得更加均衡。

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

在我看来,可能由于当时苏联解体,西方精英整体被冲昏了头脑,让傲慢与自负控制了心灵,对西方自己的未来洋洋得意。而除了日本以外,他们基本上轻视所有的东方民族。


至于 1987 年耶鲁大学保罗. 肯尼迪的预测,相对要更靠谱一些。他援引 80 年代《经济学人》杂志的预测,认为 2020 年的中国 gdp 将达到 4 万亿美元(1980 年美元不变价格),经济规模大约相当于德国 + 法国。而印度的经济规模将成长到德国 + 法国的水平。

1980 年美元不变价格的 4 万亿美元,相当于 2020 年的 13.4 万亿。(美元购买力计算)而现实中的 2020 年中国 GDP 是 14.72 万亿,只差了 1.32 万亿。从这点看似乎误差不大。

但 2020 年中国经济规模可不仅仅是德国 + 法国,事实上 2020 年中国德国 + 法国的 GDP,只有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不到。

所以保罗肯尼迪和《经济学人》杂志在对中国的预测上还是太保守了。

那到底哪里算错了?

我们看看《大国的兴衰》里怎么说中国的:

…… 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对外贸易。但在这方面,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联邦德国或日本。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的国内市场广大,人口众多,原材料丰富,它不会变得像国土较小的海上 “贸易国家” 那样依赖于海外商业。它那劳动密集型农业部门的规模,以及政府的不愿变得过于依赖粮食进口的决心,也将阻碍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但中国很可能成为重要的低成本产品(例如纺织品)生产国,这将使中国有能力支付引进西方甚至是苏联技术的费用。

明显判断错误了。我们知道,中国最近 30 年的发展,一度是依赖外贸带动发展,2010 年前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超过 50%,接近了外贸大国德国的比例。

而且今日中国不是 “低成本纺织品生产国”,在 2020 年,中国以 23.8% 的份额成为世界第一高技术产品出口国。虽然仍然受制于芯片等核心产业在外的现实,但无论如何不再是“两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的时代了。

从《大国的兴衰》和《时代周刊》看,当时即使是比较看好中国发展的西方人,也认为亚洲国家的发展,要遵循 “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由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他认为,东亚国家的未来发展将以日本为头雁,发展金融,航空,计算机等高附加值产业。

以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承接日本放弃的造船,汽车,家电等行业。

再以中国和印尼,泰国,越南等为第三梯队,接受服装,玩具等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

亚洲各国发展井然有序,按资排辈,互相礼让,各吃各的饭。一看就是把 7080 年代日本国内的社会秩序,搬到国际上了。

但对于雁行模式,有两个国家说了 “不”。

其中一个是美国。美国并不想把高生态位让给日本。而日本综合国力过弱,根本无力和美国竞争。毕竟大家都知道,如果美国不喜欢某位日本首相,那么这位首相一定干不长。

举几个例子:

1,金融业,在《大国的兴衰》中,保罗肯尼迪曾经认为,日本在金融业方面,将在 21 世纪独占鳌头,成为比美国更强的国家。在 1990 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名中,有八家是日本企业,其中六家是日本银行。从当时看,日本似乎要统治世界了。

但是,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银行集体破产,到今天只有一家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还在全球十大银行之列。日本的金融霸权已成昨日黄花。

2,芯片产业,日本曾经世界第一的芯片产业,在 90 年代遭到了美国的强力打压。今天在芯片方面最强的是韩国和某岛。关于这个的文章多得很,不用多说了。

3,互联网产业,这个也不用多说了。现在连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日本都做不好。开始风靡世界的是套着日本皮的中国游戏。

4,航空产业,日本的 “梦幻客机”–MRJ 客机,采用了大量美国技术,从技术上比中国的支线飞机项目更先进,但美国突然修改支线客机法律,导致之前大量的 MRJ-90 的北美订单全部化为泡影,而新的符合条件的 MRJ-100 至少要到 2024 年才能交付。你说这背后没有波音的黑手,谁信呢?

在发展新能源车方面,日本的氢能汽车计划更遭遇到中美联合的抵制,最终发展转向电池驱动等等。

…….

日本攀登更高生态位的梦想纷纷坠地。这是由于日本在美国面前无经济主权可论,一旦超出了美国的心理底线,就会用政治法律等手段去打压日本。所以日本企业没法和美国人竞争。

(80 年代美国人砸日本车泄愤)

另一个不满 “雁行模式” 的捣乱者,则是中国。

按照当年西方人的想法,中国人今天应该是继续做衬衫,提供玩具等等,和今天的越南孟加拉差不多。

但今天的事实是,无论是汽车造船,还是机械电子,中国是全产业链覆盖。甚至还显露了对芯片、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的野心。

遭遇到韩国的竞争,其实早在日本人的预料当中,但中国也来抢饭吃,可是 80 年代日本人从没想过的事。

所以尽管近年来日本科学类诺贝尔奖几乎是每年一个,但日本人还是在哀叹:几乎所有的诺贝尔奖其实都是上世纪突破的,所以其实是在吃老本。

而且科研后续的产业发展并不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等于日本人栽树,别国人乘凉。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发明锂电池的日本科学家,但讽刺的是,今天锂电池产业老大却是中国,占据了超过 75% 的全球生产份额。

所以有些朋友问,中国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三十年停滞?我说不会,这不是说中国未来就不会经历经济衰退,而是说中日国情有太大不同。

我们不会像日本那样,在美国的压制下轻易放弃对高新产业的争夺。无论是光伏行业,高铁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行业,5G 产业……. 都是顶着西方的一片骂声,从对方盘子里抢过来的血淋淋的肉。

在国际经济竞争上,我们不会讲 “规矩”,不会讲什么 “先来后到”,谁规定我们要吃日本韩国的剩饭?我们非要当发达国家粉碎机。

我国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真正的 “经济主权”。可以不按理出牌,可以去抢夺西方人视为囊中之物的新产业,新技术制高点。

这是任何基于数学的预测都无法估量的。

知乎用户 Boris​ 发表

中国经济底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在古代就能实现有盈余的财政,社会的财富累积可以做到正增长。对于古代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这是做不到的事。

但是,这个盈余的规模有限,总的来说,经济还是基本处于一个紧平衡中,社会组织和财富分配稍微出点问题,社会经济就会失去平衡,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不过这也是中国今天能崛起最核心的经济基础,在打碎食利阶层的基础上,即使被东西两大阵营封锁的六七十年代,中国依然能继续工业化的资本累积,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基本盘。

所以改开放手市场经济发展,结果大幅盘活前期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入,形成了初步繁荣。这一现象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永远也见不到的。

实际在经济制度上恢复部分古代成熟制度,中国经济会轻松超越西方的落后制度,进一步扩大经济实力。

知乎用户 纸上谈兵一书生 发表

东亚集权模式进行原始积累,

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

渐进式开放提高企业竞争力,

依靠规模优势做大做强。

资本的收益是明显超过劳动收益的。所以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因此第一桶金至关重要。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长期的殖民掠夺完成原始积累的,而东方的中日韩则是靠政府集中全国资源。

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要靠自身长期的积累才能完成,否者只能在国际分工协作中选择部分。但苏联的援助帮中国打下了基础,中国因此可以事半功倍。

改革开放后,中国充分利用人口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并积极发展出口贸易,成为世界工厂。

但中国并没有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一下子推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任其自生自灭,而是一点一点小心翼翼的逐步开放,使其逐渐适应。

知乎用户 老杨叔聊志愿填报​ 发表

不开玩笑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

知乎用户 图总裂夫司机​ 发表

中国和美国这样地缘禀赋的国家,必然要在国际格局中占据比较大的分量。而形成这种地缘禀赋的原因,又是因为两国人民是智慧和勇敢(勇敢还是残暴姑且正反两方面都算吧)。

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沦落才是不正常现象。中国自有大一统以来 2000 多年一直是绝对的世界一极,而沦落的历史不到 200 年而已。

应该问的是,到底什么原因我们竟然沦落了快 200 年?

知乎用户 最美的唐诗 发表

说说军事装备发展史。

三十年前,中国军事装备不如印度;二十年前,中国军事装备不如日韩。

但经历几十年的磨砺,如今中国的军事装备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在东亚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十多年前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对日本还是仰视,但如今轮到日本来仰视我们了。

而且我认为十年后,中国就能在军事方面将大幅追赶上美。

下面就让我们来回溯一下中国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各领域所处的地位。

50 年代:以苏联为师

新中国军事工业是在抗美援朝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在此之前,尽管有一些兵工厂,也有大量缴获的武器,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缺乏自主设计大型现代化武器的能力。

抗美援朝大大改善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使苏联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在苏联人心中不再仅仅是一个原料供应国,而是一个可以在远东地区分摊苏联军事压力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号强国。

随着而来的,是苏联人援建的 156 个工业项目,以及一系列的武器生产线。

平心而论,那个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苏联生产的顶级武器被毫无保留地卖给了中国,不仅如此,连武器图纸和生产线都一并卖给了中国。由于担心新中国无法在短期摸透这些新式武器的生产线,苏联甚至派出了大量武器专家到中国来,手把手教中国的专家学习如何生产这些武器。

至此,中国走上了仿制苏联的武器发展道路。

那一时期典型的仿制武器,比如歼 5 战斗机,该战机仿制苏联米格 - 17,是单发喷气式战机。50 年代能生产喷气式战机的国家并不多,该战机的出现使我国拥有高空高速拦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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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59 式坦克,该坦克仿制苏联 T-54,由于苏联坦克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中国的仿制品 59 式坦克同样很先进。59 式坦克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都承担了陆军主力坦克的角色。

比如,「成都」级护卫舰,该护卫舰仿制苏联「里加」级护卫舰,吨位较小,排水量不到 1500 吨(清朝北洋水师主力舰「定远」号排水量为 7000 吨),与英美大型军舰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很大程度上,该军舰填补了新中国舰艇制造的空白,具有里程碑意义。

「」

在 50 年代,由于有苏联的大力支持,新中国的军事装备发展非常迅速,很多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60 年代:走上核武之路

虽然同为社会主义阵营,但是 60 年代的时候,中苏关系却破裂了,很多历史学家把中苏破裂的原因归结为两国领导人价值观的差异,这其实很片面。

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自古以来,中国的外部入侵基本来自于北方,无论是秦汉时期的匈奴、宋朝的辽金和蒙古、明朝面对的女真人,基本都给中原王朝带来最大外部隐患。而近现代以来,北方的苏联承担了古代游牧民族承担的角色,苏联的坦克洪流随时都能从中国北方顺势而下,华北平原无险可守,这才是中苏交恶的根本原因,因为一个强大的苏联将是中国心腹之患。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同时也停止了对华军售。

60 年代的中国是孤立无援的,冷战的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都乐于见到新中国垮台。

  • 在中国的北方,有苏联百万大军,69 年的时候还爆发了中苏珍宝岛战役;
  • 在中国西部,印度跃跃欲试,62 年中印战争后印度并没有放弃对西藏的执念,印度随时打算卷土重来;
  • 在中国南方,美国正发动越南战争,一旦北越失守,云南和两广势必会遭受很大的边境威胁;
  • 在中国的东部,美国的舰队驻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地,美国的侦察机 U-2 随时都往东部沿海刺探军情。

那个时候确实是危急存亡之秋。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侵华战争,那个时期的中国大搞三线建设,把兵工厂迁往西部,典型的比如四川、陕西等地(至今成都、西安、沈阳是我国军工三大城市),这是为了避免爆发战争后,东部地区沦陷过快,故而将兵工厂转移到山区较多的省份。同时,60 年代的一大政策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为了应对苏联有可能发动的核战争,中国大力发动群众挖地洞、建各种各样的防空洞,并大量囤积粮食,此举是担心核战争之后城市地面建筑会被抹平。

但是 60 年代中国真正的军事成就,是核武器。

战火中走出来的领导人,相比大多数人对世界的黑暗面更为洞察。

他们经历过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具有真正的理解。

在常规武器远落后于美苏的年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核武器的保护,一旦优先发展经济,最终的结果只能在蛋糕做大之后等待被瓜分的命运。甲午战争前的清朝和抗日战争之前的民国皆是如此。

要想富,只能搞先军政治,只能依靠核武器。

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重要一步,离不开那个时候国家先军政治的保障,也离不开邓稼先、郭永怀、钱三强、钱学森、于敏、彭恒武、朱光亚、王淦昌、陈能宽、周光召等科学家的奉献。

但是光有核武器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只有核武器,但缺乏投射的工具,那么核武器也很难威慑到敌国。

因此 60 年代的中国还发展了那么几种军事装备。

1970 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091 下水。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的好处在于续航能力极强,隐蔽性非常好。常规潜艇需要经常浮上水面换气,这就给了敌国发现的机会,但核潜艇则不用,一艘装载了核弹头的核潜艇可以从东海一路游到美国海岸,当美国对华发动核袭击时,该核潜艇可以出其不意地对美国大城市发动核反击。所以毛泽东才说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4 年,东风 - 2 导弹发射成功。相比没有实战部署的东风 - 1,东风 - 2 号导弹才是新中国第一款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虽然射程较短只有 1300 千米,精度不高,但是足以威胁美国驻日军事基地,以及苏联西伯利亚工业园区。

1968 年,轰 - 6 首飞。在 60 年代,理想的投掷核武器的载体是战略轰炸机,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就是用 B-29 战略轰炸机投掷的。

相比一般的轰炸机,战略轰炸机航程更长,载弹量更大,因此块头也会大得多。

轰 - 6 是根据苏联图 - 16 轰炸机仿制的,在很大程度上,轰 - 6 一直使用到今天,乃至 70 周年国庆阅兵的时候任然能看见改进后的轰 - 6K 和轰 - 6N。轰 - 6 是当时最有威慑力的核武器投掷载体,航程 6000 公里,可以威胁到苏联的核心区域。也就是说,如果从新疆起飞,且飞行员抱着一去不复返的必死决心,理论上是能够把核弹投到莫斯科的(新疆到莫斯科大约 5000 公里,如果不返航的话,轰 - 6 的航程正好够)。

70 年代:动荡时期,军事发展缓慢

60 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是新中国较为混乱的一个时期,武器研发部门被冲击,很多军事研发项目被搁浅。不仅如此,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缩水,用于军事开支的经费也明显下滑。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享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武器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70 年代,中国的武器装备水平与西方国家越拉越大。

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军工界才发现,除了核武器之外,我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竟然如此落后。不仅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也落后于日本和西欧、还落后于印度和中国台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伊拉克可能都比不过,毕竟伊拉克从苏联引进了很多先进武器,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已经十多年没有在常规武器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了。

1979 年,中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战争,中国打得比较辛苦,因为此时的中国,在军事装备上相比越南并没有明显优势。可以说,70 年代,是中国军力最低谷的时期。但是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了越南吞并老挝和柬埔寨的野心,避免了中国南方出现一个类似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

80 年代:军事建设让位经济发展

80 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家开始转向正轨,乡镇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此时西方国家出于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目的,大力向中国推销其先进武器。

80 年代的中国,相比于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军事发展反而不是很耀眼。

根本原因是因为那个时期我国奉行「韬光养晦」根本战略。

由于 80 年代初我国经济实力较为弱小,进出口经常处于逆差(和现在反过来),外汇储备极为稀少(只有几十个亿),哪怕在西方国家放开对华军售的情况下,我国也无力大量采购。那个时期,大量军事科研项目被下马,包括大飞机项目运 - 10(C919 的前辈),很多军事科研院所被裁减规模。

1985 年,邓小平做出了惊人的举动,裁军 100 万,把节省下来的经费拿来搞经济建设。因此,80 年代是新中国军事装备发展史上继 70 年代的另一个低谷期。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决策是明智且无奈的。

那个时期的全球环境以和平发展为主轴。

  • 在经济上,我国大力发展出口 - 劳动密集型产业;
  • 在外交上,我国联美抗苏,最终扳倒了苏联,彻底解除了中国陆地上最大威胁;
  • 在军事上,我国缩减开支实属无奈,因为那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非常弱小,分税制之前中央的财政收入很少,而且大部分要投向教育和经济,迫不得已只能把原先用于军费的部分拿来搞建设,军费占 GDP 比重大幅下滑。

「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弱小之上的无奈。

不过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目的,80 年代中国和西方处于蜜月期,那一时期中国用宝贵的外汇向西方国家购买过一些军事装备。

比如,80 年代美国出口中国的黑鹰直升机(电影《黑鹰坠落》里的那个)。

不过,这款直升机在中国最大的用途反而不是用于军事,而是用于救灾,过去在高原地区,几乎只有黑鹰直升机能承担大型高原救灾任务,在汶川地震中,黑鹰直升机立下汗马功劳。

除了黑鹰直升机之外,80 年代美国还向中国出口过 C130 大力神运输机、LM2500 燃气轮机(用在了国产驱逐舰「哈尔滨」号上面)、MK42 反潜鱼雷等。

中国还从法国进口了海豚直升机(后来被仿制为直 - 9)、英国的航空发动机(仿制为涡扇 - 9)、以色列的怪蛇导弹等等。

中国有了仿制法国「海豚」直升机的中国直 - 9;

采用英国发动机的「歼轰 - 7(飞豹)」战斗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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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时,中国军事装备水平明显不如印度,而印度一直对我国西藏地区虎视眈眈,1987 年的时候中印差点在桑多洛河谷地区爆发战争。

我们可以以 1989 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时期的中印军备情况做一个对比。

坦克方面:印度胜。

中国此时的主流坦克为 80 式坦克,而印度为 T-72 坦克(产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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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主要看三方面:火力、防护和机动性。

  • 从火力来看,中国 80 式坦克用的是 105 毫米线膛炮(仿制英国),T-72 用的则是 125 毫米滑膛炮,后者火力更猛,威力更大。
  • 防护性看,80 坦克采用轧制钢板作为防护,T-72 则在正面配备了 200 毫米的复合装甲。也就是说,远距离交火,后者可以轻易将前者击穿,前者却拿后者无可奈何。
  • 从机动性看,T-72 的发动机性能明显好于 80 式。

空军方面:印度完胜。

中国此时的主流机型还是二代机,比如歼 - 7 战斗机(仿制苏联米格 - 21)、歼 - 8 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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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则主要是三代机,比如幻影 2000(法国造)、米格 - 29(苏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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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机与三代机的对比,就好比拿诺基亚的黑白功能机和苹果的智能机对比一样,80 年代的中国空军在世界上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

海军方面:印度完胜。

从海军对比来看,80 年代乃至 90 年代,印度的海军是明显强于中国的,印度一直都想称霸印度洋,所以大力发展海军,80 年代末拥有两艘航母,以及较为现代化的驱逐舰,同时还从德国进口潜艇,毫不夸张的说,那个时期的印度海军拥有远洋作战的能力,而当时的中国海军主要以近海防御为主,没有航母,也缺乏大型驱逐舰,被西方成为「黄水舰队」,即只能执行近岸防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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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忍辱负重的十年

90 年代期间,西方国家禁止对华军售,不卖任何一件武器给中国。而此时,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遗产,但是此时的俄罗斯却陷入经济困难之中,中俄一拍即合,中国以高价购买俄罗斯武器,中俄开启蜜月时期。

但是真正使中国意识到现代化国防,并大力发展军备的,是海湾战争。

1991 年的海湾战争让当时的中国看到了与西方的差距。

90 年代初的伊拉克,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此话虽然有吹嘘的成分,但是那一时期的伊拉克,很多军事装备领先于中国,无论是坦克还是飞机。70 万共和国卫队,很多也刚刚经历战火,战斗经验丰富。

但是在美国发动的信息化战争面前,伊拉克军队毫无还手之力,这种降维打击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大为震惊,才知道现代化战争居然可以这么打,所以才有了那句:「我军尚未实现机械化,美军就已经实现了信息化」,在这种背景下,军备建设再次被高度重视,我国军事开启了新的高速发展之路。

最典型的就是从俄罗斯购买了苏 - 27 战斗机、「基洛级」潜艇和「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拿来对付美国的航母)。

我国不仅购买了苏 - 27,还引进了完整的生产线,最后吸收消化后在此基础上研发了歼 - 11,歼 - 10 也加快了研发步伐。

海军方面,「旅沪级」驱逐舰「哈尔滨」号下水,90 年代末的时候从乌克兰购买了「瓦良格」号航母的船体(后来被改装成了「辽宁号」),自主研发了 039 潜艇等。

陆军方面,研发了「96 式」坦克等。总之,90 年代,中国开启了军事现代化的历程。

但是 90 年代乃至 21 世纪初的中国,是处在一种较为屈辱的外交环境之中。

在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了 1993 年「银河号」事件、1996 年台海危机、1998 年印尼屠华事件、1999 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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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美国无端指控中国向伊朗出售违禁化学物品,强行扣留我方货船「银河号」,最后在没有查出任何违禁化学物品的情况下扬长而去,公然挑衅我国国际主权。

1996 年,由于美国背弃《中美联合声明》,邀请李登辉访美,台独势力异常猖狂。我国几十万大军在台海对岸举行军演,并意图收复台湾。但由于叛徒出卖,美国航母特混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最后只能罢手。

96 年很多空军飞行员写下遗书和血书,打算与美国航母同归于尽。

台海危机中我国是非常无奈的,以当时的军事实力,除了核武器之外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因为技术落后,分贝过高,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的核潜艇多次被美方探测到,多次被美方模拟击沉,并被耻笑为「海底拖拉机」。当时的中国,哪怕是拼光所有的海军和空军,可能都打不沉一艘美国航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才保证了 70-90 年代期间,中国没有成为大号伊拉克。

1998 年,印度尼西亚发生针对华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该事件属于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事件。数以千计的华人男性被屠杀,印尼暴徒则在奖金的诱惑下,事先服用兴奋剂,然后对华人女性采取大规模先奸后杀的行为。

如果这事搁今天,发生的概率一定会比较低。而且参考利比亚撤侨的经验,我国政府也会事先在骚乱前进行撤侨。但是 90 年代的中国海军,远超作战能力弱小,既没有航母,也没有大型运输舰艇,还没有远距离作战飞机。对于印尼发生的事件,很难做出军事干涉,这就是国家军事弱小的代价。

1999 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

这两个事件,很多人应该都亲历过,90 年代末到伊拉克战争之前,中美关系非常糟糕,美国多次向中国耀武扬威,意图打压中国发展。但鉴于那个时期国家军事实力弱小,国家领导人还是忍了,并致力于经济建设。

事实上,90 年代的时候不仅美国人来欺负我们,连越南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文莱人、印度尼西亚人也来欺负我们。

90 年代期间中国南沙群岛多个岛屿被越南等国占领,由于南沙群岛蕴含大量石油,越南等国非法窃取我国南海石油开采权,并大量生产石油,一跃从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国缺乏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在航母问世之前,我国无论是飞机还是军舰的作战范围都无法辐射到南海。在南沙群岛海域,仅靠「江湖级」护卫舰和「旅大级」驱逐舰是很难与东南亚国家的苏 27 抗衡的。

因此,笔者幼儿园的时候很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中国的航母设计师。

何曾几时,没有航母是大多数中国军迷心中的遗憾。

因为没有航母,过去东南亚国家多次在南海扣押甚至枪杀我国渔民。

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时,大陆军事装备水平和中国台湾势均力敌。

陆军方面,哪怕是以规模取胜,当时的大陆也要明显强于中国台湾,但是大陆要想收复中国台湾,仅靠陆军绝对不够,主要还是得靠海军和空军。

空军方面:中国台湾较强。

1999 年大陆空军主力是歼 - 8Ⅱ 战机,号称空中美男子,但是无论如何都只是一款二代战斗机,性能不足。大陆的三代机是从俄罗斯购买的苏 - 27,该飞机性能先进,但是数量太少,无法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

而台湾这边,则拥有美国造的 F-16、法国造的幻影 - 2000、自制的 IDF 战机,都是三代战机,无论是航电系统还是雷达系统,均明显高于大陆这边,因此空军方面,台湾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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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方面:势均力敌。

海军方面,1999 年的大陆和中国台湾势均力敌,在水面大型舰艇上,中国台湾胜出,此时的大陆仅有两艘相对现代化的「052 级」驱逐舰。但是在潜艇方面,大陆明显强于中国台湾,这也是后来中国台湾试图向美国大量采购反潜飞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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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军力飞速发展

