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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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记者 赵佳佳 马拉拉 发自湖南长沙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在一个半月时间里,66岁的女保安陈淑芬遭遇了三次性侵。侵犯她的,是她所在保安队的队长。作为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老年女性,她像一只猎物那样走进一层层的陷阱。

警告是无效的,自卫是失败的。内外的双重压力让她忍耐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犯,在愤怒中保持沉默,压得她甚至吐了血。挣脱不开,她三番两次想到了“死”。

最终的发声,始于一个极小概率的偶然。如果没有那件事,谁也不知道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

陷阱

2月24日,夜间9点,长沙枫雅名苑小区,有业主要从平日上锁的消防通道开车外出,执勤的王师傅找不到钥匙。总钥匙串平时都放在监控室,监控室的胡明诚告诉他,钥匙很早就被保安队长于免拿走了。没人知道他拿走钥匙做什么。

王师傅询问于免,这才把车放了出去。

很小的事。今年53岁的于免在这个小区工作了10多年,比他的直系领导,物业项目经理吴怀秋待的时间还久,他没有义务去向一个普通保安解释什么。但是这一天的他,在同事的眼里还是有点反常。

拿走钥匙之前,于免和胡明诚吵了一架,他不允许平日负责监控室的胡明诚在晚饭之后继续在监控室工作,两个人各不相让,都拍了桌子。“这个人一定是要干坏事去了,不是去打牌,就是去搞女人。”胡明诚说。

随后,于免被目击到在小区三四栋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后来说,“那天晚上他输了400块钱”。至于“搞女人”,则是流传在枫雅名苑员工宿舍里的“闲谈”,不止一个人看过他在公共场合拍保洁阿姨的屁股。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坐实的“受害者”。

和同事吵架之前,于免给枫雅名苑唯一的女保安陈淑芬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在下午4点12分,响了12秒,陈淑芬“不想接”。好不容易一个月里被排到休息,能住在女儿家里,今年66岁的她,当时正在带孙子。下午5点55分,电话又响了,于免催陈淑芬,明天是她的白班(7点上到19点),要她今晚必须到小区。

2月24日,于免给陈淑芬打来的电话 /南风窗记者 赵佳佳摄

女儿没在家,接连的电话引起了女婿的疑心。“打这么多干嘛,人有点傻吧。”在他看来,于免的要求没有根据——家里有车,对于第一次来城里上班的丈母娘,他一直包接包送。陈淑芬也没有迟到过一次,甚至在同事的眼里,她总是早到的。“我也来撒了(我也生气了),明天的班,我不会迟到啦,我又不是第一回上班。”陈淑芬说。

但她仍然服从了保安队长的安排。和家人吃完晚饭,女婿把陈淑芬送到了枫雅名苑。洗漱完,她在于免隔壁的员工宿舍入睡。睡觉之前,她特意反锁了门,在门的后面抵了一把木凳子。

 

宿舍内部,陈淑芬用凳子抵住房门 /受访者供图

凌晨1点,有人见到于免离开打牌的地方回到宿舍。他并没有睡觉。凌晨2点左右,陈淑芬从梦里惊醒,发现一个男人在自己身旁躺下,她“吓得魂都掉了”。不知道于免用什么办法,走进了门被反锁且抵了凳子的宿舍。当晚,他对陈淑芬实施了性侵。

那天是元宵节,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监控室的胡明诚和执勤的王师傅都要巡逻。烟花和鞭炮一直在响,一两点才安静下来。两个人沿着巡逻路线,绕电梯、楼道、地面、地库走了两圈,员工宿舍不在巡逻范围内。“救命啊!抓贼啦!”这是陈淑芬那个瞬间能想到的、最能喊出口的求救语,她“一路喊一路哭”,但没有回音。

4月,陈淑芬提起衣服的一角,露出她左侧肋骨处长达几厘米的,棕色的瘢痕,是元宵节那晚后,在伤口上新翻长出来的肉。于免的指甲很长,在反抗的过程中,指甲掐进了陈淑芬的肉里。这样的伤口,在肋骨附近,还有好多。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于免性侵。对于66岁的陈淑芬而言,噩梦早就已经开始。

