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白名单之外的上海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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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雅丽

**编辑 **| 毛翊君

坏消息

5月18日下午两点,带着价值58万元的半导体设备,任杰的面包车开上高速,出了上海,往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驶去。

距离3月28日上海封控,已经过去45天。出发前,经过层层审批,车里的两位同事显得有些兴奋,但对任杰来说,心情最波动的时候已经过去。

三月底之前,33岁的任杰还是个雄心勃勃的小微企业老板,习惯穿休闲立体的西装,头发往后整齐地梳着,看上去精明又体面。他从合肥农村来到上海,经过7年创业起伏,在浦东新区租有一片1200平的厂房,生产非标定制的自动化设备,是28名员工的老板。他还在上海买了房,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骄傲。

工厂停工快一个月,4月末,终于迎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订单——成都一家半导体设备研究院定了批设备。为了赶工,任杰穿上无袖背心,光着手臂,跟工人一起在车间里拧螺丝。

5月12日上海下了雨,有些阴冷,坏消息一早传来——隔壁厂一位女员工的女儿抗原检测两道杠。下午,她被作为密接带去隔离。任杰隐隐感觉不妙,他们所在的工业园区4000平方,包括他公司在内共三家工厂。他们和隔壁工厂的办公室一墙之隔,女员工那天上班的时候,从任杰的办公室门口经过,在楼道里上上下下。

如果自己和工人们阳了,任杰要直面的是7天甚至更久的停工。这让他感到头疼,在脑子里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员工工资、社保和公积金将近35万,没有疫情时,月产出效益200万左右,利润将近30万;停工后,逐渐进入亏损。

园区门口很快搭起了帐篷,门被竹竿封住。任杰觉得自己像在笼子里的鸡,对未来毫无把控。过去一个多月,他和员工一直小心防范,现在一切努力似乎化为泡影。

三月底听说要封控时,任杰开着车就往厂里奔,车里备着被子和抱枕。他的念头很简单,守在厂里,稍微动一次工,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很多订单都面临无法如期交付,常有客户打来电话,要把十几万的订单退掉。

●近两个月里,任杰睡觉的车后座。讲述者供图

一开始的消息是封5天。厂里当时有4个人,立刻买了两台冰箱和七八百块的物资。任杰把办公室给了员工,自己睡在车里,把后排车座放倒,脚塞进后备箱。直到隔壁厂员工可能阳了的消息传来这天,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影响一圈套着一圈。

眼下最急的,是那批成都客户定制的半导体设备,已经赶工做好了,就等着运走。这是过去40多天里唯一做的货。四月下旬,有企业复工白名单出来,但像任杰这样的小微企业想要复工,可能在第三、四批了。他接了这笔价值58万的订单,把厂子的门关起来,尽量安静,偷偷赶了一周。

他想着,5月5日之后可能迎来解封,按这样的时间推算,四月末完工,人员5月10日左右送过去,隔离7天刚好赶上接货时间。但现在,不能出园区,这个计划完了。

为了能如期交货,大家推演了很多办法,都不太可行。最终,任杰决定把它放在园区门口,在货物旁边装上了摄像头,盖上了雨布,打算之后再想办法运走。

●5月12日当晚,摄像头里的厂区门口。讲述者供图

还有更棘手的问题。一个合作4年的光伏行业大客户,订单占整个公司收入的70%,现在很有可能流失。任杰只能实话实说,希望对方可以延期收货。在客户商讨的半小时中,推演了最坏的结果。庆幸的是,对方没有取消订单。他们也被封在家里,表示理解,还让任杰注意安全。

成为上海人」****

去成都的前一天,任杰在朋友圈写:“曾经认为的骄傲,如今让我无奈的(地)笑了,嗯,今晚你们吃什么?”配图里,他举着一块只剩一口的面包,背景是空无一人的厂区。

在村里多数同龄人进入到中专大专的时候,他头脑活络,自觉运气好,特招到大连一所普通本科,学机电一体化。2009年,他带着雄心来到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这里影响着任杰关于财富和阶层的认识。他应聘到当时的半导体头部企业,一线技术员基本工资是960元,他能拿到3300元,觉得钱多得花不完。“我喜欢这灯红酒绿。”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感受到未曾见过的繁华。下班回家时,他常幻想拥有自己的车,“八万的,十几万的,几十万的,总有一辆属于我。”

