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新疆的压迫制度是如何发展？我们又要如何遏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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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编辑注：本文发表于 2020 年 9 月，是乔治城大学教授米华健（James Millward）和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达莉亚 · 彼得森（Dahlia Peterson）为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撰写的报告。中文翻译版由 Matters 博主 ericjane 发布。

概要：

中共对新疆的政策加大了殖民开发力度，通过武力和民族同化进一步侵蚀维吾尔族的自治，并合用 “全球反恐战争” 的框架，将所有维吾尔族的反抗描绘成 “恐怖主义”。自 2016 年以来，一个由技术驱动的大规模监控、拘禁、灌输、家庭分离、压制生育和强迫劳动的强化制度，牵连到了通过结对帮扶计划资助新疆古拉格的中国东部各省市，以及潜在的数千家直接和间接向该系统提供资金并从中获益的中国和国际企业。

如今，有 1400 多家中国公司正在为新疆公安和监控行业提供面部、语音、步态识别功能以及额外的追踪工具。虽然其中少数公司已经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实体名单，限制其获得进口部件，但这一制裁还没有明显遏制这些公司的发展。虽然制裁每一家在新疆经营或与新疆有关的公司是不可行的，但许多公司逃避审查，至今仍在延续压迫，这一点仍令人十分担忧。此外，西方公司继续向中国企业出售芯片和存储解决方案等核心硬件，而中国目前缺乏可行的本土替代品。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提高公众意识，我们为美国、其盟友和中国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美国的信息传递战略必须更清楚地阐明其在新疆问题上的政策行动的预期目标，包括但不限于关闭其拘留营，减少监视，以及消除对新疆土著人民的 “罪前” 定性。应坚决适用 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和 1930 年《关税法》，解决强迫劳动和其他压迫问题。BIS 和国务院应与学术界、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公开报道中国监控公司的供应链，以堵塞替代方案漏洞，提高企业的尽职调查能力。实体名单的候选企业也应通过公开的新疆及其他地区的权利侵犯情况库来了解情况。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务院主持的一轨对话以及新成立的各国议会中国问题联盟（IPAC）和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PAI）也应制定一套对抗中国监控方式全球扩张的同盟原则和目标，并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提出替代性监控技术标准。美国盟友应加强对维吾尔人的难民和文化保护，并对责任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China’s system of oppression in Xinjiang: How it developed and how to curb it / 米华健和达莉亚 · 彼得森 2020 年 9 月为布鲁金斯学会撰写的报告

历史

尽管新疆当前的危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 21 世纪政策的直接产物，但清朝帝国和中国国民党统治的长期历史，以及中共对该地区的早期几十年的统治，可为与最近治理中国中亚地区中与之具有一些连续性的方法提供了有启发性的对比。

清朝与中国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

几千年来，现在的新疆地区一直是中亚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是跨欧亚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的通道。清帝国于 1758 年征服了这一地区，并通过多元制度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民族精英管理共同的民族。在其最后的几十年里，清朝试图用汉族人殖民新疆部分地区，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大部分汉族农民东归。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中国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首次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它颁布了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要用一百万中国难民（该地区的土著人口不到四百万）对新疆进行殖民统治。1 这种计划对于困难重重的国民党来说是不可能实施的，由于新疆的汉族人很少，国民党给予新疆土著群体代表权和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权，同时与位于新疆北部的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ETR）分享该地区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的接收与管控

1949 年夏，国民党军队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了新疆南部。在东突厥斯坦领导层在前往北京的途中神秘坠机身亡后，中共任命了一批新的突厥官员，他们放弃了东突厥斯坦自治。中共将 8 万国民党军队安置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或兵团，并从华东城市招募妇女嫁给他们，在新疆扎根。在北京大量补贴的支持下，兵头团成为新疆主要的殖民机构，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安置了数百万汉人，在整个地区建立了汉人飞地，经营国营农场、工业企业、劳改营、监狱以及现在的 “教育改造” 营。XPCC 已经发展了一个全球资产组合，持有 80 多万家多数和少数空壳公司的股份 3.XPCC 安全局及其一些高层领导因其在拘留营和强迫劳动中的作用而在 2020 年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如果严格执行，这可以限制这个组织在新疆经济发展中的超大和歧视性作用 4。

