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俄“极右”全分析：例外的沦陷，与隐密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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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以“去纳粹化”为由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一个多月，双方都热衷于抨击对方为法西斯或者新纳粹，互相指责对方犯下炮轰民房、虐待俘虏等等战争罪行，仿佛自己才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真正继承者。但或许事实与此相反——和其它东欧国家一样，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了动荡，先后孕育了极为生猛的极右翼势力，并且最终都形成了执政当局与极右势力合作的现实。

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纳（粹）”或者“普特勒”这些咒骂之词很好地反映了政治现实。反而更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新纳粹”的确是当前两国当局实际上的合作者甚至盟友，但在亲俄或反俄情绪的需求下，这些指控掩盖了极右政治光谱中不同派系的意识形态需求，也就容易使外部观察者高估或低估了俄乌国内的新纳粹势力，继而对双方的战争目的和未来形势形成误判。

实际上，相比其它东欧国家，乌克兰的极右力量一直都颇为弱小和边缘化。反而正是在2014年“尊严革命”、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东叛乱等事件的连续冲击下，乌克兰安全局势急转直下，新纳粹组织才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中央，并拥有了和其群众支持度不相匹配的媒体曝光度和政治影响力。类似地，俄罗斯右翼也在欢呼西方对俄制裁所带来的孤立：对他们来说，经济上的严厉制裁不但可以让俄罗斯与西方强制“脱钩”，文化上的抵制还可以阻挡西方文化对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入侵。

在俄乌局势愈发紧张的今天，战争和源源不断的仇恨情绪就是极右最好的土壤；而当血肉浇灌成的新纳粹“黑太阳”（常用符号）升起，恐怕就不会再轻易落下。

2009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一名妇女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参观有关纳粹政治宣传的展览。摄：Jim Young/Reuters/达志影像

极右和纳粹有什么不同？

极右翼之所以“极端”，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几乎纯粹由意识形态驱动，因而理解他们的意识形态尤为重要。

拜俄乌冲突所赐，“新纳粹”是现在东欧极右势力中名头最响亮的一支，以至于人们常常把极右翼五花八门、怪力乱神的意识形态分支全部叫成新纳粹，真正的新纳粹反而并不是欧洲极右翼中最主流的。

我们现在所谈的“纳粹”、“法西斯”都是广义的概念，源头分别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光是这两个影响最大的极右运动，差别就不小，更别提各国衍生出的无数种变体。

为了将这个泛化的历史名词变得更具体一些，历史学家做过很多努力。马克思主义通常将法西斯理解为大资产阶级用极端民族主义包装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右翼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曾基于德国纳粹历史提出广义法西斯的六点最低标准：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保守主义、领袖原则、党指挥枪、极权主义，并将法西斯理解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反动。

在此基础上，法西斯历史研究权威斯坦利·佩恩给出了一个详细得多的清单，包括三大部分——除了诺尔特提出的三个否定范畴，还有意识形态及目标、风格与组织的特征——他提出，有必要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激进右翼、威权保守右翼等同样支持威权主义的威权民族主义势力，因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通常建立在新的文化形式上，而非寄托于原有宗教，且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需要颠覆现有秩序，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革命党”。

历史学家罗杰·格里芬则总结，法西斯主义“核心是动员民粹主义力量以推动更新（renewal），从而实现‘超民族’的重生（rebirth of the ultra-nation），开创一种新的、革命性的国家或文明秩序。”而新纳粹，通常就是指试图复苏纳粹的政治运动和思想。

所以，即便新纳粹采取了和其它右翼合作的态度，甚至侥幸走入权力中心，也迟早会设法破坏现政权，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在右翼联盟政府中被作为傀儡扶持上台后，凭借暴力手段以雷霆扫穴之势摧毁了所有不忠的政治派别，就连前盟友也没有放过。

我们在看待今天的右翼组织时，同样可以提出一些类似的判断维度，包括且不限于：它是否是自行组织的暴力组织？是否喜欢历史上旧纳粹的符号系统？是否主张一体化、垄断化的经济秩序？它主张什么政体？此外，还可以观察它们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包括反犹主义）、宗教地位、性别政治等等问题上的表态。

2020年10月14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右翼“亚速”国民军，带著他们的旗帜参加乌克兰保卫者日集会。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乌、俄极右组织的表征

