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击柳传志：“国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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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还曾扛起过民族品牌旗帜的联想，为何在今天成了“买办”的代表？

2015年6月29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港交所挂牌仪式上。 摄：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74岁的企业家柳传志被评为“改革先锋”100人之一，获奖原因是“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官方的表彰不足以让柳传志安然趟过最新一波舆论的急流，今年下半年，柳传志在舆论场上被打为“买办”，只是和显然惹恼了当局的马云不同，目前对柳传志的定性和攻击全部来自民间。

先是7月份滴滴在美国上市引发《国安法》调查，流言一面传滴滴“把数据打包交给美国”，一面将滴滴总裁柳青和其父柳传志捆绑，翻出“联想5G标准投票时不投给华为”的已被官媒和华为辟谣的旧案，以及把香港维他奶事件和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嫁接，痛斥“三代都是卖国贼”。11月6日开始，司马南接连发布文章和视频指控联想“贱卖国有资产”后，倡导“在商言商”的柳传志已经深陷他不愿卷入的“政治”风波中。

司马南对联想“贱卖国有资产”的指控显然经不起推敲，他指出2009年中科院以27.55亿元转让联想控股（司马南根据2008年末的数据计算，净资产139.49亿）29%股份给泰山会会员卢志强的泛海控股，比实际价值少了近13亿。但中科院只是联想控股的大股东，还有其他股东，2008年末联想控股的“归母净资产”（即属于中科院的股份）为77.18亿元，29%即为22.38亿元。中科院不仅不是贱卖国有资产，还卖高了。联想控股也在12月10日公开回应，确认了77.2亿元的数据，称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不过，澄清事实无助于柳传志摆脱风波，反而为“网络巨魔”（troll）提供了继续发酵话题的养料。司马无视77.2亿元的关键信息，转而就“联想真的发声明了吗”、“中科院和国资委知道联想发声明了吗”等无意义的问题做文章，并每天继续发布不具备信息增量的视频，只以无赖式的语言（如打脸、打屁股）继续进行政治指控。 曾经扬言要把马云“挂在路灯最顶端”的公众号写手赵皓阳接力司马南，称柳传志是“买办路线和私有化路线的标杆”，将柳传志参与创办的企业家俱乐部泰山会形容为“秘密结社”的“顶级资本家朋党团体”。

赵皓阳在文章中概括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每个人发家都或多或少涉及那一段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历史，要么就是给国际资本当儿子、跪着挣钱。”司马南更是直接占邓小平的便宜，说“改革开放的路线既定，但是具体的路线，小平同志不可能想那么细”。他说，以柳传志为代表的第一批企业家走出来的“这条道路”到了“总结一下的时候”，大有清算改革开放之势。

2004年12月8日，北京的一个电脑市场，工作人员拿著联想电脑的海报。

摄：Guang Niu/Getty Images

这类缺乏历史脉络的批判大受年轻网民欢迎，体现的是关于改革开放所做贡献的社会共识已经异常松动，不同力量都在召唤一个新的答案来回答“中国如何达成今天的经济成就”。

有意思的是，司马南“起底”联想，不过是把联想的企业史以讳莫如深的口吻讲了一遍，这段市场化的历史事实本身就让B站的年轻观众感到“大逆不道”。比如司马南提到联想是“从全民所有制改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中科院的股权从100%降到了65%”，弹幕和评论便觉得其中“盘根错节”，是令人震惊的“巧取豪夺”，有人问“还能收回来吗”，还有人直接向纪委监委举报。进行政治构陷的司马南，则被B站观众评为“当代鲁迅”、“真正的勇士”，并为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历史错位感严重，无怪白岩松为柳传志辩护时，斥责年轻网民“没有历史的判断力”。

