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音、谣言、举报、训诫……这样的世界,要如何教孩子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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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看点:传言有真假,该如何去听?世界太复杂,要如何去分辨?有了孩子的你,是否也为此焦虑着?不想过度束缚,又怕他们陷入泥淖?今天的文章,是从《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这本书的角度,对社会中无法避免的“言论纷繁难辨真伪”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拆分和解读,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 周六**

思维 💡

全文共6045字,阅读时间19分钟

🌿🎨🌏

3月18日,武汉封城第56天,方方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疫情期间,一本**《方方日记》**火了。它因为记录下了见不到太阳的那一半武汉,而受到了无数赞扬和毁谤。

近日,一位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高中生给方方写了一封信。里面这样写到:

“我们政治老师讲,任何政权都不会十全十美,任何政党都不会完美无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没有瑕疵。一个人如果满眼都是党和国家的不足,那他的关注点或许已经偏离了为“国家好”的初衷。”

“小时候,妈妈告诉过我,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

“……我看到这个视频,很受震动。父母天天对我好,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对父母说三道四,埋怨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兽不如啊!我该记着父母做的饭,身上穿的衣!您说是不?”

这精巧的修辞里,满是熟悉的味道。

这让我想到了疫情期间的许多人、许多事。比如,被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还有他给自己写下的墓志铭,“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比如一句“不传谣、不信谣”在短短一两天内就在全网掀起了反谣言运动;还有疫情期间的小插曲,那就是“肖战事件”中,一些年轻人熟练地运用举报,伸张正义。

**哨音、训诫、谣言、举报……这些词都和“话语”关系紧密。**疫情期间,当人员、商品都不再流动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还在疯狂流动,那就是话语。官方的、民间的、真的、假的汇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片话语的汪洋大海。

这片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呢?大概是五味杂陈。里面有恐惧、温情、祝福,也有含混、武断、欺骗、暴力。

一个社会里流传的话语,就像它的面色;话语脏了,就说明这个社会生病了。

于是,我们便要思考,它究竟得了什么病?特别是当了父母以后,更是多了一份担忧——我们的孩子,会沾染不好的习气吗?他们长大后,世界会好吗?

最近,我读到了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徐贲教授的一本书**《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书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些现象的一个视角,这篇文章,我就结合疫情,介绍一下徐老师的观点。虽然今天的局面,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不过,多一种角度去理解,总是有好处的。

1

宣传与说服

先来看看言语的乱象,背后有什么原因

我们平日里说的话,大概都披着“道理”这件外衣。哪怕是“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好”,也是道理,只不过简单粗暴了些。大概没有人会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话没有道理。

可是,这些道理里头,有真的也有假的。正是那些假的道理污染了话语。

真道理和假道理的区别是什么呢?

举个小例子。

假设你参加了两次会议,一开始都是领导先发言,陈述自己的想法,并鼓励大家提意见。第一场会议里,你发现大家无论提什么建议,都被巧妙地挡了回去,会议的结果仿佛早就定下来了。第二场会议里,你能感觉到自己被倾听、被回应,你们在讨论问题,你可以影响到会议的结果。

这两种会议,分别就是假道理和真道理的象征。

徐贲老师将这种真道理称作“说服”,假道理称作“宣传”。

看上去,它们的意思好像都是用话语改变别人。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

  • 宣传是霸道的,为了让对方信服,会弄虚作假、不允许质疑;而说服必须真诚、平等地对待对方,鼓励对方发问。

  • 宣传是单向的,输出一个人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的、互动的,兼顾着交流双方的需要。

真假道理看上去差别很大,一个黑一个白。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难分辨的呢?”可是只要回想一下疫情的乱象,就能发现,假道理是如何巧妙地、隐晦地充满了话语空间的各个角落。

实际上,宣传并不是赤裸裸的谎言,好像能一眼拆穿似的。徐贲老师将宣传进一步分成了黑色的、白色的和灰色的三种。

  • 黑色的宣传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谎言。在《一九八四》中,就有很多赤裸裸的黑色宣传,比如“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专制就是民主”等等。

  • 白色的宣传则显得“高级”一些。白色的宣传没有一句话是假的,可是连在一起读,却十有八九理解会成另一种意思——一种错误的,却是对方想让你理解成的意思

  • 灰色的宣传,则介于两者之间

可以说,灰色和白色的宣传都是半真半假的。但是,正如希伯来谚语中所说的那样,“半真话,便都是谎言”

宣传的话语,不仅有各种巧妙的形式,还广泛地存在于各种领域里。起初,它在宗教领域流行,后来蔓延到了政治领域。20世纪,在媒体、广告、娱乐业当中,也充斥着宣传。

**徐贲老师说到,在我们身边,公共话语从理性扭曲成非理性的原因,正是宣传。**就像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到的那样,语言环境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积累,然后突然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让大多数鱼在一夜之间死掉。

