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唐代以前单字名较多，而之后两字名就逐渐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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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chenqin​ 发表

在量化历史研究中，我们会用到许多原本看起来与历史文本无关的变量，比如小冰期的开始和结束影响朝代变更、玉米和红薯的种植带来的人口变化、劳动力的稀缺与工业革命等。在回答了「根据某网站统计，重名前五位的人，大部分都是 80 后，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后，我突然发现，名长度其实也是一个可以用在量化历史研究中的有趣变量。

首先来看一下历朝历代史书中的姓名情况。

上表来自张书岩的《单双名问题考察》，他将二十五史中出现的所有姓名进行了分类。首先可以看到，中国的单名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东汉、三国与两晋时期，几乎所有该时期的人物都是单名。在两晋之后，双名率突然上升。单名比例在而后的一千多年中围绕着 50% 进行波动，而在清朝时下降到了 25%。

东汉时的单名率突然上升，以及两晋后单名率的再次下降，历史学界对此有这样的解释：

汉晋时期，单名所以流行，一是因为在严格的避讳礼制的约束下， 二名「因其难讳」之故也；二是由于汉末王莽曾有「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之制以及附会古礼「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的说法，通过「复二名」表示对其政敌惩罚的举措，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有「后汉无复名者」之说。
然魏晋南北朝大动荡时期，传统的礼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宪章礼乐，寂灭无闻。」政权更迭，讳礼难从。尤其是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对中原传统的文化制度和习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命名方面，他们仍保留本民族的名字而不用单名，或是虽采用汉姓而仍用本民族的复名，由此，造成了这一时期复名逐渐增多。正如沈德符所言：单名「至魏晋后，渐不复然。至五胡盗中原，胡名遂用三四字者」。

上文摘自闫廷亮的《唐人姓名研究》。在隋唐之后，由于修谱风气的兴起、人口膨胀导致重名增多、对审美的要求等原因，双名比例稳定在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东汉、三国与两晋时期史书中几乎没有双名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

但是，单名、双名的变动并不仅仅出现在王莽篡汉到南北朝的几百年中，中国的单双名比例，一直在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动变化。使用《中国历代任务传记资料库》数据，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单双名变化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数据包括中国历朝历代 36 万个历史人物的资料，如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点等。该数据库现主要包括唐朝至清朝的历代人物索引、生卒年表、墓志铭、正史与方志列传等。根据该数据，我们首先可以画出每个年份出生人物的平均姓名长度：

一张奇怪的散点图出现在眼前。平均名长度在唐初显著上升，第一次转折发生在 690 年，随后平均名长度一直下降至 792 年后再次掉头上升，并在未来的数百年中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趋势。

1200 年，平均名长度再次急速上升。到 1340 年，区区 140 年中，单名人数由原本的 50% 下降至不到 20%。

接下来，中国的平均名长度经历了整个历史上最诡异的变化——先是像乘坐过山车那样直冲而下，平均名长度至 1500 年下降到了 1.2 以下，这意味着单名人数在这 160 年内从 20% 以下上升至 80% 以上。这还没完，又 140 年过去，单名人数乘坐同一辆过山车逆流而上，1640 年左右，中国的单名人数比例再次下降至 10% 左右。下表左边 2 列和右边 2 列分别表示 1502 年与 1610 年进士一甲与二甲前四十名，其单名和双名的对比，一目了然——前者有 9 个双名，占 22.5%，而后者却有 33 个双名，占 82.5%。

紧随这次剧烈波动的是一次较小的波动。平均名长度从 1640 年的 1.9 下降到 1730 年的 1.7，又重新上升，在 1910 年回到了 1.9 左右。

上图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名长度不仅在朝代间具有很大差异，在一个朝代内部仍然存在剧烈波动。这些波动可能来自几个方面。

一，人名的来源资料不同造成的波动

魏斌在《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中写道，即便是史书中单名大行其道的东汉和三国时期，底层居民仍然存在大量双名。在王莽颁发「去二名」诏书 70 多年后，
章帝建初二年的《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中共出现 24 个人名，分属于 6 个姓，单名、双名者各有 12 人。