1月6日,她和老伴刘建华在女儿刘芸的介绍下入职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这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第一份工作。两夫妻住在同一个宿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有犯罪空间的条件。但是,陈淑芬与刘建华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巧合”且完美地被错开了。

2024年2月的排班表显示,陈淑芬一整月都上白班(早上7点-晚上7点),刘建华都上夜班(晚上7点-早上7点),陈淑芬在大门附近的东门岗,刘建华在地下车库前的铁道岗。两夫妻在同一个宿舍里,过错开的“舍友”生活。

 

保安部2024年2月排班表,上面方框是陈淑芬的排班,下面是丈夫刘建华的排班 /受访者供图

这份表格的制定者就是于免,安排保安的排班是他作为保安队长权力的一部分。

元宵节那天,原本陈淑芬应该和丈夫孩子一起,在老家为亲戚吊丧。但当女儿刘芸打电话给于免为父亲母亲请假的时候,他只批了父亲的假,留下了母亲继续上班。刘芸记得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同时两个人休,搞不赢咧”。

情况是复杂的,“保安队长”的身份为于免带来的甜头,日益加剧着权力结构中其他人受到的侵蚀。

有一位保安的孩子上高中,每个月只有2号才有比较长的月假,他想把自己的4天假期集中在 2 号。有一次当他尝试去沟通,于免拒绝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讲?这个月没你的休息。”可是在给他买了两包烟后,假期被批准了。

这是常态,不止一个同事反映,自己在排班和假期上受到了于免的“吃拿卡要”——他的工资2700元,普通保安2300元,但是他使用自己很小的一点权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免费肉、米、油、烟等等。已经离职的保安说他“太贪”,“如果不送东西,(他)就会为难你”。

第一次进城市工作的陈淑芬和刘建华很默契地没有给他送礼。“坐在这里本来只有几十块钱一天,送东西,半斤四两的他也看不上,一送多了我自己也划不来。凭什么?凭什么要送东西给他?”陈淑芬说。

更可能的是,彼时的他们是木讷的,没有想要违反什么规则,也没有想到要利用什么规则,他们只当把老家的土地搬到了长沙这个小区的水泥地上进行耕种,盼着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能够有所收成。当农民几十年,他们精于忍耐。

“我爸不准洗热水,不准用空调,不准用洗衣机。”女儿刘芸愤怒地说,这些事情她后来才知道。和这些一起被滞后知晓的,还有于免在一家人眼皮子底下实施的、对母亲多达三次的性侵。

这支由8个人组成的安保队伍里,气氛早就不好了,很闷,一种雷雨天到来前那种特有的沉闷。项目经理吴怀秋发现,于免从去年年底开始,变得特别颓废,事也不好好做,天天在宿舍里喝酒。“老于这次不出事,早晚都会出事。”他说。

陈淑芬入职一周后,她收到了一个命令,于免要求她去贴消防标签。

事后,有保安指出,按照规定,坐岗亭的保安不需要负责贴标签,但陈淑芬不知情。这种不合规的指派,与于免平时的“吃拿卡要”相比,并不引人关注。但胡明诚知道,在陈淑芬之前,有一个接近60岁的女保安也曾经被于免带去贴过消防标签。那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夏天,为了让那位女保安去贴标签,于免特地来找当时正在休假的胡明诚去顶了她将近一天的白班。

女儿刘芸也知道母亲被要求贴标签这件事。那段时间她刚好去宿舍给母亲送了一些吃的,因为陈淑芬不识字,标签上的字都还是他们一家人帮忙写好的。一整个小区的标签纸和贴条,厚厚一摞,装了几大袋。

当时,于免带着陈淑芬贴了一栋楼的消防标签,先到顶层,然后一层层往下贴。贴了一栋之后,于免要求陈淑芬在15分钟内把饭吃完,然后去接铁道岗罗师傅的班。“我妈(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他的方言)没去接罗师傅的岗,罗师傅骂于免,于免就骂我妈。”刘芸说。