继清朝和苏联的先例之后，中国在新疆实行了 56 个民族制度下的民族政策。1955 年，新疆被指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然而，自治一直是象征性的，汉族党员官僚实际上控制着该地区，在中共的指示下，由警察、准军事化的人民武装警察以及在必要时出动的解放军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族的兵团是维吾尔自治区唯一一个有点自治的政治单位，因为它只在名义上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辖，而实际上却要处理自己的行政和司法事务，并且只对北京直接负责。

尽管有宣传性的特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民族制度在新疆运作得比较好。认为中亚穆斯林会自动抵制中国统治的论点并没有得到中国历史的证实。该地区发生的严重混乱是由灾难性政策造成的，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引发动乱的是兵团及土生土长于中国东部城市的汉族青年，而不是维吾尔族。

1980 年代，文化大革命后的适度自由化，被一些维吾尔族人现在苦涩地视为新疆非汉族的黄金时代。本土人在政府和党内的代表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非汉族的文化生产也蓬勃发展。随着与苏联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中亚的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不再把新疆仅仅看作是抵御苏联入侵的战略缓冲区，而是开始对该地区的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更多的投资。

自由化就像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影响新疆人：就像中国东部的汉族学生利用这种环境宽松的机会就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示威一样，新疆的维吾尔族学生也是如此。然而，新疆的不满情绪被贴上了 “分裂主义” 和 “泛突厥主义” 以及 “反革命” 的标签。

1990 年，巴仁乡的一次未遂起义引起了全区范围内的国家反应，这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14 年持续不断的一系列 “严打” 运动中的第一场。这些镇压浪潮的特点是入室搜查、宗教限制、大规模逮捕和处决。 1997 年，古尔佳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维吾尔族受欢迎的社交俱乐部被视为非法，被当局暴力镇压。此后到 2008 年，该地区总体上是平静的 6。

把本土人的动乱视为 “恐怖主义”

然而，在这段平静时期，中国国家和国际媒体开始放大伊斯兰威胁日益严重的说法。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发生袭击事件后，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维吾尔地区发生的事件背后有大规模的组织或国际社会参与，但中国利用布什政府的言论将维吾尔族的动乱归入 “全球反恐战争”。为了争取中国支持联合国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辩护的决议，美国在 2002 年有问题地将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定为国际恐怖组织，我们和其他分析家认为，根据事实，这一举措是不正确的。在指定声明中，美国国务院引用了中国的宣传，同时将一系列行为归咎于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这些行为甚至连中国都没有将其谴责于这个以前不为人知的组织，该组织在中国从未出现过。7

此后，一种错误的观念扎根于此，即 ETIM 是一个有组织的实体性国际集团，对新疆的暴力行为负有责任。许多恐怖主义分析家继续重复这种错误的传统观点，尽管东突 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 2003 年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8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寻求独立新疆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的低级暴力。“9 低级暴力确实存在，但不是来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它从来没有在新疆活动过，甚至没有在新疆存在过。我们也不能自信地将新疆持续不断的低级暴力与独立的愿望联系起来–我们根本没有可靠的信息来了解骚乱背后那些人的动机，大部分骚乱涉及与警察和国家机关的冲突。在美国和联合国视东突为恐怖组织后，“维吾尔族恐怖主义” 成了一个持续的鼓点。中国和全球媒体担心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会袭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但这一担心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当时新疆的警察和军队受到了袭击。2009 年 7 月 5 日发生在新疆首府于鲁木齐的种族暴乱，虽然被中国当局贴上了 “恐怖分子” 的标签，但实际上是因为武警强行镇压了维吾尔人的和平抗议，要求调查几天前广东一家工厂两名维吾尔人被处以私刑的事件。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只提到 7 月 5 日被杀害的近 200 名汉人，而没有提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许多维吾尔人被警察和军队的实弹射击以及被汉族民兵杀害。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又有数百或数千名维吾尔人被拘留。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10，第一批明显涉及维吾尔族有预谋地对平民实施政治暴力的事件是 2013 年 10 月在北京发生的车辆袭击和自焚事件，2014 年 3 月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群体性持刀事件，2014 年 4 月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的刀弹袭击事件，以及 2014 年 5 月在乌鲁木齐市场发生的车辆和爆炸物袭击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预言已久的圣战战术在新疆和中国的出现。然而，除了少数袭击者本身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组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中国以外的任何组织进行了协调。除了这些明确的恐怖主义事件外，2010 年代维吾尔人与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也更加频繁。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10，第一批明显涉及维吾尔族有预谋地对平民实施政治暴力的事件是 2013 年 10 月在北京发生的车辆袭击和自焚事件，2014 年 3 月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群体性持刀事件，2014 年 4 月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的刀弹袭击事件，以及 2014 年 5 月在乌鲁木齐市场发生的车辆和爆炸物袭击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预言已久的圣战战术在新疆和中国的出现。然而，除了少数袭击者本身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组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中国以外的任何组织进行了协调。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恐怖主义事件外，2010 年代，维吾尔族人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更加频繁，包括在暴乱期间、在国家机关中或者在警察打着搜捕极端分子的旗号及执行国家对面纱的禁令而进入维吾尔族家中时。中国的消息来源将所有这些骚乱都描述为恐怖主义，但重要的是要将日益增长的动荡–其中一些暴力是为反对一个政权违背宪法对自治的承诺而采取的日益镇压的政策–与 2013-14 年发生的四起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区分开来。