熬过了 70 到 90 年代的低谷期,中国军备建设终于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更重要的一点在于,2001 年以后,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经济开始全力腾飞,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0 年 - 2010 年期间中国 GDP 翻了 4 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军费的水涨船高,加上之前奠定的军事科研基础,中国军备开始大步向前。

同时,2001 年开始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2003 年则陷入伊拉克战争,2007 年则被次贷危机困扰。可以说,「911 事件」之后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大幅减少,中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发展自身了。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成就却让日本坐不住了,

知乎用户 dark lord 发表

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领导下,明确农业建国,工业立国,营商富国,科技强国的基本路线。坚持民族独立,平等共富的指导思想,遵循客观求实,优效兼公的方针政策,发扬坚苦奋斗,自力不息的精神。

以上不是套话,更不是反话

知乎用户 Coldstream 发表

我不想回答那个 “无他”,而是如下内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成功的背后是中国人的辛勤劳作,延迟满足感,高储蓄率,针对基础设施、教育还有科研富有成效的投资等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努力的大背景是中国开放了,中国选择主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这个稳定的体系是中国人成功的倍增器,没有这个体系,中国人的成功将大打折扣。

知乎用户 琛像风一样 发表

中国能发展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苏冷战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吃过美国、苏联两个国家的工业技术红利,我们可以说是冷战最大的受益者。

一个国家想建立全面的工业体系是很难很难的,这个需要百年积累和科学技术革命。

冷战看似是意识形态之争,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次内耗,如果当时二战胜利后,西方列强没有开启冷战,我们在不对外扩张、不殖民的情况下,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再转变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难度极大,即使发展好了,也会被干预。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刚刚解放,义无反顾的打了抗美援朝战争,向苏联老大哥纳了投名状,换来的是苏联的重工业、军工业支援建设,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国有有色金属企业,小时候姥爷家的三层职工房就是当年苏联专家援建设计的,墙都是红色的,有半米多厚。当年斯大林同志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真的是实打实的给我们的重工业、军工业打牢了基础,你看看现在印度为什么造不出好武器,就是军工这个东西没有几代人的人才技术支持,你弄不明白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苏联反目后,我们实现了与美国的邦交正常,帮美国在阿富汗拖住了苏联,揍了联苏抗美的越南,中美进入了蜜月期,黑鹰这种东西都卖给我们,美国阵营的盟友大规模的投资 我们,虽然人家也是为了市场和赚钱,但是最起码教会了我们太多东西,日本、德国的汽车技术、电子技术拿来和我们换了市场,各类轻工业技术大量进入,从最苦的做起,慢慢从产业链下游冲到了中上游,现在正在向顶端发起冲锋。

二十世纪初,美国已经察觉到了东方大国的巨大潜力,各种挑衅干预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是本拉登发动了 9.11,美国开启了 10 年的反恐战争,塔利班恐怖组织也是冷战的产物,本拉登先是亲美反苏,后来又走上了反美的道路。

要是没有冷战,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停下压榨控制封锁我们的步伐,也不会允许我们实现工业化。冷战四十年的机遇我们把握住了,收割了两波红利,抓住了美国空窗期,16 年美国不是没想过借南海和我们摊牌,但是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了。五年之后的 2021 年,美国再想做什么已经是必输之局。

美国现在非常着急,时间一天天过去,彼此的力量在此消彼长之间拉近,接下来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因为没有 谁会再给我们创造战略时间,美国再蠢也不会忽视我们了,牌桌上只有彼此,未来 10 年很可能就会分给胜负。

知乎用户 空一格 发表

1、全体中国人勤劳的工作,吃苦耐劳不是嘴上说说的。也许有人说我们也有很多懒汉。去跟欧美国家吃成猪的人比比,去跟南美洲两目无光、成天游荡的人比比,去跟非洲的黑蜀黍比比。

2、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比如土地改革,建立全面工业体系,全民教育(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男女平等(增加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基础建设(铁路、道路、电力、网络等),等等。这几样放在其他国家可能一样都做不到。

3、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进行的是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生产效率得以成几倍、几十倍的提高。再加上我们抓住了信息化的浪潮,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这是这些年我们得以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前提。

4、中国人(包括其他东北亚)是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群体。这一点很重要,并不是无端的民族优越感。举个例子,我们很小的时候,一穷二白,但是广大农村地区就能以互助的方式烧砖盖新房子,你去非洲看看,看看他们盖的那叫啥房子。所以我们中国人确实是有一些天赋的,如种菜、基建、数学、组织能力、饮食、文娱,等,这些几乎是天生的。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储蓄意识,大大地提高了我国原始资本的积累速度。

5、刚才说了,我们中国人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在古代,我们就能组织几十万、上百万的人修长城,挖运河,建驰道,修皇陵,等等。在现代通迅技术的帮助下,组织能力更是可观。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个工厂可能大到 30 万人(富士康),而生产仍然可以有条不紊、超负荷地进行。你去别的国家试试看,别的国家基本很难做到。

6、30 年的韬光养晦,使我们赢得了稳定的国际环境。要谨记,这是我们忍辱负重换来的。这期间,发生了 “三大恨”、岛礁被人蚕食、技术被人封锁。但是,我们仍然争取来了稳定的环境,没有进行成规模的战争。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道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人员、资金、技术、物资能够持续积累和壮大。

7、一点点国运。2000 年后,美国卷入了两场大的反恐战争和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其国力和科技发展不断向反恐倾斜,不知不觉地疏忽了大国博弈。正是从 2000 年起,我们经济大踏步向前,从 1 万多亿美元的 GDP 直接上升到现在的 12 万多亿,工业规模超越了美日德的总和。再想要遏制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知乎用户 吴域 发表

@关之檀

1、八十年代,中国半导体产业与西方的技术标准不统一,与东亚的电子信息产业不兼容,意味着中国的半导体很难找到市场(当时中国自己不可能养活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就算砸锅卖铁也不够),而且中国大规模量产的良率也不高。试验室的成果和工业化量产的成品是两个概念。

那时候的技术水平是用集中计划资金垒起来的,而不是依靠市场营收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循环。当国家计划资金变得紧缺(当时连军队都得裁掉),这个半导体项目就不可持续了。大飞机项目同理。

一个经济体的资源是有限的,把资源用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就必将减少其他产业的投入,比如制衣业或家电业。而这些产业在当时创造了很多就业,使得很多人能够离开农村并找到一份能养家的工作,并在后来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龙头产业。没有这些产业的成长,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在今天会需要进口这么多芯片。你不能说你只需要吃第五个包子就饱了。

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通常能够使经济资源进入最有效率的领域。当时市场的选择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2、1960-1978 年,中国的人均实际 GDP 年均增长 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 1978 年,中国成了全球最穷的五个国家之一,只有布隆迪、缅甸、尼泊尔和索马里的人均收入比中国更低;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比中国更富裕。在文革期间,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被大幅拉开。

1978-1989 年,中国的人均实际 GDP 年均增长 7.9%,在全球所有经济体里排名第一。到 1989 年,中国的名义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一半的非洲国家。

3、中国在 70 年代支援 “盟国” 是以损失国内人民的基本生活为代价的,大部分获得中国援助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要高。

4、私营经济繁荣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政府保护私有产权。无恒产者无恒心。赞同私营经济的贡献的同时又否定私有产权,是可笑的。

5、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不代表这些事情是正确的。计划经济和文革或许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在局部也有合理的成份,但不代表它们是正确的。

就像市场经济也有失败的时候,但不代表它是错误的。现在的共识,也是未来应该走的道路,是探索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正确、有效地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而不是推倒市场经济、重建计划经济。

知乎用户 Real Economics 发表

最近终于有时间,把拖延了许久的思路整理成文,谨以此篇回答献给不平凡的 2020 和不甘平凡的共和国人民。


《全竞争与发展之路》

刚过去的魔幻的 2020,是世界反思现实的一年。

灾难和困境最能展现人性,也最能反映世界运行的面貌,它们在给人们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常常同时给予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对伤痛的集体反思会促使社会做出改变,有时,这个改变是旧道路的变本加厉,另外一些时候,它会是披荆斩棘调转方向的探索。

发展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人类社会,“左右” 之争在困局中再次激化。在此本文想以一个中间路线派的角度,用一种相对独特的方式,去辩证地探讨发展的问题,再向经济政治的运行模式做延伸讨论。

为方便理解和沟通,首先引入 “全竞争” 的概念。

全竞争的意思就是说,在各个社会领域,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甚至在残酷的环境下仅仅是为了生存,需要在领域中所有利益相关的层面,形成全面、平衡、高效的竞争

认识到事物间广泛的联系,有助于加深对 “全竞争” 的理解。

1. 奥运奖牌榜第二的中国为什么搞不好大球

以大家更熟悉的体育领域为切入点,比如说中国足球,似乎每个路人都能踩上一脚,要问问题在哪,稍微看球的都能说出自己一套理论,怪国家队教练水平太次,怪国脚出工不出力,怪联赛政策不合理,怪俱乐部管理混乱…. 这些批评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单单解决以上任何问题,都无法根本性地改善国足的现状。而许多问题又交织纠缠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结,不解决这个就无法解决那个,或者解决了这个却加重了另一个。

把弊病重重的中国足球放到一边,先看一下操作路径更清晰的中国篮球的改革。篮协主席姚明引领的 CBA2.0 改革此前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结果,而改革的难点在于分配协调各方利益。

比方说如何分配经济利益。

●联赛的场地、包装、转播、宣传都比较落后,出台政策要求每支球队必须自费解决高标准的场地、包装、宣传要求怎么样?

哔!联赛大多球队本身就无法盈利,多半是靠着老板的热情在支持,强行拔高投入标准只能逼迫资方退出,而一旦大批球队撤出,受到伤害的还是联盟和球员。

●那既然球队无法赚钱不愿意加大投入,那么进一步压缩球员薪资规模,使球队形成持续盈利的正循环怎么样?

哔!联赛改革已经大幅削减了资方在明星球员薪资上的支出,如果继续降薪,可能逼迫优秀球员出走海外联赛,对年轻球员追求进入职业赛场的梦想也形成打击。

●联赛里球员缺乏流动性,强弱格局长期不变,一些优秀潜力股缺少上场机会,允许所有球员无条件自由转会怎么样?

哔!各队的青年队目前仍是联赛新鲜血液的主要来源。只有保障各队的青训利益,才能维护目前的青训培养体系,否则将面临后备人才的断档。

再比方说如何分配球员上场时间。

●外援能增加联赛的观赏性,也能提升联赛竞争的高度,西班牙篮球联赛这么做就很成功,各队引进外援不受限怎么样?

哔!过去的双外援 4 节 8 人次政策加亚外政策已经让弱队很难再出有实力的本土球星,强队的攻坚也把持在外援手中,能达到与外援同台竞技水准的国内球员寥寥无几。一个以外援为主导的联赛,国内球员难言有大的进步。

●那彻底废除引进外援怎么样?

哔!抛开联赛的观赏性不谈,国内顶尖球员需要有向上的参照对象和竞争对象,而不是志得意满地牢占上场时间却不思进取。

●年轻人是联赛和国家队的未来,限制老将的出场时间以保证年轻人的上场机会怎么样?

哔!给年轻人上场时间的保证会降低他们拼搏上进的动力,让出来的机会对竞争是一种削弱,造成场上球员的竞争力下降。

要打造一个好的联赛以培养更多优秀的国内球员,就要全方位地营造竞争环境以提高各方面的竞争力。

拿顶薪的顶尖国内球员要能与外援竞争,优秀的中等薪金球员时刻向顶尖球员发起挑战,优秀的年轻球员面对老兵不落下风,二线队和大学生联赛的球员在外虎视眈眈。而顶尖球员间、中等薪金球员间、年轻球员间和后备队员间,也必须为了生存与向上不停竞争。

球员之外,俱乐部间竞争是家常便饭。执教团队也应当竞争上岗,甚至对裁判和技术台工作人员,也需要建立竞争机制,以促进工作技能的提升,降低工作失误对比赛的干扰。

而竞争不止存在于同个层级中。不同层级间一样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例如给球员的薪酬更高,俱乐部就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所以不同层级也存在竞争关系。

相对应地,在球员与俱乐部间、俱乐部管理层与教练团队间、教练与球员间、俱乐部与赛场执法团队间,也应该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竞争环境,避免任何一方形成过强的势力,抑制整体的竞争。

这就是全竞争所强调的,在各个层级,都形成充分、均衡的竞争

竞争环境的滞后、扭曲与缺失,直接后果就是孱弱的竞争力。中国足球就是最好的例子。

幼儿时期,体育运动氛围缺失,场地缺乏,足球幼教几乎不存在。

青少年时期,绝大多数学生以课业为重,而业余踢球的学生,大多得不到任何专业的指导,根本谈不上有竞争力,人口基数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在少数能获得专业培训的足球学员中,大部分也极度缺少高水平高对抗的比赛,反而与足球强国的同龄人在竞争档次上已经明显拉开了差距。

俱乐部时期,后备队员同样长期得不到高质量的比赛机会。在低对抗低节奏中成长起来的球员把同样的氛围带到了联赛里,比赛的强度与高水平联赛的差距再次拉大。而为了胜利,比赛的主导权基本被外援把持,尤其是前锋位置,国内球员无法与外援竞争,因此很难获得锻炼的机会,锻炼机会越少,进步就更困难,更无法与外援比较,陷入恶性循环。

国家队时期,此前各个阶段积累的问题就出现了集中爆发,可选人才少、对抗能力不足、节奏慢、机会把握能力弱、场上阅读力差、抗压力低….

正面例证则是大部分留洋球员在不长的时间都显著提升了竞技水平。优秀联赛里更好的指导与培训只是一方面,更高的竞争标准对球员的促进作用一样巨大。生存与发展的压力逼迫球员快速地进步,快速融入新的竞争环境,否则将面临淘汰。

中国足球为什么满身都是问题,因为自下而上,各个层面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力都技不如人

类似的情况在奥运成绩里也很明显。世界上商业化比较好的体育项目,我们拿好名次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商业化造就了激烈的竞争氛围,商业化程度高的地区就会诞生许多优秀的运动员。而相对冷门的项目,因为我们的举国体制,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以及地方体育队的存在,我们在各个层级的竞争环境与竞争力上反而获得了优势,结果就是更突出的成绩。

不过体育产业是特殊的,因为它对力量的叠加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无论拥有多少好手,无论优质运动员的储备有多庞大,能够上场去决定比赛结果的,最多也就十来个人。

但更多的领域,尤其在宏观的政治经济上,限制就弱得多,在资金与资源堆叠形成的力量对比上,将是以数量级衡量的鸿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篮球运动能够不受限制地加总球员实力,那比赛结果呈现出来的美国篮球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就会同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一样巨大。

2. 强弱相争的原则

在物质稀缺的世界生存,人类无法避免竞争。人们痛恨竞争,因为随时会有别人来把我们的位置挤占掉;人们也喜爱竞争,因为它提供了上升的通道

竞争中,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常胜将军,但世事本无常。当弱者为扭转劣势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强者更倾向于修改规则,巩固长期优势,压制对手的竞争

强者构建秩序、维系秩序,巩固胜势,弱者团结起来反抗秩序、解构秩序,逆转强者的胜势,是历史永恒的循环。

由于实力的差距和秩序的压制,在同个层级的竞争中,弱者战胜强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跨层级的力量差距是悬殊的,从政府到产业集群,从产业集群到企业,再从企业到个人,力量差异通常是压倒性的。弱者的联合一般强于强者个体。同时在更高的层级中,未必遵循同样的强弱关系。10 个弱者组成的集体弱于 10 个强者组成的集体,但 100 个弱者组成的集体就可以强于 10 个强者组成的集体。

于是,强者主导的秩序下,毫无例外地会限制弱者的联合。强者希望弱者间相互竞争厮杀,而恐惧弱者枪口一致对准自己。

集体的力量来自于个体,它不仅取决于个体力量的大小、个体数量的多少,还取决于个体愿意奉献力量的程度。想要集体的力量多一分,个体的力量与利益就相应地少一分。为了集体能在激烈的对决中胜出,个体必须做出牺牲,这是集体凝聚力的体现。

所以弱者组成的集体通常个体权利更少,集体构架更紧密,而强者组成的集体个体权利更多,集体构架更松散

作为弱者,要永远警惕强者的话语体系,和强者企图构建的价值观。

西方主流叙事推广的全球价值,尽管听上去正当与光鲜,其实往往都在暗搓搓地往一个方向使劲——削弱落后国家的竞争力。无论是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高质量的环保,还是这样那样的个人权益与自由,或者是传统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这类价值观几乎毫无例外地妨害着落后国家的企业与劳动者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宣扬企业向大众让利、国家向企业和大众让利,从而使得亟需集中资源提升竞争力的国家和企业在与西方国家的横向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表面的善意背后隐藏着的深深恶意,可以在它们如何评价和对待能够威胁到它们竞争力的后发国家的行为里看到。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从自由贸易向贸易保护转变,其背后限制竞争的理念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由于过去比较隐蔽的以知识产权、技术管制、环境保护、劳工权益、金融法律规则等手段实行的限制逐渐失效,被迫转换成了明面上的关税和全面制裁的新方式。

而当下美国政坛兜兜转转又回头,拜登重申在贸易领域 “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正是美国再度试图发挥自身优势,打击对手优势,通过设定规则限制竞争的最好写照。作为被点名的竞争对手,中国人对这样的规则保持怀疑是应有之义。

在两强相争的交锋中,两边的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受打击的主要对象,跨层级的降维式攻击直接上演。而与母国绑定,接受更高层级的支援,是企业最稳妥的应对方式。某独角兽公司在去年的大戏中以身示教,为我们证明了这个观点。

集体是弱者的庇护,强大的集体能够帮助弱者抵御强者的掠夺,捍卫个体利益。相匹配的是个体必须作出一定牺牲,时刻保持集体的生存能力,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个体背离所出身集体的行为一般是不明智的,若进入一个竞争环境宽松的社会尚好,要是到了竞争加剧的时期,失去庇护的个体很容易成为案板上的肉。

集体为了在对外的激烈竞争中存续,必须尽可能地从个体获取更多的资源,这就要求降低内部低效竞争,减少内耗,对集体成员的筛选是重要的一环。历史来看,集体高效筛选成员的方式主要是两种,要么是严苛的教条与规范,要么就是同文同种背后约定俗成的价值观

自然而然,在采用第二种筛选方式的集体里,外来的个体很难获得接纳;而要融入第一类集体,也绝非易事。

现代国家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强大的集体形式,是个体利益最基础的屏护。作为个人、企业、行业构筑的集体,它外事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首先是维护国家统治阶层的安全,其次就是争取更好的环境以提升本土行业与企业的竞争力。

行业与企业则是与个体利益最直接相关的集体形式。强大的行业与企业能够给其中的个体更多的利益。

但行业与企业成为国家间争夺的焦点,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3. 资本模式的致胜优势和致命缺陷

在世界近百年来的历史与可预见的未来里,有且只有两种经济模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形态。

一种是当前世界主流的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因为资本是有限的,掌握资本的人更是有限的,于是需求是有限的。经济以需求为导向,经济周期围绕资本供给波动

在这种模式下,资本掌控者的行为主导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要争夺有限的需求,竞争产生在供给端,因此工作机会也是有限的。产业迁移,产业空心化与产业链的争夺,决定着区域经济的成败

另一种提倡共有的模式我们也在历史上见证过它的辉煌。这种模式尽量去满足多数人的需求,但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供给是有限的,表现出来是配给制,经济以供给为导向。正常情况下经济波动小,但若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供给受限,经济容易出现大问题。

与前一种模式相反,由于供给相对需求的稀缺,竞争产生在需求端,社会更倡导提效与节约。供给端更注重扩大产能而不是增加个性化选择或提升品质

由于科技进步通常情况下发生在供给端,竞争产生在供给端的前一种模式的科技进步速度会快于竞争产生在需求端的后一种模式,给前一模式带来技术普及更新的发展优势,这使得前一模式在科技爆发期更具竞争力。

但是,当科技进步陷入停滞,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时,后一种模式在消费端的稳定与低消耗的竞争优势就能得到体现。

两种经济模式引致了截然不同的上层建筑,形成了尖锐对立的话语体系。然而,对多数普通个体来说,这些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

现代社会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最基本的单位,所以正常秩序下,社会中大部分的利益与财富藉由企业进行分配。由于种种客观的限制,企业与企业员工都有较强的地域性,所以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与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以及他们自身相对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最直接相关

因此,在许多时候,对大众自身的生活来说,不同的上层建筑是相对次要的。改变上层建筑未必能改变民众与企业的相对位置,更不是理所应当能够加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若以削弱本土企业竞争力为代价而提升民众的相对竞争力,更是只会适得其反。

不过,在某些历史时期,民众对上层建筑的看法会迅速变化。这正是其中一种经济模式,相对另一种显示出压倒性优势的时刻。

随着社会的发展,总有一些群体能找到方法跳脱五行,使自己免于与大众的竞争。当无须竞争的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社会正常运行的机制就越发难以维持。

世界历史上各个政权的衰败,多半是因为这个原因。

社会资源分配极度扭曲时,社会的总产出通常是下降的,这意味着用于维护秩序的力量也在衰退。再当多数个体发现遵从社会规则得到的收益是如此之低,不如逾矩时,社会的秩序就崩塌了。

阶层的固化限制了资源的流动性,阻碍了资源向高效领域的汇集。打破阶层的壁垒会促进产出的提高,这是新生的美国相对于旧大陆的优势,是革命政权相对于改革政权的优势,也是扁平体制相对于垂直体制的优势。

全竞争均衡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最大化产出 (交换),它是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当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局部,出现竞争失衡的局面,就会有人利用这种失衡扩大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行为就会导致资源的错配,从而降低产出。

当然,一个领域错配导致的产出降低,可以被这种错配在别的领域带来的产出增加所弥补。

如果整体产出是增加的,那这种错配对社会发展反而是正向的,是更符合全竞争均衡的。

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所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资本所有者在分配中获得更高比例的利益,他们把到手的利益重新投入用于扩大生产或研发新技术,社会产能便会持续增长,资本所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 直到这个正向反馈受到技术与资本边界的制约

它与我在之前文章提出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路径也相一致:1. 加入 / 开发新交换,2. 扩大交换,3. 控制交换链

进一步可以拓展为四阶段的经济周期:

**【复苏期】**加入 / 开发新交换——进入竞争较小的领域

**【繁荣期】**扩大交换——利用竞争优势进行快速扩张

**【过热 / 滞涨期】**控制交换链——竞争白热化,兼并与收购频繁,最终行业走向垄断格局

**【衰退期】**交换链断裂 / 交换减少——竞争者退出,行业格局重塑

从投资的角度看,前两个阶段适合实业投资,而第三阶段适合金融投资。局部的竞争失衡存在惯性,例如美股中房,例如此前央行力量的不断扩张,这会在各个阶段形成长期的趋势性机会。

在大的周期上,我们当下所处的是周期第三阶段的尾声,这是资本经济模式的发展发生逆转的时期,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当交换链被控制,越多的资源处于缺乏竞争的环境,社会整体的向上动力就越差,发展便更艰难。

“内卷” 一词的泛滥,让竞争的语义都蒙上了灰色的色彩。但是竞争本身并无立场与偏好,我们真正该痛恨的不是竞争,而是那些利用权力,从他人的竞争中获利,而恰恰置身于竞争之外的特权阶层

内卷正是资源错配的最好写照。内卷加剧了局部的竞争,却无益于提高整体的产出,它是在边际效益趋于 0 时过量投入 (单一) 资源的结果

劳动力的内卷已经是陈年旧闻,资本的内卷正在发生,只有技术的进步,才能解决堆积无效资源的徒劳。

所以我们忿恨垄断,但依然称颂科技的先驱。科技的发展提高了我们获取资源的能力与使用资源的效率,拓宽了竞争的空间,增加了潜在总产出。而对传统行业的粗暴垄断只是对产出进行了低效的重新分配,垄断者的获益来自其他个体的损失。国内互联网巨头被群起而攻,国外大厂却能成为榜样,皆归因于此。

行业的竞争格局是高效还是低效,也应当回归于效率和产出来看待。是 100 家小企业大混战,是 20 家中型企业群雄逐鹿,还是 3 家大型企业三国演义,或是 1 家巨无霸企业独占天下,产出与效率优秀的,就是高效的格局。有些行业天生适合自然垄断格局,分割成几家企业竞争反倒降低效率。对垄断的企业,竞争未必需要来自同层级的对手,也可以来自于更高层级的施压,和更低层级的选拔。利用制度创造特色化的竞争环境,可以有效解决竞争缺失的问题

4. 共有模式不是未来

资本经济模式最根本的缺陷是无可避免的竞争失衡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共有经济模式应运而生

共有模式,本质上是在内部对竞争做出了限制

然而,解决竞争失衡的方法理应是重造竞争平衡,用限制竞争的方法纠正失衡是走上了歪路

竞争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任何形式的共有,在削弱了内部竞争的同时,也减缓了资源配置优化。那么如果存在一个能提供更快速资源优化的充分竞争模式长期运行,结果必然是更优的,共有模式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共有的范围越广,共有的程度越深,内部竞争性就越弱,资源配置效率就越低

这是人性所决定的。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只有一个与利己的人性相匹配,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制度,才最能激发人的竞争力

退一步讲,就算人的天性未必是利己的,一个平衡的利己型社会,也比一个平衡的利他型社会,更符合全竞争均衡的原则。实际上,利他型社会在缺乏强外部竞争下,本身是难以实现平衡的。不遵循优胜劣汰机制的社会,会变得臃肿而低效。

倘若人性是利己的,但我们以 “人性是无私的” 作为前提去构建系统,构建出来的系统必然是脆弱的。利己的个体不断获益产生的示范效应,会让更多的个体选择利己的行为,直至系统崩溃。

同理,限制竞争的系统也是脆弱的。逃避责任与私下加强竞争的行为会受益,并被广泛效仿

利用超强的人工智能去计算最优的资源配置,也未必是可行的方案。除了仍然未能激发收益风险相匹配的自主能动性以外,个人与社会前途的多样性是否被扼杀,同样值得深思。

这也是《西部世界》第三季的思考,当我们有了能 “统筹一切” 的终极计算机,这个世界是否就此失去了可能性?