“我听错了,我以为他让我继续贴,(于免)那脸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好赫人(好吓人)。”陈淑芬说。很阴沉,这是她第一次因为于免而感觉到害怕。

1月13日,于免说要带她去贴地下车库。第一次下车库,陈淑芬很驯顺地跟着他,一直往里走。走到车库中部水泵房的门口,她不敢走了,“我怕,里面乌漆嘛黑。”陈淑芬说。可是于免先走进去,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伸出手一把将她拽进了水泵房。

那是一个偏僻的密闭空间。枫雅名苑有保安曾经跟着工程师进去过一次水泵房,里面很吵,水泵声,电流声混合在一起,轰轰地响。而且去水泵房需要专门的钥匙,业主和普通保安都无权进入,只有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每个月都要去检查消防设施的保安队长于免,才有水泵房的钥匙。

陈淑芬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曾很大声地求救,但就算是在白天,也没有人来。那个空间在她的形容里,是冷、伸手看不清五指的黑暗、嘈杂的噪音,还有酒。她记得自己闻到了于免身上浓重的酒味。

陈淑芬从水泵房里出来的时候,于免已经走了。一个不识字、听不太懂普通话、不会坐公交地铁的老太太,很难拥有概括复杂感受的能力。唯一可以用以回溯她内心处境的细节是,那天,她知道自己的老伴就在小区值班,近到从地下车库走出去就能和他见面,但她没有去。

她悄悄回了宿舍,坐着,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是真的好气勒,想死在这里算了,但是我崽女都不在身边,我死了,他们连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安慰自己之后,陈淑芬为了完成工作,带着伤口,贴完了当时手里剩下的消防标签。这是她入职第8天,第一次被性侵。

沉默

1月13日,在水泵房被性侵;1月20日,她上夜班,老伴上白班,白天被入室性侵;2月25日,老伴不在长沙,凌晨被入室性侵。一次比一次更暴力,累积了3次。于免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掐死你”。

保安队所属的育天物业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于免和陈淑芬的关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随后,在4月的内部会议里,有朋友偷偷告诉刘芸,黄长对着相关员工把这件事情澄清为,“前两次是(陈淑芬)自愿的”。

陈述这些的时候,刘芸愤怒到脸上青筋微鼓。

本来是一个好心的决定。刘芸在育天物业公司的另一个项目担任项目经理,因为父亲在近年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治愈,几个孩子想把父母接来长沙,一家人之间方便照应,就安置在育天物业公司负责的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

枫雅名苑小区地下车库前的岗亭,事发前,陈淑芬(化名)的丈夫常在这里值班 /南风窗记者 赵佳佳摄

但在事后不断的追索和回想中,刘芸才逐渐意识到,从进入枫雅名苑开始,母亲就活在一种隐形“监控”里。

母亲没有机会当面向家人吐露自己的遭遇。每个月休息的四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在女儿家,女婿和两个孙子都在,她不好开口。甚至因为孙子经常要用她的手机玩“儿歌点点”,她自行删除了很多于免发给她的黄色图片。

唯一的缝隙是,刘芸有空会去看望父母,给他们带点水果,饺子之类的小东西。

但是每次刘芸去,于免都会出现,即便他一开始并不在宿舍,也会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赶来。“我有时候想跟我爸爸妈妈聊聊天干嘛的,哪怕我把门关了,他都会推门进去。”知道性侵事实后,刘芸才回忆起其中的恐怖。不仅如此,于免还会私下对陈淑芬说:“陈姐,为什么你女儿来不喊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她有努力透出一些异样。

入职之后不久,她就开始问刘芸要“门搭子”,类似于防盗链的一种五金配件,她说的是,“怕贼”。1月11日,刘芸买了两个门搭子,拍照片发给母亲确认。后来,父亲把其中一个安装在了门外,本应装在门内的另一个,由于螺丝钉不适配,没法安装。1月13日之后,母亲的态度变得急迫起来,她向刘芸索要第二个门搭子上的螺丝钉,问女儿要不到就问儿子要,自己要不到就让刘建华继续要。

