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学院士商榷：关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诊断标准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与张学院士商榷：关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诊断标准

作者：棒棒医生

写了三篇与饶毅教授的商榷文章，没有得到回应，我并不沮丧，因为我学会了“商榷”，不再是那个只会“拍砖”的粗鲁汉子，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关于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法的历史，我仍然在不断的学习中，仍然在不断地发现新的东西，唯一的感受是，历史研究真的太难了，错综复杂，歧路繁多，其难不止蜀道之险也。

近日，我得到哈医大校长张学院士在第十八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一个演讲《砒霜治疗白血病临床疗效的确定》的视频，认认真真听了几遍。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0pdJWXedyduAevnWSXXiaKETsHIjyK7HIZzvxXo6vFUCRxSEFiaH8E3DNy4YklCyIcZzPWibCGmHUjCSg81A853Eg/640?wx_fmt=png&tp=webp&wxfrom=5&wx_lazy=1&wx_co=1

张学院士很谦虚，说他的演讲只是一个学习体会。但会议的档次，尤其是他哈医大校长和工程院院士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的研究是很有分量的，相当于半官方的盖棺论定，岂可以平常学习体会视之。

张院士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使我受益匪浅。但是，毋庸讳言，人非完人，院士也会犯错，尤其在非他专业（遗传学）的领域发言。所以，我想与张学院士商榷一二。

首先，我觉得张院士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定会写进ATO治疗APL的历史的。去年我就知道，在胡晓晨的手里有一些原始批号的713注射液，在系列文章里就建议对这些实物进行检测。张院士得到这批实物后真的做了检测，现在公开了检测结果。结果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0pdJWXedyduAevnWSXXiaKETsHIjyK7HIZsLLNy94gSmCricqp9ibKj342f5jXaWe4GHGxxlMyh0hYL7y9Ws56asQ/640?wx_fmt=png&tp=webp&wxfrom=5&wx_lazy=1&wx_co=1

这个结果显示，1986年的713注射液中还含有氯化亚汞（轻粉），而1991、1992、1994、2019批次中均测不出（可以忽略不计）。张学推测，713注射液在1986-1988之后就已经是单纯的三氧化二砷溶液了，应该是在韩太云手上完成的，因为韩太云死于1988年。

这个检测对于揭示历史真相无疑具有非凡意义，因为对历史研究，公认实物的证据力大于文字记录，文字记录大于口述故事（很多人的口述历史像小说）。它否定了之前的多种说法，比如：哈医大院志上说癌灵一号（即713）里的轻粉是1992年去掉的，显然是错误的（我编过院志，知道这种错误在所难免）；张亭栋多种场合均说他70年代初就做实验证明轻粉无效有毒，注射液中去除了轻粉，显然也是错误的（可以理解成年代久远，记忆失真吧）。

假如1986-1988年后癌灵一号就是单纯三氧化二砷的话，哈医一院的众专家们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无论中医科还是血液科的专家们似乎都不知道这件事。晚至1992年孙鸿德等、1996年胡晓晨等的文章中都明确指出713注射液中还包含轻粉（氯化亚汞）。自家的制剂，他们居然不知道轻粉已经去掉了，这很令人不解。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故意标示不存在的轻粉，那岂不是学术造假？血液科张鹏一开始可能也不知道713不含轻粉，但他1995、1996年的文章中确实一开始就不含轻粉，一开始就是单纯的三氧化二砷。

然而，即使真相大白，也只是对药物发明和改良的事实阐明有意义，即药物发明和改良主要是韩太云的功劳（当然，这也有争议），和张亭栋或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药物的发明只是第一步，不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三氧化二砷在世界范围内早就发明出来了，并且还用于治疗白血病过；癌灵一号发明之初是广泛用于各种癌症的，并不仅仅用于白血病，所以它才叫癌灵一号，而不是血癌一号。

所以，仅仅是把癌灵一号或者三氧化二砷注射液发明出来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是谁首先发现砷剂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而不是泛泛对所有白血病）有卓越疗效的？他的发现是否有方法有逻辑有数据，是否真实可靠？