而我们要警惕的,当然就是话语的河流里污染物越来越多,突然超过了有毒的临界点,一夜之间让那些鱼儿,也就是理性的话语灭绝。

2

常见的非理性话语

刚才说到,“宣传”的话语伪装成了各种样子,企图在我们理智面前蒙混过关。因此,想要区分理性的话语和非理性的话语,我们就要了解它的伪装

在《统治与教育》一书中,作者提到了三四十种常见的非理性话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书来阅读。在这里,就仅介绍其中的几种。

一:

不愿说理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果对方不讲理,那道理便毫无用处了。**不愿说理是一种强权逻辑,也就是仗着权势、财力,压制对方。**实际上,在家庭沟通中,父母也可能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权威的位置上,拒绝和孩子对话,而造成长久的伤害。

二:

混淆“事实”和“观点”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看法则是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看法不经过证实,就不能说是对的。这次疫情就反映出了,几乎所有人都有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对局势的揣测,当做事实传播出去,假的传成了真的,也就制造了谣言。

三:

定义模糊

**不定义关键的概念,就开始讨论,讨论到最后就会变成口水仗。**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哲学讨论,“理性”“感性”“客观”“主观”“唯物”“唯心”“潜意识”“理论上”……这些词语满天飞,含混不清,让讨论陷入混乱。

我们在讨论疫情,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生物学的专业词汇时,也往往容易望文生义,错误解读。就连正规的媒体,也曾引发了全民抢购双黄连的风波。

这反映了,学术语言用于大众传播中的风险。实际上,越来越多学术词语,背后有深厚的传统,却流入到了日常用语当中,被人们随意地使用。大家虽用着同一个词,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样的交流是无效的、危险的。

四:

新说法

**同样的事物,说法不同,会给听者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比如说,这次冠状病毒疫情使得全球谈“冠”色变。若干年后,假设冠状病毒在某个地方再次流行了起来,媒体会怎样报道呢?如果媒体想要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恐慌,它一定会用“新冠肺炎”这个说法;如果媒体不想引起注意和恐慌,则可能会避开这个说法,而使用“不明原因肺炎”或者“肺部感染”等等。

词语的传播就像病毒的传播一样。一个词语感染性强,就会传播得快,可能很快就能传遍全国;而另一个词语感染性不强,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五:

断言与重复

我们更喜欢听有道理的话,厌恶没道理的话吗?不见得。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洗脑这些东西了。

**让某种观念钻进人脑子里的最好办法,不是说服他,而是一遍遍重复,简洁、武断地下判断。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就越有力。**无论是宗教、广告语,还是传销,都深知断言的威力。

**断言必须要配合重复,双管齐下才有效。**重复得多了,便会启动强大的传染机制,让一句话在人群中自相传播,最后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信仰。人云亦云,变成了真理。譬如“21世纪是某某的世纪”“生活需要仪式感”,以及这次疫情中的“不信谣、不传谣”,都是通过断言、重复、传染,变成“真理”的。

六:

套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掌握了一些套话,把自己武装起来,就能在聊天中既不用思考,也不会犯错。**比如,一群人在严肃地讨论一个问题时,一个人如果突然说“我觉得凡事都有两面性,要辩证地看待”;再比如说,一些人对疫情中的某项举措不解、不满之时,另一个人说“社会就是这样的,不要想着改变别人,要改变自己”。这些都是用漂亮话、套话规避思考的例子。

**套话太多了,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预料库,就成了含糊其辞的温床。**面对提问,一个精于套话的人可以洋洋洒洒说出很多话,却压根不正面回应。

七:

感情用词

**自己喜欢的,就用好词,讨厌的就用坏词,这就是感情用词。**比如说,同样的声音,可以说成是“哨音”,让人人警觉,也可以定性为“谣言”,让人人喊打。

再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最”“都”“很多人”等等词被滥用,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想强调一件事时,便会说成是“很多人都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等等。

**感情用词的极端表现,就是妖魔化、暴力化。**比如,要想让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就先给他扣一顶妖魔化的帽子,再用“打倒”“消灭”“揪出”这种暴力的言辞,扇动大众情绪。虽然政治风暴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网络暴力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八:

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而是用别人身上相似的错误,来堵住对方的嘴。**别人说这方面的问题,你就说他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脏,你也不干净。你不干净,就不能说我脏。”

这种言论还有一种熟悉变体,就是**“要不然提建设性意见,要不然不要随便批评”。这句话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傲慢,是一种“你行你上”的强权逻辑。**然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你不可能从消费者变成商家,也不可能从职员变成领导。你没有办法变成他们,就没有权利批评他们。

疫情中,这种“你行你上”的强盗逻辑,有时成为了懒政的挡箭牌。

3

如何培养出一个讲道理的人?

