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课没有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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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起,南方科技大学的袁长庚老师开了一门通识选修课“理解死亡”,想带学生“在历史和世界的纵横图景中理解死亡,并重新审视自我、他人、社会与时代”。这门课上了4年,有学生从中学会了思考生命,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处境。可时代气候、校园环境、学生心态都在剧烈变化,课程的活力被慢慢削弱,行将终结,这一切令袁长庚感到挫败。

不过,这门课的影响依然存留在不少学生身上,并随着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发散。

**** 你会选择怎么死****

“假设现在你是上帝,可以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你会选择以哪种方式离开世界?”选项有4个:孤老终身、突发心血管疾病、艾滋病、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深圳南山区,南方科技大学“理解死亡”课的讲堂上,六七十个学生挤满教室,注视着台上提问的袁长庚。30多岁的袁长庚是这门课的授课老师,留平头和小胡子,圆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声音响亮。

学生举手投票,被选择最多的是死于空难。这让袁长庚很惊讶,该选项原本是他为了凑数写上去的。在他的预期里,这应该是最不能为人接受的死法,会被第一个排除。

秦浩是选择死于空难的学生之一。他读大二,课业很重,对未来感到渺茫,觉得死于一场偶然的空难就像烟花一样绚丽,顷刻间灰飞烟灭,没有痛苦。其他学生解释自己选择空难的理由也大致相似:自己没有责任、不用面对衰老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难以忍受疾病与孤独。

袁长庚问学生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死法会让父母多难以接受,他们余生要怎样生活?

接下来,他开始阐释每个选项关联的处境和意义。比如艾滋病,如今它并不像很多学生认为的那样是极度凶险的恶疾,而更接近一种慢性病,只要定期服药,患者的寿命和生活质量与正常人相差无几。袁长庚提醒学生们,这意味着选择这项的人有更多时间陪伴亲友、承担责任,而不是留给他们没有告别的遗憾和痛苦。

话题继续延展。围绕着这节课的主题“善终”,袁长庚从艾滋病讲到疾病的污名化、到如何与长辈谈论死亡、支撑自我的价值观念何以构建。他不时点名让学生表达观点,提醒众人思考:为什么说死亡不是纯粹的个体事件?

从2017到2021年,袁长庚每年都开设“理解死亡”课程。这门面向全校的社会科学通识选修课没有教材,内容由袁长庚自己拟定。每期课程里,袁长庚围绕生命是什么、善终、灵魂、衰老与照护、病痛、葬礼、安乐死、大屠杀、牺牲、自杀等主题,试图通过对死亡的分析讨论,带学生了解人的处境,厘清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念。

这是中国高校里鲜见的课程。在一个习惯回避生死问题的国度,死亡教育甚至比性教育更令人讳莫如深。秦浩和他的同学们,是少数能够在十八九岁的年纪触及这些话题的年轻人:灵魂存不存在?人有权利自杀吗?是否应该支持安乐死?

课程是袁长庚自己申报的。2016年博士毕业刚进入南方科技大学时,他上的是文化研究导论。袁长庚认真热情,课讲得生动,不久就成为校内的明星老师,很多理工科学生都是从他这里获得的人文启蒙。但他隐隐感到,这种按照成熟的学术脉络设计出来的课程,和当下的生活间“隔”着什么。

图 | 袁长庚

按照南科大的惯例,老师每周要安排一段专门的时间“office hour”用于答疑。入校不久,袁长庚第一次答疑,一个男生推门进来,径直说,老师,我就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袁长庚当时“懵了”,没想到会面对这样的疑问。之后,类似问题在他的office hour里反复出现,也有学生写信来求助。看到学生们普遍在价值观、心理和情绪上存在需求,袁长庚觉得自己“没办法转过身”,不去回应。他想开设一门课程,帮助学生严肃地思考生命,思考应该怎样活着。