中国的措施不仅是对宗教的限制，还包括针对维吾尔语本身，并任意监禁那些明显世俗的知识精英和维吾尔党员。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Myunghee Lee 和 Emir Yazici 最近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指出，新疆的高科技监控、拘留营中的大规模政治灌输和强迫劳动主要是出于中国国家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这种威胁既来自国内穆斯林突厥人的宗教 “极端主义”，又像感染一样从国外渗回新疆。如下文所见，中共的措施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限制，而是针对维吾尔语本身，任意监禁明显世俗化的知识精英和维吾尔党员。因此，中共高层领导人自己认为他们是在应对圣战威胁的说法值得怀疑。无论如何，无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惧是真正的中国观念还是宣传，我们中的一个人（米尔沃德）认为，像 Greitens，Lee 及 Yazici 那样在 “反恐” 的名义下与中国对话者讨论新疆问题是错误的。这样做将使美国最初的错误–2002 年的 东突指控永久化，并有可能再次将我们对新疆危机的理解局限在 “恐怖主义” 这个主观和短视的框架内。人们可能被强制 “接种” 的 “传染性思想病毒” 是一个危险的奥威尔式的隐喻，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安全分析，美国和国际评论家和政府不应该验证它。相反，我们应该讨论维吾尔人不满和动乱的更广泛的原因，这种动乱不时爆发为针对警察和官方目标的暴力事件，以及 2013-14 年的四起恐怖事件。虽然中国把所有的动乱都说成是出于宗教动机的 “恐怖主义”，但这是对问题的误判。

危机

发展与同化主义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对导致 2010 年代末危机的中国新疆政策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然而，这场被一些人称为民族灭绝、文化灭绝，甚至是种族灭绝的危机 14，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失败的发展政策、15 日益激进的同化政策，以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新疆上演的镇压 - 抵抗 - 镇压的循环的汇合和高潮。

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的新疆政策一直在努力发展，但自 21 世纪初以来，两个运动式的项目扩大了这些努力。2000 年启动的 “西部大开发” 中，中国政府投资于大型交通和经济项目，重点是棉花和石油，当时新疆最有利可图的产品。这一西部开发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维吾尔族和当地的经济，也没有实现其刺激当地经济增长或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既定目标。

2009 年暴力事件后，新疆和中央大大扩展了现有的 “对口支援新疆” 项目，要求东部 19 个省市每年将财政收入的 0.3-0.6% 用于新疆兄弟城市的发展，并派人担任顾问。李玉辉（音）的研究认为，结对帮扶计划导致了一窝蜂的自上而下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尤其是工业园区和锁钥式商业开发区，这些项目的选择是为了适应中国东部合作方的产业需求，而往往不适合当地的经济条件。17 结对帮扶项目在人的发展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优先考虑汉语教学（教维吾尔族人学习普通话），这个敏感的问题与当代的汉化政策产生了共鸣，包括喀什老城被夷为平地，国家反对面纱、公开祈祷和斋月斋戒。18