而在这场战争中，人们最热衷的“亲俄”、“亲西方”的标准，恐怕根本不是极右的意识形态核心，尤其是在危及存亡的紧急时期，“亲谁”更像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决断。事实上，俄罗斯极右也有基于白人至上主义而亲西方的派系，乌克兰的泛斯拉夫主义极右也有主张东正教文明而反西方的元素。

在其它因素不好判断时，符号往往是最容易辨认的新纳粹标志。符号可以传达对某种历史遗产的效忠，也反映了纳粹主义中神秘主义的那部分——来自古代雅利安传说的符号会带来强运。有一定斯拉夫文化根源的文字、“黑太阳”和类似的“转轮”（kolovrat）符号，在两国的右翼集会中都很常见。

比如可以看到，乌克兰的“亚速运动”在符号系统上高度模仿纳粹，使用党卫军同款“狼钩”、“黑太阳”。“亚速”指的是亚速海。一战后，新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曾经获得亚速海沿岸的土地，使亚速海成为自己的内海，以其为名或多或少代表了一种领土修正主义和民族复仇的叙事。

符号当然也可以用来掩盖真实意图。颇具影响力的泛右翼党团“自由”，其前身是也使用狼钩为标志的新纳粹“乌克兰社会-国家党”，但为使自己看起来更加主流化，其从2009年开始改用黄蓝配色的、竖起三个手指的手势图案，这个手势代表著乌克兰民族标志“留里克三叉戟”，在八十年代末的乌克兰独立运动中特别流行。

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中存在强烈反俄情绪，曾和纳粹合作的反苏游击队首领斯特潘·班德拉就常常被视为民族英雄。班德拉因为参与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波兰和乌克兰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而在西方臭名昭著，然而乌克兰方面却对他有不同看法。反俄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10年追授他为“乌克兰英雄”，不少乌克兰人认为班德拉并不是真正的纳粹，而是为了让乌克兰从苏联获得民族独立才与纳粹合作：当地机构2021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大约32%的乌克兰人认为班德拉是对乌克兰有利的历史人物。

不过，也有几乎同样比例的人认为他是负面人物，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在2011年将其英雄称号取消。

2005年10月15日，基辅市中心，集会期间爆发小规模冲突，战时乌克兰起义军 (UPA) 的一名老兵手持UPA领导人斯特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肖像，以纪念UPA成立63周年。摄：Gleb Garanich/Reuters/达志影像

极右翼研究的研究权威安德里亚斯·乌姆兰德（Andreas Umland）曾指出，“（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是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尤其是那些较为激进的政党的主要历史灵感来源之一。”连在亲欧政治势力游行中，人们都经常可以见到班德拉的头像和他领导的乌克兰反抗军黑红旗。2014年尊严革命中，不少示威者都打出了班德拉投降和反抗军旗帜，当时直接和政府安全部队对抗而名声大震的极右民兵“右翼地带”就是以黑红旗作为标志，宣称自己继承了乌克兰民族的历史正统。

俄罗斯的新纳粹同样挪用了纳粹符号系统，在乌东作战的俄罗斯雇佣兵部队“罗斯人”（Rusich）小队就使用了转轮作为标志，而该小队的创始人身上则有党卫军标志纹身。俄罗斯也有不少有特色的新纳粹标志，比如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俄罗斯帝国运动”用沙俄的白黄黑三色旗以及双头鹰，“国家布尔什维克”则用苏联的镰刀锤子搭配纳粹的黑红白配色。

俄罗斯大部分极右的底色都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结合俄罗斯悠久的“斯拉夫派”传统，主张俄罗斯需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也就是沙俄时期提出的官方民族特性：“专制，东正教，民族特性”。同时，他们也吸收了东正教当中的神秘主义和末世传统，认为俄罗斯就是世界的“第三罗马”，只有捍卫俄罗斯的精神才能避免世界的堕落。例如有极强法西斯倾向的新欧亚主义理论家、“俄罗斯国师”亚历山大·杜金就认为俄罗斯需要摆脱已经过时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过统合吞并周边国家、肢解美国和中国等竞争对手，在“欧亚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俄罗斯主导的世界秩序。

理解了这些，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在这次冲突中各种右翼政治力量的真正角色。

2014年前的乌克兰极右：例外的沦陷

具有强烈新纳粹色彩的极右翼政党普遍存在于东欧国家，而且支持率往往不低。在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等等国家，极右翼政党都曾经进入过执政联盟，支持率在20%到5%之间，基本上都持反移民、反犹、反少数民族、反性少数等立场，甚至同情二战期间的本国纳粹合作者。东欧国家的右翼普遍来源于对苏联时代的反感，也有近几年难民危机的影响。