同事多是专业领域的博士,不少来自中科院、国外等高端平台,他感觉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高端圈层。第一次被领导带去出差时,任杰听见大家在饭桌上谈论经济形势、时下的项目。2015年,他带着积累了5年的人脉,决定辞职创业。“就是自命不凡。”他拿出几十万积蓄,招了4个人,在浦东新区一个离家往返100公里的地方租了厂区,500平米的厂房一年只用7万元。

在任杰看来,厂里的自动化设备谈不上高端,可替代性高。那几年为了站稳脚跟,他每天早上五六点出门,夜里十一二点回家,全国各地到处跑业务。

2016年,他被人骗走一百万。用他的话说,“那是从零到零的时候,还没投入太多成本,也没那么多后顾之忧。”现在,员工从4个人变成了28个,规模在不断扩大,甚至2020年武汉疫情时,他也能找到订单,生产口罩机,自称单月进账几百万。

直到过去几十天,“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每当一个人待在车里,这个念头就在任杰脑子里反复出现。他想过回到安徽老家,或者去任何一座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都能比现在过得舒适”。

但另一个声音会出现:那28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家怎么办?在上海的房子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

任杰的房子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和迪士尼附近,280万,离市区很远,但起码证明他在上海有家了。以任杰在上海十几年的生活经验来看,获得尊重的方式很一维:有房子。但几年前,他还是先把买房的钱掷进了创业的盘子里,直到去年才拥有“家”。他感觉,外地人的标签被逐渐隐去。

但现在,账上只剩五月的工资。任杰已经动了念头,“实在不行,房子什么的七七八八都卖掉”。与虚无缥缈的尊重相比,更直接的影响是,孩子无法继续在上海读书,要举家迁移。

“这是底线。”不到最后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创业者会卖掉房子,任杰说。最初,他和爱人在上海租房子的时候,连一台空调的处置权都显得被动。谁会愿意放弃掉这努力得来的尊严和安全感。

●监控视频显示,任杰和工人在车间做工。讲述者供图

类似的处境也在上海周边城市蔓延。近来,有位江西的会展业老板计划要到上海开分公司,找好了合作伙伴,原本预计在3-6月的旺季里大干一场。这是主要依托一线城市的行业,上海业务占据他公司总业务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现在他账面只够再撑两个月。

他身边不断传来消息:一个同行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把去年的利润全吐出来了;周围有两家小公司倒了;当地很多车企处于半停工状态,因为一辆车大概需要30-40块芯片,供应渠道都来自上海。五月的一个雨夜,他拾起老本行,给中学生做家教,一节课500元。

四月中旬,任杰开始想办法自救。他先是发了一条微博,希望被人看到,结果没有。他又想,在这个地方待了5年,有一些人脉,想通过这些渠道捐赠抗疫医疗物资,来获取通行证,从而运输货物,但也未果。

听说隔壁厂出现阳性病例那一天,任杰听到的声音是:在这期间,你们不应该在这里。

无底洞

对于在上海的很多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疫情带来的变动中,最先松动的是人心。

4月7日下午,一位已经谈好的投资人给任杰发微信表明:很不好意思,项目基本不往下走了。

为了走向行业的高端,在过去的两年,任杰开始筹备跨越到一个新平台。他跑各地拜访了七八位投资人,甚至冒然给中微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发了封邮件,在那之前,他只远远见过这位他眼中的“顶级高管”。在这些努力下,最终才谈到现在的台湾投资人。

今年春天之前,一切都已就绪——厂房、办公场地租了,设计师也请好了。二月,投资人到达了上海,经过14加7天的隔离,才待了一周,又开始新一轮隔离。终于,在4月7日,任杰收到这位投资人的微信,大意是上海疫情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损失像个无底洞,合作不再继续。

在这之后半个多月,任杰还在挣扎。对方只要发一句消息,他就抓紧机会聊,希望给到积极的信号。就这样,到4月26日合作还是被彻底终止。

那段时间松动了一些,任杰呼吁兄弟们来厂里生产自救。他在群里发出消息,有人立刻响应,说在家快憋疯了;有跟了他4年的老员工说,即便翻墙也来;还有女员工反复说想来,但被他劝住了,说厂里条件艰苦,男女混住不方便。但也有人直接说“怕死”,给多少钱都来不了。一个员工拿着公司开的返乡证明回了老家。电话里,他告诉任杰,老婆生孩子了需要陪,实际上,他连婚都还没结。最终28个员工,只来了12个人。

“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觉得受到了伤害。”任杰说。

●封控期间,任杰和员工做饭的厨具。讲述者供图

同在上海的杨灿在这两个月辞掉了10个员工,仅有的三间办公室,退掉了一间。她从2014年开始和同学一起创业,做贸易供应链,原本13个人的公司,现在只剩下她和同学、财务。

