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理想主义者会失败，但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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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热播剧《摇滚狂花》里，姚晨饰演了一位摇滚乐队主唱彭莱，她说，这一次，是彻底的「对失败者的全方位塑造」。

彭莱可能是近年来国产剧中出现过的最「不像样」的妈妈。她在年轻时自毁前途，离开当时6岁的女儿远走美国12年，再回国时，想象中的母女温情相认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几乎成为陌生人的母女之间一连串的互相攻击与伤害。

在故事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彭莱酗酒、狂躁、自甘堕落，为了自己的摇滚梦想伤害了身边的所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都不是一个友善的人。但当故事走向结尾，你会意识到她所有的挣扎都是为了与既定的命运抗争。姚晨觉得，彭莱像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一条「丧家之犬」。但在越来越多人在现实中感到挫败与迷茫时，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杵着，即使失败，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也能给很多人带去一份抚慰。

近年来，姚晨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女性角色。《都挺好》中的苏明玉，经历奋斗，却无法脱离原生家庭困境；《找到你》中律师李捷，把女性价值认定为职业价值与社会地位，却为自己的高傲付出沉重代价；《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决定把握自己的爱欲与命运……在这些故事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意味着成为脱离现实处境的爽文大女主，她们依然面对着种种社会身份的桎梏或自身的缺陷，面对无法抵抗的命运。但在困顿与挣扎之后，她们最终渴望实现的是作为人的尊严。

姚晨将之视为一种「不服」的精神。她认为这是当下女性精神内核的共通之处。这一特点在她自己身上也有体现。

近十余年，可能没有哪个演员像姚晨这样，个人的起伏与时代紧密相连。在她身上，有复杂，有失落，也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朴素的东西。某些时刻，她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命运推到某个地方。她感到了诸多被动，但是，她从未放弃表达。从演员到监制，姚晨一直寻求对创作更大的把控力与更多的表达空间。

前几天，她跟朋友聊天，朋友说，得承认，人过了40岁，就是走下坡路的。姚晨说，对，只是她下坡路似乎要来得更早一点。她总结自己的生活，如山丘起伏，攀上去一座山又紧接着滑下来，于是再攀，始终费心巴力。她觉得，某种意义上，自己也是一个必须不断面对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王媛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记外）

接到《摇滚狂花》的剧本，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闹腾，鸡飞狗跳的。但人物很特别，叫人过目不忘。摇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行当，彭莱这个角色和我也有一些距离。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完成对她的理解和认同。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她的自私。人人都有自私的一部分，但她的自私非常彻底，离开自己的孩子12年，回来之后也完全没有做一个好妈妈。如果这么一个人出现在我身边，我会不会跟她成为朋友，甚至都要打一个问号。我本能地对她有一些抵触。同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角色做准备，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同意接这个戏。

但在那段时间里，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彭莱，不得不承认这角色还是吸引到了我。她非常离经叛道，完全打破了所有对「母慈子孝」的定义。

现实生活中，不用说远，就说我这一代人，我是1979年生人，我周边就有不少朋友跟自己母亲的关系不太好，尤其是女孩。这或许跟上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背景也有关系，有的人在人生中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这些遗憾沉积在生活中，转成了怨、化为了恨，再反过来干扰她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往影视作品中，对母女之间的矛盾会有修饰，最终也会走向合家欢。但这个剧本赤裸裸地展现一对不和谐的母女关系，这样极致的作品确实是很少的。最终，我还是把这部戏接下来了。

姚晨在《摇滚狂花》中饰演彭莱 

要去演彭莱这样一个摇滚乐手，留给我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实在紧张，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大量国内外摇滚乐队的影像资料，譬如国内九十年代的蔚华、罗琦，国外的琼·杰特、帕蒂·史密斯等。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蓬勃的生命力，一种接近无限的自由感。

我很喜欢「摇滚诗人」帕蒂·史密斯，她笑起来的时候天真又朴素，但只要开口演唱，光辉万丈，黑夜褪去，谁也不可阻挡。但我很快发现，拿帕蒂·史密斯去套彭莱的时候套不进去，我感觉彭莱是拒绝的。后来是石璐有句话提醒了我，她说：「摇滚是你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彭莱不需要去模仿任何人，她有自己的命运轨迹，她有她自己的表达。