乌克兰的极右观点也很类似，不过不像其他国家的右翼团体一般持亲俄立场，乌克兰极右其实大多建于反俄立场，并和亲欧议程绑定在一起。

更加例外的是，乌克兰极右从独立以来就一直位处边缘，在2012年之前，甚至没有任何极右政党能够达到进入乌克兰最高拉达的最低门槛（编注：“最高拉达”是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至今的最高议会，实行一院制），在2014年之前，也没有极右人物担任过内阁职务。在2006年选举时，乌克兰的极右政党甚至几乎在组织层面实质消亡，因为它们大多并入了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当时其它咬牙坚持的死硬极右党派只能拿到0.1%不到的选票。

2016年10月14日，乌克兰基辅，全乌克兰联盟“自由”党举行集会，以纪念乌克兰保卫者日。摄：Valentyn Ogirenko/Reuters/达志影像

其中一位死硬派，乌克兰社会-国家党的奥列格·提亚尼波克，在2004年把社会-国家党改组为“全乌克兰联盟自由党”，并通过改变党徽、解散下属民兵组织“乌克兰爱国者”的方式，来显得自己更像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政党。然而自由党的主张一直有强烈的新纳粹倾向，他们不承认班德拉犯下种族屠杀，甚至会用暴力冲击和威胁来对付任何强调班德拉派反抗军是法西斯性质的活动。此外，他们还号称乌克兰是“白人之根”。

自由党灵活运用反腐败、反俄、反移民的主张，让自己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方向靠拢，成为右翼政治的激进旗帜。这种策略让他们在反俄倾向更突出、民族主义基础更广的西乌克兰地区获得了不错的支持度，并在2009年和2010年的地方选举中意外表现良好。欧洲难民危机在乌克兰东部南部掀起反移民情绪后，自由党又在这些地方组织反移民、反穆斯林活动，好扩大自己的选民盘子。

其实，早在2004年“橙色革命”后，尤先科政府就表现乏力，亲欧的民族民主派出现了内部分裂，后继的亚努科维奇又采取了鲜明的亲俄政策，令不少选民对既有的政党体系感到失望，特别在西乌克兰地区，亲欧反俄、偏民族主义的人群开始迫切寻求新的政治代表。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前拳王维塔利·克利琴科，就作为政治新人领导乌克兰民主改革联盟首次参选，并得到了超过13%的得票，而打着反建制、反寡头、反俄罗斯旗号的激进右翼也摇身一变为乌克兰政治中的新锐力量，取得高达10.5%的得票率，成为首个进入最高拉达的极右政党，拿下37个席位。

这些都为极右崛起为2013-14年广场革命的政治主力奠定了基础。

2014年后的乌克兰极右：被政权收编

在广场革命中，自由党和其它的反对党一同成立了“全国抵抗总部”。极右派系在占领独立广场的示威者中虽然并非比例上的大多数，却凭借发展充分的暴力组织成为最为活跃的一派。其中，占领过多个区域并多次与警察部队直接冲突的“右翼地带”，非常突出。

这个边缘性的暴力团体在2014年的大规模冲突中迎来出头机会。根据乌克兰自由电台当时的报导，在最激烈的格鲁舍夫斯基大街骚乱中，右翼地带实质上占领该街区，首领亚罗什后来也逐渐被视为独立广场占领者的指挥官。当反对党代表和亚努科维奇达成政权交接的过渡协议后，包括亚罗什在内的广场示威者领袖却公开否决，并要求亚努科维奇立刻辞职。第二天亚努科维奇从基辅出逃到哈尔科夫，乌克兰议会宣布废黜他的总统职位，他的宫邸不久后也被右翼地带占领，民选的亲俄政府彻底崩溃。

不过，这种风头并没有转化为选票——后革命时代，许多政党都提出了民族主义、反共和反俄罗斯的口号，相对极端的组织就失去了吸引力。当年秋天的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仅获得了4.71%的选票，剩6个席位，在大本营利沃夫输得一席不剩。等泽连斯基在2019年横扫乌克兰政坛时，极右联合名单只能拿到2.15%的选票。

