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轩｜如我必须死，还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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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希望加沙会出现和平纪念馆

文/秦轩

上周末在多伦多最繁华的商业广场赶上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千人以上的规模。现场物料丰富，秩序井然。看得出来，组织者是专业的老手。连哑语主播都有两个，轮班倒。参加集会的不光是阿拉伯人，也有正统尤太人，西方人，还看到韩语的牌子。

主持人在台上喊，让所有人拿出手机对着他拍照片，发各类社交媒体。主持人身后，有助手张开双手，手上各有一根短棒。彩色的烟从棒子中冒出来，很夺目。

加沙那场战争现在已是两场战争。一场在加沙，一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在手机上，社交媒体上，广场上，以及政治家与学者的对峙中。前一场战争是火与血。后一场战争是巴勒斯坦民族新自觉运动与以色列的国家保护神形象的对抗。各方都在生产必要的情绪与内容产品，竭尽所能在各个观念市场中售卖有利于己方的情绪、叙事和知识，品类繁多，眼花缭乱。加沙的战争是后一场对抗最主要的原材料来源，时刻喷射着恐惧、仇恨与哀伤。可以想见，加沙战事结束后，还会有大量来自当事者的叙事、记忆与相关的内容原料喷涌而出，继续被加工成适合消费的内容商品，输送到全球的社交媒体上。

这可能是当下战争和过往战争最大的区别之一。在过往，战争状态下的内容生产是严格管控甚至是垄断的。权力部门会有审查，统一口径，遏制干扰战时动员的内容。比如，传递战争的恐怖，贩卖媾和。但今天的战争不同，审查无法消灭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无法遏制战争的亲历者直接上场售卖个人“偏见”与宣泄。

第一场战争，显而易见是以色列在胜利，但时间拖得越久，以色列在第二场战争中面临的挑战却会越来越大。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支撑以色列的是10月7日一天，而加沙遭到的破坏已经2个多月，持续地在输出着苦难。

挺巴勒斯坦一方现在最常见的口号是“种族灭绝”，这个口号其实和支持以色列者的反恐是相通的，里面都隐含着同一对象，己方的平民受害者。当哈马斯杀害以色列平民时，是恐怖主义。当以色列消灭巴勒斯坦平民时，是种族灭绝。

随着战事的延续，早期不同观点的争吵、论战急剧减少，知识型的科普在退场。人们的目光似乎更集中在两件事上，一，展示己方的受害者。二，否定对方的受害者。比如，挺以者会展示哈马斯多么残忍反人性，加沙医院没死那么多人，孩子是塑料的。挺巴者则当然是展示加沙的惨状，指责以色列军队的不人道，以及试图“拆穿”以色列的“谎言”。

于是社交媒体上的争论变得越来越像是在受害者间的比惨。

挺以者谈到敌人的平民死亡时，往往会作为抽象的统计数字出现，默认为己方行动的外部效应。有人算过以军平均杀死一个哈马斯会死N个平民。也有人说要绝后患，说白了就是今天多死点，是为了未来少死点。这个说辞，当年美军往广岛、长崎扔核弹的时候也说过。

刚刚死去的巴勒斯坦诗人在推特上为哈马斯武装辩护的一个理由则是，在袭击以色列的行动中，以色列的死者将近一半是武装人员。统计数字没有情感连接，但是，坦白说，我不认为刻意忽视对方的受害者，属于缺乏同情心的道德问题。它更像是天然的心理机制。

随着更多受害者以及相关内容的出现，各类刻板与冰冷知识似乎在退场。无论所持何种观点，人们都要去面对影像与报告中的鲜活细节。这或许是讨论中最让人感到积极的部分，即人们总要去想一下，到底该如何看待敌人的受害者的问题。

在我的上一篇观察《当真相供给不足，人们如何讨论以巴战乱》的评论区，有人说，“联合国到现在都不认为哈马斯是恐怖袭击，而在谴责以色列制造大屋别略的人道主义危机。”另一位网友则评论说，“美国投降日本的原子弹造成的平民伤亡也应该被谴责，原子弹不能精准识别平民和军人。在军国主义的死亡螺旋下，普通日本人是螺旋升天还是螺旋入地好像是没得选。是让病情慢慢恶化流毒天下还是一刀断根永绝后患，怎么选？长痛不如短痛！”

