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生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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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7日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四川人抢盐

今天的关键词无疑是“抢盐”。听母亲说，我老家的小镇上也已经买不到盐了，“就一天时间，昨天还好好的”。

这个传播蔓延的速度确实惊人：何止是崇明岛这样的郊县，据说连距离乡政府还有28公里路的偏远贵州乡村（这样的地方，一百年前恐怕要过了几个月才会知道大清灭亡的消息），今天早上都已将盐抢购一空。手机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恐慌情绪传播的效率，在这样汹涌的浪潮面前，任何劝说或制止事实上都是无力的。

豆瓣上许多人对此切齿腐心，简直恨不得把这些愚昧、非理性的国民全都杀光。各种“盐段子”也纷纷出炉，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的主角是一位淡定的老太太——她之所以不抢盐，是因为2003年非典时抢购的至今还没吃完。因为福岛核泄漏引发的大规模恐慌，到了中国就不免带上几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进而演变成了一场狂欢，令人忍俊不禁。

按科学的分析，这种忧虑据说是多余的：具有自净能力的海洋不会被核废料污染（否则人类朝海洋排放了那么多化工废料，早就都被毒死了），洋流和风向也不朝着中国来，更何况大多数中国食用盐是井矿盐，不必担心海盐被污染——话又说回来，要是海盐真的自此被污染，那么买个十包八包盐恐怕也仅能支撑一阵子。

然而，人们常常也不去细究这些原理，只是求个心安，就像那些抢购防辐射服和面巾纸的人，要是有核辐射，难道他们真的相信这管用吗？他们只是觉得“我得做点什么，不能坐以待毙”而已，这时候哪怕随手抄起一把扫帚，也总比两手空空能给他们点信心。

2011年3月11日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

这时候跟人们去说“科学证明：核泄漏影响中国的可能性极低”是没有用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就已经足够多了，他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极低”是多低？毕竟没有一个权威能证明“绝对没有危害”吧？

这是一个心理关注重点的不同——很多以理性自持的人其实是想对那些抢盐的人说：“你还没证明其有，恐慌什么呢？”但他们的回答将是：“你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无。”无法证否的东西是最可怕的：基站旁边或死过人的房子，就算它折价出售而你又不信那个邪，总归觉得“这种房子还是算了，住着心里不舒服”。

从这个角度来说，抢盐的人们只是求生本能太强导致了反应过度，但却很难说他们就是完全非理性的。何况对很多人来说，盐、面巾纸、水、大米这些东西反正本来也要用，囤积一些也不要紧，真有万一的话，总比没有好。另一些人本来不想囤积的，但由于这些物资被人抢空，他不得不也囤积一些，否则他连平常的生活也无法继续了。

这在个人看来都似乎都尚属理性的决定，在整个社会层面却形成了一个不理性的结果：投入大量精力和成本去应对一个事实上发生概率很低的事故。这就像一个人整天提心吊胆地防范着自己不要被汽车撞死——鉴于此事可能性很小，别人会觉得他很神经质很蠢；但他也自有理由：只要有一次，我就承受不了。

我岳母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看到的世界里似乎布满了数不清的各种潜在危险：看房时她首先看的是消防通道，以便万一火灾时可以逃命；在餐厅吃饭时她叫我不要坐在吊扇和电视机下面，万一那玩意砸下来；有一阵她还常年在卧室备着一个铁锅，以防地震时可以盖住头部（虽然福州其实没什么地震）。

像她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当然也不多，但她身上确实也有不少中国式生存主义者共同的特征：总是囤着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虽然有可能永远用不到，或大难时根本不管用）、对地震之类危险的不是独立作出判断而是听信邻里亲友的观点、应对某种危险通常是临时的而不是把生存主义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相比起来，美国的生存主义者（survivalist）虽然也看到许多小概率的灾难，但其思维方式和行为通常是明显的个人主义风格（有时显得个人英雄主义，既不相信也不依赖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并且往往对如何应对那个可能出现的灾难具有邮票收集者一样深入的兴趣，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终结者2：审判日》里的莎拉·康纳就一直在为世界末日准备

这些人虽然有时看起来有些被迫害妄想狂式的反应过度，但并不是基于软弱，他们的典型形象倒更接近于一个孤胆英雄：爱抚着他们的武器、意志坚定、体格健壮，并预见世界末日来临时，受教育最多的那些人将在率先被消灭的人群之列。

简单地说，他们的一生就像是在为世界末日做好最坏打算和最好准备的人，确保自己即便那时也能活下去；而中国人一般不会有这种矢志不渝为世界末日而努力的心理驱动，我们的文化里本来就没有一个设定好的世界末日。

大概也是在这种时刻，最能看出一个群体的集体心理，或一个人的自我认知。

1979年英国曼彻斯特一家伍尔沃斯连锁店火灾导致十人死，这些人当时已用完晚餐正等候结账，原本有充裕的时间可逃生，但却谨守“餐厅规定”而不是逃生守则——除非结完账，否则不能离开餐厅。

中国人对这样的故事多半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在非常时刻，人命比餐厅规定和彬彬礼节重要得多。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变得像这些英国人一样，我也会感到很不习惯和不那么亲切了。

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生存主义者，极端的那些人可能都会被人看作是神经病，但在许多方面，他们实际上又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看看那些通俗文学和流行的好莱坞电影就知道了：一个看起来疯狂的预言者最终常常被证明为其实是先知（这种观念倒是符合宗教逻辑：异于常人的疯子更接近神），这个叙述模式反复出现，如《终结者 II》、《2012》（那个电台疯子），Nicolas Cage主演的一部电影甚至干脆就叫《先知》（Knowing）。

在西方，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只能风险自负：从此人们只能靠自己了。区别只是有些人选择相信专家，另一些人感觉连专家也完全不可信，因为总有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事件让人们觉得：一、很多危险本身就是专家们弄出来的（例如核泄漏），是人就会出错；二、阴谋论总是很受欢迎，人们相信有很多真相自己并不知情。

在这样一个无国家边界的风险社会，危险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地方，听多了那么多坏消息后，没有几个人还能相信自己在世上是绝对安全的。

在面对这些危险的态度上，中国人固然也受到了一些现代观念的影响（例如对食品污染的恐惧感），但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心理模式：囤积一些东西，和家人平安地活下去；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管用，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他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因为除了保命（中国的保命观念和美国的也不同）之外，中国文化中又还有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这也是我的态度。迄今为止我是把国人对核辐射的反应当作喜剧来看的（希望不要因此被人说是“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我看来，就算是有世界末日，那么，一如米兰·昆德拉说的，“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平静的了。”

2011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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