各位扪心自问,至今的一生中,是否有过在外界的怀疑中证明自己的时刻,是否曾有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时刻,是否愿意过被设定安排好的人生。

这个道理,在组织和企业身上一样适用。

此外,一个能准确预知未来的究极计算机,必先能准确预测科技发展的方向、路径与时间,这意味着它本身能推动科技的研发,而此时需要预测的未来,却已然变化为它参与科技研发后更复杂的未来,这样的究极计算机的可行性,很大可能会被证伪。

类似地我们可以推断,一个许多人梦想中的乌托邦,一个生产不需要人力劳动,人人 “各取所需” 的社会,也是偏离全竞争均衡的非稳态结构,难以长期维系

因为如果人不能生产只是消耗,那人越少的经济实体显然有越大的竞争优势,只要科技能持续地进步,胜负的天平就会逐渐倾斜,资源会弃大众而去。缺乏竞争力的事物终归会被历史淘汰。

所以更利于大众的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绝不是什么将人从生产和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进一步提升人的生产和劳动能力

5. 全竞争是发展的衡量标准

全竞争均衡,是对立与统一的结合。它强调事物间的联系,强调强弱的转化,强调局部失衡与全局平衡的共存。

合理运用全竞争分析,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困扰我们的不少问题。

利益的平衡是解决问题的要点,增加一方的利益常常会以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但在更广的领域,两者的利益也可能是共通的。所以很多时候,非黑即白的解答会有失偏颇。支持 996 和支持规范劳动保障的,支持本土保护和支持开放竞争的,未必真的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他们可能代表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在事情的发展上有不同的解读。这个时候,判研事情本身就比固化印象、强调差异重要得多。

◆ 996 与发展

996 与房价并列,成为当代我国城市年轻人追求幸福最大的两个拦路虎。但 996 是否必要,能否规范,不存在简单的答案。它不取决于平均数、中位数或是众数,它是由下限决定的。

而这个下限,不在大家激烈讨论的 CBD 写字楼里,甚至不在制造业的加工厂里,它在办公楼里,尤其是军工研发的研究所里。

只要外部的威胁没消除,只要军工企业仍要争分夺秒、日夜奋战,一视同仁的统一规范就无法形成。军工人的努力,是我们无需面对美帝航母骑脸,美军马润街上撒泼的最大保障。

对各行业各企业的 996,全竞争分析也能给出一致的判断标准——是否能改善国家的全竞争均衡

因此如果行业需要,国家需要,华为的 996 是可以被理解的,军工行业、核心制造业、关键政府部门的 996 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而那些不存在显著溢出效应,无法惠及于民的 996,是理所应当的批判对象。

996 是劳动者间的竞争,竞争机制通常都有利于更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但竞争对两类人最有利,一类是在竞争中占有优势的人,另一类则是不需要参与竞争的利益相关方

对强调竞争的声音,我们既不必急着反对,也要警惕背后的心思。强化了这个领域的竞争,是否意味着聚焦点之外的另一个领域,一群人正窃喜着迎来竞争的弱化。反过来,当我们呼吁在某个赛场缓和竞争程度的时候,同样要当心在另一个赛场会不会有更激烈的竞争在等着我们。

而站在全局的高度上看,任何变革若希望行之有效,都应是向全竞争均衡的靠拢,任何行为若削弱了全竞争均衡,都应当被抑制。

◆ 保护与开放

是否符合全竞争均衡,要分具体的系统讨论。

一家企业可以接近内部的全竞争均衡,但对外获取大量的垄断利益;一个国家也可以在内部形成全竞争均衡,同时通过政治经济手段从其他国家吸血。

一个系统如果存在相关性较大的外部环境,那么仅维持内部的竞争均衡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与外部的竞争平衡。对外竞争力的重要性不亚于内部的竞争均衡,甚至往往处于更重要的位置

为了巩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限制他者的竞争是人之常情。在个人层面,它表现为职级、分工、权限等;在企业层面,它表现为专利、标准、授权、定价策略等;在国家层面,它表现为舆论攻击、贸易限制、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军事攻击等。

若对外的竞争力足够强,以上的方式都是我们获利的途径;但若对外竞争力不足,它们就成为他人压榨制约我们的手段。

在与外部经济的往来中,保护与开放,前者针对的是对外竞争力的平衡,后者针对的则是增强内部竞争的均衡

不难发现,西方发达经济体倡导的 “自由市场” 放开的是它们更具对外竞争力的行业与企业这个层级,对后发国家更具优势的个体劳动者,并不存在所谓的 “自由市场”。

若要在各自具有竞争力的领域互相开放,行业、企业层面的完全开放市场,对应的是个人层面的不设限自由移民,这显然超出了发达经济体的承受底线。

无论保护还是开放,都是为了提升行业与企业的竞争力,改善全竞争均衡。保护是为了在本土经济弱小的时候,给予它们成长的时间,而不让它们被外部力量迅速击倒。开放是为了借外部力量增加竞争的强度与质量,逼迫本土经济提升竞争力,同时改善整体的效率。

◆ 发展的道路

适合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一样,因为各国国情导致的全竞争均衡状态不一样。是首先解决外部干涉问题,还是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或者一开始就全力发展企业部门,要视不平衡在各方面的影响程度来定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全竞争平衡状态也不一样,所以适合的发展政策亦不断在变化,需要因时制宜。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各国 “走歪路” 的时期,大多都避重就轻,不去全力解决最关键的矛盾,而把重心放错了方向。应当发展市场竞争力的时期,强调了层级间的相对竞争;应当解决层级间竞争的时期,却怪罪起市场竞争的问题。

典型的是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不少拉美国家。在经历了一段美好的经济繁荣期后,由于政府和民众的短视,过早地进入了福利社会,既消耗了宝贵的资源,未能突破更高层级的外部竞争失衡,又在民众中助长了安逸散漫的风气,削弱了全社会的竞争性,导致难以再度积累扭转竞争失衡所需的大量资源。此后这些国家长期陷入社会发展滞缓,不上不下的窘境。

走向极端的道路也难以持续。上文探讨过在资本与共有经济模式下,企业层面的自由与管制两个极端,同样都是对全竞争均衡的偏离,这样的非稳态结构,崩塌只是时间的问题

发展的道路,务必解决好各个层面的竞争平衡问题。

因为系统是不停演化的,社会是动态发展的,竞争平衡的局面是不断改变的,所以发展的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发展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谋发展,既要高瞻远瞩、通观全局,也要脚踏实地、攻坚克难。

对内,要积极应对最突出的不平衡;对外,要死守最具劣势的不平衡,猛攻最占优势的不平衡

6. 中国是全竞争忠实的践行者

过去的 2020 年,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不清道不明的恨意与敌意。

这些情绪,来自于愚昧,也来自于恐惧。

他们恐惧竞争,恐惧一个有十多亿充满竞争力人口的国度,更恐惧能把如此庞大的竞争力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但我们知道,过去两百多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在这片土地成长起来的人身上的一幕幕的苦难,反复地告诫着我们,只有自强与拼搏,只有不顾一切地竞争,只有战胜所有试图使我们臣服的对手,才能让我们在世界上获得公正的对待,才能完全地享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

两百多年来,我们经历过少数阶层占据大量财富,底层民众竞争加剧,艰难求存。

两百多年来,我们经历过外部势力扼制我们的竞争与发展,而少数民族败类为了一己之私数典忘祖,同流合污。

两百多年来,我们经历过放下发展竞争力去保卫公平的环境,却被世界远远抛下。

两百多年来战胜苦难的经验是中国人最大的财富

从提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后,新生的共和国就在追求全竞争均衡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这条道路让中华民族看到了曙光。

既大张旗鼓地强调发展、强调竞争,又小心翼翼地去寻求各行业、各层级、内部与外部、区域间与群体间的微妙竞争平衡,这样的发展路线,就称之为 XX 特色 XX 主义。

它不应当只适用于我们,而应当在世界的每个角落生根开花。

@李建秋

@Odysseus

@袁岚峰

@FanFanFan

知乎用户 白骨僧 发表

好问题。

很多人其实把国家发展想得过于复杂了,国家是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在和平时期,基本上可以等效为一家公司。

公司怎么发展?

投资。

公司最重要的是投资。是把赚来的钱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而不是说赚了钱大家大秤分金银,花光了算。

杰克马在达沃斯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老马虽然针对的是美国的问题,但实际上解释了整个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

中国,为什么是战后唯一一个大规模(不是四小龙四小虎那样的小规模)崛起的国家?

因为中国是战后唯一一个强有力地、不断投资于自己的国家。

这些年人们熟悉的大基建是一个代表,但是又不仅仅是大基建。

实际上,中国过去七十年一直在走的是一种赋能型的治理道路,这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又全然不同于西方治理哲学的路径,具体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回答:

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了资本主义有哪些弊端?

这种赋能型的治理道路的核心逻辑是搭建平台从而给更多人创造机会。基建就是这样一种平台,有了路,山里的百姓可以自己去卖农产品发展旅游出门打工,有了网络,小镇青年可以自己做微商开网店做直播,有了电力和供水,村里的学校也能有电视教育也能上网看世界,有了密布的工业园区,企业的交流成本降低,规模优势不断增强……

我自己所处的小城市下面有个县,以前做成衣行业,规模小,分布散,污染极其严重,产品附加值也很低,随着人力成本上升,企业难以为继。五年前当地政府引进建设了环保产业园,成衣企业一开始觉得服务太贵,不愿意入园,后来随着环保法规日渐严厉,不得不入园,结果入园之后一核算,利润反而有所上升,就是因为产业园统一供应电力、水、蒸汽等物料,同时因为规模比较大,能够给员工修建宿舍和食堂,降低了各方面的成本。

如果是在西方,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企业早就破产倒闭了,然后老板拿着卖掉企业的钱冲进华尔街疯狂玩杠杆。

如果非要把它理解成基建,那么过去七十年,中国也绝不仅仅是造桥修路这样的硬基建,还有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土地改革、大学扩招等一系列的软基建,甚至现在看来,软基建的影响超过或者说至少不亚于硬基建。

显然这已经不是狭隘的基建的概念所能囊括的,这就是一种赋能。

七十年前,面对一穷二白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同时大修水利为农业发展打下基础。这是一次回报周期极为漫长的超前投资,但是最终证明了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投资,为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现在回头看看,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很多发展成果,实际上都来源于国家以十年为单位的长期投资。

三北防护林,一项生态工程,投资巨大,旷日持久,可是因为有了这个生态工程,我们的北方很多地区才能保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至于变成无人区,而人的聚集又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可以设想一下,人烟稀少的北方能否保持现在的状态?没错,现在北方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比不上南方,但在世界范围内还算是不错的,可是如果当初人都跑光了,还搞什么经济呢?

精准扶贫,把基层干部累得半死,看上去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很多贫困户不过是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距离发家致富还遥遥无期。

但是十年前是什么样?我去到基层乡镇采访,十一岁的孩子放了学要回家给五岁的弟弟做饭,两个人一天就吃点剩菜剩饭,因为父母都在外面打工。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有什么未来?如果我们的贫困人口都越来越困难,怎么扩大内需?

扶贫至少解决了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解决了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去加入劳动者队伍。未来这些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他们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将远远超过今天我们的投入。

回到问题,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在一个革命老区采访,走到红军和敌人战斗过的战场遗址,那是九十年前的战斗,死了很多人,可是如今已经看不出痕迹,都变成了农田。找到附近的农民,老人家八十多了,说以前经常在田里挖出死人骨头,都是红军的遗骸。

我问他,那你们当时怕不怕?

他说怕啥,高兴嘞,那地以前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我们家没有地,是红军打下来之后才分给我们的,分地的时候我爹激动的晚上都不睡觉,大半夜跑到田边看着这块地,说我终于有地了。

后来呢?

后来政府又组织建水利,让农田的产量得以提高,养活更多的人口,后来毛主席见了尼克松,引进大化肥项目,化肥促进粮食增产……

再后来改革开放,农民可以把剩余拿出来交换,办起了乡镇企业,国家又修好路,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是用廉价提供生产资料,让乡镇企业可以走出农村走向世界,成为今天一家又一家声名赫赫的民营企业。大学扩招,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为企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从此中国制造名扬世界。

国家的发展很复杂,但是也很简单,前人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把血汗投资于未来,而我们就得益于这份久远的馈赠。

知乎用户 核桃很聪明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不负时光 go 发表

100 英寸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儿童喜欢的视频,100 英寸的屏幕是用投影仪投出来的,效果还行,如果看 100 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可能都没有这效果,对小孩子来说,保护眼睛应该会有效点,赵想心有感触的说道,而且小孩子就算丢东西砸墙上去,也不会有砸坏,防火防盗防小孩。

赵想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有台黑白电视,天线放到山上,能接收的台只有一个两个,有时候还有黑白电视上还有雪花,信号差导致的,这还是当年父母结婚时候买的呢。

家里面的电视信号太差劲了,而且父母门还省着电费用,很少去开这台黑白电视,约上几个小伙伴组队去别人家信号好的去看,下雨、下雪都会去。后来出现了彩电,赵想自己家也有,父母外出打工,赚了点钱,添置了些家具,包括这个彩电、还有 dvd 机,在卖影像碟的店铺可以租 dvd 碟播放电视剧电影,看完了还回去。那时候电视剧基本在 20 集,租一套好像是两块来着。

后面出现那种卫星锅,放到楼顶或者地面都可以接收很多电视台。

现在的小孩估计已经不知道黑白电视了,也不知道那种胖胖的彩电是怎么样的了,现在的液晶电视越来越薄,设计的越来越科幻,投影仪也可以直接放电视。赵想不仅感叹到,这代的小孩该有自己的专属记忆。

知乎用户 飞雪连天 发表

三年灾害时,用饿肚子省下的农产品和苏联换来了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赶上美苏干仗,美国扶中国抗苏。

最主要的是,靠剪刀差,吃农民血汗。靠血汗工厂,工人血汗。中国是劳苦中国人扛上去的。

知乎用户 阿莲卡蓝袖 发表

最近正好翻译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为什么中国只花了短短 30 年就发展起来了,而非洲却依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

这里摘录一段分享一下:

本文译自 Quora,原标题:How come it only took 30 years for China to become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Africa is still so poor and insignificant?


Craig Stevenson
I don’t want my people to be tricked by mercenaries.
我不想我的人民被雇佣兵欺骗

中国还远远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中国对其经济的控制使其他国家的同行丧失了能力,扼杀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发展。因为中国能够创造资源,控制市场,以吸引全球企业的资金、知识、投资和技术,为全世界的市场服务。这降低了南亚、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所有其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他们无法像中国那样在全球跨国公司的帮助下发挥作用。

看看中国工人的真实情况,如此低的工资并不能创造巨大的财富,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大部分储蓄都是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国有企业的财富。

由于中国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非洲和其他地方一样,正在过早地去工业化。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法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了这么多好处,让它们把中国作为生产它们在世界各地销售的产品的地方。大多数中国出口的产品都是跨国公司从中国为其全球市场服务的产品…


Wenjie Piao
former Student,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前学生,生活在美国

中国不止花了 30 年(即使你只计算改革开放后的年数),中国也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中国用了 70 多年才发展到今天。仅供参考,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包括你会选择忽略它。事实上,中非经济结构的中坚力量都是在你忽视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想想看,在 90 年代,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并没有比非洲更具竞争力,为什么世界工厂会选择在中国而不是在非洲落户和发展?

非洲和中国是没办法比较的。非洲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非洲自由贸易协定万岁)

基于我对非洲有限的了解,我想说,对非洲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一般来说,你能买到的终究不是你所拥有的

我不能说非洲是一无是处的,至少在中国的世界观中不是。不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外交部长不会养成去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开启工作的习惯(译注:中国外交部长首访一般会选择非洲国家)。但是,非洲国家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Garrett Andrews
无背景信息

原因真的很简单。中国 GC 党能够统一历史上属于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并控制外部势力对这些地区的影响。虽然这远不能保证成功的治理,但不受外部因素的过度影响,以及被允许控制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实施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创造了使中国富裕起来的条件。

非洲缺乏政治统一,其资源往往由居住在西方的个人拥有和 / 或控制,他们为那些保护西方 / 非非洲金融利益的不受欢迎的领 D 人提供补贴,再加上非洲对西方金融机构的巨额债务,这些都阻止了非洲及其公民利用其巨大的财富。


这个问题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回答,有兴趣可以看原文:

为什么中国只花了短短 30 年就发展起来了,而非洲却依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_樱落网

知乎用户 秦王虎视 发表

中国的发展和迅速崛起,有三个关键要素:

1. 善用国际大势。建国后的一边倒,抗美援朝,苏联援助 150 多个工业项目,帮助我们奠定了工业化基础;1972 年全面缓和与美国关系、 最终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让我们营造了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都说船大难掉头,但是我们硬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在军事大国 、经济强国之间闪展腾挪,每一阶段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让这个国家得以生存并逐步发展起来。要知道,1969 年,苏联尚在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号称三天打到北京。但我们硬是合纵连横化解了威胁。事实上,建国后这类威胁就从来没断过。更为难得的是,新中国的各种借力打力,是在保持发展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的,事后证明,这是我国国运昌盛的重要根基。

2. 善抓主要矛盾。自上世纪大革命以来,在各个历史转折时期,我们都抓住了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善加引导,最终形成了革命洪流和发展势能。对方制造 “四一二”,我们马上转为“八一” 模式;南下受挫,马上“八七会议” 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931 年日本发动 “九一八”,1932 年我们就派杨靖宇进入东北组织抗日;1937 年 7 月 “七七事变”,我们 8 月召开洛川会议,革命路线由土地革命转变为团结抗日……,1953 年 7 月结束抗美援朝,9 月国家开始转入经济建设阶段,也就是“一五” 计划……。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讨论 “一五” 计划的时候,发生了注明了梁簌溟之争,梁簌溟认为,我 D 进城之后,重视工人,忘了农民,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说我们忘了本,使得会议进程受到影响。梁与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执,但最后还是毛主席说透了本质,他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工人与农民的根本利益上一致的,不容破坏。” 这就是抓主要矛盾。纵观我 D 发展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这种迅速的转变和迭代会让一些人难以适应和接受,但从大历史角度看,这无疑是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

3. 善于学习超越。1949 年 4 月,解放军 30 万大军已经对上海形成合围,但依然推迟总攻时间,陈毅说 “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我军接管工作做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我军就可能在上海站不住脚。就连毛主席都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建国时期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没有城市治理人才,没有企业管理人才。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展开,苏联的 “厂长们” 也开始进入中国,手把手传道受业,当时一个苏联厂长的待遇相当于国内部长待遇。最终,我们不光打下工业化的底子了,还培养出一大批企业管理人才。过去我们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是在建设中学习建设。顶着高粱花子进城,照样可以实现华丽蜕变。这就是学习能力。至于到后来和现在,这种卓越的学习能力依然让世界不太适应。加入 WTO,用西方列强制定的规则内,我们照样杀出一条血路;制造业由三来一补到全球中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式的互联网创新管理;在专治各种不服的新冠疫情面前,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得到充分印证。可以说,作为把舵者,我 D 的学习和超越能力确实无人能及。

知乎用户 女神别跑啊是我 发表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矛头一直对着中国,一直想打压中国。

台海危机,银河号,南联盟大使馆,美国步步紧逼,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本拉登同志站了出来,成功的吸引了美国的火力,为中国赢得了充足的发育时间。

后来南海撞机事件,美帝国主义又妄想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萨达姆同志挺身而出,发扬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再一次吸引了美国的火力,为中国赢得了充足的工业化时间。

北京奥运前夕,中国迅速崛起,美帝国主义眼看着再不打压中国就来不及了,必须全力打压中国,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候,华尔街党支部的地下党同志们毫不犹豫的引发了次贷危机,再一次让中国顺利度过。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美帝国主义一看机会来了,再一次开始找茬。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卡扎菲同志立刻跳出来:我要打十个。再一次为中国赢得了腾飞的时间。

资产阶级反动派川建国上台之后,屡次讹诈中国,用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方式跟中国展开贸易战。这时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朗站出来了,毫不犹豫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争做人民的好 MT。

新冠疫情爆发后,川建国屡次抹黑中国,美国国内排华情绪高涨,在美华人人身安全受到重大威胁。这时华尔街党支部地下党的同志们再建奇功,不顾套路连续四次熔断,成功转移了仇恨,保护了人民的安全。

知乎用户 我是山 发表

看一下美国的发展之路和中国多么相似。

1、西方人在美洲立足,是以几乎灭绝印第安人取得的,这是后来美国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也是为工业化革命完成了最彻底的土地改革,美国政府一度掌握了绝大多数国土,美国政府现在仍控制着三分之一的国土,正是美国政府以低廉的价格让普通人拥有土地,成就了当时的美国梦,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以及美国城市化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建设时,没有太大的强拆压力;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也进行了土地改革,为台湾的社会稳定和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样,中国大陆地区也进行了土地革命,一是为工业化发展准备了土地了条件,二是为工业化积累了原始积累。

2、搞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原始积累。美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通过贩卖黑奴、残酷压榨黑奴取得的;由于新中国一穷二白,中国当时能和世界交流屈指可数的硬通货就是粮食,中国是通过压缩所有中国人的口粮来获得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因此在当时人均粮食占有还不充分的情况,中国仍是粮食出口国。也正是由于土地改革,国家才有资格计划调拨农民手中的粮食。现在的印度饥饿指数排在世界前列,而印度仍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就是因为印度的工业化不充分造成的。

  3、美国的工业化之初,也是被欧洲工业强国大骂为山寨大国和小偷之国,当他的工业不敌欧洲列强的时候,美国是通过关税保护了稚弱的民族工业。如果当年美国就奉行自由贸易,美国的民族工业,很可能在欧洲强大的工业集团面前,无法生存;而巧合的是,中国的闭关,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让其有时间足够强壮。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现在这个成就,应归功于改革开放。不否认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同样的问题是,印度、菲律宾、海地、墨西哥等国家,他们开放不是比中国早多了吗?改革不是比中国更彻底吗?这些早就完成改革开放的国家,因其民族产业和工业强国处于同一平台竞争的时候,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4、1929 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危机,美国在一战、二战中置身事外,向交战双方卖武器发了大财的,世界一战、二战对美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良机。(中国现在有许多公知一直推崇美国对中国抗日的帮助,但他们从来不说,日本侵华从 1931 年至 41 年,美国一直卖军用物资给日本,甚至借钱也要卖给日本军用物资,甚至美国一位议员演讲时说,中国每死亡 100 个军民就有 55 个是死于美国资本家的军火之下,只是 1941 年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严重侵犯了美国的利益,美日才翻脸,美国才对日本禁运封锁。)