对新疆本土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性的镇压

2014 年 5 月，时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重提 “重拳出击”，并在新疆地区开启了 “反恐人民战争”。同年召开的 “新疆工作论坛” 将 “维稳” 奉为新疆政策的核心，取代了之前的经济发展目标。19 新的反恐法（2015 年 12 月）、“去极端化” 条例（2017 年 3 月）和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修订（2017 年 9 月）为根据与伊斯兰信仰和其他行为有关的符号和习俗拘留和惩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提供了新的、往往措辞模糊的理由。从 2017 年开始，中共殖民发展和民族同化的政策轨迹急剧交汇，由 2016 年从西藏调任新疆的新任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施镇压计划。虽然从 2014 年或更早以来的新法律法规记录来看，陈全国 2016 年 8 月到任新疆并不是 2017 年开始的强化镇压的唯一催化剂，但在法律法规强化的背景下，他主持了镇压的实质性实施。在新疆的第一年，陈建国就新聘了 10 万名安保人员，并建设了上千家 “便民警务站”，实施网格化警务，20 陈建国的新疆在传统警务方式的基础上，补充了人脸识别视频、手机检查软件、远程手机追踪和嗅探（远程数据采集）、收集个人信息（银行、旅游、社交媒体、宗教信仰）以及生物识别数据。在强制体检和发放身份证过程中采集的生物数据包括 DNA、血型、面部扫描、视网膜扫描、声纹、步态纹等。

原则上，所有数据都被输入到由国有国防集团中国电子科技公司（CETC）的子公司制造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行动平台（IJOP）21。一体化联战平台利用算法预测个人 “极端主义” 的可能性，并对他们进行分类，以便对他们进行监禁、灌输或监视，并通过惩罚整个维吾尔族被当局认为可疑的行为和信仰来使算法种族主义合法化。这种行为包括与邻居的社交不足，避开前门，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或有外国联系 22 2019 年底，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获得了中国的机密文件，包括 2017 年 6 月的四份 “公告”，介绍了 IJOP 如何基于所谓的 “恐怖主义” 和 “极端主义” 的威胁，对新疆居民和那些成为外国公民的人进行监视、灌输或拘留的情况，揭示了 IJOP 的影响程度。这些术语在文件中从未被定义 23。

例如，在 2017 年 6 月的一周内，该系统在喀什、和田、克孜勒苏、阿克苏等区县标记了 24,421 名 “可疑人员”；其中 706 人被作为罪犯逮捕；15,683 人被送往 “集中教育改造” 营（见下文）；2,096 人被置于 “预防性监视” 之下。“24 当局还利用智能手机上发现的材料或前几年通过微信发送的材料来证明拦截的合理性。新疆从 2010 年代初开始引入 3G 网络和智能手机，使得图像、语音备忘录、视频和音频片段，包括宗教话题的交流变得方便。随后，国家部署的技术将维吾尔族的言论转录为文本，然后在文本上搜索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关键词，如” 古兰经 “或” 阿拉 “，这为因思想而拘禁或监禁人提供了借口 25。2017 年和 2018 年，新疆有 35 万多人通过法律系统被起诉，而在前几年，这个数字每年不到 3 万人"26。

除了监狱人口增加了大约十倍之外，陈全国还扩大了所谓的 “集中教育转化” 项目，这个项目以前是针对吸毒者、问题儿童、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措施，在新疆，则还针对一些留着胡子的年轻人和选择戴某些头面罩的妇女。从 2017 年春天开始，新疆当局开始在在一个规模庞大的教养系统内羁押全疆范围内 5%-15% 的穆斯林人口，其中南部更多，且男性多于女性。为了管理这样的人口，新疆行政单位和兵团要求私人公司投标，建造和装备了几十个由高墙、铁丝网和哨塔包围的大型拘留营，并在里面设置了上锁的牢房、上锁的走廊和无处不在的视频监控。

根据泄露的文件和亲历者的描述，这些新疆拘留营至少提供了从劳改学校到监狱的三个层次的监禁，关押了 100 多万人 28。也有报告称，有囚犯从新疆转移到四川和甘肃省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被拘留者在被拘留前没有受到审判，只是被指控为极端主义。30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被拘留者在被拘留前没有受到审讯，而只是被指控为极端主义。警方为了识别潜在被拘留者的 “犯罪前科” 而公布的所谓极端主义迹象，包括避免饮酒、斋戒、戴面纱、留胡子或拥有《古兰经》等普通的伊斯兰习俗。31 在集中营内，被拘留者要接受严格的日常训练、政治灌输、一些普通话培训以及被迫放弃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那些设法离开中国的前被拘留者报告说，他们被关在拥挤的牢房里，卫生条件差，食物匮乏，遭到殴打、身心折磨和蓄意强奸，还被强迫绝育、植入宫内节育器和服用抗生育药物。

虽然中国当局坚称这些集中营是 “职业培训中心”，但陈的新疆党副主席、安全沙皇朱海仑签署的一份泄露的集中营设计和运行模板规定，“学生” 必须至少完成一年的 “集中教育改造”，并通过对其政治思想和纪律的严格考核，然后才能再进行 3 至 6 个月的 “职业” 培训，而这种培训实际上涉及到工厂技能 33。无论对被拘留者进行何种职业培训，这都是在他们从集中营释放后才进行的。

