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歡迎駐華記者，才能減少外媒對中國的偏見｜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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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評論文章《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文章在承認「中國官員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掩蓋了問題，做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決定」的同時，也強調中國在控制疫情時採取的不少做法是有效的——「中國的一些政策是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認真考慮，並在一個能力極強的行政部門得到執行。」作者說，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的有效措施視而不見或者充滿成見，錯失了及時學習中國經驗的寶貴時間窗口。

這篇評論刊發後，迅速被中國黨媒和民族主義媒體引進國內。環球網選擇性地翻譯了文章的部分段落，並且配發標題《<紐約時報>這次為中國說了句公道話》。

說「公道話」的這位作者叫Ian Johnson，中文名張彥，是曾經獲得普立茲獎的外媒記者、專欄作者，曾為《華爾街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為《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等媒體撰稿。

張彥說，這篇評論註定會被誤解、被利用，但他仍然覺得應該寫下這些內容，因為中國政府的確做錯了一些事情，值得批評和警惕，但也做對了另一些事情，值得尊重和學習。

這位居住在北京的美國記者198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在他的個人網站首頁，第一句話就是：「張彥成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中國（Ian Johnson has lived most of his adult life in China）。」他曾說，自己非常喜歡在中國生活，「我覺得我喜歡中國的大多數事情」。

在中國，官方的宣傳以及民間的民族主義者總是喜歡批評外國媒體對中國「充滿偏見」。那麼，如何減少外媒對中國的偏見？張彥先生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典型的案例：讓它們多派些記者來中國吧，讓記者們常駐在中國，像張彥一樣喜歡上中國的生活，和各個階層的中國人民成為朋友，客觀呈現這個國家的多面性、複雜性。

其實，沒有一家專業的外國媒體是帶着「蓄意抹黑中國」的動機做報導的，這與新聞業的職業道德操守相悖，這樣做的人在這個行業裏是待不下去的。英國利茲大學學者曾苑調查過101位駐華外媒記者，發現將近一半記者對自身的定位是「看門狗」，主要工作是監督權力；另有超過1/3的記者將自己定位為「抽離的觀察者」，強調自己只做客觀報導，不帶任何觀點傾向和目的；僅有13.9%的外媒記者希望自己能夠主動推動社會的變化。

但是，我們有時候確實會看到，外媒對中國的部分報導中存在着一些慣用的框架，這些框架對現實的解釋力並不強，也的確可以說是存在偏見——比如，如張彥所批評的，一些媒體把中國為了控制疫情而採取的所有措施都和中國缺乏民主聯繫起來，這不僅是一種陳詞濫調，也在一定程度上讓西方沒有足夠重視中國的成功經驗。

為什麼一些記者沒有帶着偏見的動機，卻寫出了有偏見的文章？答案很簡單：因為這些記者都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背景和認知體系。如果派一個從來沒有出過國的中國人去寫美國的事情，那麼他/她也只能套用自己從書本和媒體上讀到的流行說法，把美國的一切事情都解釋為資本主義的「腐朽墮落」和兩黨之爭的「一地雞毛」。

但是，如果一個美國記者真的來到了中國，真的和這裏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邊攤，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鎮鄉野穿行，那麼他/她認知中國的框架就會增加很多維度，寫出來的作品也就會更加地接地氣，更加客觀，更少陳詞濫調，更少偏見。

這也是為什麼那些關於中國最好的作品幾乎都出自長期駐華的記者之手。比如曾為《紐約客》工作的何偉（Peter Hessler），從1996年開始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中國；他的繼任者歐逸文（Evan Osnos）同樣在中國生活多年，自稱「北京人」。

2018年3月5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會議前，記者在大堂工作。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驅逐外媒記者的負面後果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驅逐外媒記者，絕不是一件有利於修正外媒偏見的事情。

把外媒記者趕走了，他們便只能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做着離地的報導，感受不到這片土地的脈搏，無法和這裏的人民面對面交談，他們認知中國的框架會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更難獲得關於中國的一手信息，報導質量勢必下降，外國讀者了解到的中國勢必更單薄、更臉譜化，很可能帶有更多的偏見。