  5、二战后,由于欧洲列强的衰落,美国主导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元成为世界贸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现在用强大的武力和石油美元结算体系来维持着美元霸权,美国的军费几乎占世界军费的一半,就是维持其美元霸权,通过这种方式来掠夺世界的财富。

知乎用户 深具世界眼光​ 发表

从农民工在工厂里给外国人生产袜子

(开始(发展起来)的)

知乎用户 草莓果酱 ox 发表

非原创 作者见结尾处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愿青年人摆脱冷气向上走 有一份光便发一份光 有一份热便发一份热 若此后竟没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知乎用户 不言之教 发表

中国近代的发展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工业化、现代化。

首先,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众多的人口,广袤的面积,以汉族为主体的族群,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字,即使中国的 “少数民族” 对汉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也是很普遍的。

古代中国,长期将国家和 “农业” 绑定,“重农抑商”,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工业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也带来对 “农业国家” 的全面碾压。但是,当中国学习西方工业文化之后,天量的人口和面积,必然带来中国 “规模” 经济的发展。中国因为庞大的规模,可以将工业效率进行大幅度的提高。

其实,近代世界历史,就是 “游牧渔猎” 族群 “抢劫” 世界的历史。

西方文明,基本是一套 “强盗” 逻辑。

民族,国家、信仰、主义,背后隐藏的主要目的还是抢劫、征服和奴役。说白了,就是战争。

世界文明史,就是 “荒蛮之地” 的游牧渔猎族群抢劫 “富饶” 地区的历史,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等,“无一例外”。

在科学、自由、民主、人权的近代 “西方文明” 的自我标榜之下,依然是征服、奴役、战争。

西班牙、英国都是 “殖民主义”的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印度人、非洲人、美国人都可是成为英国 “殖民地” 人民,但是,都不是“英国人”。

美国,好像有些 “大公无私” 了,但是依然为了石油、为了美元,为了 “民主,自由” 在全世界制造动乱,发动战争。

中国文化,在很久之前就 “文明” 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文化。截至目前,大概只有中国是 “以文治国”、儒家文化的,中国人使用 “文明” 来标榜自己,是最为贴切的。

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认识到 “强弱”、“贵贱”、“高低” 都是 “变化” 的,没有永远的强大,没有永远的高贵,除了变化,没有永恒。所以中国文化没有 “自以为高贵,自以为正确,自以为强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信仰”,“没有真理”,才能够“世俗” 文化,避免了宗教的专制和野蛮。世俗文化,也得到了一致的接受和遵循。也是中国成为泱泱大国的原因。也是中国在多次衰落之后,依然能够重新崛起的重要原因。

相对而言,宗教,由于荒谬,没有 “客观标准”,对于 “神”,人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比如,基督教认为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也是神本人,就会被同样一神教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反对。而,圣母玛利亚是人还是神,也会导致基督教的分裂。

直到现在,虽然西方文明脱离宗教的影响,依然是宗教思维。国家、民族、肤色、语言、信仰,主义、真理、科学等等,都要用来证明自己的高贵、正确、强大,都会导致分裂,歧视、战争。

英国,苏联都已经解体,美国 “分裂” 也是很明显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在发展、壮大的。虽然,曾经 “多次” 分裂,最终都走向“大一统”。而西方国家,一旦衰弱,就会进一步的分裂、灭亡。

中国,应该感谢近代先辈的流血牺牲,无私奉献,重建了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也应该,感谢中国的文化,世俗、人本,文明,大一统、谦虚、以民为本、和平,反对战争,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们多次 “复兴” 的基因。

知乎用户 豆沙包 发表

看中国的发展脉络,只看建国到现在,是有着很强的误导作用。

误导之一,会把中国的发展成绩归功于建国后的人民,其实呢?中国今天的成绩是历朝历代人民的努力结果。这个误导非常严重,造成很多实力的误判。

误导之二,由于第一个误判,导致后续的优化步骤出现更多偏差。比如,今天哲学、文化领域就很难树立中国权威。

知乎用户 寰宇视野​ 发表

我以前转发的一篇文章,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说的比较清楚。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就中国发展起来了。很简单,中国人摸索出了合乎规律的做法,那就是一步步从底层市场化,市场环境的建立不是无代价的,它需要强大政府,从百姓的日常小生意开始导入市场化,努力用市场化解决问题,让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可图。

知乎用户 David Dong 发表

个人觉得讲白了,就是高度的资本积累和有效的投资与扩大再生产。

独特的制度和文化一直让中国有这个能力和倾向,不过融入全球化才真正得到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好一展身手。

知乎用户 zhiser​ 发表

原因很多,但无非就是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改革开放之后,确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这个中心思想的指导下,允许先富带动后富。

所以,中国确定了经济特区,划定深圳和上海浦东为两个经济特区,从而带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腾飞。目前为止,珠三角和长三角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正是因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外开放经济的巨大成功,中国开启了全面性对外开放。现在中国每个省市都可以对外招商引资

一个城市有了工商业,就有了发展动力,就可以发展房地产业,推进城市化和市场化,农民都可以进城工作和买房定居,农民城市化,改变小农式生存模式,经济就活了。

这个策略,其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确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经历十年 WG,以阶级斗争为纲,你斗我,我斗你,大家为了搞政治斗争,虽然只有芝麻粒大小的蛋糕,但都有抢,没心思搞生产建设,没心思做大蛋糕。那十年,经济是后退的十年,还不如大跃进时期。

正是因为新的领导班子看到了那十年的问题,才确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思想方针。

大家以后不要斗了,好好搞生产建设,大家一起做大蛋糕一起分。

有可能分配上出现问题,但总比大家都没得分强吧?

当然,当时还确定了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的分配原则。现在我们习以为常,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正是确定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基本国策,国家开始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出现,并大力实行市场化,全国各省取消了大量行政关卡,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转的效率。

今天的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占据全国 GDP70% 以上,提供 80% 的就业,创造了 90% 的外汇,95% 以上的房地产是私有经济创造的。

即使是国企,也在搞股份制改革。现在的中国国企,普遍是上市股份制公司,股份很大一部分比例是私人或私企持股。

为什么这样改革呢?因为私有经济更有效率。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期的价格双轨制,也就是一部分执行计划经济的价格,一部分允许接入市场。计划经济的价格很便宜,导致很多国有企业不愿意生产计划的部分。还出现不少倒爷,将计划生产的物资找关系倒卖入市场,很多地方政府也挣只眼闭只眼。

为何出现价格双轨制呢?原因在于计划经济定价的不合理。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工人,纺纱厂的效益只有织布厂的十分之一,纺纱厂越生产越亏,导致纺纱厂不愿意生产。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定价有很大问题。因为计划定价不是和市场供需关系挂钩,而是看物价部门决策者的个人喜好。

所以,中国搞了价格双轨制,后来又取消价格双轨制,全部接入市场经济,以市场供需关系定价。以市场供需关系定价,明显更合理,因为市场供需关系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会根据供需关系动态调整物价,使经济效率最佳。

比如某个新款商品刚上市,供不应求,就会价格高,利润大。此时就会有其它企业在高利润驱使下投入生产这款产品。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生产这项商品,市场会逐渐由供不应求发展到供大于求,价格就会在激烈竞争中逐渐走低,最后只能维持薄利。一部分竞争失利的企业倒闭,供求逐渐平衡,一项新的产业就稳定下来了。

比如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时,最开始是苹果手机和三星吃到红利,利润超级高。后来加入了华为、小米、OPPO、VIVO、中兴、酷派、360、金立、夏普、诺基亚、摩托罗拉、一加、魅族等品牌,全球有几千个品牌。然而,市场很快就饱合了,现在全球智能手机只有几个品牌活下来,手机配置越来越高,但价格反而越来越便宜,利润越来越低。

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在今天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在当年阻力却是很大的,因为导致很多国企的倒闭,国企有几千万人下岗。因为国企存在大量亢员,效率低下,国家根本养不活这么多闲人,所以不得不将破产国企的工人下岗,分流到社会中自谋职业。

国企改革、价格闯关,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两个关口,搞不好国家就会动乱,动乱之后一切都完了。走过来之后,前面的风险就小得多了。

80~90 年代中间出现过思想混乱,学生也好,知识份子也好,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对改革开放的反对声不少。为此,已经 88 岁的邓老,92 年专门做了南巡讲话,给改革派树立信心。其中,就有著名的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的论断。

除了确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国策以外,就是确定两个基本点。

基本点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具体内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马恩毛邓)。

这个也很重要,目的是保持政治稳定。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内部动乱的话,别说经济进步了,可能会面临大踏步衰退。反面典型就是苏联。苏联人以为解体后,实行西方式的政党轮替,政府不会腐败,经济会更有效率。

实际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独联体的经济秩序突然崩溃至休克,俄罗斯发展了 30 年,生活水平还没赶上解体前的苏联。GDP 总量更是一落千丈,别说称霸了,未来 20 年还能维持今天的俄罗斯地位恐怕都很难。

今天的俄罗斯,军事已经不具备压倒性技术优势,经济也不如中国,科技全方位被中国赶超,俄罗斯经济依赖苏联解体前奠定的军事科技,以及苏联发展起来的能源工业。解体后的 30 年,俄罗斯不仅没有任何进步,还越来越落后。

中国的政治改革,是非常谨慎的。政治动荡的代价,中国承受不起。中东的颜色革命、前苏联的代价,中国更承受不起。

政治是不是就不要改革呢?也不是!中国也在改革,中国的基本策略,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出台了无数法律法规,以宪法为基本国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除了法治,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接班制度。接班人一定是有丰富的地方经济大省的一把手履历。

即使如此,还得年轻稳重,不能太激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代接班人交接还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

基本点二: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可以分为两部分:

对内改革。

通过改革大量减少亢员亢政。

20 年前,我准备开一家公司,要求是最低要实缴 10 万块,几个月才能办营业执照,而且需要去好几个部门盖章。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仔,2000 年一个月也就 2000 块,我还算是高收入。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可能拿得出 10 万块,就只能作罢。那时候的 10 万,至少相当于今天 100 万了。

现在呢,不需要实缴,认缴就行,且认缴 3 万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就能拿营业执照。而且很多地方是一站式办理,办照者只需要去一个地方,一般都有政务中心。这个效率比以前不知快多少。这样的效率,自然会大幅提升经济效率。

而且,现在注册公司,也不需要那么多部门审核了。比如一般的贸易产业,只需要办理工商、税务和银行帐户,而工商税务都很容易,提供租房证明、身份证之类的,然后去政务中心领资料填注册信息(主要是股东),外加刻章,就搞定了。

五年前,注册一个商标,要 2 年才能拿 R 标。那时还得花 1000 多人民币委托第三方注册。

现在呢,半年就能拿了,而且只花了 300 块就搞定了。

为什么?因为工商审核速度加快了,《商标法》也明确了,国家重视知识产权,国家也明白行政效率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为何我这么清楚?因为我注册了好几个商标。

除此之外,各省之间减少了多少过路费、过桥费?

我记得八九十年代,想卖鱼去外省,还要被公安拦截,不让进,或者罚款。这都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和今天的印度是一样的。现在中国很少这种事情了,如果有,直接举报,政府部门负责人下课。

这就是改革的威力。

对外开放。

中国至今有多少企业依赖国外的订单生存?珠三角、长三角有一半以上企业是依赖国外市场生存的。而这些外贸企业需要招聘大量的工人,需要大量的供应商和周边业态,对国内的经济助益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 2020 年进出口总额是 30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三分之一。如果没有对外开放,这部分经济成份是不存在的,会有多少人因此失业?想必,像我这种农村的孩子,一辈子不可能进城买房定居了。

对外开放不仅带来了海量的外贸订单,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本人在外资企业多年,和不少世界 500 强打过交道,我确实受益良多。很多先进的设备我是在外企才见到,比如 20 年前的三次元,一台一百多万人民币,测量精度可以到 0.0005mm,国内企业是很少见的,但在外企就很常见。还有慢走丝线切割机,可以做到 0.002mm 的精度,国内至今都没有生产出这么高精度的线切割机。这么高的精度有什么用呢?做模具的刀口。模具刀口的精度越高,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精度就越高。

为了保证生产零件的精度,仅仅只有设备先进,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严密的品质管理体系。一个零件几百上千个尺寸,一天生产几千上万个零件,总不可能全检吧?所以,还需要一套管理模式,比如 ISO9001 质量体系 + SPC 统计分析 + FMEA,这就属于精密管理的范畴。

如果没有外资的引入,中国内部以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正是因为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中国有很多人也懂得精密制造产业的生产质量管理了。

多年外资的工作经验,也为我创业和置业起到很好的帮助。

在沿海有很多在外企工作多年的人出来创业的,非常多。也有很多在外企工作多年进入国企和私企工作的。经验交流对于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也是非常好的。

知乎用户 雷语恒言​ 发表

最核心的是中国完整的的工业化体系

简言之,,新中国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来年的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准备了发展要素——唐雷恒

新中国的 70 年,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70 年,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的是迅猛,在于新中国前 30 年创新的与探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抉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充分释放了出国家蕴藏的巨大的潜力,罕见地创造了世界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速度。

主席与第一代领导人,带领群众,打破了旧的体制,建立全新的体制。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官僚资本。实行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是连续的递进关系,不可割裂看待。

吃了第三个馒头(改革开放)以后终于饱了。有人就开始琢磨,这个馒头也叫馍馍,是哪的麦子磨的面粉,面粉是用发酵粉还是酵面发的;手工揉的还是机器弄得?吃了这个馒头就怎么就不饿了呢?人们往往忽略前俩个馒头的作用或对立看问题,那两馒头不顶饱,没有看到你前面还吃了两个馒头,这两个馒头就是:

彻底的革命土地改

基本实现工业化规模

第三个馒头,改革开放与世界交换

这是与拉美、印度三哥本质上的区别——没有前面两个馒头。

中国由窮(弓身一穴)走出洞穴,到世界的十字口,加入 WTO,参与全球社会分工。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都有那些变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土改扫盲、剿匪匪、行政区划等等一系列举措,完成了国民意识的培育,和初步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建设。

但是,计划经济直接建立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必须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不足以引爆一场,由国家主导,但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

自人类工业革命两三百年来,世界上仅 13% 的人生活在已基本工业化国家,其余超过 85% 的人,没能力资格享受完全工业化带来的成果。

而中国的工业化,在 13% 基础上直接加上 20%,且只用 40 年时间。全球瞩目。

中国占全球 6% 水资源,接近 9% 可耕地资源,却养活了世界 20% 人口,为全球提供 1/5 到 1/3 的主要农产品,1/3 至 1/2 的主要工业产品。

全球前五大工业国工业生产总值,改革开放开始,一个个赶超,目前中国 = 美国 + 日本。

关于中国崛起的流传的观点

虚幻泡沫的成长论:有人,包括知识精英,认为奇迹不可持续。只是利用行政资源,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制造的 “振兴假象”。

自然放养的理所当然论:原来计划管制严格,后来放开了管制,自然就会发展成现在这样,仰赖市场的功用。

以上论调有极强蛊惑和偏见性,西方给出的药方是:全面移植西方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就是全盘西化,一刀切,斩立决。

但事实却不是传说的,而是:

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照方抓药,东施效颦。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持续高速发展 40 年。

而全面西化的引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国家与地区,如东欧、俄罗斯、拉丁美洲、南非等,却纷纷掉进了停滞不前的陷阱,甚至乌克兰这样从原来生产航母的国家,已沦落到只能出口土豆西红柿等农副产品。

是什么因素,促成中国工业化的成功?

是什么因素,促成英国、美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成功?

是什么因素,把东欧、俄罗斯、拉美,拖入失败的泥潭?

这其实是一个深刻问题:什么是工业化的底层逻辑?是民主自由、国际贸易、“普世价值?还是有其他隐藏在背后的更深的秘密?

3、欧洲、美国、日本工业化路径

“战争⇄贸易” 循环加速器:用军队开路的战争方式,拓展市场,用市场换来的贸易利润支撑战争。

普选式的民主,是一种公民权力,是强大经济后才可能真正实施的,绝对不能在发展经济手段原始,国民素养与经济落后,真要实行民主,将导致更严重腐败和其他问题。

由此看出,欧美工业化成功,底层发展路径是:建国——通过战争 / 贸易循环加速器,建立巨大而统一的市场——大力发展轻工业(棉纺等)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重工业(煤铁蒸汽机)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高福利时代。

这是成功工业化的万能公式,就像人的胚胎发育一样,需要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无脊椎到有脊椎,每个人都一样。

工业化要成功,无论早晚,都需要经历这些。

当然,中国会有不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市场利润,中国只有纯贸易一条路。

关于市场” 的核心观点::

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自由,也不免费,反而成本非常高,需要很大努力才能获得。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一定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不可能自动自发的形成。

否则,世界上就不会仅有 13% 的人,生活在工业化国度下。那些从想着一夜之间完全转变成民主自由的国家,如东欧、俄罗斯以及拉美等,犹如使用电击疗法,从而失去了国家能力,真的休克了。

机械照抄黑板经济学家的理论,是把别人的屋顶,当做了自己的地基,直接废掉自己的国家能力,这是自废武功。

工业化,首先需要一个巨大统一的、稳定的市场,而这个市场,不会自动形成。英、法、德、美与日本等,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获得市场(如鸦片战争等),如今和平环境,只能靠贸易。

总而言之,无论内外的贸易,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有效的社会信用、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保持这个巨大市场的。

工业化,有万能公式,有底层逻辑,谁用谁灵,不用不灵。欧美日及中国,都用对了。

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国家能力弱的,完成不了工业化。当然,国家能力强,也不一定能完成,还要用对了万能公式。

市场经济好像可以创造一切,但无法创造市场本身,市场不是免费获得的,它有高昂的成本。的发展准备了发展要素——唐雷恒

主席与第一代领导人,带领群众,打破了旧的体制,建立全新的体制。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官僚资本。实行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是连续的递进关系,不可割裂看待。

吃了第三个馒头(改革开放)以后终于饱了。有人就开始琢磨,这个馒头也叫馍馍,是哪的麦子磨的面粉,面粉是用发酵粉还是酵面发的;手工揉的还是机器弄得?吃了这个馒头就怎么就不饿了呢?人们往往忽略前俩个馒头的作用或对立看问题,那两馒头不顶饱,没有看到你前面还吃了两个馒头,这两个馒头就是:

彻底的革命土地改

基本实现工业化规模

第三个馒头,改革开放与世界交换

这是与拉美、印度三哥本质上的区别——没有前面两个馒头。

中国由窮(弓身一穴)走出洞穴,到世界的十字口,加入 WTO,参与全球社会分工。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都有那些变化

土地改革、扫盲运动、清匪反霸、行政区划与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 5 年计划,完成了国民意识的培育,和初步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建设。

人均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68 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 250 人降低到每千 40 人;虐疾病发病率从 5.55% 降低到 0.3%;人口从 6 亿万增长到 10 亿。

但是,计划经济直接建立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必须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不足以引爆一场,由国家主导,但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两三百年来,全世界只有不到 13% 的人,生活在完全工业化国家,其余超过 85% 的人,没能力或资格享受完全工业化带来的成果。

中国的工业化,会在 13% 基础上直接加上 20%,而且只用了 40 年时间。全球瞩目。

中国只有全球 6% 水资源,不到 9% 可耕地资源,却养活了世界 20% 人口,为全球提供 1/5 到 1/3 的主要农产品,1/3 至 1/2 的主要工业产品。

全球前五大工业国工业生产总值,改革开放开始,一个个赶超,目前中国 = 美国 + 日本。

关于中国崛起的流传的观点

振兴假象论:很多人,包括知识精英,认为奇迹不可持续。只是利用行政资源,以廉价劳动力、低效率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制造的 “振兴假象”。

放松管制理所当然论:原来计划管制严格,后来放开了管制,自然就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全部是市场的功劳。

这些论断有极强迷惑性和误导性,它们给出的建议是:全面移植西方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制度。一刀切,斩立决。

但事实却不是传说的,而是:

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和运行,但高速发展持续了 40 年。

而一刀切引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国家,如东欧、俄罗斯、拉丁美洲、南非等,却纷纷掉进了停滞不前的陷阱,甚至乌克兰这样从原来生产航母的地区,沦落为只能出口土豆西红柿等农产品。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中国工业化的成功?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英国、美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成功?

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东欧、俄罗斯、拉美,拖入失败的泥潭?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工业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民主、法治、自由贸易、“普世价值”?还是其他隐藏的更深的原因?

答案是后者。

3、欧洲、美国、日本工业化路径

“战争⇄贸易” 循环加速器:用战争、军队拓展市场,用市场换来的贸易利润强化战争。

普选式的民主,是一种公民权力,是强大经济后才可能真正实施的,绝对不能在发展经济手段原始,国民素养与经济落后,真要实行民主,将导致更严重腐败和其他问题。

由此看出,欧美工业化成功,底层发展路径是:建国——通过战争 / 贸易循环加速器,建立巨大而统一的市场——大力发展轻工业(棉纺等)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重工业(煤铁蒸汽机)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高福利时代。

这是成功工业化的万能公式,就像人的胚胎发育一样,需要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无脊椎到有脊椎,每个人都一样。

工业化要成功,无论早晚,都需要经历这些。

当然,中国会有不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市场利润,中国只有纯贸易一条路。

关于市场” 的核心观点::

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自由,也不免费,反而成本非常高,需要很大努力才能获得。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一定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不可能自动自发的形成。

否则,世界上就不会仅有 13% 的人,生活在工业化国度下。那些从想着一夜之间完全转变成民主自由的国家,如东欧、俄罗斯以及拉美等,犹如使用电击疗法,从而失去了国家能力,真的休克了。

机械照抄黑板经济学家的理论,是把别人的屋顶,当做了自己的地基,直接废掉自己的国家能力,这是自废武功。

工业化,首先需要一个巨大统一的、稳定的市场,而这个市场,不会自动形成。英、法、德、美与日本等,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获得市场(如鸦片战争等),如今和平环境,只能靠贸易。

总而言之,无论内外的贸易,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有效的社会信用、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保持这个巨大市场的。

工业化,有万能公式,有底层逻辑,谁用谁灵,不用不灵。欧美日及中国,都用对了。

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国家能力弱的,完成不了工业化。当然,国家能力强,也不一定能完成,还要用对了万能公式。

市场经济好像可以创造一切,但无法创造市场本身,市场不是免费获得的,它有高昂的成本。

知乎用户 海上钢琴师​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冷柯文 发表

这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悲壮最感人的历史。理解这一段历史,你们才会知道,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就是前三十年工业史。

建国之初,满目疮痍。

当年粮食总产量约 1.1 亿吨,摊到 5 亿人头上人均只有 200 公斤。

工业基础几乎为 0,全国工业基本集中在 3 个点上,东北几个大城市、上海、广州。产业工人只有 1000 万出头,工程师只有 12 万人,其中只有 4 万人合格。

基础设施惨不忍睹。

外汇储备基本为 0——之前国库的黄金、银元、外汇早已经被秃子刮干净运到了台湾。

80% 的国民是文盲,5 亿人口的国家每年的小学生——对,你没看错,每年培养的小学生只有 67 万人。

最糟糕的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生态已经严重恶化。当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可怜的 8.7%,而北方已经降低到不到 5%。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平原地区基本看不到成形的树木,几乎所有的山岭都是一片光秃秃的石山。

生态的恶化让全国灾害不断——暴雨、干旱、泥石流层出不穷,那个时代兔子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 35 岁。

急剧恶化的生态已经表明,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5 亿人口已经超越了这片土地能够承载的极限,按照自然法则,或者爆发战争,或者爆发生态灾难,让总人口自然淘汰到 4 亿以下,才会慢慢恢复生态平衡。

2021 年 A 股市场整体波动加大,结构性分化加剧,小盘成长,小盘价值涨幅相对较高。但笔者还是抓住了很多机会,北方稀土(600111)、大金重工(002487)成功拿到翻倍出局,短期上车的合力科技(603917),16 天拿到 70% 的收获,这份成绩足以让人自豪了!