因此，是否有可能是姓名的来源文献的变更造成了名长度变化？例如某些年份的姓名来自上层人士，而另一些年份全部来自底层人士呢？
检查名长度变化的波谷与波峰——1500 年和 1640 年——的所有姓名来源后可以发现，这两个年度的姓名都有 90% 以上来自当年的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总录以及科序齿录，是一个人群的稳定样本。因此，来源资料的变动不太会是原因。

二，人名来源籍贯不同造成的波动

第二种造成名长度变化的可能是个人的出生地不同。就 1500 年和 1640 年的姓名来源来说，即便都是进士，他们也可能存在时而集中于南方，时而集中于北方的可能。而一般来说东南地区的名长度可能要高于北方地区。为了检查这种现象，我们首先搜集了从 1500 年到 1640 年每一个人名的籍贯，并计算其经纬度，最后将 1500 年至 1640 年的人口每隔十年计算一个「当年平均经纬度」，来反映当年的进士的来源地的大致情况。

可以看到，从 1500 年至 1640 年，数据中姓名来源地的平均经纬度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 1600 年以前，姓名来源地的平均经纬度全部集中在武汉周边的一小块区域中，而这一百年间的平均名长度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来源地的移动，也不太会是原因。

如果这些姓名的来源地和社会阶层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平均名长度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原因会是什么呢？不妨将平均名长度首先移动平均平滑，再按照朝代分开，可得下图：

从上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除了持续时间仅有 100 年的元朝以外，其他四个王朝结束时，他的平均名长度总是处在上升阶段的。

尤为有趣的是明清两朝，他们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平均名长度在王朝初期出现大幅度下降，随后触底，再反弹。而当平均名长度反弹至王朝开始时的高度时，这个王朝就结束了。

我们不妨再次引用我在根据某网站统计，重名前五位的人，大部分都是 80 后，这是为什么？ - chenqin 的回答中关于建国后平均名长度的变化：

不难发现，建国后的平均名长度的确经过了快速下降与 90 年代的触底，现在正在反弹的过程中，但仍然距离建国初期的水平很远。平均名长度和王朝的更替，再次产生了联系，其规律与明清时期如出一辙。

无论是人口、政策还是审美等之前文献考虑的因素，都不能很好的解释王朝更替时平均名长度先降后升的异常波动。有什么因素会在王朝开始和结束时保持一致，唯有在王朝中前期时处于低位呢？

似乎可以说，影响平均名长度的，还应当有一项神秘的因素。这项因素可能在影响平均名长度的同时还对国家的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还没有理解。

注：本文首发《澎湃新闻》，知乎版本略有增加。

知乎用户 卧看游丝 发表

谢邀… 爪机排版渣，旅游中无法查资料… 全凭记忆…
古代… 主要是汉代以及以前，讲究的是双名非礼。（当然不是一个双名的也没，只不过很罕见）就是名是一个字的，字才能两个字。士大夫取名字一般都按照这个规律。而且两个字要避讳也困难，虽然后来说可以只避一个，但父母君王的讳，一般都两个字一起避的… 比如坑爹的李世民，这两个字太普遍了，把人活生生避死。观世音都避讳成了观音。文献里的 “民” 统一写成“人”，民部避成户部。………………………………………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由于特殊信仰的关系，之，道，灵等字入名，且不用避讳… 士族开始大量取双名… 这应该是一个契机，打破双名非礼的传统。以后取双名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不局限这几个字，也多半与信仰无关。……………………………………
后来家族聚居越来越频繁，民间也纷纷聚族而居。排辈分开始有必要。如果只有两个字的话，辈分没法排，所以明清以后，基本都是三个字的名了。

知乎用户 萧楚白​ 发表

单名盛行的确是从王莽新朝开始的——但是双名复兴却不是一个事件造成的，而是草根逆袭造成的。

其实在王莽新朝之前，双名虽然是平民用的，但是上层取双名也是可以的，比如刘如意、刘弗陵。
但是王莽之后，双名就被视为贱名了，在女性那不算——基本上有点出身的人都不肯用双名的，三国志里出现的双名如戏志才，就是贱名，事迹多不载。