2019年3月16日，乌克兰基辅，国民军政党领袖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参加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成员的集会，他们要求对涉嫌腐败的高级官员进行调查。摄：Gleb Garanich/Reuters/达志影像

尽管如此，极右组织却没有完全重回边缘。在亚努科维奇倒台后的政府重组中，有巨变之功的自由党被奖励了几个内阁职位，极右人物帕卢比还成为了最高拉达议长，标志著乌克兰极右第一次“登堂入室”。但是，亚罗什后来宣布，革命已经结束，将会解除右翼地带的武装并组建新的政党，反映出波罗申科时代对极右的收编策略。

而随着东部和南部亲俄势力开始出现分离主义倾向，曾参加另一极右组织“社会民族党”的比列茨基等人拒绝放下武器，号称要继续“民族革命”，把右翼地带、C14等极右武装重组为“亚速营”，代替虚弱的政府军在乌东武装冲突中冲锋陷阵，甚至主导了2014年收复马里乌波尔的战斗。波罗申科政府投桃报李般地将他们收编进国民卫队正式序列，还任命了其副营长瓦蒂姆·特罗扬先后担任基辅警局局长、副内务部长。得到鼓励的比列茨基于2016年将亚速营剥离出去，成立了新政党“国家军团”，成为乌克兰极右的门面人物。

有趣的是，根据美国法庭披露，后来成为特朗普（川普）竞选顾问的保罗·马纳福特，曾建议亚努科维奇炒作政治极化议题，扶持一个极右政党吓唬中老年和俄语选民，且方便分化季莫申科的选票。亚努科维奇当选后，由亲俄寡头控制的电视台就开始热衷于给当时还没有进入议会的自由党大量出镜机会。或许自由党2012年的议会得票就得益于此。事后乌克兰媒体调查发现，亚努科维奇还真秘密给自由党送过好几笔钱。

出乎意料的友谊

有意思的是，俄、乌两国文化中都有继苏联时代留下的深厚的战争受害者记忆，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纳粹受害者认同。但这些记忆经常被用来转化为标榜正义的政治指控，而失去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含义：俄罗斯军队悬挂苏联国旗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则引述自己的红军家族史反击俄罗斯的指控。

实际上，普京的“开战宣言”再清楚不过：在他看来，苏联不过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阶段，乌克兰是列宁民族自决原则的粗暴发明，是共产主义者背叛了原本统一的俄罗斯民族。而对乌克兰来说也同样如此：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扶持”变成了“镇压”，曾赋予乌克兰现代版图和工业基础的苏联，同样也给这个素有“欧洲粮仓”美称的国度带来了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

这给了乌克兰足够的理由去憎恨苏联。体现在近年，广场革命中列宁雕像被拉倒，对苏联二战红军的纪念仪式也越来越淡化；2015年，乌克兰议会甚至直接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并列为极端主义，并予以禁止展示相关符号。

2013年12月8日，乌克兰广场革命，示威者推倒了前苏联领袖列宁的雕像并爬上了基座上。摄：Stoyan Nenov /Reuters/达志影像

普京是“对的”，两个国家都在推行“去共产化”，只不过在他们眼中对方才是共产主义的余孽，而自己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被视为新俄罗斯、小俄罗斯的乌克兰，其极右势力实际上也曾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乌姆兰德形容为“出乎意料的友谊”。

比如，“右翼地带”有一部分重要的武装继承自“乌克兰国民议会—乌克兰人民自卫队”（UNA-UNSO），这一组织反对苏联和莫斯科当局，在同期的车臣战争（1994-1996年）、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内战（1998年）中，都和俄罗斯武装为敌。但是，当1992年分离主义者在亲俄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挑起摩尔多瓦内部冲突后，他们为保护在当地属于少数民族的乌克兰人而派出了小队，和亲苏、亲俄的当地武装并肩作战。

此外，曾经领导UNA-UNSO的迪米特里·科尔钦斯基，日后另行组建了自称“东正教的塔利班”的“兄弟会”组织。他还在2004-2006年期间担任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最高理事会成员，这一组织的首领不是别人，恰是鼓吹吞并乌克兰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杜金。科尔钦斯基如此坚定地支持俄乌同盟，连在橙色革命中都站在亚努科维奇而不是尤先科一边。直到2007年3名欧亚主义者破坏乌克兰国徽后，科尔钦斯基才退出合作。不过，他还是和俄罗斯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广场革命中因为参与反对亚努科维奇的暴力示威而被通缉后，一度传说他逃到了俄罗斯。