“你妈好多名堂。”刘建华对女儿说。刘芸记得,自己当时站在了父亲的这一边。“我跟我爸爸认为,她可能是因为钱财之类的要装门搭子,所以我们就给她装到外面了,他之前的锁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防盗门的锁。”

没有人知道一眼看上去就有明显老态的陈淑芬,会在66岁遭遇性侵。她想把搭子装在门里面,这样门就无法从外面打开,她才能感到安全。

那段时间,她经常和刘建华拌嘴。刘建华在屋子里洗脚的时候,于免走了进来。陈淑芬质问他:“你为什么把他招惹进来?”在刘建华的视角里,于免只是有些东西放在这个房间,进来拿东西很正常。陈淑芬就说,想把屋子里所有别人的东西都甩出去。

还有刀的事情,宿舍床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张砧板,他们平时在上面切菜切水果。因为担心刀放在那里会有危险,刘建华就把刀收了起来。陈淑芬看到了,责怪他:“为什么你要动我这把刀?”这些情绪,被蒙在鼓里的刘建华不能理解。

没有机会开口,她也不好意思开口。“怕丑。”这是回忆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除了“害怕”之外,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她是农村里最常见的那种女性,只在年轻的时候留过长发,刘芸没有见过她穿一次裙子。以前她给母亲买过一条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夏天穿着凉快点儿,但是穿了一次之后没有再穿过。这些女性在生育完后,就沉默着成为了母亲,成为了奶奶和外婆。

这是律师朱丹第一次经手老年女性被性侵的案件。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桃色故事,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一位普通的乡下老太太。朱丹为她录视频陈述情况的时候,中间掐断了四五次,他需要停下来,去为她解释各种词汇的含义,比如,什么叫做“你的姓名”。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句话就问完的问题,需要刘芸用至少五句话向她描述问题的意思。

“真的丢脸不起,丢脸不起的,孙子都那么高了。”在被问到当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不说出来的时候,陈淑芬回答。

她的耻感在她和女儿的聊天记录里能找到痕迹。在水泵房第一次被性侵后,1月13 日,一整天,她没有给刘芸发一条微信消息。直到14日晚上,在岗亭里上夜班,没有前言后语地,发给了刘芸一个孙子唱歌的小视频。13日之后的几天,也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她又发了4个孙子的视频到刘芸的微信。这些视频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短效“止痛药”,能通过反复观看让自己忍下去。

她也试过去威胁于免,说要揭露他,可是被反问,难道你不怕丑吗?对方比自己,还要更清楚老年女性的软肋,他利用了她的软肋。

第一次性侵结束后,她在监控室找到他,发出了第一次警告:“你不要再骚扰我,你不要再来,你再来的话,我就去告你。”在她的回忆里,于免不以为然,有一句话的大意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这句话直接点爆了她。“我何不生气(我怎么可能不生气)?我和你什么关系啰?我认得都不认得你!你个矮子(于免的外号)!”

事情继续恶化。1月20日,陈淑芬上完晚班在宿舍睡觉,于免直接开门躺在了她的床上,对她进行了第二次性侵。她记得自己的手被掐出清晰的手指印,还有因为穿着薄衣服睡觉而更严重的伤口。于免再次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把她杀了。

直到她终于开口和女儿说,“不想在这里做了,想回老家”。刘芸只能想到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想带她去医院看看,但是能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只有:“坐那儿一身痛,坐得腰痛。”

她和刘建华也说不想做了,给的理由更接近真相一点,“不想看见那个矮子”。“不想看就不看嘛……在这里上班两口子在一起,不管是做饭吃还是搞什么,都有个伴,热闹一点。”她得到的回复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刘芸收到育天公司的调岗通知,她就快要去枫雅名苑当项目经理,当于免的直系上司。陈淑芬觉得好像有盼头了,女儿快来了,女儿一定会保护自己。

不能说,又走不掉,在等待的僵局里,第三次性侵来得比女儿要早。她努力去够砧板上的刀,“想砍死他”,可是“够不到”,她伸手掐他的脖子,已经掐到了,“想掐死他”,但是没有用。酒后的于免面部通红,一身的蛮劲。她彻底崩溃,说一定会告他,“搞死他”。事后,她“坐在地板上哭”,“我真的哭,哭得要死勒”,她被气得吐了几口血。

