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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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次运动 《“四清”运动亲历记》 郭德宏、林小波 编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文 | 吴博士

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可能没有哪次运动像“四清”这样被历史遗忘了，大概是“过来人”当中最有意无意不愿提起的一场运动。

不久前刚从江浙田野归来，在收集“四清”运动口述史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如此情形。一位80余岁的老者，当年的生产队长，除了大声重复“‘四清’没有必要，不好”，就再也不愿多说了。当然，更常见的，是“过来人”们对那场半个世纪前的经历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仿佛那场运动当时情形的再现。

“四清”运动开始于1963年，持续了四年，直到1966年才在文格（格通革）爆发的大潮中悄然结束，被另一个更新、更大规模的运动吞没了，关于“四清”运动的社会记忆仿佛也类似，被文格的记忆所吞没。

《“四清”运动亲历记》便是这样一本近乎填补记忆空白的书。郭德宏、林小波从90年代以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公开文章中重新汇集了这段亲历。其中，既有薄一波、宋任穷、江渭清、曾志等时任领导人的回忆录节选，也有具体参与者，如地方干部、大学生和学者，还有当时被批斗的农村干部，视角十分丰富，文字也大多生动得很，有相当文献价值。

对“四清”运动的看法，虽然回忆者大多还是从机关派下去蹲点的干部，基层干部的回忆少而又少，颇能反映“书写”的某种霸权；而且，这些回忆的立场和感受几乎都持否定态度。这跟笔者在“四清”运动的一个著名样板——浙江枫桥采集的结果却有差异，一些参与社教的地方干部仍然认为“四清”运动好，有必要。这样的分歧，虽然微小，却似乎构成了“四清”运动的一条主线，也就是茅（通毛）、刘二人对“四清”运动的分歧。

“三面红旗”后茅基本已退居“二线”，但是，他孜孜不倦地试图重拾社教，这些主张曾经在1957、1959、1961年先后由中央发文号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都未铺开，颇能反映茅的“失势”。

待到“七千人大会”后的1962年底、1963年初，而且时值中苏关系交恶、国府准备“反攻大陆”、全国备战的背景下，茅才从湖南和河北省近乎投机的率先试点做文章，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发动了“四清”运动。

只是，这一运动背后的“夺权”目的，并不为参与者所知，大多直到文格爆发后才恍然大悟，但已被深卷其中。他们所困惑的只是一开始茅主导的前、后“十条”与刘少奇后来的左倾修正的路线差异。而茅也通过对刘氏——王光美“桃园”经验和陈伯达“小站经验”所夸张的黑暗形势的批评，对“白区党”的不点名批评，最终夺回了运动的主导权，也就是尔后“23条”的出台。

不过，对农村干部群众来说，所谓95%的判断并无用处，绝大多数地区继续土改以来全面残酷的JIE级斗争模式，连从各机关参与下调的工作组成员也无不压力巨大、生活痛苦，几乎是当时所有人记忆中最为惨烈的一次ZZ运动。

幸而，文格的爆发终结了这场运动，也似乎为所有人找到了一个发泄口。率先起来响应的造反派便是那些在“四清”以及同时城市的“唔反”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不满干部。而围绕茅、刘的JI左和教条路线、围绕“白区党”和“井冈山派”、围绕“四清”和“四不清”、围绕底层干部和中高层官僚之间的不同动员和斗争，最终演成十年浩劫一般的全面内战。

如果对照当下的反腐运动，或许会有些历史的启发吧。（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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