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狼”主导中国的外交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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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狼”主导中国的外交声音

记者：ALEX W. PALMER　　2021年7月7日纽约时报杂志

2020年11月30日，周一上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正在官邸工作，一名助手提醒他注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条推文。在对日本进行短暂外交访问后，莫里森即将结束为期两周的隔离，他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通电话，讨论刚刚生效的中国关税，有些高达212%，这是北京对澳大利亚实施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惩罚性经济措施中的最新进展。

但这条由名为赵立坚的外交官发布的推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攻击。“对澳大利亚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惊，”他写道。“我们强烈谴责此类行为，并呼吁追究他们的责任。”推文附上了一张电脑插画，上面画着一名澳大利亚士兵用一面巨大的澳大利亚国旗蒙住一名阿富汗儿童，正准备割开他的喉咙。“不要害怕，”标题写道，“我们给你带来和平！”当天早上这条推文出现在网上时，澳大利亚议会大厦里的人们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月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国防军督查长公布了对澳大利亚精锐部队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指控的四年调查结果。该调查列出了残暴和无法无天的军队制度风气，涉及25名士兵参与非法杀害39名平民和囚犯，其中大部分事件发生在2012年。该报告占据了数周的新闻头条，并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一场痛苦的举国反思。这个国家最严重的罪行已被其政府记录在案，接着却看到外国官员将其当作武器用在一条讽刺推文中，这是一种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侮辱。一位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说：“我想像不出什么样的表达可以塑造得比这更能激怒澳大利亚，同时又如此冷漠无情。”

赵立坚以前曾经上过一次头条，那次是因为大流行初期的一条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出了病毒起源于美国的阴谋论。“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赵立坚写道。“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那一次，美国国务院召见了中国大使，抗议这个指控。

但赵立坚对阿富汗事件的猛烈抨击完全不同。这条推文盖过了战争罪行报告，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新闻，成为第二次举国反思的转折点——这一次是对中国。那位前政府高级官员说：“在此之前，从总理官邸的院子到郊区烧烤派对，从未出现过举国上下都在谈论中国攻击性、胁迫性外交的情形。”赵立坚发文后不到两个小时，莫里森就在电视上从他的官邸发表了现场讲话。他谴责这条“真正令人反感”的推文，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中国政府绝对应该为这个帖子感到羞耻，”莫里森说。“它玷污了他们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但莫里森也谨慎地传达出，澳大利亚随时准备好与中国进行对话。莫里森说：“我希望这个相当糟糕的事件能够有助于从零开始，不附加任何条件地重新启动对话。”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含蓄地承认了澳大利亚令人伤脑筋的处境——也是对中国的好战言论与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紧密相连的确认。

在推文事件发生时，澳大利亚正受到中国针对其十余种商品或实际、或威胁要进行的一系列贸易制裁，包括葡萄酒、牛肉、大麦、木材、龙虾和煤炭。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因为中国市场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36%，而且据估计，每13个澳大利亚工作岗位当中就有一个与中国市场相关。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关税显然是为了报复堪培拉不久前对中国影响力的抵抗，例如禁止华为在该国建设5G基础设施、通过禁止外国干涉澳大利亚选举和公民社会的法律，以及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国家安全学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长、《印太帝国》(Indo-Pacific Empire)一书的作者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外交试验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和美国的盟友，虽然处于中等强国地位，但却在阻挠中国主导该地区的努力。他说：“对于树立反抗榜样的国家，中国一直在进行惩罚以儆效尤。”

人们很容易将赵立坚的推文视为偶然的挑衅，并将其本人视为这场地缘政治剧中的一个小角色。但事实上，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两年前几乎没人知道赵立坚，哪怕是在中国，但是他已经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与其盟友和对手的沟通方式。他在网络上肆无忌惮的言辞风格蔓延到了中国整个的外交使团，取代了数十年来中国公开声明中拐弯抹角的外交辞令和令人费解的共产主义套话的冗长组合。

起初，赵立坚似乎是个人行动，把Twitter当成他的私人棍棒，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外交官使用这个平台。就在他的外交部上司和同事大肆宣扬“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赵立坚以近乎残暴的欢快抨击批评者：对中国的批评是“肮脏的谎言”，一名与赵立坚意见相左的外国官员则是“一个没有灵魂和国籍的人”。

事实证明，赵立坚的时机非常好。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制定了更加强大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赵立坚在这个时候为中国外交引入了一种新的、紊乱的基调——事实证明，这种基调与主席的愿景相得益彰。在网络和媒体上，赵立坚被称为“战狼”外交官，这个绰号取自两部同名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动作片。

赵立坚最近的崛起，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力量的更广泛觉醒，这一进程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因疫情的暴发而大为加速。今天，随着疫情慢慢消退，对下一场战斗的控制权的争夺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一个开始警惕起来的世界正在注视着中国发现它自己的声音——一个听起来很像赵立坚的声音。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的习近平思想，指的就是习近平自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仍然希望实现的目标。在国内，他巩固了个人集权领导地位，发起了一场彻底根除腐败（以及潜在对手）的运动，并加强了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控制，以确保党至高无上的地位。