那个晚上,她再也没有合过眼。心中所存的侥幸一个个全都落空了——第一次被性侵,她退让,想着不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也许就好了,但是于免来到了她的房间。等待女儿过来保护自己,但就算是消息已经出来了,他还是猖狂地又一次下手。肯定还会有下一次。“这样也是丑,那样也是丑。”她心想。

2月25日上午,项目经理吴怀秋出来,整理铺在小区台阶两边的蛇皮袋。他走下来的时候,陈淑芬正在东门岗亭上白班。不知道鼓了多大勇气,陈淑芬喊出来:“吴经理,吴经理。”她喊了两声,但声音太小了,他听不见。

吴怀秋沿着台阶,一路抖动蛇皮袋上的雨水,一路往上走,从最上面的一个台阶消失了。

她再一次陷入沉默。

点头

保安队内,同时酝酿着另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极其偶然地,成为了这桩隐秘性侵案的出口。

2023年,项目经理吴怀秋就想过要换掉于免,但怎么都“换不掉”。

他说,于免这两年不负责任,开会讲的事情都不去落实,甚至从去年年底开始,天天在宿舍里喝酒。但当吴怀秋把情况上报给公司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是,“暂时不动”。至于为何不能动,他也没法解释,只说,可能公司有公司的考虑。

在性侵案发前半年,于免的妻子曾和小区食堂做饭的阿姨打架,闹到了派出所,导致于免和食堂阿姨都被开除。但有员工证实,事后不久,于免又回到了保安队,且仍然担任队长。

该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才53岁,在公司做了10年了,找到一个53岁的人不容易”。

从公司层面表现出来的对于免的纵容,使得保安队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胡明诚是队内唯一敢跟于免互相拍桌子的人,从他2022年夏天入职以来,双方吵了无数场架。直到今年2月25日的午后,矛盾到达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同一天,凌晨遭遇第三次性侵的陈淑芬感受到自己心里再也“背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刘芸说,“我妈已经崩溃了当时”。

她的崩溃似乎终于吓到了于免。当天晚上,他试图给她送去涂抹伤口的膏药,但她拿起膏药就往他身上扔,一边咒骂一边说:“我不要你的!”上午10点左右,于免在微信上发红包给她,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临近中午,他买了橘子想送给她两个,在东门岗亭,陈淑芬把橘子朝他砸去。她还举起手机对着地上滚落的橘子录视频,像在凝视一种极其肮脏的东西。

第三次性侵后,于免给陈淑芬发来红包,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 /受访者供图

求助吴怀秋的努力落空后,陈淑芬在长达半天的时间里都没有继续求救。

她认生,语言不通,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谁。直到当天下午,胡明诚执笔写下一封长达三页的举报信,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于免的所作所为,由王师傅出面去找其他保安签字。陈淑芬不识字,当这三页纸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知道,这是用来“搞于免的”。

原来不仅只有自己在恨他。漫长的忍耐后,陈淑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有人撑腰”。一直以来于免用来加剧她保持沉默的权力结构,在这次意外的汇合里破碎了。

她对王师傅说,昨天夜里,宿舍里进了贼。王师傅问,是哪个?她说,是矮子。

下午6点,胡明诚在监控室接到王师傅打来的电话,他听见王师傅在电话那头说:“联名信不用写了,陈淑芬被于免强奸了。”

胡明诚的直觉告诉他,陈淑芬肯定没有说谎。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在食堂吃饭,他留意到陈淑芬身上发生的变化。刚来上班的时候,她还常常和他们打招呼,到后来,她变得不再高兴,吃饭板着个脸。胡明诚曾对王师傅说,“这个老太太有点怪,怎么不做声呢?”当王师傅带着陈淑芬来到监控室的时候,胡明诚发觉她浑身发抖,讲话结结巴巴,一直说“怕”。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说过一嘴,胡明诚是个好人。胡明诚会在陈淑芬上晚班的时候跟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出于“同情受害者”,他顶住压力跟我们见面。哪怕捱到了深夜,也还是要陪所有记者把采访做完,因为“不愿失信于人”。

