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拐卖妇女简史及症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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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近五十年，被拐卖过的妇女累计至少上百万。贫困、信息闭塞和法律不健全是妇女拐卖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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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三八妇女节”，并且是“三八节”正式设立100周年的日子。1921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大会，通过了保加利亚代表关于将3月8日作为国际妇女节的提案。第二年（1922年）3月8日，全球劳动妇女首次庆祝了自己的节日，到今天为止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结合时下大家关心的拐卖妇女的问题，笔者综合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地方志资料，尝试对当代的人口拐卖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并对原因进行初步归纳分析，以为近来全国打拐专项运动做些参考。

（1）人口拐卖是永恒的社会丑恶现象。不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不断打击贩卖人口、卖淫嫖娼等旧弊，这些现象曾经一度接近灭绝。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城市配给制度建立以后，使得被拐卖的人口很难获得所在地的户籍，也就不可能获得土地或日常供应，没有生存机会。

但是，我们研究当代人口拐卖史，仍发现大规模的人口拐卖始于1970年前后。据《四川省志》记载，“1968年起全省拐卖妇女之风渐渐兴起，数万人被拐卖到外省”，至1974年3月，仅仅遂宁、蓬溪两个县被拐卖的就多达5834人。由于四川人口拐卖越来越严重，省委特地于1974年发布31号文件专门打拐，并且专门成立了“打击拐卖人口公室”。川省又于1977年11月召开打击人贩子工作会议，会议资料显示，14个地市被拐卖妇女已经达97474人（其中已婚18702）。

看来，虽然有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理措施，并不能根除人口拐卖。在任何制度下，贫困都是人口拐卖的基本温床，由于建国后，四川一度推行不切合实际的农业政策，人均粮食产量较低（改革开放前四川省人均年口粮约350斤），导致大量女性因为追求温饱，被骗到外省。所以，很多人把人口拐卖归咎为改革开放是有失公允的。

（2）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以及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人身对户籍的依附逐渐松弛，人口贩卖现象更加严重起来。人口贩卖的地域以及拐卖人数，都远远超过之前。四川、陕西（南部）、湖南、湖北、广西、云南、贵州是比较严重的地区，就连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也有人口拐卖的事情。1993年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局破获崇文门三角地特大人口贩卖案件，最后查明，共有1800多名妇女通过这里的“劳务市场”被卖到山西。

据统计，至1983年，仅四川绵阳地区外流妇女就达2.8万人，中江县在1980年至1986年外流女性4000多人，平均每天至少2人。川省不得不于1982年再度成立“打击拐卖人口办公室”（即87号办公室）。这时候四川出现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人贩子集团，在人口拐卖最严重的金堂县，付明光为首犯罪集团，成员达104人，先后拐卖妇女200多人；宋效修犯罪集团，成员共11人，先后贩卖妇女113人。这些人贩子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到了公开绑架明抢的地步。

陕西安康子阳县1982年统计外流女性1958人，约占婚龄女青年的8%，外流去向分别为：河南959人、安徽64人、湖北144人、山东20人，本省其他地区129人；汉中镇巴县在1980年至1990年间，经查证落实的被拐卖妇女就有1307人，约占婚龄女青年的5%；汉中西乡县在1985年至1988年间，被拐卖妇女达817人。一些研究认为，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市每年外流女性达上万人。

根据湖北公安专项打拐统计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该省人口贩卖严重。襄阳1983年解救被拐卖妇女547人，2000年解救1629人；咸丰县1991年解救被拐卖妇女581人，1996年-1998年解救500人，2000年解救552人；郧阳县1991年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687人；2000年孝昌县解救妇女1145人、秭归县解救532人。这仅仅是搜集到的部分市县资料，人口总计就达5000人以上，如果以此推算全省改革开放20年后的人口被拐卖规模，累计也至少在数万人以上。

湖南省高院统计结果显示，耒阳市1984年至1987年被拐卖妇女899人，洞口县被拐卖355人；湘西州1983年严打中，抓获人贩子446人，1988-1992年又累计抓捕人贩子1122人。1989年湖南省打击人口拐卖行动中，郴州市桂阳县被确立为“重点整治县”，摸查被拐妇女1175人；2000打拐专项行动中，郴州五县解救被拐卖妇女3486人，但这个规模，在当年仅是名列全省第四。