习近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同样明显。他在第一个任期里将外交部的预算增加了一倍，并设立新办事处和协调机构，以求集中控制并理顺外交行动的执行过程 。他就外交事务发表的讲话已经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位总书记都要多。习近平外交思想——即国际体系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让中国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是当今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愿景与他想在中国复兴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他想在中国名垂青史，”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孙韵说。“他把自己与毛邓相比。按照他的说法，毛泽东解放了中国，邓小平让中国富裕起来。他能做什么？留给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对习近平和党内其他领导人而言，强大不仅代表了传统的硬实力，还包括主宰国外信息空间，“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共称之为“话语权”。

金融危机之后，塑造和控制外国对中国叙事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满怀着对中国模式优越性的新自信，中共开始大举投入以提升国家媒体的全球影响力，包括在2009年4月创办《环球时报》的英文版，这家民族主义小报由党控制。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对话语权的关注只增不减。据估计，中国每年要用100亿美元来寻找接触外部受众的新途径，并使舆论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官媒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以增加在Facebook等西方平台上的影响力，根据民主研究和倡导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环球时报》、CGTN和新华社都是Facebook上增长最快的媒体之一。

随着资金激增而来的，还有新的挑衅信息。虽然中国官方话术中一直存在一种好战的紧张感，但这仍代表对中国常规外交表态的背离。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写道，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十分困难，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外交手腕太过微妙迂回，基本全都超出了华盛顿的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

这种微妙有时是故意为之。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发现自己因镇压天安门抗议而面临国际的强烈反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这对他的现代化计划构成了威胁，于是提出了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邓小平说——最终被简单总结为“韬光养晦”。

在美国霸权时代，邓小平的方针在国外对中国大有助益，但在国内则没那么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温和的外交传统，外交部通常被视为弱者，没法与权力更大的同级机构相提并论，比如在国内行使权力的国家安全部，以及监管利润丰厚行业的商务部。而另一方面，外交部的工作——与外籍人士交流互动，并将其态度传达给北京——往往也导致中国外交官遭到鹰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嘲讽质疑，他们总将外交部称为“卖国部”，认定其在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上做出了妥协。普通公民也在表达他们的态度：据中国外交官之间流传的一则轶事，外交部有时会收到国民寄来的钙片，要他们表现得更有骨气。

“韬光养晦”策略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开始瓦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制造的两次全球冲击。首先是伊拉克战争，它向中国领导人展示了美国实力令其震惊和意想不到的一面。但关键转折点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道德领袖地位，那金融危机则是对美国基本实力的质疑。

多年来，中国官员对西方专家关于改革中国金融体系的指点既有感激，也有不满。西方的经济崩溃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的体制就算不是更好，也和西方一样好；他们觉得中国已经能和西方平起平坐，而不仅仅是个学徒。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书中回忆了2008年6月与中国高级官员王岐山的一次会面。“你曾经是我的老师，”王岐山说。“看看你们的制度吧，汉克。我们都不确定是否还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ASEAN)外长会议上，世界第一次感知到了正在发生的转变。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支持了东盟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宣称该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之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突然退出了会议。等到他在一小时后重新现身，是为了发表长篇大论的抨击，据称他在讲话中嘲讽了越南东道主，并直视新加坡外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最近在阿拉斯加与美国官员会面时，现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员的杨洁篪也表现得同样火爆。）

在私下场合也能感觉到这种变化。2011年，一位欧洲学者在访问北京时见到了一位中国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后者长期公开主张与美国合作。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谈话，直到那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隐晦提及自己被监听，然后将谈话转移到了一家餐厅，那里的背景音和动静更大。他在餐厅里发出了一个警告：“结束了，像我这样的人完了，”那位公共知识分子说。“没有人还相信合作的愿景。现在的争论变成了，我们应该现在就独断，还是以后再独断？这就是唯一的争论。”

此后不久，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中美双边关系中不断扩大的裂痕变得更难以忽视了。在已经习惯得到中国合作或配合的一些领域，美国突然发现它变成了一个顽抗（如果不是敌对）的新兴大国。然而，与这一形势相适应的叙事仍然缺失。意想不到的是，确立中国与世界互动新模式的人，是一位被派驻巴基斯坦、主要活跃于Twitter的级别相对较低的中国外交官——赵立坚。

赵立坚在职业生涯早期——他没有回应本文的采访请求——几乎没有展现出会成为中国“战狼”外交官的迹象。前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南亚负责人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1年。初次见面时，赵立坚是一名级别更高的中国使馆官员的陪同。当马基和这位高级官员讨论巴基斯坦和印度时，赵立坚几乎没有说话。“我当时对他评价不高，”现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研究教授的马基说。“他只是待在那里。”

