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的报道和讨论看社会价值的转型 – N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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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治方式，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曾经努力摆脱的机制，也正是曾经使得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泥潭的机制

……盲目的献身和本能的为善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自由、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本身通过启蒙和教育可以实现的时代即将来临。

——托克维尔 (Alexis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Dela Démocratieen Amérique)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 疫情刚刚成为全国热点的 1 月下旬，一篇题为《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的旧文章再度在微信流传，作者陈季冰在其中写道，传统媒体的衰败、自媒体的碎片化以及公众的漫不经心，使得真正重要的、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愈来愈难以生产，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

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佐证了这位作者的判断，而政府日益严格的管控对媒体来说则更是雪上加霜；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很难想象会有那么一天，媒体的严肃报道和高度关注的公众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从而重塑人们对新闻业、对负责任的公众的信心。

然而，就在该文重新流行的这段日子，事情似乎有了骤然的改变。从 1 月中下旬开始，由武汉发端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近几个月以来，几乎独占了民众的注意力——即使是篮球巨星科比 (Kobe Bryant) 的遇难也不曾让人分心。与此同时，「真正的新闻」复活了，《财新》周刊、《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以出色的现场报道，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在阅读、转发之余，既为报道里人物的不幸命运而悲伤，也跟随着记者的调查而努力拼出完整的时间线和责任归属。

1960 年代的越战曾被美国人称作「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the first television war)，即时的电视报道第一次把战争的恐怖带入了每个家庭，使千千万万美国人对战争有了切身的感受。今天对我们而言，同样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次成为了一场「网络直播」的灾难。灾难的具体细节、受害者和救助者的音容笑貌第一次即时地、持续地展现在普通中国人的面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人们一下子感觉到自己和那些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勇敢付出的人之间没有了距离；很多人加入救助的队伍，更多的人则投入了就此展开的公共讨论中，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哀痛，批评官僚的迟缓塞责，其中既有学者、作家、诗人、企业家、网络名人，也有无数普通人。近几年公共生活的沉闷、虚假，似乎在一瞬间被一扫而空。

对于社会的自我教育和进步而言，一次敞开的公共讨论胜过一摞教科书。正是在这次疫情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媒体报道与公众讨论之间本身可以有一种正向的反馈，看到几十年社会变迁所积淀的新价值在慢慢扩展，展示出它的说服力量。放在当下中国的舆论和政治环境下，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让人看到沉默的外观下一股无声的潜流。

正是有感于这一点，笔者不揣冒昧，在讨论还未完全落幕之际，急切地想把自己观察到的和强烈感觉到的那些新趋向、新价值勾勒出来，阐明它们的意义，希望借此有助于揭示我们从何处来，是何人，到何处去——而这些正是近几年里让我们感到迷惘和焦虑的所在。

一　平民主义视角

久居中国大陆的人士不会注意不到，每当新闻里报道一些不幸或灾难时，往往会对受害者的某种身份特质予以特别强调，比如强调他是大学生甚至名牌大学生，或者是白领，凡女性就写成美女，等等。这似乎在暗示某种社会风尚：不幸本身并不足以打动人，只有借助外在条件的反差才能打动人。于是在 2003 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中，我们看到受害人的大学生身份得到了反复的强调，这在当时对舆论的动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样做未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意无意之间，将社会等级结构留下的烙印带入了对不幸的关注和同情中。

然而，在这次疫情的媒体报道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平民性。苦难不再被分成等级，普通人的不幸同样被有尊严地记录着。疫情中并非没有名流精英去世，但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在读者的反应里，都会痛惜由此造成的损失，而哀悼的心情并未因此有别。同样，电影导演常凯的不幸之所以让人特别铭记，也与他的导演身份无关，而是他的遗言及其家庭遭受的不幸让人难以释怀。

新浪微博网友「玛丽莲梦六」于 2 月 9 日写下的一条微博，是这种平民性的最好见证：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在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隔离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

这位作者如诗句般列出的，几乎都是疫情报道中提到的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可正因为是普通人，对我们的情感产生了更深、更纯粹的冲击，让我们感到这场灾难的无情与严酷，感受到人的无助和脆弱，而我们自己就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身世、职业变得无关紧要。可以说，平民主义视角在这里即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平等观，它反对把生命分出高低贵贱的等级，这一点在这次公共讨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呼应。

平民性不仅体现在苦难的见证中，也体现在志愿行动和救助服务中。这次媒体和网络的抗疫报道，除了医护人员是理所当然的主角外，还把大量的篇幅给予了那些平时并不起眼、甚至受到歧视的行业中人，比如出租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殡葬工，等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搞定金银潭医院护理难题」的快递小哥汪勇，在大年初一将十万只口罩运往疫区武汉的货车司机王慎才，为留守武汉的孕妇提供紧急援助的志愿者海豚及其团队，还有不幸去世的志愿者何辉……不仅武汉媒体和本地人在采访和记述中表达了对他们的由衷感激，远方的读者也同样意识到，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责任心和好心肠，才在艰难时刻维持着濒于崩溃的城市秩序，减缓了灾难对人们的冲击。

平心而论，这样一些人士即使出现在正常时期的媒体报道里，也不会引起我们过多关注。毕竟，通常人们都按阶层和圈子生活，一个外卖员、一个服务员遇到的生活上的烦心事、情感上的苦恼乃至悲伤，自然与知识分子圈、商业精英圈的所思所感距离很远，很难得到共鸣。唯有这次疫情带来的生死考验，忽然之间跨越了阶层的隔阂，构成了共同面对的生活背景，从而让我们愿意关注并理解普通人的感受，看到彼此的息息相关。换言之，我们发现了彼此都是人，而且相互依存。

在这一点上，围绕本次疫情的报导和讨论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它让愈来愈多的人萌生了这样的意识：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那么依赖于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忠于职守，依赖于他们的善良、同情以及特殊时刻的自我奉献。在危机中我们领悟到，这些才是社会运行的基石，而绝非某种政治力量。

至于未来，笔者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将会有两类人：记得今天这一幕的人，以及把这一幕或遗忘或涂上各种油彩的人。

谨以此文献给李文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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