此外如郭攸之的名字，这是信奉五斗米教的象征——类似的有王羲之王坦之等等。

那么双名为什么又杀回来了呢？

在整个晋朝几乎没有士大夫是双名的，五胡的人不算，北府军中有一位孙无终，算是双名中比较出名的，是底层出身。

到了南朝还有萧道成，谢灵运，刘义隆等等，这时候贵族们取双名也无妨了。

但是自从南北朝以后，双名的概率就提升了——因为老百姓翻身了，平民之中出现了不少的人走入了上层社会，虽然这个时候单名仍然是贵族社会的主旋律，但是双名也趁着乱世渐渐火了。

再后来，双名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尊严，不再被视为贱名了！

所以，双名的崛起，几乎可以说是草根阶层的逆袭。
——以上仅仅从社会层级方面讨论，欢迎补充。

知乎用户 新水令 发表

题主有一点说了不确，明人并非大部分是双字名，明代有相当一段时间盛行单字名，后来又有很长时间盛行双字名，在明代内部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很多读过明代史料文献的人对此都会有印象吧？

知乎用户 洒家特地来消遣你 发表

先秦的《礼记 · 曲礼》规定 “二名不偏讳”，意思是说：如果两字为名，只讳言其一字，另一字可以不讳。随着避讳制度的渐趋严密，“二字不偏讳” 也成非礼了，不如起个单名，大家方便：“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
王莽崇古，更是把这一习惯彻底固化了。他的一个孙子王宗畏罪自尽，被改回原名王会宗以示惩戒。至此 “不二名” 成为上层人士取名的惯例。
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

知乎用户 孙泊川 发表

我自己是双字名。起这个名字除了防止重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中间名是家族的辈分。相信大家应该都能明白。三字名很多都是这样起的。姓➕辈分➕名。在我老家的村子里。只要你说出名字中间那个字大家就知道彼此的关系了。隶属哪个分支。相互怎么称呼。所以我经常要叫一些小孩子叔叔。也有叫老人哥哥的时候。感觉如果社会稳定大家就开始趋近于大家族发展。大家族再联姻生成更大家族。应该也有这方面原因吧。

知乎用户 王政 发表

我赞同排名第一的答主的答案。
下面是我对其中规律的思考。

双名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标记家族行辈。对于从史书上来的人名，双名增多正是家族势力瓜分国家的现象使然。

众人以为王朝的消亡是皇帝昏庸？呵呵…

吃晚饭去了。

对了，建国以来的情况和古代有明显区别，请各位不要举报。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古代有身份的人基本上除了名，还有字，例如：司马迁，字子长；李白，字太白
在《这个历史很靠谱》里面有这么一段：在中国古代，你叫人家的名，跟骂人一样，只能叫他的字。你看咱们这些电视剧里，叫谭嗣同为嗣同兄。这样嗣同兄非抽你不可。你这么叫，你挖人祖坟不是？《走向共和》里李鸿章那么大岁数，见了梁启超，也是 “卓如啊” 而不是“启超啊”。马超给蜀国皇帝上书，孟德杀我全家百余口，他杀了你一百多口，你还得叫他孟德，要不然证明你这个人没文化。公瑾如何如何，孔明如何如何，你不能说诸葛亮怎么着，周瑜怎么着，那不行。名是自称，别人不能叫，只有皇帝是可以叫你名的，并且参见皇帝也必须要自报其名的。而萧何见驾可以不报名，只要说臣见驾就完了，不用说臣萧何见驾。这也是特权之一。

知乎用户 萝魏紫​ 发表

这个问题下面的高票回答充分告诉我们，在知乎，东西对不对不重要，关键要

1，长

2，有图

3，和无关紧要不搭嘎的奇怪的经济学关联起来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长图，点阵，这个问题的答案狠简单。