赵立坚后来邀请马基到华盛顿市中心很受欢迎的餐馆重庆楼吃午餐。那是一场投契而放松的谈话，直到他们聊到巴基斯坦问题。赵立坚对美国与巴基斯坦的互动方式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当时，美国和中国在南亚政策上合作良好。马基说：“大家都没理由去找不自在。”这顿午餐后，赵立坚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锋芒毕露”，但是个有涵养和学识的人。

赵立坚1996年加入外交部并迅速晋升，最初在北京的亚洲事务部工作。2009年，在奥巴马总统开始他的第一个任期后，赵立坚成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政治处的一等秘书，这对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外交官来说是一项美差。在华盛顿，中国外交官以专业、准备充分和不跟外人打交道著称。大多数人住在同一栋公寓楼或大使馆提供的住房里，空闲时间在城市北部的贝塞斯达地区度过。他们闭门不出，只与当地的华人社区交往，大多在中餐馆吃饭。

在华盛顿外交圈子里，台湾和日本等其他东亚代表团以举办晚宴、泳池派对和烧烤活动闻名，有开放式酒吧和现场音乐，出席者有时达到数百之众，中国大使馆难以与之相比。外国人几乎从来不会被邀请到中国的外交官邸。他们的外交官进行社交活动时都是正式场合：官方午餐——总是在中餐馆——或者像一位前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官员说的那样，是“在大使馆地下室举行的乏味的派对，吃的是糟糕的自助餐”。

同样的保守态度在工作上也很盛行。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政策主任弗兰克·季努兹(Frank Jannuzi)说，“可以说，他们大使馆的一个缺点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传统上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有层层内部安全措施。”与外国同行的会晤几乎总是成对进行，大概是为了让两位中国外交官能够互相监视，并汇报任何可疑情况。这种激励机制阻碍了任何结交外国朋友的尝试。“你不希望被视为一个单独与美国人会面的人，”这位前国安会官员说。

中国大使馆和大多数使馆一样，等级森严，由大使和副团长负责最重要的事务。即使作为一名一等秘书，赵立坚也很少公开露面：据那位前国安委员会官员说，他在会上的身份是“标准的笔记员，为大使提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此期间与赵立坚接触过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回忆说，当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内部事务，比如准备报告和向上级汇报。不过，在真的与外界直接合作时，赵立坚可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曾与他合作过很多项目的企业高管回忆说，赵立坚“极其挑剔、傲慢、不友好、刻薄”。在一次这样的合作中，由于没有达到赵立坚的要求，这位高管受到一通批评，赵立坚列举了他所有的失望之处。“他就不是个很好的人，就这么简单，”这位高管说。甚至赵立坚的一些同事也认为他易怒、自命不凡，有异乎寻常的民族主义。

但是，当赵立坚在美国待了四年后回到北京时，两国双边关系的气氛和基调发生了明确无误的转变：奥巴马政府已经宣布将“重返”亚洲；习近平是国家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人；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呈现出螺旋式下降。如果赵立坚从他在华盛顿的经历中得出什么结论的话，那很可能也是和两国首都的许多人同样的结论：中国来了，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赵立坚在美国期间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一件当时没有被注意到的事情：2010年5月，他开通了Twitter帐号。

五年后，也就是2015年的秋天，赵立坚来到了巴基斯坦。在此期间，他的Twitter帐号几乎完全处于休眠状态。2010年5月8日，他在自己的第一条推文里写道：“母亲节快乐。”此后两年，这个帐号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2年5月5日，他用中文发推文“你好”。两个月后，他发布了四条看似随机和荒谬的信息，比如“@jacuib07 Mizzelle is.gd/LCCdAV”。被提及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的老奶奶，只有几十名粉丝；该链接被重新定向到一个现已关闭的名为bibankle.info的网站。

然而，几乎一到巴基斯坦，赵立坚就又开始发推文了。他有理由相信，一位直言不讳的中国外交官会在该国受到欢迎。赵立坚曾在巴基斯坦工作过，那是他在外交部的第一次外派任务；这是一个特别有利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的地方。1950年，巴基斯坦是第一批将外交承认从台湾流亡政府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之一，比其他地区国家更早押注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官称巴基斯坦为“巴铁”、“全天候伙伴”；巴基斯坦政客经常将两国的友谊描述为“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比世界最深的海还深，比蜜还甜”。对中国外交官来说，巴基斯坦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赵立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抵达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以下简称CPEC)的第一批项目正在落地。CPEC在2013年启动，中国承诺在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初步投资共计460亿美元，这相当于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的20%。这个伙伴关系是习近平标志性外交政策项目“一带一路”的奠基石，该项目力图在亚洲各地乃至世界修建基础设施，以此加强中国全球商业中心的地位。巴基斯坦似乎每周都会宣布一批新的中国投资，但当时没有发言人负责处理CPEC相关的事宜，发出的信息有时会不清楚或不完整；而中国大使馆则基本保持了沉默。