死亡课的回响出现在2022年3月,东航MU5735客机坠毁,机上132人全部遇难。上过死亡课的学生秦浩记起了那堂课上的选择,他觉得上过课后,做选择不再那么容易了:死于飞机解体看起来不再轻松,患艾滋病也不再那么难以接受。秦浩说,死亡课弥补了自己死亡教育的匮乏,特别是在疫情和空难发生的当下,会让人思考这些问题。

空难发生当晚,袁长庚对妻子说,今后打算每隔半年写一次遗嘱,安排好身后事。目前他已经写好了第一份遗嘱,涉及家庭财产的处置、对老人照护的安排、后事如何处理,以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家里的数千册藏书该怎么办。

回溯“理解死亡”课4年的教学历程,袁长庚的自我评价很悲观。“这门课是失败的”,他说。他即将离开南方科技大学,“去新单位,大概率没机会折腾这种‘不吉利’的通识选修课了。”

在以改革著称的南方科技大学,4年来,袁长庚的死亡课的命运像它的名字一样,晦涩沉重,走入终点。

表演一场葬礼

学生王真祯第一次做“理解死亡”课的作业,在袁长庚给出的三个题目中选择了“以‘死亡’为主题写一篇小说”。一直喜欢科幻的他写了篇科幻小说,讲一名底层女性通过机械化改造的方式摆脱了死亡。袁长庚逐字批改了王真祯的作业,指出遣词造句上的缺陷,鼓励他继续写下去。

课堂上,袁长庚同样喜欢让学生表达。讲“自杀”时,班里几乎所有学生都赞成人有自杀的权利,只有一个学生反对。有学生觉得反对者思想落后,袁长庚却郑重地把他请到讲台上,让他充分讲述自己的理由。随后,他抽丝剥茧地分析赞成和反对方每种意见的逻辑与盲点,把选择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学生就会反思自己原本认为绝对站得住脚的观点。“安乐死”的课上,他提醒学生,不要时尚化地理解安乐死,要看到背后的伦理和执行困境。

学生们关于死亡的思考逐渐拓展。一名爱好航空器的学生交上来的作业,细致地写了民用航空业怎样从空难中一点点吸取教训。袁长庚在作业里读到,航空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即使某次空难能够归因于一颗螺丝或一道划痕,但深层的原因往往在各个部分的交互勾连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董辛印象最深的是讲“牺牲”的那节课。出于对过往盛行的宏大叙事的反弹,学生们对“牺牲”多少都有些存疑,袁长庚推荐他们去读读《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后来董辛看了这本讲述中国志愿军到西班牙帮助抗击法西斯的书,被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感动时,他想起袁长庚在课上说的话:不迷信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不要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

早在开设这门课之前,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就缠绕着袁长庚30年来的生活。

1985年,袁长庚出生在山东一个矿工家庭。采矿是高危工作,虽然袁长庚的父亲是技术人员,不用下井,但周围小伙伴们的父亲基本都是在井下工作的。死一两个人的“小”事故,隔几年就会发生。有时为了逃避责任追究,相邻的矿山间还会买卖死亡“指标”。

矿上待遇好,工作稳定,矿工家庭的生活水平普遍比地方上高得多。但敏感的袁长庚很小就意识到,这一切有它的代价,那些好吃好玩的东西背后藏着危险。

袁长庚7岁那年,母亲去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她是在抵抗白血病的吞噬中度过的。在袁长庚的记忆里,当时年幼的自己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家里的情形变得有些奇怪,父母总是不在,自己经常要寄居在姥姥家。

母亲离去后,父亲和亲戚们小心翼翼地封存了这件事,不对袁长庚谈起。“如果在大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至少应该有人问问我的不幸是什么样子,我有什么感觉,但是没有。”袁长庚成年前,家中给母亲扫墓从不带他。在长辈们朴素的认知里,回避是最好的保护。不久父亲再婚,带着他组建了新家庭,这个话题更成为禁忌。