王莽

王莽有法令去二名，就是只能用单字。后来习惯下来了。

知乎用户 苏澈 发表

这几年四字名多了起来。。

知乎用户 吴升 发表

王朝发展，逐渐各个方面趋于稳定，于是文教也开始兴起，在名字影响未来的思想下越是文化发展起名越复杂，越有意义，自然越长。比如在我老家浙江，吴越之地文风鼎盛，姓名复杂而且都是在古籍中摘出来的。。。至于现居陕西，当地起名各种随意，一个字随便糊弄。。。吉利就成。。。

知乎用户 张延宽 发表

这就好比 IPV4 和 IPV6……

知乎用户 白若冰 发表

让我来回答！让我来回答！！首先，十分赞同第一的答案！！http://www.zhihu.com/question/26249823/answer/3246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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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古人的名字，也不尽然都是两个字，但至少这里的古人是指在新朝到南北朝这段时间（不具体）的古人是这个现象。而且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 “两字 " 居多，这种说法不对，应该是单字名。如：诸葛亮，姓诸葛，单字亮。淳于琼，姓淳于，单字名琼。
在说说原因吧：有一种说法，古代分名为名和字两部分，名一般是不多叫的仅仅出现在正式的书面中，至少在汉文化昌盛的时期，人与人之间还是互称字不称名。所以名仅仅是个象征，真正富有含义的还是字。如：云长，孟德，翼德，玄德。（不重了吧？）所以，名并不是能代表一个人称呼的唯一度量，也就不会那么强调区分。
又有一种说法：新朝 - 两晋南北朝之间风行单字名，说来这个新朝就不得不说到一个穿越皇帝 — 王莽。当时他崇尚复古儒术，每个细节都要经过他的改革，包括地名，人名。古人以单字名为尊为贵（先秦除外，那个时期的姓名需要另说）。举个栗子：王莽有个孙子想篡权，貌似叫王宗（请自行百度），他行为败露后自杀，于是作为爷爷的王莽就把这个罪人的名字改回为曾经的王复宗。所以给了百姓一个信号，双字名不尊贵，与犯人的格式一样岂不是不好么？于是百姓也就习惯了单字名了。
还有一种说法：古人实际上除某些特殊时期（明代以前）是单字 双字名都用的，尤其是皇家贵族，皆以单名, 如汉家的一大堆皇帝，刘弗陵后来叫刘陵，刘病己叫刘询。一来是单名比较高贵的不成文规定，而来是为了避讳，如果你起个双字名儿岂不增加了犯名讳的概率？

先说一点点，回来补充~
当然欢迎各位专家喷我！

知乎用户 西逝之风 发表

不请自来。

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据统计，《后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中单名的比例高达 98% 和 99%，而《隋书》和两《唐书》中的比例却降到了 59% 和 43%，有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跟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社会、宗教、宗族都有关系。

一、避讳与汉晋的单名传统

在中国古代，名和字是两个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在称呼时有严格的规则。《礼记 · 檀弓》记载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意思是士人在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要使用不同的称呼，幼年称 “名”，行冠礼之后称“字”，五十岁以后称“行第”，死后称“谥号”。行冠礼代表着成年，要由父母或长辈赐予“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后除了国君、父母、长辈等以外，其他人要称呼其“字” 以表示尊敬。古人的名与字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比如《三国志》记载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羽指 “羽人”，是汉代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仙人信仰，其核心就是长生，其后所改的“云长” 同样与此有关；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取自《周易》的“鸿渐于陆，羽可用为仪”。

汉代的羽人

士人成年之后，名对其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用来确认交往双方的地位尊卑高下，另一方面也与人的安全、命运有密切关系。比如春秋以来的 “策名委质” 之礼，就是将自己的名写到国君的载书之上，来表明君臣关系的确定；先秦盛行的巫术，则要以木刻为人像，写名于上来进行诅咒，人名在其中起到代表被诅者媒介的作用。对名的重视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人们常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概念上的联系，还有实在的物质联系，因此巫术可以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上其他部分一样，来为害于人。日本治愈系动漫《夏目友人帐》中还保存着这样的文化现象，夏目贵志就是从祖母那里得到了一本记录着很多妖怪名字的“友人帐”，而将名字还给妖怪则是解除契约的唯一方式。