3月17日，中國外交部宣布，將驅逐《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駐華美籍記者，甚至不允許他們在香港和澳門工作。

這三份報紙是美國媒體的領頭羊。驅逐這三家報紙的駐華記者，將會給中美兩國之間的信息流通帶來更大的障礙。

國家之間維持健康的關係，需要基於準確和豐富的信息，這樣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和反應，不至於產生過多的誤判，乃至陷入對立衝突和戰爭深淵。外媒駐華記者發出的報導，不僅國外老百姓會讀，政要和商界精英也會讀。很多報導會成為政府的決策參考，而受報導影響的民意，亦會對政府決策造成影響。因此，切斷這些頂尖媒體在中國實地獲取一手信息的渠道，不可避免會對兩國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所以，歐逸文在推特上說：「無論你對美國的媒體是什麼態度，這件事對於金融、疫情、教育、全世界的國家安全來說都是壞事，對於中國公民來說也是壞事。」

在這條推文下面，有一個用戶名叫 James Chao 的網友回覆說：「中國驅逐的是報導假新聞的美國記者，它們仍然可以僱傭中國記者做報導。至少現在，這些外媒的報導可以由真正說中文的人來完成了。」

James Chao不知道的是，不讓中國人在外媒做記者的並不是外媒，而是中國政府。根據官方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大陸為外媒工作時，只能擔任「助理」、「秘書」，不能擔任正式的記者。

2020年3月18日，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Steven Lee Myers在北京舉行的每日簡報會上。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中美的對立和相似

中國外交部此次驅逐三家外媒記者的理由是：「對美方無理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被迫進行的必要對等反制」。

暫且不論這樣的行動是否真的「對等」（美國打壓的是中國官方媒體，中國打壓的是美國商業媒體），它清楚地表明：在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衝突中，媒體成了「開戰」的靶子和替罪羊。

這是一件及其危險的事情。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新聞學院院長的中國研究專家夏偉（Orville Schell）警告說：「將重要的報紙趕出去離關閉使館僅一步之遙。我們陷入了一個災難性的危險漩渦。兩國間已經受到損害的運作系統現在正在分崩離析。」

兩國之間媒體的正常往來，是正常外交關係的重要元素。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家美國媒體向北京派去了駐華記者，其中就包括這次被驅逐記者的三家媒體。

外媒記者進入中國，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標誌；外媒記者被迫離開中國，則顯示着兩國關係已經降到一個極差的水平。在這種陡然的矛盾升級背後，既有全球化退潮的結構性因素使然，也有兩國政府的行事風格造成的影響。

在美國那邊，特朗普上台後，在外交政策上強硬、封閉的保守派勢力當道，主張了解、對話、溝通的聲音已被邊緣化。今年年初，曾經推動了大量民間交流的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被要求撤出中國大陸。前《紐約客》記者何偉當年就是跟隨和平隊來到中國、從此紮根的。他在最近一篇紀念和平隊的文章中說：「那份古老的自信已經消失。這似乎是美國一股更大的潮流的一部分：任何與國外的接觸都是威脅，任何交流都是零和遊戲。人們不再信任自己，不再相信最好的榜樣，而是退化到和身處封閉系統中的人一樣陷入偏執妄想。」

在中國這邊，雖然官方提出了美好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口號，但近來的諸多具體行動卻並未向這一理想靠近，反而走向了更封閉保守的方向。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拋出「病毒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陰謀論，宣傳系統大力渲染國外抗疫不力，以評論足球比賽的語氣宣布國外確診數字「反超了！」，「XX國家疫情已經失控了」成為社交媒體發言模板。在《人民日報》微信公號關於驅逐外媒記者的推送文章下方，一條點讚近3萬的精選留言說，「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打成狗！」何偉所言的「任何與國外的接觸都是威脅，任何交流都是零和遊戲」，同樣適用於中國的心態。

也就是說，雖然身處這場「媒體戰」的兩端對立陣營，但中美兩國政府的心態和風格其實高度相似。而仍然願意真誠了解、認真傾聽、推動溝通的媒體和記者，則成了雙方衝突的犧牲品。他們的被犧牲，勢必又會進一步加劇中美雙方的對立。

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惡性循環。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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