压力是可以被量化的:按上海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支付11名员工月工资28500元,缴纳社保费25800元,房租每月13000元,物业费每月1200元……一个月的固定支出将近7万元。

今年春节以后,杨灿就意识到情况不太好。她注意到,物流公司越来越无法保证运作,就算运到了当地也无法卸,只能再运回来。在这期间,一家长期合作的物流公司直接关闭了。

最初,杨灿得到的消息是4月5日解封,所以她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回家,导致4月无法正常开具发票,资金流转困难。

公司业务下滑,杨灿和同学商量可能要减员。四月初,两人考虑只减少1-2名业务人员。但决定在四月中旬被改变,因为迟迟没有解封,他们从6人裁到了10人。最终,公司只剩下3人。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杨灿和同学讨论了很多次,公司员工年龄基本上在25-40岁之间,裁掉的多数是家庭负担相对小的员工,包括跟她关系很好的助理。

4月10-15日,杨灿挨个打电话通知。一个行政女孩情绪失控了。她27岁,四川人,一个人在上海,生存完全靠自己,刚和上海男朋友分手。杨灿理解她,个人又补偿了一部分,可以保证她3-4个月不出现经济问题。另一个业务岗的同事也发了脾气,他接近40岁,有家有孩子,大专学历,再就业也难。也有人请求不要辞退,可以拿最低工资,也不要交社保,但杨灿咬咬牙拒绝了。即便如此,她说后来公司还是赔付了大约18万的违约补偿金。

过去杨灿也谈过辞退,但这是最累的一次。“我知道员工什么都没做错,但是他们的工作没了。”

四月末,公司账面的全部资金是41482.09元。但令杨灿感到惊讶,同学后来又打了些钱进公司账户——那是他借来的。

不是钱的事

车在高速上行驶了一天半之后,任杰和两个同事抵达了成都,隔离结束后,他们要到客户那里去完成设备装配。在成都的情况,仍然让任杰感到崩溃。他即将开始的是7天酒店集中隔离和7天居家隔离。酒店要每人每天自费430—500元,一周下来,三个人的费用超过9000块,需要他和公司来承担。

对任杰来说,与失去财富相比,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不再清晰了”。他现在感到迷茫,原本拥有了一些东西,并且从2015年开始,他就把时间和经历都放在这上面。

“一飞冲天。”如果三月那个台湾投资人的项目顺利的话,任杰这样形容自己即将迎来的新人生阶段。他看上去离自己定义的“成功”很近了。谈到损失,任杰反复说:不是钱的事,这个损失是看不见的。

“创业没有回头路。”他有些后悔,如果没有创业的话,在老东家继续做下去,可能会拿到超过200万甚至更多的股票,买房的愿望也能更早地达成。原本,在2015年之前,在上海房价还有1万多/平的时候,他在买房和创业中选择了后者。

●任杰的办公区空无一人。讲述者供图

网上有人评论:你们这些小老板就像资本家,赚钱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哭。在任杰的反应里,自己是老板,但只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小老板,利润不大,带着工人们一单一单地干。

现实让任杰这样的小微企业老板感到委屈,“谁来管我们呢?只能自己抽自己嘴巴。我也是人啊。”夜里常是他感到迷茫的时候,除了塞上耳机听一些经济学畅销书,别无他法。

在国家目前出台的纾困扶持政策中,承租上海市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可以免除今年3个月租金。任杰租的工业园是民营的,一整年的厂房租金需要50万。这意味着,没开工的四月,他损失了房租41000元。任杰房东的公司也在这个园区中,五月要交新一年房租了,对方并没有来催租,“催也没用,谁都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根据上海市市监局数据,2021年年末的小微企业将近150万户。而今年4月22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3月底“抗疫助企21条”的落地情况,其中“国有企业房租减免共涉及超过8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杰和他的房东在这8万余小微企业主之外。

现在,任杰和杨灿都有所改变。重新面对用人等方面的决策时,杨灿变得更为谨慎。她不再敢任用正式员工,坦言可能会招聘一两个实习生来帮忙,但“我对于增加成本的事,目前都抱持最大的谨慎态度。”

原本,任杰有很多新的打算:今年换一个更大的厂房;投资人走了就自己投资,瞒着家里人把房子抵押出去……如今,他暂时中止了这些,“更认清了自己。”

(为保护隐私,文中杨灿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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