同一时间，在向巴基斯坦投注了15年资金、资源和注意力却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后，失望而幻灭的美国开始撤回自己的存在。在巴基斯坦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一度极其活跃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开始变得低调。踏入那片空白的，正是赵立坚。他成了有关CPEC全部事宜的唯一声音，不论是在Twitter上，还是更严肃的官方交流中。“他那时是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交的门面，”伊斯兰堡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ecurity Studies)执行理事艾米提亚兹·古尔(Imtiaz Gul)说。“他在媒体上的存在感远远超过大使。”

这是赵立坚第一份面向公众的工作，对任何外交官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尤其是在中国的体系中。而如果说赵对此有任何不安的话，他都没有表现出来。他经常被看到和显要政客、记者以及商界人士共进晚餐。他游历巴基斯坦的方式对即便常驻那里的外交官来说也堪称罕见。“他到处都去了，”Aaj新闻的主持人肖卡特·皮拉查(Shaukat Piracha)说。“我在巴基斯坦旅行的次数也没有赵先生多。”

赵立坚树立起了一个工作努力且负责的口碑。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比如巴基斯坦学生赴中国留学出现签证困难时，他会确保立即予以解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细节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涉及CPEC时。“我们忘记了那些道路和高速公路会经过的城市名字，但他能脱稿把这些城市和它们的项目记起来，”古尔说。赵立坚代表着中国数百亿美元投资的这一事实加强了他的地位和知名度。

赵立坚的每一步都受益于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失败，以及它为下一个潜在超级大国留下的可借鉴的经验。尽管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和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美国大使馆无法在那里博得好感。由于未能突破巴基斯坦媒体的刺耳喧嚣，积极传递信息的尝试进一步受阻。“我们一再失败，一直失败，”前国务院官员马基说。美国在人员、媒体时间和广告以及实体项目上花费了巨额资金。这些都没用，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观察使他们受益，”马基说。“他们观察到我们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却没有明显改善广泛的公众情绪。”

赵立坚因一再强调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的牺牲而赢得赞誉——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美国未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开始注意到北京在2011年、2012年左右推动这条路线，当时和美国的关系恶化了，”详尽报道了CPEC的巴基斯坦记者瓦贾哈特·S·汗(Wajahat S. Khan)说。“而这家伙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从他在巴基斯坦任职开始，Twitter的存在就成了赵立坚的外交形象的一部分。但随着赵立坚越来越习惯Twitter，他的节奏和语气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他的语气。2016年7月上旬，他发布了一系列挑衅性的推文。首先是奥巴马总统化身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的卡通漫画，叠加在模糊的国会大厦照片上。“从我有梦想到我有无人机，“赵立坚写道。第二天，他贴出一幅漫画，显示美国导弹击中了一个标有“阿富汗和平谈判”的坟墓，写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尼萨尔：阿富汗和平谈判被美国用无人机活活炸死了。”赵立坚正在发现这个平台的力量。

同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的大西洋事务高级研究员马安洲(Andrew Small)在巴基斯坦与赵立坚见面。当时赵的Twitter粉丝数量还不是很多，巴基斯坦其他外交官和观察人士还不确定该如何看待他。马安洲记得当时他标记了赵立坚的一些推文，拿给一名欧洲官员看。“我一直在仔细查看他的推文页面，他以前发的那些东西都是反美内容和奇怪的漫画。”马安洲向该官员保证，赵立坚的确是一名中国外交官。

他开始频繁发推，几乎都是用英文，内容大多是关于CPEC的，尤其是在该倡议受到巴基斯坦记者和国际观察人士审视的时候，这些人士对该协定的条款、各个项目的花费和对环境造成的后果提出了质疑。尽管赵立坚的许多帖子都是转发他人推文，但他在网上像在生活中一样回应及时，他会回答几乎所有对他的批评和问题，无论出自哪里。被视为反对CPEC的人被拿出来成为“今日笑料”，而提出关于电站、施工时间表和经济特区问题的普通巴基斯坦人，则会得到明确且个人的回答，有时候他会加上 #AskLijianZhao 这个标签。

赵立坚本人承认他当时做的事情很不同寻常，尤其是以中国外交使团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人们看我就像看熊猫，好像从火星来的外星人一样，”他2019年接受BuzzFeed采访时曾说。但他的做法奏效了：在赵立坚急切地在网上和反对者与对手打口水仗吸引了大多数注意力的同时，他也证明自己是个老练的发言人，深知如何赢得朋友和拥趸。他提供的信息大多都不是宣传，只是关于CPEC的具体细节。在一个谣言满天飞、人们渴求事实的环境里，单是这一点就堪称革命性。