2004年7月19日，迪米特里·科尔钦斯基和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成员驾驶著装甲运兵车，抵达基辅的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俄罗斯：隐秘的合作者

普京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俄罗斯一方面主动“碰瓷”苏联，唤起怀旧情绪，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上采取东正教保守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普京怀念俄罗斯民族过去作为超级大国的荣耀，他的领土扩张主义更像沙俄。

这与杜金和另一个新法西斯分子爱德华·利莫诺夫曾经创办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不谋而合，他们试图调和极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让俄罗斯民族免于被腐蚀。利莫诺夫后来创建了自己的极右运动“另一个俄罗斯”，在顿涅茨克的独立集会中不时出现；杜金则早就或明或暗地为普京勾勒了未来政治蓝图，逐渐成为克里姆林宫圈子中的一部分，为自己的“新欧亚主义”狂想寻找同盟。

更不用说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政权中，充满了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与极右划不清关系的人——顿涅茨克首任“总理”亚历山大·博罗代、前“国防部长”、绰号“斯特雷科夫”的伊戈尔·吉金（Igor Girkin）、俄罗斯治下的克里米亚总理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等人，都是极右报纸《明天》的长期撰稿人，顿涅茨克的“州长”帕维尔·古巴列夫公开承认自己是俄罗斯新纳粹组织“俄罗斯民族团结”的成员……

更神奇的是，在明确以俄为敌的亚速营中，也不乏俄罗斯新纳粹的身影。据媒体报导，新纳粹民兵组织“厌世旅”的创始人、俄罗斯人米哈伊尔·奥雷什尼科夫、“国家社会主义者协会”创始人塞尔盖·科罗特基赫等人，还有在俄罗斯被打压的沃坦青年团（Wotanjugend），都在亚速运动中保持活跃。普京一边留着罗戈津之类的新纳粹作为亲信，另一方面不时打击一些过分影响社会秩序的极右暴力团体，后者就常常逃到乌克兰，最终选择以乌克兰作为反普京的基地，和车臣战争失败后流亡的杜达耶夫旅类似。

实际上，本就严重腐败的乌克兰政府在经历了2014年的政治动荡后，政府能力的虚弱暴露无遗，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持秩序的能力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波罗申科一度需要任命乌东的寡头为州长来维系统治。例如他任命和俄罗斯关系不佳的乌克兰第二富豪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长，而科洛莫伊斯基通过资助包括亚速营在内的各类民兵来维持治安。这期间，乌东各种有极右和极端民族主义背景的民兵武装，或多或少是填充由乌克兰军队和警察留下的权力空白，他们最终也得到了收编和承认。

对于经济凋敝又能力不足的乌克兰政府来说，极右民兵武装实在是省钱又有效的“工具人”，而俄罗斯占领自身领土的事实又一直刺激着西部大多数人口的反俄情绪，可以成为一个简单有效的选票动员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俄罗斯是乌克兰极右的最大资助者。

可以总结，乌克兰和俄罗斯极右原本就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共鸣，而最主张敌对的派系实质上从这种长期敌对中受益。事实上，国际右翼之间最有效的互动一般来说都不是什么“民族主义国际”，而是被不断放大的敌对回声——伊朗保守派得益于美国共和党的敌对，韩国右翼的选举胜利很可能得益于中国弥漫的反韩情绪。

2022年2月6日，俄罗斯入侵的威胁下，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速营的一名退伍军人在基辅为平民进行军事演习。摄：Gleb Garanich/Reuters/达志影像

战后，极右会发生什么变化？

作为两国敌对的一种极端表现，俄乌战争毫无疑问是对两国极右、特别是乌克兰的超级强心针。在2019年的选举中，曾推出“去寡头化”政策的小寡头波罗申科腐败丑闻频出，即便动员起恐俄情绪，仍然不敌横空出世的素人泽连斯基，极右政党所剩不多的几个席位也被人民公仆党挤了出去。泽连斯基凭借针砭时弊的讽刺喜剧《人民公仆》走红，在竞选路上也是主打反腐败和国家团结，在2019年以73%的高票击败波罗申科横扫政坛。