12 月将是今年的最佳机会,笔者打算潜伏一只强势中线(600XXX),一直拿到过年前,预计会有 120% 的空间,看好的逻辑有四点:

1、光伏行业 “隐形冠军”,常年稳居全国第一

2、三季报净利润 6.05 亿元,新承接百亿大项目

3、正式签订光伏利好协议,同时市盈率仅有 13 倍

4、技术面上,小双底形成,主升浪通道打开,符合擒龙战法

主力目前已经强势介入(600XXX),下周一将会是机会,具体会在 “军师柯文” 的公 % 众 & 䪽准时公布上车时机,把握每一次机会!股市上最多的就是机会,认知机会等于知道股市下一步怎么走,每个人面前都有机会,就看怎么把握了!要想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就要有抓住每一次机会的自信,学会灵活应变是关键。

过去这片土地几千年来都重复着这个规律。

怎么办?

怎么才能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怎么才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延长老百姓的寿命?

怎么才能根本上遏制恶化的生态,重建青山绿水?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答案:

工业化。

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只有工业化才能不断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

只有工业化才能遏制生态的灾难(这一条可能有些人无法理解,你看到后面就明白了)。

只有工业化才能让兔子站起来,实现民族的复兴。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就是工业化。

答案显而易见,但是做起来却千难万难。

建立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天文数字的金钱,需要海量的工业设备,需要几千万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几百万优秀的工程师……

而这一切,兔子都没有。

但是兔子却有经历战争考验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管理层,有着一个对 5 亿国民进行高效动员的组织。

一切为了工业化!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一套管理模式被设计出来:

缺钱?就搞高积累,勒紧裤腰带,把每一粒粮食都省下来,投入工业化;

没设备?就向北极熊全面靠拢,再在东方之珠开一个口子,走私也要引进工业设备;

没人才?就大面积铺开基础教育,搞简化字,快捷高效的传播知识;

怎么激励优秀人才投身工业化?搞城乡二元化,让工人与干部吃皇粮,拉开城乡的待遇区别……

那么,

这样的顶层设计就可以让兔子跨进工业国家的大门了吗?

远远不够!

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必然将过去农业社会形成稳定利益格局砸得粉碎,重建一个以工业体系为核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大批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伴随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社会的剧烈动荡。

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

纵览世界工业革命历史,字里行间都是斑斑血泪。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不列颠,纵然在大航海时代从全世界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来启动工业化,但是工业体系对劳动力永不停止的需求,同样产生了 “羊吃人” 的悲剧。

羊吃人

有光荣历史的高卢雄鸡,与工业化过程相伴的是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仅仅拿破仑时代,高卢人就奉献了整个国家 23% 年轻人的生命。

至于北美大陆的鹰酱国,工业化也导致了北方工业资本家与南方农场主的尖锐对立,南北两方撕裂成两块,整整 4 年的内战将国家打成一片尸山血海——比后来参加两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人数还多。

南北战争

那么,兔子怎么跨进工业国家的大门?

简单的重复鹰酱、高卢、不列颠等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让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再承受一次工业化的巨震?

不!绝不!

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就像一把巨锁,将五亿国民牢牢的锁定在土地上,通过限制国民的自然流动,力图将工业化对社会的冲击降低到最小程度。“农转非” 就像是开锁的钥匙——根据工业化进展,有计划的将一批批农业人口转化成工业体系的工人以及体制内的管理人员。

于是,在这样复杂顶层设计下,兔子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苦难行军。

1. 钢 铁 之 梦

工业化首先从何而始?

煤 + 钢是工业化的基础。

煤炭为工业化提供燃料,而钢铁是工业化最基础的材料,放眼国民经济社会,钢铁的需求几乎无处不在:工业设备要钢铁,开采煤矿要钢铁,基础设施建设要钢铁,农业生产要钢铁,连北方冬天用钢铁做的炉子也比用砖石切成的燃料的使用效率高得多。

可是,建国之初,兔子的钢铁产能低的可怜。在当时工业化国家钢铁产量以千万吨计时,1950 年兔子钢铁产量仅仅 61 万吨,对于一个工业体系而言,这点钢铁产量可谓杯水车薪。

自己一穷二白基础薄弱,外部又面临鹰酱等西方世界的封锁,向北极熊靠拢,获取必要的经济援助 + 工业设备就成为一种必然。

适逢朝鲜半岛南北战争爆发,兔子一方面为了保卫东北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一方面也是向北极熊纳投名状,几十万兔子卧冰嚼雪,气贯长虹,将鹰酱等 18 国联军赶回 38 线,从而在朝鲜半岛停战后获得北极熊 156 工程的关键援助。

156 工程是北极熊对兔子工业体系建立之初的关键援助,是兔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该工程总计 156 项工业项目援助,包括煤炭 25 项、石油 2 项、电力 25 项、钢铁 7 项、有色金属 13 项、化工 7 项、机械 24 项、轻工业 1 项、医药 2 项、军工 45 项、施工 3 项。

156 工程帮助兔子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架子,也是当时兔子薄弱的基础所能承载的工业援助的极限(156 工程主要集中在东北,因为当时东北产业工人与技术员不够,还从上海抽调了十万工人与技术员赶赴东北及各地支持。直到今天,在东北还能遇到很多带这上海口音的老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轰轰烈烈展开了。到 1957 年,兔子第二产业(工业 +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从 1952 年的 20.9%,增长到 29.6%。

工业化取得了开门红。

注:工业体系的建设最初搭架子还不算很难,自己凑一点,别人给一点,搭起一个工业体系的骨架很多国家都能做到,难点是后续的扩张——怎么协调几十个工业门类的发展,怎么维持几十年对工业化的投入,还有就是工业体系的发展要与国际大环境契合等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纵观二战后历史,除了少数国家如脚盆鸡、高丽、琉球因为基础较好,人口较少,在鹰酱扶持援助下发展了部分优势产业外,成功完成全产业链工业化的只有兔子一个,过程中兔子是走了不少弯路,交了不少学费,但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呢?现在连出路都没有!

1957 年这个节点却出了问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兔子为了把全国力量统一纳入工业化建设中,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是合作社,工业是公私联营——整个国家由一个松散无序的农业社会结构改造成一个组织严密、指挥统一的准军事化结构。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兔子与北极熊交恶,北极熊不但停止了对兔子的援助,而且在 2 年后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所有的技术专家。

怎么办?

理论上外部援助断绝,兔子只能靠自己慢慢积累完成工业化过程。可是,已经完成的社会结构性改造怎么办?又改回去?

那里能改得回去!

湖北孝感事件就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1957 年孝感一所初中学生忽然得到通知,高中升学率降低了,考不上高中政府不再分配工作,大家继续回家务农——这个消息对于长期被灌输掌握知识以后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学生的打击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于是冲动的学生上街游行,还围攻县政府。

这个事件对高层震动非常大。虽然当事人都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高层不得不考虑连锁的效应——为了迎接工业化,全国拼命普及教育,仅仅才几年,57 年时全国已经建成 9000 余所初中。如果工业化进程变慢,那么,就很难给这些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难道等着再出一批孝感事件?

这还是学生层面,工商、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更大,如果走回头路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于是,一咬牙,做出一个激进的决策:

大跨越!

工业以钢铁为核心的大跨越。

农业以粮食为核心的大跨越。

大跨越就是一场悲剧,在那三年中,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吹气般从 57 年的 29.6% 膨胀到 60 年的 44.5%,然后断崖式在 61 年跌落到 31.9%,与工业同时跌落的是粮食,由于大跨越对生态的破坏以及放卫星式的蛮干,61 年的粮食总产量从 58 年最高峰的近 2 亿吨跌落到 1.3 亿吨!

大跃进

最令人痛心的是,高层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根本不知道基层真实的生产数据,对于粮食产量做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加上对北极熊还债的压力,错误的做出了提高粮食征收指标的决策。

1960 年——1962 年,兔子以粮油 + 其它食品折价 21 亿新卢布归还北极熊债务,以矿产 + 五金折价 14 亿新卢布归还北极熊债务。

60 年代新卢布汇率还高于美元,21 亿卢布大致等于 23 亿美元,23 亿美元的农产品啊,按照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就是七八百万吨粮食——差不多就是 4000 万农民一年的口粮。

粮食减产 + 征收提高,

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悲剧之后,兔子只能继续默默的做工业化积累,**直到 66 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 37.9%,同期农业占比为 37.8%,兔子历史上(不算大跨越三年)第一次工业指标超过农业。**兔子第一次感觉自己摸到工业社会的门槛,这个时间节点与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起点是如此巧合,很难让人不去联想之间的逻辑。

又是三年动荡,工业产值又跌落下去……

70 年工业产值才再次超过农业,直到 1978 年,兔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 47.9%,农业占比降到 28.2%,三十年苦难的行军总算积累了一点家底。

除了工业基础,78 年兔子还培养了上亿的产业工人,700 万工程师。

有了这个底子,才赶上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末班车,从脚盆鸡产业输出中收益甚大。

苦难的行军(52——80 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注:全球产业转移有四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不列颠向西方大陆和鹰酱转移。这次转移加上不列颠与西方大陆陷入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鹰酱成为工业第一强国。

第二次转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鹰酱向脚盆鸡和西普鲁士转移

第三次浪潮大致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区域在东亚地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是由脚盆鸡主导的,是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产业输出国,而东亚 “四小龙” 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兔子在 80 年代初赶上了末班车。

第四次浪潮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产业输出地包括日本、东亚 “四小龙”、鹰酱,这一次兔子成为最大的赢家。

兔子能够赶上 2 次产业转移,除了自己之前的底子扎实,也有一点运气,80 年代——90 年代脚盆鸡如日中天,与兔子建交后,出于对战争的补偿,给当时改革开放的兔子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无偿援助 + 贴息贷款折合兔子货币 4000 多亿元,还有就是大量技术援助 + 生产线。

在 80——90 年代,脚盆鸡是兔子发展最主要的国际资金提供方 + 技术提供方。这批援助对于兔子工业体系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2. 以 粮 为 纲

民以食为天。

填饱老百姓肚子需要粮食,进口工业设备所需要的外汇也要靠粮食来交换。工业化之初,粮食的地位是无以伦比的。

耕地能种植粮食的统统种植粮食。

受益于一五计划工业的发展,到 1958 年,粮食产量从 10 年前的 1.1 亿吨干到了近 2 亿吨。

大跨越时期,各种稀奇古怪能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都想出来并去尝试。在自上而下的狂热情绪下,“放卫星” 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

然并卵,最后是惨痛的失败。

最后,兔子才不得不认识到,提高粮食产量归根结底还得要靠工业化——准确的说是化工工业。

21 世纪兔子农业每亩土地使用化肥将近 30 公斤,人畜粪便要提供 30 公斤化肥同样多的养分需要 1 吨。当时人均耕地约 2 亩多。一个家庭一年能提供 2 吨以上的粪便吗?当然不能,在化工工业发展起来之前,在农村,粪便就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

雷锋捡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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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就讲过,他小时候在外面玩耍如果拉了大便是要用树叶包着拿回家的。

现代化肥工业最重要的部分是合成氨工业。氨是制造所有氨肥、磷肥的基础原料。合成氨的化学原理并不高深,但是合成氨过程需要设备与管路承受巨大的高温高压,这是要合金钢无缝管生产为基础的。

兔子的钢铁工业才刚刚起步,无法制造无缝钢管——包括过去战争年代,无法制造大炮必须的无缝钢管也是让兔子军工头痛不已的问题。

不能生产无缝钢管,靠着一点可怜的外汇去进口,兔子的化工工业只能象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去攒。

50 年代兔子一共只建设了 4 家合成氨工厂,60 年代 20 多家,直到 1970 年兔子化肥年产能只有 200 万吨,与 21 世纪年产 4000 万吨相比,产量可谓杯水车薪。

1970 年后,兔子终于掌握了合金钢生产技术,随后一口气生产了几百套合成氨设备,建设了上千个化肥厂。从 1970 年开始,平均每年化肥生产增长 100 万吨,75 年提速到增长 200 万吨。

合成氨技术突破意味着化工工业的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农药工业、农机工业伴随着合成氨一起腾飞,塑料薄膜(大棚种植材料)、塑料水管(引水灌溉工具)也大量普及。

历年化肥产量

在完整的化工产业链支持下,兔子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一路狂飙。

70 年代后,兔子的粮食生产曲线以一种近乎 60 度斜率向上狂飙,从 60 年最低谷 1.3 亿吨到 80 年超过 3 亿吨,到 2015 年的 6 亿吨,同期还生产 6 亿吨蔬菜与水果(时至今日,南边的阿三在耕地面积与兔子差不多,自然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年产粮食也不过 3 亿吨。)

历年粮食产量

现在的中国人每年大概只吃掉一半的粮食产量,另一半就去喂牛、喂猪、喂鸡——一公斤猪肉要消耗 5 公斤粮食,一公斤牛肉要消耗 6 公斤粮食,一公斤鸡肉要消耗 2 公斤粮食,供应 13 亿国民天文数字的肉类需求就得消耗天文数字的粮食。

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就从国外进口,2017 年兔子进口了 9500 万吨大豆,将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 90% 以上的出口大豆席卷一空。而用来购买大豆的外汇则是我们用工业品出口换来的。

2015 年,兔子国民年均消耗肉类 59 公斤,位居世界第十,亚洲第一;人均消耗鸡蛋 300 个,世界第二;人均消费蔬菜 500 公斤世界第一……

只有工业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只有兔子这样逆天的全产业链才能让 13 亿国民支撑起一个吃货的大国。

这些令人自豪的数据背后,就是前三十年苦难行军的成果。

3. 教育的困局

百年大计,教育第一。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建国之初,兔子就在教育扩招的道路上狂奔。当时薄弱的国力决定了教育投入非常有限,为了提高基础教育的效率,最大程度降低知识传播的障碍,兔子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文字专家,搞了一套经典的简化字方案 + 配套的拼音体系。

简化字的广泛应用,让兔子教育如虎添翼,成就斐然。

列一组数据:

1951——1956 年,小学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1957——1968 年,初中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1971——1976 年,高中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2001——2008 年,大学毕业生从 100 万增长到 500 万;

2017 年,有 800 万大学生毕业,其中硕士 50 万 +,博士 5 万 +。

目前兔子适龄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将近 1 个亿,而整个西方世界,这个数字不过 2 个亿。

这些成就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上面的数据有时代年限的断层。

为什么会出现断层?

原因只有一个: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否则就要出大问题!

57 年孝感事件就是教育发展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工业化水平,这是当时管理层做出 “大跨越” 决策的重要原因,企图用工业化 “大跨越” 来解决教育扩张产生的就业问题。

大跨越失败后,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知识青年下乡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从 60 年代初到 78 年,几千万受过中学教育而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的青年走入了乡村。

知青下乡,是苦难行军中最凄婉的青春之歌…… 有部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的磨砺,淬炼出坚强的意志,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脊梁。

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同期以恢复高考 + 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来吸纳这些新增的上千万知识青年,但是工业化进程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足以满足就业需求。大量年轻人滞留城市无所事事,导致城市治安恶化,83 年启动严打……

90 年代后期再次启动大学扩招,这一次终于踩对了节奏,2003 年加入世贸提供了外部旺盛的需求,让大学扩招培养的几千万大学生产生了一波工程师红利。

没有工业化,就没办法发展教育!

经典例子就是南方的阿三,目前还有 30% 的人口是文盲,所以,“印吹” 说什么未来 50 年阿三会超过兔子,我是决计不信的。文盲算什么人口红利?

4.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工业化之初,高积累就是一种必然。

即使是西方国家,通过大航海时代掠夺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在工业化之初,资本家也拼命压榨工人,通过疯狂积累来攒出扩大工业生产的资金,工业革命早期工人阶级的待遇是骇人听闻的。

在住宅方面,城市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破烂不堪,空气污浊,通风、排水、卫生状况恶劣。许多人住的是阴暗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住宅非常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甚至屋子里都不具备栖身的条件,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房屋内外,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

在穿衣方面,工人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他们没有保暖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许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

在饮食方面,工人们吃的事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许多工人只能靠土豆充饥,而且土豆多半是质量很差的,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有些人甚至食用已经半腐烂的病畜或死畜的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食品里掺假,如糖里掺米粉、咖咖粉里掺菊芭、可可里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酒精里加上颜料冒充红葡萄酒,等等。

——资料引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疯狂的高积累才能让工业体系这个吞金兽飞速成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开始反哺国民。但是工业化初期工人看不到反哺的前景,只能长期的奉献。

为了高积累推动工业化,兔子创造出一套票证制度,所有的日常用品全凭票证供应——包括粮票、肉票、布票、油票…… 票证制度将食品与日用品供给压缩到最低。那个时代,有票证的居民相对生活还是有保障的,而没有票证的农民们,生活更加困苦。

各种票证

直到 70 年代,粮食生产在化工业支持下已经明显改善,居民的供应依然可怜。那时,一般城市居民每月供应 23 斤米面(学生是 27 斤)、4 两油、半斤肉…… 那时,大部分国民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苦难的行军其实就是饥饿的行军。

记得母亲说过,70 年代,有一天父亲实在熬不住,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一块上海牌手表卖了 50 元,跑到黑市买了 10 斤肉,两顿就吃的干干净净。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肥肉简直就是一种类似图腾信仰的渴望——时至今日,很多那个时代的老人还是酷爱肥肉,包括烧白、红烧肉、猪蹄、回锅肉……

苦难行军中的日子是真的太苦了。服装千篇一律,食物勉强果腹,日用品短缺,文化娱乐单调乏味。

1957——1978 年 22 年间,全民所有制职工名义年工资由 637 元增加到 644 元,仅增加 7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78 年城镇职工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 57 年 85%。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由 72.95 元增加到 133.57 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年增长不足 1%。

1978 年与 1957 年相比,全国人均消耗主要消费品,除了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 203.06 公斤降到 195.46 公斤,食用油由 2.42 公斤降低到 1.6 公斤;牛羊肉由 1.11 公斤降低到 0.75 公斤,家禽由 0.5 公斤降低到 0.44 公斤;水产由 4.34 公斤降低到 3.42 公斤。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是那个时代兔子生活的常态。

六亿人民不仅忍受了三十年最低的生活水准!而且忍受了三十年不分配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有那个国家的国民能做到?但是,兔子却抗过来了。整整三十年,兔子吃糠咽菜几乎把每一粒粮食、每一件物资都省下来投入到工业化中!

三十年间,兔子国力在突飞猛进。

1952 年——1978 年全国 GDP 由 679 亿元增加到 3600 亿元,将近 6 倍!第二产业(工业 +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由 20.9% 增加到 47.9%。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有一个现象几乎被所有的人忽略了,那就是从 1960 年开始,在食物供应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兔子人均寿命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从 1957 年 45 岁左右,到 1978 年增长到 67 岁左右。

中国人均寿命曲线

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

5. 凉白开、抗生素、赤脚医生

工业化的副产品:凉白开、抗生素与赤脚医生。

先说说凉白开。

凉白开就是我们常说的冷却的白开水。在现代社会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其实在农业社会——凉白开对于普通人家是一种奢侈品。是的,奢侈品。

把水煮开了再喝更有益于健康,这个常识其实古人就有,早在晋代就有《养生要集》记载:“凡煮水饮之,众病无缘生也”。但是常识归常识,直到民国,绝大多数民众日常所喝的还是生水,不是民众不注重个人的健康,实在是燃料太宝贵。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名列第一,比粮食还重要。是的,我说的是柴。

粮食种下去总有几分收成,但是柴火却是越砍越少。兔子几千年历史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随着人烟的繁盛,大量的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然后是生态灾难,瘟疫、战争,人口大量减少,自然生态恢复,大乱之后大治,周而复始,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在燃料缺乏而又人口集中的城市,人们的饮水更多依赖地下的井水,由于农业社会的城市不具备化粪处理能力,大量人畜排泄的粪便产生的污染,导致地下水质严重恶化。据清代《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内外城 1258 口井,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洗不干净,洗头发黏手。这样的生水饮用基本就是吃别人用粪便培育的大肠杆菌。

在农村,由于相对富裕的城市夺走了大量的柴火,导致农村一般只能烧秸秆,有限的燃料当然只能优先保障吃饭、取暖的需求,烧开水就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是的,很奢侈。

大量直接饮用河水的后果就是,各种恶性传染病连绵不绝。直到民国时期,层出不穷的烈性传染病反复爆发摧残着国民的健康: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

柴火的宝贵,直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农村还在因为争夺柴火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解决燃料的问题只能靠工业化。

通过工业化开采煤炭来解决民众的燃料问题。建国之初,兔子就将煤矿开采放到与钢铁同等重要的地位,北极熊 156 工程,就有 25 个煤矿项目。一五计划中,兔子的煤炭开采量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增长。49 年煤矿产量不过 3000 万吨,到 57 年已经达到 1.3 亿吨,三年大跨越 1960 年达到近 4 亿吨的顶峰,61 年又降下来为 2.1 亿吨,然后慢慢增长到 78 年的 6 亿吨。

兔子历年煤炭产量

按 61 年来算,2.1 亿吨煤炭产量已经是 49 年的 7 倍,虽然大部分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但是城市的燃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城市(包括部分农村)开始大量应用蜂窝煤,没有城市争夺柴火,农村燃料问题也得到缓解。

燃料一解决,兔子开始喝上凉白开。

最初 58 年公共食堂开始免费供应开水,大跨越失败后,虽然食堂不再供应开水,但是,大跨越却让城市与农村普及了大量暖水瓶,随着煤炭产量的节节上升,凉白开对于国民不再是一种奢侈品。

凉白开的普及对于人体健康有重大意义,凉白开之后慢慢的有了更多的燃料可以烧热水洗澡,这又意味着公共卫生条件上了一个台阶。煤炭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给国民生活提供更多的燃料,更重要的是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1949 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8.6%,北方地区不足 5%,到 1978 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3%,现在是 22% 左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率就越高,森林覆盖率就越高。目前兔子的城市化率大致是 57% 左右,如果达到 70%,届时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40% 以上。

接下来就是基础医疗系统建设。

抗生素。

兔子抗生素之父:张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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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申 193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6 年赴美深造,1951 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后完成青霉素进口原料的代用品研究和国产土霉素、链霉素、红霉素的研制。他培养的国内第一代抗生素科研人才,主导了兔子早期的抗生素研究,成功建立了国内抗生素研制体系,让兔子的抗生素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同步。

在张为申以及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兔子在 60 年代实现大规模抗生素生产,让民国时代价格堪比黄金的抗生素成为白菜价,并在城市与农村广泛应用。

赤脚医生。

1965 年 6 月 26 日关于医疗工作的指示:

这些最高指示就是当年基础医疗体系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务实的指导思想下,兔子奇迹般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基础医疗系统。

首先是大量的赤脚医生被迅速培训出来,带着几片抗生素 + 廉价的中草药就源源不断的深入乡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1970 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成为那个时代医务工作者几乎人手一册的超级畅销书。

《赤脚医生手册》

与此同时,卫生部还组织城市 + 军队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截止到 1975 年,组织 110 万人次下乡提供医疗服务,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培养了赤脚医生 156 万,卫生员 328 万。

赤脚医生不仅用抗生素以及廉价的中草药给农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同时积极配合生产队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广了 “两管五改”(管理粪便垃圾与饮用水源,五改是改良厕所、畜圈、水井、环境、炉灶)。让农村公共卫生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

赤脚医生贡献巨大但是花费资源却少得可怜,当时一个赤脚医生为一个农民看病大致收入只有 5 分钱,每月服务 300 个病人也就 15 元的收入。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制度得到联合国妇女儿童组织的高度赞赏,并作为不发达国家基础医疗的样板向全世界推广。(然并卵,没有廉价的凉白开、抗生素以及中药基础,全世界不发达国家没有一个能成功复制兔子的赤脚医生体系)

凉白开 + 抗生素 + 赤脚医生,这一套工业化的副产品成就是非常惊人的,短短十几年时间,不仅在农村消灭了几乎所有的恶性传染病,大幅度提高了国民的健康水平,让国人的平均寿命从 1957 年 45 岁提高到 1978 年 67 岁。

所以,即使在高积累的背景下,工业化也不是没有成果的,兔子国民能够在前三十年工业化水平仅仅还处于初级阶段时期就能将国民平均寿命提高到 67 岁,与西方大陆那些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已经做得非常不错——西方大陆国家到 1900 年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后,国民平均寿命还不到 50 岁。

结束语

100 年前,这个国家沉沦在苦海里挣扎。

领土失去三分之一。

首都沦陷三次,两次被烧杀抢掠,一次被直接屠城。

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对内内战不断。

国民目不识丁,身体孱弱并且被毒品残害,人均寿命只有 35 岁。

政府毫无国际地位,被列强瓜分蹂躏,关税被把持,矿产被抵押,巴黎和会被列强出卖,918 被国联抛弃。

国民地位如狗,被任意欺凌,被屠杀,被做细菌试验,被当猪仔一样贩卖国外,然后变成异国他乡的白骨冤魂。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或者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的遭遇,只能是沉沦与泯灭。

……

但是,兔子是例外!