对柳传志的批判逻辑，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联想的成功主要依赖身后的中科院，而柳传志主导的几次股份改革侵吞了国有资产；二是柳传志让联想走上了远离“核心技术”的错误道路，带头遏制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类缺乏历史脉络的批判大受年轻网民欢迎，体现的是关于改革开放所做贡献的社会共识已经异常松动，不同力量都在召唤一个新的答案来回答“中国如何达成今天的经济成就”。

为国有资产心疼的年轻网民大概不了解，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中国曾经虚弱无比，私有化拯救了不少国有企业，也扭转了中国经济的颓势。“经济国师”郑永年在近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国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没有（民营化）这个过程，很难想象那么庞大的国企能够走出亏损的困境……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联想的成功只是中科院的无心插柳，80年代中科院创办了不少公司，大部分都以破产告终，唯独投资联想的20万元，迄今获得超过200亿的回报。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中科院的科研能力，也没有国家政策的倾斜，而是柳传志作为经营者的手腕。经济学家周其仁评价联想集团的贡献，就指出其“国有民营”、“国有民有合股”体制是重要创造，这也是为什么柳传志被官方嘉奖为“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

但“国有资产流失”是一项政治指控而不是法律指控，因此任何关于企业家贡献的定论总是暂时的，随时有推翻的可能性。1994年，柳传志和倪光南因为“贸工技”和“技工贸”分歧而关系恶化时，倪光南就向上级控告他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后来又在《北京晚报》揭发柳传志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状告和调查持续了几年，中科院、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先后对柳传志进行调查，结论都是没有发现个人违法违纪问题。2004年，“中国思维论坛”一篇文章再次从倪光南的视角出发，指控柳传志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009年中科院转让股份时，“贱卖国有资产”的说法也再次出现在网络上。

司马南对柳传志的指控完全照搬自当年的网络帖文，并无新材料，翻旧案一则在于将年轻网民对“资本”的深恶痛绝转化为流量，二则押注在政治氛围的紧缩上——召唤“铁拳”是投机者的利器。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政治风险始终是存在的，营商环境随时可能变化。2017年接受吴晓波采访时，柳传志便提到自己看官方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时，格外留意片中提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和“个人私有财产立法”，他为此踏实了很多。

2020年11月11日，电子商务巨头京东的员工在光棍节休息期间在公司总部大厅摆姿势拍照。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国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今天的年轻网民，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体制最自信的的一代人，天然认同国家，对他们来说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资本主义。

柳传志，白岩松，甚至为柳传志辩护的胡锡进，共享的集体记忆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清楚经济改革的珍贵和脆弱。而年轻一代接受的是另一套历史叙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今天的年轻网民，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体制最自信的的一代人，天然认同国家，对他们来说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资本主义。

对柳传志的舆论批判反射出的不只是历史感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国有”意识形态的还魂。哪怕是国师郑永年，也认为国有企业应该撤出更多领域，把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而年轻一代坚信社会主义创造了日常生活中的福祉，比如国有资本牢牢掌握电力和铁路，目的是不计成本地把电网和铁路通到所有偏远的地区，这是讲究利润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去做的事情。

在知乎这样的讨论平台上，一边倒的声音支持国有资本越过边界，接管医疗、教育等已经部分市场化的领域。现实也的确如此，以改革开放的标本城市深圳为例，深圳国资委在近几年不断入股、控股包括万科、荣耀、苏宁、中国平安等民营企业，国资规模快速膨胀，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则接连陷入危机之中。

“国有”意识形态是高度道德化的，国家意志被描绘为力量和善的化身。12月5日登上微博热搜的“灵魂砍价”即是一例，国家医保局官员和医药代表谈判，把一款5万多元的罕见病用药砍价至3万多元后纳入医保，砍价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这一场面极具象征意义，从网民的留言看，医保局代表善的一端：“为民请命”、“为老百姓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医药代表是虚伪和自私的：“商人不是做慈善的”、“商人永远不会赔钱的”。尽管也有网民乏质疑医保基金过多用于中成药采购，以及有人自述药品纳入医保后买不到药的经历，但对具体事项的讨论已经无法议题化。医疗问题由于切中每个人，相关公共讨论一向最富有细节和深度，如今连现实感也已经所剩无几，变成了道德脸谱的填图游戏。

