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勉力抗疫：火药桶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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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东最严峻的疫情，伊朗与病毒的交锋杂糅了过多其他因素

A Tehran Municipality worker cleans a bus to avoid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Photo: Atta Kenare/AFP via Getty Images

伊朗曝出首波新冠肺炎病例的一周后，在德黑兰工作的张先生本来买好了返回中国的机票，却在机场临时得知航班遭到取消。

那是 2 月下旬一个飘着雨的下午。从德黑兰市中心前往机场的路上车流依旧喧嚣，多数行人没有戴口罩。仅数小时的往返途中，还有至少五辆鸣着长笛的救护车呼啸而过，令张先生感觉「气氛不太好」「心里有一定冲击」。心绪万千之下，他回到公寓就与同事商量对策。对于许多当时仍滞留在伊朗的华人来说，如果坐不上回国的班机，就只能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迅速发酵的新冠疫情，已为伊朗带来格外严峻的挑战。截至当地时间 3 月 5 日中午，伊朗累计确诊 3513 例新冠病例，死亡 107 例，死亡率达 3.05%。伊朗也是目前除中国外，新冠感染致死人数最多的国家。

病毒不分贵贱。在伊朗，几乎每日都有政要宣布「中招」，从曾负责通报疫情的卫生部副部长，到伊朗的 11 位副总统之一，再到最高领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伊朗共 290 席的议会中，也有至少 23 名议员确认感染。

「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官员都不戴口罩。」家住德黑兰的伊朗籍媒体人 Rohollah Faghihi 对财新记者表示。但据他观察，至少从 3 月初起，伊朗政府发言人在公开露面时已戴上口罩，当局也改由视频在线召开例行记者会。

张先生告诉财新记者，自 2 月 19 日伊朗首次通报新冠病例以来，他所在的中国企业就已陆续安排在伊朗的中伊员工居家办公，并紧急采购和分发了口罩等防护物资。在赴伊工作已 11 年的张先生看来，相比伊朗人的「慢半拍」，当地华人对疫情普遍更加警觉，这也归功于中国国内疫情的前车之鉴。

在德黑兰留学的小晴也认为，政府的淡化宣传之下，伊朗人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很多人觉得戴口罩没有用，觉得这个病也没有说的那么恐怖，感觉挺放松的」；疫情刚发端时，在小晴所在的课堂上，除了五名中国留学生，其他人都没有戴口罩，「老师还问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

但疫情发酵不久，伊朗国内就再难买到口罩等防护物资，不少药店门口纷纷贴出「口罩售罄」「消毒液售罄」等告示。长居当地的自由撰稿人印权斌告诉财新记者，如今伊朗的口罩价格涨了 3 倍到 4 倍，约涨到 15 元人民币一个，但无奈的是「有价无货」。

疫情加剧之下，伊朗政府才调整和升级防疫举措，宣布动员一支 30 万人的医疗队，对民众挨家挨户排查疑似病例。把持伊朗多个关键产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全力出动，动用军车、无人机投放和分发消毒剂等卫生用品，调动工厂扩产医用物资，召集生物专家研发药品，还在疫情最重的库姆仿照中国修建「火神山医院」，建起了专收新冠病人的野战医院。伊朗司法部则宣布在卫生部门监督下，临时释放 5.4 万名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囚犯，但此举反而令人担忧伊朗的监狱或已出现集中感染。

尽管伊朗当局已公开呼吁民众克制出行、减少人际交往，并陆续关闭了学校和教育中心，取消艺术放映、主麻日聚礼等集会活动，在大城市间设置健康检查站等，但在疫情发端的库姆等宗教圣地，常年人流密集的朝拜据点依然对外开放，引发一场宗教与医学的辩论。

位于中东枢纽、拥有 8000 万人口的伊朗遭病毒肆虐，疫情也不可避免地外溢，东至巴基斯坦、北达欧洲东北部小国爱沙尼亚。

截至 3 月 5 日，中国的北京、宁夏、兰州发现了共 16 例来自伊朗的「倒灌」病例。此形势下，中国多地都对从伊朗入境的人员祭出严格防控手段。中国政府也于 3 月 3 日起分批次组织商业包机，前往伊朗接滞留当地的华人回国。但他们都将在入境后，首先接受为期 14 日的集中隔离。