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很早就产生了避讳制度，凡君主和尊长的名均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加以回避，这也使先秦时期在起名时就有很多的要求。《左传》记载申繻为桓公之子起名时强调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因为 “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生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先秦时期的人口还比较少，且仅避死讳（死后方避其名讳），不会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单双字之名都很常见，比如齐桓公名小白，晋文公名重耳，郑庄公名寤生等。

秦代开始避生人名讳，比如秦始皇名嬴政，故讳 “政、正”，称“正月” 为“端月”。两汉以来避讳制度越来越严格，不仅帝王名讳有专门的用字，比如高祖刘邦“讳邦之字曰国”，武帝刘彻“讳彻之字曰通”，而且避讳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包括了皇族和外戚之讳。这导致需要回避和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汉律中又有触犯讳法的规定，引发了实际生活的种种混乱。汉宣帝曾经因此下诏：“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下令免除百姓之罪。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两汉以来的皇帝大多采用单名，以减少所讳之字，比如汉昭帝一开始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就是“以二名难讳故”。士人等精英阶层在帝王名讳之外还需要避父祖等家讳，因此单名很快形成一种文化习惯，风靡全国。

除了避讳这种实际考虑，汉武帝之后儒学的理念也渗透到了人名的选择上。两汉时期占据经学主流的《公羊传》中有 “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 的说法，这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们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时空穿越者 · 理想改革家 · 新朝皇帝王莽，就是严格遵循儒家古礼的典型。他在即位之后大搞复古改革，除了改易官名、地名、国名外，还颁布 “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的诏书，甚至还劝说匈奴单于改为单名。史称“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遵从了王莽的改制。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单名观念，姓、单名、字所构成的人名成为此时期的官吏、儒生一般的制名习惯。

时空穿越者王莽

二、东晋以后双名的兴起

汉晋时期流行数百年的单名传统，在东晋以后开始发生改变，双名逐渐增多，并与单名呈并驾齐驱之势。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宗教和民间风俗的影响。汉末的 “黄巾之乱” 和西晋的 “五胡乱华” 破坏了两汉以来的儒学传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开始引领潮流。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尝试冲破礼教的限制，追求自由平等。同时，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逐渐增大，除了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也影响了汉晋的制名习惯 。

东晋后期社会上层兴起的双名中，“单名 + 之”是一种常见的姓名构成方式。比如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 的陈庆之，南朝数学家祖冲之，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画家顾恺之等。最为典型的是 “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的家族。王羲之属于琅琊王氏，是侨居南朝的北方大族，与其平辈的六世有晏之、允之、颐之、胡之等；七世有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八世有陋之、裕之、静之、镇之等；九世有悦之、标之、唯之等；十世有秀之、延之、舆之。

“之” 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只是一个虚词，没有实质性的字义。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 进入名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天师道的前身是汉末张陵所创建的 “五斗米道”，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播，后来在谦之和陆修静改造后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步普及。根据史籍的记载，琅琊王氏 “世奉五斗米道”，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尤其虔诚。他任会稽内史时，恰逢孙恩之乱，当叛军包围会稽城时，他不仅不派兵防守，还笃定地祈祷天师相助，最后城破身亡，死的不明不白。

除了 “之” 字，同样带有宗教性质的 “道”、“昙”、“灵”、“僧” 等虚字也大量成为人名的用字。比如南朝书法家王询的孙子辈有僧达、僧谦、僧绰、僧虔，曾孙辈有僧亮、僧衍、僧佑。南北朝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尤其重视避父祖之家讳，但 “之”、“道” 这一类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家族五代中人名带 “之” 字者多达数十人，不仅从姓名中完全看不出辈分，而且父子、祖孙等均“同名不讳”，这也使双名成为一时风尚。

宗教对中国古代人名的影响很大，除了改变单名的传统，很多人名都直接采用宗教中的名号或者术语。北朝人们多以神将为名，比如北魏北地王世子名叫钟葵，元义的本名为夜叉，他的弟弟元罗，本名为罗刹。哪吒父亲托塔李天王的原型李靖，原名李药师，就是源于佛教中的药师佛，后来金庸《射雕英雄传》东邪黄药师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是借鉴了李靖的本名；太宗李世民的哥哥隐太子李建成，小名为毗沙门，是佛教中四方位天王之一的 “北方天王”，在中国内地多以战神的面貌出现。