信赖“国有”意味着把自己托付给国家，把思考和决策的权力一并交由国家代理。公共生活被国家垄断是肉眼可见的结果，个人生活也越来越变成国家政策的脚注，缺乏起码的现实感。国家相信“规划”无所不能，个人则相信国家规划是“重大利好”。所以不着边际的雄安新区被民间吹捧为伟大的工程，已经是经济特区的深圳几年内有了许多新的名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二次回归后的香港也学着推出了北部都会区。

在逻辑推演的末端，所有的财产都是“国有”的，都将服务于国家的战略。9月份中国多座城市拉闸限电，许多生意受影响的小企业主也信以为真，在朋友圈积极转发“限电是国家在下一盘大棋”的说法，以致央视都不得不发评论指出大棋论是“低级红高级黑”。

2021年12月3日，浙江杭州，一名送餐员经过叫车平台滴滴出行的指定接送点。摄：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民族企业的新定义

对民族企业的认证，从能不能占领更多国际市场，变成能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换言之是政治忠诚问题。

对联想和柳传志的核心指控是“买办”，即帮助西方国家在中国进行贸易、把利润输送给帝国主义的中国人。如果“国有资产流失”还更多接近经济罪名，“买办”则是完全站在国家立场的阶级划分。

“恶名”的积累更早于滴滴事件。2017年，关于联想在5G标准投票中帮助高通、出卖华为的说法开始流传。2018年，联想总裁杨元庆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讲“联想是一家全球企业，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引发国内网民声讨。杨元庆后来发声明称是记者误读。2019年，联想回应了“美帝良心”（联想笔记本电脑在美国卖得比中国便宜）、“纽约总部”的问题，称前者是因为中国的税收更高，后者则是谣传，不过收效甚微。

事实上，联想也曾扛起过民族品牌的旗帜。1994年，西方对中国出口计算机的禁令解除后，国际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联想等国产电脑的市场占有率，柳传志开始顺应民间高涨的爱国情绪进行反击。当时《中华工商时报》以《联想与“八国联军”拼市场》作为报道的标题，《北京青年报》一个记者号召公众“保卫联想”。联想在报纸上登广告，询问用户联想的第10万台电脑应该送给谁，收到了2万多封来信，情绪都是集合在联想“民族品牌大旗”之下，最后这台电脑送给了数学家陈景润。

直到2017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仍然在谈论联想国际化的成功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但一直小心翼翼、“不做改革的牺牲品”的柳传志遇到的问题是，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顺利走了十几年，而中国近两三年急遽从国际化上往回撤，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民族企业的认证，从能不能占领更多国际市场，变成能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换言之是政治忠诚问题。

所以柳传志在90年代放弃研发“中国芯”，走“贸工技”路线的旧事才又被重提，以证明他的别有用心。与之相对，华为对研发的高投入，比亚迪、宁德时代对中国产业链的贡献，则被看作是真正的民族企业应该做的事情。税收、就业已经不成为企业的自保法宝，能不能对国家的“大棋”有贡献才是评判标准所在。换言之，能不能成为真正让国家放心、让国家觉得有用的企业才是关键。和柳传志鲜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注于实体经济、乐于做慈善但坚决拒绝工会的福耀玻璃老板曹德旺，他已经稳坐民族企业家头把交椅。

回看柳传志2013年时因“在商言商”言论而引发的风波。那时他在一次小范围谈话中讲，“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遭到许多企业家的公开批评。他后来接受吴晓波采访时称自己“不想惹事”，但风云诡谲之中，无论是雇佣太多外籍高管、高管天价薪酬，还是泰山会“秘密结社”、危及国家安全的指控，都已不是“在商言商”可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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