我们通过地方志的无数碎片信息可以发现几个规律性的东西：

1.改革之初，人口拐卖主要流出地不是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四川、陕南、湖南、湖南等汉族聚居区。

2.大概贩卖路线为：从四川、陕南等地，贩卖到河南、安徽、山东；从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贩卖到广东、福建。以山东为例，仅1983年、1989年两次统计的流入外地妇女就近7万人，其中1983年统计数据显示，被拐卖者约占50%。福建省在1980年代流入的外地妇女也多达8万人。

3.主要拐卖人口流出地的拐卖高峰是1990年左右，此后大量下降，但是直到21世纪初仍有相当数量拐卖发生。

总体来讲，改革之初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人口拐卖，与当时农村普遍的贫困愚昧有关。由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加上当时电视、广播不发达，人们对外界并不了解，都天真认为外地经济条件比本地好。于是轻信人贩子的谎言，被招工等诱饵，贩卖到外地。当传媒发达起来，以及农村温饱问题解决以后，这种现象就大大减少。

针对这种人口拐卖之风，党中央做出了严厉打击措施。1983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拐卖妇女儿童的集中惩治行动。该年，湖南省抓获拐卖人口犯罪分子5615名，解救妇女13074人；四川省抓获人贩子8463名，罪大恶极者143人被判处死刑，贩卖人口之风被大大遏制。此后至2000年，全国一共发起11次专项打拐运动。

与此同时，1979年、1984年、1991年和1997年，立法部门先后对关于人口拐卖的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了修改，使得对该项犯罪的惩罚指向性更明确。但是，立法的改进仍与实际形势脱节，导致贩卖人口之风，每次严打之后都归于猖狂。

（3）我们再来看，人口拐卖另外两个重要流出地贵州和云南。在我们印象中，云贵被认为一直是人口拐卖最重要流出地，并且少数民族女性居多。然而，改革初期云贵地区的人口拐卖不如四川、陕南严重，即便是有的话，也集中在昆明周边的楚雄、大理等交通便利地区，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

根据1983年7月云南省委赴人口拐卖严重的思茅、大理和楚雄做的调查报告，自1979年至1983年上半年，三地被拐妇女5231人，比较突出的有大姚、姚安、祥云、景东和镇沅5县，被拐妇女大多流入河南、山东、安徽和广东。这些拐卖受害者中，汉族占85%左右，少数民族占15%左右。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云贵两省的人口贩卖迅速严重起来，向全省山区蔓延，被拐卖的妇女少数民族也多起来。我们再看几个云南的数据：

云南全省1985年被拐妇女有5749人，到1986年上升到24466人。保山地区1981年被拐卖妇女为25人，1985年为187人，1988年达到907人。普洱市澜沧县1987年以前被拐卖人口总计1961人，1987年一年就有1643人。

贵州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黔南州1987年被拐卖人口有776人，1988年为1489人，到1991年专项清查，累计被拐卖到外地的妇女已经达4189人，流向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我们从被抓获的人贩子数量，也可以看到人口贩卖的愈发严重，1983年专项行动中，该州被抓获的人贩子有20人，到1991年打拐达1334人。该州当时全部人口不足300万，光人贩子就有这么多，人口贩卖不可谓不严重。

那么从80年代中期以后，云贵两省被拐卖的人口累计有多少呢？根据“五普”数据统计，全省约有113万少数民族妇女流入外省。那么其中拐卖比例占多大呢？福贡县1988年至2009年外嫁女性4500人，约1750人为公安登记的拐卖；昭通地区1989年外流妇女1809人，其中认定为被被拐卖者484人；1990年云南省各级妇联统计外流人口6万余人，其中被拐卖的有2.2万人。那么照此推算，外流女性中约4成为被拐卖人口，也就可以计算出来全省被拐卖的妇女大概总数了。