赵立坚尤其精于培养受众之道。有一段时间，他给自己的帐户名加上了“默罕默德”(Muhammad)，许多巴基斯坦人以为这意味着他是一名中国穆斯林。他还关注了一大批平民帐户，不只是名人或记者，而是普通用户——这些民族主义、热衷于发展和军事的用户，也是CPEC天然的支持者。尽管他偶尔会宣传中国，但赵立坚发的消息大多数时候是关于巴基斯坦的。就连他重拳出击的语气也常常带有反应，与巴基斯坦闹哄哄社交媒体环境的主流基调相一致。“简单来说，他是个民粹主义者，”巴基斯坦大型报纸《黎明报》(Dawn)的前专栏作者西里尔·阿尔梅达(Cyril Almeida)说。“这个名声是他苦心经营出来的。”

在祖国的社交媒体上，赵立坚也获得了粉丝。在中国，更富裕、更加民族主义的人们急需一个能将该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变为有力国际存在的拥护者。“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对批评声作出回应的呼吁来自于中国最高领导层，”在西交利物浦大学(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任教、曾研究赵立坚的社交媒体活动的亚历山德拉·卡佩莱蒂(Alessandra Cappelletti)说。但是她还说，真正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是源于一个愈发民族主义的社会开始感到，中国的声音需要在国际舞台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倾听。”

随着中国的资金流入、项目开始建设（尤其是有助有改善巴基斯坦电力缺乏的老问题的电站），CPEC在巴基斯坦公众中愈发受欢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以中国的这种规模对巴基斯坦进行投资。“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共识，即CPEC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项目，”皮拉查说。“该共识认为CPEC会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做到了。”与此同时，即便美国援助在持续大幅下降，美国外交官依然严厉斥责CPEC是债务陷阱。

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当赵立坚抵达巴基斯坦时，唐纳德·特朗普离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还有几个月时间。特朗普在2016年春天的崛起和同年11月的当选标志着旧的规则已经远去。“赵立坚的时代和特朗普的时代紧密相连，这不是一个巧合，”斯莫尔说。“由于中国方面的行为和美国很相似，它让事情看起来是可能的和可以接受的。在特朗普之前，中国的系统中没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做这些事情。”由于那些特别针对中国的言论，特朗普为同样强烈的回应创造了话头。“如果美国总统说中国‘强奸了我们的国家’，那么他们就获得了很多的话语空间，”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国的前高级研究员朱利安·葛维兹(Julian Gewirtz)说。

任何残存的国际善意或是对奥巴马政府的尊重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当特朗普在他的政府中堆满了像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和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这样的外交官时，后者将国务院的沟通方式明确带向了一个更具侵略性的方向。“庞皮欧说他想重振雄风，”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A·贝德(Jeffrey A. Bader)说。“对我来说，那只是‘战狼’的英文翻译。”更广泛地说，中国领导层可能只是从它想要取代的权力那里得到了提示。“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正在观察我们，学习和模仿我们的行为方式，”一位前国防部官员说。“我们很有侵略性。我们是‘战狼’吗？还是说这只是大国处理自己的方式？”

在巴基斯坦，赵立坚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更为好斗。他的人气迅速增长：到2017年11月，他已经积累了超过20万的粉丝。巴基斯坦著名的外交政策思想家赛义德·里法特·侯赛因(Syed Rifaat Hussain)说：“老实说，人们就喜欢这种。”斯莫尔回忆他曾向赵立坚询问过他不寻常的Twitter表现及其所产生的人气。“他显然对自己成为一种现象感到高兴，同时他也很清楚，这是他刻意为之的，是被批准的，而且将持续下去，”斯莫尔说。赵立坚是话语权的实践者。

“民族复兴”的目标一直贯穿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目标已成为界定中国政治的叙事，是整个国家和党恢复中国曾经的伟大的努力总和。在习近平的说法中，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谓的“百年国耻”是可耻的反常现象，是外国人的恶毒和中国不可原谅的软弱造成的。因此，民族复兴的目标要求中国强大且坚定，以防止国家被那些试图让中国软弱、驯服和分裂的外来势力欺凌。

第一部《战狼》电影在2015年首映时，影片表达的就是这种焦虑和野心的有力组合。剧情围绕着名叫冷锋的兰博式英雄及其战友们展开，讲的是他们在中国南部边境与一群没出息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领导的雇佣兵作战的故事。影片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商业成功，获得了5.45亿元的票房收入。但2017年的续集凭借其创纪录的56.9亿元票房收入和直接的大众共鸣，超出了电影本身的意义，让《战狼2》成为一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捕捉到中国正在变化的自我形象的大片。

续集将中国描绘为一种新的军事强国。冷锋被派往一个没有给出名字的非洲国家，片中的反派是当地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雇来的另一个由美国投机者变成雇佣兵的人，他的绰号是“老爹”。“老爹”最终杀死了军阀，因为后者要求雇佣兵不杀中国平民。在影片最后一场非常激动人心的战斗中，冷锋与“老爹”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老爹”持匕首逼近冷锋，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世界上只有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他说。“你要习惯，你他妈必须习惯。”当然，冷锋夺下了匕首，猛刺这个美国人，将他杀死。在给予“老爹”致命一击后，冷锋说，“那他妈是以前！”