那段时间，我们常泡在一个音乐基地练琴，它在一个小区昏暗的小破楼里，有些年轻的摇滚乐队也常在那儿排练。我和他们总在茶水间里相逢，大家坐下天南地北聊一通，又各自散去。跟这些当代的摇滚人走得近了，慢慢就进入了他们的语境，感知到他们的热爱、愤怒和迷茫。

这是情感最直接的一群人。作为摇滚乐手，他们拿起琴，个个都光芒四射。但当他们放下琴隐入人群，他们又是如此的平凡。摇滚人一茬儿接一茬儿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总有人为生活妥协，也总有人还在路上。彭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正如剧中她对自己的总结：「我知道我不是那种拥有『世界之王』才华的音乐。我认命了，我这辈子最爱的音乐什么都给不了我，我也给不了音乐什么。除了音乐，我一无所有。」

拍彭莱想象中跟女儿重逢那一场戏，是在拍摄的后期。那天，整个屋子装潢改头换面，摄影师还打了一个如梦境般的光，「小白天」扎着两个马尾辫，背对着我在那儿玩。看到这一幕的瞬间，我猝不及防泪流满面。那一刻我觉得，我成为不了彭莱这样的人。我要知道后来经历这么多苦难，让我的孩子也经受那么多痛苦，打死我也不会做（出国）那个选择。但我不能用我的价值观去衡量彭莱的价值观。在彭莱的价值观里头，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不会为任何人去改变自己的信念，「牺牲」这个词对她来讲毫无意义。

「自私」是贬义词，但其实每个人真正直视自己内心的时候，试问谁没有一点自私的念头呢？后来我看到观众的反馈，经由彭莱，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不断灌输各种定义、教条，告诉我们要朝着什么方向去做，才能讨得他人的欢心。但彭莱不是这样，她忠于理想，也因此付出了代价。确实不是人人都有那么多的机会去绽放、去燃烧的，如果都没有，她宁愿自毁。从某种意义上讲，彭莱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摇滚狂花》剧照。姚晨与庄达菲饰演母女，演绎「另类」母女关系。 图源姚晨工作室微博

我这些年选的几部戏，《都挺好》也好，《送我上青云》也好，包括这部《摇滚狂花》，这几个女性其实都是现代女性，都是这个时代的女性。她们看似个性迥异，但是我觉得她们精神内核有相似之处：她们对命运都不服。

前两天看到某公号说，我每一部戏都故意选有争议的话题，甚至说我接戏就是「做生意」。这个总结非常马后炮。作为演员，我职业的第一本能是选择有趣的角色，而不是戏的类型，或所谓的社会话题。在我看来，那是主题先行，本末倒置。演员的任务，是在「人」的层面上去做艺术表达。

好看的剧本一定是把「人」摆在前面，好玩的人才会有好看的故事。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是我最迷恋的，两个人看似差不多，但她们之间一定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来自于性格和命运轨迹的完全不同，这才是我最感兴趣的。

《都挺好》里的苏明玉，上来第一场戏就写她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抠手机，这个行为举止就很反常，她一下就勾起我的好奇心，我在想什么样的人会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抠手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人对母亲的离世如此的漠然。你马上就有探索她的欲望。

这个人物也提出了一些我当时在想的问题。她像我正在观察的一类女性，她们是优秀的，在社会上已经独当一面了，但似乎她们的智慧、她们的困惑、她们的爱与恨都没有真正被看见和接纳。而苏明玉这个人物身上是具备刻画可能性的。

苏明玉提供了一个白领女性理想的范本，在那个时期，时代鼓励人人创业，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希望感，苏明玉的气息和那个阶段是契合的。

而在这几年，网络上出现了许多自我调侃的新词，比如躺平啊，摆烂啊，我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词语出现？它背后折射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现实、接纳自己的失败。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姚晨饰演苏明玉。

彭莱是一次对失败者的全方位的塑造。我形容她像一只「丧狗」，也像一个信仰的守护者。音乐就是她的信仰，但她无法成为开拓者或领导者，她的能力只到守护。

剧里彭莱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她离自己梦想最近的一次，但她万万没想到命运又一次耍了她，让她病情发作，唱走了调。演出结束之后她回到后台把所有朋友辱骂了一遍，像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一刻与其说彭莱在骂众人，其实是在骂命运。那一刻，她是极为弱小、卑微的。因为命运太过巨大，所以她要用尽全力去怒吼，去发狂。如果她当时手里头有个炸弹，她恨不能跟命运同归于尽。她虔诚地维护自己的信仰，不惜众叛亲离。在我看来那不是一次单纯的「发疯」，那场戏是有神圣感的。

