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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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 Girard/Phantom Shanghai

一觉醒来，四月已经过去了。在漫长的等待中，这个四月尚未开始就结束了。这让我对五月已经不抱希望。

年少时读到T.S.艾略特的《荒原》，劈头第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就让我震惊，但也仅止于此，毕竟那会我对它的理解仅限于修辞。虽然看了注释，也多少知道那隐含着神学上死亡与复活的意味，但那对我是隔膜的，因为我当时还太年轻，缺乏相应的生命体验。

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理解这首以晦涩著称的长诗，但在这个四月里，开篇的这句诗忽然又一次在我脑海中浮现——那肯定不是它的原意，而填补上了我自己的经验感知。无数人正在荒原上受苦，而这座城市在受难之后，还不知道何时迎来复活。

这场无情的乌托邦实验向我们证明：那种“岁月静好”的小日子，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每个人被迫中断自己正常的活动，回头去关心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蔓延至各地的“囤货”风潮，就是受上海惊吓的自然反应。那甚至谈不上“捍卫生活”，因为大部分人只是谋求活下去的“生存”，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是一种倒退。

我知道，会有很多人说，这不过是一种矫情和夸大，“忍一忍就过去了”，也看到了涌现的无数段子，但恕我直言，这些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尽管也不乏坚韧，更多时候其实消解了真实的痛苦，甚至失之轻佻。

在繁荣了四十年之后，原本已有一代人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却发现，这座沙滩上的城堡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我们应当为自己迅速适应了这种匮乏、不体面的生活而感到羞愧——当然，这种羞愧可能在匮乏结束之后才会像酒后上头的后劲那样袭来，很多人在当时无暇顾及。

羞愧意味着“我们本来不应该这样”，而这才能唤起其它情感，尼采说过，人们对受苦真正感到愤怒的，不是受苦本身，而是在于没有意义地受苦。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这种生活的残酷性，但他们既不羞愧也不愤怒，因为他们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就都接受了下来：“没办法”。

Greg Girard/Phantom Shanghai

很多人都在受苦，但是否理解这受苦意味着什么，则是另一回事。这并不仅仅只是挨饿、抑郁或“委屈”，而是一种对人本身的压制。曾经还能稍稍舒展的自我，现在都在一场霜冻后坚壁清野。这种无形的斫伤，可能会伴随我们余生。

那是一种广为盛行的生活态度，而能吃苦的结果，是为吃更多苦做好了准备。人们在逼仄的角落里，为了能活下去，默默地把自己蜷缩起来。

像很多人一样，这一个月，我也每天都过着雷同的日子，“从窗子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子也是七步”。当整个城市都寂静下来，网上则是无边无际的喧哗与骚动，在那个虚拟空间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看到人们活着的证明，也看到真实的人们正在死去。

在那么多死者中，我最难忘的是那位公务员钱文雄之死。因为和其他大部分人不同，他不是被动波及，而是主动赴死的——他既不是无法就医，也不是在岗位上累死的，而是在办公室里自缢。考虑到他是丁克家庭，妻子已癌症晚期，情感甚笃，他不可能没想过自己一死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他本来可以不死的。

两年前疫情之初，日本埼玉县一位负责从武汉撤侨的内阁官房职员，因不堪承受广泛指责带来的巨大压力，跳楼自杀；不久，韩国法务部一位防疫官员也跳汉江自杀。如果一个人只管机械地执行命令，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后果，恐怕他是不会自杀的。这就是它为何令人叹惋：在此，自杀正是人性的体现。

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记录、书写，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实际上，这已经开始了。《经济学人》上说，中国网上相关的记录，就像是不断消失的电子墨水（Across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story of the lockdown has been typed out in a kind of disappearing, digital ink）。

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的抹除，也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经历了什么——一个人如何能记得自己不曾看见的事物？何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遗忘往往还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因为人们不愿意随身携带着自己无法消化的痛苦，宁愿将这些过往的幽灵予以清零，假装自己已开始了一段新生活。对软弱者来说，这毕竟情有可原。

前些天就有读者和我说，很失望，上海这么多作家，还不如武汉、西安，为什么都没人写点什么？封城期间最走红的居然是刘畊宏这种老明星的健身，可能他自己都没想过还有这样的第二春。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

当然，这可能也不免道德苛求，就算有人出来写，或许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次的创造力，倒是在录音、歌曲、各种剪辑，以及像阳台音乐会的海报上面。但有朋友和我说，那些民间艺术，是流传不下去的，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想想也是，伤痕文学当年那么轰动，不出几年也就没人记得了——任你当时如何伤痛，过一代人之后看，只觉得是无病呻吟。就像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曾说的：“不同世代的人类心灵是难以相互理解的，就像莱布尼茨的单子，一个紧挨一个却又互不相干。”

我无法料见记忆将如何刻写，但对记忆的争夺已经开始了，爱德华·萨伊德在谈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时曾说：“一部分事实已经遗失。而陈述是我们仅有的一切。”我现在才意识到，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就像对旱灾的记忆一样，这个四月也会在我们的记忆里充当路标，人人都会记得，在荒凉干枯的大地上，旱灾降临时自己经历了什么。那会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地下暗河，在特定的时刻涌起。

在《荒原》的最后，诗人发出了预言：“他就隐身在炼他们的火里”，而

“这些片断我用来支撑我的断垣残壁”。那些断垣残壁，是这个四月给我们留下的遗物，我们借此看见火里的启示。

不论我们怎么想，我们不可能将这段经历的瓦砾清理干净，与此相关的记忆可能会刻在我们的面孔上，哪怕看上去了无痕迹。它会沉积下来，变成矿层，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新生活无法利用的废弃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正是通过对这些矿产的不断挖掘，才重新塑造了对新生活的想象。

多年前，也是一个四月，诗人廖伟棠曾写下这样一句诗：

我歌唱了这寒冷的春天，我歌唱了我们的废墟

……然后我又将沉默不语。

废墟是我们的废墟，但沉默并不是我们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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