接下来的10年,袁长庚一个人学习什么是失去、什么是没有母亲。没有地方容他讲述,“像脖子被掐住一样”。直到大学读了人类学,开始关注和死亡相关的研究,他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命中,“哀悼”这件事从来没有完成过。回避和掩盖,阻断了真正接受死亡的可能性。

因此当想要开一门课,回应学生对价值观、对探索生命意义的需求时,袁长庚很自然地想到了死亡问题。这个悬置在他生命中的进行时命题,来到一个能够被展开的时点。

第一学期的课程临近结束,袁长庚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让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设计故事、场景,表演一场葬礼。

上课时袁长庚经常问学生,有没有经历过家中老人去世,家里怎样处理丧葬,需要哪些步骤和分工。他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和葬礼相关的社区、风俗习惯和历史都没有概念,更谈不上理解创痛和哀悼。他想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体验。

“葬礼”在晚上举行。教室里清理出一片空地,关上灯,黑暗抵达的瞬间,生活似乎也暂时中断了。封闭而纯净的空间里,关于死亡的话语缓缓铺陈。

其中一个小组演绎的是小学生上学时落水身亡,家里抬着尸体到学校要求赔偿的经过。一名来自河南农村的男生扮演家族的主事人。男生平时性格内向,来深圳上大学后,时常为自己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自卑。表演把他带回了熟悉的场景,操起地道的河南方言,男生自如地呈现出事件里悲伤、博弈和算计的交织。

后来男生和袁长庚成了朋友,在另一门课程的作业里,他袒露自己的故乡和成长经历,探讨了乡村发展的代价。他对自己的来路和生命故事的回望反思,就是从这次“葬礼”开始的。

图 | “葬礼”现场

另一名学生小雷布置了一场充满异教色彩的葬礼:白色面具、黑色衣服、略显惊悚的氛围、大段听不懂的台词。那段时间小雷心情低落,这是他情绪的投射,或许也是宣泄。

小雷记得,“葬礼”中有一段,自己作为“尸体”躺在桌子上,戴着面具,周围一片沉黑。一个念头突然闯进意识:如果真的快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做的?

当时小雷一直在继续读书、将来从事科研和尽快工作之间摇摆。那个类似濒死的瞬间,他决定,要努力做自己喜欢的科研。本科毕业后他出国留学,成了一名科研预备役。

当晚,袁长庚一直为学生们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而兴奋。平稳延续的生活被叫停后,这些年轻人透过缝隙隐约窥到了它复杂的面向。看见复杂,是通往真实的起点。

无物之阵

美国记者早崎绘里香的《生死功课》记录了一门叫做“透视死亡”的课程。诺玛·鲍依教授给新泽西州肯恩大学的学生们上这门课时,带他们去公墓,参观尸体解剖,到监狱和重刑犯交谈,探访临终关怀中心。从不适应到能逐渐理解,学生们在直面生命的各种残缺和消亡中得到了勇气。

袁长庚认为,这样的实地教学是“理解死亡”课中尤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最初设想,也要带学生去墓地、医院等和死亡相关的场所,“到场景中实践”。

但学校严密的管理规定阻挡了行动。表演葬礼的那天晚上,兴奋的学生们拍了一些现场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在网上引起了小范围的关注。快到凌晨12点时,袁长庚接到某位学校领导的电话,对方斥责:我们每天都在为南科大的发展操心,全被你毁了。

袁长庚和学生们都有些意外。南科大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学校,首任校长朱清时提出的“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等教改目标名噪一时。2017年前,很多学生用可以进中上游985大学的成绩报考了这所当时还没有排名的学校,因为觉得这里会更自由、开放。袁长庚申报开设“理解死亡”课时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这次,他们撞到了那堵无形的墙。