这部描述日益崛起的中国与衰落腐败的美帝国较量的系列电影，成为习近平的新型外交官的转喻，也许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习近平敦促这些外交官为民族复兴的事业努力战斗。他们不愁找不到需要打赢的战斗：从维护对台湾和香港的控制，到在南海建立主导地位，再到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地区联盟体系。这些目标有个共同的主题：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让中国回到国际体系的中心。实现这些野心的努力有些已在进行中。其他的，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才刚开始。中共制定的目标是在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里程碑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被中国领导人划定了。

在国外贯彻中国愿景的外交官们听起来越来越像赵立坚，这是他的表达风格已从内部重塑了中国外交政策当权者的证明。在中国官僚机构中，总体上，大约只有4%的科员能升至县处级管理层；县处级干部中只有1%的人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对那些希望在外交部晋升的人来说，赵立坚榜样的力量是难以忽视的：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好斗形象为他获得了赞誉和人气，也为他赢得了进入外交部职权高层的机会。“在当今的中国，怎样才能在事业上脱颖而出？”总部位于悉尼的政策研究机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不是靠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对中国复兴之路——以及“战狼”外交官们帮助国家实现复兴的能力——的第一次真正考验，来自香港以及2019年初席卷该市的民主抗议活动。那年，随着抗议活动势头不断增长，新一批中国外交官们在Twitter上加入到赵立坚的行列中来。“在香港的情况出现之前，除赵立坚外，Twitter上基本上没有中国的外交存在，”布莱特·谢弗(Bret Schafer)说，他是国家安全倡导组织保卫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研究媒体和数字虚假信息的研究员。“现在我们已看到这种帐号在网上的爆炸式增长。”中国政府还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开始了隐蔽信息行动试验，包括建立虚假的个人资料和页面。对香港抗议活动的回应，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对西方社交媒体上的所谓信息战的重大尝试。

社交媒体上咄咄逼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平息批评，而是中国外交部门与政府宣传和信息机器呈现的一个统一战线，意在表明，在中国利益和愿望的问题上，没有商讨的余地，或者说，西方不再有否决权。他们向国内和国外听众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中国不会任人摆布，中国不再软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她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们受到的强烈指责越多，他们就回击得越有力。”

2019年7月，随着香港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赵立坚参与了他迄今为止最有争议、最引人注目的交战。在22位联合国大使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社区的镇压后，赵立坚在Twitter上批评了美国的虚伪。“如果你在华盛顿特区，你会知道白人从来不去西南区，因为那是黑人和拉美人的地区，”他用英文写道。“有一个说法是‘黑人进去，白人出来’，意思是只要有一个黑人家庭搬进来，白人就会搬出来，公寓的价格就会急剧下跌。”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驻联合国大使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反驳道：“你是个丢人现眼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无知得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你会因此被视为PNG，”她在Twitter上写道，PNG是国务院术语“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的缩写，这种人将被东道国驱逐出境。她呼吁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崔天凯“做正确的事，送他回家”。让这些公开交流成为可能的是，崔天凯一周前刚在Twitter上建了帐号，这批新建的中国外交官帐号也许受到了赵立坚巨大成功的启发。

赵立坚的推文第二天被删掉。尽管如此，他仍没有认输的意思：他很快用一张对华盛顿的种族隔离做了标示的地图取代了推文，并在Twitter上回复了赖斯。“你也丢人现眼，”他用英文写道。“而且也无知得惊人。我的驻地是伊斯兰堡。实话伤人。我只是说了实话。我十年前在华盛顿住过。给一个说了你不想听的实话的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可耻而且恶心。”

两周后，赵立坚在Twitter上宣布他将离开巴基斯坦。他没有提新的任命。这似乎让人觉得，赵立坚终于做得太过头了——即使是按照他帮助制定的新标准来衡量。

事实是，赵立坚被提升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了，这个任命通常是升任外交部更重要职位的跳板。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赵立坚回到北京时，他看到一群聚集在他办公室外的年轻工作人员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赵立坚在他的新职位上表现出与在巴基斯坦时一样的热情。2019年的感恩节周末，他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他要感激什么的英文推文，他要感激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浪费了数万亿美元……”。他还建议，考虑到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行和虐待囚犯的历史，美国在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之前应该先用镜子照照自己。“但我建议你最好别这样做，尤其是在睡觉前，”他用英文写道。“这会让你做噩梦。”

《环球时报》中文版赞扬了赵立坚反对赖斯这样的批评者的胆量，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的做法。“中国媒体和中国外交官都将更积极行动起来，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该报在一篇社评中写道。几个月后，当新冠病毒大流行袭来时，随着赵立坚的态度似乎渐渐出现在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中，上述预言被证明异常准确。