疫情处理政治化

伊朗总统鲁哈尼 3 月 4 日在内阁会议上承认，从伊朗中部枢纽城市库姆发端的新冠疫情，现已几乎蔓延至伊朗的全部 31 个省。

拥有约 200 万人口的库姆市，距离德黑兰仅一个半小时车程，从德黑兰通往伊朗西南部与东南部的铁路与公路均在此分岔。作为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之一，这里建有什叶派领袖阿里之妻法蒂玛的陵墓，以及伊斯兰世界闻名的、培养什叶派宗教学者的库姆神学院，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各国朝圣者。

伊朗卫生部推断，新冠病毒应是由一名经常往返于中伊两国的伊朗商人传入库姆，但他在感染多人并死亡后才确诊。早期伊朗发现的病患中，大部分都前往过或居住在库姆。

宗教朝圣本就是高风险的人口密集活动，信徒在同一个密闭空间往来走动，共用古兰经、祈祷地毯等。不少进入清真寺祷告的什叶派穆斯林，还会亲吻其中建筑体的表面以示虔诚，这无疑加大了感染病毒的风险。

疫情发酵后，伊朗卫生部已公开呼吁限制前往库姆、马什哈德等什叶派圣地的朝拜者，要求信徒须携带洗手液、口罩进入朝拜地点，并应尽量简化祈祷仪式。库姆等地的主要宗教据点也依当局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消毒措施。伊朗还首度在所有省会城市取消了星期五固定举行的主麻日聚礼，以避免人群聚集。

但引发争议的是，目前库姆等地的朝拜场所并未对外关闭。库姆的法蒂玛圣陵监护人、伊朗阿亚图拉 Mohammed Saeedi 还公开表示，圣陵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治愈之家」，人们应来此「治愈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疾病」。但这位伊朗宗教学者当时也说，鼓励人们前来参拜「需要谨慎」，并且负责守护圣陵的官员应当「遵循卫生措施」。

近日流传在伊朗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自拍视频，则加剧了这场关于宗教传统和公共卫生的辩论：一名男子在参拜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时，不仅不顾当局的卫生建议，反而故意亲吻和舔舐圣陵华丽的银色金属表面，声称要「将所有病毒都吸进去」，以鼓励人们照常前来参拜。该男子随后遭到伊朗警方逮捕，但其做法仍引发了不少效仿。

长居伊朗的印权斌观察，伊朗社会生态本就多样，尽管起初有个别宗教保守人士反对为疫情让步，但最后也都表态接受，「他们说，信众还是要遵守基本卫生规则，伊斯兰教是理性宗教，卫生危机面前，医生就是教长。」

在疫情从库姆蔓延到伊朗全境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终于出面为政府落实防疫措施，清理宗教思想上的障碍。「真主责成我们为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负责。」他敦促伊朗民众说，「任何有助于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事情都是一件好事，而任何有助于传播它的事情都是一种罪过。」

对于有呼吁者称，伊朗应对疫情暴发中心——库姆采取交通封城等限制举措，伊朗当局已明确表示反对。面对制裁下本就艰难的经济民生现状，伊朗对「封城」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社会成本颇感忌惮。由于疫情外溢，伊朗的 7 个陆上邻国都相继宣布暂时关闭与伊朗的陆地边境。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等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也不同程度地暂停了与伊朗的人员与航班往来。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指出，伊朗政治结构和运行复杂，政治精英内部派系斗争严重，对于「封城」这样利益牵涉重大的决定难以及时拍板。况且，由于疫情已向全国迅速扩散，再采取「封城」举措不仅成本高昂，意义也不大。

美国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 (AGSIW) 的伊朗问题专家阿尔福内赫 (Ali Alfoneh) 则向财新记者分析，只有继续开放伊朗的什叶派圣地，才能既保护政权的宗教合法性，又不致让圣地管理者依仗的朝觐利润受到损害。

但在一名库姆当地的导游看来，当前库姆真正需要的是「关闭圣地，强制人们待在家里，就像中国政府做的那样」。

自两周多前伊朗政府通报库姆出现了该国的首波病例后，这位家住库姆的导游就开始闭门不出，只在需要时到楼下的商店购买食物等必需品，回家后也要将衣物全部清洗。但据她观察，如今库姆大多数人仍在照常生活，不愿待在家中，许多商店也依旧开放。

疫情暴发后，许多伊朗人还曾不顾当局劝告，前往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和南部的岛屿游玩。但如今，北部风景秀丽的吉兰省已是伊朗疫情最重的区域之一。