据我所知，广岛的核弹，直接与间接造成了估计30万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平民，也有韩国的皇族，还有来自中国的劳工与留学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为了快速结束战争，所以在广岛投下了核弹。

当加沙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死亡时，我也在社交媒体上和朋友讨论，假设让你决定要不要在广岛投掷核弹时，你会怎么选。我是认真的，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专门找了本研究战后广岛反思战争的书，美籍日裔学者Lisa Yoneyama的《广岛之痕（Hiroshima Traces-Time,Space,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战后广岛人处理核爆的历史。这当然是广岛和日本社会各界都要参与的事情。

1947年上台的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牵头策划了广岛和平纪念广场等一系列的纪念空间，在战争时期，那里的规划本来是展现日本帝国大东亚繁荣成果。纪念空间刻意保留了一些核爆的废墟。市长说，从视觉上消失的东西，必然会从心理上消失。随即，纪念空间成为旅游胜地、搞活动的场所，也就是成为贩卖核爆记忆的市场。

以这些空间为基地，核爆幸存者和各路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参与到对核爆炸的反思当中。简言之，核爆造就的创伤没有被汇聚为对实施者的仇恨，而是被刻意升华为对人类和平的祈求，从而让广岛人承担的痛苦变为为人类受难。受难者被赋予更为神圣的意义与使命。

让受害者成为合格的受难者、乃至反核布道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Yoneyama女士的书中，她提到幸存者叙事的尴尬。有人认为讲述者只是那些和平观光景点的导游。实际上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尴尬。2006年，我在广岛参观和平纪念空间。一位广岛核爆的幸存者坐在我和另外几个中国记者对面，讲述她的故事。她说几句日语，同行的日本翻译给我们讲中文。看得出来，故事讲的很娴熟，两人配合也算默契。只是我有点不适应这种听故事的方式，总是走神。我不知道这是她第多少次向别人讲述自己遭受的恐怖。可能这种讲述已经是她的工作。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她的手吸引，上面有三个大号戒指，其中一个好像是红宝石的。

反复演讲痛苦成为一种机械的工作。对于核爆亲历者而言，那一刻的恐惧体验独一无二，以至于无法通过转述或其他手段准确且真实的传递出去。有太多部分不可言说。我相信这也是此次巴以战乱，乃至人类所有战乱、苦难中都存在的现象。

但是，受害者面向公众售卖记忆与反思，依然是有效果的，是重要且值得尊敬的事情。书中提到一位广岛社会活动家沼田铃子便是例子。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她的故事。

1945年8月6日上午，22岁的广岛市交通部职员沼田铃子在核爆炸中失去左脚脚踝，后因耽误治疗，左腿截肢。此前一个月，她的未婚夫，一名日本侵略军军人在东南亚阵亡。

身心的创伤，与当时社会对残疾人和核辐射受害者的歧视导致她抑郁发作，一度试图自杀。在17000名广岛与长崎核爆的幸存者中，类似的经历并不罕见。随后，沼田女士成为一名高中老师，从业20余年。

1980年前后，年近60的沼田女士偶然卷入日本反核与反战运动，并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社会运动者。

1980年代，日本经济已经腾飞，日本重新大国崛起，自信心爆棚，保守派与民族主义意识抬头。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自由派因危机感而激起反弹。日本的和平抗议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彼时，到广岛旅行接受核战争洗礼是各个中学盛行的项目。老师们带着孩子去参观核爆炸的遗址、参观和平纪念馆等。同期，核爆幸存者的平均年龄也超过了60岁，面临退休，不用再为生计操心。与周围人的歧视相比，自我反思与情感安抚成为人生最大的功课。他们中不少人成为讲述者，将死亡与核弹的恐惧讲给来游学旅行的晚辈。沼田女士是其中之一。只是她做的事情更多些。去海外演讲，与广岛核爆的韩国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马来西亚屠杀的幸存者以及越南凝固汽油弹轰炸幸存者见面。

在未婚夫战斗过的马来西亚，沼田看到历史的另一端。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步兵第11联队驻扎在马来西亚，并执行过成规模的屠杀。这一团部的总部恰恰在广岛。在沼田的回忆里，广岛年轻的女孩子很喜欢11联队的军人。而且，当听到日军告捷的消息时，她和其他的市民会提着灯笼游行庆祝。而在马来西亚，当人们听到广岛和长崎遭到核弹轰炸时，也会庆祝。