她把所有人骂走了，只剩她自己，她对着镜子不自觉地梳了梳刘海，这个细节是我设计的。希望她有那种「即使被命运踩在泥垢里，老子也要保持体面」的劲儿。我后来回看那场戏，都觉得自己当时的眼神太神经质了，屋子里只剩下她和镜子里的自己了，但她连自己也要审视。

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问导演，咱们这戏不好拍啊，咱们该怎么表现摇滚呢？窦唯、何勇、张楚那个年代，摇滚真的是年轻人精神的灯塔。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年轻的他们在台上，何勇拿起一瓶矿泉水「哗」地浇在鼓手的长发上，他们自由又骄傲，也有资格骄傲，因为站在那个舞台上，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他们疯狂。

理想主义者好像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败的，甭管在哪个时代。但你看，还是有人在坚持，依然坚信着。一个好角色存在的意义，是可以给他人带去一份抚慰。彭莱很失败，她不是一个社会标准中优秀的母亲、完美的朋友，但不管怎么样，她是她自己，她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

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不得不承认，过了40岁，人就是往下坡路走，我说是，我的下坡路可能走得更前面一点，我的路是波浪形的，每次费心巴力地终于战胜了一座山峰，「哗」一个脚滑又下去了，又滑到了山底下，又得费心巴力地再往上爬另一座山。这里面有我的切肤之痛，为理想付出的代价。我也看到身边很多有理想的朋友在现实中受挫，我非常心疼她们，我了解她们的热爱，也深知我们的脆弱与渺小。

但有彭莱这么一个人物告诉我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还可以发疯啊（笑）。

《摇滚狂花》剧照

2016年我跟许知远做了一次采访。当时我刚拿到一个国际的公益奖项，他突然问我，你拿到这个奖，但是你在演员这个职业上却没获得过比较高的奖项，你会有尴尬的时候吗？他这么一问，我还真尴尬了。

过了两三年，我再回想起这个问题，我突然觉得我凭什么尴尬，人生的意义干嘛非得只在一处显现？但话是这么说，确实，他这个问题让我不服的那一面又起来了。那次采访过后，我就决定把想表达的东西放进作品里。当我把想要表达的东西放进作品，可能会让大家更清晰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影视作品是有空间的，至少角色会让别人明白，这是一个对「人」感兴趣的演员。

我不喜欢「中年女演员」的称呼，我们是成熟女演员，按理说我们这个年龄是作为演员最成熟的一个创作表达期，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和自己的年龄和心智相匹配的角色去诠释，但市场上这一类角色很少，缺乏真正的表达空间。

这也是我想自己来做项目的一个原因。不想再被动等待了，我也看到国外很多好演员，包括布拉德·皮特，桑德拉·布洛克，还有妮可·基德曼等等，都在根据自己的审美做表达，他们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2017年坏兔子影业成立之后，《送我上青云》算是我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参与制作的戏。我很喜欢那个剧本的气质，包括它的黑色幽默。担任监制也是无奈之举，如果你只是演员，可能年轻创作者天然会对你有一种抵触，但是担任了监制，从对项目负责的这个角度去沟通艺术方向，会顺畅很多。但我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天分，譬如我主演的电影《找到你》，当时我们CEO很看好，说我们是不是能加入出品，我说：可以，但少投一点吧！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题材票房都比较低。结果没想到这戏票房成绩很好，后悔死我了，以后我还是别瞎建议了，踏实搞创作吧。

本来做演员，每天在现场完成工作，我就可以回屋去做第二天的案头了，不需要再操心别的事。但是做监制，我每天回屋，刚捧起一碗面想吃，「咣咣」就有人来敲门，这个置景又出问题了，那个人又跑了，各种鸡飞狗跳的事情就找我商量来了。做监制每天都得当机立断做决定，还得帮导演把着艺术的方向，别让它跑偏了。

 作为监制的姚晨 

2017年年底，拍《送我上青云》最后一场戏，盛男从雾中走出来的场景，收工后导演跟我讪讪地说：「大姚姐，今儿没有雾，效果不理想。咱能再去拍一次吗？」我一听头嗡嗡地响。那个地方远得呀，开车过去三个多小时，回来又三个多小时，一整个剧组拉到那个地方去，万一又没雾了咋整？对于剧组来说，又是一天的成本开支。我就得判断这么做到底值不值。