2020年2月下旬，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院议长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罗斯(Roger Roth)收到一封Hotmail地址的电子邮件，声称是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人。发件人吴婷说她负责“中威关系”。罗斯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但是当发件人几周后跟进时，他让他的工作人员审查了这封电子邮件，他们确认了它的真实性。“总领事馆想知道，威斯康星州参议院是否可以考虑采纳一项声援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的决议，”电子邮件写道。“这将是对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巨大鼓舞。如果您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将不胜感激。”

邮件附上了预先写好的决议。“中国已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透明、迅速地分享病毒关键信息，为其他国家及时应对创造了机会窗口，”决议草案说。“而且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的风险依然很低，无需过度反应。”

“我气愤极了，”罗斯说。大约在第二封电子邮件到达的同时，大流行将会带来的痛苦变得越发清晰，包括在威斯康星州。“我所在区的人们正在失业，”罗斯说。他给工作人员口述了回复，只有一个词：“疯子。”（这句话来自二战时期，一名德军指挥官要求被包围的美国部队投降，而不服输的美国将军就用了这一个单词作为回复。）

芝加哥领事馆主动联络罗斯，这是出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用过的一个模板。据报道，在波兰，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总统被迫打电话给习近平主席，表达对中国医疗援助的感谢——这个电话后来被用于中国的内部宣传。在东南亚，中国要求各国政府感谢中国派遣医疗队帮助抗击疫情。“这是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标准做法，”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孙韵说。“但你不曾听说过，因为那些政府都照做了。”

随着大流行在中国境外加速蔓延，一连串其他例子浮出水面。去年3月，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将美国的疫情称为“特朗普大流行”，并暗示中国可以轻易禁止医疗设备的出口，没有这些医疗设备的美国将会“陷入新冠病毒的汪洋大海之中”。当荷兰将其驻台湾代表处的名称更改为包含“台北”一词时，中国警告说它可能会拒绝提供医疗援助作为回应。再小的冒犯也不放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当一位名叫奇兰塔·阿马拉辛赫(Chirantha Amerasinghe)的斯里兰卡活动人士在Twitter上批评中国政府“低级”时，中国驻科伦坡大使馆回复说：“截至今天，#China #pandemic 中的总死亡人数为3344，比你们西方的‘高级’政府要少得多。”当时，关注阿马拉辛赫的人不到30个。

记者彼得·马丁(Peter Martin)说：“这里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西方虚伪、西方衰落、推崇中国模式。”他是《中国的文装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一书的作者。“这背后有一种意识形态。大概是说，我们的系统有一个模型，它很有效，并且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而西方的系统是不道德的、破碎的和正在衰落的。其背后确实是这种‘西降’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党国能力的坚定信念。”

不过，这场运动不全是惩罚性的。它还包括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口罩外交”是回应的一个方面：利用中国对基本个人防护装备制造的近乎垄断来奖励友国，惩罚它认为的敌国。陷入困境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向荷兰捐赠了80万个口罩，几个月后该国将举行5G电信拍卖。还有更多捐赠流向了加拿大和法国，这两个国家都未决定他们的5G基础设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警告他的同事，一场“全球叙事之战”即将来临——这一评估在4月获得更多关注，当时欧盟官员们面临来自北京的压力，重写了一份关于大流行虚假信息的报告，以分散对中国政府行动的关注。

罗斯的反应不同。3月26日，他在州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决议。“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新冠病毒问题上故意误导世界，”决议称，威斯康星州“声援中国人民，谴责共产党的行为”。该决议还列出了一系列中共涉嫌导致的不当行为，包括镇压藏族人和维吾尔穆斯林、独生子女政策、摘取器官、强制绝育、镇压天安门抗议、操纵货币、盗窃知识产权和限制市场准入。罗斯不确定吴婷在要求他通过决议之前是否查看了他的政党，更不用说查查他的政策立场了。如果她有，她可能就会知道他不太可能同意。

但罗斯清楚知道中国并不真的关心他或威斯康星州。“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只是来找我，”去年夏天他告诉我。“然后我意识到这是标准操作程序。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它，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国家媒体播放它并说，‘看，美国，威斯康星州，在赞美我们。’”结果恰恰相反：他正在制定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这个完成后，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关于台湾的，”罗斯说。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0月发布的一项针对1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就在赵立坚的澳大利亚推文发布的前几周，民众在过去一年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飙升，14个国家中有九个达到历史新高。这种变化在澳大利亚、瑞典和荷兰等国家尤其明显，因为它们一直是中国最好战外交策略的针对目标。自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上升了24个百分点，这是皮尤200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该国变化最大的一年。6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在疫情应对上做得不好；大部分负面看法都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地区邻国。（在疫情应对上得到更差评价的只有美国。）