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一些被拘禁者开始被分配到位于拘禁营内的工厂，新疆南部贫困村附近的 “卫星工厂”，新疆各地的工业园区或兵团安置点的工厂，或中国东部地区的工厂。而中共的殖民发展和民族同化的政策轨迹就是这样汇聚起来的：许多被羁押人员被分配到的工厂，都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华东各省、市、公司根据结对帮扶计划建设和经营的工厂 34，以前的羁押人员有时没有工资，或者工资很低。所涉及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仅 2018 年喀什地区就宣布计划将 10 万名工人从难民营转移到工业园区和乡村卫星工厂，在那里，他们将为接受政府雇佣补贴的公司生产纺织品和服装。这种模式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方重复出现。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研究人员在中国 9 个省确定了 27 家工厂，这些工厂直接雇用从集中营转来的维吾尔族工人，或在完成非监禁政治教育课程后雇用他们。其中一些工厂的装备就像监狱一样，有围墙和警卫塔，并被官方贴上 “半军事化” 的标签。工人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和中文课，被剥夺了在宿舍或直接工厂辖区外的行动自由 36。

长期被关在集中营和非自愿劳动转移使家庭破裂。维吾尔族村庄的妇女和老人也受雇于规模化的卫星工厂。传统上由他们在家照顾的孩子现在被安置在普通话的寄宿幼儿园和小学里。37

虽然中国官方声明将这些项目描述为 “扶贫”，38 但在超过一百万人被非法关押在拘留营的情况下，这些工作任务没有一项是自愿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等同于奴隶劳动。新疆和其他雇用维吾尔族劳工的中国工厂与中国和外国供应商之间的广泛联系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拘留营和强迫劳动制度的广泛污染，特别是在纺织行业。新疆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取决于年份），其中大部分是在兵团农场生产的。39 新疆棉花与其他地方的棉花混合在一起，用于纱线、布料和服装。ASPI 的研究人员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与 83 个全球知名品牌联系起来，其中包括耐克、阿迪达斯、Fila、宝马、三菱、松下、华为、The North Face、H&M 和维多利亚的秘密 40。 2020 年 7 月，美国商务部将全球最大的衬衫制造商之一、总部位于香港的 Esquel 集团的子公司列入 BIS 实体名单。Esquel 与新疆政协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 2020 年 4 月，在 2020 年夏天仍在新疆经营着三家工厂 41。

涉及的监控公司

中资和非中资公司都参与了新疆的监控系统，使它们卷入了上述的镇压形式。2015 年，中央政府将新疆的 “稳定” 放在优先位置的政策以及以农村为重点的全国性 “锐眼” 监控项目的建设，使这些公司在经济上和声誉上都受益匪浅 42。到 2018 年，有近 1400 家中国公司在新疆竞争利润丰厚的合同–其中约有 1000 家是新疆公司 43。

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司可分为三类：因在新疆伤害人权而被列入 BIS 实体名单的中国公司；在新疆活跃的中国公司，但至今未受到美国制裁；以及向上述两类公司出售核心硬件的西方公司。

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和影响

2019 年 10 月，美国开始以人权为由，将中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列入 BIS 实体清单，以切断这些实体获得进口零部件的渠道。然而，许多违规的中国公司仍未被列入名单. 44 BIS 选择了 8 家公司和 20 个新疆政府机构，包括新疆政协公安局，指出他们 “实施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群体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控运动"45。清单中包括视频监控公司大华、海康威视、美格威、一图、Sensetime、宜信科技有限公司，语音识别公司 iFlytek，以及数字取证公司厦门美亚派克信息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新疆扮演的角色将在下文讨论。

2020 年 5 月，BIS 以同样的理由将另外 8 家中国公司和中国公安部法医科学研究所列入名单 47，新增的公司包括阿克苏华孚纺织，可能是出于强迫劳动的考虑，人脸识别公司 CloudWalk、Intellifusion、IS’Vision、NetPosa 及其子公司 SenseNets，以及 IT 基础设施公司 FiberHome 科技集团，还有其云计算和大数据子公司南京 FiberHome 星睿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48。