张学院士提出了一个观点，这是我本文要重点商榷的，他说，张亭栋1979年的文章中所列的12例完全缓解（CR）病例中，大多数就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因为当时FAB诊断标准刚出来不久才没有明确诊断），这是他咨询专业人士（指血液专家）得到的结论。所以他同意饶毅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哈医大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里程碑。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意味着张亭栋确实发现了砷剂对APL的卓越疗效，我也同意饶毅的评价，不愧是里程碑。

但我在与饶毅商榷的几篇文章中都反复指出，12例CR病例中仅有一例可以明确诊断为APL，但他也没有诊断出来，不足以证明对APL有卓越疗效。

如果张学及其咨询的专家是对的，那我就是错的。如果我是错的，那就是一个极低级的错误，那我还有脸自称血液病医生吗？

我们先来看看FAB关于M3（即APL）的诊断标准究竟是什么？

这个标准是法美英三国的专业组织在1976年做出的，是早期白血病分类的唯一标准。它把急性髓系白血病分为M0-M7八个类型，主要诊断指标是骨髓原始细胞占非红系细胞≥30%。其中，M3型的诊断标准有点不同，是早幼粒细胞≥30%。这个分类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可以产生歧义的地方。诊断APL，你得早幼粒细胞超过30%，而不是原始细胞，也不是原早粒混合计算大于30%。

79年文章12例CR病例列表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0pdJWXedyduAevnWSXXiaKETsHIjyK7HIbfSoFntzS12fbvPyiaN7icTnV7LmIKOKYloI9ZfiaB2HrfJ6cs2PGKiaCA/640?wx_fmt=png&tp=webp&wxfrom=5&wx_lazy=1&wx_co=1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1、2、3、4号病例的治疗前骨髓细胞学都是分开计算原始粒细胞（简称原粒）和早幼粒细胞（简称早粒）的，1、2、4号都是原粒为主（78%-81%），早幼粒比例很低（3%-5%）,符合急粒（M2）的诊断；只有3号董某芝是早粒为主（72%），原粒只有6%，可以诊断为M3，即APL。其他的5-12号，是把原粒和早粒混合计算的（原早粒，即原粒+早粒70%-94%），无法得知早粒是否大于30%，也就无法诊断是否M3。

显然，普通血液科医生的我是对的，张学院士及其咨询的“专业人士”是错的。

遗憾的是，即使仅有的那一例，张亭栋文中也没有诊断出来。他一律诊断为急粒（即M2），没有急早，也没有微分化、急粒单、急单、急红、急巨。

是不是因为那时没有FAB分型呢？非也，FAB分型在1976年就出来了。张学提供的文献显示，哈医一院中医科1976年当年就能够诊断APL了。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0pdJWXedyduAevnWSXXiaKETsHIjyK7HI8bwHvicWylJiaDKibB4NydaAllOcWnwEEY8zyK4iawQl6NvxQduZ9kPWPw/640?wx_fmt=png&tp=webp&wxfrom=5&wx_lazy=1&wx_co=1

和张亭栋一个科室的当时的科主任关继仁在1981年的文章《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0例的临床观察及1例病理解剖的报告》中报告了内科血液组1978-1980收治的10例APL，化疗CR率已经达到50%。也证明至少1978年哈医一院就能够诊断APL了。

所以，1979年的那篇文章能诊断APL而不诊断APL，仅有一例可以事后诊断APL，是得不出癌灵一号对APL最敏感、最有效的结论的。

所以，饶毅和张学的解读都是不够严谨的，那篇文章有论点而无方法、无事实、无数据，称不上里程碑。

只看公开发表的话，里程碑只有两篇文章，一个是孙鸿德一作的1991年的《癌灵一号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长期存活16例报告》，一个是张鹏一作的1996年的《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可见，研究专门史需要专门家真的很重要。不是专门家，即使是院士、教授，也会错解一篇简单的论文。所以我希望，如果医史界有人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一定要咨询真正的血液病学专家（迄今，我还没有看到国内血液界非当事人的大佬出来说这个事儿，他们也许有所顾忌吧），真正读懂那些并不难懂的历史文献。

在我，通过与高手的商榷，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高手都会犯低级错误，那低手会如何？戒之！慎之！

(XYS20220110)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