调查结果证明了许多人已经提出的观点：“战狼”外交的兴起，可能会浪费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四年反复无常、弄巧成拙的外交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不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说。“问题最终会变成，‘战狼’外交是不是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浪潮的症状——你身处其中就不知如何脱身了。”

即使在中国国内，这种新基调也引发了不安，知名学者和前外交官纷纷反对强硬派。著名外交政策学者张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外交话语在“削弱自身”的博文。张峰写道，中国的外交话语曾经过于抽象，而现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何不站在道义的高地，以堂堂正正之势与美国在外交话语上进行竞争呢？”他写道。“逞一时之快，与美国‘口水战’，美其名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与美国斗争的下策，只会加大中国外交成本，削弱中国国际道义。”无独有偶，人民解放军将领戴旭指出，“战狼”并未能为中国赢得任何朋友或善意。“中国曾经援助了这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拿了中国许多好处，但关键时候，这些国家都没有与中国采取统一行动，”他写道。“战狼”唯一做的事，就是“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

但中国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在乎国家的好感度有多少——至少对某些受众如此。皮尤调查评估的14个国家都是先进的民主国家，许多都在欧洲。“还有别国的受众，尤其是在那些对美国主导的秩序并无强烈认同的地方，人们对此喜闻乐见，”朱利安·葛维兹(Julian Gewirtz)说。“喷子也很受欢迎。”在后特朗普时代，人们对美国长期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并不明朗，坚决对抗欧美可能是个成功的策略，特别是随着中国援助和投资激增，中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而那正是西方曾经为自己打造的角色。

赵立坚的推文为了解中国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全球受众提供了一个窗口。就在他和苏珊·赖斯的骂战前，赵立坚推动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呼应了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他重点指出的签署国有俄罗斯、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和白俄罗斯——这是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广泛联盟，其中许多都将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增长提供动力，而其中一些则因人权问题变成了美国的指责对象。在最近为期11天的加沙冲突中，赵立坚在Twitter上发了一幅一只秃鹰向该地区投掷导弹的漫画。“看看‘#人权 捍卫者’给 #加沙 人民带来了什么，”他写道。凭借“战狼”外交，中国将自己定位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并打赌这一同盟的其他成员也同样渴望看到一个摆脱美国霸权影响的世界。

与此同时，在皮尤调查中包括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富裕国家，中国的意图可能会真如预期的那样被传递到位。“即使（中国的）声誉受损，”葛维兹说，“中国变得强势，其声音更具分量、实力更加强大的观点依然存在。”

澳大利亚可能只是预演。从宣传、威胁到广泛的贸易制裁，该国仍是这场展示软硬实力的强势运动的目标。“中国人以前会对单一行业进行经济胁迫，比如对挪威三文鱼或菲律宾香蕉，”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历史系教授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说。“澳大利亚则是在多个领域同时应战。”自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涉法以来，该国已经采取措施，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40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几乎毫无质疑的热情，仍使其处境如履薄冰。去年，对中国的商品服务出口占到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8%。其他南美和非洲的资源丰富的出口国也面临类似风险，而在供应链、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依赖中国的亚洲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也是如此。（由于铁矿石价格达到创纪录的高位，而这又是中国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的唯一大宗商品，澳大利亚才得以避免最糟糕的后果。）

至少对澳大利亚，“战狼”外交的意图实际上就是不受欢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人畏惧。“中国可能会因其所作所为遭受一些软实力上的挫折，”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Brookings Institution)杜如松(Rush Doshi)说，他的《长远的策略》(The Long Game)一书对中国大战略进行了分析。“但主导国际关系的到底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在赵立坚推文和澳大利亚回应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中，令人不适的图片来源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它是由一位网名为“乌合麒麟”的年轻插画家创作的。他的第一幅插画《伪神》描绘了一群香港抗议者崇拜一座诡异的自由女神像的画面，而那座神像手里拿着的是汽油弹和键盘。这些漫画为他赢了《环球时报》的大肆吹捧，以及“战狼画师”的绰号。

《伪神》问世后不久，他又发表了另一幅作品《炮灰》，描绘了一个戴着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的孩子站在铁轨中央，在迎面而来的火车前举起弹弓。一群面带笑容的成年人站在铁轨旁，他们举着雨伞保护自己免受必然的血溅三尺。孩子右边的女性似乎暗指台湾总统蔡英文，而画中三条摇尾吐舌的狗戴着类似美国国旗图案的项圈。但或许，此画最有趣的象征是无意之笔：那就是火车本身，它似乎代表了疾驰而下的中国——毫不妥协、绝不退让，好像已经无法改变方向。

Alex W. Palmer是一名驻华盛顿的撰稿人。他此前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了关于追踪全球芬太尼团伙一路至其中国源头的文章。Olivier Bonhomme是一名法国蒙彼利埃的插画师和艺术总监。他的作品灵感来源是比波普、爵士和摇摆舞音乐。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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