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些非理性的话语。实际上,话语不只是话语,话语和思想是密切关联的

举个例子。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学者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语言》中就记录、分析了纳粹的话语。他注意到,“德国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不仅仅是意识层面的词汇、概念、说法,更是在下意识的层面左右了人们思维。这种语言就像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垮台的短短十二年间,德语遭受了污染。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面对德语被污染、面对精神家园欧洲的毁灭,和妻子在逃亡途中服用镇静剂自杀。

**语言的污染,波及范围之广、方式之隐晦是惊人的。**哪怕是我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说理、辩论,实际上也深受宣传思维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呢?

徐贲老师分析道,这是因为我们日常所讲的道理,是介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的。它和书面语言有相似之处,因为看上去有条理,讲逻辑。但是又和书面语言不同,因为说话,在微信里聊天、微博中评论的时候,话说得太快了,一句接着一句,因此一下子捕捉不到逻辑谬误。我们在与人论战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理性分析,不如说是用似是而非的道理,让对方屈服。

说到这,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了:什么样的说理教育能培养出讲道理的人呢?

大概不是辩论,因为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反而可能是很不讲道理的人。

大概也不是泛泛的阅读,因为囫囵吞枣的阅读,无法给深入思考留下空间,只是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一些浮浅的印象,成为骄傲的谈资,精致的玩笑,偏见的卫道士。前面说到的,一些鸡汤的流行,专业词语的滥用,与粗浅的阅读不无关系。

徐贲老师说到,说理训练靠的是“精读”(close reading)。

什么是精读

文中说到:“‘精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它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看法,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

精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他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尊严。……

精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考者。

作者还提供了几个精读的小建议:

  • 要不断地检验、反驳已有的观点;

  • 不要轻易下判断,而是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论述完成后;

  • 有疑问先记在脑中,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何时、何地、或者是否能解答它们。

可以看出,精读训练就像小火慢炖,将浮浅的偏见沉淀下去,将文本中难解的奥义缓慢释放出来,将个人的经历与古老的文本交融在一起。

正因如此,西方的通识教育提倡让孩子从小阅读经典,在最躁动、最骄傲的年纪里,用经典来锻炼他们思维的韧性和深度。

而这样的精读训练,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中尤为急迫。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由短视频、直播、电视和碎片化阅读组成的快餐文化时代。半个世纪多前,当电视取代了印刷物和严肃的阅读,成为美国的流行文化时,波兹曼就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发出了警讯。

快餐文化有什么问题呢?

快餐文化会导致“儿童的成人化”,让儿童过早地知道了性、金钱、权力等成人世界的秘密。

快餐文化也会造成“成人的儿童化”,让早熟的儿童陷入非理性的话语中,无法进一步取得智识上的进步,停留在对世界偏激、粗暴的理解中。

本来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成人和儿童竟慢慢变成了一个样子。于是,我们看到了饭圈大战中,十几岁的孩子熟练地操用着成人世界中最卑鄙的话语和手段;我们也看到五六十岁的成人像孩子一样,被裹挟在谣言的漩涡中,脆弱的理性丧失了判断力。

正因如此,《统治与教育》提倡一种基于人文经典阅读的通识教育,让成年人摆脱权威的、宣传的思维,学会反思,让儿童在理智的声音中慢慢长大,从而形成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秩序。

希望在将来,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它不只有一种声音。

作者 | 山听

儿童通识教育从业者

自由撰稿人

通识阅读践行者

附:方方回信节选

《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无法回避,估计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回复。就是有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有很多漏洞,以致无数朋友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十六岁学生所写,更像一个五十来岁的抠脚大汉的作品。不过,无论是也不是,我还是准备按十六岁学生的信来作回应。

我要说,孩子,你写得不错,充满着你那个年龄人的疑惑。你的想法很合适你,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给的。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看到你的文字,倒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首诗。这首诗是白桦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剧作家哦。我读这首诗的年龄大约是12岁,这是在1967年的“文革”中。那时,整个武汉的夏天,都在武斗。就在这年,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得到了白桦的一本诗集,诗集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其中第一首诗是《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诗的第一句:“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我读这首诗时,非常激动,并且永远记下了。

孩子,你说你16岁。我16岁时,是1971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11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16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幸运的是,我的父亲说: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学。父亲说那番话的样子我还记得。所以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一心想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我考上了大学:中国最美丽的武汉大学。

孩子,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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