当天傍晚,在陈淑芬的丈夫和儿女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胡明诚决定和王师傅一起,带她去派出所报案。面对瑟缩的老人,他安慰她:“21世纪了,是法治社会,你不要怕。”但陈淑芬没有讲出实情。66岁,她第一次去警察局,甚至害怕警察抓捕的会是她自己。旁边的胡明诚急坏了,急到在报案的时候,受到警察的警告:“你不要说,让她自己说,你在诱导她。”

当时问话的是个年轻的男警察,她好不容易开口告诉对方,于免把她的下体抓烂了,对方要她拍个照,但她不好意思拍,最后,只说被脱了裤子,被按在床上,没有说出后续的情况。

联名信的出现,让庇护于免的隐形条件产生裂缝,然而耻感依然围困着老人,这正是于免的隐秘武器。

在报警期间,于免和他的妻子先后来到派出所。在陈淑芬记忆里,于免走进询问室后,第一时间就朝她跪下,磕了三个头,求她:“陈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喊你娘要得不?你不要说了。”陈淑芬气极了,直接当着所有人骂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就一脚把你踹到河里淹死。”

紧接着,他妻子也来了。陈淑芬说,在派出所,他妻子从包里翻出像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到处撒,说要死在这里。女人用很脏的话骂她,说陈淑芬年纪这么大了,还勾引别人老公,扬言要打死她。家人不在身边,胡明诚和王师傅也不能进来,她独自面对这对夫妻,更加不敢讲话。“吓傻了,吓得不敢说。”

胡明诚记得,那天于免的妻子被三位警察架住,倒着才拖出询问室。

晚上10点10分,在老家吊丧的儿子刘志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说刚从派出所报完案出来,认不得路,不知道自己要去睡在哪里。在这通仅持续了61秒的电话里,母亲首次向儿女揭开她伤痕的一角。刘志记得她说,“于免这个畜生,昨天晚上进了我的房间”。

胡明诚和王师傅是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找到她的,天色昏黑,长沙下大雨,老太太全身都湿透了。那天,由于陈淑芬的隐瞒,派出所按所能掌握的信息将这起案件定性为猥亵。

她开不了口,再次往回紧缩。这是排除职场这个条件后,老年女性性侵案常常出现的死结,没有子女的介入,性侵她们几乎不会被发现,而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产生任何代价。

第二天,刘志早饭都没吃,带着姐姐、妹妹和父亲赶回长沙。为了瞒住父亲,刘志让妹妹刘芸单独去找母亲询问情况。而陈淑芬没有开口,母女面对面,长时间地枯坐。

刘芸耐心安慰她,不是她的错,但话都说尽了,陈淑芬就是沉默。直到她说:“妈妈,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女孩子占多数,本身女性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你懂弱势是什么意思不?受欺负的都是女的。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你看,这个小区里面这么多小孩子,不管是年轻的老的,如果大家受到了这种侵犯都不说,这个畜生是不是会更加肆无忌惮?他也受不到任何的制裁,只惯着他一味地嚣张。”

老太太不识字,根本分辨不了“强奸”和“猥亵”,因为报案需要签名,在公安局,她才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女儿这番话,撬动了她心里最底部的情感。“我要是不讲出来,害了我都是小事,还要害别人。要讲出来,丑死了都要讲出来。”

最关键的问题,刘芸措辞了好久,问她:“那个人有没有做爸爸对你做过的事情?”