此后几学期上课,袁长庚没有再组织过类似活动,改为书面作业。

设计课程时,除了讨论终极意义上的肉身死亡,袁长庚还花了大量篇幅探究广义的“死亡”:失去、告别、衰败、残损。“死亡哲学里有一种观点,是说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微小的死亡,比如告别很多人、事、物。”他想带学生了解,“生命中会有否定性的力量,会解构你的价值体系,否定你的意义”,继而有勇气去面对。

然而,这与校园的主流氛围格格不入。在这所理工科大学,学生们得到的信息是,只要刷出亮眼的GPA,像升级打怪一样做项目、实习,交出一张漂亮的履历表,就能拿到好的工作offer,能去世界名校深造。现状似乎也的确如此:学校里,从院士到普通教师,头衔、级别不同,掌握的资源大相径庭。学校鼓励学生们争强、掐尖,“从实验室到更好的实验室到自己的实验室,这就是他们给学生描绘的美好未来的唯一版本。”

图 | 南方科技大学

热火朝天的争上游背后,是评价标准的单一和工具理性的冰冷。袁长庚担心,当斑斓的肥皂泡破碎,学生遭遇几乎无可避免的挫伤,会不会更加幻灭?他宁愿提前把生命的一些暗面展露给他们,帮他们做好精神准备。

一个患抑郁症的学生来上课时对袁长庚说,自己本来已经决定死了,知道有这门课,“倒要听听你能讲什么”。听袁长庚分析死亡问题里的种种面向,提倡真诚面对生命,思考自己的紧张感在哪里,学生逐渐舒缓下来,开始慢慢接受自己的情绪。后来他放弃了南科大的学业,重新申请国外大学的本科,以一种接受自己在某个阶段失败了的方式,越过了心理关卡。

来自主流的压力始终存在。一次,袁长庚听同事说,有校领导在全校教学会上几次点名“理解死亡”课:天天死来死去的,吉利吗?

主流引导的亢奋合唱里,一门课、一个人的声音是单薄的。一次office hour,袁长庚接待了一个男学生。男生从书包里掏出一张excel表格,上面根据容貌、学习成绩、性格等指标,对班里的6个女生进行了打分排名。男生说自己想要有个女朋友,于是做了这张表格,从排名第一的女孩开始追求。目前,前三名的女孩都拒绝了他。男生觉得很不解,因为他给自己也打了分,按照分数,他至少匹配得上第三名的女生。

惊愕过后,袁长庚尝试去了解男生的观念。男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周围环境一直告诉他,只要成绩好,一切都会有的。所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按要求在那个评价体系里冲到顶峰后,许诺并没有完全兑现。

袁长庚感到,自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随处碰见各式各样看不见的“壁”。最后两期上课时,他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避免给学生带去麻烦。

他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处境,却忧虑学生难以培养出面对真实的勇气。东航空难后,袁长庚注意到网络上的不少发言,都是类似“你们(遇难者)是不是穿越去平行世界了,赶快乖乖回家吧”的口吻。“有一种倾向,把残酷的东西萌化、审美化”,这是他想教会学生们去避免的。在无物之阵中,这格外艰难。

多余的人

和袁长庚比较熟悉的学生都叫他“老袁”,会和他一起吃饭、喝酒,唱国际歌和二手玫瑰。袁长庚说,自己幸运地赶上了朱清时时代的余韵,开课的前两年,班里有不少有个性、有想法的学生,课堂上不乏师生互动,“有教学相长的乐趣”。

季节在变化。个性突出的学生渐渐少了,同时,有敏感的学生开始感受到时代的收缩。一个成绩特别好的计算机系学生大三时去业内顶尖公司实习,公司对他很满意,提出让他毕业后直接入职,年薪40万元起。旁人都羡慕的时候,这个学生却对袁长庚说,自己一点也不想去那家公司。因为他注意到,自己实习所在团队的正式员工里,没有一个超过30岁。

“他们已经感到了环境的逼仄”。袁长庚回忆自己成长的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月,不管选择哪条路,时代的扶梯都会带着人较为轻松地上升。“那样的日子可能已经结束了。”