除了宗教，双名的兴起还受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汉晋时期许多底层民众既无冠礼也没有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以名相称。民间所起的人名不求典雅，多带俚俗色彩，又因语言习惯常以双字出现，所以在单名流行的汉晋时期下层也有许多双名者。上层的士族虽然有单字的雅名，但同样也有非常随意的小名，比如曹操小名阿瞒，刘禅小名阿斗。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小名也颇有民间色彩，西晋齐王司马攸小名为 “桃符”，司马昭非常喜欢他，常称呼他的小字“此桃符座也”；辛弃疾的名句“人道寄奴曾住” 中的寄奴，就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此外梁武帝萧衍小名为“练儿”，他的儿子萧子卿小名“乌熊”，都是俚俗之名。南朝为寒人政权，处于精英和基层之间，经常成为变动阶层，他们的存在使精英阶层受到了民间习惯的影响，逐步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同时，双名相对于单名多出一个字，也能表达更丰富的内涵。比如东晋时期桓豁听闻前秦苻坚国中有谶言“谁谓尔坚石打碎”，于是其子名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等，以应谶言；唐高祖李渊有嫡子四人，分别名为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合其名首字为“建世玄元”，透露出明显的野心。出于表意需求和审美需要，门阀士族人名中的虚词逐渐超出了信仰层面，开始普遍出现，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双名化的进程。

三、谱牒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占据统治地位，高门士族尚门第、重婚娅，他们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和庶族的界限，编撰了大量的公私谱牒。谱牒的修撰讲究世次系统，大宗谱例一线贯通，虽数十代而不绝，而随着宗族人数的扩大，必然有明世次、分经纬的要求。在单名流行的时代，这种要求主要通过排行字，或者共用部首等方式来实现。排行字就是在字中以 “伯仲叔季” 进行排列，一般同父兄弟间用此方式。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时的孙策，字伯符；他的弟弟孙权，字仲谋；三弟孙翊，字叔弼；四弟孙匡，字季佐。还有单名中用同一部首之字来表明辈分的，比如南朝宋沈怀文三子分别名为沈淡、沈渊、沈沖，均为 “氵” 旁。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宗族的规模总是越来越大的，远房宗亲之间相见常常需要排清辈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说，当时的 “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这样大规模的宗族，不管是追寻父祖还是查阅谱牒来排辈都不方便，从人名上来做标志就成为流行的选择。但是偏旁数量有限，而且可供选择的字也有限，随着辈分的增多难免会出现重复，造成混乱。随着民间私修谱牒之风的盛行，很多家族开始以双字来取名，用一个共用字来标识辈分。

隋唐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称呼行第的风尚。行第是同曾祖父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定的，唐代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以行第相称。比如诗仙李白又称李十二，白居易又名白二十二，刘禹锡又名刘十九。杜甫曾经有一首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指的就是李白。唐睿宗执政时期，每次遇到宰相奏事，就问 “曾与太平议否？” 又问 “与三郎议否？” 这里面 “太平” 指的是太平公主，“三郎”指的是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他排行第三。当时正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争权的时期，他曾因为睿宗偏向太平公主，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李隆基排行第三，他是没有四哥的，这里的四哥指的是他的父亲睿宗李旦。李旦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小儿子，排行第四，所以称之为 “四哥”，并没有平辈的意思。宋代还延续了这种风俗，比如欧阳修又称欧九，秦少游又名秦七。宗族中排辈的需要，也进一步推进了双名化的趋势，成为宋代以后按照“字辈谱” 取名的开端。