3 月 5 日，疫情突出的伊斯法罕省及吉兰省已先后发布通知，在即将到来的波斯新年期间禁止外省或外国游客入境。伊朗卫生部长也在同日宣布，将在主要城市之间设立健康检查站，限制人们的旅行。上述导游则称，此前伊朗南部五个颇受游客青睐的岛屿——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基什岛、亨冈姆岛和拉腊克岛，均已下达「封城」措施，宣布拒绝任何外来访客，但允许居民在岛内自由活动。

从 2019 年末油价上涨引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到 2020 年初乌克兰客机在伊朗境内失事，再到如今从伊朗燎原中东的新冠疫情，这名伊朗导游告诉财新记者，她已连续五个月没有招徕任何国际游客，职业和生活受到多重冲击。

此次疫情的暴发恰逢伊朗的两个重要节点——2 月 11 日的伊斯兰革命胜利日，2 月 21 日的议会选举；但这两个活动都未因 2 月 19 日才浮出水面的疫情遭到叫停，政府反而淡化疫情描述，鼓励人们不必防范、多上街参与游行和投票，严重延误了疫情防治。

实际感染者有多少？

由于伊朗曝光的新冠病死率偏高，外界一直担忧，伊朗的真实感染和死亡人数可能远超官方数字。

BBC 波斯语频道在 2 月 28 日援引伊朗卫生系统匿名信源报道称，伊朗全国至少 210 人因感染新冠病毒丧生，这一数字是当时官方通报 (34 例) 的 6 倍。多伦多大学传染病学家 Isaac Bogoch 的研究，则将伊朗的实际病例总数估算为 2.3 万例。但这些说法均遭到伊朗当局否认。

来自伊朗层出不穷的矛盾信息，加剧了外界对伊朗防疫透明度的质疑。但也有观察者指出，在制裁和政治制约下，伊朗缺乏充足的检测手段和监测统计，可能阻碍了当局捕捉国内疫情全貌。

伊朗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比格拉里 (Alireza Biglari)3 月 1 日称，目前伊朗全国已有超过 22 个实验中心配备了用于诊断新冠病毒的工具包，可快速检测医院收集的患者样本，这一能力比以前提高了数十倍。

对于抗疫物资的缺乏，伊朗当局也不再讳言。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3 月 2 日就在推特上列出了求助清单，包括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呼吸机、外科手术服、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面部或身体的防护衣等。

马晓霖向财新记者指出，伊朗医疗设施、资源、水平在中东「局部领先」，但总体来看仍显不足。据他了解，疫情严重的库姆仅四家医院、德黑兰九家医院，每个医院仅数百张床位，远远无法应付大规模疫情。许多大型医院不仅呼吸机等设备短缺，而且由于常年制裁下缺乏资金更新，已普遍老化。尽管伊朗 90% 的常用药能做到自产，但在美国制裁和邻国切断交通的叠加下，药品的原料进口严重受限。

对于伊朗的医疗环境，在当地工作的张先生有过一次「远观」。2 月初伊朗疫情尚未完全暴发时，他和几个中国同事原本到德黑兰一家医院做检查，「但到了门口，我们都不敢进去，」张先生形容，医院看起来「空间狭小、简陋」。出于担忧，他们最终放弃了检查，仅在门口观望了 5 分钟。

小晴在德黑兰的一位大学室友来自尼日利亚，疫情暴发后搬到朋友家居住，但后来出现了感冒和发烧症状。「当时医生就给他开了一点药，说『我也无法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病 (新冠)，如果你持续高烧，就直接去定点医院』。」小晴向财新记者描述，即便平时去当地的医院也总是人满为患；而在疫情暴发初期，伊朗的医院看起来并没有防护措施。

德黑兰居民 Shahab 则告诉财新记者，迄今为止，「伊朗政府惟一所做的」，就是向所有人发送短信进行排查，并未进行良好的公共卫生监督。

伊朗导游 Javad 的妻子在德黑兰一家医院的 ICU 工作。他向财新记者描述，妻子所在的医院首次发现新冠病人是在 2 月 18 日。但早从 2 月 9 日起，就已有医生通过互联网向人们发出预警。当时，人们甚至还听说有疑似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然而当局始终坚称当地未出现疫情，鼓励人们在 2 月 11 日上街游行、2 月 21 日出门投票。直到伊朗议会选举当天下午，政府才披露德黑兰首次出现 4 人确诊。那时，人们真正警觉起来。但 Javad 认为，此时宣布「已经晚了」。