70 年前,5 亿国民在执政党率领下开启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苦难行军。

在外部援助断绝,国际贸易封锁,国内一穷二白、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令人窒息的环境下,5 亿国民吃糠咽菜,战天斗地,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硬是给后辈留下宝贵的遗产:

全球独一无二最齐全完备的工业体系。

上亿名熟练的产业工人,700 万合格的工程师队伍。

高效的基础教育系统以及高效的基础医疗系统。

出色的科研成就: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计算机、核潜艇……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解放妇女,让妇女与男人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

苦难的行军虽然艰苦,

但是却帮助这个民族驱散百年屈辱的阴影,

淬炼出民族的自信与尊严,

兔子是可以站起来的!

……

40 年,弹指一挥间。

时至今日,

兔子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等于鹰酱 + 西方大陆的总和。

兔子的工业体系不仅每年为国民提供高达几十万亿品类齐全的商品,还出口 15 万亿,包括全球产量 90% 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全球产能 60% 的家用电器、大量的纺织品、玩具、日用品……

农业产值世界第一。比排名第二三四鹰酱 + 阿三 + 桑巴的总产值还高。

兔子每年要生产全世界 52% 的猪、63% 的鸭、93% 的鹅、70% 的水产、47.8% 的虾肉、45% 的鸡蛋、81% 的红薯、70% 的西瓜、70% 的梨、90% 的菠菜、84% 的板栗……

13 亿国民人均肉类消耗世界第十,

人均水产世界第五,

人均鸡蛋世界第二,

人均蔬菜、水果世界第一,

人均居住面积世界第五,

基础教育系统、基础医疗系统冠绝全球,

全民识字率 95.9%,高于新加坡与香港,

高铁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基础设施领先全球,

天宫上空,蛟龙入海,

在南海种岛,在希腊租借港口,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

在亚丁湾护航,在利比亚、也门撤侨,在尼泊尔地震中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救援同胞,

在 2018 年硬怼鹰酱贸易战。

……

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从彼岸到此岸,

联系这两者的桥梁就是前三十年的苦难行军。

向我们的父辈致敬!

向苦难的行军致敬!

作者:软件说客

来源:今日头条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知乎用户 之乎者也 发表

这个命题太大了

只说一点:一代人打了五代人的仗,一代人吃了五代人的苦

这才立住了脚跟,完成了初步的原始积累

改开以前,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改开以后,工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农民依然做出牺牲

简单点类比,两代人积积攒攒,身体掏空了、口袋掏空了,终于给买了套房

知乎用户 不知全貌不予置评 发表

最近正好翻译了一篇相关的文章,

为什么中国能从全世界大量进口并将其转化为出口产品赚钱?印度能否仿效?

这里摘录一段分享一下:

本文译自 Quora,原标题:What does China do with imports across the world? Do they use imports efficiently to increase exports?


Kanthaswamy Balasubramaniam
Lives in Chennai, Tamil Nadu, India
生活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

这是预计将于 2023 年或 2024 年完工的德里 - 孟买高速公路,这是印度的旗舰高速公路项目,如果能按计划完工,预计它将成为工程杰作。

这条高速公路计划消耗 65 万吨钢材。

猜猜有多少钢材需要进口?

猜猜哪个国家将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 中国!!!

印度已经向中国企业订购了约 16 万吨钢材,并从日本订购了 31 万吨钢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占比 53.3%),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近 9500 万吨)。

中国是如何生产这么多钢铁的?

通过进口铁矿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它主要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2020 年——印度向中国出口了大量铁矿石——比 2019 年高出近 90%。

2020 年,中国进口了 153 亿美元的铁矿石,出口了 508 亿美元的钢铁。

在利用了当地所有其他技术的情况下,这是超过 300% 的回报率。

同样,半导体芯片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口项。中国大陆从台湾公司进口了大量芯片,并将这些芯片用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

2020 年,中国进口了 3330 亿美元的芯片,其中 1410 亿美元用于高科技发展,380 亿美元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行业。同期中国出口了 789.3 亿美元的芯片。

除石油外,中国进口的大部分产品都用于创造增值出口,这通常会导致与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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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anth Urimi

当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印度建立新的钢铁厂时,他们说这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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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t Gupta

这个答案是对那些因禁止使用中国 APP 而欣喜若狂,并表示 “中国经济要完蛋了” 的人的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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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ng Kumar Singh

我不认为任何头脑清醒的人会这么说…..

但根据最近的报道,在印度禁止中国 APP 之后,印度 APP 在应用市场上的份额上升到了 40%,而中国 APP 在应用市场的份额下降到 29% 以下,它确实冲击了中国的数字主导地位

这对那些说 “APP 禁令无效” 的人来说是一记沉重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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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t Gupta

是的,这就是你们制定的反击中国对印度军队所做的事情的战略。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禁止 Zoom?或者为什么不禁止 paytm、Infoedge 等中国投资的公司呢?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愚弄人民,让他们相信你们展示了 “56 英寸” 的胸膛(译注:印度总理莫迪曾夸口说自己拥有 56 英寸的胸围,换算一下是 1.422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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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ng Kumar Singh

嗯,我们的军队在边境上与中国相处得很好,App 禁令并没有影响到这一点。

还请了解一下 “自力更生” 和“与世隔绝”之间的区别。

禁止所有中国投资的公司?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最近几天我所看到的最愚蠢的说法。

正如我所说的… 印度 APP 的市场份额正在上升,而中国 APP 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

但没关系,你上一条回复中关于 “56 英寸” 的说法让我觉得你对讨论 APP 禁令及其影响不感兴趣,你想表达的只是对莫迪的仇恨。

所以你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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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shdeep Singh

(印度 APP 市场份额的上升)是因为在禁止中国 APP 之后,人们别无选择。我仍然在使用 Camscanner,因为它比其他基于移动设备的扫描 APP 要好用得多。

茄子快传(Shareit)仍然比目前可用的任何 APP 都更可靠,即使很多公司试图复制它。

虽然我不用 Taka-tak、Moj、Chingari 等,但它们将继续流行,除非对中国 APP 的禁令不会被解除。

还有很多其他的印度公司试图复制但却惨遭失败的 APP,只是由于对 “中国 APP” 的禁令,它们才在印度市场上取得了一丁点的成功,这种无能只有在不可思议的印度才有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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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shdeep Singh

尽管这只是为了愚弄这个国家的公民,但另一方面,由中国投资的公司正在印度的数字市场上赚取巨额利润。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损失要小得多,因为他们已经通过投资的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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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inathan Menon

这是对那些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国进口所有东西的人的一记耳光,印度将进口那些它认为是更好的选择的东西,直到我们能够 “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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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jendra Singh Kanyal

为什么印度有大量赤铁矿储量,却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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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haswamy Balasubramaniam(答主)

1. 我们的技术太陈旧了。

2. 我们的生产能力太有限了,我们需要新的钢铁厂和巨大的开支。

3. 国营公司 MMDC 的矿石价格非常高。

4. 我们仍然有一种自留式的矿山,而不是依靠单一的自由市场概念来销售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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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ish Tiwari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他们增加了运输成本、关税等,却还能以印度制造商难以承受的价格向印度出口钢铁,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成本这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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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n Chua

不要将战略性产业私有化,中国的大多数钢铁厂以及几乎所有的发电和输电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电力、钢铁、水泥——这些都是工业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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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 Subramanian

好答案。事实是,印度启动或引领任何核心产业都为时已晚。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印度现在的实际情况,找到我们擅长的领域并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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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haran Srinivasulu

印度政府可以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来增加印度的钢铁产量?私营部门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也许私营部门应该在钢铁生产上投入更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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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ush D

私营公司将努力提升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但第二天我们将遇到抗议活动,并关闭这些项目。外国的游说团体相当强大,他们会贿赂当地政客,以影响易上当的人进行此类抗议,因此我们将永远依赖进口。然后,在所有事情都完成并尘埃落定后,人们又会抱怨没有工作,这个过程会一直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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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mynathan

中国的钢铁使用起来不安全。钢铁质量很差,结构不牢固会增加倒塌的可能性。而我们塔塔钢铁公司、JSW 钢铁公司、Essar 钢铁公司、Jindal 钢铁公司等生产的钢铁质量好得多。

中国正在以低廉的价格生产钢铁并占领市场。加尔万山谷事件后,我们减少了从中国的钢铁进口,同时向日本、韩国和美国下了更多订单。


这个问题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回答,有兴趣可以看原文:

为什么中国能从全世界大量进口并将其转化为出口产品赚钱?印度能否仿效?_樱落网

知乎用户 悟培哲 发表

1 能打. 给点过时武器都能和世界扛把子打个 55 开. 这直接带来了后面的红利.

2 地大物博, 农业矿业有足够基础. 不论是外汇换取红利还是养活巨大规模人口, 还是剪刀差搞工业积累, 农业禀赋都提供了回旋空间, 极其重要. 这也是美国某种意义上有自傲资本, 及印度工业拉胯但是仍然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刮地皮走 low 版 fxs 值得担心, 的理由中很重要一条.

3 因为能打而且规模够大, 前后获得了两个阵营和成本不成比例的工业转移. 如果只凭借真金白银的原始积累去搞工业化, 很多东西即使费力也弄不来.

4 执行团队犯错少纠错快, 一个字稳. 开国气象, 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不容易. 反观某两个超级大国和某 “超级大国”, 啧啧.

知乎用户 鹅吐辣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自佐伊 23 老师

我觉得很有道理写的特好但好像被删了不少


各位别别关注我呀我只是个知乎小透明对这方面感点兴趣啊我真的没有干货

知乎用户 Hotel California​ 发表

作者:菲菲公主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410273/answer/202351002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陈必红​ 发表

如果从 1949 年开始中国获得无限石油和铁矿会如何?

这是我的回答。

知乎用户 我是不高兴 发表

靠的当然是中国人的勤劳和勇敢,这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改不了的。

知乎用户 阪泉君 发表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知乎用户 隆冬 发表

大道至简。

无非就是大家都闷头苦干而已。

哪个国家能把人民组织起来,让更多的人干活,哪个国家就会崛起就会变强。

刚建国的时候,我们的发展比刚改开的时候还快。因为百废待兴,国家属于我,干活就是为自己,所以大家干活的热情非常高涨,都愿意埋头干。

但是干活太累了,有点反人性。再加上,再公平的制度也做不到绝对公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偷懒,开始磨洋工,甚至有些人就利用制度漏洞和人情来往来吃拿公家。

于是后来不得不再次改革,重新让大家相信是干活是为自己干活,接着就是经济的在一波腾飞。

现在其实又快到关口了,就是分配不公导致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又开始觉得不是为自己干活。

于是国家提出共同富裕。

我个人反正是非常期待国家的这项政策是如何落实的。据我所知,每次这种改革,都是要触及利益阶层。(即砸掉那些不咋干活,吃得还多的群体的饭碗)

知乎用户 kakapa​ 发表

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是基础。合理的方针政策是保障。

人太多,要拼搏才能养活自己是最根本的动力。

知乎用户 Z.zzzzxxxx​ 发表

另一个视角,普通人的视角

是卷,内卷

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只无影的手在背后推动你前进。你不能躺平!

某天,你出生了,和你在同一个产房里还有 5 个婴儿在嘤嘤嘤!

80 后出生人口 2.2 亿人,90 后出生人口 2.1 亿,00 后 1.6 亿人。这三十年来,平均每年有 2000 万儿童出生,每天 5400 个。

上学后,基本上一个班是 50 人起步。你的老爸老妈从你会记事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你要努力学习,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赚到钱。如果你考试没有拿到 90 分以上,你以后就赚不到钱做不了官,考不及格的话,就会被家法伺候。你们班其他几十个孩子也一样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话。

你很努力学习,考了个不错的大学。四年后,你毕业了,你突然发现任何一个体面的工作,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跟你竞争。

你想交女朋友,想跟你的女神打扑克,你接近你的女神后突然发现,她的身边围绕着一群更帅、更高、更幽默、更强壮、会弹钢琴、会做饭、的别人家的孩子!你与他们竞争,最终你成功抱得美人归!

更可怕的在后头,她女朋友的妈妈问你在市中心里有没有三房两厅的房子、非国产的代步车!你很大声的回答了阿姨,说我以后会努力工作,这些以后都会有的,虽然你每月 只有 7000 的薪水。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你每天都十分勤奋的努力工作,想要博得老板的赏识!不过,很快你就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人比你早到公司,下班晚。当然,你的能力不一定比他们强!

两年后,你在你父母的帮助下,和你自己的一份积蓄,在大城市的郊区安上了家,买了车,并且和女神结了婚。

婚后,你经常听到她说,谁的老公又升职了,谁的家买了新房,谁的孩子上了更好的学校,谁又换了台 bba……

后来,你很高兴有自己的孩子。你恶狠狠的告诉他,如果以后你考不到好的大学,以后就只能当乞丐了……

有一天,你终于死了,上了天,化作了鬼魂,发现墓地里也挤满了人!

如果你的孩子不努力工作赚钱的话,你说不定以后还会被被迫搬家。

知乎用户 maomaobear​​ 发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中国是很困难的,内战不仅是战争创伤的问题,一边倒的站队和之后的朝鲜战争还带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制裁。

当时,外界对中国大陆政权和现在我们看塔利班差不多,是能稳定几天的问题。

教员说的进京赶考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在解放后,遇到过剧烈的通货膨胀,极高的城市失业率。上海女工为了活着沦为娼妓。

全国到处是残留的特务和土匪。

新中国第一个解放生产力的动作是土改。

通过土改获得农民的支持,提高粮食产量,先不要饿死人是基础。

为了解决特务土匪的问题,搞了大规模的镇反,消灭了反对势力。

中国当时虽然穷,但是粮食尚能匹配人口,能解决饿死人的问题。这是稳定的基础。

一边倒也有一边倒的好处,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来一套政府机构。援助了中国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虽然这个技术不能算多么先进。但是工业对农业的效率是代差。

中国仅仅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农业就取得了巨大成就。

依靠基层的组织,中国获得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积累更多的资源加速工业化。

这是第一次飞跃。

这个阶段,属于苏联技术和中国组织力,中国资源的内循环。

因为经验不足,这段时间走了很多弯路。

从历年粮食产量看

1959-1961 年,1968 年,1972 年出现过减产

从历年钢产量看

1961 年、1962 年,1968 年,1974 年,1976 年出现过减产

当时,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大量基础建设,义务教育基本完成,社会组织起来,两弹一星有了国防安全,计划生育解决了生存危机。有了大量已经完成义务教育的劳动力。

1978 年搞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尝试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从内循环变成逐步的外循环,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准备的大量完成义务教育的劳动力,开始脱离农村,接受投资和技术转移,发展工业生产。

从 1978 年到 2001 年,属于遏制发展阶段。

你投美了,但是美国不完全信任你,纺织品出口有配额,各国的投资并不是没有规律,国有经济体系没有打破。城市 1、2 亿人都在公有制之内。

这个阶段也是增长,但是功力没有完全释放。

2001 年后,属于高速增长阶段,911 后美国关注点转移,同时加入 WTO,加入世界大循环。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001 年后,这轮发展是普惠,因为放开农村进城打工限制,农村劳动力都享受了加入大循环的好处。

所以,大众感知是 2001 年后这轮发展特别快。

知乎用户 无华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

转自——佐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知乎用户 乐哈哈 发表

首要是独立自主,这是根本;然后是改革开放,这是方法;最后是逐渐优化,目前正在做。

知乎用户 仰望星空 916 发表

49 年立国。

50 年~53 年单挑 17 国联军。毛熊觉得我们还可以。(工业化的第一关,自己家的事自己说了算。)

53 年~57 年毛熊援助了我们 156 个项目。其中 70% 是军工项目。(工业化的第二关,手里要有工业项目,尤其要有重装备军工项目。)

59 年~61 年三年自然灾害,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失衡,因为我们不具备对外殖民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我们军工工业,不仅不能为我们带来正向收益,还要从农业中抽取大量剩余,造成 “自然灾害”。(工业化的第三关,要扛得住结构失衡带来的损失。)

66 年~76 年…… 在所有经济改革手段都失败后,在等待机会时,命要长,命要硬。(工业化的第四关,国家不能亡。)

78 年改革开放。说改革开放就要谈 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实质上是 71 年时,鹰酱需要联合我们对付毛熊。同时鹰酱国内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产业资本移出。(工业化的第五关,要有市场。)

活下来阶段~~~完~~~

温铁军 “十次危机” 讲座在线收听 - 喜马拉雅

知乎用户 南行​ 发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四十载不忘初心,四十载砥砺前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 如一条长河,日夜奔腾,润泽大地。

进入新时代,回望来时路,我们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巨变,迈过了一道又一道天堑,但不变的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不改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40 年来,改革开放面临无数理论与实践难题:小到集体土地能否承包到户、个体户雇工能否超过 7 人;大到国有企业能否破产、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市场经济…… 这些 “小” 问题、“大”问题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时间长河中,形成了一个个命运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决定成败的发展关键期。

这期间,党中央举旗定向、把舵领航,带领人民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并不断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条路好不好走,走在路上的人最有发言权。衣食住行日新月异,社会面貌天翻地覆,国际地位今非昔比……14 亿多中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昂扬姿态,行进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

知乎用户 璠璠 发表

通过自身拼搏,务实。善于改革的态度。利用自己优势。通过对于国际把控,以及自身积极调整

说白了就是《大学》中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止于至善

一个人做到这几个方面不难,难的是几千万党员都能做的到,更难的是他们可以带动十几亿人口做点这几个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在中国成功时候,又一次冒了出来。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经历了从一无所有到成功的过程,他们发现自己的成功就是符合《大学》论述: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遵规守法,就是正心,

勤劳致富就是诚意,

具体怎么富裕需要按照自己实际情况就是格物。

富裕之后,鉴定自己信念,就是意诚。

不忘初心,就是心正。

继续学习,解决遇到问题,就是身修

我成家立业,儿女争气,就是家齐

没有家庭问题拖累,家人一起努力,这个国家就会好,这是国治。

如果所有人都能团结一致,拥有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那就是天下平

其他的东西:自然资源,科技,制度,市场,货币政策,国际关系都是器。你用好了都是你的助力,用不好都是你的阻力。

不从根本看问题,就不是格物

只是从表面看问题就是拘泥于器。而这样结果就好像所有事物成功都好像是天助一样,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命。

不能格物致知,就成了天命所归,这就又轮回到天命论里面去了。

有些人就是怎么说中国崛起的,似乎中国只是运气好,根本不算什么。这其实就是封建迷信

知乎用户 云卷云舒 发表

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至于说别人嘛…… 绊子都不需要使,他们自己会停

知乎用户 进步青年 发表

中国是在完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后,争取到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然后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化,恶补了我们几百年来落下的工业基础。为当今之中国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与家底。

正是借着这些 “老底”,支撑着中国人民一直走到今天。

知乎用户 利利川​ 发表

用之前发布的视频来回答一下。

中国春运简史就是一部中国发展史。

知乎用户 哄哄 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建设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全体中国人民都应享有中国成长的红利。

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立在我们的爷爷辈和父辈在非人的热情中淌下的汗,流下的血,如果要去物化,货币化这些劳动,中国至今为止也没有那个钱。

新中国的工业建立在三代人的劳动基础上,更建立在对农村生产剩余的过度分配上。

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就是货币化了这些劳动成果,并且让这些劳动进入了国际分配。

然而,事实就是,这些劳动随着改革开放,一点一点的被装进了’先进分子’的腰包,柳氏这种就不说了,问问中国人,有几个说不出身边国有资产被变卖侵吞的?

之后中国人的劳动就很符合资本论,你自己推一推就完了。

劳动人民撅着屁股起早贪黑挣着一分两分,拿到国际市场先被西方人分配一次,再被中国的人民资本家们分配一次。这些人他要说他给国家做了多少贡献。。。行吧,我可以说挣得越多替国家做的贡献的百分比越少么?说句难听话,现在资产在五千万以上的中国人有一个能拍胸脯说国税局随便查的么?

中国政府拿着这些手绢儿里,鞋坷垃里攒的几毛钱,一边借债给倒卖国有资产的堵窟窿,一边给国有资产里的蛀虫擦屁股,一边还要把这些钱再借给美国人让他们有钱接着剥削我们。

就算我们中央政府做得好,把钱能推向基础设施而不是金融资本,人民资本家们还是获益最大。然后他们获益了以后,还觉得自己那点儿’创新’是自己的本事,不是正好基础设施满足了条件他那点儿玩意儿能解决一个特别的问题。

完了还要拍着电影唱着歌说中国人民能给他们 996 是福报。

中国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教员带着中国人民赶走了三座大山,几代人把自己的血肉都埋进了中国的建设里。然后有些人又把三座大山一座一座请回来,把中国人民又埋进了中国的建设里。

希望’共同富裕’能最终把三座大山埋进中国的建设里。没有这个陪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代英烈九泉之下也太孤独了。

知乎用户 李慕白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李雷 发表

知乎你有毒吧,哪句话违反了 HLW 相关 FG 了?

知乎用户 Bright 发表

转自 佐伊 23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基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原作者:佐伊 23

知乎用户 Kumarajiva 发表

解放思想靠的就是这四个字。

具体措施,就是改革开放,是用市场换取资本技术和管理理念,万幸中国人有一样好处,看着什么东西好,我们会去研究,仿制,到最后做的比别人好。

知乎用户 终端人口李崽崽 发表

这个一句话可以概括了,最早是收割自己的农民,加入世贸组织后一边收割靠低端制造业为生的第三世界一边收割中产,现在谋求产业转型升级想收割全世界,于是美欧爸爸们开始跳脚了。

知乎用户 李马刀 发表

通过破除” 两个凡是 “,破除了个人崇拜,回到了集体领导制;

通过建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扭转了从马恩列毛教条出发的风气。

然后,才有了实事求是的工作风气,才有了国内经济 40 年的高速发展。

于是就发展起来了。

知乎用户 刘观山​​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GG 修​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QUEEN 发表

在某馆子看过一个各国 GDP 增长的视频,大概跨度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到 2018 年,上面当然有中国。中国的情况大概是刚建国初期 GDP 相对比较高,后面开始起起落落,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GDP 可以说惨不忍睹。改革开放以后 GDP 开始明显稳定增长,在 2000 年以前还是有过一两次反复,2000 年后 GDP 增长开始加速,但是增长曲线还是比较缓的。不过从 2008 年 GDP 开始座火箭一样,那个增长曲线快接近直线了。怎么发展起来的,我想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苏联援助 156 个项目获得工业基础

工农剪刀差 “农民勒紧裤腰带” 获得原始积累

全力扫盲普及教育获得工业人口

改革开放获得发达国家低端产业转移

工人血汗 “8 亿衬衫换飞机” 造就世界工厂

大学扩招 “工程师红利” 助力产业升级

知乎用户 thomas 发表

六十年代饿肚子,七十年代大动乱,穷的裤子要穿几个人,八十年代特区过的稍微像点样,九十年代大城市开始发展起来虽然大通胀和金融危机。到了 00 年代才是真正开始大发展。这么一个过程,很简单就看出了,为何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加入世贸和西方及美国做生意,就是中国发展起来的原因。

知乎用户 中新经纬​ 发表

建国以来,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让世界瞠目结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新世纪以来我国 GDP 持续增长,连续跨过多个 “关口”。

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达 114.4 万亿元,突破 110 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7.7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8%。

取得今天的成绩, 中国做了哪些事?