知乎用户 守心 发表

没有做过相关研究和文献查找，仅是个人看法：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脉为基础的宗族观念特别强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谁是谁的父亲，儿子，兄弟，后代，祖先之类的问题，比如祖上有谁谁比较厉害后代就觉得很荣光，而后生里谁谁比较出挑也常被拿出来炫耀。
那么在一个宗族里，特别是比较大的那些大宗族里，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避免和先人重名和如何标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则问题，产生了大杀器———家谱。
家谱往往按照代数来传承，每一辈人取一个共同的字，然后另一个字自己去取，只要同辈不同名即可，比如同一辈人都叫杨红 X。这样既绝对避免了和祖上先人的不敬，也加强了同辈血亲的标识和联结, 实在是减少了很多取名字的烦恼。在一定人口基数的环境里，如果是两个名字居多，要取一个相对独一无二而又意蕴丰富的名字实在是太难为人。

另外，在秦汉时期，姓基本开始固定，但是那时候的姓氏应该是有挺多的，有的还在以地方为姓氏，姓氏多样性还比较丰富，人口也较少，取单字名还不至于太麻烦。然而随着后期人口发展，大的姓氏族群兴起，单字名就越来越不便利。

并且，一般战乱年代，或者王朝初期，人口少，流动快，聚集大族较少，取名可随意。然而随着王朝进行，同姓聚居地越来越固定，人口量逐渐升高，双字名也就越来越多了。

还有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姓氏被淘汰，有的始终维持在低水平，而有的大姓人口则越来越多，对双字名的好就会很明显。

另外，双字名可以两个字，多加一个字就多一些内涵和美好的祝愿，想来除了多叫一个字不方便，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古人很多人都不直接叫名，多叫字的咯。

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还请麻烦指正，谢谢！

知乎用户 一分流水 发表

感觉是两晋相交之时，对比三国时候突然多起来了，比如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顾恺之等等

知乎用户 许小白 发表

没人考虑上古汉语单个汉字的读音比中古以后的要复杂这件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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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时间上知乎了，补充一点我的脑洞。

上古汉语可能有复辅音，可能有次要音节，可能没有音调，以及其他的原始汉藏语的遗留，使得上古汉语里面可能单个字的类似读音，到了中古以后要用两个字来表述。
比如为啥魏晋的时候很多人叫某某之比如王羲之陈庆之祖冲之，你猜有没有可能是韵尾从以前的单字读音上面脱落，变成了单独的字呢？就像现代汉语翻译外文那样，汉语中不能发出来的韵尾需要补充成单独的汉字。

知乎用户 觉觉 发表

华夏文化中上流社会是有名有字的，一般名是一个字，字是两个字。随着北宋之后华夏文化的沦丧以及华夏精英的消失，一名两字的这个传统文化也随着消失了。
没做过统计，感觉上唐宋之后两字名开始多起来。

知乎用户 城与年 发表

反对数据帝的答案，样本太少且不具有代表性。

知乎用户 starycn yu 发表

难道不是因为人越来越多怕单名重复？

知乎用户 Vyncint 发表

任何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觉得，名长度也应该是与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相关的，至少应该与避讳和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关。
第一，中国王朝的避讳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王朝刚建立的时候，由于立威的需要，执行得会更严格，详细例子可以参考朱元璋时代的避讳。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单名的麻烦会比双名要少。
第二，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取名传统都是不喜欢与别人重名的，为此，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都是喜欢双名较于单名的。但王朝交替时，一般都是战乱频繁的，相对稳定时期，人民的文化水平会下滑。
这两个原因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名平均长度在王朝中前期会比王朝中后期短。

知乎用户 唐琪皓 发表

王莽上台后，做过去二名的命令。
之后虽然东汉复辟了，但是双名不光彩的风气缺遗留了下来。

知乎用户 团子 发表

人口增长，名字越长越不容易重名吧。我姓李，当年我爹怕重名太严重，给我起了三字名，加上姓四个字，完全不怕重名什么的了。

知乎用户 李昉 发表

确切地说是晋朝以前。东晋开始以后双字名就多了啊。王羲之，王献之，陈庆之，司马德文，祖冲之，王僧辩，韩擒虎，史万岁。。。太多了吧

知乎用户 Mature Driver 发表

别的不知道，三国里曹操早期谋士有个叫戏志才的，一直因为是双名被人认为出身下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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