后来，不管从导演的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都不希望留遗憾，我就咬牙拍板说：「再去一次吧！」那天真的老天开眼，到了现场，雾大得都快看不见我了，等了半天雾散了一点才拍。我从雾里走出来以后，穿过人群，走到远处，痛痛快快哭了一场。那段时间我也在自己的困境里，那一刻感觉，盛男从雾里走出来，把姚晨也从雾里拽了出来。

《找到你》《送我上青云》《都挺好》，这三部戏几乎是连着的，都是在那一两年里完成的，也确实在其中加入了我在那个人生阶段的一些思考，很多东西都会放到人物当中去。看到这些角色或多或少被人谈论和认同，作为创作者还是会受到鼓舞。但所有的热闹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像一阵风一样。

进电影学院第一天，我就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那个时候这个理想其实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对电影也不了解，只知道能被写进电影史里的演员都可以用「伟大」这个词来作为前缀，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朴素而空泛的理想。

我现在还不知道，将来，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但我现在知道，除了被写进电影史里之外，那些好演员塑造过的好角色真的都能走进观众心里，说出他人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情感，替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更恣意地活着。

电影《送我上青云》剧照，姚晨饰演盛男。

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把日常生活的瞬间剪辑到一起，配一段摇滚乐。有一个镜头，一个立着的红绿灯，底下有一个水管炸了，那个水柱「啪」的一下正好冲击在红绿灯的灯头上，它被水管子冲得，一直在不停地低头，抬起，再低头。这个瞬间竟然把我看哭了。

类似的视频我看过不少，把普通人的欢乐瞬间组接在一起，你会突然有个感觉，所有的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摇滚乐也不例外，它是表达人类情感最直接的的音乐形式，直抒胸臆，直抵人心，看到那些画面，我深深感受到，生活实苦，勇敢活着的人们最摇滚，也最欢乐。

演员这个职业跟记者有相似的部分。我们都是观察者。观察生活，也观察生存的这个时代，观察环境里的每一个个体，包括自我。大环境、小环境都需要观察。我很喜欢看社会新闻，新闻报道通常没有那么多情绪渲染用词，大部分都是陈述事实，所以看上去一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可思议，但我总会忍不住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做出这个举动？那一刻是什么想法促使他做出了下一个选择？之后又为什么会造成了这样的结局？

我是个敏感的人，但最近几年似乎比从前更敏感了，好似自己在有意识地打磨敏感度，唯有如此，感知力才不会下降。就跟磨刀一样。但这是双刃剑，打磨自己的敏感，如手握刀刃，先伤的一定是自己。其实人敏感程度的高低是可以选择的，或许换一个职业的话，就不用那么敏感了。

这两年我不停地被朋友劝说你要多接点戏，不要老是那么挑剔，说我没挣扎过，也不可能。因为我经常很长时间不拍戏，一两年都有，20多年，我主演的电视剧就9部。但创作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准备、需要表演，演完消耗之后你还要再恢复，都需要时间。

有一次，我参加海南国际电影节，演《狩猎》、《汉尼拔》的丹麦男演员麦斯·米科尔森上去发言。在他身上能看到好演员的一种共性，私下都很朴素、害羞，站在台上手足无措，主持人在台上问，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我记得他第一句话就说，想成为好演员首先要诚实。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咣」地被撞了一下。「诚实」，这也是我在那个创作阶段的体悟。

人是很善于自欺的动物，因为人心是一座迷宫。你以为你诚实了，其实不一定。做到「诚实」，是需要找到通道的，过程很难，需要极大的勇气，对演员来说，我的人生经历、我所饰演的角色都会带领我去找到那条路。

过了40岁之后，感觉自己更任性了。想把时间用来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耗；把对外界的注视，投射回自己身上，往自我内心做探索。最近这一年虽说我没接戏，但跟自己相处得也还蛮好的。持续有规律地健身，伺候花花草草，带孩子周末去参加户外活动，爬山、涉溪、辨认植物，跟大自然多相处。家里面有老有小，大到给我爸买山地自行车，小到给孩子买袜子秋裤什么的，家里人和猫的吃喝拉撒都得管。如此生活一段时间，倒也安逸。

但我至今还都是一个不那么有安全感的人，不安全感才让我安全。我甚至觉得当生活进入某一种舒适状态的时候，就意味着某种停滞。这种时候，我总能听到内心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嘶吼。

我知道，我的心还没有睡着，它还需要去探险。

图源姚晨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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