课上到后两期,袁长庚发现,选课的学生大致有某种共性:对校园的主流氛围心存疑虑,多少有些边缘化、不得志,“就像俄罗斯文学里‘多余的人’”,苦闷彷徨而又缺乏行动能力。

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现象。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位学者做过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调查了900多名参加死亡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他们发现,其中有将近24%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自身的悲痛。《生死功课》里也提到,许多学生去上诺玛·鲍依的死亡课,是因为他们对生命感到疲倦和困惑,想要找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区别在于,诺玛·鲍依的学生们有大量实践机会。他们结成“从自身改变小组”,帮救助中心粉刷房屋,改善环境、给流浪汉发放免费午餐、帮飓风的受害者重建家园,等等。

袁长庚也希望学生们能通过“理解死亡”课结成小共同体,一起读书、讨论、实践。刚到南科大不久,他做过一次分享会,提倡学生们避免无谓的成绩竞争,更勇敢地走向他人,构筑一种相互支持的生活。之后在课上,他也一再重申这个观点。讲“葬礼”时他告诉学生,人在面对死亡时通常会有一个社会支持系统,来自亲人、朋友、同事、邻居等。这个支持系统并不只是面对死亡时才需要,它贯穿人的一生。个体与周围建立起的紧密可靠的联结越多,他获得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或许就越大。

图 | 袁长庚写给学生们的信

在当下,学生们缺少相应的行动空间。竞争又越来越激烈,内卷成为流行词,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刷成绩单和履历表。袁长庚发现,他们彼此隔绝的程度在加深,不愿表达和交流。课上他一提问,学生们就迅速低下头,害怕被点到发言。他不再拖堂,因为很少再有学生提问。原本每学期3次的作业减少到一次,因为学生们能花在选修课上的精力越来越少——选修课学分低,即使拿到高分,对GPA也贡献不大。袁长庚形容,最后两年的课上,他像是面对着一片海,沉默无边无际。

 “理解死亡”课陷入两个话语场的夹缝中。一边是主流话语场,昂扬,积极,许诺坦途一片的未来;另一边是学生中潜藏的话语场,焦虑,疲惫,困顿,无论哪边都无法让课程真正有效地展开。

比较亲近的学生看出了袁长庚内心感受和课堂表现的反差。秦浩记得,那时袁长庚上课仍然热情自信,维持着高密度的输出,但私下,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挫败感。

袁长庚感谢学生们,他们用最后一点坚持让课程得以完成。但他觉得,这门课“最后只能起点情感按摩的作用,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行动”,它“失败了”。

宇宙之网的组成

这门课失败了吗?2022年4月,最后一期“理解死亡”课结束3个月后,我问了几位上过课的学生。他们都已毕业,生活在上海、昆明、日本等地。

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打动过的董辛如今在南方某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他的本科专业是海洋科学,上了袁长庚的几门课后对人类学有了兴趣。得知董辛决定跨专业考研时,袁长庚约他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店见面,给他开列了详细的专业课书单。

“(课上到后来)象征意义越来越重,具体的实践和理解变少了”,董辛回忆。“理解死亡”课开到第三年,和袁长庚的其它课程一样,教室经常被旁听的学生挤满。但真正好好听课的并不多,不少学生在下面做自己的事,“放着相声写作业的感觉。”

我对专程去旁听却不认真听讲的行为表示不解,董辛举例:你能理解网红打卡点吗?就是那种听说一个东西很酷,来逛逛的心态。

董辛并不认为这门课失败了,“在老袁的所有课程里,它的后劲是最大的”。“死亡问题触及生命的本质和核心,即便在课程结束后,也会不断让人去思考生命过程与境遇”。董辛说,自己的外婆患脑梗后,怎么照顾病人,接受亲人因病受损、人格逐渐不再完整的现实,都来自“理解死亡”课的准备。