如果没有俄罗斯入侵，完全垄断了民粹主义议程的泽连斯基很可能不但会在选票上重挫极右，也会在西方敦促下减少政府对极右武装的扶持。2019年，美国已将亚速团作为仇恨种族主义的组织列入了武器禁运名单，而连泽斯基上任后也成功换掉了和极右关系密切的主要人物，包括任内主导了收编亚速营的内务部长，还有败选的前议长帕卢比。

但俄军枪栓一拉，北约如果想不直接介入又要阻挠俄军，只能源源不断地往乌克兰运输武器，实质上武器不可能不落入极右武装手中，而且也不现实——北约不可能一边拒绝泽连斯基加入北约，一边要求泽连斯基严格按照北约的要求供应装备给“合适的人”，这样对打击俄军也不利。

与此同时，西方极右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普京的政策在实践上非常接近极右，具有捍卫基督教地位、反同性恋、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强人领袖的特征。制造了挪威屠杀的极右分子布雷维克就说，普京是他最想见的人，普京青年团是他心目中极右青年运动的模板。

的确有些极右和一个世纪前的祖先一样，推崇重构世界秩序，有些特别主张本民族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复仇主义，因此不少都会反对美国或俄国的霸权主义。但全球化时代极右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还从反全球化出发，更加主张孤立主义，而不寻求扩张或者毁灭“敌人”。

布雷维克就曾在自己的宣言里面批判纳粹党对“世界”而非“本民族”有太多执念，因此是一个需要被唾弃的“左派”。而反犹色彩浓重的另类右翼则会夸奖以色列右翼是“好犹太人”，因为通过让犹太人建立和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去支持全球化和普世主义，就可以把各国的犹太人都“送回”以色列，完成“种族纯洁”的目标。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另类右翼和亲共和党媒体没有利用俄乌战争炒作仇恨主义和军事干预，他们的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唾弃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时期的“世界警察”式干预主义。这表明了美国民粹右翼运动已经日渐主流化。需要补充的是，也有一些右翼是基于反对分心对抗代表共产主义的中国，而不想和俄罗斯为敌。

但是另一方面，在乌克兰极右的意识形态建构下，极右也可以视俄罗斯为苏联“亚洲侵略者”传统的继承者，而把乌克兰当作白人国家来捍卫。亚速运动在面对俄军时，当然不会拒绝北约国家援助的武器，但实际上他们也唾弃北约和欧盟的世界主义、反民族主义。

亚速运动的理论家奥莲娜·赛门尼亚卡主张建立一个包含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国家的“海间联盟”来保障自身独立与安全，这不但是地缘政治选择，还是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道路：既不受西边被文化马克思主义腐化的欧盟影响，也不受东边邪恶的“亚洲劣等俄罗斯人”威胁。她为乌克兰极右引进了西方极右理论，并且牵头各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串联，还在“阿斯加德之王”（Asgardrei）这样的纳粹黑金属音乐节上，推广她视为能够代表“激进的传统主义者”的艺术形式，让更多人接受所谓“保守主义革命”。

2022年2月24日，西班牙巴塞罗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一名示威者举著横幅，上面印有普京和希特勒的肖像。摄：Nacho Doce/Reuters/达志影像

普京不是“普特勒”，那谁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之前定义的法西斯强调“大众动员”和“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法西斯的掌权方式就只有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一条路。即便是墨索里尼，来到罗马后也是和君主主义及宗教保守主义者达成妥协才成为了“领袖”（Duce）。法西斯掌权的更加实际也更常见的路径是：反共同盟，借壳上市，威逼利诱，鸠占鹊巢。

一些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批评声音会叫普京“普特勒”，其实并不准确。如乌兰姆德所言，概括普京的更好的模板，应该是同样从强力部门出身的右翼老将，魏玛德国末代总统兴登堡。和兴登堡一样，普京不是从一开始就一心搞反西方的新威权主义，而是在一个泛右光谱上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在经济发展不顺利时，他们都尝试通过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来重新唤起对当局的支持。

不同的是，普京的权力比兴登堡大得多，反对派的力量本身就要更弱，也令俄罗斯政权更加维系于他个人和忠诚于他的小圈子。而这也是更加危险的一种未来——如果出现不能接受的军事失败，或是和谈能够达到的条件不能满足民族主义派系，普京多年来豢养的忠诚反对派当中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新纳粹分子们当中，会不会出现真正的希特勒？若他们能动员足够力量去发起取代普京的政变甚至革命，催生一个史上最大的极右政权，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

（戴娜美，社会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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