陈淑芬点头。一个半月里所有怪异的碎片,在此刻凝聚起来。

刘芸终于知道在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白发迅速爬上她的头顶,腰背突然变得佝偻。“我能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反反复复在折磨她。之前她最喜欢跟我们讲,人低头了火焰就低,要我们抬头挺胸。她从来不会塌腰驼背走路。但(那段时间)我特意提醒我妈妈,你脖子这里挺不直还是怎么的?她说,有这么回事吗?完全没意识地就塌了。”

为了瞒住父亲,兄妹谎称于免只是对母亲“动手动脚”。他们不敢告诉他真相。仅仅是听说于免“摸了”“抱了”母亲,年近七旬的父亲就“炸了”,差点冲出去杀人。

没有家人能在这件事情里保持理智,哪怕是自称最为冷静的刘志,也被愤怒支配。得知实情后,他前往枫雅名苑小区的保安队宿舍,使劲地踹于免的门。门没踹开,他从父母所在的房间翻窗出去,进入了于免的房间。后来他庆幸房间里没人,否则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重新去报案的路上,刘志和刘芸偶遇于免夫妇,刘志克制住自己,走近他,用手指敲了两下于免的手臂,对他说,“你做好准备,把屁股洗干净,3到10年的刑期。”

他听到于免深深地叹了口气。

惊颤

2月27日,陈淑芬重新报案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将于免案立为刑事案件。当天下午,警察出动,抓捕于免。

2月27日,于免(化名)案被立为刑事案件 /受访者供图

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开始策划逃跑,先是从枫雅名苑正门出去后右转,拐入一片安置小区内部,随后走进一家超市的正门,取走提前寄存的行李。刘志在正门蹲守了一会儿,没见他出来,赶紧绕到后门去,才截住了他。

陈淑芬的恐惧终于得以退散。第一次报警后,于免回到宿舍,对大家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此后一天多时间里一直游荡在外。陈淑芬害怕他真的找来杀了她。

4月3日,陈淑芬收到公安机关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已被决定逮捕”。代理此案的朱丹律师解释,“批捕就意味着检察院认可公安在侦查阶段提交的证据确凿,已经可以认定基本事实”。

刘芸把消息念给母亲听。她说,妈妈,你放心,于免被抓了。老人听闻,没有流露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在枫雅名苑小区附近,于免被抓捕 /受访者供图

但是事情并没有在最高点结束,而是迅速下坠。于免的性侵罪行被坐实的同时,作为受害者的陈淑芬和家人,开始为他们的勇敢付出代价。

这桩发生在职场的性侵案被揭露后,育天公司的领导们从始至终没有对受害者给予过一句慰问。在刘芸第一时间打给公司的电话里,副总经理谢伟说,“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被卷入,有天他收到短信,“由于公司优化人员,现对你做辞退处理”。陈淑芬本人被“冷处理”,公司默认她已不再是内部员工。育天公司董事长黄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本不存在辞退,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临时工,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这种临时工过来干一个月、半年就走的情况,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

作为受害者女儿的刘芸,先是被通知调岗到离家30里外的小区工作,后又因拒绝调配未能按时到岗而被彻底开除。公司下发的《到岗通知书》上写着,“视为你主动离职”。

育天公司通知刘芸“主动离职”的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在被辞退三天后,刘芸再次收到公司发来的《工作联系函》,称刘芸“利用职务便利,将我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金额达10万元以上……涉嫌触犯职务侵占罪”。跟刘芸同在育天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吴怀秋听闻这个消息,笑出了声:“那不可能。一个项目一年才多少钱?你才搞了几年?你贪污10万,那公司是个傻子,看不出来?”

在16年的律师生涯中,朱丹从来没有经手过这样的案件,受害人已经受害,还被开除,家属甚至被反控职务犯罪。

他的气愤,一路渗透到他为刘芸代笔的,给公司的回复信中:“在性侵案件发生以后,我作为受害人家属,屡次被你司恶意针对。首先是无缘无故地要求我休长假,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要求我进行调岗,再然后停缴我的社保,最后发来《工作联系函》对我进行恐吓。在此,我郑重告知你司:我不会屈服于这些鬼蜮伎俩之下。”

原本,他是以受害人的代理人身份参与到性侵的刑事案件中去,但育天公司的行为促使他调转矛头,开始追究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这是职场性骚扰。作为单位来讲,你没有预防,没有保护,反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还助长风气,迫害当事人。我追究的是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了这方面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2020 年妇女节,湖南省正式施行了《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维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朱丹和陈淑芬一家人来说,目前最困难的地方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单位应尽的预防和保护责任做出一些细化的、详细的规定,只是强调它应该有这方面的措施。“到了一个空白地带,漏洞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是空白。”朱丹回答。

