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有面对最弱势群体的时候才最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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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坡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事情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网上一个一分多钟的视频,一位卡车司机自述自己从山西运煤到陕西,车门被贴封条,但是因大便无奈下车,回来后,防疫人员要求他隔离七天,隔离费用每天75元。

后续是,记者去采访工作人员,司机说他是去大便,这也不行吗?工作人员回答,上厕所无从考证,如果每个司机都以上厕所为由撕毁封条,是不是都得让他走?记者又问: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司机碰上上厕所问题怎么解决?工作人员回答:没碰到。

工作人员说,最后他们没为难司机,防疫人员将司机送到高速路口,让他走了。

司机走了,热度降了,事没完。一叶知秋,这泡屎不能让它随风而去。理不辩不明,现在我们来辩一辩规定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论调:“是规定不合理,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不执行规定,丢了工作,你负责啊?”

平心而论,我在大多时候都是同情基层工作人员的,但我绝不能接受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规定头上,好像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像窦娥一样冤。司机下车拉屎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人不能躲在规定的后头为所欲为。

当地会有规定,白纸黑字要求不允许司机下车大便吗?当然没有。当地的规定只是没有考虑到人有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这首先是决策者的责任,但也不等于说执行者就没有责任。

规定没有考虑到司机要大便,却也没有禁止司机下车大便,但是工作人员却在执行规定的过程中,事实上禁止了司机下车大便。这就不是单纯地执行规定的性质,而是对规定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而解释的方向是反人性的,是与弱者为敌的。

如果工作人员允许司机下车上厕所,一定会因为违反规定被上级处罚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假如上级又蠢又轴,坚决不能理解人有三急,确实可能会有工作人员因此遭殃。但不能把这种可能性当作必然。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存在最坏的可能而在事实上刁难司机,本质就是不想承担任何责任,而将难题丢给最弱者。而在名义上,那个弱者是他服务的对象。

如果所有的执行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都对规定做出反人性、与弱者为敌的创造性解释,那么规定就会变成吃人的怪物,不论规定的初衷是什么。

“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这种说法在很多时候是不符合实际的。你只需要去问他们,假如执行规定的对象是他们的亲友、同事、上级,那么他们还会从狠、从严吗?

事实上,他们只有面对最弱势群体的时候才没有办法,稍有能量的人都会得到另外一种待遇。他们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不想有办法,不需要有办法,因为对方伤害不了他们。

对强者、对自己人有办法,对弱者、对外人没有办法,这说明规定实际上是活的,而人在装死。

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血肉和骨架之间的关系。人不是万能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就像血肉和骨架离不开彼此。如果制度不能因地制宜、持续进化,那么问题肯定层出不穷。同样,如果执行制度的人不能保有人性和同情心,那么制度再漂亮也没用。

工作人员这四个字里边,人是居于首位的。如果有一份工作要求你放弃做人的资格,那么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份工作,而不是拒绝做人。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选择的,真正的两难困境很少。

事实上很多时候很多人放弃做人,并不是接到了明确的指令,而是从别人的痛苦里感受到了权力的快感,然后假惺惺地把责任全推到外部。我不想说什么平庸的恶,因为这个词把恶包装地太文艺了太隐晦了,而现实中的恶往往是扑面而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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