和董辛类似,王真祯也认为,这门课或许会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获得某种“成功”。“在同学们,包括我将来的人生中,总会经历衰颓、失去、死亡,在那些时刻,大家或许会想起袁老师讲的一些内容。”

从大三开始,王真祯经常主动陪陷入抑郁的同学聊天,帮助他们纾解情绪。谈话中他时常说起的哲学家加缪、佛家三法印等,都是从“理解死亡”课上听来的。到了大四,他督促因抑郁导致行动力降低的同学抓紧求职,帮他们修改简历。他希望尽力多和他人建立起良性联结。

那篇关于死亡的科幻小说被袁长庚肯定后,王真祯开始尝试写作。第一次在《科幻世界》发表作品,他兴奋地拿给袁长庚看,袁长庚也很高兴,专门发了社交动态纪念。现在王真祯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得过写作奖,他的好几篇小说都关涉死亡。写作,成为他探寻生命的重要方式。

秦浩则成了袁长庚的同行。毕业前夕,学计算机的他对进大厂心存疑虑,找到袁长庚咨询,袁长庚建议他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做过销售、翻译、高校研究助理后,秦浩最终进入深圳一所公立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最近因为疫情,高三师生被要求全部封锁在校园内,负责高三考试设备的秦浩也在其中。封闭时间久了,秦浩心情有些低落,但想到“理解死亡”课,他还是想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做一个社会网络中的支持者。后勤聘用的大龄工人们承担着大量进行防疫统计、填报表格的工作,又不熟悉电脑操作,秦浩手把手教他们。他还利用每周一次的放松时间,挑选《头脑特工队》、《浮生一日2020》、《狗十三》等电影给高三学生放映。令秦浩感到无奈的是,一次他想放讲述一位文学老师带学生阅读诗歌、思考生命意义的电影《死亡诗社》,学校一听片名里有“死亡”,直接便禁止了。

最近的晚上,秦浩经常在和上海等地的朋友们通过电话后,重读课程结束时袁长庚写给所有学生的信。他回忆起“理解死亡”课,以及四年里和袁长庚、和校园里人与物的相处。这些让他确信,自己可以从身边做起,行动会是有意义的。

他尤其难忘2018年的“校猫”事件。那时南科大校园里常年游荡着几只猫,很受学生们喜爱,被昵称为“校猫”。其中一只温和亲人的狸花猫名叫老吴,经常到活动室和学生们玩耍,也有人因为共同喂养它而成为朋友。紧绷沉闷的生活里,老吴像是校园的黏合剂和润滑油。

2018年年末,老吴突然失踪了。尸体在后山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化,只剩下骨头和少量皮毛。事件迅速发酵,很多学生陷入难过和愤怒。袁长庚发表了悼念老吴的动态,把它的照片作为新一期“理解死亡”课的海报封面,在课上和学生们一起怀念它:“在我们时常焦虑且步履匆匆的生活中,几只猫像恒定的光源,沉淀着许多难以向他人透露的情愫。”秦浩觉得,这帮助学生们排解了悲伤,让混乱撕裂的集体情绪平息下来,让老吴走进了校园的共同记忆。

图 | 有老吴照片的课程海报

秦浩记得,每次走过老吴生前经常活动的迎新桥,怀念那只可爱的小猫时,他都会想起最后一节“理解死亡”课。当时教室里特别安静,30多个小时的“死亡之旅”后,袁长庚缓缓念出来自科学松鼠会的一段话——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逝去的亲友就是身边的暗物质。我愿能再见你,我知我再见不到你。但你的引力仍在。我感激我们的光锥曾彼此重叠,而你永远改变了我的星轨。纵使再不能相见,你仍是我所在的星系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

秦浩感到幸运。他是一名理工学生,进入南科大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人文学科。他不知道被启蒙意味着更多的幸福还是痛苦,也不知道实践会通向哪里。但他确信,老吴,这门课程,还有课上师生共度的时光,都照亮过自己,是自己宇宙之网的组成部分。

*文中部分学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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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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