随着律师和媒体的介入,育天公司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一开始由良知驱使着接受采访的知情者们,挨个切断了和记者的联系。4月召开紧急会议时,所有参会的员工都被没收了手机。只有几个好心的同事,在会议结束后给刘芸打来电话,告知她,黄长说她母亲前两次是自愿的。

谣言是一条人为制造出来的污浊河流,灌进了陈淑芬和刘芸的生活。身为女儿的刘芸出离愤怒,少见地骂脏话,说如果见到黄长,就想过去扇死他。她焦虑地接听和拨打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话筒大声地说:“我跟你讲,任何人侮辱我可以,不要说我的父母。你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上来一顿喷粪,你这什么意思?”

在连轴转的接受采访和取证过程中,刘芸时常顾不上吃饭,会因低血糖而发生晕眩。哥哥姐姐试图劝她,也要保护好自己,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但她固执地咬着一条条线索前进,要去坐实于免犯罪过程中的蓄谋和恶意,取得新发现的时候,她会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坐车,因为没有规律吃饭和长期的疲惫,她在下车后背过身去,扶着一棵树呕吐。

她问自己,如果不让父母来到长沙生活,是不是妈妈就能从悲剧中得以幸免?

4月15日傍晚,我们见到了陈淑芬,为避开人流,采访在乡间的小路边开启。行道上爬满尘土和野草,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想让别人坐得干净些,而她自己则是无所谓。她一直都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用扁担挑着麻,和丈夫一起,把哪怕是最小的女儿也送上了大学。

她矮小,有些佝偻,脸上长有皱纹,从事保安工作,几乎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剥去了常见性侵新闻里被重点讨论的“年轻”“性感”这些外置条件,发生在陈淑芬身上的一切显示,性侵的本质是暴力,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

吴怀秋说,于免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开会的时候吼他一句,他就不作声了。他身高只有1米5左右,被保安队同事起了一个绰号,叫“矮子”。但是当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足以让陈淑芬在权力结构里保持缄默,使他敢于对她进行连续三次性侵。

事情过去近两个月,陈淑芬仍然不敢直接说于免的名字。讲述经历的两个半小时里,她反复发生四五次惊颤,往往是肩背突然耸起,浑身僵住两三秒,然后才慢慢舒缓下来。她流着眼泪,想要讲述,她说伤口好痛,小便的时候也好痛。仿佛把痛苦说出来,记忆里的痛感才会离她远一些。“不能和别人说,不能和子女说。”她说。“平时我没哭出来,心里天天哭嘞。”重复了好几次。

作为儿子,刘志在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会选择主动回避。而刘芸,可能是整件事情里最悔恨的人,对于母亲的痛苦,她会产生一种类似于被锐器刺痛才会出现的退避反应。她难以直面母亲肋骨处的伤痕,也在母亲回忆被侵犯的具体细节途中要求打住。在采访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每次被侵犯后都想过一死了之,想到子女才忍了回去。那几秒,她像个小孩子一样脆弱地哭了。 

他们并非不愿了解,而是不敢了解,日夜在自责中苦熬。采访结束的那天夜里,送母亲回家后,刘芸瘫坐在车后座上,她轻声说:“好的,是知道了真相,不好的,也是知道了真相。”一直想保护母亲,不想让她受到二次伤害,但所有的一切,似乎把陈淑芬变成了一座新的孤岛。

她瞥见过那种从母亲身体里溢出的痛苦。

第二次报警之后,有一天大家一起在家吃早饭,刘芸看到母亲给父亲把筷子、碗都准备得好好的,连饭也都盛好,只等他过来吃。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他觉得开心,但也意识到了反常,对陈淑芬说:“我又不是耐不活(做不了)。”陈淑芬没有说话。

是刘芸接了,她说:“妈妈对你好还要不得啊。”这件事情,她记得好清楚。

这些没有留在身体上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它们会愈合,会结痂,但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朱丹、黄长、谢伟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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