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弗洛伊德和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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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在这个痛苦的年份激起了1968年以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权巨浪。我所在的洛杉矶，到昨天为止已经是连续宵禁的第四天。许多对美国历史不熟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努力理解这痛苦背后的原因。

作为一个移民，我曾是没有种族概念的。来美国后，有两本书对我了解美国的阶层和种族有很大帮助：一本是芭芭拉·艾伦瑞克卧底去当服务员和保洁员之后写的《我在底层的生活》，还有一本是黑人作家塔那西斯·科茨的《在世界与我之间》。前者生动详实，让人真正了解美国的底层为什么缺乏上升的通道；后者振聋发聩，让我了解黑人的绝望。

《在世界与我之间》是一本父亲写给自己孩子的书。世世代代都是黑人，父亲把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写下来，并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正如前几天网上热传的视频那样，一个中年黑人对年轻的暴动的黑人怒吼：“这样做有用吗？十年后你就会变成他，二十年后你就会变成我！这一切没有任何改变！” 今天我们公司开大会时，CTO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1992年洛杉矶种族暴乱时，他在UCLA读研究生；当时的一切在今天又重演了；1968年的黑人民权运动言犹在耳，五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这本书中有段话震动了我：种族是种族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界分“人民”的过程从来不是家谱或相貌的问题，而是社会等级。……“新的人民”在无望、悲惨和被欺骗的境遇下成长起来，相信自己是白人。

这些新的人民在变成白人以前，是其他人，他们曾是天主教徒、科西嘉人、威尔士人、门诺派信徒、犹太人……他们曾是中国人，是我们。

美国的种族观念是把异质的种族“洗白”的过程，拔高身为白人的信念。我们的祖先来到美国，成为血汗工人，辛苦修路，开洗衣房，为的是后代可以说英语、上大学，登堂入室，成为“白人”，我们来到美国，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对老板的苛刻敢怒不敢言，成为少数族裔中的“模范种族”，还是为了自己的后代可以过上像“白人”一样的生活，让英语成为他们的母语，上藤校，当医生，当律师。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被种族洗脑，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白人”，那些被当做白人养育的婴儿正坐在我们的手推车里，我们为买得起高级社区的住房和名牌车感到骄傲，仿佛这样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份子。

然而并没有。亚裔和非裔一样，与其他任何被不当自己人的外来者一起，在这个国家永远无法被同等对待。我们也许没有科茨们与生俱来的那种“被剥夺身体”的恐惧，但与书中所说如出一辙，我们一样听人告诉我们：你们要“加倍优秀”，也就是说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我们只能加倍优秀，才能成为“白人”。这里的“白人”，甚至和肤色无关。

没有人告诉那些骑着小三轮车的白人小孩要“加倍优秀”。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蛋糕的拥有者，他们不想任何人动他们的蛋糕。歧视的本质，是独占高人一等的生活。

这是今日美国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种族，实际上是以肤色之名划分下的阶层冲突。对少数族裔来说，肤色决定了你的阶层难以逾越；对底层人民来说，肤色隐去了；贫穷才是你最大的烙印。《我在底层的生活》里，作者艾伦瑞克是个白人，出身底层，父亲是旷工，前夫是卡车司机，但成功跨越了自己的阶层，念完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了作家。而当她只带着几百美元去“卧底”应聘餐馆服务员和汽车旅馆清洁工时，她仿佛走进了那个她父亲始终没能脱离矿工生涯、她也从未从大学毕业的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打零工的穷人付不起押金，或者没有足够的credit score （信用积分）租不到房子，反而只能住日租或周租更贵的旅馆，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两周一付的薪水用于支付房租、餐饮已经穷尽，碰到任何风吹草动，没有任何积蓄可以拿出来，很快就堕落到无家可归的危险境地；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由于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和为了省房租而不得不住在偏远的地方而导致的长时间通勤，而没有任何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充实自己。美国2018年的收入中位数是38,000美元，而房租的中位数是1,500美元；对那些在沃尔玛收银的员工来说，拿着10美元的最低时薪，连几百美元的拖车屋都无法租到，只能寻找更偏远的住处。人们指摘的“你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读书？”几乎是“何不食肉糜”的翻版，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钱，更没有通过这条路成功的榜样的指导，能让他们看见这条路的可能性。他们的朋友只能是一样的餐馆服务员、沃尔玛收银员；他们的一日三餐是高热量高脂肪、节约时间的麦当劳快餐和薯条可乐；他们的医保是美国药店的货架上200片、500片一瓶的布洛芬、阿司匹林、关节药。他们即使连这样的水准都很难维持，一场大病，或者家庭中另一个支柱的离开，他们就可能沦为更下层的赤贫阶层。如果你看过《佛罗里达乐园》，你就会明白，在虚假繁荣的世界景观迪士尼的阴影下，底层的人民是怎样绝望地维持着他们生活的底线。

他们的希望被生存压力拖垮了。

他们无法出头，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更无法找到途径。在《篮球梦》里，打篮球是芝加哥南部黑人区少年摆脱贫困的唯一办法，只有打好篮球才有机会进大学，而任何意外的受伤都可能让这渺茫的希望立即中断；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很多贫困家庭让自己的的孩子去练体育，比如体操、长跑；在《世界与我之间》里，科茨说长辈们向他们介绍学校的时候，他们不会告诉我们那是个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会说那是一种逃离死亡与牢房的手段。而在他看来，学校甚至连这个功能都没有，因为学校没有告诉他们真相，反而掩盖了它——说得太对了，在严酷的社会之下，学校教授的真善美和大团圆仿佛是一种讽刺，或者神话，对生存没有任何帮助。更可能的是，少数通过教育或者其他途径成功的黑人搬走了，把自己变成了“白人”，而剩下大部分的黑人继续住在最差的学区，老师无法教学，也难以帮助任何人成功。

这种绝望和上升路径的阻断并非只发生在黑人身上，它发生在任何底层人民的身上。它可能发生在西裔身上，亚裔身上，白人身上……和不以肤色区分的群体身上。对我来说，哪怕是说出这些族裔的名字都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为什么不说我是佛教徒，你有长头发，她在洗车行工作？也许种族也是区分人民的一部分，但为什么要只靠种族区分？

我们面对的是整个阶层的问题。我不知道欧洲的经验是否可以作为借鉴。欧洲当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拒绝谈论种族”也许可以是个开始。如果我们不谈论种族，只谈论如何让人民平等，是否反而是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有像英国一样的“住房补助法案”，是否起码可以让穷人避免沦为美国式的无家可归者？如果我们可以打破社区的藩篱，投入更多到公立教育上，是否可以重新打通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

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在洛杉矶的暴动中，在刺杀马丁路德金的枪声中，在解放黑奴的宣言中，在几百年的美国历史中，这是这个国家的一块疮疤。对今天的呼声和抗议感到厌烦和反感，或通过论述弗洛依德的黑历史证明他不是个“完美受害者”，正如我们谈论希腊的民主时忘了他们还有奴隶，正如已经拿到美国绿卡和公民身份的中国移民对川普的反留学生计划叫好，正如自己忘记了，我们从来没有融入这个国家，你只是你自以为的“白人”。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反移民法案的受害者。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奴隶。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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