(视频来源:中国新闻网)

知乎用户 晋右史​ 发表

深入研究城乡二元,会发现历史演化的一致性。

知乎用户 李明明 发表

建议看看最近出的爱国主义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知乎用户 契卡加油送温暖六 发表

这问题太敏感,太容易删,只能随便写。

某年后,定调不折腾,偶有反复,但是设计师还是顶住压力。

设计师包括那些人用了很多方法,明确了规则,树立很多典型,有规则明确保护私产,会按规则来。

加入 WTO,开放。

知乎用户 牛有岛 发表

依靠优越的制度

每一代领导都完成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民的勤劳和善良

不具体展开了,没什么意思

中国只要不严重内耗,发展到最好是顺其然的

知乎用户 逻辑学家 发表

中国发展的怎么样很难说清楚。一方面中国可以造出美国才能造出来的大国重器。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水平是东亚国家除朝鲜以外最低的。所以说这个问题相当复杂。

另外特朗普正确的指出来,中国快速发展是 2001 年入世以后,但另一方面中国实现工业化主要是靠国有企业实现的,而国有企业并不主要参与对外出口。所以这又是一个谜,我至今也没想清楚。

知乎用户 1111111 发表

光受到教育的人力资源 这就非常值钱了

知乎用户 杜小凡​ 发表

因为中国会用人,或者说人力资源这一块,中国是世界上使用最高效的。

我想肯定有人嗤之以鼻,觉得就是一个人多导致的廉价劳动力。

说这种话的人不妨看看隔壁印度,人不比我们少,弄成什么鬼样子有目共睹。

关于人,我有一个自己总结的逻辑。

社会维持靠生产,生产靠人,有人才有生产,有生产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消费,有消费才有市场,劳动人口多则市场大,市场大才可能促进社会生产。

这套逻辑其实还可以再扩展一些:

社会进步靠生产的进步,生产的进步靠技术提高,技术靠人操作,所以人需要掌握更多知识进行更先进的生产,人的生产提高了,收入才会提高,收入提高了,消费才能提高,消费提高了市场就会更大,那么社会的生产(资本)才会提高,才会更加进步。

那么问题的关键其实很简单了,就在于人。

人要提高生产,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知识,新中国成立,普及教育一直是重中之重,哪怕没有那么多工厂和机械,也要拼命增加人口的平均文化水平,即使这样可能造成社会不安定。毕竟有知识的人多了但是社会工作岗位不够安置这些人,那么必然出现社会动荡。哪怕面临风险,国家也要为了人民为了以后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准备足够多拥有更多知识进行现代劳动的人口。

有知识还要保证身体健康,没有健康的身体哪来的劳动能力,所以国家除了搞农田水利保证粮食生产,还让医务人员从城市到乡村,普及医疗卫生,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

所以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时候,中国有足够的劳动力给资本提供生产和消费,国家提供配套的水电等基础建设和便利的政策,还有社会治安等。

教员说过小仁政和大仁政的区别,就是是否为长远考虑。

即使是现在,我们依旧需要不断考虑提高人力资源使用,但是不是拼多多那种单纯的把人逼到猝死。

先做个比较来对比中国现在的人力资源使用比国外强的地方。

我认为这点最直接的体现就在双十一,尽管今年的双十一没有往年的热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双十一这样庞大的网购市场,全世界独一无二。

原因有几点:1、前面说的人多,中国人平均知识劳动水平高,比起同样人多的印度,显然中国人的收入和消费比印度高,所以才能支撑自己的网购。

2、文化统一,书同文车同轨的中国,各地之间的交流通畅,比起欧洲和印度连文字道路都不完全一致的环境,中国的物流显然更方便。

3、人口密度,美国人多,美国国内的道路和文化基本一致,但是美国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不如中国,想象一下,一个快递员在美国的小区送一百件快递可能要在一个小区到处跑几个小时,在中国可能一栋写字楼就送完了,均摊下来的快递员等物流成本到每个人头上显然更低,成本低则价格可以更低,那么能够消费的起的人就会更多。

同理,把物流变成科技产品试试,比方说新的网络技术,如果在印度,可能使用这种新技术的人只有一万个,那么新技术的成本均摊到一万个人身上肯定不如均摊到一百万个人身上低,成本降不下来则售价降不下来,售价降不下来新用户难以增加,回本盈利的时间就会更久,新的技术的开发就会更慢。

以此类推,这种高密度高素质的劳动人口不光可以降低生活中商品的成本,还有治安,教育,医疗等需要人力和技术服务的,相互之间息息相关,这是在国家的努力组织和准备中才有今天的成就。

说说未来,人力资源使用必然还需要再上一个台阶。

社会组织起来生产必然需要监督,没有监督则赏罚不分明,没有监督必然出现贪污腐败。现在治安好,社会便利,很大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使得监管监督更便捷,越来越多的摄像头,身份识别就是证明。

所以未来的社会,生产要进步,除了技术进步,人也要放弃社会权力接受更多监督才行。

新中国进行土改,老百姓再也没有过去当地主的机会,但是显然社会生产更多更进步。

最近的抗疫,国家为了保证抗疫的顺利进行,限制了民众自由,加强了监督,但是我们保证了未来的社会生产生活。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发展,除了更多先进的技术外,思想需要改变,道德需要改变,建立新的社会道德文化标准,接受很多曾今不能接受的事物。

现在的社会文化道德也是最近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相比较一百年前,现在是最没有道德的,同样,我们打破现在的一些道德文化,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知乎用户 李安​ 发表

转自佐伊

@佐伊 23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刘泽枫​ 发表

组织化、以匹配工业化,苏联援助,形成初步工业化,城乡剪刀差和户籍制进一步以农业补贴工业积累产业资本。

改革开放后则是主要吸引美国资本,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盈余积攒了资本、管理和技术,利用庞大内需和外贸形成产业升级和规模化效应。

目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十,17 个产业集群独步全球。

知乎用户 肖谦​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

转自——佐伊

知乎用户 没有例外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达瓦利希 发表

前:我是主人翁,我建设我的祖国。

后:又拖欠工资,奉孝也不管管吗?

知乎用户 掰谎者 发表

靠农民工积累起第一桶外汇,然后卖地卖房子印钞制造 GDP,当我们从最大储蓄国变成最大负债国时,我们 GDP 就冲到第二了。

可是这条路也走到头了,接下来怎么继续是个问题,有人脑洞大开的发明了带路,却发现在大炮打不到的地方债权不靠谱,还有些人想全球买技术、买品牌、买人才,却发现流失了大量外汇却没买到啥有用的,新的脑洞还在构思中,欢迎知友积极献策。

知乎用户 Ryzen 发表

工业革命时代,对于汉字的传播毫无意义,所以能认识几个洋文就是民国大师了。

相反互联网时代,马云、马化腾、雷军就像西欧的牛顿、伯努利、高斯一样耀眼。

大师有了,一切都是浮云。(和西欧一样幸运,高斯的时代的西欧也没有普世价值

知乎用户 白纸黑字 发表

此文转载自大佬佐伊 23,希望有更多的人看见这篇文章。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庄建西 发表

中国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这里面既有主观努力,也有客观规律的支撑!起着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的还是客观规律的支撑!时势造英雄!说的具体一些就是:科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操控着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社会的潮起潮落!

科学发展在牛顿三定律阶段主要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这是西方人擅长的思维方式,所以科学发生发展在西方国家。在科学发展的动力推动下,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和西方社会爆发式发展起来!碾压式冲击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

科学发展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后开始运用系统逻辑整体思维方式,建立起来一个系统科学思想体系和中国哲学遥相呼应,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就开始逐渐复兴起来!系统科学走上政治舞台支持中国人大一统系统管理民主制,信息科学技术大大降低了系统管理成本,管理是会出效益的!于是中国的经济就腾飞起来!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宇宙观上势不两立。相对论秉承牛顿定律的宇宙观,相对论新提出来一个宇宙观。实用性科学研究领域不问宇宙观的问题,把两个基础理论实用性结合在一起建立起来一个高科技时代。基础理论研究一直都在努力坚持牛顿定律的宇宙观,反对量子力学的宇宙观,结果是步步维艰停滞不前!

系统科学运用系统逻辑整体思维方式把两个宇宙观整合在一起,提出来宇宙起源于混沌这个宇宙观,一直得不到基础理论研究的认可!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在固执地坚守牛顿定律的宇宙观,尽管步步维艰也没有一点退缩的意思!

实际上,宇宙起源于混沌的宇宙观是可以把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的宇宙观包容兼顾起来的!系统科学量子力学和中国哲学共同的宇宙观是不可以推翻的!中国哲学还有中医针灸气功等学科几千年来的实践支撑!

宇宙起源于混沌这个宇宙观最终还是会走进基础科学物理学研究领域的!即便是基础科学物理学研究感觉还有潜力可挖。也可以两条腿走路,同时开始按照宇宙起源于混沌这个宇宙观来安排科学实验的嘛!

按照宇宙起源于混沌的宇宙观,暗物质是不可测定的,只能按照系统科学黑箱理论的方法,跨越式实证的方法来认识暗物质。就是运用量子技术电子技术把生物细胞产生自由能量暗物质的过程模拟出来,研制出来机器人气功师产生出来自由能量暗物质为人类服务。先把自由能量暗物质发生出来,再根据它对有形态物质的影响来认识它!

西方人把电能发生出来为人类服务,后面是中国人把自由能量发生出来为人类服务的时代了!

知乎用户 涅槃 发表

是一代代人的牺牲

知乎用户 飞文 发表

古人的遗产,不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基本没法比,人口多了人才也多。

中央集权,能把以上这些发挥出来,军阀混战派系林立的情况下怎么都没救。不过中央集权一定程度上也有古人的遗产,在中国中央集权是共识,比阿拉伯人强了不知道多少个印度。

以上达成了一个其它国家永远无法全境占领的恐怖大国,甚至统一后没多久就能和其他一些大国掰掰手腕。清朝落后了那么多也没被怎么样,三四百年的差距用了一百多年就追的差不多了。

总之,历史和地理决定了中国这片土地诞生的任意一个统一政权都会有能力保证自身利益,不用去依附什么其它国家,也不会像阿富汗一样被打的死去活来。

知乎用户 张达林​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二月 发表

说真的,就是卖苦力发展起来的。。。虽然现在好转了一些。。

全球各个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除了小国,资源强国。。都几乎是站在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鲜血之上。。

而咱们的发展原始积累没外放。。而是压榨我们自己的结果。。

没资源,人口多,那就只能用人口堆了。。

各种苦力,我作为一个农村 90 后。。

一直被说是享福的一代,至今快 30 了。工地光膀子肩膀用衣服垫着抗钢筋,武汉的夏天多热?当年工地普遍住彩条布搭建的工棚。。干一天才 60,冬天浑身汗水湿透,停下来等泥土车又冻成狗,20 岁生日大雪夜加班还倒混泥土。

早年工地工资能不能拿到手还得靠运气。。

工厂做学徒,切割钢板时,不小心脚被切磨机的砂轮片从脚跟切到脚大拇指,担心被开除,硬生生忍了,坚持到下班,鞋子里鲜血淋漓,走路都打滑,到寝室一点一点的撕掉袜子,用温水洗干净,用卫生纸和胶带就这一包,还好是冬天没感染,发炎。除了留下一条难看的疤痕。

这才是我农村 90 后的一点,遭罪吗?

苦吗?就见识,还有经历而言,我还算好的。

全国有多少我这样的?不计其数。。

而遭更多罪,吃更多苦,如我们的父辈。个中细节真不想谈。。想知道的也自然会知道,我们父辈这一代所谓农民工的经历。。

中国的发展,建立在自我压榨之上。。

以后子孙们问起来,我们可以骄傲的告诉他们,中国之崛起异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在于我们崛起不是建立在别国别的民族鲜血之上。。

只是希望能提一提,农民的贡献,农民工的贡献,莫要歧视。。就这样吧

知乎用户 地平线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

转自——佐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知乎用户 小轩小轩杨​ 发表

前接佐大这一段——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自从 1978 年以来……

众所周知资本是需要原始积累的,建国初期,一穷二白。我们要技术没技术,要设备没设备,想花钱买设备和技术,要外汇也没外汇。

只能拿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跟换外汇,(这里的付出了一代人农民阶级的利益)再拿外汇去买设备学技术进行工业生产(这里付出了一代工人阶级的利益)。还好老大哥给力支持,我们猥琐发育,我们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为后来资本积累创造了先决条件。(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后面的故事就看开头转载佐大的文章吧。

知乎用户 滏麇 发表

78 年之前,靠计划,靠苏联,学来现成的五年计划,借助苏联的技术资金支持,发展重工业,做起蛋糕。

78 年后,只靠计划手段不行了,把资本的力量放出来才能做大蛋糕,因为资本本身就有无限的扩张欲望,会顺应市场甚至左右市场。

外贸和房地产是两个关键词,取财于外国资本,取财于民,进一步做大蛋糕。

现如今,这一套逐渐也难以为继,现在要做大内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知乎用户 琪澳 发表

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生下的就不用你操心了。5000 年来,从不例外。

知乎用户 绿毛豆腐 发表

制度优越性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

文化优越性 ——5000 年文化沉淀

知乎用户 蔡玉志 发表

两千年的中国,从来都是二元文化,一是孔子为祖师爷的认贼作父的文化,立足点是父皇,儿臣,父母官,子民!原则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和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结果是少数人可以指鹿为马,大多数人必须道路以目!而且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二是司马迁倡导的揭竿而起文化!立足点是造反有理,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就是说,父皇,父母官并不是天定的,谁夺到手就是谁的!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交替使用,造成了中华民族两千年血流成河的周期性循环!两千年就这一个模式,反反复复重复使用,所以两千年基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发展!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别说是这么大的一群人了,就是一群猪,也应该彻底的想一想,怎么改变啦?

知乎用户 Zephyr​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自佐伊 23 老师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大家都从宏观方面回答。

我就从微观说吧。

2005 年,答主在上小学学前班(坐标粤西某小县城的某村)。

在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条例:非本村人上小学要交额外的助学费。

村子穷,上面拨不下款,课室四十人只有两把风扇。

但比较之下我们村村子的学校氛围和师资力量没有隔壁村完善,加上隔壁村学校环境好(环境好的意思是操场够大),于是我的爸妈把我送到隔壁村学校念书。

我的爸妈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我算是一个留守儿童。那时候爸妈把我送进隔壁村学校的心是铁了的,虽然在外面打工比在自己村呆着赚钱多一些,但爸妈也不是有钱那种,带我去一趟省城吃麦当劳会买儿童套餐但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只有番茄炒蛋和饭。

我这种去到其他村子的被称为插班生。于是助学费肯定要比自己村的人交多一些。但那会的农村要做些什么事,他们从省城回来托点关系还是要的,这样来来往往,花的钱足足是学费的好几倍(那也是听他们日后讲起)。

学上了一年,学前班转正一年级,校长那边下了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学校资源名额分配问题的。言外之意就是限制农村孩子不要随意变动学业名,因为会导致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但爸妈也是为了我,从省城回来找关系找了很久,最后,爸妈一咬牙,把一年的工资拿了出来,在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教室上都装了两把风扇,我才得以顺利读到小学毕业。

虽然不知道他们回到省城以后熬了多少钱只有番茄炒蛋和饭的晚上,但现在看来,我爸妈也是一个为当地教育作出了贡献的人。

不过还好,最后我也考上了重本大学。

我们家族的唯一一个。

知乎用户 宁静致远 发表

1. 打破阶级界线,大家同一起跑线。

2. 树立国家意识,凝聚人心,组建现代国家架构,

3. 消灭文盲,解放妇女,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提升人口素质,

4. 大搞基建,提升国家基础设施水平,

5. 几次局部战争,稳定周边环境,和世界老大老二不打不成交,

6. 若干个五年计划制订和执行。

7. 坚持工业化大方向,坚持攀爬科技树。

等等

知乎用户 寓言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Caravel 发表

来了

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是在我们的手中一点一点聚沙成塔的

所有的分配都是依据规则的,按照不同比例分配到不同人群的手中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da6Slj 发表

这个问题有毒吧!

我看了一下,至少几十篇一模一样的答案,有的还贴个转载,有的估计直接就是复制。太无聊了吧!

我也看了那篇文章,诚然,文笔不错,内容也有一定的真实性,问题是你们不觉得他跑题了吗?

中国怎么发展到目前的状态的?

当然是靠合理的规划领导,靠人民的团结奋斗!

资本家?

你猜他们能占多少 GDP?

我们没必要过度的激进反对什么资本家,一切有我党,有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群人抉择,那里会出啥大问题。

不要看见一句什么工人阶级反抗,工人阶级站起来了,就莫名激动。工人阶级早在 49 年就站起来了!你们在质疑什么?

大家别的不用想,你们猜一猜那篇文章的作者的年收入,猜猜他每篇文章能赚多少?他凭啥代表穷人?

在知乎里有很多人年入百万,但是,有几个有影响力的答主真的见过穷人是啥样子?

我广东的同学,他家里九几年就有空调,电脑,电视,洗衣机。我在一零年以前连电脑都没见过,我们那里,12 年左右的时候,学生上学还要带柴火,还在用土炉子。

但是,我们那里还不是这个国家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还有比这更差的,我姥姥家的村子,最近这几年才过上了能全天供电的日子,村里的老人才有了冰箱,空调的概念。他们去最近的集市,至少也要步行一两个小时。

我们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地方与最落后的地方,少说也相差了 25 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左右。

我们远没有发展起来,不要看好看的 GDP 数据,你们知道发达地区的人均水平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很多,但你们想过,得多落后才能把这个数据拉下来吗?

我很确信,我的家乡,绝不是这个国家最落后的地方,我还有手机,读过书,可以在知乎和人扯淡,但有人决定不行。

我们的城市里,高大醒目的地标性建筑,动辄二十层,三十层的高档小区,红酒,西餐,日式料理。但是,真的有人去看过那些城中村吗?有人看过那些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小区吗?

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农民工不会坐地铁,不会点外卖。

很多人怨恨的想要逃离的工作,坐到想吐的地铁,每月四五千人民币的工资。在某些人眼里,那是天堂般的日子。有些农民,辛苦一年,刨除成本,一家四五口人就能挣到最多一万块,但是,这里面没有算任何人工成本啊,你猜他们有寒暑假吗?有双休日吗?有各种法定节假日吗?有带薪休假吗?

我也见过为了借几千块钱给人下跪的人,见过一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的人。他们活的太苦了,可他们连死都做不到,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的医药费,子女的教育费用,没了他们,就全完了,父母只能在家等死,子女只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那怕全年无休,那怕每天啃着硬的如同砖块的馒头,他们也只能咬牙坚持。很多坐在办公室的人在网络上看到了,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感叹一句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无奈,然后转身继续咒骂那个让他多加班一小时的奸商老板。

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了吗?

我有太多不满意了,我们还差很多呢,我们的人均水平离美国还差一大截呢。可是,美国也有穷人啊,我们的部分人远比美国所谓的中产更富有,你猜这个差距来自那?

现在,我国很少会有饿死的人了。但是,这难道就叫发展起来了吗?

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饿不死就行,但是,我也请求那些天天盯着富豪榜,盯着马云,马化腾的人,请你们低下你们高贵的头颅,看一看那些真正穷苦的百姓。

任何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都是一身光鲜亮丽的,你们要是真的愿意低一下头,看看那些底层的人民,你们但凡有一丝良心,也不会说什么这个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屁话!

知乎用户 猫头等 99 人​ 发表

提问者是本科生,看来是学校布置的小论文。这个就到历史书上找答案吧!知乎的答案与历史书一样,谁还看知乎呢?一切以教材为准,知乎的答案拿不到分的!

知乎用户 河西张牧之​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造就 Talk 发表

中国经济的成功 = 全球化(钱)+ 城市化(人)+ 市场化(效率)。

全球化的过程是使得中国能够去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资本,城市化是指大量的农民从老家到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中国借助 40 年的改革开放采取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式,解决了资源配置如何高效的问题。

这三个化在一起就支撑了中国的高速增长。

知乎用户 辛铁视界 发表

中国的崛起,绝对是一部史诗级的历程!

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与中国制造

什么是全产业链?

简单地解释便是以生产一辆电动车为例,电动车有上千个零件,有的工厂负责生产电瓶,有的负责生产外壳,有的负责生产螺丝、有的负责生产皮质坐垫……. 有多个零件就有多少种生产零件的工厂。

在中国,生产这样配件的工厂全部都有,因此中国不需要通过进口,自己就能生产,而全球这么多国家,具备中国强大产业链的国家,几乎没有。

中国制造业和全产业链对美国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以前的文章提到美国在二战后妄图建立的 “全球三层金字塔发展模型” 以获得更多的金钱。

美国位于金字塔顶端,为全球提供高精尖的技术、金融、高科技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利润高,赚钱快;日本等美国的跟班位于金字塔中间层,为世界提供精加工等产品,利润也比较、可观;中国、非洲等则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源输出等利润低的金字塔底层。

而中国也确实是这样起步发展的。

没办法,因为当时的中国经过抗日战争的摧残,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能拿的出手的也就这些东西了。

这个时候的中国只是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没有能力与美国发达国家角逐。

那中国的全产业链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答案是:中国的全产业链和制造业的发展则是从毛主席的时代开始的!

在那个满目疮痍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小伙子。

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着 5 亿的人口,而这当时已经是生产力的极限,中国只能养活这么多人,甚至已经超负荷。

按照正常的发战逻辑,这个时候不是发生巨大灾难,就是发生战争,从而使人口达到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标准。

就在这样的时候,毛主席提出工业化的发展,而这一切可是非常困难的!

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而这两样在当时都是中国最缺少的,没钱,也没有人才。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吃苦耐劳,紧着力量办大事,没有钱,中国人民就从每一顿饭中省,没有人才我们就勒紧裤腰带从国外引进人才和设备。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钢铁重工业的基础、化工生产的基础。我们平时所用的生活日用品,大多是重工业和化工工业共同生产的产物。

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的制造业有了基础,但建国初期中国国际贸易和外交才刚起步,中国从外国进口的产品非常有限,没有进口怎么办?只能自己造啦!中国的全产业链才慢慢的形成今日的优势。

中国自 2009-2010 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有的朋友要问,中国的制造业生产了这么多的产品,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上有什么帮助呢?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主要用于两个方面:

第一,满足国内 14 亿人口的需求,使得中国人民有东西可用。

第二,出口,中国的制造业遍布世界各地,而由美国因为建立 “三层金字塔发展模型” 导致美国的基础制造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社会生产发展,这能有什么作用?中国如果断美国的货,美国可是吃不消的!

全产业链有什么优势?

之前提到过中国的人口红利,有不明白的建议去看看《国际规则的收益者?中国凭什么做到今日强国!》点击查看。

接着上面的分析!

有的朋友又问,美国只能从中国进口基础工业产品吗?

答案是:美国也表示很无奈,从中国进口对美国最有利。

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与基础工业产品价格最低!原因有 2 个:

第一,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这就让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劳动密集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中国不缺少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就底;

第二,中国的全产业链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多的基础工业原料需要从中国进口,然后拼装成美国需要的产品再卖给美国,这一从中国进口,价格就会比中国产品高。

美国如果不选择进口中国的产品,那就要去进口其他国家的价格高的产品。这也只能加快美国的财富流失。

举个例子,如果你去买打火机,两个一样的打火机,一个是你经常买的质量有保障,另一个没买过而且很贵,你买哪个?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人只能买中国的产品!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这么来的!

美国是又气有没有办法!这是中国能够和美国叫板的一个武器!

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人口众多,又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也是中国能和美国叫板的武器。

美国很多产品销往中国,如果中国不让美国产品进入中国,问题来了,美国的产品没有中国的市场了?部分企业产品卖不出去面临倒闭,众多失业人口会形成社会动荡,美国扛不起这样的打击。

有的朋友又问了,既然美国产品在中国卖不出去,可以在国内卖,或者出口其他国家啊?

美国国内的产品由于人工等成本,价格比从中国进口贵很多,而中国不让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后,工厂倒闭,人们失业,手里根本没有钱,还谈何消费?所以国内市场撑不起这样的消费。

至于销往国外,那就更不现实了,哪个国家能吃得下美国这么大的量?只有中国!