沼田女士成为广岛反思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我认为这与她能够将自己的受害与其他被她的国家伤害的人连接在一起有关系。通过这些连接，人们可以寻找到战争被忽略的隐秘却无比真实的一面。人们通常都会忽略敌国的平民受害者。如果没有核爆和后来的反思，沼田女士也不会认为她的未婚夫是邪恶的战犯、杀人者。

在书中读到沼田女士的故事时，我想起在日本无言馆受到的震撼。无言馆在日本的山区，松本城郊外的山上。它有两个陈列馆，第一个陈列馆是十字架型的。无言馆里的墙壁上挂着画。这些画是几十年前日本美术院校大学生的作品。作品右下角的标签上写着作者的名字，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和死因，比如在1944年的菲律宾战死，在1945年的中国东北因枪伤死在战地医院等等。

美术是美的，这些大学生学习的是以美的角度观察世间万物，形成自己独到的感受和见解，通过专业的技巧做成作品。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部分情感，从景物画、自画像等等。很真实，依然新鲜。这些画作告诉我，他们是鲜活的，有着正常心智的生命。我没看到邪恶。如果没有战争，很可能我和画作者能坐下来喝一杯酒，聊聊天。

但是，在看画时，我又不得不去想，假如我生活在那个年代，与这些作者年纪相仿，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我正在这些作者的对面埋伏着。我们互相拿着武器，琢磨着如何把对方杀死，毫不留情，毫无心理障碍。当然，我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我也会像马来人一样，庆祝沼田女士和她的亲邻们被原子弹轰成人干。不知道那些作者里，有没有沼田或她同学的未婚夫。

12月7日，巴勒斯坦的英文教授、诗人Rafaat Alareer被空袭炸死。他的推特账号从10月下旬开始发表，主要内容有，指责以色列是纳粹、谎言制造者，为哈马斯辩护，加沙的惨状，和其他人的互动等等。这些发言中最出名的有两条，一条是他在哈马斯用微波炉烹饪以色列婴儿那条下面回复，到底有没有加香料。作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这条被广受攻击。但是我看到他其实还有回复称，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在说谎。综合这个作者在推特上的其他发言，我认为他的发言更倾向是讽刺挖苦对方造假，他不相信哈马斯会干出如此邪恶的事情。而不是他真的仇恨以色列到支持哈马斯去干反人性的事情。

他的推特是加沙战乱受害者的文献汇编，记录着两个月以来，一个诗人的愤怒、绝望、偏执与苦涩。诗人的另一条推文让他举世知名，是一首预言一样的诗。

“如我必须死（If I Must Die)”

如我必须死去

你必须活下去

讲我的故事

卖掉我的所有

买一块布，得一捆线（做一白风筝缀长的尾）

加沙一隅的小孩朝天寻那天国

等他那炮火中顿失的父亲

来不及跟谁诀别 就如此骨肉分离

顷刻枉死

若能见这风筝 倾我所有，得你所制，在那天空

刹那间以为有天使

带回了爱

如果我必须死去

让它带来希望

让它成为一个传说

广岛核爆以后，日本出现过核爆文学，比如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小说。核爆幸存者中也有诗人峠三好（Sankichi Tōge）。后者最著名的诗句是，“还我人性”。

在Alareer的这首绝笔诗里，能看到共通的东西。他像是在和友人嘱托，帮助照顾自己的孩子。里面不是愤怒和仇恨，而是哀伤和牵挂。

加沙有没有可能像广岛一样出现一座和平纪念馆呢？一进门，可以看到Rafaat Alareer的诗，当然，也应该有以色列人的诗。不行的话，就把“还我人性”几个字挂上去。馆内一边是以色列受害者的倾诉，一边是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倾诉。再摆上一些遗物什么的。

人们进入这个馆，直面战争受害者的现实。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人放下愤怒和仇恨。当然，这很可能不现实，很幼稚。或者要等一百年，但是谁知道呢。

某种程度上说，纪念馆其实就是交易记忆的市场。人们把过去包装成记忆商品在纪念馆里售卖，过去发生了什么是一回事，现实的人们该如何记住过去，接受哪种记忆才是重要的事。多听听各方受害者的记忆，总比仇恨记忆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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