贵州人口外流现象也非常严重，以聚居在该省的布依族、侗族为例。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的研究，至2000年，外流到中东部十四省的布依族女性就达45475人，侗族女性54640人，而布依族、侗族总人口分别为297万、288万，分别占总人口1.5%、1.9%。照此比例推算，贵州全省外流妇女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不过贵州相当一部分外流人口是去广东务工，因此，人口贩卖比例要比云南少很多。

（4）通过以上搜集的资料可以看出，从1968年至2008年四十年间，全国被拐卖过的妇女至少有100万，这是非常保守的数字。根据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教授的统计，仅四川省在1974年至1991年被拐卖妇女就达17.6万。四川的人口拐卖到90年代并未停止，1998年被拐卖妇女仍达5829人，那么川省累计被拐卖人口至少有20万。如果加上另外人口拐卖严重的云南、贵州及陕南的数据，以及全国其他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那么突破百万似乎不是问题。

另外，根据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流主编的《1994年社会蓝皮书》显示，1991年至1992年打拐行动中，全国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5万多起，解救被拐妇女40400多名。1990年代，我国每年查处的拐卖人口案件都在1万左右，解救被拐卖人口也在1万左右。不过，根据地方公安打拐数据，被解救的人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仍留在了买主家中。比如，黔南州1991年打拐中，被认定为拐卖的4389人中，公安部门救回的只有305人；该地2000年被拐卖人数有602人，被救回的仅有135人。由此也可以看到，八九十年代每年被拐卖人口的规模都不小。

以上仅仅是依据各地统计的资料，做的粗略推算。人口贩卖数据总体规模估算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非一家之言可以代表，希望诸位专业人士提出批评意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拐卖人口历史数据的累加，并不意味着这是目前**被拐卖人口的存量。**由于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拐卖存在的时间很长，并且其间的情况很复杂，很难确定当年被拐卖人口，有多少最终成功脱身，又有多少最终被迫留了下来，因此也就无法推断现在到底有多少女性仍处于被拐卖状态，这需要国家的精准排查才能得到数据。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向边远地区渗透，即便是云贵落后地区的经济及信息流动也逐渐发达起来，拐卖妇女的行为大大减少了。据统计，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从2000年的2.3万，减少到2008年的2500多件。这说明，经济发展是遏制人口拐卖的最基础因素，基本消灭新增的人口拐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之一，尤其新时期对西南贫困山区的全面脱贫攻坚战，贡献更大。

（5）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这是亿万人期待的好事。以往数次打拐，中央不可谓不重视，地方公安不可谓不用心，但是很多地方破案率低，大量被拐卖妇女无法被解救，其主要原因是拐卖人口流入地的地方保护。为此，笔者冒昧提出几个建议：

1.鉴于历史积压的人口拐卖案例太多，以及鉴于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应完善人口拐卖数据搜集平台，最好开辟人口买卖举报专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2.鉴于拐卖人口流入地的地方保护问题，使得很难通过拐卖链条终端摸查真实情况，因此，应该加强溯源性普查登记，加大从人口流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搜集被拐卖信息力度。

3.鉴于流入地保护问题，中央应该派驻督导组，赴拐卖人口流入最多的几个省份督导办案，尤其是拐卖人口流入最严重的苏、鲁、豫、皖、闽几个地级市应该由中央垂直管理。

4.专项打击不仅应限于人口拐卖，还应向1983年专项整治那样，扩展到打击任何残害妇女权益的行为。

此外，还应该修改完善关于制裁人口拐卖的法律，加大人口买卖的违法成本，并且加强普法教育。期待天下无拐的那一天早日到来，这是体现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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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毅、王晓鸣：中国治安案件研究， 2002。

刘宪权：《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 2003，第20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检察审判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06，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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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咸丰县志》，方志出版社，2011.10，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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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1979-2005。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改革开放二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12，第179页。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 上），2007年，第793页。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成因及影响》，收自杨国才、陈星波主编《少数民族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妇女发展》 

杨筑慧：《从“四、五普”人口统计数据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流动》，收自王晓莉《民族研究文集》，2007，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李荣栋：《当代中国的拐卖妇女问题》，收自陈一筠主编《家庭与下一代 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BJ王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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