知乎用户 Hugo FHZ 发表

请独立完成作业

知乎用户 国境以南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

知乎用户 姬雪雅 发表

从世界历史来看,进入近现代以来,国家的崛起那是尤其的困难,而且需要历经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近代西方列强的崛起,那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发展的,而是依靠在广大殖民地大肆的掠夺,聚集财富,倾销商品,靠着剥削世界,而完成崛起的。

所以除此之外,基本上很少有国家,能够白手起家,完成崛起,即使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崛起都是如此。但是唯一例外的只有中国,我国的崛起,堪称直接打破了世界各国的崛起道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崛起,堪称世界奇迹,所以直到现在,西方至今也不明白,中国到底靠什么崛起呢?原因只有四个字。

我们知道,经过近代的百年国耻,西方对我国长达百年的掠夺,使得我国那是损失惨重,国家一贫如洗。尤其是经历二战的消耗,国家更是积贫积弱,即使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国家那是一贫如洗,穷困到了极点。这样的条件,发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比当年西方国家崛起前,基础都还要差很多。

所以即使按照西方的崛起速度,如英国、美国等,最起码也需要 100 年到 200 年的时间。但是我国却让世界不敢相信的是,西方靠掠夺,靠抢劫,都需要几百年崛起的时间,我国仅仅 40 年就完成了。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后,短短 40 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长了几千倍。

从一贫如洗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再一次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让世界至今都不敢相信。为此,西方研究了几十年,到现在都是不明白,中国到底靠什么崛起呢?其实原因只有四个字,那就是 “勤劳智慧”。

中华民族五千年屹立不倒,长期强大,兴盛不衰的秘密,其实就是这四个字。一方面,中华民族,始终坚持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理念。无论何时,中国人都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的民族。所以在勤劳美德之下,中国人用双手创造财富奇迹,创造发展奇迹,创造崛起奇迹。

而另一方面,在勤劳的同时,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世界最为聪明,最为智慧的民族,无论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是现代的科技创造,中华民族的创造力那都是举世瞩目。我国之所以在几十年内能够快速崛起,除了勤劳的双手,还离不开智慧的头脑和创造。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百姓用夜以继日的劳动,加上聪明智慧,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快速让国家富裕起来。

而且在二战后,历经百年国耻的中国人,更是痛定思痛,更加珍惜发展的机遇。所以付出的勤劳和智慧更是加倍,用无数的血汗和创造,才有了我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现在西方不断懒惰,不断倒退的背景下,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将更加发挥出巨大的动力,推动整个国家继续发展,继续壮大,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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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历史真相背后
来源:今日头条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知乎用户 孙祥贵​ 发表

中国能走到今天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是嘴里扣食苦过来的。新中国成立的那一代人是吃了三辈人的苦。全国人民不管工人 农民 科学家 都拿着及其微薄的收入,甚至是饿着肚子工作,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财富,是创造的财富被国家收走了。我们建国走的是革命路线,建国时的那一代领导人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都能充分的认识到火力的重要性,至今我们的军队还存有一种火力不足恐惧症,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去弥补。中国的历史应该从 49 年划界,之前是农业社会,之后是工业社会。共产党最伟大的成就是让这个饥寒交迫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未来的世界史一定会给一个定义的。我们的先辈也都尝试过,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给中国留下了工业的种子,这些人同样也值得尊重。

我们建国后的工业化起点就是,苏联援助我们的 156 个大项目,这也是人类历史至今最大的知识产权转移,在苏联的帮助下,让我们快速完成了初步完整的工业化。有兴趣的可以去具体查下有哪些项目。后来和老大哥闹翻了,我们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效果不怎么好。又重新找了美国这个老师,路线上就是先学苏联再学欧美。我们是制造业立国,走的是非常非标扎实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国家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在今天喊口号也是重振制造业,但肯定回不去了,已经有 40% 的工业门类彻底的离开了美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资助拍摄的,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的纪录片,挺震感的。另外就是富士康 苹果 台积电等大公司计划回美建厂的投资,最后一定都是打水漂的下场。

工业化这个东西在当今社会感觉是不难。但全球 200 多个国家地区能实现工业化的不到 20 个,并且集中在北温带地区,具体就是东亚 西欧 和北美 背后就两个文明,儒家文明和新教文明,实现工业还需要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做辅助。

如今我们实现了,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大 最全 人口最多的工业化。以此为基础能延续出来挺多突破你认知的概念,随便说几个吧。

1. 印度和阿拉伯的弟兄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了,也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中国已经把这个历史窗口关上了。

2. 东南亚国家,越南有可能实现工业化,但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影响巨大。

3 中国的人均 GDP 未来一定能超过日本。

4 中国的 GDP 总量也一定能超过美国,制造业产值实际上早就超过了,现在大概是美 日 德 韩 总和。

5 以色列 800 万人口还会长期的蹂躏 5 亿阿拉伯兄弟。原因就是有钱有人的 5 亿阿拉伯兄弟,未能实现任何的工业化,还是个原始社会,这就是降维打击。

19 年的国庆阅兵,亮相了东风 17 这个杀手锏,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概念及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如今我们都用上了,他还在理论呢,这就是我们工业基础更完善的表现。美国 05 年才服役的 F22,2011 年停产至今才 10 年,花了这么多钱搞的好飞机,已经没有能力再恢复他的产线了,看到 J20 的亮相的那一刻,估计肠子都悔青了。美国现在的研发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已经没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做保障了,这也是美国现有最大的问题,在此同时我们所提出的制造业 2025 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确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知乎用户 巴拉丁 发表

2004 年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发展的转折点,大量农民工进城,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时代。外资加政府优惠加农民工,中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知乎用户 Alex 发表

快速建立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计划经济具有绝对优势。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短短十几年就由欧洲最落后的大国一举成为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尤其要注意的是论十大关系中第一位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中国不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与战前苏联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关系远远优于苏联,这是七十年代的情况。

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之后,相当于架子已经搭好了,要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要结合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继续发展工业品竞争力,一方面要统筹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计划经济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保护消费端的市场经济。真是巧了,正好我们 80 年代开始搞市场经济了,再结合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疯狂敬业精神,中国厂商迅速把所有的看得见的蓝海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杀成尸山血海。中国制造在世界产业中的地位急剧攀升,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中国经济超过了德日的总和,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18 大以来军事指挥体系改革,解放军的战斗力稳步攀升。目前已经是妥妥的世界一流军队了。(官方文稿里面非常谦虚)

中国目前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都已经是(潜在的)超级大国了,最大的隐患在于人口问题。不能恢复可持续的生育文化以及生育行为的话,所谓的崛起恐怕会转瞬即逝。

最后,我国迄今为止取得目前的所有成就,完全是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国家重现的。任何借鉴中国经验的想法都很难实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是唯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国,第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不可复制的。

知乎用户 羽晓舟​ 发表

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

知乎用户 网中求财 发表

如果你有 10 多个亿的廉价劳动力,你想不富裕真的比天难。

去过好多海外国家,也在那些国家生活了许多年,发现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勤俭的,可是就这样勤俭,大家有没有存款大家心里没数吗,日子过得富不富裕大家心里没数嘛。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WanKIv 发表

越来越庞大的高学历人才。这是唯一的答案。

看全球,但凡国内文盲率超低,低文凭率很低的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

而文盲率高,低文凭率也高的国家,再怎么吹自己牛逼,也是笑料。

看古代,只有重底层人也要受教育的中国活下来了,其他三个古国都消失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

转自——佐伊

知乎用户 齐本安之怒​ 发表

简单,固投加城市化进程野蛮推进。

知乎用户 山豆几 发表

降低农产品价格。

经济型的劳动力,组合经济型的生产资料,得到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让地球上最讨厌中国的人都眼馋,都愿意用手中的美元来交换。

通过美元获得自己没有的资源,大大促进社会发展。

得益于一党的领导,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这一切运行得毫无阻碍。

中国人天生的勤劳,组合天生的对金钱的狂热价值观,把每个地方都改造成最有效率的赚钱机器。

不遗余力地投资基建,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更好地制造岗位。

强力反腐败。

知乎用户 青岛不宜诺斯 发表

首先是迎来了很长的一段和平时期, 中国已经几十年没打过仗了. 这段时间节省了军费用于生产和发展, 国际上保持低调, 利用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猥琐发育, 走的是速分矿猥琐流, 五矿开出来之后开始攀科技, 等科技攀上来了, 那就是爆兵了. 中国建国 70 多年的发展, 第一代领导人打出了和平的环境, 打好了重工业基础, 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韬光隐晦走闷头发展路线, 都至关重要.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民啊, 几代人前赴后继啊, 没有吃不了的苦啊, 老百姓赚了钱还要存起来, 银行就有资金可以放贷款出去给企业发展. 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慢慢变大啊

知乎用户 汉不清 发表

终极原因,中国能发展起来是在开放之后的四十年,各行各业以台阶级别的成绩突飞猛进是有目共睹的,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是艰难困苦且道路曲折的,这也是路线选择的原因,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姓社到姓资、从社会主义到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每一步是花了相当大的争议甚至斗争才形成共识的,没有健康科学制度共识的中国人每走一步都会浪费非常严重的内耗代价。

如果没有开放政策,国内的资源、科技、市场、货币均只能限于国内,开放后扩大到了全世界的市场,科技文化资本的进入弥补了国内的缺陷,特别是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添上了翅膀,目前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条件,其实很多领域都是有条件开放的,例如汽车行业就是例子。开放后我们成为世界工厂,西方创造,我们生产,哪怕是牺牲环境代价,也要换得小康社会与美好生活,是迫不得已的,但还是值得的。

还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 我们四十年的发展成绩其实是并非必然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之前那种状况了,中国人走上了好运其实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只因为中国人的苦难时间太久了,也该有点回报了!宏大的市场、廉价劳动力红利、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国际环境的变迁、战略机遇期、西方转移生产线、资本与科技的拥入,当然还有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因素,这些条件一窝蜂的在同一时期拥入中华这块土地,这种机遇是缺一不可与千载难逢的!其实当时还是显得非常混乱,都没有作好准备,没有制度保障,到处都是一张白纸,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道不完的,付出的发展代价也是说不尽的,至少到今天才能完全看得出来。

最重要的是制度,只有发展并不能说明制度的正确性,没有健康科学的制度保证,发展繁荣同样可以中断,基础不牢靠,倾屋倾城倾国也成为可能,历史上的中国也有多次的繁荣盛世,但都无法持久,最终还是被自己一次次打断打烂,所以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正义的制度之上,建立在人民民主执政的民主法治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长久的。当前我的的立足点只建立于发展繁荣之上,这是不够的,有时甚至危险的,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法治社会才会使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这比一时的发重要得多。

知乎用户 许邈腾 发表

简单说苏联支持重工业,美日支持轻工业,自己搞农业。就起来了。

参照西方殖民体系发展:

人口基数:满族入关,永不加赋,收房产税 (摊丁入亩),开始中玉米,红薯,土豆,经济发展的人口基数确定了:4 亿人。

引进工业概念阶段:1839 之后到 1949:种植鸦片,招商局官办企业,张蹇? 民办企业,胡雪岩民办企业,外资汇丰银行,虞洽卿江浙财阀,官僚资本主义,

重工业阶段:

1949-1953,农村土地私有,城镇资本主义

1956 集体化,国营企业,农村合作社

农村发展阶段:

1979 农村土地使用权私有化,农民上交公粮剩余自留,乡镇企业萌芽,

轻工业重工业均衡发展阶段:

1991 苏联下岗,科工贸民营企业恢复生产,

2001 年国际贸易恢复到郑成功时代,进口全球资源,提供义乌商品,开展全球国际贸易。

2021 年,滞胀时期,国内支柱产业房地产遭遇瓶颈,外贸遭遇政治因素阻滞,前景不明。

2031 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台湾

2041 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香港,

知乎用户 袁鑫​ 发表

第一步,剪刀差,靠农民伯伯的辛苦奉献完成原始积累,建立基本的工业体系。

第二步,下岗,工人叔叔的奉贤和牺牲,开启了工业现代化。

第三步,血汗农民工+996 白领,联合奉献,完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和互联网的建设。

第四步,共同富裕。该贵人做出点牺牲了。

第五步,不忘初心,人类大同。

知乎用户 Sakura286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野渡无人 发表

转的,如有侵权联系删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闹阿 YOU 发表

转自 佐伊 23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少年强则爹强 发表

靠战争

韩战,苏援立国。

越战,傍美富强。

其他都是细枝末节。

知乎用户 人类 发表

平常 996 努力加班,多余的时间挤出来学习新知识,

遇到好机会,只要胜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敢全仓压上。

知乎用户 落文 发表

转自佐伊 @佐伊 23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知乎用户 物业不是小区 发表

劳动力便宜且好用,自然就成了亚洲第五小龙。

知乎用户 许先声 1.0 发表

踉踉跄跄,步履蹒跚,

从蓝田猿人在树上睡觉,慢慢下来,找洞穴,夏朝种地,商朝做生意,春秋乱打架,嬴政溥仪一家之言

民国凄凄惨惨戚戚,袁世凯吃了高价辣条 21 根,白崇禧从南宁到北京,落荒而逃,中原到井冈山乱糟糟,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和西安,甲申 300 年继续干仗,

鼓励资本 1952. 青椒资本 1956. 庐山会议 1959. 唐山地震 1976. 农民种地 1979. 公司设立 1992,对外贸易 2001. 比肩日本 202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情

一群东亚农民,进了世界工厂,

下一步要当老板: 改造地球生产关系

调整巩固提高是当务之急,对滴名分没有意义

知乎用户 塵衣之民 发表

剪刀差

李胜峰:“所有的所谓世界先进的国家,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哪一个国家没有殖民没有掠夺?今天就有一个国家,他今天的壮大是 40 年来的努力,没有掠夺,没有殖民。靠的是农民工的妻离子散,靠的是整个国家资源的输出,靠的是整个环境的输出。他是付出多大的代价才从外贸一毛一毛一点一点所累积出来的国力才有今天。”

知乎用户 huahua 发表

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 是首功。

二战后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世界总体和平稳定,大战没有,苏联解体前,西方国家 + 日韩台坡经济高速发展,为未来投资中国打下基础;苏联解体后,中国北部军事威胁大大减轻,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发展经济。2001 年 911 事件,中国趁机向美国示好加入 WTO,从此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中国国内经济一方面靠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另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压低农村农民福利和生产资料价格,贴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使江浙沪粤等地以低成本高收入的方式快速发展,成为国家的金名片。

知乎用户 大便侠 发表

应该问美国是如何衰弱的,说美国没衰弱的就呵呵哒了,美国要是不衰弱,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中国崛起,本身就是美国衰弱的标志

知乎用户 逗泥丸的平方 发表

事实上,房价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有房者,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在这样一个阶段中,避免了租房的现金流,并且享受因房价增殖 (而减少的成本),这部分利得通常是高于工资收入的。

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这就是所谓 “更加公平”。

社会生产就那些,有人多分,就有人少分

知乎用户 我爱吾德​ 发表

中国人又勤奋,人口数量有多,在正常的条件下就应该发展起来。清朝政策又严苛,政府又腐败,人们意识又落后,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鸦片的毒害,落后是正常的。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根本发展不了经济。现在虽然也有很多问题但比以前强多了。所以很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知乎用户 郑传军 发表

有些东西不能说的太清楚,反正无论用什么方式论证,结论都是党领导人民获取的伟大胜利。最关键是结论得写对了,过程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知乎用户 小义 发表

解放战争解决的了国土资源全国统一的问题

朝鲜战争决绝了苏联平推欧洲担心美国超后路的问题,得到苏联各种援助

社会主义体制 + 全国资源 + 苏联技术 + 其他海外归国人员

本来可以高速发展的问题出在中国不想 100% 抄苏联作业,能打出四渡赤水毛泽东怎么可能全抄苏联

毛时期几场对外战争拿捏可是相当精准,根本不是后来者能比的

朝鲜战争,因为解放台湾需要海空军,海空军需要工业,苏联又不可能白给中国工业,只有朝鲜证明中国可以解决苏联腹背受敌的问题,只要苏联给中国援助中国就可以挡住会在苏联背后发动进攻的美军,毕竟刚打完二战的苏军面对大规模的两线作战是非常吃力的

中印边境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这事以后苏美共同武装印度

中苏珍宝岛:那时候中苏已经闹翻了苏联援助就不要想了,与其让美苏给封锁死不如把中苏关系彻底搞到最差,让美国明白中国真有胆子向苏联叫板,让美国面对苏联时只能被动防御又变成可以对苏联进行腹背打击了,美国援助下中国比起自己直接出兵出人出钱去死守欧洲还是死得通透要强太多了

这些战术战略和四渡赤水在夹缝中生存基本上如出一辙,毛不信共产国际那套是因为苏区就共产国际玩散架的

按毛的套路后来的中越战争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反对,越南打的是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却直接打越南,当时越南军队主力可不在自己国内。还要向美国证明哈?难道珍宝岛白打了?

10 多年后苏联解体可惜了强大苏联海军没干沉一条美国军舰就直接散架了,中国直面美国不得不韬光养晦,想不发展经济都不行

知乎用户 闪光胡帕 发表

他说过了,劳动人民。

知乎用户 东武子​ 发表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发展起来的。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给出的答案:70 年来,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发展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笔者认为这个分析有更多的官方色彩。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公有制就是在生产力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改变了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时间顺序上的颠倒,形成生产力内部的对立。同时伴有劳动成果分配上的空间错位(一大二公,公分分配等)。中国改革开放正是纠正了分配上的错位,同时改变了生产关系,更加适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有了今天的经济成就。

但应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成就可以概括为: 社会主义,巩固军事,外交破局,卫星上天,基建落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相关资料,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东武子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农业经济管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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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蓝色 发表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 “大政府” 的政府;上至生几个孩子,下至吃干吃希,都要管。

这个历史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以最快速度追上世界的发展,在人民的信任下,前三十年的政府把一切农业结余尽可能收拢在政府手里,然后去投资,比如重工业设施,两弹一星,增加人口,水利工程等一切对未来有关键作用的项目。这一搞就是三十年。

没有这三十年的疯狂投资,就没有今天的实力。

知乎用户 无事生非 发表

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呗,没有邓公,那么可能还在闭关锁国呢。一方面感谢西方技术的引进,另一方面感谢劳动人民的勤奋,最后感谢有个好的政策。

知乎用户 青山晨钟​ 发表

1. 超级强大的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弊端,当然成绩也是非常巨大的,看看城镇化、高铁、高速,放在国外可能因为拆迁问题 10 年也解决不了。资本完成了积累,技术得以自立门户,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暂时不好解决,资本越多挣钱越快。

2. 国际分工中合理的定位,牢牢占据产业链一席之地,高端不行,先来低端,技术进步成就可喜。

3. 人口红利

4. 政策基本有利

5. 中国人特有的危机意识,拼命赚钱,这点还是挺关键的。

知乎用户 张洪​ 发表

利用私心是发展的利器,这是主要原因,其他外部通商是相辅助,这是次要原因。

知乎用户 bitcointomoon​ 发表

工业化后市场化,搭上全球化 wto 班车,疯狂抢下全球市场

知乎用户 David​ 发表

还是加入世贸之后,在美帝主导的体系下,我们发挥了自己积累多年的优势。

不过把发展起来的原因归结为某个单一的事件是很片面的。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

建国后朝鲜,越南,对印度的几场仗保证了周边的暂时和平,

自己纠正路线,然后改开

然后积累多年的经验

然后入世贸,外资大举进入

还有美帝对我们采取高压态势的时候出了 911 事件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庞大的人口吧。人多,需求就多,需求多,就好发展。

知乎用户 newstar 发表

怎么发展起来的?

不断完善并践行辩证唯物主义,面对存在两面性的万事万物,既用其利,又去其弊,既民主又集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平衡↣再发展↣再平衡…… 从而进入螺旋累进的永续发展道路。

知乎用户 遗忘 发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知乎用户 小小黑户 发表

给一个另外的角度吧。外界的角度。

朝鲜战争换来了苏联援助。具体的还有后来的一些贷款,我记得不清楚了。

1971 年美国经济危机,美元不再绑定黄金。美元开始绑定石油,和全世界能提供的优秀产品。

日本先于美国与我国建交,产业链的转移,随着后面的中美建交,美国也转移了部分技术。

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开放了原本属于国防的信息技术,产生了互联网。

美国开始打击一切敢于挑战美元地位的势力,日本,欧盟,在那之前也废掉了亚洲四小龙。中国在其中扮演的就是吃掉原来的市场资金技术。

2001 年美国互联网危机,发生 911 事件。此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美国改变战略。中国也因此能加入 wto。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美总统到中国来一星期,随之开始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每一次的危机,中国作为国家而言都获益,越是融入世界体系,获益越多。

2016 年,中美南海对峙,国家转变战略,下饺子的时代开始了。

2020 新冠来临,现在是 2021 了,经济危机其实还没有爆发,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静等那个时候的来临。

会一直更新

知乎用户 哲学家 888​ 发表

市场经济

引进外资

普及教育

政治稳定

以上是政策上我们做对的地方,再加上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勤奋,这点是文化上的优势

知乎用户 蓝老虎 发表

这本书完整的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为什么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革命是怎么从失败,再失败,继续失败到成功的

豆瓣链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34083/

书名很中二,但是,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完整的理论基础,是李录的这本书推荐的。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997975/

李录是什么人,价值投资的践行者。芒格家族基金的管理人。

芒格是巴菲特的合伙人。现在知道了吧

知乎用户 一粟 发表

计划经济时代,集中力量发展工农业;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换技术,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国富后济贫、保护生态。。。未来还是要发展高端产业,输出过剩产能,否则工资提不上来,幸福感很低。

知乎用户 柳鲲鹏 发表

比如说打仗了,停电停水。那么你附近的河水池塘能不能喝?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喝?

知乎用户 龙泉剑 发表

儒家文化圈的人勤奋好学,只要自己不瞎折腾(如大跃进、文革),都发展的不错,连越南在过去 20 年发展都挺好

知乎用户 sakagamitomoyo 发表

中国作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人和农民,改开前靠农民改开后靠工人

知乎用户 长安当歌 发表

去看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叫《功勋》,你就能得到答案。

知乎用户 老王家的打工人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 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 500 强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30 个,飙升至 2015 年的 106 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 2 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九届人大构成

十一届人大构成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 993861 部队,即 99 重阳的老人,38 妇女的女性,61 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 67.91% 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 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 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 2014 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从 2012 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 2003-2015,其中 2010 年前后增长最快。这使得资本眼中的 “成本” 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 GDP 增长率从 2013 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新常态” 的时期。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 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 这类概念及其内涵,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 “资本家” 称呼企业家,用 “剥削” 描述企业家,用 “阶级” 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 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 2020 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 年这个单间 300 块,今年这个单间 550 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风暴远远还没来,但是脑力无产者的左转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划破夜空的几道微弱的闪电,历史的辩证法携着天边的风暴以不可抵挡的趋势向我们奔来,而极少数敏锐的青年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它了

转载于 佐伊 23

知乎用户 安黑西 发表

日本电影野麦岭

描写一百年前,日本纺织厂女工的悲惨生活

都是靠血汗工厂。

二战之前,日本强大了,世界无敌了。

就去挑战美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知乎用户 王丰水 发表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脑力无产者明显左转的一年(转向批评资本主义),也是体力无产者明显感受到危机的第一年。

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2

这是中国资本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 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 年,一个问题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给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雇工不超过 8 人就不算剥削,超过 8 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的发展是迅猛的,8 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 年 1 月,中央对超出 8 人的雇工提出 “三不” 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毕竟,在十年前我党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情、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无产阶级看不上的人。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无产阶级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 “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 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 “离土不离乡”。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 年,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 当然,为了减小阻力,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

1988 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 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3.23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2.13 倍。1990 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10.78 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 6.22 倍。

而这一切,在 199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南巡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 年底夺去 87 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设施,以及全行业的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 年之前的资本,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 “能人”。1992 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1997-1998 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 1.9 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 到 1998 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 2700 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 5%。

老板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 年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 “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 “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 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 WTO 之后,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 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 600 万到 800 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 WTO 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 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 MBO 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