许多被制裁的中国公司还在中国科技部的国家 “人工智能冠军” 名单中，49 人工智能冠军在国家技术标准制定中拥有话语权，与国有企业竞争相对自由，旨在帮助中国在 2030 年之前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引领世界 50 在 15 个国家冠军中，有 5 个因新疆侵犯人权而被列入实体名单：iFlytek、海康威视、宜图、Megvii 和 SenseTime。

中国的人脸识别巨头构成了其在新疆的监控系统的中坚力量，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海康威视和大华提供了全球安防摄像头和数字录像机等相关商品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的份额 51。2016 年至 2017 年，海康威视和大华在新疆的 11 个公私合营平安城市和公安检查站项目总金额超过 70 亿元人民币（12 亿美元）52，其中一个海康威视在乌鲁木齐的项目价值 7900 万美元，项目网络中包括 3 万个安防摄像头、视频分析中心、智能监控系统、大数据中心、警察检查站和无人机 53。海康威视在皮山县的另一个项目包括在一个再教育营所和清真寺安装监控系统。54

与实体名单上的其他人脸识别公司不同，国有的 CETC 自成立以来一直控制着海康威视，并享受着 “大量的财政补贴”。55 海康威视与 CETC 密切合作，扩大并维护新疆的 IJOP（最初由 CETC 的另一家子公司开发）56 。

面部识别公司，如一图公司、云游公司和 Intellifusion 公司，积极推销他们的产品供公共安全使用。2017 年 8 月在新疆举办的 “反恐” 博览会上，CloudWalk 展示了其火眼产品，能够 24 小时监控并在发现逃犯或可疑人员时立即通知警方。58 在同一博览会上，Intellifusion 展示了深目产品，据称可根据反恐需求进行定制。59 一图公司也推出了一个类似的项目，名为蜻蜓眼，能够在居民区和公共区域进行基于照片的静态人脸比对或基于视频的动态比对。

除了人脸识别之外，长期从事语音识别的 iFlytek 还与硬件和服务提供商美亚皮科和 Fiberhome 合作，开发了将维吾尔语音频自动转录和翻译成普通话的工具，该产品使当局能够扫描 “犯罪前” 和犯罪内容。该产品使当局能够扫描 “犯罪前” 和犯罪内容 62。在 iFlytek 在新疆成立子公司和实验室，开发专注于非汉语的语音识别技术后，该地区的当局采用了该工具来追踪和识别非汉族人口 63。

实体清单的有限影响

被列入实体清单尚未显著减缓这些公司的发展，因为它们声称要采购供应链替代品，并在 COVID-19 下收到了新的需求。在 2019 年 10 月的 BIS 决定之后，海康威视和大华表示，虽然中央处理器、GPU 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等硬件将很难被替代，但绝大多数美国组件都可以被替代，对产品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64 iFlytek 表示，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紧张关系，它将加强研发工作 65。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限制公司获得美国的技术。Esquel 集团是一家庞大的衬衫制造商，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时尚品牌供货，BIS 将其子公司列入名单，在全球服装业引起了震动。事实上，Esquel 在 2020 年 5 月前解除了与兵团子公司 White Field Farming 的长期合资关系，这表明它在被列入名单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关联的责任。66 BIS 名单是否会对不太依赖品牌和消费者销售的科技公司产生类似的影响，以及 Esquel 或其他公司是否能转向从非美国来源采购工业机器人工具，还有待观察 67。

西方公司的角色

一个未被研究的问题是，西方公司是如何通过投资和 / 或融资、学 术和研究合作、知识产权转让、用于监控的医疗设备出口（如赛默飞尔公司）或硬件出口来支持中国的监控国家和新疆行动的。73 这些 公司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种族归纳和民族压迫提供了技术基础，尤其是在硬件方面，因为中国公司基本上无法提供本土替代品，而且依赖西方提供实现深度学习的芯片和专为监控设计的存储硬盘。

英特尔、英伟达、Xilinx、希捷和西数等美国公司都曾出售过用于中国监控业务的硬件。75 据中国消息人士透露，英特尔和英伟达的 GPU 已经为中国的监控公司带来了直接的利益 76。海康威视和大华公司的服务器、摄像头、平安城市设备等应用都依靠这些芯片 77。海康威视和大华也依赖希捷和西数等美国领先的硬盘公司；活跃在新疆的成都西物信安公司表示，它只使用西数和希捷的产品 78。

英伟达和英特尔硬件也有可能为新疆以外的视频监控系统检测维吾尔族人做出了贡献，因为至少有 8 个全国性的公安部（MPS）项目要求英伟达和英特尔芯片进行维吾尔族检测 79，公安部在 2017 年 12 月的面部识别指南草案中规定了这一功能–海康威视、宜图、美格威、SenseTime 和 CloudWalk 都符合这一要求 80。

