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们被骂，一点也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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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会永远的边缘人，既不屈从与权势，也不讨好于大众。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地保有自己，发出真实的声音。

流亡于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是最著名的“异议分子”之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他的家乡巴勒斯坦都是。

他几乎是所有地方的敌人。他的成名作，是抨击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学》，并且他是坚定的巴勒斯坦建国主义者。

然而，他首先抨击的对象是他的家乡巴勒斯坦。领导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那些人，贪婪、腐败、充满恶意和怀疑主义。

其次，他抨击以色列，他们残暴、血腥而好战。

然后，是他寄居的美国，虚伪、偏颇而毫无诚意。

萨义德是所有人厌恶的存在，因为他只尊重事实，只尊重自己的内心。

▲爱德华·萨义德（图/网络）

对于纷繁复杂的中东事务，中国人也许并不、也没有足够的知识进行判断和关心。但是萨义德一本极其短小的著作——《知识分子论》，却可以成为映照中国知识分子良心与心灵的照妖镜。

他在开篇就问道：“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

他其实最终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并不是数量，而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

“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这大约和我们所认知的知识分子定义有很大的差异。在我们中国大众的眼中，那些受过优秀的，包括耶鲁、哈佛等等这些名校教育的、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专门知识的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但是萨义德要告知我们的是，知识分子并不是用来称谓一种职业，或者是一门专业的名词，而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他的社会责任意识。

这种精神状态和社会责任，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职责。

03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称谓，而只有“士人”，甚至更窄，士大夫。

士大夫是官僚。但并不是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官僚体系。士大夫和士人的身份经常是转换的。这种人在明末之后尤其显得突出。张岱、王夫之、顾炎武，起初都是士大夫，后来都变成了没有官僚身份的士人。

但是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士人，他们都常常有一种被人称道的精神力量。

▲林则徐像（图/图虫创意）

林则徐写过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官传统。在《春秋左传》里有一则故事，齐国的权臣崔抒杀死了和自己妻子通奸的国王齐庄王。当时的史官太史记载：崔抒弑其君。

一个人做了坏事，被写到历史里，是很难看的。所以崔抒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把太史杀了。然后把他弟弟太史仲叫来。太史仲写了同样的五个字。崔抒又杀。又叫了下一个弟弟，太史叔，还是这五个字。又杀，再叫，太史季。还是这五个字。

崔抒手软了，放走了太史季。他刚刚走到门口，另外一个史官南史氏迎头就撞到了。他以为崔抒还要杀太史季，准备来当下一个被杀的人。

**尊重事实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操守。**事实是知识分子能给一个国家最大的福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方决意占领中国，并且把它改造成日本的一个部分。他们委托日本京都大学的史学大师宫崎市定做一个研究：研究雍正。他们希望宫崎市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中国人能够屈从于满清异族的统治，那么也就能够屈从于另外一个外来民族——大和民族的统治。

宫崎市定交了稿。他得出的结论是：满清的统治者后来都被中华民族同化了。试图征服中华民族的种族，最后都会被中华民族强大文化基因所同化。

**军方勃然大怒，但他们知道，**作为知识分子的宫崎市定，给出的是一个真实的结论。

如果日本军国主义接受了宫崎市定的劝告，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要比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和长崎的代价，小得多。

04

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大约是中国知识分子概括自己这个群体最好的表达。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有更加现代化的表达。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会永远的边缘人，既不屈从与权势，也不讨好于大众。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地保有自己，发出真实的声音。

▲陈寅恪墓（图/冰川思享号）

至于李稻葵、李玲、许定波，在这个意义上，当他们发出这些言论的时候，他们统统都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

因为无论按照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定义，还是按照中国人的士人传统，他们的行为都背叛了知识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他们不过是一群缺乏良心与职责的随波逐流者，以及钱理群老师所定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发表那些言论的目标，都不过是以这些言论，来换取属于他们自己的更大的安全、利益和上升通道。

与国家利益无关，与人民幸福无关，与公众安全无关，只与自己有关。他们连古代人都不如。古代人害怕史家把自己写到历史里去，他们不怕。

萨义德的一个发问极其沉重，发人深省。“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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