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区伯的老人已经死去，而底层无产者的挣扎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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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区伯的老人已经死去，而底层无产者的挣扎还会继续

文/阿舍（广州 媒体人）

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市民区伯，去世了。

区伯曾是媒体宠儿。十几年前，广州不少媒体记者在没新闻选题可做时，会在周末黄昏时分约上区伯，到饭店蹲点；十几年后，他去世的消息，在广州的众多官媒上，连一条边栏豆腐块都找不到。

区伯与广州那个媒体时代，一同在人间消失。

人们仍在追忆这位监督公车私用的老头，并频繁使用“公民精神”的修辞。在我看来，这恐怕是浪漫化的想象。我们的确可以将区伯监督公车私用的行为认定为“公民行动”，毕竟这是公民批评公权的正当权利，但事实上它很难与“公民精神”联系起来。

此前媒体报道有多次提到，区伯之所以会“盯上”公车私用，其实完全是一个意外。他因病住院，在医院里散步时，与一位公职人员发生了冲突，原因是这位公职人员驾驶的汽车差点撞到了他。之后他向该公职人员所在单位投诉，没想到最后得到的答复是，该公职人员因公车私用受到了处罚。

很多人没注意到，在此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区伯所住的地方叫聚德花苑，聚德花苑是广州的一个经适房、廉租房小区。作为低保户，区伯住在里面的廉租房。因小区多年的煤气管道问题，有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爱管闲事”的区伯当起了向导。煤气管道问题因媒体介入很快得到解决，小区里的人以为是区伯找来的记者，而对他赞誉有加。

这是58岁之前的区伯人生少有的荣光时刻。见识了媒体威力的区伯，当把监督公车私用与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抓到命运的“救命齿轮”。

已经被公开的信息显示，1990年，区伯被广州市精神病院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残疾人证件显示他属精神类二级残疾；区伯同时还被指患有癫痫，年轻的时候对妻子家暴，曾用跳楼自杀的极端行为迫使妻子就范；因打架被劳改，与妻子离婚后，包括他的子女，一直拒绝与他相认。

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城市底层无产者的人生？性格或精神状态的缺陷，前科经历、生理疾病以及糟糕的家庭关系。长期的歧视导致了区伯内心的压抑与敏感，所以许多与区伯有过接触的媒体人员，哪怕最委婉的表达都会认为区伯的性格很偏执。

区伯并非没有挣扎过努力过，但他失败了，哪怕是在2003年与2007年两次获得见义勇为嘉奖，都不足以改变他的生存状况。

如果不是媒体、互联网，区伯很可能在廉租房里默默结束他被歧视与羞辱的一生。命运还是垂青了这位偏执的老头。当时间到了2011年，已经58岁的他，很快成为“网红”，被媒体聚焦于镁光灯下，在各色人群的簇拥下衣着光鲜进出高档酒楼，子女甚至同意在周末带来孙子，与他在公园里嬉戏享受天伦之乐。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

区伯为什么“爱管闲事”、“爱出风头”？实际上任何被压抑被歧视的人，会更渴望被认同。从这种意义上，监督公车私用于他而言，与阿Q喊出那两个字无异，它是可以满足自尊的。

包括区伯自己，诸多媒体在之前报道区伯的时候，用了“公车私用监督第一人”的定义。实际上，这个定义多少是有问题的。

吕建福，河南电视台摄影记者，在河南各处堵着车门拍摄数千张公车私用照片，2007年1月“智取奥迪A8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之作，那个时候区伯还只知道在广州街头抓歹徒见义勇为。

在区伯注册微博曝光公车私用之前，广州有一帮年轻人，他们或单独行动或结伴，在广州各大高档消费场所门口拍摄军车。他们活跃在微博上，曝光这些私用的特权车，同时分享经验，并时不时交流如何加强体能训练或提高搏击技巧，以帮助在拍摄时能全身而退。

只是，他们是匿名的，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从未听说当时有媒体想去采访他们。

我相信，无论是这些年轻人还是媒体，内心都很清楚做这事的“风险”。

大概在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监督公车私用行动受到媒体关注后，区伯很快让广州日报旗下大洋网的一位评论员帮他注册了微博账号。

区伯爆得大名后，前面提到的那帮年轻人几乎同时间逐渐在微博上消失。后来我见过区伯身边有几位帮他出谋划策的年轻人，当时想这会不会就是微博上的那些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就是没问。

风险与挑战接踵而来。

当监督公车私用成为一种“现象”后，尽管连央视也曾专程到广州采访区伯（不知什么原因，报道没播出），对他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开始出现。