结论与建议

在 7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背景下看，2016 年以来新疆的高度压迫可以看作是中共早期政策的延续和背离。殖民主义和同化主义倾向是最早的中国乃至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基础。现在它们被大大强化了，因为即使是官方资料也从民族多元主义的叙事转向了明显以汉族为中心的同质中国的愿景。但是，除了这些政策的极端性之外，新的情况是新疆发生的事情不再仅仅是新疆的事情：大规模的、技术先进的监视、拘留和非自愿劳动系统通过结对帮扶计划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联系，并通过供应和投资网络与无数的中国和国际公司相联系。

在经历了两年的矛盾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终于让新疆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特朗普政府此前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可以说导致全球许多国家在新疆危机问题上基本保持沉默。一些国家甚至表示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原因是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相互依存，希望得到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贷款或援助，它们本身的人权记录不佳，以及它们坚持–与中国一样–所谓的 “不干涉内政”。36 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支持中国，以回应 22 个民主国家 2019 年揭露新疆暴行的一封批评信 81。然而，随着如今美国对新疆镇压的谴责的直截了当，并得到国内两党的支持，人们重新希望通过平行和可能的联合行动，建立一个目标明确的盟友战略，以解决这一问题。

下面，我们为美国、其他全球和多边行为体以及中国当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对美国有关监控技术的政策建议

1. 国务院开展的第 1 轮对话、新成立的多国议会中国问题联盟 (IPAC) 和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 (GPAI) 可以制定一套联合的原则和目标，以了解各国采用监控的驱动因素，并以民主驱动的替代技术对抗中国监控机器的全球扩张。这种协调将推进 IPAC 维护人权和加强安全的目标，以及 GPAI 立足于人权的负责任的发展和使用 AI 的目标. 82 替代监视技术标准可以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提出，自 2016 年以来，中国公司是唯一的提交者，因此也是唯一转移规范目标前哨的主要参与者. 83。

2. BIS 和国务院，以及学术界、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公开披露中国监控公司供应链的信息，并确定有多少供应商来自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这将有助于确定 “实体名单” 上的公司是否、如何以及从哪里寻找替代解决方案，并协助公司进行出口尽职调查。

3. 上述团体应仿照加州第 65 号提案清单或环境保护局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方案等数据库，建立一个新疆侵权行为的公共资料库，以进一步审查和确定实体清单上审查不足的公司。例如，中国视频监控公司 Uniview 的总裁告诉记者，在 “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在海外面临严格审查” 的时候，Uniview 等公司有机会发展并推行其全球战略 85。

4. 国务院应利用上述知识，将其监控技术出口指南草案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做法进行比较，并讨论应在哪些方面推进其指南。86 相关机构包括 42 个瓦森纳协定成员国。87

5. 国会应防止中国监控公司在美国出售其技术，除了目前禁止美国政府客户使用外，如海康威视和大华公司的情况。关闭一个重要的市场将降低这些公司将利润投入研发的能力，并减缓实体名单上的公司在替代硬件解决方案方面的进展。国会还应该通过 2020 年《外国先进技术监控问责法》，该法将在国务院关于人权实践的年度国别报告中记录使用过度监控侵犯人权的情况。88

6. BIS 和相关机构应披露，早先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是否扼制了其在新疆的监控活动，即使这不是华为最初被制裁的原因。例如，据报道，华为在克拉玛依和喀什两县建设了警察监控系统，并因其对 “平安新疆” 计划的贡献而受到新疆省警察厅厅长的赞扬 89。

美国关于镇压维吾尔族和其他新疆土著民族的一般政策建议

1. 美国应更清楚地阐明其在新疆问题上的政策行动的预期目标，包括关闭拘留营；减少对新疆土著人的监视和消除 “罪前” 定性；结束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群体的家庭分离和生育压制；恢复中国以前对新疆非汉族群体身份和文化的支持和促进；以及鼓励优先考虑土著条件和人权的新疆经济发展计划。

2.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应该解决在美国定居的数百名维吾尔人的庇护积压问题，这些人如果返回中国，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和几乎肯定的拘留。这种积压现象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服务中心尤为普遍，该中心负责处理大多数维吾尔人定居的地区的申请。90