Javad 说，如今妻子所在的医院人满为患，已有 100 多个新冠病人，床位严重短缺。妻子告诉他，「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病人增加，将来可能会缺少设备。」

Javad 还说，近来在伊朗出现症状的人，可首先通过电话和一款手机 App 上报，当局将派人与之取得联系并入户查访，若确认症状将送往医院。前述库姆导游也向财新记者证实，伊朗政府确于 3 月 2 日发布了上述手机 App。但据她描述，其作用仅在于提供信息，让用户比对自身症状，以判断是否该前往医院就诊。

伊朗卫生部已宣布将从 3 月 3 日起，向全国派出 30 万名医疗人员逐户排查疫情，所有上门人员均配备必要的诊断装备，查出的病例将送到指定机构治疗。但多位伊朗人在 3 月 4 日和 5 日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没有收到相关通知，也未见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排查。

在德黑兰报道疫情的伊朗记者 Reza Khaasteh 向财新记者形容，疫情暴发初期，伊朗各地的医院里「什么都缺」，从防护服、口罩等物资到人手；但近来在伊朗当局及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这种局面有一定改善。

目前，伊朗当局并未单独通报医护人员的感染数据。但据 Javad 了解，在德黑兰以外的城市已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包括一名男护士和一名女护士。

Reza 也称，伊朗已有「许多医生被感染，甚至死亡」。仅据他所知，就有一名护士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于伊朗北部城市拉希詹 (Lahijan) 的医院去世，还有几名医生在德黑兰的 Masih Daneshvari 医院接受隔离，后者是德黑兰最主要的新冠定点医院。不过，这名伊朗记者也说，由于伊朗所有接待新冠病人的医院都严格限制出入，他未能亲自深入医院采访，仅根据前线医护人员在社交平台的叙述核实和判断。

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库姆市首席卫生官员、当地医科大学的校长 Mohamad Reza Ghadir 已在感染新冠病毒后遭到隔离。此前，在 2 月 23 日，这名伊朗卫生专家还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披露，伊朗卫生部曾命令库姆市的官员「不要公布」与当地疫情相关的「任何统计数据」。他当时还说，库姆的疫情「非常可怕，疾病已经蔓延到整个城市」。

随着疫情加剧，伊朗政府已下令禁止出口口罩，同时解除了此前为鼓励国内生产而下达的口罩进口禁令，并将口罩的进口关税从 55% 下降至 5%。伊朗当局称，目前该国每天已能生产超过 40 万公升的消毒剂，计划每天生产 150 万个口罩，还将通过全国 700 多家指定药店销售和分发。但仍有不少物资遭到非法囤积，并在黑市以虚高价格卖出。

伊朗疫情告急后，世卫组织及中国、英法德三个欧洲国家都伸出了援手。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于 2 月 25 日代表中国政府和当地中资企业，向伊朗卫生和医疗教育部捐赠 25 万只口罩。中国红十字会也于 2 月 29 日向伊朗派出一行五人组成的志愿专家团，了解伊朗疫情与防治情况，与当地医疗同行交流抗疫经验，并带去了中方援助伊朗的部分医疗物资。

早在 1 月底中国疫情最重时，德黑兰的中国留学生拜腾曾与同学一起，协助中国的爱心捐赠者从伊朗采购了一批医疗物资，运往武汉协和医院，包括 3000 件医用 A 级防护服、上万个口罩等。尽管当时伊朗境内尚未出现疫情，但当局对医用物资出口仍有限制。在拜腾的反复解释和劝说下，这批运往武汉的人道救援物资才得到伊朗海关放行。

3 月 4 日向财新记者回顾这段经历时，拜腾最大的感叹是「人性无国界」。伊朗疫情发酵后，他又自掏腰包购买了口罩、医用手套、测温枪、护目镜等防护物资，捐给德黑兰国际机场的边检海关部队，以表示对后者当初顶着压力放行援华物资的感谢。

3 月 3 日，中国政府已发起接回滞留伊朗中国公民的包机行动。拜腾原本计划与其他中国同学一起，乘最近一趟包机回国与家人团聚，但最后临时决定留了下来。这一次，他打算协助在中国的企业向伊朗的医院捐赠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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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小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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