当时微博上有所谓“反区大联盟”，他们拿区伯的私生活、生理疾病来羞辱区伯，几乎所有为区伯说过话的人，都遭到他们的谩骂。

著名的“长沙事件”是最高潮，同时也成为终结点。

广州知名网民“厦门浪”将这个“反区大联盟”称为“粪桶军”，他们的恶臭和下作，直接导致广州不少本地名流不堪其扰不胜其烦，而不得不与区伯相关的话题保持距离；“长沙事件”则似乎挑战了不少人的道德洁癖，进而对区伯本人颇有微词，以致我多次听到区伯在不少公开场合屡屡强调“长沙事件”之后他得到了天文数字的赔偿。

很明显，那个时候区伯并不是在炫耀，他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但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更多的人在疏远他。

当然，在此之前的区伯，早已成为各方竞逐的对象。我曾参加过一两次这样的场合，各色人等可以说是各有所图、各怀鬼胎。但对区伯而言，他几乎来者不拒。当然以他的识见，他根本无法去甄别这其中的复杂，同时问题也恰恰在于，对于区伯而言，他根本就不需要甄别。

这一点可以解释“长沙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当时我就听过不少抱怨，称区伯浪费及滥用他的影响力。同时认为区伯膨胀了，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

我当时的回答是，并不是区伯膨胀，而是在心理上，他根本就不需要。他需要的，除了认同还是认同。立场与意见，从来就不是他监督公车私用的目的。

尽管有人一直试图在道德上摧垮区伯，从精神病、劳改犯（强奸犯）、假离婚、骗低保以及最后的“长沙事件”，虽然如前所述会导致一些本来支持区伯的人对他的疏离，但最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道德上的污名化，对区伯似乎一点也不管用。

理解这一点并不难。

不难设想，如果连强奸犯、精神病等的指控都无法击倒区伯，个人私生活的不检点算得了什么？

作为底层无产者，除了被歧视嘲笑甚至羞辱，他本来就一无所有，有什么可以失去？

因此他肯定不需要道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在监督公车私用时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声调，在被停低保后大闹广州民政局、上街乞讨的行为艺术。

对他而言，道德污名化策略根本不管用。

肉体上的打击，也不管用。2012年初前后，区伯接连被打，当时就有网友建议给区伯捐款找保镖，广州有媒体甚至门组织了一场“区伯是否该歇歇”的讨论。但人们忽略了，作为一直被歧视与羞辱的城市底层，监督公车私用给区伯带来的“效益”，无论是尊严还是家庭，都已超越其肉体与道德本身，它已经成为区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本身。

所以在那个时候，区伯多次公开宣称，为了监督公车私用，哪怕用生命作为代价，他也毫不在乎。在当时与区伯私下的接触中，我能深切感受到，他的确是真实、真诚的，甚至他内心会几乎是直觉般地渴望，如果能因监督公车私用行动而付出生命，对他来说会是一种“成全”。

实际上，换个角度设想，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如果不是不怕死，有谁能在被长期有组织的围攻与羞辱，在接连被打之后，仍愈战愈勇？

但区伯为什么会逐渐淡出？

是那些关于他个人隐私的证件、行政处罚书，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并流传出来的等问题，得不到回答；

是媒体不再像以往一样将他视为新闻富矿，甚至开始对他避而远之；

更是区伯对公车私用的监督，遭遇了类似“领导批准”的体制性阻击。

当事情变成了一个人孤独的缠斗，落寞并隐退，是必然的结局。

这是一位公民挣扎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位城市底层无产者逆袭的故事：面对着公车私用及体制性阻击，区伯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作为公民，他惨败了；但面对着自己的人生，区伯在他生命最后十几年，抓住互联网时代的风口，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赢得了尊严，赢回了家庭。

监督公车私用，于区伯而言，它源于直觉，之后由情绪与利益所驱动。在被歧视羞辱几乎一辈子之后，他用自己孤注一掷的行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我看来，讨论个人道德、个人私生活、性格甚至动机，一点都不重要，没有公共价值。

我们之所以感念区伯、感谢区伯，是因为他替我们走在前面，我们从他身上的遭遇，看到公民普遍的困境、不幸与挣扎；

我们悼念这位也许满身都是缺点的老头的全部理由是：他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公车私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那些声称有效的监督体系的形同虚设。

区伯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但更让人沮丧的是，区伯之后，城市的小市民，不会再有他的幸运！

然而区伯的故事并非只有沮丧。自尊与激情是时间无法剥去的，死亡也不能。各种哲学像沙子一样垮掉了，各种王朝接二连三地像秋天的树叶般凋零，而自尊与激情是恒久的财富，永不熄灭。

以此纪念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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