3. 美国应通过加入和 / 或重新加强其在亚太区域多边组织和会议（TPP、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中的作用，并通过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更广泛地在新疆和中国倡导人权和公平经济做法。这将增加美国对中国做法的集体影响力，为其他国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在没有美国和地区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对中国的侵权行为或揭露共谋公司犹豫不决），并对抗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影响。

4. 劳工部国际劳工事务局（BILA）应该优先调查和宣传新疆问题，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91 国际劳工事务局不仅应该调查新疆工厂，还应该调查兵团的商业和肉类经营活动，调查中国各省市和参与结对帮扶计划的企业与新疆有关的活动，以及中国国家将新疆劳动力输送到制造业的其他安排。BILA 应公布并经常更新关注的商品和企业名单。

5. 美国潜在的中国商品进口商应加强尽职调查，仔细检查供应链是否涉及新疆监控、拘留和非自愿劳动综合体。许多进口商和第三方的供应链审计都被证明是不可靠的。92 即使对于依赖中国其他地区供应商的企业来说，与新疆镇压的联系也很可能造成品牌污点。93 在可能的情况下，企业应要求提供从原材料到消费品的中国供应链的全部信息，并减少将审计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审计公司，而采用个人实地考察的方式。贸易组织应投资于新兴技术，通过 DNA、微生物、区块链和其他标签方法进行材料追踪。消费者应该要求来自中国的产品来源透明化，并对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合作伙伴援助计划中的 19 个省市或与之间接相关的产品持谨慎态度。94

6.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应根据《边境保护法》和个人的意见，大力限制强迫劳动，阻止与新疆监控、拘留和非自愿劳动综合体有关的货物进口。CBP 应该使用可反驳的推定，视与新疆有关的产品（在新疆以外的工厂用维吾尔族劳动力生产的制造品，以及由新疆相关企业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间接提供的的商品）使用 1930 年关税法第 307 条所定义的强迫劳动。如果对 CBP “暂缓放行” 令的质疑进展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应该把它作为进一步宣传的机会。

7. 美国总统、国务卿、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局长应彻底履行《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P.L. 116-145）的报告和执行规定。95 在确定被认为对镇压新疆原住民负有责任的 “外国人” 名单时，总统应继续审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和兵团的官员，以及参与结对帮扶计划的中国其他省市的官员，以及与新疆监控、关押和强迫劳动综合体有关的公司的主要官员。国会外交、金融、情报等相关委员会应密切关注根据该法案定期收到的报告。

对全球和多边主义者的政策建议

1. 其他国家应与美国协调，查明、公布和制裁与新疆镇压有关的官员和公司。中国和国际企业应加倍努力，避免与新疆的监控、拘留和强迫劳动综合体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有国家在与中国对话者交流时都应谴责新疆的镇压政策。

2. 所有国家都应本着不驱回的原则，向逃离中国压迫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新疆土著民族提供庇护和支持。

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应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充分履行其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麦西热甫和木卡姆的义务 96。

4. 各公司和国家应向中国当局发出信号，如果新疆人民目前的待遇继续下去，他们将无法赞助和参加 2022 年北京奥运会。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意见应集体发布。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的政策建议

为避免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新疆经济，并将未来的不稳定风险降至最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疆当局应：

1. 立即减少包括 “集中教育改造” 在内的收容、精神和肉体虐待的做法。减少对非汉族人的监视；允许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族人在中国境内自由迁徙；结束住房歧视和使用户口制度限制迁徙自由和使用户口。减少对非汉族人的监视力度；允许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人在中国境内自由迁徙；结束住房歧视和利用户口登记制度限制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人的迁徙和居住自由；恢复在公共场合自由使用维吾尔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恢复支持国家民族的多样性的中国早期的政策。

2. 实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新疆民族需求敏感的发展计划。在个人、家庭和地方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最佳实践发展战略，如小额贷款，鼓励维吾尔族人进行小规模创业，而不是进行资本密集型的建设项目，也不是强制将农民集体变成低工资的工厂工人。结束新疆南部迫使维吾尔族农民陷入债务奴役状态的劳动和信贷制度。97

3. 取消隔离、解散和改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取消其歧视性的雇佣和安置做法；停止从中国东部招募移民到新疆，同时将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中国东部的做法。现在给兵团招募和居民的补贴应该重新分配，用于有利于当地人民的对环境无害的发展。只要现在拥有该地区 85% 的汉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然被隔离起来，在发展新疆中主要为汉族人和中央政府谋取利益，这种污点就会继续损害新疆的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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